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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剌
  　　瓦剌

　　明人对西部蒙古的称呼。元时称斡亦剌，又作卫拉特或卫喇特。最初居住在八河地区（今叶尼塞河的八条支流地区）。人数众多，有若干分支，各有自己的名称。元时开始南下，定居于阿尔泰山麓至色楞格河下游的广阔草原的西北部，并改狩猎经济为畜牧经济，兼营部分农业。瓦剌有四大部或四万户，简称“四”（蒙古语D&ouml;rben，都尔本）。其名称各书记载不尽一致，其中包括许多古老的蒙古语部落和突厥语部落。

　　明初对鞑靼用兵，使瓦剌首领猛哥帖木儿乘时而起。明成祖朱棣即皇帝位后，即派使臣告谕瓦剌部。永乐六年（1408）马哈木等遣使向明朝贡马请封。七年，其首领马哈木、太平、把秃孛

罗分受明封为顺宁王、贤义王、安乐王。三王中马哈木势力最强。为争夺蒙古汗位，瓦剌与鞑靼部频繁争战，势力各有消长。八年，明成祖北征，鞑靼势衰，瓦剌乘机南下。十年，攻杀鞑靼的本雅失里，进而南下攻明。十二年，明成祖北征瓦剌，直至土剌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图拉河）。翌年，马哈木等贡马谢罪。不久马哈木死，传子脱懽。宣德九年（1434），脱懽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正统初又杀贤义、安乐两王，统一蒙古。他立元皇室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为丞相。正统四年（1439）脱懽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至此，瓦剌势力极盛。正统十四年，也先大举攻明，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败于土木堡，英宗被俘（见土木之变），也先直犯京师，但被于谦所却，只好与明讲和，送还英宗。此后，也先与脱脱不花间的矛盾加剧。也先恃强，杀脱脱不花，自己取而代之，日益骄横，景泰六年（1455）被杀。

　　也先死后，瓦剌部落分散，逐渐衰落，内部事态鲜为人所知。但对外则西侵谢米列契地，并沿锡尔河洗劫了塔什干等城；向东争夺哈密，一度攻入肃州城，以求开拓东西方通道。一部分瓦剌人则向青海、甘州等地陆续转移。也先之后约一百五十年，哈剌忽喇兴起。

　　哈剌忽喇与马哈木、脱懽，也先祖孙一样，亦出身于绰罗斯部。约与其同时，还有和硕特部首领拜巴噶斯。二人先后为瓦剌四部盟主。此时瓦剌的分布地在额尔齐斯河左岸低洼地带，其牧场地可宜达伊赛克湖。清代，瓦剌分为杜尔伯特、准噶尔（绰罗斯、厄鲁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见厄鲁特蒙古）。（贾敬颜） 
　


    
外国在华工矿企业
  　　外国在华工矿企业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工矿企业，其发展可以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前后两期。

　　首先出现的是为外国轮船公司服务的船舶修造业。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人在黄埔开设的柯拜船坞是第一家外国工厂。外商船厂约始于1851年（咸丰元年）设立于上海的美商伯维公司。至1866年（同治五年），上海已先后开设过十几家外商船厂。其中英商祥生（1862）、耶松（1864）两家资本最大，它们先后收买了一批华洋船坞，到甲午战争前已能建造二千吨以上的汽船，雇工约四千人。1900年两厂合并为耶松船厂公司，资本增至五百五十余万两；1906年再增为七百一十多万两，成为一大垄断企业。

　　茶和丝是当时最大宗出口商品。60年代初俄商即在湖北、湖南茶产区设手工砖茶厂；70年代在汉口有四家用蒸汽动力的砖茶厂，并在九江、福州设分厂，成为甲午战争前一项重要工业。外商丝厂，在80～90年代才出现，并集中在上海。到甲午战争前有旗昌（后改为宝昌）、怡和、公平、纶昌、信昌、瑞纶等厂，资本逾二百八十万两，以英资为主。外商还建有蛋厂、糖厂、轧花厂等，亦系加工出口。以上企业均服务于外国进出口商业，在资本上也多属于外国洋行或船运公司。外商经营的食品和日用品工厂投资不多。在上海租界，还有外商经营的水、电、煤气公司，资本有一百余万两；天津亦有小规模外商煤气厂。

　　总计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五十余年间，外商先后开办过一百余家工业企业，资本共近两千万元。这些工业均为外人利用权势和清政府的无能而非法设立，并无任何法律或条约根据。甲午战败后，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给予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的权利。列强为分享在华办厂权、筑路权和开矿权展开竞争，形成瓜分中国的局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工业托拉斯和资本财团也陆续进入中国。外国在华投资的规模空前扩大。从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七年间，外国在华开设的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工厂和大小矿场即有一百二十家，资本近一亿元。

　　工厂中，除已形成垄断的船舶修造业继续扩张、并有新的大型船厂开业外，投资最多的是纺纱业、卷烟业和食品工业。1897年，有怡和、老公茂、鸿源、瑞记四家纱厂在上海出现，分属英、美、德资本。20世纪初，又有日本的上海纺绩会社和内外棉会社两大托拉斯兴起。到1911年，九家外商纱厂有纱锭近二十四万枚，约占全国纱锭总数三分之一。19世纪末即有英、美、俄资本在中国设立卷烟厂；　1920年英美烟草公司在英国成立后，中国卷烟市场也归这个托拉斯垄断，它在上海、汉口、沈阳、哈尔滨都拥有卷烟厂。面粉工业主要在东北；俄国人沿中东铁路开设粉厂不下三十处，日本则以满洲、东亚两大制粉会社控制南满；英资在上海、汉口的粉厂也有一定规模。余如日资在东北，英、日资本在上海的榨油业，投资也不小。日用品工业也有发展。

