书评（安妮宝贝）  

　
 
　　比尔·波特1972年去往台湾。在一个佛教寺庙里生活了三年。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生活：天亮前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我就读书。

　　三年后，他离开寺庙，隐居在一个山村里，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但最终，他决定自己亲自去寻访中国隐士，即使岁月流迁，他根本无法预知自己是否能够找到他们。或这种与宗教联结的生活方式是否存在。1989年，他找来自己的朋友，摄影师史蒂芬，两个人一起踏上去往终南山的路途。

　　后来他写了一本书。《空谷幽兰》。翻译出版是2001年，印了四千册。曾在一本先锋杂志上见到封面。是路途中拍下的照片。作者拄着登山的拐杖，穿蓝布衬衣，摄影师戴斗笠，身上斜背着包袋。两个对东方文化充满激情的成年美国男人。旁边站着年轻的和尚，路途装束，光头，浓黑的眉，左手手腕上绑着白毛巾。他们似正经过峻峭山顶的灌木丛，背后是尖耸的山峰和浓雾。

　　这一幅黑白照片，充满一种活力与寂静互相探测的意味。走在寻访的路中，但某种存在却神秘坚定，无所表露。

　　在书中有一幅照片，照片标明：通向贺老洞的铁链和铁梯。沿着华山正面陡峭的山崖，走过木板铺就的栈道，能抵达13世纪的道士贺元希雕凿的几个隐居处之一。长空栈道是这座山上最危险的地方。他在书里写。

　　我记得去华山的时候走过条路。我们有一小队人走过窄小及摇晃的木条，手里抓着铁链，背后就是风声呼啸的万丈深渊。若往下看，便觉得自己完全失去重量。掉下去，也就尸骨无寻。

　　这种体验在我20岁的时候发生。危险及清醒的降临，使人最终从紧张进入一种诡异的平静。天地就在身边。死亡近在咫尺。这段悬崖，它异常逼近生命的真相。仿佛是生与死之间一条贯通的小径。

　　当然，这是针对普通人而言。对那些修炼中的隐士来说，它仅仅就是一条通道。小道士走在上面亦是可以箭步如飞。

　　书里采访了一些道教与佛教的代表性人物。年龄最大的已经90多岁。他们大多常年在山上居住。过最简单的生活。自己种土豆，蔬菜，吃松树的松针和花粉。遵循严格的戒律。戒律就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戒律使修行成为可能。如果你对自己不作要求，修行就会一无所获。

　　我想随着这个美国男人足迹的深入和切身的交往，他会发现他所寻找到那些隐士，并不是他理想意念中的那些人：在云中，在松下，在尘世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生活。所需的只是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

　　相反，他们或者承担深重的孤独与贫寒，栖息在僻静无人抵达之处，或者在寺庙里忍受着游客喧嚣，琐碎杂务，无所事事，或者疾病缠身，平静等待死亡降临。他们的生活里并不是没有任何缺陷。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拥有灵魂深处纯粹而坚定的而一簇火焰。那就是坚持和相信自己的修行。

　　道教徒和佛教徒寻求的是不变的东西。这是他们不追名逐利的原因。寻求的只是道，就是我们生于兹，回归于兹的那个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一位道长在采访中说。

　　对于城市中的人来说，置身滚滚红尘浪滔天，每天面对无数欲望颠沛，若能保持自持修行的坚韧，遵循品德和良知，洁净恩慈，并以此化成心里一朵清香简单的兰花，即使不置身与幽深僻静的山谷，也能自留出一片清净天地。

　　这也应是此书最为普及的意义。 
 
 
作者序（比尔波特）  

　
 
　　我总是被孤独吸引。当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我就很喜欢独处。那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跟其他人在一起，而是因为我发现独处有如此多的快乐。有时候，我愿意躺在树下凝视着树枝，树枝之上的云彩，以及云彩之上的天空；注视着在天空、云彩和树枝间穿越飞翔的小鸟；看着树叶从树上飘落，落到我身边的草地上。我知道我们都是这个斑斓舞蹈的一部分。而有趣的是，只有当我们独处时，我们才会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与万物同在。

　　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独处，有些人需要更多独处的时间。有人却能从独处中变得更有智慧、更为仁慈，这是我遇到中国隐士后让我吃惊的事。他们是我见过的最幸福、最和善的人。在美国，隐士只是那些喜欢自个儿待着的人，往往都有点神经质。但是，在中国，我发现隐士往往是社会的精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当美国人要我类比中国的隐士传统与美国社会的一些现象时，我告诉他们隐士很像研究生，他们在攻读他们精神觉醒的博士。在中国，很多人在佛教寺庵、道观、儒家书院、大学乃至家里获得他们精神觉醒的“学士”，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欲望、有能力、有精力攻读“博士”。然而，中国社会从那些获得觉醒的“博士”的人受益甚巨。过去如此，现在亦然。

　　我并未打算为此著书，我仅仅是一名译者。但我居住在台湾时翻译的作品恰恰是中国最伟大的隐士们的诗——《寒山诗》、《石屋山居诗》。我仅仅想知道这种生活方式在中国是否还存在。当台湾有人告诉我中国大陆不但没有人修行，隐士传统也不复存在时，我决定亲自去弄个明白。不久之后，我发现隐士传统不仅存在得很好，而且是中国社会很有活力的部分，我觉得必须把这个情况介绍给西方人。这就是我写作本书的缘由。我想让西方各种宗教的修行者知道，尽管中国大陆曾经历战争、革命，但修行人仍然坚持修持，我希望由此给西方的修行人以鼓励。他们怎会无动于衷？

　　本书出版后，我很惊奇地发现，在美国很多大学都能看到。无论我在哪里演讲，听众既有学院的学者，也有来自社区的普通居民。我在美国从没遇到对此不感兴趣的人。我想这是因为我们羡慕这些隐士，他们所做的是我们的梦想、希望，是我们某一天也会去做的事情。

　　我感到荣幸的是，尽管还有不足和缺点，《空谷幽兰》被译成了中文，而且这次以这么漂亮的版本出版。我希望它能像鼓励西方读者那样，鼓励中国读者追寻并找到生活中“独处”的乐趣——不是离群索居，而是因为更深的觉悟和仁慈，与大家更为和谐地共处。

　　比尔波特（赤松译者）2006年8月10日于华盛顿唐森港
 
 
译者序（明洁）  

　
 
　　《空谷幽兰》是一本好书。1999年的时候，作者比尔·波特先生（赤松居士）到访赵州柏林禅寺，赠送了一本英文原著给明海法师。明海法师阅后，叹赏不已，遂请明尧居士问我是否愿意翻译。明尧居士告诉我，此书为美国人所写，英文地道，并引用了很多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资料，难以查阅；另有实际游访过程中的许多人名和地名，单凭音译很难与真名对上，故翻译难度很大。于是这本书两次从我家里经过——一次从我家捎到北京，一次从北京捎回来——我竟从来没有打开看上一眼。

　　2000年的时候，我翻译法国一行禅师的系列著作告一段落，得知海师父仍然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来翻译此书，遂在一次去柏林寺的时候，主动提出要求翻译。海师父很惊讶，说：“你不是不想翻吗！？”我嘿然。

　　回忆这一过程，是因为后来我想：多么危险，差点儿与《空谷幽兰》失之交臂！

　　在翻译的过程中，《空谷幽兰》带给我很多快乐。在那年轻而清贫的岁月里，白天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查字典，读到有趣处，一个人快乐地笑；晚上明尧居士下班回来，我便迫不及待地把当天读到的最有趣的地方讲给他听，他立刻就能会意，并开心地笑。然后我们一起坐下来，我口译，他帮我直接输入电脑。当我们翻译到刚才讲过的有趣的地方时，仍然还要对视、还要笑——赤松的美国式幽默，不是一次笑就了之的。

　　同样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自小在传统文化中的浸润，书中的人物、故事和引文，对我来说，差不多是耳熟能详的，所以每在文中读到，如遇故人，非常亲切。也因此，我对作者的意思有一种心照，即便偶有几个英文单词暂时不认识，似乎也毫不妨碍我对原文的理解，这大概是《空谷幽兰》的译文有中国味儿的原因之一。

　　在我已经完成的十几本译著中，《空谷幽兰》是我最钟爱的。它有四美：

　　一曰文字美。作者赤松居士年轻的时候住在台湾，隐居在寺院和山村里，认真研读中国古代典籍，也背诵王维和李白等大诗人的诗，所以他的传统文化功底，相当于一个中国古代的书生。后来接触到他本人，感到他骨子里就像一位中国古代的高士，只不过生就了一副美国人的模样。所以他的文字，简洁、洗练、干净、清雅，不染俗尘。他曾经送给我由他翻译成英文的寒山、石屋等人的诗集，书的用纸质量很好，厚而有点儿发黄，每一页“留白”很多，诗行很短，寥寥地排在中间。读着他的翻译，我仿佛看见了寒山的明月，正冉冉地升起，清泠的光，淡淡地照在澄净的寒潭上。我又看见了山风拂过石屋的长松，和他的藤萝，还有那些闲花野草，听到了松涛阵阵，和山溪的流响……

　　事实证明我的感觉非虚。2003年的时候，我们结识了一位哈佛大学神学院毕业的美国牧师——她同时也在学佛。据她讲，赤松翻译的中国古诗太优美、太有意境了，在美国，在这一领域，无人能够企及。寒山诗在美国出版以后，掀起了一个小小的热潮：很多年轻人的T恤上，用中文写着“寒山子”三个大字，他们背着这三个字，在街上到处走；也有一些大学请赤松去讲演。这些都证明，作为一位作家兼翻译家，赤松的文字有着他独特的美和感染力。

　　二曰人物美。这里的人物，是指书中的人。书中的隐士，是那么纯粹、善良，而每一个人又是那样特立独行、性格鲜明，通过作者的描述，栩栩如生地鲜活在读者的眼前。比如书中第一章提到的那位在太姥山上隐居了50年的老和尚，他居然问赤松居士，毛主席是谁。因为老人家是1939年上山的，此后50年，再也没有下过山，所以对社会的变化——任你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丝也不了解。这不免让人联想到陶渊明《桃花源记》中的人：“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男女老少只是怡然自乐而已。这位老和尚一生只是持名念佛，淡泊少欲——如今听起来简直就像神话一般，在我们置身于其中的这个喧嚣的红尘世界里，哪里还有这样纯朴、不伤天机的生命存在呢？

　　还有书中的作者。当他看到终南山上传福尼师的小茅篷破旧不堪之时，他给了她足够的钱，让她修缮房屋；而尼师则将她所有的财产——一大袋子核桃，强行送给了作者。作者不忍拂其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那些核桃弄回了西安。在这一交往中，没有外国人、中国人之分，没有男性、女性之别，有的只是“同是天涯寻道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惺惺相惜之感。从字里行间，我们也读到了作者那颗善良的心，和传福尼师知恩图报的传统美德。

　　三曰风物美。在作者奇妙的笔下，那些平凡的山川草木、生灵动物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一一灵动起来：

　　“即使在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之后，河水还是清澈得像荡起了涟漪的玻璃。没有淤泥的痕迹。只有花岗岩质地的卵石和沙子。萨满们的山水指南书——古老的《山海经》中说，华山附近的一座山中，有一种岩石，用它煮汤洗澡，能够治疗皮肤病。这条河里的沙子看起来是这样地洁白，似乎用它能够把幻世的红尘洗涤尽净似的。”

　　这是作者与他的摄影师朋友在爬华山的时候，所见到的山谷中的景色。

　　另有两次作者描写了他在终南山中的见闻：

　　“在一个地方，我们惊起了一只像狗一样大的兔子。山坡上铺满了去年秋天的落叶，那只兔子从山坡上跳窜而下的声音把我们也吓了一跳——其程度跟我们吓着它的程度差不多……

　　山坡上开满了黄色的野花，草木葱茏，路几乎看不见了。我和史蒂芬常常看不见对方。我们的向导时不时地消失在灌木丛中，重新出来的时候，手上拿着各种各样的野果：中国鹅莓，比我曾经见过的所有猕猴桃都大；还有一种像石榴或百香果的东西，它的种子含有甜甜的乳浆……”

　　读了这样的描写，有谁不心向往之吗？我简直希望作者组一个团，也带我们到终南山漫游一番了！

　　四曰幽默美。这一美，在前文已有所提及。但是作者的幽默是如此出色、不动声色而又回味深长，所以我不能不再作一番说明。在本书的第六章，作者和他的朋友包了一辆车，去拜访一些寺庙的遗址。关于在路上的见闻，他写有这样的一句话：

　　“在一个地方，我们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坐在高速公路中间，悠闲地缝一条裤子。”

　　“虽然前文也说了高速公路上车不多，但是我们仍然有些大惊失色。在这里，赤松没有多著一墨，也没有作任何评论，就活画出了一位乡村老太太“无知者无畏”的“大无畏”的形象，令人忍俊不禁。

　　在本书的同一章里，赤松来到净业寺门前：

　　“寺庙的狗叫起来。一位和尚出来了，把我领了进去。他告诉我，这只狗正在将功赎罪。几个月前的一个雨夜，它睡着了，有人翻墙溜了进来。因为杜仲树的树皮有医用价值，于是入侵者就把两棵杜仲树的树皮剥去卖了。这两棵树现在死了。它们是1300多年前道宣亲手种在寺庙的小院子里的……”

　　这一段文字，用幽默的语气讲述了发生在寺庙看门狗身上的故事，实则道出了一个令人痛惜的事实：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道宣律师，于1300多年前，亲手种植在寺庙小院子里的两棵杜仲树，本来活得好好的，就因为附近无知乡民的贪小利，而被迫害致死——这么珍贵的文物，已经存活了1000多年，一旦死在我们手上，是一件多么令人惋惜的事情！

　　本书之美，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还需要靠读者自己去发掘了。当然最根本的美，还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美，超逸、高洁、神秘、优雅……这些特质，在本书中，通过作者的笔，一一都呈现了出来。这种美，打动了很多爱好传统文化的人士，这也是这本没有经过包装宣传的书能够长销不衰的原因。这一次能够再版，要感谢北京读书人文化艺术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帮助成就本书的朋友，愿所有的人吉祥如意！

　　2006年9月1日于北京三省堂 
 
 
 沙龙见面会上的评论（居士张顺平）  

　
 
　　此书的文学美感让人觉得与众不同；主要是来源于作者独特的角度，由文字之美而带来的一种轻松适意的切入。这与国人学究般的文化陈述相比，多了文字之美、幽默之美、旅行之美。

　　读《空谷幽兰》时，仿佛有闻松针的味道，回归自然的美跃然纸上。

　　《莲花次第开放》作者·程然

　　出于一个美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这么深入细致的探求，就这份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隐士的存在与现有的状态，都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健康、最纯净、最珍贵的体现。比尔先生在“寻隐之旅”中的平实、爽直、幽默让人深深地感动，也让我们思考。

　　安妮宝贝

　　隐士是一个很重要的中介，把各种知识变成活生生的生命。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传承下来影响了我们普罗大众，仁政是中国社会的领导主流、伦理平衡的支撑点；隐士用纯粹、洁净、健康的生活方式不断返照自己，这样的生存者们在很好地反省着我们认识自我，让更多的人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恢复我们的优秀文明。而比尔先生抓住了景物之外的灵动精神，用他诗人一般的美感，让这些厚重而深沉的东西简朴地表现出来，做得是这么成功和完美。

　　《空谷幽兰》译者·明洁

　　比尔因诗意而对景物产生的特殊美感，因外入式的简洁文字而表现出来的幽默和智慧，都让我们赞叹。出于人类学研究田园式的纪实手法，他笔下的文字也弃满了尊重和平实。在他轻松的文字里我们与历史上的人物比肩论道、心灵相通，边读就有优美的诗句返照心间。书中描写之地与当地风景之美、历史之重混然结合，有滔滔历史汇流成溪的绝美。 
 
