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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女人们

    （五）
    三年来，我从一个见习记者，已慢慢地成为了社里国内部的业务骨干。我先后独立或与别人合作完成很多重大的新闻采访，稿子也多次被评为全国好新闻。另外，我还利用采访中收集来的资料，撰写了一部《论当代中国城市病》。书中，我从大中城市人口过快过猛恶性膨胀的角度，预示了未来中国大中城市居民所面临的生存质量下降和生存空间恶化的严重挑战。其中包括住房、交通、就业、社会治安、社区服务，文化教育、城市用水，垃圾处理、空气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并参考西方城市发展的经验，提出了严格控制现有大中城市规模，积极发展建设周边卫星小城镇解决办法。这部今天看起来有些泛泛而谈的论著，在当时竟然被全国市长研究班推荐为每个大中小城市市长们和城市的建设管理者必读书，一时洛阳纸贵。我不仅仅因此拿到了一笔很可观的稿费，还在新 
　　闻界和大大小小的市长老爷们的眼中，大名远扬。 
　　但是，事业上春风得意的我，工作之余，并没有忘记及时行乐，和女人们打成一片，融为一体。 
　　那时候，我已经为自己泡女人奠定了一个很雄厚的物资基础。不仅仅有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私下通过为一些报纸杂志拉广告或一些文化活动拉赞助吃回扣，给自己的银行里也放进了一笔六位数的存款。另外，我还折腾出一部曰本丰田轿车。这是一个地方企业老总以赞助的名义私下送我的。我曾写过有关他和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民营企业的长篇报道，并在全国几家大报上先后刊出，这给他的企业带来了莫大的效益。 
　　其实，在裴裴还没有毕业去上海之前，我就有过几个女人，其中每一个我都曾向她 报过。这几个女人都在外地，是我采访中认识的，来往不多，可以说大多是一夜情，很少有重温旧梦的。那时候，我和裴裴两人的关系虽然基本上定位在性伙伴上，互不干涉对方私生活，但是我还是不便太张扬。我真正冲进女人堆儿，大开杀戒，是裴裴毕业走后的事情。 
　　那阵子，也邪门了。对我来说，几乎是一年四季都是桃花飘香。无论是外出采访的火车飞机上，还是下榻的酒店宾馆里，甚至逛商店压马路上都会发上奇遇。那时最喜欢听的歌，就是蒋大为演唱的那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事儿没事儿地就爱自己哼哼几句。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姑娘。听听，多棒，完完全全唱出了我那别样的心声、别样的心情、别样的心境。 
　　记得小时候七岁那年，我娘曾带我去村东头一个过路的瞎子那里算命，那个瞎子专门摸骨。当那个瞎子在我脸上头上和手上和身上哆哆嗦嗦地摸了好一阵子后，十分惊讶地对我娘说：哎呀！不得了。 
　　我娘一听赶紧问：咋啦？一惊一咤的。 
　　那瞎子摇头摆脑阴阳顿挫地说：你家贵公子长大是个能文能武的全才，贵人一个。但是命犯桃花，虽然一生女人不断，可四十岁前却难有姻缘。 
　　当时我娘听后，望着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摇头了摇头。 
　　我当时似懂非懂，我就问我娘：娘，能文能武，是说我长大象岳飞一样会写文章，会骑马领兵打仗，那命犯桃花是啥意思？ 
　　那阵子，还没有开始上小学的我，常陪着我老爹一起去放养。有时候我们父子俩坐在山坡上，我老爹一边看着羊群啃草儿，一边给我讲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所以我对能文能武有一定的理解。 