　　公用事业有水、电、煤气、电车，其中电力发展最快，各城市新设外资电厂有十余家，资本近一千万元。原上海电光公司于1893年由英租界工部局收买，不断扩充，为后来垄断资本的上海电力公司奠定了基础。

　　这期间，帝国主义国家用各种手段获取的煤、铁、有色金属采矿权达五十余处，已开采者有二十九个矿务公司，资本近五千万元。其中英资开平、福公司（河南）、日资抚顺、本溪湖，德资华德（山东）、井陉（河北），比资临城（河北）七大煤矿，1911年产煤四百三十八万余吨，占全国新法采煤量的85％。

　　甲午战争前，外商工业以英资为主，美、俄、德次之，尚无日本投资。甲午以后所设厂矿，则英资占一半，日本跃居第二位，占23％强，俄、德均不足10％。垄断资本的发展，形成英商怡和洋行和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两大集团。怡和以贸易、金融、航运为主，但在工业上也拥有纱厂、丝厂和制糖、木材、打包等厂，并控制有其他纱厂和煤矿。满铁主管铁路，但自1900年成立到1911年，工矿业投资也达一千九百六十余万日元。

　　外商工矿企业财力雄厚，但早期投资主要来自在华洋行的积累，其中又大量是鸦片走私利润；在中国发行股票和公司债，亦是集资的途径之一。甲午战后，资本输出才占重要地位，多采取中外合资形式，而所有重要外资矿场，大都是夺取中国原有产业，例如1900年英人“收买”开平煤矿时，估计该矿资产值八十五万英镑，英方实有资本最多不过十五万英镑。

　　外资企业受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庇护，纳税上并有优惠，故大多利润优厚，积累甚快。祥生、耶松两船厂1900年合并时资本增加一倍有余，到1911年又获利一千余万元；1897年设立的怡和、老公茂、鸿源、瑞记四家纱厂，到1911年共盈利六百余万元。上海电力、煤气、自来水三公司，1895～1911年共盈利九百余万元，几近1895年资本的五倍。因此，外国在华工矿企业的实际资产远大于其设立资本。估计它们的实际资产在1895年约值两千八百万元，到1911年猛增至三亿五千万元。但帝国主义当时在华投资以金融、贸易、运输业和政治性借款为主，工矿企业资产在1895年估计仅占全部外国在华投资的11％强，到1911年还不足10％。　（吴承明） 
　


    
外国在华航运企业
  　　外国在华航运企业

　　指清代外商在中国创办的航运企业。外商在中国创办航运企业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但外商在中国的船运活动却由来已久。

　　从快艇到轮运19世纪初期，外商专用于鸦片贸易的快艇（通称鸦片飞剪船）就已在中国沿海出现。怡和洋行、宝顺洋行、旗昌洋行都各自拥有一支类似的船队在中国印度间及中国沿海从事鸦片贸易。

　　为适应日益扩大的鸦片贸易的需要，早在道光元年（1821）外商便有引进轮船的活动。“福士号”是最早出现在中国澳门的一百六十一吨的明轮小轮，于1829年由英商麦金托士洋行转租于鸦片巨商马地臣驶行来华。1844至1845年间美商的伊迪丝号开到中国。这是美国开到远东的第一艘轮船。与此同时，外国商用轮船续有来华，开展香港广州间定期航班业务。

　　巨大的鸦片、洋货和贩卖华工的贸易，使香港已有的小轮不能满足需求，宝顺行东甘倍尔及怡和行东马地臣于1848年在广州创办“省港小轮公司”。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外国专业轮船公司，较中国第一家轮船招商局要早二十五年之久。资本三万两，共计一百二十股，每股二百五十两。首倡者虽是怡和与宝顺，实则投资创办者包括琼记、公易、布什、丹拿、李百里等香港广州的主要洋行。英商的活动引起美商的竞争，旗昌洋行增派客运轮至省港之间。从此，广州、香港水域就变成外轮竞运角逐的场所。省港小轮公司受到严重威胁，无利可图，1854年宣告清理。

　　外轮势力从华南沿海向北扩张省港澳地区迅速兴起的外商小轮，采用各种方式争揽沿海土货贩运业务，或拖带华商木船，或揽载华商货运，或为华商所包租。同时，外轮势力迅速由省港澳地区沿华南沿海向北扩张，上海遂渐成为外商船运贸易的中心。1850年大英火轮公司首先开辟了香港上海间轮船定期航班。三年之后，仅大英一家在这条航线上营运的轮船就不下五艘。此外还有怡和、旗昌、禅臣、利名等多家洋行经营中国的沿海航线。上海附近内河线上的外商小轮活动也越来越多，预示着长江干线轮船运输的开展已为期不远。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放，从而刺激了外商远洋轮运航线的建立。主要为了扩大华丝贸易的法兰西火轮公司在法政府补助下，于1862年开辟了中国航线。其轮船吨位比大英火轮公司更大、运价更低、设备也更完善，从而结束了大英“作为邮件承运者在过去所拥有的那种垄断地位”。由于中西商品贸易的剧增，几年之间至少有英、美、日等国八家轮船公司开辟了中国航线。虽然这些远洋、近海航线的轮船也不时兼营沿海及长江线的商品贩运业务，但控制中国土货贩运贸易的却是外国在华洋行创办的轮船公司。