 
     译后记  

　
 
　　《空谷幽兰》第一版出版至今，书中的很多人物已经仙逝了，如书中提到的观音山上的圆照比丘尼，在上个世纪末圆寂时，给世人留下了完整的金刚心舍利子，此事曾轰动一时，为很多报刊所转载；草堂寺的宏林老和尚也于去年冬天示寂了，并留下了大量的舍利子，不仅舌根不坏，甚至连内脏的纹理都清晰可见。还有更多的我们所不知名的隐者离开了这个世界……据说传福尼师也已搬了家，而任法融道长则当选为中国道教协会会长……如是种种，人事变迁，不一而足，让人不免兴起物是人非的无常之叹。

　　今年上半年去了一次终南山，于一山峰上默坐良久，想到书中的人物，不禁怅然。因作诗一首，以志见闻，并表怀念：

　　游终南山

　　独坐群峰上，

　　胸臆自开张。

　　风拂长松静，

　　泉响落花香。

　　古道生幽草，

　　梵钟渺仙乡。

　　昔人何处去？

　　岚雾湿衣裳。

　　明洁

　　2006年9月1日

　　于北京三省堂 
 
 



第一章　隐士的天堂  

　
 
　　自古以来，隐士就那么存在着：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在我动身前往中国大陆寻访隐士前两个星期，在中国台湾有人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然而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的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一直就有人愿意在山里度过他们的一生：吃得很少，穿得很破，睡的是茅屋，在高山上垦荒，说话不多，留下来的文字更少——也许只有几首诗、一两个仙方什么的。他们与时代脱节，却并不与季节脱节；他们弃平原之尘埃而取高山之烟霞；他们历史悠久，而又默默无闻——他们孕育了精神生活之根，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

　　中国人一直很崇敬隐士，没有人曾经对此做出过解释，也没有人要求解释。隐士就那么存在了：在城墙外，在大山里，雪后飘着几缕孤独的炊烟。从有文字记载的时候起，中国就已经有了隐士。

　　中国人说，他们的历史要上溯到五千年前的黄帝时代。黄帝是目前人们所知的最早的黄河流域部落联盟的首领，后来这些部落的人民把自己称为中国人。但是黄帝是从两个隐士那里，学会了怎样战胜敌人和延年益寿的，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2600年，他统治了一百年。大约与此同时，埃及建造了第一批金字塔。

　　黄帝乘龙回归了仙班。此后，中国新生文明的领导权又经历了几代人。大约在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传到了尧的手中。两千年以后，孔夫子称赞尧是最有智慧的人，因为他略过了自己家族的成员而选择了一位隐士作为继承人。公元3世纪，皇甫谧在他的著作《高士传》中，记述了这件事情：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矣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不受而逃去。）

　　许由没有接受尧的建议，为了清除这席谈话可能残留的影响，他到河边洗了耳朵。但是尧决意要找到一个品德优秀的人，于是他又去接近另一位名叫舜的隐士。舜接受了尧的禅让，后来他也去找了一位隐士来做自己的继承人。《高士传》又一次记载了这一事件：

　　（及尧受终之后，）舜又以天下让卷（善卷）。卷曰：“昔唐氏之有天下，不教而民从之，不赏而民劝之，天下均平，百姓安静，不知怨，不知喜。今子盛为衣裳之服以眩民目，繁调五音之声以乱民耳，丕作皇韶之乐以愚民心，天下之乱从此始矣。吾虽为之，其何益乎？予立于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纟希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去，入深山莫知其处。

　　皇甫谧所记载的这两个故事，是从《庄子》以及其他公元前4世纪或更早的著作中择取的。看起来，中国人似乎从开始记录中国文明早期领导者的轶事时起，就已经同时记载了隐士的故事。在过去的两千年里，他们一直重复着这些隐士统治者的故事——如果不竭力去仿效的话，那么他们就将其视为理想人物，珍藏于心中。当然了，密集的群山是不会像人这样做的。但是这些故事的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一个隐士社会——姑且假定这是可能的——它们是针对那些行使权力的人的。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权力的传递应该建立在美德和智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裙带关系。

　　这些故事构成了中国最早的政治批评。但是它们不仅仅是故事：真的有人更愿意选择荒野，而不是文明。这正是世界各地隐士传统的基础。而中国隐士传统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隐士在他们所遗弃的那个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我自己开始了解中国的隐士传统是在1972年。那一年，我离开了美国，搬到了中国的岛省台湾。台湾在上海的南面，香港的北面，与福建海岸遥遥相望。到了之后没几天，我就开始了在一座佛教寺庙里的生活：天亮前就起来诵经，夜晚听钟声，一日三餐素食，一个房间，一张床，一顶蚊帐，没有钞票。如果我的腿太痛了，或者对禅垫感到“深恶痛绝”的时候，我就读书。

　　除了佛经之外，我也读儒家和道家的书。那些书里有很多生活在山里的中国古代隐士的故事。我非常喜爱这些故事。我能够理解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和大麻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从黄帝时代算起到现在，中国一定有上百万隐士了。但是，读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我很怀疑他们能不能存在于20世纪。每当我问起台湾的和尚，他们都向我保证说，中国隐士已经不复存在了。经过一个世纪的革命、战争和压迫之后，他们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但是，我仍然心怀疑问。

　　三年后，我结束了寺院生活，自己隐居在一个名叫竹子湖的山村里。从那里可以俯瞰台北盆地。与此同时，我开始着手翻译一些中国古代隐士的著作：寒山、拾得、丰干、石屋和菩提达摩。12年后，即1987年冬，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禁令解除了，岛上的人民纷纷开始探望他们长达40年没有见过面的亲友。

　　1989年春，我决定加入这股人流，不是为了探亲，而是为了寻找隐士。当一位和蔼的赞助人愿意为这趟考察旅行提供费用时，我给在美国的史蒂芬·约翰逊打了电话。早在两年前，他曾经向我表示，如果这样的旅行能够成行的话，他愿意作为摄影师跟我一起去。他没有改变主意，于是我们约好两星期后在香港碰头。我找出自己的旧森林服务背包，让人钉上了新带子。同时我也开始仔细研究地图，尤其是那些注明人口密度的地图。我不知道到哪里去找隐士，但是我猜想，如果还有隐士，那么他们一定会在山里。但那是哪些山呢？即使我们碰巧找对了那座山，我们又怎么能找到正确的路径，更何谈那隐士的茅屋呢？而且他们会欢迎来访者吗，尤其是两个挥舞着录音机和照相机的外国人？还有，当局会不会试图阻止我们？一大堆问题。没有答案。

　　在中国古代，隐士群体的升降沉浮是与来自都城的“风的变化”息息相关的。我想，动身进山前，我们也可以试试风向。在香港碰头后，史蒂芬和我飞往北京。我们是在四月的最后一天到的，北京的一位德国朋友提出让我们分享他在城郊颐和园里的膳宿设备，我们高兴地接受了。

　　通过新形式的外贸，中国保持着持续发展的势头，它已经开始把过去的几处皇家园林出租给其公司能够承担起这笔费用的外国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的朋友恰好住在过去江青住过的那套寓所里。

　　第二天，我们参观了广济寺。广济寺是中国佛教协会的所在地，因此我推想，这儿可能是开始我们的考察的好地方。我问佛协的副会长周绍良，他是否知道我们可以到哪里找到几个隐士。他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个问题，广济寺的方丈净慧法师说，他曾经听说过西安附近的终南山里有隐士。

　　我对西安地区不熟悉，正想再多打听点儿消息，可是就在这时候，周绍良说话了。他说，中国已经没有任何隐士了，在终南山或其他山里漫游，不但毫无益处，而且很危险。与此相反，他建议我们去参观中国重新活跃起来的几个禅修中心。他很耐心，写下了四个这样的寺庙的地址。我谢过他的帮助，大家道别。出去的路上，我向那位方丈问讯。他那淡淡的微笑，我至今依然记得。

　　两天后，史蒂芬和我参观完了城北的长城，回来了。我们的火车要去位于北京西北的古代佛教中心大同，离开车还有四个小时。那一天是5月4日，是现代中国第一次学生运动的70周年纪念日。街上挤满了游行者，离火车站还有一英里，我们的出租车就进不去了。我们别无选择，只好下车，背上背包，开始沿着东长安街，挤出一条路来。那一天天气晴朗。我们能够听到小鸟在吱吱喳喳地叫，自行车的铃声在响。每个人都在微笑。我们陶醉了。

　　第二天早晨，我们痛苦地在大同醒来。大同是最沉闷无趣的城市之一，在其城外山腰上，有1500年前雕刻的巨大的佛像。关于这些佛像，我所留下的唯一的印象是，它们是多么幸运，有人那么有先见之明，在岩洞附近种植了很多丁香树。丁香正在开花，根部有空隙，可以从下面爬过。

　　第二天，我们第一次冒险进入农村，去游览恒山。恒山是中国五岳中最北的一岳，也是古代隐士的家。它的风景确实是够优美的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地方有隐士居住的迹象。

　　次日，我们动身向南去五台山。五台山是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古道场，也是中国佛教徒所选定的四大圣山中最北的一座。五台山位于苍茫大野的中间，我们想，那儿可能有隐士居住。

　　可是事实却并非如此。视野里几乎没有一棵树。我推断：没有森林，就没有枯枝；没有枯枝，就没有木柴；没有木柴，就没有茶；没有茶，就没有禅；没有禅，就没有隐士。尽管五台山上大寺庙的方丈们可能不同意我的推理，却同意我的结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寿冶长老的朋友。寿冶长老曾经是这座山上一座最大的寺庙的方丈，也是我在纽约第一次皈依佛教三宝的见证师。他们先后向我保证，如今所有的和尚和尼师都生活在寺庙里。据他们所知，五台山上或中国其他任何山上，都没有隐士。

　　参观最后一座寺院的时候，我拦住了一位老和尚，他正在帮忙修复“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毁坏的一座寺庙建筑。当我向他重复我的老问题时，他说：“中国当然还有隐士。”我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然后他又说：“但是当你遇到他们的时候，你认不出他们；除非他们愿意让你找到，否则你就找不到。”说完，他哈哈大笑，继续工作去了。我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天晚上，直到很晚我都没有睡着，一直在惶惑我们怎么能找到那些不愿意被找到的人；还有，为什么我没有早点儿想到这一点。

　　第二天是文殊师利圣诞，我爬上了那一千级石阶，去他的圣殿表达我的敬意，并祈求他在我们的考察过程中加持我们。很显然，我们眼下就需要帮助。香燃尽之前，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向南进发。我的思绪再次转向老和尚说的话上——隐士们不愿意被发现。我们到底在中国干什么呢？显然，此刻我们不得不放弃逻辑。我们是有使命的。

　　然而，这使命却被旅游打断了。史蒂芬和我饱览了西安的风光，感到心满意足——在西安的怀抱中，曾经有11个朝代在此建都。我们花了几天的时间满足了自己的历史好奇心，之后去参观最后一个地方：草堂寺。1600年前，鸠摩罗什曾经驻锡于此寺，在此期间翻译出了大量佛经，质量超群，文辞优美。我不能放过向这位祖师表达敬意的机会，因为我自己曾经是个行者，所以我以行者的方式向他表达了敬意。

　　汽车在泥泞不堪、车辙纵横的路上向西安西南方向行驶了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草堂寺长长的红墙之外。这些红墙被麦田包围着，看起来似乎是最近才修复的。除却这座寺庙在古时候的名声，它看起来几乎不值得我们为到这里而付出的努力。但是刚一进寺庙，我就因礼佛者数量之多而大吃一惊。大殿是如此拥挤，我几乎找不到空隙在鸠摩罗什和释迦牟尼佛像前问讯。正当我要离开的时候，一位老和尚从人群外走过来，向我点头示意——原来他就是草堂寺的方丈，而吸引了这么多信徒的眼前这一幕场景，乃是因为今天是佛诞。我怎么能忘了呢？！

　　领我们参观了寺庙的庭院之后，方丈把我们带到他的方丈室里。我告诉他，我们正在寻找隐士。此时，他的几个弟子也涌进屋里。他看看他们，然后又看看我，最后说：“我对隐士的事情一无所知。但是既然你们远道来了，为什么不参拜一下你们拐入主路以前路过的那座山上的塔呢？那座塔里有道宣的舍利，他肯定知道他那个时代隐士的事情。”方丈把我们送到大门口，我们依依惜别。

　　我们回到柏油路上，几分钟后，车停在方丈提到的那座山的山脚下。起初找了几次路，都走错了，后来我们找到一位老人，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半路上，史蒂芬和我开始怀疑这座山有没有顶。山上的小路因为最近下了雨而特别滑，我们几次跌倒。一个小时后，我们终于爬上了山脊。

　　史蒂芬停下来拍摄这座山的全景，我则去爬通往那座塔的最后一道坡。我绕着这座小砖塔右行三匝，然后恭敬地向这位大师问讯——是他编撰了中国第一部佛教人物编年史。之后，我背靠着塔的正面坐下来，眼前是一望无尽的连绵起伏的山岭，白云缭绕的山峰和绿松石色的小溪。它看起来像是最完美的隐居地。但是即使借助望远镜，我也没有发现岩洞，没有茅屋，没有小径，没有炊烟。

　　我很失望，但同时又因为终于置身于山中而感到振奋。我往下滑回到史蒂芬休息的地方。我们的向导建议从山后的小路下山，那样走容易一些。这正中我们的下怀，于是我们就从山后下山了。

　　大约10分钟后，小径绕过一座旧寺庙的泥墙。我们能够听到里面有声音，向导敲了门。门开了，五个年轻的和尚领我们穿过院子，进到一个房间里，里面有一张桌子、五只凳子。我们坐下来，他们给我们倒了两杯热水，并往里面加了一些东西，其色泽、口感都很像甜橙晶。

　　这种古老的待客方式使我精神一振，我又把那个必不可少的问题拿来问主人：“这些山里有什么隐士吗？”

　　一位和尚答道：“当然啦。你想了解哪些隐士？”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橙汁，倾听着一长串名单：有些人刚在山里过了一个冬天，还有人已经40年没有下山了。我们发现了隐士的天堂。临走前，我问一位和尚这些山的名字。他说：“这里是终南山。这儿是真修行的出家人来的地方。”

　　1959年，作家赖特在他的《中国历史上的佛教》（BuddhisminChineseHistory）一书中，以此观点作为结言：“我相信，中国佛教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我们正在看到的是它的最后一线光明。”当时几乎没有人会反对这种看法。在其后的岁月里，佛教似乎已经被从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清除掉了。没有被烧毁或洗劫的寺院和道观都变成了学校和工厂，幸存的极少数的寺庙被用来驻扎新的寺庙工作组，过去寺庙里的大部分人都被迫还俗了。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国内和国外的观察家们都断言，这场运动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彻底清除了人民群众的精神鸦片和迷信。大多数观察家已经把佛教视为死去的宗教。每当我跟约翰·布洛菲尔德——他翻译了黄檗和慧海禅师的语录，这两本语录多年来一直指导着我的修行——谈起这个话题，他都会长叹一声，然后建议我们谈点儿别的事情。

　　当我开始考虑参观中国大陆、亲眼去看看佛教现状的时候，我断定：如果佛教在中国或其他任何地方还存在，那么它更多地会依赖于生活在茅篷或岩洞里的比丘或比丘尼，而不是依赖生活在寺庙里的那些人。回顾佛教2500年的历史，我没有发现任何一位大师不是先经过一段隐居生活而开悟的。当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中国大陆、看看佛教是否还存在的时候，我决心把精力集中在隐士传统上，而不是寺院传统。