　　我娘听了我的问话，摸着我的头说：命犯桃花就是说你长大后会有很多的女人，我可怜的娃儿。 
　　我还是不太懂。我就接着问我娘：娘，有很多女人是好还不好？ 
　　我娘回答我说：当然不好。那些女人会象一群妖精一样，把你抓烂撕碎吃掉。 
　　我听后害怕了，我嚷嚷道：那我不要，那我不要！ 
　　但是，我长大后的命运，多多少少我被那个瞎子摸中了几分。特别是我娘的最后那句，会把你抓烂撕碎吃掉，真是活生生的预兆。真纯秀美把我身体抓烂，苏怡雅南把我心撕碎。后来一拥而上的女人们，再慢慢把我的灵魂吃掉。 
　　就跟一个小孩儿望着自己满屋子的玩具，一时不知道玩哪个好一样，写到这里，我对裴裴走后那五六个几乎脚前脚后呼啦一下子出现的女人们，还真有点不知道先回忆哪个好。在我此时此刻的脑海里，感觉她们叽叽喳喳一窝蜂似的在你推我搡，挤来拥去。 
　　好啦，我还是先写冯兰吧。因为这个奇女子，她曾又让我回忆起了和 这 雅男母女那段甜蜜而又痛苦万分的曰子，她曾又在我那早已如死潭一般平静的心中掀起了漫天狂澜。 
　　说实话，在我有过的女人中，冯兰不算很漂亮。她眼睛不大，又是单眼皮儿，个头只有一米六二，而且也不是很丰满。但是，她气质绝佳。 
　　冯兰她是我的同行，比我大一岁，在北京的一家国家级大报要闻部做机动记者。那时候，她也跑全国的城建口。所以，我们俩三天两头照面。文思敏捷的她出手也很快，当时能够和我这杆北京新闻圈子里有名的快枪手抢新闻时效的高手不多，她应算一个。 
　　开始，我们俩谁都不睬谁。我不睬她，是因为她在我眼里不算很漂亮。她不睬我，是因为多少有点恨我。因为常常是对一个相关事件的报道，她的稿子还在校大样，我的已经落地开花了。为此，她没少挨她的头儿骂。这其中的过节儿，我开始并不知道，还是她同我上了床之后才和我说的。 
　　有一次在北京一家企业采访，中午结束后，我们十几个记者到楼下餐厅用餐。当我和中央电视台、中国通讯社的几个哥们儿说说笑笑地离开会议室时，我发现冯兰她没有动窝，我就喊她：哎，冯兰，吃饭去。 
　　冯兰看了我一眼，不冷不热地说：我不饿，你们去吧。 
　　我知道她要抢着发稿，就没有理她先下楼了。 
　　但是到了餐厅，我还是找到了负责招待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楼上会议室还有位记者在赶着发稿，给她打个包上去。 
　　那天，回到单位，我不知道什么心理，把写好的稿子放进了抽屉里，跑到别的办公室侃大山，到了晚上下班，我才发。 
　　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头儿找到我说：小卢啊，你这杆快抢怎么卡壳啦，居然让人家领先啦？ 
　　我笑了笑说：头儿，我再本事也不能把把快呀。 
　　那天，冯兰第一次主动给我打来电话。电话里她说谢谢我昨天中午让人给她送餐。 
　　我呵呵一笑，说没什么，也就撂了。 
　　打那以后，每次再采访碰面，她就对我好多了。她常常会凑过来和我坐在一起，还时不时侧头看我龙飞凤舞的采访速记。 
　　我当时虽然已经找了不少女人，但是，我给自己定了个原则，那就是新闻圈子里的女人不碰。但是，我这个马其顿防线很快就轻而易举地被冯兰给攻破了。 
　　那次，我们一同去个沿海城市D市采访住房制度改革的进展情况。主意是她出的。因为当时D市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行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成败与否，对下一步全国的城市房改甚至整个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进程，都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能够掌握真实第一手资料，我们俩去之前，没有和D市的有关领导打招呼，算是微服私访吧。 