　　美商旗昌轮船公司对长江航线的垄断地位1861年，为适应长江开放的新形势（见内河航行权），旗昌洋行开始在上海筹资创办轮船公司。投资者有上海英商义记、泰和、公易和美商同孚、德商禅臣等著名洋行，但主要是买办商人，投资总额占总数的70％左右。不到一年，旗昌洋行招足一百万两资本。1862年3月，全国规模最大的旗昌轮船公司在上海正式开业。

　　旗昌创办以后，即以五艘轮船往来沪汉，“专载客商往来货物搭客”。除旗昌外，广隆等洋行则以十七艘轮船在同一航线竞航，出现船吨供过于求的现象，一场压价竞争由此激烈展开。1863年货运运价每吨一度由十八两猛降至三两。1864年首先在旗昌宝顺间签订一项“运价协定”，企图由两家实行对长江货运的垄断。这一协定虽遭到琼记、怡和等大洋行的轮运势力的抵制，但1866年旗昌轮船仍能控制长江贸易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同年，宝顺洋行在来自伦敦的金融风潮中破产倒闭，旗昌于是趁机收买其全部轮埠设备，包括上海唯一能容纳海轮的宝顺大船坞，总值达五十五万两。旗昌由此实力大增，迫使怡和洋行不得不承诺一项协议：即怡和十年之内不在长江航线行轮（上海宁波线除外），旗昌则需在沪汉线上提供足够吨位，以满足上海洋行的需要。

　　旗昌在取得长江航线的独家垄断地位后，1867年上海英商虽创办公正轮船公司，企图与旗昌竞争，但只有轮船两艘，难于改变旗昌垄断的局面。

　　与此同时，英商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与省港澳轮船公司分别在华南沿海及广东内河获得了类似旗昌在长江的垄断地位。不久，旗昌与省港澳两公司订立一项“合同”，前者不行驶广东内河航线，后者则不得染指长江轮运。这是洋行商人为了维护各自的垄断权益而在中国领水划分势力范围的猖狂活动。

　　在上海天津间的华北沿海航线上，惇华、惇裕两家洋行的势力较强。旗昌亦插手这条航线，加剧了原有的轮运竞争。不到两个月，惇华就被迫撤出这条航线。但惇裕洋行却趁机于第二年（1868）以资本三十万两（实收十九万四千两）创办一家北清轮船公司。这家公司不久也与旗昌达成一项运价“协议”。沪津线的轮运业务实际为北清、旗昌两家所垄断。

　　外国拖驳公司及其他辅助业务作为外商专业轮船公司的补充，拖驳公司得到相应发展。会德丰是以公司形式最早出现的一家拖轮业，1861年由美商惠洛创办。1863年又出现一家“荣泰驳船行”。1865年则有由裕盛洋行代理的“公易登船单”（亦称公顺驳船行）等。这些既经营拖驳、又经营商货起岸与转运的公司，实际活动范围往往并不以内港为限，有的甚至配备小轮，经营上海宁波间的运输业务。同时还扩大经营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等，由此而形成以轮运贸易为中心的外商在华轮船运输体系，从而对中国经济流通环节的控制奠定了基础。

　　外商在华轮运企业进一步扩张与远洋航线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在东方贸易的吸引下，西方远洋轮船公司再度增辟中国航线。除原有大英、法兰西、蓝烟筒及万昌轮船公司外，德、俄、法、英等国航运公司亦纷纷开辟通行中国的航线。其中英国的葛连轮船公司，曾经一度以其十五艘远洋轮船全部投入中国茶叶及其他土产的贸易运输。中国市场进一步与西方市场联系起来。同时，外商在华轮运企业亦不断扩张，并与远洋航线建立起各种联系。

　　1872年，上海的太古洋行以三十六万镑资本创办起“太古轮船公司”，蓝烟筒主东霍尔特就是股东之一。利物浦、曼彻斯特及格拉斯哥的财团都在太古投有资本。太古开业不久，就收买了公正轮船公司的全套轮埠设备，实力因此大增，很快就成为旗昌的有力对手。

　　怡和洋行主持的“华海轮船公司”也于1873年正式开业，额定资本五十万两，分为五千股，怡和自己占三分之二。此外，经营轮船的英商还有马立师麦边等行。迅速发展的英国船运势力很快构成对旗昌垄断地位的威胁。这家垄断中国江海航线达十五年之久的美商终于在1877年将公司出售给招商局。而英商轮船公司的业务却越来越多，连年盈利，继续扩大轮运业投资。1879年怡和以三十万两资本又创办一家“扬子轮船公司”。接着在格拉斯哥的“财界巨子”麦克格里哥及里德等人的支持下，于1882年再以四十四万九千八百镑（约合一百三十七万两）资本把华海、扬子及其原有中印航线的轮只合并组成“怡和轮船公司”，由怡和洋行充当“常设总经理”。这样，怡和、太古加上原来在广东内河及福建、台湾、香港沿海航线拥有垄断地位的省港澳、道格拉斯（1883年由德忌利士改组而成）两家轮船公司，使中国江海航线明显地落入英商轮运势力的控制之中。怡和、太古两家又是轮运霸权的“盟主”。据统计，1874～1892年间，太古轮船由六艘、一万余吨增至二十九艘、三万四千余吨。怡和在1883～1893的十年间则由十三艘、一万二千五百余吨增至二十二艘、两万四千余吨。怡和、太古的轮船到处可见，其分支机构及仓栈码头设备遍布于各个口岸。得到洋务派支持的轮船招商局也只能与怡和、太古订立“齐价合同”，维护自己的利益。因远洋航线上的轮船公司竞争日趋激烈，“运价同盟”也不能根除竞争，终于出现了“驻华商人、协力轮船公司”。