　　当时我并不乐观。动身前两个星期，台湾“陆委会”行政秘书马应周告诉我，共产党早就把大陆上的隐士连同真正的出家人消灭光了。我是谁呀，还敢争论？一个月后，与五个年轻和尚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坯寺庙里，看着门外绵延不尽的苍蓝的终南山，喝着热橙汁，记录着隐士们的地址，我只有微笑的份儿了。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离开西安地区，继续我们横穿中国大陆的《奥德赛》。我们又爬了其他一些山，与另外一些隐士进行了交谈。他们中大部分是佛教徒，但也有很多是道教徒；大部分是和尚道士，但也有很多尼师和道姑；大部分上了年纪，但也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我们觉得自己遇见了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

　　我们所考察的山中，有一座叫太姥山，就在福建省西北角。在路上，我们碰到一位居士，他把我们带到一个山洞前，洞里有一位85岁的老和尚，他在那儿已经住了50年了。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老和尚问我，我反复提到的那个“毛主席”是谁。他说，他是1939年搬进这个山洞的。当时这座山的山神出现在他的梦里，并且请求他做这座山的保护者。从那时起至今，他再也没有下过山。弟子们和当地村民给他带上来他所需要的为数不多的物品：面粉、食用油、盐，还有每五年左右一条新毯子或一套新衣服。他的修行方法是持名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意思是“无量光佛”、“无量寿佛”。爬过那么多座山，遇到过那么多隐士之后，我们终于慢慢地明白了“无量”的含义。

　　下山的路上，我们停下来拜访两位在附近山洞里修行的隐士。他们在那里也住了几十年了。他们送给我们两公斤“东方美人”作为临别赠品——那是他们自己的小茶园出产的。它是我过去非常喜爱的茶种，现在仍然是。从来没有外国人来过他们的山，所以他们想送给我们一点儿特殊的纪念品。

　　我们沿着山路继续往下走，来到山脚下的一个村庄里。

　　我们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它半路抛锚了。于是我们又换了一辆公共汽车，最后到了福州。

　　在旅馆里登完记，我们冲了个澡，洗了衣服，像往常一样出去闲逛，找冰镇啤酒。

　　第二天，史蒂芬和我乘公共汽车来到港口城市厦门，然后搭下一班船回到了香港。几天后，我们回到台湾，放松了下来。但是我们同时也做好了准备：回去做一次更长时间的旅行，拜访全中国的隐士。可是，原来有意赞助我们的人都消失了，突然之间，我们只有靠自己了。我们考虑放弃这个计划，或者等着，直到条件好转。可是我们发现的东西令人难以忘怀，我们无法一直等到条件合适或者合乎我们的心意才再去大陆。我们举棋不定，抛了两次硬币——两次都是正面。于是6个星期后的8月上旬，我们又回去了。很显然，我们不得不忘记拜访全中国隐士的计划，不得不把自己的行动限定在我们的经济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权衡了各种可能性之后，我们选择了隐士的天堂。 
 
 

第二章　月亮山  

　
 
　　终南山，有人将它解释为『月亮山』。传说中，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它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天帝在尘世的都城，还有月亮女神的家。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因而也就成了隐士的天堂。

　　当我头一次听说终南山的时候，我既不知道它们的位置，也不了解它们的重要性。在北京，有人告诉我们，它们在西安附近，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所有信息了。当我们第一次向山里进发的时候，在恒山和五台山，我们都没有找到隐士。于是史蒂芬和我搭上一列火车，向南进发。我们结束了与两个西安商人共享一个车厢分隔间的旅程——他们中的一个人曾经听说过终南山，说它在西安南面的某个地方，但这就是他所知道的一切了。在汉语里，名词是不变化的，因此无法区分单复数，所以我仍然不知道，终南山是指一座山，还是指一列山脉。几天以后，我发现，它既是指一座山，又是指一列山脉。回到台湾以后，我了解到，它所指的远远不仅是山脉。

　　在现代，有一列大得多的山脉，叫秦岭，终南山只包括秦岭最北端的那一列东西走向的山脉。“秦岭”这个词是大约两千年以前才开始使用的，即在古秦国统一中国之后的一段时间。秦国的祖先世居于秦岭以北的渭河平原上，秦国就是以那里为基础统一中国的。

　　今天，地理学家、气象学家、博物学家和历史学家，都认为秦岭是南北中国的分界线。自从100万年以前这列山脉隆起以后，它对中国的温度和降雨类型一直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冬天阻止冷空气南下，夏天阻挡潮湿的空气北上。小麦、谷子和糜子是秦岭以北的主要农作物。秦岭以南是水稻。

　　秦岭也是中国两条最大的河流的主要分水岭。秦岭北坡的溪流注入黄河的主要支流渭河，而南坡的溪流则注入长江的主要支流汉水。在古代，有旱灾的时候，这里是官员们前来祈雨的地方。

　　但是在“秦岭”这个词开始使用之前的1000年，中国人把这整列山脉称为“终南山”，有时候，他们又把它简称为“南山”。《诗经》一书中，在至少创作于3000年前的诗篇里，提到了它：

　　终南何有，

　　有条有梅

　　……

　　终南何有，

　　有纪有堂。

　　现在人们所说的“终南山”这个词，既是指西安南面四十公里处的那座2600米高的山峰，又是指与之相毗邻的东西一百公里以内的山峦。但是3000年前，“终南山”是指从河南省的黄河三门峡的南岸，向西沿着渭河，直到这条河的源头——位于甘肃省的鸟鼠山——为止的所有山脉，长达800公里。

　　在中国更为遥远的神话传说中的过去，“终南山”所包括的范围甚至更广，远远超越了鸟鼠山。这列更大的山脉，既包括昆仑山，也包括终南山，并且延伸到了当前中国和巴基斯坦国境线上的乔戈里峰，乃至稍稍有些超过，长达3500公里。

　　在解释范围缩小得多了的“终南山”的时候，早期的中国历史学家们说，“终”的意思是“终结”，“南”的意思是“南方”，“山”的意思是“一座山”或“多座山”。这样，“终南山”就被说成是丝绸之路南面那条岔路沿线的系列山脉的东端。这个解释使得这个复合词有了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个解释是很牵强的，在解释这些山脉对于早期中国人所具有的特殊意义方面，毫无用处——早期中国人把终南山的山峰和山谷视为最有力量的天神和地祗的家。

　　台湾语言学家杜而未提供了一个更为有趣的解释。他坚持认为，“终南”和“昆仑”是两个同词源的词，都来源于同一个字，这个字的意思是“月亮山”。在他的《昆仑文化与不死观念》一书中，杜教授解释道，中国最早的宗教通过“不死”的概念——这个概念是通过月亮的盈亏体现出来的——在生死之间的暗河上架起了一座桥，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则是这个宗教的神秘中心。而且因为月亮女神住在昆仑——终南这列山脉中，于是这里就成为某些人前来试图接近月亮的神德和它的力量根源的地方。

　　他们不是普通的社会成员。他们也不像普通人那样进山。他们走着“禹步”(theWalkofYu)，像一只受伤的野兽那样，拖着一只脚，以唤起山神的同情。像大禹一样——“禹步”就是根据他的名字命名的——他们是萨满(shamans，即中国古代的巫师)，而昆仑——终南这列山脉，是人们所知的他们最早的家。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在《宗教百科全书》（EncyclopediaofReligion）一书关于萨满教的章节中写道：“在整个包括中亚和北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社会的巫术和宗教生活集中在萨满身上。”（第13册，202页）埃利亚德说，在这样的社会中，出神或附体的状态被认为是最高的宗教体验，而萨满是这种宗教体验的行家里手。在出神状态中，萨满离开他的身体，穿过一系列天国，与各种各样的精灵打交道，为他所在团体的福利而搜寻和积累知识。他通过提供与精神世界的联系以及带回在那里所获取的知识，帮助他的团体抵御黑暗。但是与此同时，他又生活在他所保护的团体之外。

　　根据埃利亚德所说，一个被称为萨满的人，“寻求着孤独，变得心不在焉，喜欢在森林里或人迹罕至的地方漫游，有幻觉，在睡眠中唱着歌儿”（出处同上）。假如这段话不是描述萨满学徒入门时期的出神状态的话，那么它也很可以适用于遵循隐士传统的人。在古代中国，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

　　在追寻它们的渊源的时候，有一篇最早、也是最重要的文章，它记载了夏朝皇帝、同时也是萨满的启，进入终南——昆仑这列山脉并乘双龙飞走的故事。启还从天上学得了哀歌体诗歌，以后的萨满诗人们，在诸如《楚辞》这样的著作中，一直都使用着这种体裁。

　　启是另外一位萨满大禹的继承人。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左右，禹建立夏朝的时候，他命令手下的官员们编纂了一本王国指南，其结果是《山海经》。后来，当国家的神秘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历代皇帝对它都有所增益。学者们怀疑这本书是否有那么古老，他们不愿意把这本书的任何一个章节划到公元前4世纪以前。但是不管学者们对这本书的成书日期和它的真实性有什么看法，这本精灵地理志都是一个萨满教知识的宝库。远在这些知识被记录下来之先，它们一定已经口头流传很久了。

　　这部书关于西部群山的章节，始于三门峡南面的那些山，然后向西沿着终南山和昆仑山一直到达乔戈里峰，并且超过了乔戈里峰。在它们神秘的群峰中，坐落着帝（天神中之最高者）在尘世的都城，那儿还有西王母（月亮女神，长生不死药的施与者）的家。另外还有一些山，萨满们在那里收集配料，自己炼制长生不死药，并飞升上天；在那里，死得早的人也要活上八百年。在此期间，他们随心所欲，尽情享受；那里是太阳和月亮睡觉的地方；在那里，一切都是可能的；那里的动物奇形怪状，令人难以置信，无法描述。

　　近期的考古发现提供了更多的依据，反映出萨满教远比人们此前认识到的要重要得多，而终南山以北的丘陵和平原，则是萨满教在中国最早的家。考古学家张光启（音译）认为，萨满教派是早期中国文明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过，张还说，为了与精神世界进行交流，萨满们通常需要一点儿帮助，在这方面，性和酒很重要，还有药物。

　　在兰州南面，离鸟鼠山不远，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的村落。在那里，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个陶罐，里面装着已经碳化了的人工栽培的大麻的芽。古植物学家李慧林认为，大麻的栽培最初起源于这一地区。在这里，它既被当作一种纺织纤维来使用，同时又被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根据李在大卫·N·柯特利编辑的《中华文明的起源》（TheOriginsofChineseCivilization）一书中所说，“北方游牧民族是萨满教的奉行者，显而易见，他们把这种植物当作一种药物来使用，并且把它向西带到中亚、西亚和印度等地区。在那些地方，它主要是被当作一种幻觉剂来使用，而不是一种纺织纤维”（第31~32页）。《楚辞·大司命》中的四行诗显示出了这种植物对于中国早期萨满的重要性：

　　一阴兮一阳，

　　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

　　将以遗兮离居。

　　在发现大麻的地方，人们做了一次放射性碳测验，测出这个遗址已有5?000多年了。在同一处遗址，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把显然是用于祭祀仪式的青铜刀。它不仅说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制品属于中国，而且反映出萨满教非常重要——它可以使用某些特殊的器具，而其他世俗的仪式或异教的仪式则不可以使用。

　　关于萨满教在中国的发展，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发现，这个发现在终南山的另一端。在西安东面6公里处，有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半坡遗址，在该遗址所发掘出的各种文物中，有中国最早的文字形式以及萨满教艺术最早的例证：一个萨满的鱼精面具，还有一个看起来像是双龙雏形的东西——在天国旅行的过程中，中国萨满是要借助于双龙的。

　　在整个公元前第五个千年内，或者说7000年以前，半坡遗址一直持续有人居住。它是中国仰韶文化最好的例证之一。仰韶文化之后，有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龙山文化。当大禹在将近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创建夏朝的时候，他和他的大臣们只能是在仰韶、龙山文化的基础上编篡了《山海经》——这部通向神圣世界的萨满指南。尽管在半坡和其他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所出土的文物不能确证什么，但是至少我们可以据此推断：不迟于公元前第五个千年，有人要离开这个尘世的王国去与神灵的世界进行交流，而且他（她）这样做是在终南山附近。

　　那么萨满是怎样变成隐士的呢？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萨满在中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中，还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公元前第三个和第二个千年中，也就是在最初的朝代国家时期，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成为这些朝代国家的主要特征。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出现，导致了萨满这样的个体的生存危机。伴随着都市化和社会阶级分化的发展，作决策的过程变得越来越官僚主义化，而这种变化使萨满们的地位日益遭到怀疑。在《古代中国的思维世界》（TheWorldofThoughtinAncientChina）一书中，本杰明·施瓦茨对新石器时期社会（这个社会正在进化成为一种高级文明）中的萨满的模糊角色进行了总结和概括：

　　米尔西亚·埃利亚德（MirceaEliade）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定义萨满的：他（她）通过出神或附体的经验而拥有使他（她）的灵魂挣脱肉体束缚的力量，以便直接与神灵进行交流。萨满也许会在神灵的世界里漫游，也许会通过类似于出神的程序忍受神灵的占有（指附体）。迈斯派罗（Maspero）认为——我相信他是正确的——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萨满教不能适应中国正在形成的国家宗教。这种宗教不可能对一种独立的宗教力量（指萨满教）有好感。萨满教是直接通过出神经验来接近神灵的，而这被认为是谮越了官方所支持的与神灵进行交流的礼仪渠道。（第36页）

　　萨满的影响被官僚的影响遮蔽了。通过分析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甲骨文，董作宾指出，当时对神灵的信仰一直在持续削弱，而对自然神和神话祖先的祭祀正在逐步消失。与神灵的交流仪式变得如此程式化，以致药酒刚刚被萨满喝下，就被他的官僚继承人吐出来了。这种程式化决定了萨满教在宫廷中的命运——在宫廷中，萨满教与神灵的交流过程，被礼仪性的行为举止取代了。人们认为，这些行为举止本身就是灵验的，殊不知它却已经被从它的根——萨满教上切下来了。

　　随着文明的发展，萨满们开始变得与群山亲密起来，而不是与城市中心。《山海经》告诉了我们这些萨满中某些人的名字，他们中最重要的人物正是住在终南——昆仑这列山脉中。这就是一直延续到今天的隐士传统的开端。

　　隐士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是因为中国人一向尊重过去，而隐士则保持了那个“过去”最重要的因素——它的精神传统。随着文明的发展，这个传统既没有被遗失，也没有被遗忘。恰恰相反，在中国，隐士一直是人们最尊敬的人，因为隐士是圣贤。他们能够看到其他人看不到的东西，听到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

　　当皇帝、国王、部落首领和早期中国文化的领导者要与自然力量以及城墙外、人心中的神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就会转向隐士。隐士能够与天对话。他们谙熟天的种种迹象，他们说着天上的语言。隐士是萨满和神、草药师和外科医生、冥阳之事的行家。他们的世界要比被墙围住了的城市世界大得多。隐士不受幻想和习俗强加于人的各种价值观念的左右，他们一直是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因为他们承载了中国文化最古老的价值观。如果没有异议的话，他们代表着中国神话传说中的过去，而这个过去没有比在月亮山的各种面孔中表现得更为明显了——不管它是叫昆仑山、终南山，还是只叫南山。在《诗经》中，有一篇祈祷文表达了对南山的敬意：

　　如月之恒，

　　如日之升，

　　如南山之寿，

　　不骞不崩。 
 
 
第三章　举世皆浊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然而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人间。

　　尽管隐士传统是中国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是直到公元三世纪末，中国官员才开始费心思去传讲隐士的贡献。《后汉书》里有一章是专门讲隐士的，作者是这样开头的：

　　或隐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

　　作者继续解释说，除了个体之间的这些差异之外，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不变的目标，那就是修道。对他们来说，道是通向尘廛之外的。虽然孔夫子同意“道不行矣”，但是他仍然待在尘廛里，因为他认为，作为一个敬道的人，说服那些当权者“为政以德”是他的责任。那些为政以德的人就好比北极星，世界会围绕着他而和谐地旋转（“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不是每个人都是这样乐观的。楚狂接舆佯狂以避世自保，他曾经从孔子身边走过，作歌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