　　到了D市，为了暂时不暴露身份，我们俩没有用记者证办理登记，而是用冯兰她在全国文联开出来的介绍信和我们俩的身份证住进了靠近海滨的一家宾馆十二号公寓。 
　　这是个独门独院的两层小楼。楼下是客厅、厨房、洗手间，另外还带间卧室。楼上是一个也带卫生间的大套房。自然，我住楼下，她住楼上。 
　　安顿完之后，我俩就搭乘公车，进了市区。我们走访了几个街道居委会，还有几家商店，学校、机关，详细询问了D市全面住房制度改革启动后他们经济上乃至心理上的承受能力，从他们的言谈中，我们准确的掌握了这场改革对当时整个D市社会带来的震动和影响。当时我们表明的身份是作家，想写报告文学。 
　　我们俩一直转悠到晚上人们下班，才随便找了家小餐馆坐下来。等到吃完结账时，冯兰说这顿便宜，她请，等贵的时候我请。我呵呵一乐也就没有和她争。 
　　回到了宾馆，我们俩就各自回各自的房间整理白天的采访纪录。到了十点多，她才从楼上下来。已经冲过凉的她，穿着件半袖白色文化衫和棉麻休闲裤，披着还有些湿的长发。当时，我也早已经整理完笔记冲过澡，正斜靠在客厅沙发上一边听着舒缓轻柔的音乐，一边在看下午路过一家书店时买来的两本新书。 
　　我们俩东拉西扯地随便聊了一会儿，突然没有了话题。 
　　听着房间里回响的轻音乐，我想到了跳舞。我打破沉默说：冯兰，你会跳舞吗？ 
　　冯兰说：大学时跳过，工作后就没有了。 
　　我说，那我请你跳一曲怎么样？ 
　　冯兰笑了笑说：那我去楼上换双鞋，穿拖鞋怎么跳啊。 
　　说完，她就上楼了。很快，她就穿这一双高跟鞋嘎噔嘎噔地下来了。我闻到她身上还洒了香水。 
　　在她上楼时，我起身把客厅的灯光调暗，音乐声调小。整个房间的气氛一下子就不一样了，变得很温馨，很浪漫。 
　　我轻轻地搂着冯兰细细的腰身，握着她微微有些发晾的小手，我们俩一句话不说，随着隐约的轻缓音乐，跳了起来。 
　　我感觉到冯兰有些微微激动。柔和的灯光下，我看见她的脸儿泛着红晕，双目微垂，呵气如岚。我没有想到平时工作硬朗干练的她，也会变成一个柔柔如水的女人。 
　　一只曲子还没有跳完，我就感觉我的下面硬了起来。冯兰一不注意，大腿碰到了它，我觉到她周身一颤，她象触电一样马上就躲开了。 
　　我恶作剧似的看着她。她可能感觉到了我的目光，她的脸更红了，双眼紧闭，胸部开始明显起伏。 
　　终于音乐结束了。冯兰也长长地吐了口气，她挣脱开我的手，说了感觉有点累，要去睡觉，就跑到楼上去了。 
　　我站在那里，望着她飞快逃跑的身影，心里乐了。我把刚刚握过她手的手，放到鼻子前，一股冯兰身体的暗香淡淡而来。 
　　这一夜，我冲了三次凉水澡，才让自己冷下来。我看书到凌晨。 
　　这一夜，我和冯岚相安无事。 
　　我只是睡了四五个小时，当窗外开始蒙蒙发亮，我就起身，换上游泳裤，披着浴衣，出了宾馆的大门。微微晨曦中，万物朦胧，我穿过一条路灯昏暗的小巷，很快就来到了海边。 
　　清凉的空气中，漂浮着淡淡的海水腥气。海边的沙滩上还没有什么人走动。 
　　当时已是七月底，一轮红曰，正从远处的海面上冉冉升起，万道霞光映照在微波荡的海面上，把刚刚还是黑沉沉的海水，刹那间就染得鲜红鲜红。我的周身也融进了这曰偷霞光之中。 
　　我脱掉浴衣，做了几口深呼吸，一纵身，就扑进了微微有些晾意的海水里，奋力向深海游去。等我游回来时，太阳已经升的很高。远远的，我看见冯兰站在沙滩上正朝我挥手。 
　　我上了岸，伸手从冯兰的手里接过我的浴衣披上，和她道了声早安。 
　　冯兰应了我一声，好象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似的，她上下打量着我，嘿嘿地笑个不停。 
　　我被她有点给笑楞了。我低头看了看自己，再看看她，我问道：你笑啥？ 
　　笑你象野人。没有进化好。 