　　怡和洋行设在上海的一家轮船公司

　　列强在华轮运势力的争霸局面中日甲午战争以后，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列强之间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激烈斗争，在轮运势力的扩张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西江航运久为英商所注目。1896年省港澳轮船公司曾派出二轮，开进西江，直达梧州。《中缅条约》签定后，西江航权开放，太古轮船接踵而至。省港澳复开辟广州梧州间正式航线，1898～1899年间怡和、太古、省港澳三家联合设一行在梧州，专理船务。第二年法商又创办“法华省港梧邮船公司”。此后英商亦在西江航线增设公司，导致竞争日趋激烈，西江一线遂成为英法轮运势力角逐的场所。

　　东北内河水域则是俄日的轮运势力范围。日俄战争前，以道胜银行为背景、号称资本两百三十万卢布的“黑龙江轮船公司”与另一家“黑龙江贸易轮船公司”主要在黑龙江、乌苏里江居于垄断地位。以运输铁路器材为由而设立的“中东铁路公司船舶部”及一家“俄国东亚轮船公司”的轮船则不断在松花江及华北沿海水域活动，从事客1173货运输，扩大帝俄在东北势力。日俄战后，日本势力崛起。除原有日邮、大阪两家外，先后创办南满铁路公司运输部、阿波共同轮船公司、田中商会。1910年由田中筹组的北清轮船公司也正式开业。在华北沿海及东北内河，日本迅速取代了帝俄原有的地位。各国轮运势力竞争最为激烈的水域仍然是南、北洋线及长江干线。代表德国轮运势力的除汉美及北德路易两家轮船公司外，德籍军火商捷成洋行也开始经营北洋线轮运业，以配合德国扩张山东权益的需要。在广东一带沿海及南洋群岛线，德轮也占有一席之地。代表法国轮运势力的主要是法国亚细亚轮船公司经营香港地区及中越航线。就各口往来外洋与往来国内的外轮势力比重来讲，法轮所占比重极小。德轮比重从1897年的6.4％一度增至1902年的16.2％。英轮比重虽然一直占有优势。但已由1892年的84.4％下降到1902年的60.4％与1907年的52.5％，而同期日轮则由2.8％猛增至16.5%与24.6％。由比重及绝对吨位数字看，都远远超过德轮，仅次于英国。

　　英日在华航运的分霸局面甲午战后不久，日商即准备在日邮之外创办新的轮船企业。在日本政府的津贴补助下，1898年1月大阪轮船公司正式开业，开业资本五百五十万元。从上海直到宜昌的所谓“命令航线”，大阪轮船可在镇江、芜湖、九江、汉口及非通商口岸通州、江阴、天星桥、仪征、南京、大通、安庆、武穴、黄石港、黄州、沙市、新堤、荆河口等处停泊、上下货物，并普设仓栈码头。不过一年多，大阪长江线业务即有超过英商太古、怡和之势。1900年其资本增长一倍，达一千一百万元。

　　大阪还开辟了日台线，并由台湾延伸至华南各口。自1899年起，淡水香港线、高雄广东线、福州三都澳线、福州香港线、福州兴化线都次第成为日本政府补助的“命令航线”，对英德在这一地区展开了有力的竞争，原在台湾、福建、广东一带长期居于垄断地位的英商道格拉斯轮船公司，自此受到威胁，并于1900年不得不撤出台南线，到1903年，日本邮船公司又以“密订合同”方式收买了经营长江线达三十年之久的英商麦边洋行的轮埠设备。20世纪初期在长江干线及华南沿海线上，以日邮、大阪为代表的日本轮运势力与以怡和、太古为代表的英国轮运势力已不相上下。

　　外轮势力对内河航运的侵夺在要求扩大内地贸易的同时，外轮势力向长江内河航线扩张。1898年2月英商立德置轮“利用号”试航川江，终于开抵重庆。随后他便筹组专行川江的轮船公司，其计划虽然由于义和团运动而破灭，但却开了川江行轮先例。同时出现外轮活动的还有湖南内河与江西内河线。1899～1900年间，继英日舰只闯入洞庭水路、直达长沙、湘潭武装窥探之后，洋行商人便开始置轮。最初是日邮与怡和竞争，随后太古轮只亦加入竞争行列。1904年日商湖南轮船公司终于正式开业，资本一百五十万元，由日本政府补助。这是专行湖南内河航线最早的外轮公司。在江西，1898年以“天裕洋行”为名的轮船公司创办起来。太古也开展了鄱阳湖内河的轮运业务。

　　内河外国轮运企业发展最快的地区是苏沪杭。这一地区的日本轮运势力扩张尤甚。1896年日商大东新利洋行以十万元资本首先开辟了沪杭线。次年，这家洋行便改为大东轮船公司，取得日本政府的补助支持。自1898年10月起，把沪苏、沪杭两线均定为“命令航线”。在此前后，美商汇利洋行、英商会德丰、德商瑞记等都曾置备小轮从事货客运输。特别是法商立兴洋行创办的东方轮船公司，也是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竞争者。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日本政府补助的大东一开始就占据上风。至1901年再增辟苏杭线，以与原有苏沪、沪杭线相贯通，使其在丝茶等货运及客运业务方面都占有优势。从1905年4月开始，大东的航线很快就扩大到镇江、扬州、宝应、淮安，以达清江浦（今淮阴市）各地，甚至在瓜州、邵伯、高邮、界首、汜水、丰桥等内地城镇都设立了分局，并胁迫从事苏沪杭内河轮运的招商局内河轮船公司及戴生昌轮船局订立“结算合同”。这种统一运费的合同实际表明大东垄断地位的形成。法商东方公司自1907年起不得不先后撤出这一地区航线。