　　今之从政者殆而！

　　——《论语》第18章

　　对于一部分人来说，修道意味着孤独的生活，而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则意味着从政生涯。不管一个特定的个体可能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关于这两种选择之间的辩论是永无休止的。在《楚辞》里，《渔父》继续着这场辩论：

　　屈原既放，

　　游于江潭，

　　行吟泽畔，

　　颜色憔悴，

　　形容枯槁。

　　渔父见而问之曰：

　　“子非三闾大夫与？

　　何故至于斯？”

　　屈原曰：

　　“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

　　是以见放。

　　渔父曰：

　　“圣人不凝滞于物，

　　而能与世推移。

　　世人皆浊，

　　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

　　众人皆醉，

　　何不饣甫其糟而歠其酉丽？

　　何故深思高举，

　　自令放为？”

　　屈原曰：

　　“吾闻之：

　　新沐者必弹冠，

　　新浴者必振衣，

　　安能以身之察察，

　　受物之汶汶者乎？

　　宁赴湘流，

　　葬于江鱼之腹中，

　　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渔父莞尔而笑，

　　鼓枻而去。

　　乃歌曰：

　　“沧浪之水清兮，

　　可以濯吾缨；

　　沧浪之水浊兮，

　　可以濯吾足。”

　　遂去，

　　不复与言。

　　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他也是一位萨满。大约公元前300年左右，他以这种身份供职于楚国宫廷。在楚国附近，有沧浪河流过。由于批评了楚王的过失，以及遭到同僚的诽谤，屈原被流放到长江南岸的沼泽地带。就在那里，当他正沿着湘江岸边行走的时候，那位渔父遇见了他。屈原对楚王的昏聩感到失望，又不可能继续从政，所以他的前途怎么样，应该是显而易见的了。在《离骚》里，他写道：

　　何离心之可同兮，

　　吾将远逝以自疏。

　　邅吾道夫昆仑兮，

　　路修远以周流。

　　但是屈原没能成为一位隐士。他也从来没有到达过昆仑——终南山一带。他拒绝了渔父的建议，就在汨罗江注入湘江入口处的东面，跳进了汨罗江。

　　每年的阴历五月初五，中国人仍然划着龙舟去捞救屈原。人们往水里扔粽子，好让鱼龙乱作一团，以争取时间，使龙舟能够追上屈原。但是，不管人们怎样努力，诗人依旧年年沉水——只苦了中国的江河，变得越来越混浊了。

　　道德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是隐士传统的核心。如果说，屈原发现了要如自己所愿解决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很困难，那么应该说，他不是唯一有这种感觉的人。在屈原投江之前800年，有一对兄弟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的名字是伯夷和叔齐。当伯夷和叔齐听说新建立的周朝的创建者不但反叛自己的君主，而且还没有如礼安葬自己的父亲就起兵远伐的时候，他们厌恶地拂袖而去，迁居到了首阳山。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自己的原则的。

　　首阳山在黄河北岸，在终南山东端的对面，离舜（尧所选择的继承自己王位的人）即位前的隐居地不远。舜以忠孝闻名，而这两种品质为伯夷和叔齐所敬重。但是与舜不同，这对兄弟没有遇到欣赏他们这种品质的明君。在隐居期间，他们停止食周粟，而靠喝鹿奶和吃蕨菜维生，这种做法让批评者无从置喙。最后他们饿死了。司马迁在他们的传记里提到，为了抵御饥饿，分散注意力，他们经常唱下面这首歌：

　　登彼西山兮

　　采其薇矣，

　　以暴易暴兮

　　不知其非矣。

　　神农虞夏忽焉没兮

　　我安适归矣，

　　于嗟徂兮

　　命之衰矣！

　　在《论语》里，孔子评论说：“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第16章）。孟子（约公元前371～公元前289年）称伯夷为“圣之清者”。然而在称赞这对兄弟的同时，孔子和孟子告诉他们的弟子，这样的做法太死板了，不值得仿效。毫无疑问，孔子和孟子是会仕周的。

　　不过，不是所有的求道者都把从政和隐居之间的界限划分得如此泾渭分明的。张良和诸葛亮就是这样的两个人。

　　张良的祖先世代为韩国（今河南省）的大臣。公元前230年，在秦统一全中国的进程中，韩国被吞并了。作为孝子忠臣，张良发誓要为家族和国家的荣誉而复仇。但是为了确保他能够活得足够长，以实现这一抱负，开始的时候，他隐居到了山里。在隐居期间，他遇到了一位老人，老人对他谦恭的品质进行了考验。这位老人看起来像是一位道教的神仙，他奖给张良一卷失传已久的吕尚的《太公兵法》。事实证明张良确实是一个聪明的学生——走出隐居生活以后，他帮助刘邦推翻了秦朝，创建了汉朝。

　　为了表达对张良的感激，新皇帝愿意赐给张良他想要的任何一块封地，于是张良选择了终南山南坡的留坝。然后张良宣布了他的意图：他要从世俗事务中抽身引退。之后他开始辟谷，并且练习调息，希望能使自己变得足够轻，好飞升上天。公元前187年，他终于这样做了。

　　在此之前，当张良还在隐居和研究吕尚兵法的时候，新建立的秦朝开始征召全国的士人。然而，秦朝的统治是以残暴而闻名的，所以有四位朋友拒绝应召，他们是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和夏黄公（商山四皓）。商山四皓很有名望，他们拒绝背弃自己的原则，因此隐居到终南山南面的商山。在那里，他们靠采集草药为生。根据《汉书》记载，他们经常唱这首歌以自娱：

　　莫莫高山，

　　深谷逶迤。

　　晔晔紫芝，

　　可以疗饥。

　　唐虞世远，

　　吾将何归？

　　驷马高盖，

　　其忧甚大。

　　富贵之畏人，

　　不如贫贱之肆志。

　　尽管他们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却声名远播。秦始皇曾试图引诱他们出山，刘邦也这样做过，可是都失败了。后来，当刘邦将要废太子而代之以宠妃之子时，吕后向张良求助。她采纳了张良的建议，说服了商山四皓，使他们相信太子把智慧和谦恭看得比财富和权力更重要。商山四皓来到都城，陪侍太子入宫。当高祖看到太子已经成功地赢得了这些人的敬重的时候，他改变了废太子的主意，并且叮嘱商山四皓好好辅佐他的儿子。

　　另一个更为著名的例子是隐士诸葛亮。他结束了隐居生涯，而去辅佐一位明主。诸葛亮生于公元181年，当时全国各地战乱纷起。诸葛亮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荆州（在今湖北省）城外的一座小村庄里，以逃避乱世。之后他在那里隐居了十年，并且拜另一位著名的隐士司马徽为师。

　　在这段混乱的时期里，汉朝统治者失去了中央集权，大权旁落到曹操领导的一伙将军手里，地方豪强也纷纷建立自己的政权。当时以荆州（屈原被流放前曾经供职过的地方）为中心，就有这样一个割据政权。公元201年，刘备为躲避曹操也逃到此处。刘备是汉室的一个远亲，他已经招募了一批人马，以图恢复汉朝的统治。但是他还缺少一个深谋远虑的军师。

　　当刘备听说诸葛亮可能是这样一位人选的时候，他决定亲自去拜访诸葛亮。可是就像有时候会发生的那样，即使是作为大人物去拜访隐士，刘备还是不得不三顾茅庐，才得到了诸葛亮的接见。当这两个人终于会面的时候，刘备对诸葛亮的雄才大略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乞求诸葛亮结束隐居生涯，去扶助他安邦定国。诸葛亮同意了。

　　在此后的岁月里，诸葛亮的所作所为，证明了他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伟大的谋略家。有一次，他指挥一支仅2000人的队伍赶走了一支20万人的军队。中国人当中，很少有人没读过《三国演义》，很少有人不知道诸葛亮的丰功伟绩的。公元234年，在西安西面终南山麓丘陵地带的一场战役中，诸葛亮因病去世。他去世的那天，一颗流星落在他的军营附近。这颗殒石后来被人们镶嵌在武侯祠的墙上——至今武侯祠仍在俯瞰着诸葛亮和那座流星殒落于其中的山谷。

　　关于如何处理隐居和从政之间的矛盾问题，诸葛亮在去世之前，曾经给他的儿子留下了一纸《诫子篇》：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漫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修道者之间的主要差别就在这一点上：从政还是不从政，韬光养晦还是大放异彩——假定事实如马修·阿诺德所言，“人是有光明的”。这个差别与其说是一个哲学问题，还不如说是性格和个人感觉的问题。目标总是保持不变的：把道德原则运用到人事上去。孔夫子、屈原、伯夷和叔齐、商山四皓、张良以及诸葛亮都是这样做的。要理解这些道德原则，一段时间的隐居生活被认为是必要的。但是有时候隐居会持续一生，不过它的目标仍然是在世间建立和谐、扩展和谐。

　　隐居和从政被看作是月亮的黑暗和光明，不可分而又互补。隐士和官员常常是同一个人，只是在他生命中的不同时期，有时候是隐士、有时候是官员罢了。在中国，从来没有体验过精神上的宁静和专注而专事追名逐利的官员，是不受人尊重的。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最重要的社会恩人中的一个族群，因此，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不同寻常和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而不是泼冷水。不管隐士是否走出隐居生活去从政，他们对于整个文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是一泓泓“纯粹的思考”和“纯粹的生活”的源泉，迟早会找到合适的渠道，流向城市的。

　　当中国第一位伟大的诗人被从宫廷中放逐出来的时候，他自沉而葬身于鱼腹；中国第二位伟大的诗人陶渊明则还没有等到任期结束，就隐居到了乡下。在中国，隐士们有一种解脱自在的精神，即保持心灵、而不是身体远离城市的尘嚣。这种精神，陶渊明在他的组诗《饮酒》之五中，为我们提供了一瞥：

　　结庐在人境，

　　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

　　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

　　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

　　欲辨已忘言。

　　隐士是中国保存得最好的秘密之一，他们象征着这个国家很多最神秘的东西。他们那种化机巧为无心的返朴归真的智慧，没有比在中国最早的隐士传记《高士传》的开头部分记载得更清楚了：

　　尧之师曰许由，许由之师曰齧缺，齧缺之师曰王倪，王倪之师曰被衣。齧缺问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视，天和将至。摄汝知，一汝度，神将来舍。德将为汝美，道将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犊，而心无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悦，行歌而去之，曰：

　　形若槁骸，

　　心若死灰，

　　真其实知，

　　不以故自持。

　　媒媒晦晦，

　　无心而不可与谋，

　　彼何人哉！ 
 
 
第四章　访道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本书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老子的《道德经》。根据记载，《道德经》是老子在终南山写出来的。于是我们从函谷关开始，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去终南山访道。在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我们终于得以聆听道的真谛。

　　当中国人开始把他们对宇宙的理解写成文字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通用的字，这个字就是“道”。“道”的意思是“道路”，它的引申意思是“生活道路”。但是最开始的时候，“道”并不是旅行家或哲学家的用武之地，而是部落萨满的专利。萨满们维持着生者和亡者之间的联系，他们认为，这种联系没有比在月亮的盈亏——也即阴阳上体现得更清楚了。

　　根据杜而未教授的语言学分析和文本分析，“道”这个字最初是指月相。中国最早的道教徒就是拜月的男女萨满，他们利用自己灵魂飞行的力量，去探索月亮永恒更生、亘古长存的秘密。在中国早期的萨满和他们的道教继承者们看来，太阳是永恒不变的。在变化的世界里，月亮掌握着所有的秘密。所以，探索道的秘密就是探索月亮的秘密。而要探索月亮的秘密，就要住在月亮神居住的地方，也即生活在城墙之外——因为那些城墙是人们修建起来以阻挡变化的。

　　将近5000年前的某一天，在中国西北的群山里，黄帝遇到了中国一位早期的道教徒，他的名字叫广成子。在他们晤谈期间，黄帝向广成子请教长生不死的秘密。广成子的回答被记载在2000年以后的《庄子》一书中：

　　必静必清，无劳汝形，无摇汝精，乃可以长生。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心无所知，汝神将守形，形乃长生。慎汝内，闭汝外，多知为败。

　　——《庄子·在宥》第十一

　　黄帝从广成子和其他生活在中国早期文明边缘的人那里，学到了道家修行的秘诀。在黄帝统治的百年期间，他反过来又将道教传遍了中国北方。与此同时，他也为中国公共文化传统奠定了基础。每年四月初，在中国人专门留出来为祖先扫墓的那一天（清明节），中国西北的地方显要们仍然要祭拜黄帝墓，以表达他们对黄帝的敬意。因为黄帝被认为是中国文化和道教的创始人。

　　尽管像道教这样一个散漫的宗教很难说有什么创建者，但是人们仍然把它归于黄帝的名下，一来是为了显示道教的古老性，二来是为了把道教的发展与中国最早的文化英雄联系起来。但是尽管道教可能在黄帝那里孕育过，可是在接下来的2000年里，它仍然保持着胚胎的形式，直到老子在终南山逗留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由他把这个孩子交到尹喜的手上。

　　公元前一百年左右，当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以及公元一百年左右，班固编纂《汉书》的时候，他们给很多观点极其相左的军师、政治思想家、文学人物和哲学家都贴上了道教的标签。最开始的时候，道大得足以含容天下万物。在这段“大道”期间，中国最早的历史学家们将老子列于此类人物之首。

　　与传说中的道教创始人黄帝的情形一样，老子无疑也是在传播着过去曾经由其他人表述过的智慧。比方说，老子的观点常常被用“无为”这个词来概括。但是2000年前，在黄帝消失于云间之后不久，据说舜帝仅仅通过面南就实现了他对中国北方各部落的统治。不过，将这种智慧用语言表达出来，这个荣誉还是应该归于老子——尽管连老子自己都承认，这种语言实际上无法表达出道的玄之又玄。当然，把老子当作自己始祖的道教徒们宣称，老子所教导的远远不止于无为，他还教给人们修行的秘诀。这种秘诀向来都是通过师父的口头指点以及借助晦涩难懂的经文传授给弟子的。那些经文如果不经过师父的指点，人们根本就看不懂。

　　根据最早的老子传记，他出生于公元前604年，一生下来就已经须发皓白了。后来他供职于东周都城洛阳，为周王室作守藏室的史官。老子学识渊博，他所掌握的学问中，有一门不寻常的学问就是“礼”。但是对于精神上与萨满一脉相承的人来说，这门学问也并非什么特别了不起的。老子88岁的时候，年轻的孔子为了增长古代礼仪方面的学识，特地从鲁国赶到洛阳来拜访他。在《史记》里，司马迁记下了老子对来客的忠告：

　　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

　　老子与孔子会面的故事，还分别以不同的形式记载在《庄子》和其他早期的道教经典里。除此之外，我们所知道的关于老子的唯一一个另外的信息，就是老子消失在终南山的故事。

　　周朝迁都，从渭河平原向东迁到黄河平原边缘，标志着历史学家所谓的东周的开始以及周王朝权力的衰落。随着周王朝统治权力的衰落，它的统治者们相应地也显示出了道德品质的日益败坏。此时他们名义上还是各诸侯国的主人——那些小国的诸侯们同样缺乏懿德，却在争先恐后地试图建立新的霸权。与孔子会面之后不久，老子决定遵行宿愿，悄然骑上青牛，远走隐退。

　　几天后，老子到达函谷关。在那里，他受到尹喜的欢迎。尹喜也是一个修道者。在此以前，尹喜在终南山的瞭望台上，看到一朵紫色的云在天空中从东向西飘来（紫气东来）。他根据自己的天象知识推断，不久将有一位圣人从这一带经过。而后他就谋得了看守函谷关的职位——从东方来的行人一般都要经过函谷关。他认出了老子，认为老子就是他正在等候的那位圣人。老子到了以后，他马上辞去了自己的新工作，邀请这位圣人与他一起，到他在楼观台的瞭望台上去。尽管楼观台在函谷关西面250公里处，但它与老子所走的路是同一个方向，所以这两个人就一起到那儿去了。