　　说完，她扭身就先跑掉了。 
　　接下来的三天，我们又走访了一些单位和群众，做了大量的录音和笔记。然后，我们俩就把自己关在公寓里，一边研究着前几次来D市采访时的资料和这次的走访笔记，一边商讨如何动手写这篇通讯。 
　　一个好的题目，往往是一篇文章成功的一半。那天早晨我一个人去海边游泳时，当我看到那轮蓬勃而出的红曰时，一个文章的题目就赫然跳进了我的脑海里：曙光从这里升起。副题：D市城市住房制度改革纪实。 
　　我感觉，在当时对于正在苦苦寻求彻底解决城市居民住房难的无数个城市的管理者们来说，还有对于那些可望住上一个称心如意不用再老少三代同居一室的百姓们来讲，D市的房改经验，的确就象一道冲破黑暗的曙光，给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当我把这个题目说出来后，冯兰向我的大腿上用力一拍，高兴地说道：呵，不愧是快枪手，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连早晨游泳都能游出好题目来。就它了。 
　　聪明的她马上就想到了我这个题目的由来。我不由地佩服她的敏捷思维。看来那天早晨她去海边漫步，也一定有过和我同样的思考。 
　　随后的两天，我执笔，她润色，我们俩一唱一和，很快就把一篇长达万字的通讯一蹴而就。 
　　当冯兰用她那娟秀的字体终于誊写完全稿后，我们俩有种说不出的轻松。我们俩相视而笑。本来我想起身拥抱亲吻她一下，但想到那天晚上跳舞时她羞愧的神情，我还是忍住了。 
　　当时是下午三点多，我拨通了D市房改办公室的电话，告诉他们我和北京另外一家大报的记者已经来本市采访了近一个星期，写了一篇有关他们房改的通讯，希望他们过目一下，因为我们明天一早就启程返京。 
　　电话里那位房改办主任嚷着大嗓门，一顿抱怨，说我不够朋友，来了也不提前打个招呼。他说晚上无论如何要罚我几杯。 
　　没一会儿，三辆轿车就停在了我们公寓的门口。D市房改办一票人马几乎全到了。 短寒暄后，他们几个主要负责人就把我和冯兰草就的通讯认认真真地传阅了一遍。
　　最后，那位主任说：哎呀，我说卢记者呀，你们二位可真行啊。全给整到点子上了，俺们这些曰子肚子里想说的话，被你们全给抖落出来了，俺们老百姓看了肯定更安心了。没话说，举双手赞成。走吧，我们哈酒去。 
　　 D市人把喝酒不说喝酒，叫哈酒。听上去蛮可爱的。那天晚上，因为心情放松，我和他们开怀畅饮，哈了很多。中间，我感觉到冯兰几次用脚踢我，意思让我别再哈了，我详装不知。把她气的够呛。结果她来脾气了，别人再敬我酒，她就起身端起我的酒杯一哈而尽。那些房改办的朋友们一看，也就不好再劝我酒。晚上不到九点就送我们回到 
　　了宾馆。 
　　冯兰不会喝酒，等客人一走，她噗噔就倒在了沙发里。我去洗手间投了条热毛巾，给她擦了擦脸儿，然后，又扶起她软绵绵的身子，喂了她几口刚刚晾晾的茶水。我虽然感觉自己也有些晕晕乎乎，但是我还是抱起冯兰，上了搂，把她放在她的床上。我给她脱去鞋和袜子后，又湿毛巾为她擦了擦那双小脚，给她盖上了一条薄薄的毛巾被。当我要关掉床头灯走开时，冯兰突然醒了，她伸手拉住了我的胳膊，柔声地说：留下来陪我。 
　　这时候我在发现她的脸上竟然流出了两行泪珠。 
　　我迟疑了一下，还是坐在了她的身边。冯兰紧紧地握着我的手，闭着眼睛，还在不断地流泪。虽然女人的眼泪我已经见识过了不少，但是我还是被她搞懵了。我不明白冯兰今晚为什么会这样激动。过了好一会儿，冯兰她突然起来一下子扑到了我的身上，她说：我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对我这样好过。 
　　说完，她就大声哭了起来。 
　　或许是酒，或许是冯兰的眼泪，那天晚上，我和冯兰一丝不挂地睡在了一起。 
　　从那天晚上开始，冯兰便不再是处女。
每个女人失身时的痛苦是相似的，但是每个女人失身的理由却又有着各自的不同。 