　　为了进一步增强竞争力量，大阪、日邮、湖南、大东四家日本轮船公司于1907年合并为日清轮船公司，资本达八百一十万元。政府补助金每年亦达八十万元，相当资本额的10％，在长江航线上，日清的吨位超过招商局，怡和、太古亦相对逊色。1911年日清吨位为两万五千六百七十八吨，竟占四公司总吨位的46.6％。长江优势地位如此，沿海航线的情况亦相仿佛。（聂宝璋） 
　


    
外国在华铁路投资
  　　外国在华铁路投资

　　19世纪末至1911年外国在中国进行了一系列兴建铁路的活动。鸦片战争结束至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一直企图在中国进行铁路投资，以开拓中国市场。但在清政府的抵制下，这些图谋都未成为事实，如英、美两国在1867～1868年与中国展开修约交涉时，一度企图强制清政府把建筑铁路当作一项条约特权作出让予，但未果而终。70年代初上海一家由英、美合资而以英商为主的公司，以建筑“一条寻常马路”为名，诓骗地方当局，私建一条长十五公里、窄轨、实验性的吴淞铁路。1876年该路通车后，引起沿途居民及清政府的抗议。中英经谈判于同年10月签订《收赎吴淞铁路条款》。确认私筑铁路侵犯了“中国自主之权”，但中国允给规平银二十八万五千两作为“买断银”以相妥协。该路在“买断银”于一年期内付讫后在1877年收回，当即拆除。

　　中法战争爆发后，法国提出由法国提供贷款两千万两，让予法国建筑中国铁路，作为讲和条件之一。英、美、德三国分别以不同方式，支持法国，压迫清政府作出某种让予。1885年中、法《越南条约》第七款规定，“日后若中国酌拟创造铁路时，中国自向法国业此之人商办”；同时声明，“不得视此条系为法国一国独受之利益”。这一条款虽标志着在铁路事务上，帝国主义列强限制中国独立行使行政主权的开始，但外国铁路投资仍未付诸实现。

　　1897年8月，东清铁路（西起满洲里，

　　东至绥芬河）开工仪式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以中国败于日本，国势危殆，竟谋瓜分中国。它们以夺取铁路权益作为先行的一着。1895年，法国首先迫使中国同意越南铁路可接至中国界内；次年又取得建筑龙州铁路的权益。　1898、1899年，又先后取得承办从北海造路至南宁，让予建筑从广州湾向雷州半岛内地延伸的铁路的权益。其次是俄国。它先于1896年取得让予建筑横穿东北北部（满洲里—哈尔滨—绥芬河）铁路的权益，继在1898年又取得纵贯东北南部（哈尔滨—长春—大连）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1899年，对从北京向北或向东北俄界的铁路也取得了优先承办权。其三是德国。1898年，它一举囊括了在山东全省建筑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其四是英国。它在同年迫使清政府给予承办津镇等五条铁路的让予建筑权益。同时，帝国主义各国财政资本组织配合该国侵略中国政策，或应清政府要求提供铁路贷款，或强使清廷举借路债而取得投资权益。先后有比利时的比国铁路公司对芦汉（即后来的“京汉”），英国的中英公司对关内外（即后来的“京奉”），美国的合兴公司对粤汉各路，取得了投资权益。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投资建筑柳太（即后之“正太”）铁路则与清政府基本上达成协议。这些投资与上述攫取路权行为构成一体。形成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铁路的所谓“利权掠夺战”。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剧烈争夺路权，急剧扩张在华势力，并把铁路行经地区隐然视若自己的利益范围。它们在剧烈竞争之余，为谋求喘息之机，又相互认定在华建筑铁路的地区，以谋求妥协。英法、英德、英俄之间先后达成这样协议的后果，使俄对东北、法对华南和西南、德对山东以及英国对以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地区分别认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一变成为国际承认的现实。

　　1900年义和团运动过后，帝国主义列强继续攫取新的铁路权益。在1902～1911年间，它们先后攫取了开兗、正德、汴洛、安奉、新奉、吉长、吉会、新法、粤汉川等九条铁路的“借款优先”、“独享建筑权”或“借款”的权益。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在亟谋扩张、巩固在华势力的形势下，既得的铁路权益又发生了转让、再分割的变化，甚至因此引起严重的外交斗争。例如，华俄道胜银行在1902年取得正太路的投资权益后，旋即转让给法国财团。日本凭借对俄战争的胜利，在1905年从俄国割取了南满支路的长春、大连等。英、美两国财团承包新（民）法（库门）、锦（州）瑷（珲）两路投资、建筑工程，在日、俄两国的并力反对下，遭到挫折。美国由其国务卿诺克斯出面，转又提出所谓东北铁路中立化意见，又称诺克思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

　　中国人民的收回路矿权运动，迫使美国在1905年交出粤汉路权。在此形势下，英国把津镇等五路承办权都改为提供贷款的形式。清政府则提前清偿京汉路的比利时借款，不过，它转又向英、法、日等国举借了新款（见外债）。