　　关于他们的会面与旅行，我们再也不可能知道更多了。只知道最后，老子把《道德经》交到了尹喜的手上。《道德经》是道教最早的经典，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种对“道”的解释能够超过它。20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学习古汉语的时候，《道德经》是我最喜欢的篇章之一。当我得知它是在终南山里写出来的时候，我决定追随它的作者的足迹。

　　我们租了一辆车，雇了一位司机，开始在函谷关狭窄的道路上行进。这条路从黄河和灵宝镇（音译）附近终南山东端之间的黄土丘陵中穿过。路面很窄，仅能容下一辆手推车或者一头牛。于是我们不得不使用南面几公里外新铺的那条路。从函谷关开始，我们沿着老子走过的路线，向西经过陡峻的华山之巅和骊山温泉，追随着圣人，出了西安的西大门。经过一次警察检查以后，我们在三桥镇拐向西南方。

　　中国的警察就像北欧神话中的巨人。不管在哪里，警察检查一次，一般都要花上20~100元人民币——100元人民币相当于20美元。交多少钱取决于哪些证件出了问题。幸运的是，我们司机的所有五套证件都没有问题。

　　又被警察检查过三次之后，我们到了一个叫马王镇的村庄，走上了村右的一条路。这条路经过一个大门，门里锁着几座1955年出土的皇陵。这一带是周朝的两个都城丰和镐的所在地。直到公元前8世纪，二都被入侵者毁灭，而为洛阳所取代。200年后，在老子去楼观台的路上，当他经过丰都和镐都的遗址时，他一定曾经想起了人类这短暂的辉煌。在《道德经》里，他写道：

　　甚爱必大费，

　　多藏必厚亡。

　　大门上有一行手写的字迹：“游人止步。未经许可，不得擅入。”大门没有锁，于是我们就进去了。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我们毫不费力就找到了要找的建筑物。那座建筑物里面有一个大深坑，坑里有两辆考古学家撂在那里的战车。这两辆战车是陪葬品，是为周王室死后的生活服务的。门锁着，但是透过窗户，我们可以看到战车的轮子和车体仍然留在原地，与六匹马的遗骸在一起。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御者的蛛丝马迹。从另外两座建筑物的窗户望进去，除了空空如也的展柜，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我想起了12年前在台湾见到的几百件走私的周代陶器，当时它们正通过一位与我关系较好的朋友的手，流向外国买主。几件完好无损的、有3000年历史的周代陶器，仅售100美元。不幸的是，那些日子我正住在寺庙里，手上连100美元也没有。

　　我们离开了丰都和镐都被埋葬了的遗址，继续向西进发。在大王镇，我们掉头向南，停下来接受又一次警察检查，最后到达户县县城。在县城中心附近的一条侧街上，我们停在一座展览馆前。1958年，中央政府开始鼓励农民从事艺术创作和手工艺制作。从那时起，户县农民就成为中国最有名的画家中的一个族群。无论何时，只要农活儿不太忙，他们就会骑上自行车，来到当地的艺术中心。中心给他们提供纸、画笔、海报画和少得不能再少的指导。

　　春播还没有开始。在展厅里，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位艺术家。他的名字叫洛志俭，他把他的作品拿给我们看，这些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问他是否画过终南山，他说没有，于是我请他试试。四个月后，一位台湾朋友在户县逗留，拿到了那幅已经完成了的画作——蓝色的天空滋润着蓝色的群山，一条蓝色的河流从群山中流泻而出。

　　在户县，经过最后一次警察检查之后，我们转头向西，渡过了涝河。10公里后，我们离开大路，向附近的一个叫祖庵村的小村庄开去。祖庵村是重阳观的所在地。重阳观是中国过去最著名的道教中心之一，它建于13世纪，供奉的是道教全真派的创始人王重阳。

　　王重阳从军以后不久，就看透了生命的虚幻。于是他搬到这一带，开始修习佛教禅定。几年后，当他在附近的终南山里漫游的时候，遇到了道教仙人吕洞宾和汉钟离，并从他们那里得到了道教方面的秘密口授。从那以后，王重阳在这里度过了七年的时光。他和吕洞宾、汉钟离三个人一起生活在一个岩洞里。那个岩洞，王重阳称之为“活死人墓”。在王重阳的著作里，他把禅宗、理学和传统的道教重点——养生三者结合了起来。公元1170年，王重阳辞世。此前他成功地把自己对道的领悟，传给了远在山东的七位弟子。这七位弟子中的四位弟子，把他们师父的遗体运回了他过去“坟墓”的所在地。

　　按照儒家哀悼父母的习俗，四位弟子都在坟墓附近搭了茅屋，并且在这一带待了三年。三年后，他们才离开这里，去弘扬师父的教法。1222年，四位弟子之一的邱长春终于成功地到达了成吉思汗在中亚的军营，并且从他那里争取到了一道诏书，保证全真派及其信徒在蒙古统治下的中国北方地区享有特权。从那时起，全真派就被认为是中国道教火种的主要保持者。在传统的道教修行如炼金术、瑜伽和禅定之外，全真派又建立了道观制度。

　　重阳观修建之后不久，就成为中国历史上可能是最大的宗教建筑。它得到蒙古王室的支持，容纳了一万名道士和道姑。在我们参观期间，我们所看到的，只有一座摇摇欲坠的大殿在暗示着这座道观昔日的辉煌，还有几十块石碑——或者说大石板，镶嵌在北墙里。这些石碑都是13世纪的文物，其中包括王重阳和他七位弟子的肖像。陈列的石碑中还有王重阳的书法，字迹粗犷流畅，以及他的七位弟子的书法，连同蒙古文原文范本。与中国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宗教场所一样，这个地方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只除了两位老道士在那里看管大殿。负责管理的官员对于我们的出现持怀疑态度，所以我们一浏览完石碑，就离开了。

　　在重阳观的西面，我们的车掉头向南，沿着一条河往前走。村妇们正在岸边的石板上洗衣服和床单。向南望去，可以看到这条河的源头在终南山附近的山岭上。走了一小段之后，我们重新回到主路上，再次向西进发。大约15公里之后，我们在田河边停下来。在田河宽阔的沙质河床上，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山平地凸起。这座小山就是楼观台，也就是《道德经》的家。

　　在古代，统治者们认为，掌握天道的知识对于管理国家事务是至关重要的。战役的胜负常常得取决于天气；而朝代的盛衰则要看彗星的尾巴。公元前11世纪，周朝创建之后不久，据说康王曾经命人在这座小山上修建了一座瞭望台，离丰、镐二都骑马要一整天的路程。公元前10世纪，穆王参观了这个地方，并命人修建了一座祠堂。这座小山后来以“楼观台”而知名（也即瞭望台的意思），而它最著名的守望者就是尹喜。当尹喜在函谷关遇到老子以后，是他把老子带到这儿来的。

　　我们过了田河，掉转车头向那座小山开去。车左路经一堵墙，里面是过去皇室的宗祠。公元前219年，即在穆王修建了第一座祠堂之后的800年，秦始皇也在这里修建了一座祠堂，那是为了纪念老子的。100年后，汉武帝亦在此处修建了一座祠堂。这个地方也曾经得到其他皇帝的垂青。但是这些早期的祠堂，没有一座能与唐高祖修建的那座大型建筑群相比。它包括50多个独立的建筑物，是唐高祖于公元618年建立唐朝之后不久，命人修建的。

　　高祖姓李，与老子同姓，于是他的祖宗很容易就被追溯到了圣人那里。随后，楼观台也变成了皇家宗祠，被重新命名为“宗圣宫”。如今，除了记载着楼观台早年历史的几块石碑和一棵据说是老子手植的古老的银杏以外，在这座崭新的灰砖墙后，什么也没有。银杏生长极其缓慢，这一棵枝干粗壮，依然枝繁叶茂，只是它的主干因为遭受火灾而变成了空心的了。

　　看过了老子的银杏树以后，我们沿着一条林荫路，继续向上走。穿过一座小村庄，然后经过一道拱门，上书“楼观台森林公园”。路右是一座新近建成的、可是已经破败不堪的两层楼的旅馆。它荒凉得就像我们刚刚在下面的路上离开的那座石碑林立的墓园。经过这座旅馆，我们进了道观大门，停下来在道观旅馆里登记。一张床每晚10元人民币，也即2美元。

　　旅馆上面是一个泥地院子，里面也长着一棵古老的银杏，还有一眼井。井后是一个大厅，里面石碑林立，石碑上记载着楼观台周期性的复兴。我们沿着一条过道，穿过大厅，然后顺着一条石阶，沿着楼观台南坡，向山顶的主殿进发。据说这里是老子给尹喜上课的地方，后来他的教导被记录下来，就成了《道德经》。就在主殿的门内，立着两块刻于13世纪晚期的石碑，上面是《道德经》中的“道经”和“德经”。

　　正殿面对大门，里面供着《道德经》的作者。右首是一间偏殿，供着后期的道家哲学家庄子和列子。左首也是一间偏殿，供着太白金星，也就是傍晚出现在西方地平线上的那颗星。我停下脚步，与一位坐在石阶上的道士攀谈。他的名字是任法周，原来他是楼观台住持的助手，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副会长。他说，1958年，当他初次来到楼观台的时候，道士和道姑的人数已经衰减到150人。解放前，这里曾经有500多道士和道姑。“文化大革命”期间（1965～1976年），只有大约12人千方百计留在了道观里。任法周说，红卫兵不但赶走了道观里的大部分出家人，而且还摧毁了所有的建筑。楼观台上的那些建筑物，都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

　　在老子殿后，我们沿着一条石阶，从楼观台的北坡下去，来到一座与老子庙相毗邻的祠堂。祠堂里面供着斗姥。斗姥掌管着人的寿数，以确保人们活完分配给他们的年岁。因为我的儿子红云与斗姥的丈夫北斗神君的生日是同一天，所以我上了一大把香。尽管如此，它的香气还是远远不及殿外桃花的芳香。

　　在斗姥殿后，我们沿着另一段台阶往下走，来到另一座祠堂。这里供着虹云公主，她是主管送子的，因此我也为女儿艾丽斯而感谢了她。

　　在回入口处的路上，我们沿着一条拱廊，穿过我们刚刚经过的那座院子。墙上镶着石碑，碑上刻着昔日著名的来访者所留下的诗歌、书法及绘画作品。在9世纪的参观者中，大诗人白居易留下了下面这首诗。它的开头是一句引言，这句引言在五千言《道德经》的结尾处：

　　言者不知知者默，

　　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

　　缘何自著五千文？

　　下来回到主院里，我们要了面条。我开始浏览在正门那儿得到的游客手册。1982年，楼观台附近的土地，大约有640公顷，被置于省政府森林管理局的管辖之下，种满了竹子、黑槐、胡桃和松树。楼观台位于西安城外70公里处，乘车大约要3个小时，对于大多数旅游者来说，它离西安有点儿太远了。很显然，政府正在把它变成一个森林研究中心。

　　阅读游客手册的时候，我在想，在楼观台这些分散的建筑群后面，它的布局意图是什么。此时这个念头浮上脑海：这种安排很可能是代表三个内在的精神中心，即上、中、下三个丹田——道教徒们把他们体内的气息循环都汇集到这三个地方。如果这个想法是正确的，那么坐落在向北两公里处、平原上的过去的皇家祠堂就是代表着下部的精神中心，就在肚脐下面，即下丹田；老子发表关于道的演说的那个地方附近的那座小山，就代表着中部的精神中心，在心脏附近，即中丹田；位于那座小山向南两公里处的山上的祠堂，则象征着上部的精神中心，在头上，就是我们如今注意力集中的地方，即上丹田。

　　从院子里开始，路变成了一段一段的砖路。最近下了很多雨，沿途路上积满了水。一个小时后，我们遭到一群工蜂的针刺“欢迎大典”，然后终于到达炼丹炉。据说，老子动身回仙境以前，就是在这里炼制长生不死药的。

　　这座孤独的祠堂小得仅能容纳一张供桌和三把椅子。其中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老道姑。她说，她每天从早到晚坐在这里，为道观看守这座祠堂，由此可以得到面粉和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她姓张，是河南省南阳地区的人。当我们的眼睛适应了祠堂里的光线以后，我发现，她缠过足。缠足使得她从儿童时代起，走起路来就颤颤巍巍的了。她说，她每年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下山一两次。她79岁了，出家也已50多年了。近20年来，她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开始是在西面的太白山上，最近则是在这座能够俯视楼观台的山上。她说，为了修习禅定，她宁愿一个人生活。但是她说冬天很冷，下雨的时候，祠堂的屋顶就漏水。沿着小路再往上走100米，有一间小土坯房子，茅草苫的屋顶，那就是她的家。那是几十年前另一位隐修者盖的。

　　当我问及其他隐修者的时候，她说，10年前她刚到这里的时候，这一带确曾有过不少隐士，但是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死了，或者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有的回到了寺庙或道观里。她说，她认识一位老和尚，住在离这里三个山头远的一间茅篷里。我估计，他是在四方台附近的某个地方。

　　我很愿意跟她聊天儿，但是我真希望自己能多懂一点儿河南方言。我们回到下面的院子里，也就是楼观台的中轴线上。楼观台的三个精神中心坐落在一条南北轴线上，彼此之间相距2公里。除此以外，楼观台还有一双“翅膀”，各向东西方延伸出大约6公里。我所看到的这种建筑式样，使我想起了《庄子》开篇中的那只传说中的大鸟：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将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

　　鹏的右翅包括一系列建筑物，它们一直延伸到一个叫西楼观台的地方。西安外事局告诉我们，西楼观台“太危险了”，所以不准外国人入内。我们猜想，这就是说它位于某种军事设施的附近。可是，根据出家人所说，西楼观台上唯一的景致就是一座小庙和老子的坟墓。

　　我不知道关于老子坟墓的故事起源于何时。不过公元前100年左右，司马迁在撰写这位伟大圣人的传记时提到，老子继续西行，经过函谷关（距离楼观台有两天的行程）之后，终于消失了。道观里的一位道士告诉我，这两个故事都有可能是真的。他说，道教徒委弃他们的遗兑就好像蛇蜕皮，老子离开以前，可以很容易地把束缚着他的肉体留在楼观台。

　　既然不能参观楼观台的“西翅”，我们就把注意力转移到了“东翅”上。它一直延伸到一个叫仰天池的地方。没有人说过这个池塘或它附近的祠堂是禁止进入的。一个在正门卖面条和香的人同意给我们当向导。他说，他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到过那儿了，不过他还记得路。我们从山的东坡走下去，很快就穿行在长满了粟苗的田野里。

　　在距离小山大约一公里处，我们路过一座石碑，它兀立在粟苗之间。向导说，原来这儿有一座大寺庙，红卫兵占领了这个地方以后，整个寺庙都毁了，只剩下了这块石碑。在石碑的上方，我们渡过了田河。之后途经一座小村庄，村庄里都是土房。然后我们向山里进发。

　　几分钟后，我们到达一座小山。山顶上曾经有过一座祠堂，里面供着元始天尊。据说老子是他的一个化身。我们的向导在一块石碑前点燃香和烛，然后我们继续向前走。那块石碑，就是那座祠堂唯一的幸存物了。

　　在小路上，我们遇见了几位樵夫。其中一个人说，住在仰天池的最后一位道姑前年离开了那里，去了遥远的太白山的山峰上。在那里，她可以有更多的地方种菜，以及拥有更多的孤独。

　　一个小时后，我们到达鞍形山脊，然后走上一条岔路，去山顶上的一座小祠堂。这座小祠堂是八边形的，就像道教里八卦的形状——八卦是指《易经》里的八种卦象。这个地方叫“栖真亭”，据说老子在楼观台逗留期间，就是在这里修习禅定的。栖真亭里曾经供养过的所有塑像和使用过的法器，都已荡然无存。我们下去回到鞍形山脊上，继续走，来到附近的一个小山村里。村里有六户人家，他们的屋子沿着一个长满了灯芯草的池塘的北岸，一字排开。这个池塘，就是仰天池。