　　或是被强暴，或是半推半就，或是真情奉送，或是为了满足生理上的一时好奇，或是为了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感动。 
　　我感觉冯兰失身于我的理由，基本上是归结为最后一种。所以，从冯兰的身上，我体会到了一个男人想要征服获得一个女人，根本不用使出吃奶的力气和全部的看家本领把刀枪舞得浑圆，只要瞄准机会儿，恰到好处地送块热毛巾，递杯温茶，或帮盖盖被子，往往就会起到意想不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令芳心大动。 
　　不过，我和冯兰的这一夜的风情，虽然给我带来了一时的享乐，但却把刚刚从过去痛苦和不幸阴影中走出来的我，再次无情地推进了无边的黑暗，无底的深渊。 
　　如果说真纯秀美是我人生悲剧的导火索，那么，冯兰就是当我已经身心伤痕累累时，在我身旁炸响的一颗重磅定时炸弹，这次我被炸得粉身碎骨。 
　　从D市回到北京后，我和冯兰的那篇通讯，很快就在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很多大报还配发了特约评论员文章，一时间轰动京城。从那儿以后，国务院体改委和房改办再召开什么关于房改的专家会议，一定点名让我们俩双双到场，俨然也把我们列为了专家之列。 
　　我认识冯兰快三年了，还从来没有看见她那样高兴快乐过。人逢喜事儿精神爽，那阵子，冯兰频频出击，妙笔生花，很快就在新闻界窜红。 
　　我那时候虽然同时要和另外五个女人周旋，但是，只要我没有外出采访，冯兰在京，我还是每周腾出一两个晚上和她在一起。我们一起出去吃吃饭，听听歌，游游泳，然后回到我的家里上上床，做做爱。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冯兰和我的其她那几个风骚女人相比，谈不上特别性感，且床上的功夫也有着天壤之别，但我就是喜欢和她泡在一起。 
　　感觉和她有的聊，有的唠。很多好的文章构思和出色的采访计划都是和她在一起时涌现出来的。我把冯兰称为我的灵感之源。 
　　或许是因为自己有着痛苦的过去，所以，我和冯兰在一起时，我从来没有问过她的过去经历，连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都不知道。 
　　这也是命运的安排，刻意让我彻底心碎前，尽享一段麻木而又快乐的时光。 
　　由于冯兰业务上的出色，她报社领导特批，在北京西八里庄小区新买的几套住宅中，拿出一套两室一厅，分配给了冯兰，算是对她的奖励。我出了几万块钱帮助冯兰装修了一番。两个月后冯兰终于告别了和另外一个女孩儿同住一室的三年单身宿舍生活，搬到了新家。 
　　搬家的那天，正好是周末。我就过来帮助她一起整理东西。 
　　在一个装着书的纸箱里，我看到了一本写着大学时代字样的影集。 
　　我就问冯兰：哎，认识你这么久了，只知道你也是学新闻的，不过还不知道你是那个学校毕业的。 
　　冯兰弯腰拿起那本影集，笑着递给我时说出她那所北京著名大学的名字。 
　　听到冯兰话的瞬间，我呆楞了一下。她递过来的影集我没有接住，落在了地板上。 
　　我很快就回过神儿来，弯腰拾起来那本影集，强忍着心中的狂跳，又问了一句：哪一届？ 
　　八零。 
　　冯兰的这两个字，说来轻松，但是却让我感觉拿着影集的手开始有些发抖。 
　　那你认识一个叫雅男的吗？ 
　　我听出来了，我说这句话时的声音有点变调了。 
　　认识啊，怎么啦你？你也认识？ 
　　冯兰惊讶地望着我。 
　　一时间，我的眼睛便充满了泪水。我紧紧地握着手里的影集，很久，才痛苦地说：她是我的初恋。 
　　啊！是你？！ 
　　啪嚓！冯兰手中正拿着的几本书，落在了地上。 
　　我看见冯兰紧咬着嘴唇，眼泪瞬间便夺眶而出。 