　　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攫取的铁路建筑权益，在中国人民的抵制、各该国本身财力和技术力量的限制、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等因素制约下，实际上并没有全部实现。截至1911年止，帝国主义列强投资建成的铁路，有京奉（九百七十九公里）、中东（二千五百五十四公里）、京汉（一千三百零八公里）、胶济（四百三十三公里）、广三（五十公里）、道清（一百六十六公里）、正太（两百四十三公里）、滇越（四百六十九公里）、安奉（两百六十公里）、沪宁（三百二十七公里）、汴洛（一百八十四公里）、广九（一百四十三公里）、津浦（一千零六十六公里）、吉长（一百公里）等十四条铁路，总长度为八千二百八十二公里。

　　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建筑铁路，采用直接、间接两种投资方式。直接投资建筑的，有中东（俄）、胶济（德）、滇越（法）和安奉（日）等线，投资额除了安奉不明外，其余三路共计约达银四亿元；其中相当一部分实际并未用于筑路，而是充作行贿、设置殖民侵略机构等费用。间接投资大抵通过借款形式来实现。铁路借款可分为两大类：　（1）属于临时周转资金，不具有投资性质。（2）具有投资性质并损害中国主权的借款，即债权者以提供贷款为名，在合同上规定了种种损及中国行政主权的条款，控制着铁路建筑事宜和建成后的经营管理。

　　根据原订约章，俄国建筑中东，德国建筑胶济，均与中国合办，中国也曾分别投入数量不等的资金。清政府对法国建筑滇越铁路，既借地，又助工。但所有这些铁路一经建成，全分别由俄、德、法三国一手直接经营。日本从俄国截取南满支路的绝大部分区段后，加上安奉线，并称为南满铁路，亦由其直接经营。帝国主义列强提供贷款筑成的铁路，如京汉、津浦等线，所有权固然属于中国，但由于受借款条件的约束，如交由债权者代理经营，或任用债权者推荐的人员为工程师、会计师，实际上均受债权者控制经营。开平矿务局在1881年建成唐（山）胥（各庄）铁路（日后京奉线的首段）后，清政府拨官股、招商股在渤海沿岸、台湾等地，也开建过一些铁路。20世纪初，民间亦集资筑路。不过，按长度计，数量不多，而且最初动用官款商1175股建成的铁路，日后或因割让而丧失，或因借用外资而受兼并，真正自主经营的铁路甚少。1895～1911年，中国铁路线路的绝大部分处在帝国主义列强控制经营之下，严重地影响了国民经济独立自主的发展。（宓汝成） 
　


    
外国在华投资
  　　外国在华投资

　　中华民国时期外国以借款、开设银行、办厂矿、修筑铁路等手段，向中国输出的资本。外国人在中国投资，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才以资本输出为主，在华大规模地投资。20世纪初，各国对华投资已达八亿美元，到辛亥革命前已达十五亿美元。辛亥革命后，日美势力兴起，形成英德俄日法美六国共同支配的局面，投资额增至二十三亿美元。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投资增加甚速，英日美德四国成为主要投资国，至1931年达三十三亿美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东北形成独占，在华北亦占优势，而美国在华东、华南的投资仍旧迅速增加，形成日美势力争霸局面。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占大半个中国，一面公开劫掠中国的公私则产和企业转作投资，一面增办各种事业，配合其“以战养战”的军事侵略，以华北开发会社、华中振兴会社及伪中央储备银行、华兴商业银行等为工具，实行军事占领性的掠夺，成为独霸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外国在华投资由美国称霸，到1948年止，美国投资连同“美援”，占各国在华投资总额的80％。

　　外国对华投资，半数以上用于商业、进出口以及与此相关的运输、银行和保险事业，而工矿生产事业所占比重很小。各国通过对华投资，联合或单独控制中国的政治、军事，掌握中国的经济命脉。同时，也各以其资本势力进行角逐。它们与中国封建势力和官僚买办资本结合，制造军阀混战，破坏农村经济，摧残民族工商业，使中国经济日益殖民地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长期对中国人民进行掠夺性的投资始告结束。　　（熊尚厚） 
　


    
外国在华洋行
  　　外国在华洋行

　　外商在中国从事贸易的代理行号。18世纪60年代兴起“散商贸易”，随之产生外商代理行号。1840年以后，外国在华洋行日益发展，是外国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工具。

　　早期在华的洋行　1782年，广州始设柯克斯·理德行。1784年第一艘美国商船“中国女皇号”驶抵广州。该船船货管理员山茂召几年后就与人合伙创办一家行号，从事代客买卖。到18世纪末，广州英美代理行号已达二十四家以上。企图阻遏代理行号发展的东印度公司于1800年不得不宣布将中印间贩运贸易业务让予散商船只进行，自己则只颁发执照。自此，日益增多的英印散商船只要求在广州设代理人，并建立固定的委托关系。还有很多商船的大班径自以领事的名义在广州留驻下来，成为常驻代理人或自设行号。美商普金斯行、旗昌行、同孚行、英商巴令洋行、宝顺行、麦尼克行都先后建立起来。它们主要经营鸦片贸易。例如麦尼克行1829～1830年间一个季度就独销了五千余箱鸦片，价值达四百五十余万元，占当时中国进口总额的三分之一。

　　东印度公司宣布废除对华贸易的垄断以后，广州“自由商人”竞设行号，由1833年的六十六家增至1837年的一百五十余家，其中大行号都拥有各自的飞剪船队及保险机构。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政府管理对外贸易的公行制度已难以起到原有限制外商的作用。