　　我们受到一位农夫的欢迎。他戴着一顶蓝色的水手帽，双颊如此红润，以至于开始我以为他是荷兰人。他领我们从两座农舍中间穿过，打开了那最后一位道姑前年遗弃的祠堂。祠堂里面的墙上全是壁画，展示了周朝的兴衰以及老子环游世界的经历。祠堂里的主要塑像是玉皇大帝。在元始天尊创始万物以后，玉皇大帝就接过了道教万神殿的领导权。他的右边是老子的塑像，它是用粘土做的，头上顶着一块红围巾，散发出一种古怪的韵味，与我以前所见到过的所有这位圣人的塑像都不相同。当向导在玉皇大帝面前点燃香烛的时候，我给老子拍了照。

　　“文化大革命”前，仰天池周边地区曾经是一座道观，里面居住着数量庞大的出家人。这座荒凉的小祠堂，就是那座道观所遗留下来的一切。

　　农夫锁上门以后，邀请我们到他家喝碗热糖水。我们解完渴，他的妻子开始准备新鲜面条，农夫则开始削土豆。于是我回到外面，点燃了一支抽剩的香烟。农舍两侧长着高高的树，树枝上有几个喜鹊窝，喜鹊们在窝里吱吱喳喳地叫着。那个池塘占去了这个村子的大部分地盘，里面长满了干枯的灯芯草，正在风中瑟瑟作响。当我沿着池塘绕到对岸去的时候，惊起了两只青蛙，跳进水里去了。村里的孩子们告诉我，他们正在池塘里捉五色鱼。我想，不知道这五色鱼是不是一种鲑鱼，可是我所看到的，只有灯芯草。

　　从池塘上方向南望去，那个鞍形的山脊陡然直落而下，露出了楼观台后大约30公里范围内的大大小小的山峰。在西南大约20公里处，我望见了2600米高的四方台峰。我用望远镜浏览了那一带，不过它太远了，看不到任何炊烟和茅屋的痕迹。紧挨四方台西面的是东老君岭。东老君岭再向西30公里，山岚中的一个地方，是太白山上的那块巨大的白石头。太白山高3800米，是终南山的最高峰。

　　香烟不长，我们的向导也已急着要回家了。我们用面条和土豆填饱了肚子，谢过了农夫和他妻子的盛情款待，动身回楼观台。下山的半路上，我们惊起了两只鹌鹑；沿途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去捡一些从地里长出来的白色的小星星。到处都是桃树，桃花盛开。回到旅馆里，我们用一桶冷水冲掉了路上出的汗。

　　晚上就寝前，我向当地文化事务局的官员打听过去住在这里的道教徒的情况。他说，已经有人编纂了一部详细的历史，不过还有一些编辑工作要做。大概在未来的两年内，可望问世。

　　当我问及楼观台现在的常住的情况时，一位老道士建议我们去与住持谈谈。这位老道士的嘴里只剩下一颗孤零零的、长长的牙齿，长到令人难以置信。他把附近的一个建筑群指给我们看。那是一座昔日的军营，门上还有红五星。老道士说，为了防止破坏，这个地方已经铺了石板，在未来五年内的某个时候，一座崭新的大道观将会取代这座军营。

　　我们在斋堂里找到了住持的侍者，他把我们领进一间接待室。在那里，我们被介绍给住持任法融。任道长是邻近的甘肃省人，留着一部长长的黑色络腮胡子——那种中国西北地区的人所特有的络腮胡子。他也是陕西省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从其他道士那里了解到，他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大师之一。

　　互相介绍之后，他送给我一卷他注解的老子《道德经》——正是《道德经》把我们引到楼观台来的。在深入终南山的过程中，我们拜访过任道长两次。下面是我所摘录的两次采访的部分内容。现在任道长说话要谨慎得多了，不比他早先在中国道教协会的杂志《中国道教》（1985年秋，第10期，第12～15页）上发表文章的时候了。因此，我对他写的评论的某些部分作了解释，作为对他的回答的补充。

　　任道长看起来并不太老，因此当他说他60岁了的时候，我吃了一惊。我问他出家多长时间了。

　　任：我离开家的时候19岁。出家40多年了。当我刚开始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不同意，但最终还是接受了我的决定。于是我便去龙门洞住下了——龙门洞在这里的西北方。我在那里待了3年。那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你住在道观里，而不愿意先受几年苦，那么没有人肯教你。

　　问：“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在这里吗？

　　任：在。最近的30年我一直在这里。

　　问：那时候发生了什么事？

　　任：红卫兵来了，摧毁了道观，砸碎了塑像，烧毁了我们的书。他们还打出家人。他们使我们烦恼了10年。（根据任道长在《中国道教》上的报导，“文化大革命”10年期间，陕西省几乎所有的道观都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从1982年起，陕西省的72座道观中的10座开始部分地修复。在这10座道观中，只有楼观台、华山和西安的八仙宫从政府那里得到了经济援助。以楼观台为例，这笔钱的数目是13万元人民币，或者说2.5万美元；八仙宫是15万元人民币；华山的数目没有报道。）

　　问：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善的？

　　任：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那时起，情况开始慢慢地好转。（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说，在新宗教政策宣布后的十年间，“左”倾思潮继续阻碍着宗教的发展，尤其表现在接管宗教场所的问题上。他说，陕西省的问题在楼观台、重阳宫、华山和陕北的白云山表现得尤为突出。任强调说，将宗教场所置于宗教修行者的管理之下，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不这样做，宗教团体就不可能达到政府所提出的自给自足的目标。）

　　问：道观给住在这里的道士和道姑们发钱吗，以帮助他们支付个人开销？

　　任：给。现在每个人每月能得到大约20元人民币（4美元），这笔钱从我们卖门票、香和手工艺品的收入中支出。楼观台的道士们则一直把修行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我们也种菜，比如芜箐、卷心菜和土豆。我们一年四季都穿同一套衣服。我们不需要多少钱。我们更愿意用自己所赚得的一点点钱去修复道观或买书。

　　问：道观是怎么组织的？

　　任：它的组织形式与佛教寺庙很相近。佛教有寺庙，道教则有道观，而且寺庙和道观里不同功能区的名称都一样，管理机构也一样。每一种宗教都有一个组织。我们也有一个。我们有规章制度。但是修行要取决于个人。（1987年，现在的中国道教协会草拟了《道观管理规则》。允许每座道观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形来进行组织，以及通过任何不与公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方式来养活自己。据说责任和收入都是根据民主的原则来分配的。目前道协所提出的口号是“让每一座道观自己养活自己”和“把道观建成一个家”。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指出，1949年以后，政府禁止发展新的出家人。1978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个政策被废止了，同年，重新建立了道教协会。从那时起，全真派的23个主要中心和另外两百座小道观都加入了道协。后来任道长告诉我，目前中国道士和道姑的数目大约有10000人。可是，北京白云观里的中国道协官员却告诉我说，这个数目是将近3000人；中国道观的数量大约有500座，可是其中大部分道观都太小了，没有资格加入道协。）

　　问：在近几十年里，道教发生了哪些变化？

　　任：很多个世纪以前，中国道教分裂成全真派和正一派。全真派是北方的主要宗派，正一派在南方更为盛行。正一派是一个在家宗派，其中心是如四川、上海和江西龙虎山这样的地方，也被称为天师道。成员们可以结婚，可以吃肉，也可以喝酒。他们住在家里。全真派则完全与俗世隔离开来。它的成员住在道观里。我们属于全真派。像我刚才所说的，全真派在北方占主导地位，但是现在正一派更为流行。这是最大的变化。

　　问：哪一派控制着道协？

　　任：哪一派也没有。协会里两派的人都有。同时既有在家信徒，也有道士、道姑。它不拒绝哪一派，也不着重强调哪一派，也不干预任何一派。协会不干预任何形式的信仰或修行。（通过对中国道协出版物的匆匆一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协的高级官员和会长们大部分是全真派的出家人）。

　　问：如果一个人想跟某位特定的道教师父学习，师父和弟子本人就能决定这件事，还是必须要得到协会的许可？

　　任：人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事。协会不能干预。（根据我们与之攀谈的其他道士的说法，地方道协决定弟子们可以在哪里学习，以及道士和道姑们可以住在哪些道观里。）

　　问：现在的年轻人对出家还感兴趣吗？

　　任：感兴趣。目前住在这里的50位道士中，有20多位是30岁以下的。（在任道长的报道中，他提到，尽管省内各道观年轻的出家人非常缺乏，可是政府仍然不让想出家的年轻人在道观里待得太久，除非他们先迁好户口，而迁户口的过程总是很困难，而且常常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这种官僚主义的束缚，使道观很难吸引到年轻的道教徒。）

　　问：你给人上过课吗？

　　任：是的，有时候。但是现在没有太多人对道教感兴趣。（任道长的报导中称，在过去的两年里，定期在楼观台举办的道教班只吸引了三四十人，而一个为期三周的气功班——或曰“道教瑜伽”班，则吸引了300多人，其中200人还是从外省来的）。

　　问：你在向现在的人弘道的时候，有什么问题吗？

　　任：我们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难以找到真正相信道教的人。道教教导我们要清心寡欲，过一种宁静的生活。愿意清心寡欲或者习静的人，在现在这个年头，真是太少了。这是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还有，现在人们学道要慢得多了。他们的心不再单纯。他们太复杂了。

　　问：据我所知，道教很多高深的教导都是秘密的，而且只传给有限的几个弟子。这是真的吗？

　　任：是的，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的。一个道教师父收了一个徒弟，在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事情都传授给徒弟以前，可能会考验他几十年。而很少有徒弟有那种毅力。

　　问：中国现在有宗教自由吗？

　　任：有。我们想怎么修行，就可以怎么修行。我们可以在山里修行，也可以在城市里修行。在道观里，在家里，都可以。

　　问：有没有道教徒自己在这些大山里修行？

　　任：有。还是有一些人的，只是不如以前那么多了。他们的很多茅篷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毁掉了。几年前，住在这附近的一位隐士，在96岁的时候，证得了长生不死。两年前，另一位隐士在140岁的时候，羽化登仙了。我还知道有几个人住在太白山的山脚下，但是我几乎从来没看见过他们。

　　问：你曾经隐居过吗？

　　任：是的。但是不到三年。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所有的道教徒迟早都要独自生活一段时间，好集中精力修行。为了修行，你不得不找一块与世隔绝的地方，至少开始是这样的。但是重要的是要学会静心。一旦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就可以住在任何地方，甚至住在一个喧嚣的城市里。

　　问：我注意到很多诸如楼观台这样的宗教中心已经开始吸引旅游者了。这会影响你们的修行吗？

　　任：是的。这里不再那么安静了。修行要困难得多了。但是事情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不得不利用我们能够找到的一切支撑方式来修复道观，培养新的出家人。

　　问：道教修行的目标是什么？

　　任：人的本性与天的本性是一致的。天生万物，而万物都朝不同的方向运化。但是迟早它们会回归于同一个地方。这个宇宙的目标，它的最高目标，就是“无”。“无”的意思就是回归。无是道之体。不仅人，动植物和一切生物都是这个“无”之体的一部分，都是由这个“无”之体所构成的。一切事物与“无”都是一体的。宇宙间再没有第二个东西。实证这一点，不仅是道教的目标，也是佛教的目标。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变化。道教徒和佛教徒寻求的是不变的东西。这就是他们不追名逐利的原因。他们寻求的只是“道”，就是我们生于斯、回归于斯的那个“无”。我们的目标就是要与这个自然的过程融为一体。

　　问：一个人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任：这个事情是分阶段的。成功有多种层次，达到目标是很难的。但是一旦你把这个作为自己的目标，那么你就要不停地走，一步一步地，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每个人的能力是不同的，但目标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就是成仙，回归道之体。只要你修行，最终一定会成功。在佛教里，觉悟是主要目标；在道教里，觉悟是次要的。觉悟后你还要继续修行，直到你逐渐地、非常自然地与道融为一体。如果你此生没有成功，那么你下一辈子还有机会。但是不修行的人就没有机会，他们的生命就此终结了。道教修行就是要修成一个长生不死之身，临终时它会从肉体中分离出来。你可以参观一下老子墓。他成仙的时候，把自己的骨骸留在了那里。我们的目标与他的目标是一样的，就是要与道融为一体。

　　问：一定要出家吗？

　　任：重要的是要过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要做到这一点，不一定非要出家。如果你不持戒，出家没有任何好处。持戒很重要。但是任何人，只要他过着一种合乎正道的生活，都能够做到这一点。这是修行的基础。戒律就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戒律使修行成为可能。如果你对自己不作要求，修行就会一无所获。

　　问：现在修行的方式有变化吗？

　　任：没有，现在的修行方式与老子时候的一样。人没有变，道也没有变。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修定方式，我们的养生方式，仍然是一样的。

　　问：老子在道教中的地位究竟是怎么样的呢？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位哲学家，而不是一个宗教的创始人。

　　任：那是现代的观点。但老子与宗教是不可分的。中国人一直信道，这种信仰促使他们发展出了各种各样的宗教修行方式。你认为老子会口中谈道而不信道或修道吗？他知道，宇宙中的一切都来自于道，离开道是不可能的。那时候还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宗教，但道是一样的。 
 
 
第五章　鹤之声  

　
 
　　华山，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自古以来就是隐士修行的佳地。在攀登华山寻访隐士的途中，我们经过一块石头，它的正面刻着『鹤之声』三个字。鹤在道教里是变化、超越、洒脱、纯洁和长寿的象征，用它来代表华山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可是很显然，这只鹤已经飞走了。

　　如道教徒所宣称的，道教的历史形态可能起源于终南山西端的楼观台。可是它的史前形式，却远在很早以前，就已在终南山东端的华山上兴盛了。对于道教徒来说，华山的意义甚至要超出史前时期，一直回溯到万物创始的时候。

　　太初时，混沌分化成阴和阳。阴阳再次分化，成为老阴、老阳和少阴、少阳。这四种力量交互作用，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其中第一个生命就是盘古。盘古一生下来，就拾起一把锤子和一只凿子，用他毕生的精力去开天辟地——也就是如今我们大家居住于其中的这个空间。他不是花了7天，而是花了1.8万年。当他终于倒在地上死去的时候，他的躯体化作了五岳：他的头化作东岳，他的胳膊化作北岳和南岳，他的腹部化作中岳，他的脚化作了西岳。

　　经过几千年的风化之后，盘古的脚逐渐变得像一朵石头叶子上开出的花，因此早期的中国人把西岳称为“华山”——花山。它开在中国最早的部落文明的中心地带，直到现在，中国人仍然喜欢称自己为“华人”。这一称呼表明了这座山对于他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多么重大的意义。

　　华山有一股特殊的力量，从而赢得了人们的尊重。它的外形在群山中是独一无二的。要攀登它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巨大的欲望——不是肉体的欲望，而是精神的欲望。因为华山是中国最早的精神中心之一，是萨满们来寻梦的地方。黄帝就是这样一位萨满，他爬过几次华山，去与神人们交谈。公元前2600年左右，黄帝乘龙回归仙班，他在尘世间作为中国北方部落联盟首领的权力，传到了白帝的手中。

　　尽管白帝把他的宫廷远远地建到了黄河冲积平原的东部，但是他的后裔中的一支，还是迁移到了华山附近，而且开始定期祭祀过去在这里的、他们受人尊敬的祖先。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圣人皇帝尧、舜、禹都曾经游览过华山。《庄子》中记载了公元前2400年左右尧的一次行幸。在这次行幸中，祭祀中心的管理人员（封人）讽劝这位圣人皇帝，不要因为自己为他祈祷多子、多寿、多财而担忧：