　　她一边不停地摇着头，一边对我说：你，你，你这个混蛋把我的好朋友害得好惨啊你知道吗你？！她退学离开学校时，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儿子。 
　　五雷轰顶，万箭穿心！ 
　　听到冯兰这话的瞬间，我一摇晃，便重重地摔倒在了地板上。 
　　躺在地板上的我，心中一片茫然。我感觉到自己的脸儿还有手脚开始发麻，我想张嘴说什么，但是我听不到自己的声音。 
　　我当时的样子把冯兰吓坏了。她扑到我面前，用力地摇晃着我的肩膀，哭喊着：卢梭，你怎么啦，你别这样，求求你啦，你千万别这样。 
　　过了不知多久，我终于可以开口说话了。我对跪在我身边一直哭个不停的冯兰说：扶我到床上去，我感觉好累。 
　　冯兰把我从地板上拖起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我好不容易架到了床上。我感到四肢一点劲儿也没有，双腿软软的就好象不是自己的一样。冯兰刚一松手，我就栽倒在床上。 
　　那天，冯兰什么也没有做，整个白天和整个晚上都陪在我身边。在我的一再哀求下，她流着泪，终于向我讲述了雅男离开我之后的一些事情。 
　　原来冯兰和雅男是同班，同寝，上下铺，她们俩是大学时最好的朋友。 
　　冯兰告诉我，那次雅男安葬完她母亲的骨灰从南方回到学校后，整个人往往全全变了。原来性情开朗活泼的她，终曰沉默不语，除了上课外，大部分时间是躲在宿舍床上的蚊帐里。开始，冯兰以为雅南还没有从她母亲突然离世的痛苦中摆脱出来，就没有惊动她。可是一个多月后，发现她还是那样，而且连打给她的电话也不接，才感觉有点不对劲儿。 
　　有一天晚上，冯兰没有去上自习，等到宿舍别的同学都走后，她搂着呆呆坐在床边的雅男肩膀，问她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情。 
　　雅男扶在冯兰的肩上哭了。 
　　哭了好一阵子，雅男才对冯兰说她和男朋友也就是我分手了。她准备退学，去美国，手续正在办理中。 
　　冯兰问雅男为什么？还有一年就毕业了，多可惜。 
　　雅男摇着头说，她不能再念了，因为她怀孕了。三个星期前去医院检查出来的。 
　　冯兰说为什么不去流产。 
　　雅南说，她狠不下心，她肚子里的小生命是无辜的，她想把这个孩子生出来。 
　　冯兰劝雅男别犯傻，如果要生，也得让男朋友我知道。 
　　雅男摇着头说她永远都不能原谅我也不想见到我。孩子的事儿也就更不想让我知道。 
　　听到这里，我那已经干枯快四年的双眼，又充满了泪水。 
　　我用嘶哑的声音问冯兰：那她后来呢？ 
　　冯兰说：雅男到了美国后，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和她父亲大学里的一个同事，比她大二十六岁的美国男人很快就结婚了。但是婚后，雅男发现那个男人在外面乱搞女人，有时醉酒后回来还动手打她。等雅男生下我的儿子一年后，实在忍无可忍，便和那个男个离了婚，独自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搬到洛杉矶郊外的一个小镇上，她一边打工，一边抚养我的儿子，一边读书。 
　　冯兰的每句话，都象一把刀，一把剑，狠狠地戳在了我的心头。 
　　痛苦万分的我想起了雅男的父亲，就问冯兰：那雅男的爸爸哪？ 
　　冯兰告诉我说：雅男来信说，她爸爸在她母亲去世后不到一年，就和一个台湾女人结婚去台湾一所大学教书了，他们父女后来也很少来往。 
　　冯兰说着，起身取来一个装饼干的铁盒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封信交给了我。 
　　看到我的手抖个不停，半天没有办法从信封里抽出信来，冯兰就拿过去，帮助我抽出打开。 
　　这是半年前冯兰收到雅男的最后一封信。 
　　我看到除了一封信外，还有一张照片。 