　　洋行势力的初步扩张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初期对华商品贸易并未能迅速发展。洋行数字增长不多，且往往在捞足财富后便自行解散。因此，暴力掠夺是当时洋行发展的基本特点。它们掠骗华工、贩卖人口，从事以鸦片为主的各种走私活动。香港的主要洋行莫不经营鸦片生意。靠贩毒起家的怡和、宝顺、旗昌、琼记等大鸦片商在沿海各地普设趸船，囤储分销。另一项典型的暴力掠夺活动是“海盗护航”。连旗昌这样的大行也公然招徕，兼营“护航”业务。一些老牌洋行开始发展航运。中国沿海的鸦片飞剪船日益增多，飞剪船队的大小，往往被作为衡量洋行实力的标准。发展中国沿海的轮船运输也已提到日程。1848年广州即已出现地区性的专业轮船公司——省港小轮公司。随着外商贸易活动的重心之向北转移，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进而开辟了香港—上海定期航线。怡和、旗昌、宝顺、仁记、琼记、广隆、华记等大洋行几乎既经营货运，又兼营银行与保险业务。

　　截止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在总数二百余家的洋行中，少数大洋行已奠定了垄断地位。它们在世界金融中心保持“高度信用关系”，与海外工业资本保持密切联系。从领事职位、海关直到各口外商商会都在它们掌握之中；在船运、保险、引水、银行直到商品贸易、鸦片走私等方面，也都各自有其完整的体系。成为“商业大王”或“王子商人”。但当时洋行投资仍主要限于贸易和船运等流通领域，在生产领域未取得大的进展。

　　洋行势力的再扩张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无论已开口岸和新开口岸，都出现竞设行号的高潮。例如天津，1861年开埠，到1866年已有英行九家，俄行四家，美、法、意行各一家，总数达十六家之多。在全部洋行中，英商最多。这些洋行已开始经营轮船、船舶修造、码头仓栈、保险、银行以及为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等各种行号企业。

　　19世纪60年代初期，行驶中国江海航线的旗昌、德忌利士、省港澳、公正、北清等专业轮船公司先后创办起来，依靠风力的“飞剪船时代”迅速跨入机械动力的“轮船时代”。适应于轮船与贸易势力的扩张，厦门、福州相继出现外商船舶修造厂坞。香港与上海成为外商船舶修造业的两个重要基地，先后开办船厂达十二家之多。其中著名的“香港黄埔船坞公司”拥有各种机动机具。长江开放之初，各洋行又沿途抢先索占地基，起造仓栈及专用码头，随之出现一些设施规模越来越大的专业码头公司。同时，为保证船运贸易，始自1863年，保家行、保安保险公司、保裕保险公司、华商保安公司相继创办起来。这些保险公司连同其分支机构，紧随船运贸易，伸向各个通商口岸。此外，在扩大投资的高潮中，历来把贷放、汇兑等作为附属业务的洋行开始分化出来向专业银行发展（见外国在华银行）。

　　各个企业行号大都由多家洋行联合集资创办，独资创办者很少。竞争导致“联合”、交叉投资促进垄断的现象。垄断意味着更加剧烈的竞争。在一些大洋行资本的支持下，有些企业一开始就是在兼并其他企业的基础上创办起来的，有的则是在创办以后从事兼并活动，从而形成若干洋行资本集团。例如以鸦片贸易起家的怡和洋行，在扩大代理业务的同时，还与香港、上海的几家公司保持资本关系。旗昌洋行则以旗昌轮船公司为中心，别有扬子保险公司、旗昌船厂、金利源、金方东、金能新（即通称之旗昌下浦仓栈及机器房）等码头仓栈。上海拖驳公司也有旗昌资本。琼记、同孚、公易、沙逊等大洋行也莫不如此。这些洋行行东都能以错综交织的资本关系在整个外商轮运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成为新的一代“巨富”。

　　洋行势力之如此扩张，使进出口贸易如棉布、茶叶数量又一度大幅度增长。但中国内地市场并没有相应的扩大，洋货摊销仍和以前一样的困难，以致洋货进口贸易又出现19世纪60年代初期由于长江开放曾经出现过的“过度进货”的危机。因此，这一时期各口洋行新设者固多，歇业清算者亦为数不少。就全国范围讲，各口洋行总计：1872年共三百四十三家，1878年为三百五十一家，1881年略增，计四百二十二家，1884年复降至三百八十家，到1894年也不过五百五十二家。可见在华洋行数与对外贸易大体保持同步发展。有所增加，但不算显著。

　　从19世纪70年代初期起，为适应中西交通及贸易方式的变革及对华贸易难以全面大幅度增长的情况，在华洋行特别是资力雄厚的老牌大行，开始实行“代理华商经营制度”，调整原有的经营方向。例如怡和，1871年决定停止鸦片行当，并把资金投到利息在12～15％之间、为期三天到七天的中国钱庄庄票上去，以代替激烈竞争的茶叶出口业务。到70年代中、后期贸易“萧条时期”，一些大洋行都把各自的力量从商品贸易的投资及收取佣金的代理业务转移到加工制造、航运、保险、金融等贸易的“辅助性业务”上去。以丝茶贸易为例，怡和的侧重点已不在于经营华茶的出口，而是招徕中外丝茶货运，经营轮船、保险、码头仓栈。