　　始也，我以汝为圣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万民，必授之职。多男子而授之职，则何惧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则何事之有？夫圣人，鹑居而食，鸟行而无彰，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天下无道，则修德就闲。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三患莫至，身常无殃，则何辱之有？

　　——《庄子·天地》第十二

　　这位管理者——这位华山道人，讽谏尧的地方，叫作“华峰”，就在今日的华阴县城东面大约三公里处。不幸的是，这座过去的祭祀中心的最后一批文物，毁于1958年毛泽东的“大跃进”运动。从那时起，这里又发掘出了新石器时期的遗址，现在这个地方就以新石器时期的遗址而闻名了。另外还有两座祠堂，也销声匿迹了。一座建于周朝初期，在华阴的南面，现在已经变成了华山高中；另外一座则建于汉代早期，本在附近的黄甫谷的入口处，已在几个世纪以前被洪水冲走了。

　　第四座祠堂、也是最后一座祠堂，建于公元160年左右，就在华阴的东面。它以西岳庙而知名。别人告诉我，它是中国建筑工艺的一座气势宏伟的纪念碑。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它的主厅里供奉着白帝。4500年前的某个时候，白帝的后人成为华山的守护者。除了很多建筑物之外，院子里还有一片香柏林。据说早在最初的西岳庙修建之前，它们就已经种在这里了。整座庙被一道围墙围住了，不允许外国人入内。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一直被当成军营来使用，这大概就是它躲过红卫兵这一劫的原因吧。

　　此时正是8月中旬，雨季的中间。在西安等天放晴等了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决定抓住一个机会。经过4小时，走了120公里之后，我们看见一条泥泞的山路，向华山延伸而去。在这里，我们能够看见蓝天。

　　我们把衣服扔在一个廉价旅馆里，动身去探险。经过两排旅游工艺品店的“夹击轰炸”之后，我们进入了玉泉院的主门。玉泉院是一座道观，建于11世纪中期，是为了纪念陈抟而修建的。10世纪的时候，陈抟曾经在这里隐居。他的无极图曾经激发了早期理学家们的灵感，除此而外，他还修习道教禅定，能够连续数月保持一种类似于睡眠的入定状态，并因此而名重一时。道观西面的一座小山洞里，至今还供奉着一尊陈抟卧像。我们只捐了一点点钱，看管大殿的老太太就让我们进去了。我们伸手抚摸着陈抟的石头塑像——自从公元1103年被雕成以后，不知道有多少只手曾经触摸过它，以至于现在它看起来、摸起来都像一块抛过光的黑玉。

　　附近有一座亭子，是陈抟建在一块石头顶上的。在这块石头前面，陈抟曾经扦插了四棵佛陀出生于其下的那种树的枝条——根据一个道教故事所说，老子回归帝乡以后，又转生为释迦牟尼——现在只剩一棵还孤独地活着。很显然，当年红卫兵们以为他们已经彻底清除了这四棵树，可是眼下它们多瘤的残干上，又冒出了新芽。

　　就在主殿入口处的外面，一块雕刻着华山图景的石碑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它的中间断开了，但是我们竭尽全力仔细地去研究它，就仿佛我们能够越过保护栏、看透它表面上的浮尘似的。如果这座山真的如图中所绘，那么史蒂芬和我都要减肥了。

　　在院基的东面，我们又一次在一块石碑前停下来，这块石碑紧挨着另一块石头。这儿是诸多的华佗墓之一。华佗是中国最伟大的医学天才，卒于公元207年，享年97岁。华佗曾经在华山的一个岩洞里生活了很多年。而且他还在这里采集药草——直到今天，华山还因为这些药草而著名：山薑的特殊变种、人参、细辛和菖蒲，等等。采用针灸技术和利用以大麻为基础的麻醉剂来进行外科手术，是华佗诸多成就中的两项。此外，人们还把五禽戏的创建归于他的名下，后来五禽戏奠定了中国武术的基本风格。尽管华佗一再谢绝官职，他还是被迫去给曹操治疗慢性头疼病（曹操在汉代末年篡位）。当他拒绝继续治疗的时候，曹操命人杀死了他，以防华佗向自己的众多敌人泄露他的健康状况。

　　过了华佗墓，在玉泉院的东墙外，有两座小道观。第一座是十二洞观，大部分云游的道士都在那里挂单。我们经过它锈迹斑斑的大铁门，又走了一百米，进入了仙姑观砖木结构的大门里。西安的一位中国朋友曾经告诉我们，这是谢道长居住的地方。我们找到他的时候，他正在床上支着身体，用一盏热灯烤膝盖，治疗关节炎。他曾经以武功而闻名于世，现在却连走路都有点儿困难了。他的房间里有两张并在一起的木板床，床上吊着一顶蚊帐（其他道士的房间也都是如此布置，他们在床上打坐、学习以及睡觉）。屋里还有两只箱子，装着书和衣服，以及一张桌子、两把折叠椅和一台新彩电（省政府因为他在保护文化方面的贡献而赠送给他的），墙上还有一幅字，上面写着“忍”字。互相介绍之后，我递给谢道长一支烟，自己也点燃了一支。我们抽烟的时候，他给我讲了他这一生的故事。

　　谢道长的父母原籍山东，在清朝歉收的年份里，为了找活路而南迁了。他出生于安徽省，在他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家了。经过标准的三年学徒期之后，他来到华山修行。我们会面的时候，他刚好满80岁，已经在华山生活60年了。除了膝盖有点儿关节炎之外，他的身子骨异常硬朗，心清澈得就像久雨后的天空。我向他请教道教方面的问题。

　　谢：老子说，要修静和不偏不倚。要自然。自然的意思是不强求。当你自然地行事的时候，你就会得到你需要的东西。但是为了了解什么是自然的，你必须修静。作为一个道教中心，很久以来，华山如此出名，就是因为它安静。过去这里有很多隐士，但是现在这座山已经发展了旅游业。宁静不再，隐士也不在了。

　　问：他们到哪儿去了？

　　谢：这很难说。隐士们想一个人待着，所以不容易找到他们。他们更喜欢离群索居。他们中一部分人回到了城市。另外一些人搬进了终南山的更深处，那儿还很安静。但是即使你找到他们，他们也可能不愿意跟你说话。他们不喜欢被打扰，而是更愿意坐禅。他们对谈话不感兴趣，可能对你说几句话，然后就把门关上，再也不出来了。

　　问：但是他们要吃饭呀。他们迟早还是会出来的，不是吗？

　　谢：那可不一定。有时候他们一天吃一顿，有时候三天吃一顿，有时候一个星期吃一顿。只要他们能够滋养内在的能量，就会活得很好，而不需要食物。他们也许会入定一天、两天，一个星期，甚至几个星期。他们再次出来之前，你可能不得不等上很长时间。

　　问：他们对教导别人不感兴趣吗？

　　谢：感兴趣。但是在你能教导别人之前，你必须先自己修行。在你教什么东西以前，你必须先了解它。你不能只靠在书本上看到的话来解释内在的修行。首先你必须搞明白它们是什么意思。

　　问：如果人们不能跟隐士学道，那么他们可以跟道观里的道士学吗？

　　谢：你不可能只逛逛道观就能学到东西。你至少要在道观里住上三年，而且要做日常杂务。如果你能够忍受这份艰苦，那么三年后，你就可以请一位道士做你的师父。这是不容易的。你必须头脑清醒、心地纯净。就像我刚才说过的，至少要有三年的体能训练，你的心才会变得足够宁静，才能够理解道。

　　问：你住在山上的时候，肯定需要山下的一些东西。你是怎么得到它们的呢？

　　谢：什么东西都靠我们自己背。我岁数小一点儿的时候，经常上下山。现在，游客们有时候会给道士钱，道士就付钱给别人，让他们把东西背上来，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修行了。

　　问：住在这儿的道教徒的数目有很大变化吗？

　　谢：我刚来这儿的时候，山上有四五十位老师父，有两百多道士和道姑，小道士们多得数不清。现在，只有一部分人还待在这儿。

　　问：他们都怎么啦？

　　谢：有些人死了。很多人走了。还有很多人还俗了。

　　问：道观怎么样呢？

　　谢：道观里挤满了游客。什么都变了。现在旅游局管着道观了。

　　我问谢道长，我能不能跟仙姑观90岁的老当家行道长谈谈。谢道长突然变得严肃起来，说这不方便。很显然，行道长有问题——但不是健康问题。出去的路上，我们看见了行道长，他正在指点一个千里迢迢从浙江赶来的年轻人，这位年轻人要给道观雕龙和鹤。史蒂芬和我鞠躬为礼，然后离开了。

　　后来，谢道长与我们在我们的旅馆房间里共进了一顿俭朴的晚餐。他说，对于道教徒来说，道教自身的发展形势不是变得越来越好，而是越来越糟。全中国能够称得上大师的道士和道姑，不超过150人。

　　2000年前，汉代的历史学家们说，在汉明帝统治期间，全国的人口是5000万左右，而登记在册的道教大师有1300人。换句话来说，当时全国的人口是现在的1/20，而道教大师的数目却是现在的10倍。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悲哀的现状，可是很多中国人现在还把道教称为他们的国教。

　　回道观的路上，谢道长把当地可以洗热水澡的地方的大门指给我们看。那是一个退伍军人之家，里面住着几百个在中越边境冲突中受伤的士兵。在门口，我们互相道别，谢道长拄着拐杖，蹒跚着，慢慢地走回仙姑观。

　　后来，当史蒂芬和我在明亮的月光下走回旅馆的时候，我想，不知道谢道长是不是过去的五千年中来到华山的那一长串道士名单上的最后一位。这串名单中有茅濛，他是两千多年前来到华山的。他修炼到长生不死之后，大白天骑在龙背上，消失在云间。他的后人迁移到了东部的沿海省份江苏省，在那里的茅山上，他们建起了中国最著名的道教中心之一。花和风是老朋友了。如果华山的种子能够到达中国东部，那么它们也有可能飘过大洋。

　　第二天早晨，史蒂芬和我一个多星期以来头一次在阳光中醒来。我们往回走，穿过玉泉院的院子，开始徒步沿着通向顶峰的山谷往上爬。即使在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之后，河水还是清澈得像荡起了涟漪的玻璃，没有淤泥的痕迹，只有花岗岩质地的卵石和沙子。萨满们的山水指南书——古老的《山海经》中说，华山附近的一座山中，有一种岩石，用它煮汤洗澡，能够治疗皮肤病。这条河里的沙子看起来是如此洁白，用它似乎能够把幻世的红尘洗涤尽净似的。

　　时值盛夏，早晨的太阳就已经热辣辣的了。当我们开始这次登山行动的时候——后来我们才知道所花时间长达八个小时——我们很高兴能够走在山谷的树阴里。几公里以后，在娑罗坪这个地方，山谷变得开阔起来——娑罗坪是因为过去种在这里的两棵巨大的“娑罗树”而得名的。释迦牟尼（一些道教徒宣称他是老子的转世）就是在这样的两棵树之间进入涅槃的。那两棵树过去在山谷西壁上的一个祠堂前面。附近一个旅馆的管理人员告诉我们，“文革”期间，它们被砍掉了。但是地方志却说，它们是在1884年的一次洪水中被冲走的。

　　过了河，在一个叫小上方的地方，山谷的东壁上被人凿了很多山洞。现在洞口长满了杂草，肯定是多年以前就已经荒弃了。再往上走较远一些的地方，是中上方。唐朝的时候，玄宗的妹妹曾经住在其中的一个岩洞里。再往高处去，云雾中有个地方，是大上方的岩洞群。根据佛教旅行日记作家高鹤年的记载，1904年，当他游览华山的时候，大、中、小三个上方都住着道教隐士。

　　我们继续沿着山谷往上走，在毛女峰的山脚下，再次停了下来。毛女峰是因为一个修道的少女而得名的。这位少女本名玉姜，曾经住在毛女峰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的时候，他的很多妃嫔被挑选出来，陪伴他长眠于地下。一些妃嫔被挑选出来供弹琴之职，玉姜即是其中之一。但是在她被带到骊山附近秦始皇陵的前一夜，一位老太监帮助她逃到了华山。

　　后来，她遇到了一位道长。这位道长教她怎样靠吃松针、饮泉水而过活，怎样观想与人的生命有关的北斗七星，以及怎样走萨满的禹步。经过这样的修习，她的身体逐渐长满了绿色的长毛，于是人们开始叫她毛女。从那时起，猎人们会不时地报告说，听见了她的琴声，或者是看见一道绿色的身影在她过去居住的山峰附近闪电般地掠过。我四下里环顾。除了我自己站在一块石头上，只有一只蓝尾巴的蜥蜴正在享受着清晨的阳光。

　　过了毛女洞几百米，华山山谷到了尽头。我们来到了青柯坪，也就是东道院的所在地。这座小道院是一座古代道观的现代版本，里面供奉着九天玄女。根据道教传说，她曾经教黄帝怎样在战争中克敌制胜。结果，黄帝在华山西北一百公里处的涿鹿之战中，打败了蚩尤，成为中华文明的创始人。

　　青柯坪也是华山山谷入口处和顶峰之间的中点。从青柯坪到山底和山顶，都是5.5公里。但是剩下的一半是最难走的。山路看起来似乎都垂直了，而且在有一些地方，山坡的倾斜度真的达到了90度。据传闻，公元前3世纪，秦昭襄王为了把一棵古松从华山顶上运下来，做一只巨大的棋盘，他让工匠们安装了一系列的铁链和梯子，这才使得凡夫得以进入华山。不过此前萨满和道教徒们爬华山已经爬了几百年了——如果不是几千年的话。

　　青柯坪的景象说明，当《山海经》的作者把华山描述成“削成而四方，其高五千仞”的时候，他没有夸张。经过回心石，我们开始向高处攀登，并且很疑惑怎么能有人不靠铁链而爬到山顶上去。我走在前头，再也没有看见史蒂芬。直到两个小时以后，当我回头向下望苍龙岭的龙背的时候，才看到他。

　　唐朝时，当儒家学者兼诗人韩愈游览华山的时候，他爬苍龙岭才爬了一半，就因为恐惧而瘫软在地。像所有的学者一样，他不论走到哪里，从不忘随身带文房四宝。在绝望中，他写了一封诀别信，把它从悬崖边上扔下去了。最后营救的人来了，把他背下了山。从那时起，苍龙岭上的路就被扩宽了，并且出于安全考虑，在两边安装了铁链。尽管如此，当我要向下喊史蒂芬的时候，我还是突然噤了声，被这个念头吓住了——我的声音会落进深渊里，把我与它一同带走。

　　通过望远镜，我看见史蒂芬把几个登山者吓住了。他爬过铁链，以得到一个更佳的角度，去拍摄华山北峰——此时北峰的岩顶正兀立在旋转的岚气中。我身边站着三位广东来的商业艺术家，他们和我一样，正注视着这同一幕场景。他们中的两位使用的是油画颜料，另一位用的是粉蜡笔。中国墨汁再也看不到了。

　　几分钟后，我到了一个拱门处，即金锁关。它是过去登顶峰的入口，也是山路开始分岔的地方。谢道长曾经建议我们在东峰上的小旅舍中过夜。因此我选择了左边的岔路。几分钟后，我歇下来，与一位脚夫分享一只小西瓜。他靠往山上背东西谋生。他说，背的东西一般从40～50公斤不等，每次酬金是10块钱人民币，也就是2美元。我试着去掂了掂他的背包，感觉似乎有1吨重。

　　这儿也是橡树和松树林带开始的地方。我舒展着四肢，躺在树阴底下，看着天上的云，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飘来，然后又消失在无何有之乡。听着松涛声，我想起了俞伯牙和钟子期。不管什么时候伯牙弹琴，子期总能知道伯牙心里在想什么：时而高山，时而流水。子期死后，伯牙摔了琴，而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弹过。我想，风现在想的，是高山吧。