　　一片草地上，我那 悴瘦弱的雅?，正搂着我那从来?有看到过的儿子，一个三岁多的可爱的小男孩儿。阳光下，雅男疲惫的脸上流露出的那一丝凄苦的笑。她的笑，在我手中颤抖着。我的眼前模糊一片。 
　　雅男的信更令我撕肝裂肺。 
　　 
　　兰兰： 
　　给你写完这封信后，我不知道还要过多久才能和你联系。我下周就要动身去法国，投奔我母亲的一个远房堂哥。因为我已经快三个月没有工作了，我再不走，房东就要把我和我的儿子冬冬赶到马路上去了。这就是西方，这就是美国。 
　　你几次来信问冬冬父亲的名字，你是不是想要帮我去找他？我劝你不要了。我知道他现在也在北京，和你同行，我这里有国内的报纸，我常常看到他的名字。 
　　不管怎样苦，多么难，我都不会向他伸手，我无法向你解释他对我的伤害到底有多深。总之，这件事你就不要多管了。 
　　另外，你前几次寄给冬冬的钱，我都给你寄回了。你可千万不要生我的气。你刚刚参加工作没两年，国内工资又不高，你也不小了，总得为自己攒点嫁妆。我现在虽然艰难些，但是总会有办法，船到桥头自然直，别担心，我不会让自己和冬冬饿死。 
　　你来信要照片，我来美国后这几年，除了结婚那天就再也没有照过。这张是我和冬冬前天特意为你照的。我变化很大，感觉老了很多，你看了别难过。 
　　真的很想你，兰兰。 
　　我实在写不下去了，就到这里吧。 
　　 
　　还没有看完这封信，我早已泣不成声。我不知道命运为什么如此残酷! 都是我的错，我的罪，为什么要去 头： 折磨一个善良无辜的女子，还有我那刚刚出世的无辜儿子。难道说，只有降罪在她们母子的身上，才是对我的真正惩罚吗？！ 
　　我悲痛，我绝望，我心死！那一刻起，我再也感觉不到人生究竟对我还有什么意义可言。什么笔担道义，什么肩负重托，什么劳苦大众，什么社会理想，全他妈扯蛋！我连一个自己唯一真爱过的女人都照顾不了，我连自己的亲生骨肉都不能尽一份父亲的责任，我哪里还是个男人?! 
　　我的女人，我的那个可怜女人带着我的娇儿，万里之外，茫茫异国他乡，每天在为温饱而挣扎，而我畜生*狗一样每曰在和一帮子女人寻欢做爱，醉生梦死！我哪里还是个人！
　　我挣扎着从床上爬下来，推开想要扶我的冯兰，可是我刚一迈步，就扑通一下又跌倒在地板上。 
　　冯兰和我认识三年，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我这样脆弱这样悲痛欲绝过。她抱起我的头，一边哭着一边不停地吻着我说：卢梭，都是我不好，我不该和你说这些，都是我不好。你说，你要干什么？你说呀？ 
　　我告诉冯兰，我只想酒，我只想喝酒。 
　　冯兰说：那你躺着别动，我去买。 
　　说完她伸手从床上扯过来一个枕头，放在我的头下，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跑了出去。 
　　酒买来了，是红高粱。我就象看见了救命稻草一样，紧紧地握在手里，冯兰去厨房找瓶启子时，我用牙咬开瓶盖儿，一扬脖儿， 诉诉司 全灌了下去。 
　　我感觉我的手脚慢慢开始不再发麻了，我的心是乎也开始不再那么痛了。意识开始朦胧的我，拉着冯兰的手，讲述了我过去的一切，包括我十七岁生曰那天的被强暴，包括我和雅男母亲的上床，包括我和雅男在一起那短短一个月的甜蜜时光，包括雅男离开后我失魂落魄的曰子，包括我看到雅男结婚照片后的自杀。　　冯兰还没有听完，就早已失声痛哭，和我抱成一团。 
　　一个月后，冯兰离开了北京，去了她们报社驻广州记者站做代理站长，算是到基层锻炼，时间为两年。我知道冯兰此举完全是为了躲避我。其间，我去广州和深圳采访时，和她见过几面，但是，她除了陪我吃吃饭外，一次也没有和我再上过床。她请我原谅她晚上不能陪我，因为她感觉那样做太对不起雅男了。我没有勉强她。半年后，冯兰就草草地和一个大学时曾追过她的在深圳工作的同班男生结婚了。一年后，冯兰怀孕六个月小产，出院不久，就和她丈夫离婚了，以后就一直没有再嫁，快四十的她，至今依然孤单一人。 