　　最后，我终于站了起来，去爬中峰剩下的路。像北峰一样，与其说它是一座山峰，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山岬。其实华山只有三座真正的山峰，但是出于命理学的原因，中峰和北峰也常常被包括在里面。道教徒们喜欢运用五行的概念：金、木、水、火、土；白、青、黑、红、黄；西、东、北、南、中。

　　因为秦穆公的女儿之故，中峰也被称作玉女峰。2600年前，秦穆公的女儿（弄玉）和她的丈夫一起来到华山。她的丈夫叫萧史，擅长吹箫。在华山上住了几十年以后，她和丈夫喝下了一种玉液调制的长生不老药，飞回仙乡去了。为了纪念他的女儿，秦穆公在这儿盖了一座庙。它被重修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在1983年。

　　从中峰开始，通向东峰的主路沿着一段很长的台阶拾级而下，然后沿着山顶内部的东部边缘，再次向上，直到东峰。但是还有一条近路，而我需要一条近路。我举步折回，走上一条去引凤亭的岔路。当年，穆公女儿经常在这里吹笛子，她的夫君则吹箫，风把他们的音乐一直吹送到平原上她父王的宫中。

　　从引凤亭向南望去，我能够看见东峰上巨人留下的手印——是他把华山和首阳山推向两边，从而使黄河能够掉头向东、流入大海的。我用望远镜浏览着下面的山谷，发现了一座掩映在竹林中的小茅屋。我决定以后打听一下它的情况。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去爬最后一段铁链，到了一个寺庙的后门——现在它是一个旅馆了，就在东峰的下面。登记的时候，我向管理人员打听我刚刚在下面遥远的黄甫谷里看到的小茅屋的情况。他说那是一个农夫的。我很失望，但是同时又很高兴——再也不用去爬另外一个山谷了，哪怕只是一小会儿。我坐在前门的外面，喝了一瓶啤酒——它们是与其他的生活必需品一起，通过当地脚夫的肩膀上来的。喝第二瓶啤酒的时候，史蒂芬到了。我们一起喝了第三瓶。

　　我们坐的那个地方，正是航空杂志上的那幅照片的拍摄处。我大为惊愕：原来那个景色是真的，而且我们的的确确已经坐在这儿了。我们的直下方，就是那座与照片上一模一样的不可思议的亭子，坐落在那一模一样的不可思议的山岬上。这座亭子里的坐凳和棋盘桌，都是最近才重修起来的，是用白色的花岗岩雕成。要到那里，你必须沿着一段铁链爬下去。在铁链的某一点上，你得被迫水平地悬在空中，背对着下面几百米处的岩石。2000多年以前，在武帝统治期间，有人看见一位名叫卫叔卿的道士，正在这个山岬上和几位神仙下棋。1000年后，10世纪的时候，陈抟曾经在这里和太祖下过棋。据说陈抟赢了，于是太祖把整座华山都封给了他。

　　史蒂芬和我注视着正在沉落的夕阳，它照亮了这座亭子。月亮飘过天宇。我们撂下一付空行囊担子，留给脚夫们第二天背下山，然后回屋休息去了。

　　东峰也叫朝阳峰。黎明前，一百名游客在外面打着寒颤，我们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夜间打着手电爬上山的。他们是一个为期两天的旅游团：早晨离开西安，参观骊山的秦始皇兵马俑，晚上爬华山，第二天傍晚回西安。

　　太阳升起来了，一百架照像机同时咔哒起来。它是从一座山后升起来的——《山海经》中说，那里生活着一种黑雉，用它能够治疗疮疖。这部萨满的山水指南还宣称：“（华山上）鸟兽莫居。有蛇焉，名曰肥虫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可是我们没有看见它。但是我们确实看见了一只老鼠在一点一点儿地撕咬一片树叶，乱哄哄的蜜蜂们在访问蓟草，橙黄色的向阳花，比太阳还黄的百合，还有鹰的一家，在山峰上空开始了新的一天。

　　吃过早餐面条后，史蒂芬和我开始了爬华山花状顶峰其他花瓣的旅程。去南峰的路上，在南天门，我们穿过一座小庙的大门。出来后，就置身于这座山峰的南面了。在这里，黄甫谷和仙峪谷环绕着华山的山基，垂直落差足有1000米。穿过仙峪谷向南，是三公山和三凤山。沿着悬崖，有一条铁链和木板合成的栈道，通到下面的贺老洞。它是13世纪的道士贺元希在华山正面陡峭的山崖上雕凿的几个隐居处之一。

　　他是怎么发现这个地方的，是一个秘密；一个更大的秘密是，洞上方的书法是怎么写上去的。它宣告这里是全真崖，是为了纪念道教全真派而命名的。去贺老洞的六英寸宽的路，被认为是这座山最危险的地方。一位管理人员说，几乎每个月都有人掉下去，他随即又补充到，对危险的清醒认识能够使人全神贯注。我减轻了对危险的紧张感，但是史蒂芬却鼓足了勇气，缓缓地向下爬了一半，去拍几幅照片。他一从深渊中上来，我们就向南峰的主峰进发了。

　　南峰也叫落雁峰。顶部有一个石头池塘，能够贮存雨水，这大概就是它吸引大雁的原因吧。它也是华山的最高点，几乎有2200米。公元8世纪的时候，诗人李白站在这里感叹：“此山最高，呼吸之气想通天帝座矣，恨不携谢月兆惊人句来搔首问青天耳。”

　　从南峰开始，山路蜿蜒而下，经过另一条龙脊，通向西峰。西峰也叫莲花峰，据说因为有一块岩石看起来像一片荷叶，还因为在顶峰附近的一个池塘里，曾经生长过一棵千瓣莲花。从西峰的边缘到仙峪谷，又是一个高达千米的急落差。

　　我们久久地凝视着这座断崖，然后掉转脚步，去翠云观。它依偎在龙背的内侧。

　　在主殿里，我遇见了薛泰来道长。他70岁了，自从他22岁出家以来，已经在这座顶峰上住了45年了。像谢道长一样，薛道长也有关节炎，可是当他站起来给我倒茶的时候，行动却非常优雅。我问他，这顶峰上是否还住着其他的道士或道姑。

　　薛：还有一个道士，苏道长。他住在南峰上。但是两个月前，他退出了道教协会，和一位弟子一起，搬到了下面华山山谷的中间——大上方去了。这里只有我一个人了。

　　问：如果人们想住在这里跟您学习，可以吗？

　　薛：首先他们必须去玉泉院的道教协会，征得允许。道协决定往哪儿派人。我不能私自收徒弟。

　　问：政府供养您吗？

　　薛：不。我们必须靠接受布施，自己养活自己。政府有时候帮助做修葺工作。但是我们必须主动提出申请，而且要花很长时间。不过政府对宗教的限制是放松了。过去的情况真是非常糟糕的。

　　问：您一直住在西峰这里吗？

　　薛：没有。1943年，我刚来这儿的时候，住在南峰的南天门。也有好几年，我住在山洞里。这就是我现在走路困难的原因。解放后，几乎华山的每一个道观我都被派住过。道协让我们上哪儿，我们就得上哪儿。

　　问：这儿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吗？

　　薛：不，不再是了。不是在华山上。住在这儿的道士们不得不去照顾游客。我们不能专心致力于修行。这样谁也成不了什么事儿。想修行的人不得不搬到山的更深处。当然，政府和道协谁也不赞成这样做，不过有些人还是这样做了。苏道长和他的弟子搬去的那个地方，也就是大上方，还是非常僻静的。那儿的上面有一些岩洞。

　　问：楼观台怎么样？

　　薛：他们那儿的游客不像华山这么多，但是住在那儿的人太多了。这也没有什么好处。他们的生活太舒适了。如果你想找个地方修行，你就必须到山里去。但是如果你进山了，衣食又成了问题。要么你得亲自出山买东西，要么你得靠别人。这是个问题。但是在山里修行的人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们辟谷，也不穿衣服。也许披几片破布。他们练习瑜伽，这样他们就不会觉得饿或者冷了。不过大多数人是不能住山的。这个不容易。

　　问：人们怎么能学到这样的修行呢？

　　薛：基础的东西你在哪儿都能学到。有书。要学更深的秘密，当你的修行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你自然就会遇见一位师父。但是你不能着急。你要有终生献身于修行的准备。这就是宗教的意思。这不是一个付出金钱的问题。你必须付出生命。没有多少人愿意这样做。如果你准备好要学道，你不必去找师父，师父会找你的。道教是非常深奥的，要学的东西太多了，你不可能一蹴而就。道是不可以言传的。悟道前你必须修行。老子教我们要自然。你不能强求，包括修行。悟是自然发生的，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主要是要清心寡欲。修行要花很长时间，所以你必须保持身体健康。如果你有很多念头和欲望，你就活不到实现目标的时候。

　　我喜欢薛道长。他说话直截了当，而又优雅柔和。我可能跟他谈了好几个小时。已经是中午了，又有几位游客到了。后来，我在道教协会的杂志上读到，最近薛道长把他过去40年来从供养中得到的所有积蓄，全部捐给了道教协会，用来修建新道观。总额是2000元人民币，大约相当于400美元。

　　当史蒂芬和我动身要离开的时候，薛道长进了卧室。出来时手上拿着一袋松籽，是他从长在顶峰的松树上采集的。华山松是一个特殊的品种，只在终南山较高的山峰的顶峰上才有。它们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森林种植者圈中享有盛名，而生长在华山西峰上的那些松树，又是华山松中最为著名的。它们的种子、花粉乃至松针，都是过去生活在华山的道教徒们的主食。古书中说，华山松的松香经过一千年就会变成琥珀，吃了它能够转凡成仙。薛道长说，吃了这些松籽，或者种了它们，让它们长成树。我告诉他，我是松树家族的老朋友了，更愿意种它们。

　　我们没有继续逗留。两个小时后，我在群仙观停下来，等候史蒂芬。在谢道长得了关节炎之前，他一直是这座道观的当家。1919年，谢道长的师父建起了这座道观。现在里面是空的，只有一位年轻的道士在给一群游客张罗午饭。当我在台阶上休息的时候，这位道士走了出来，我们聊了聊。他说，年轻的道教徒正处于困境中。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照顾游客。他说，大部分师父在他们的一生中，只把核心的秘密传授给一位弟子，而且大师们都已经隐居到山的更深处去了，拒绝在这个物质时代教化人。他说，道观里的教导是肤浅的。他叹息着，回到里面去继续招呼午饭了。

　　史蒂芬到了以后，我们沿着山路一起往下走。途中，我们经过一块石头，它的正面刻着“鹤之声”三个字，而且被漆成了红色。鹤在道教中是变化、超越、洒脱、纯洁和长寿的象征。用它来代表华山是再完美不过的了。可是很显然，这只鹤已经飞走了。

　　1904年，当佛教旅行日记作家高鹤年游览华山的时候，他很惊异，华山的道教徒们怎么能靠那么一点点儿东西过活。他也对华山的幽静和住在这里的那些人对隐居生活的献身精神做了评论。他说，别的道教名山都不是这样——他游览了所有的道教名山。在20世纪的另一端重访华山，我却不得不怀疑，为什么还有道教徒愿意住在这座山上。不管它的景色有多么壮观，却不能代替幽静。

　　下山的路上，我们又一次在娑罗坪休息。我想起薛道长说过，苏道长带着一位弟子搬到了大上方顶峰的一个山洞里。大上方是那边云中的一个地方。我的视线越过山谷，眺望着那座崖壁，不由地大声自言自语起来：不知道上苏道长的岩洞有多远。这时，一个正在卖西瓜块的人说，他认识苏道长。他还说，大上方不远，他愿意给我们当向导。

　　我们接受了他的好意，跟着他过了河。在河对岸，他把路开始的地方指给我们看。我们瞠目结舌，不敢相信。这条路的开头是一段铁链，顺着崖面垂下来，大约有30米长。我们的向导拽着铁链就上去了，然后招手示意我们跟上来。史蒂芬和我沮丧地面面相觑，但是我们能找出什么体面的理由呢？所以我们只好跟了上去。下一段路就更吓人了：手脚并用，手指和脚趾死死地扒住倾斜度达70度的崖壁，崖壁上还不停地有泉水渗出来，滑溜溜的。而且没有铁链。我们根本不敢往下看，只是不停地爬着，免得去想会掉下去。

　　爬了大约一百米，我们到了一个古代隐居处的废墟，然后开始爬一段更加陡峭的崖壁。半路上，我的腿因为筋疲力尽和恐惧而开始发抖，我问向导还有多远。他说，两个小时，然后指指就在白云下的那个崖顶。当他刚才告诉我们苏道长的岩洞“不远”的时候，我忘了问他到底有多远。现在我知道了，我意识到我们不可能爬上去。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天就黑了，而且我们也实在没力气了。我们决定改天再去拜访苏道长，然后慢慢地下到主路上。

　　走在平地上是如此令人激动，史蒂芬开始蹦蹦跳跳起来。沿路上，当他超过其他下山的游客的时候，他们也开始蹦蹦跳跳起来。不一会儿工夫，就有十多个中国人，跟在一个长得酷似瑞普·凡·温克尔的老外后面蹦蹦跳跳。那天晚上，我都笑岔了气。一个星期以后，我的腿才不疼了。

　　行文至此，本该是本章的结尾了，但是几个月后，我又去了华山。那是三月下旬，什么都变了。河里几乎没有水了，山崖上除了偶尔有一棵开着花的野桃树以外，其余的地方一片枯黄。我到娑罗坪的时候，停下来跟我们过去的向导打招呼。他说，苏道长和他的弟子已经从大上方下来几天了，眼下正待在山谷入口处的朝元洞观。我笑了，为不必再去爬那座悬崖而感到高兴，然后回到了玉泉院。

　　在院子里，我遇见了一位道姑。她看起来异常安详，我向她打听去朝元洞的路。她领着我沿着西墙走到一个大门口，朝远处的竹林指了指。出了大门，我又走回到山谷入口处，过了河，沿着一条灌溉渠往前走。走了大约两百米，我进入一片竹林——朝元洞就是被它遮掩住了。这儿就是贺元希13世纪初来华山时住的地方，后来他在南峰上凿了一个岩洞。

　　这座道观包括几栋老旧的土坯建筑，屋顶盖着茅草。我拍拍门口的两只石狮，走了进去。尽管这个地方看起来快要倒塌了，里面还是挤满了道士和信众。我向一位老道士走去，他看起来像是这里的方丈。我告诉他，我正在找苏道长，并问他这儿在举行什么活动。他说，苏道长和他的弟子在玉泉院另一面的十二洞；这两天是曹道长母亲去世三周年纪念日，全省的道士和道姑都来参加为期三天的斋醮活动。曹道长是华山道教协会的会长，后来我得知，她就是那位给我往朝元洞方向指路的道姑。

　　我回到玉泉院，向十二洞走去。当我走过院基的时候，撞见了老薛道长。在西峰上，他一个人住着。在这里，在山脚下，他被十多个年轻弟子簇拥着。我们互致问候，他说他刚从北京回来，在那里，他参加了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接纳新道士和道姑的正式典礼。他问我种了那些松籽没有。我告诉他，我已经把它们送给了台湾、日本和美国的热爱森林的朋友们了。当我向他问起苏道长的时候，他消失在一间看起来很零乱的临时帐篷里，然后带着一个40岁左右的高个儿道士回来了。

　　薛道长介绍说，这是苏道长的弟子，姓周。我给他讲了上次我曾经试图去拜访他和他师父的事。他说，如果我再等一两年，要爬那座崖壁可能就容易了。他还说，台湾的天地会曾经表示要出钱，修一条更安全的路。但是，很显然他对此并不欢迎。就在这时候，又一位道士从帐篷里走了出来。周道长说，这就是苏道长。我向他鞠了一躬，然后自我介绍。苏道长根本没有停脚，说我找错人了，又说他姓华，因为住在华山。然后他走开了，甩着长长的袖子，就好像马上要飞走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