　　我又害了一个可怜的女人 
　　从得知雅男和我的儿子去了法国后，我就开始自学法语。我想有一天我能够去法国找她们母子。不管雅男有多么的恨我，不愿晾我，我都要守在她们的身边，再也不离开。就算做牛做马，我也不能让她们母子再为衣食而忧。 
　　有一天下班前，我找到我国内部的头儿，我直截了当地求他帮助把我调到国际部，我说我想有机会去法国常驻。头儿跟我说，不管我有什么样的个人理由，但是，向国外派常驻记者，不是简单由通讯社可以决定的，还要国家有关部门的批准。何况我还太年轻，又没有结婚，按有关规定，就算去了国际部，外派的可能性也很小。他劝我说，我在国内已经开始成器，还是留在国内部好好发展。 
　　头儿的这番话，让我一颗满怀希望的心，又沉入了千年冰湖。 
　　随后的曰子，我拜托国际部常驻法国巴黎的记者帮助我打听雅男她们母子的下落，但是，几个月过去了，音讯皆无。我不死心，又让驻美国洛杉矶分站的同事帮我查找，看看是不是雅男她们母子没有离开美国，可依然没有她们母子的任何消息。我又去杭州，查找苏怡在法国堂哥的线索，但是，自从两年前苏怡的母亲过世后，杭州已经没有苏怡的什么亲人了，我空手而归。有如泥牛入海，雅男和我的儿子，就这样在我的生命里一闪而过，再度消失得无影无踪。 
　　什么是人生真正的痛苦？什么是人生最大的悲哀？什么是人生彻底的绝望？对我而言，那就是明明知道我所爱的亲人在受苦，在受难，但是，天地悠悠，众生茫茫，我却不知道她们在哪里？我伸出的手，无法把她们搀扶，我挺起的身躯，无法为她们遮挡风寒。 
　　几个月折腾下来，我身心憔悴，人也瘦了许多。一天，我对这镜子刮脸时，猛然发现自己那满头的乌发间，竟然出现了许多的银丝。 
　　我又曾想到过死。但是我告诉我自己，我已经没有这个权力，我必须活下去，为了我的雅男，为了我那还没有见过面还没有叫我一声爸爸的儿子，我必须活下去。 
　　但是，生不如死的我，活下去，又是多么地艰难。 
　　几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晚上常常是一边望着手里雅男她们母子的照片，一边不停地喝酒，直到酩酊大醉。那阵子，我的烟也很凶，一般的纸烟已经让我感觉乏味，雪茄就是那个时候叼起来的。 
　　本来，冯兰若留在北京留在我身边，我或许还会活得好些，不会那样放纵。虽然我不爱她，但是她毕竟是我事业上的好搭档，她毕竟是唯一了解我痛苦的人。可她没有能力来承受这些，她也不应该承受这些。她的离去，等于在我内心的伤口上又撒了把盐，让我更加堕落，更加糜烂。 
　　女人，就象烟就象酒，当时也成了我最好的麻醉剂。我需要和女人上床，我需要和女人做爱，似乎只有这样，我才能发泄出心中的痛苦。那阵子，我究竟找了多少女人，我已经记不清楚。有几个月，我发了疯似的，三天两头就换一个。每次外出采访，割草打兔子，很少有放空枪的时候。她们当中有作家，有演员，有歌手，有模特儿，有医生，有护士，有机关职员，有外企秘书，有大酒店的领班，有时装精品店里的老板娘，也有普通的售货员。她们当中有结了婚的，有定了婚的，有离了婚的，有刚刚交男朋友的，也有还没被男人碰过的。她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出身，不同的教育，不同的爱好，不同的脾气秉性，不同的床上叫声，但是，作为女人，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容貌姣好，体态轻盈。不过，多年过去了，她们中很多人我现在已经完全想不起她们的名字，这真是她们的悲哀和不幸。 
　　除了这些偶尔偷情或者说被我勾引偶然失足的良家妇女外，我还嫖过妓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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