　　所谓“代理经营”，就是既不承担风险，又可自营，而以代理华商经营为主的经营方式。华商或出资购买轮船由洋行代理经营，或置货由洋行代理订购运销。诱招华商资本以洋行名义开办企业者固然不少，以买办保证金充当营运资金的外商洋行也并非罕见，甚至还有以洋行名义代华商开设行号从事非法活动的。在这个历史阶段里，轮船运输业仍然是洋行商人扩张势力的重要领域。太古、华海、扬子、道格拉斯、怡和等轮船公司，在十年间先后创办起来。其中怡和、太古两家取代原有旗昌而居于垄断地位。据统计，中国各口进出外商轮船吨位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对外贸易额的增长速度，足以表明外商轮船主要是从事华商货运的。

　　与此同时，洋行商人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是生产领域投资的增加。自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的五十五年中，洋行商人在各口投资创办的各类工厂企业共计一百九十一家，其中1870年以后创办的计一百一十六家；除船舶修造、丝茶、榨油继续增设外，又增添打包、蛋粉、樟脑压制、硝皮、制糖等新项目。这些工厂企业的性质大体仍属于为商品贸易服务的加工制造范围。但外商洋行仿造土货、创设棉纺织厂的活动，1870年以后却一直未曾停止。他们还企图插手洋务派创办的新式民用企业，由于后者的拒绝而未能实现。

　　甲午战争以前，洋行势力为突破封建经济结构及封建政治体制的阻力，曾经有越来越多的洋行商人以天津为跳板向清宫廷所在的北京开展活动。他们以借款为诱饵，与内务府建立起联系，以便争夺对清政府开始酝酿举办的海防、洋务事业及国家建设项目的投资权。不少洋行已开始经营军火生意。中法战争期间，仅广东政府每年购买军火的费用即达一千二百万元。德商礼和、美商旗昌、英商怡和都兼营军火，另外还出现华岱、派利、泰来、瑞生等主要经营军火的洋行。

　　甲午战争以后洋行势力扩张的新趋向甲午战争以后，在华洋行势力又获得了进一步的扩张。据统计，外商洋行由前述1894年的五百五十二家突增至1911年的两千八百六十三家，其中英商六百零六家，德商两百五十八家，美商一百一十一家，日商竟增至一千二百八十三家，远远超过英国而居于首位。英商原来的优势地位受到日商的严重挑战，是这一时期的值得注意的变化。

　　甲午战后最初几年，中国商品进口贸易并没有多大进展，《马关条约》签订不久，洋行商人再次提出过去多次提出的扩大内地通商贸易、内河通航以及厘金裁减等特权要求。截至1903年止，西江、苏沪杭、川江、湖南、江西等内河已被迫先后开放，外商得以行轮贸易，外商轮运势力迅速扩张起来，其中以日商航运发展最快。大致从这个时候起，英商轮运势力的垄断地位，实际已变成英日轮运势力分霸的局面（见外国在华航运企业）。

　　20世纪初中国对外贸易有了明显的增长。以军火贸易为例，甲午以后承办军火的洋行越来越多。除老牌军火洋行外，新设者有承办法国军火的福来德洋行、美商益生洋行、日商兼松洋行、德商荣华洋行、英商增裕洋行等。1905年袁世凯一次就向德商订购价值二百余万两的军火。同时，以特权为护身符的洋行商人各种非法活动更加猖獗。在内地非通商口岸城镇非法开设行栈者比比皆是。

　　19世纪末叶，中国逐渐成为帝国主义自由投放其过剩资本的国际场所。开办厂矿企业的直接投资与借款（见外债）等间接投资空前扩大起来。在这方面，外国在华洋行起到了仅次于外国在华银行的作用。从马关条约获得“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特权的洋行商人连年不断地投资设厂，其业务范围远远超过甲午以前的为贸易服务的1177

　　加工制造业。以迄1911年清王朝覆灭的十六年当中，包括棉纺、采掘、冶炼、食品、造船等资本在十万元以上的外资企业共计一百二十家，资本额近一亿元；有的企业资本在百万元以上。某些企业资本甚至超过千万元，数额之大，表明了洋行企业在各个地区或行业中的垄断地位。其中有些企业显然是在国际托拉斯的参与下创办、发展的，有些则纯粹是国际金融财团的分支机构（见外国在华工矿企业）。同时，在中国铁路权益的争夺中，一些洋行亦参与了外国在华铁路投资。

　　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的十五六年间，时间虽然不长，但从广度及深度上考察，帝国主义洋行势力的扩张都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政治经济显然进一步半殖民地化。然而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在一场广泛的抵制美货、收回利权运动中，确也获得初步发展。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但在华洋行势力的扩张并没有中止。

　　（聂宝璋） 
　


    
外国在华银行
  　　外国在华银行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各国为了便于向中国输出商品及资本，陆续在中国设立的金融机构。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起，外国纷纷在华开设银行。从其演变过程来看，19世纪9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由英国银行独霸；　90年代之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夺取在华利益，也相继到中国来开设银行；辛亥革命前后，各帝国主义为了协调矛盾，又组成了银行团。

　　丽如银行首先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它的前身是1842年成立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扩大规模，改换名称，并且把设在印度孟买的总行迁移到英国伦敦，同年4月在香港和广州设行，1847年在上海设立分理处，表明外国资本的侵略势力开始由南向北推进。与丽如银行同时获得英国政府“皇家特许状”的还有有利银行的前身亚细亚特许银行和麦加利银行。前者1854年（咸丰四年）在上海设立代理机构，1860年改为分行；后者1858年设分行于上海和香港。所谓特许银行，即殖民地银行，它代表了正在兴起的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向外扩张的欲望。在有利、麦加利银行开设之前，还有汇隆银行和阿加剌银行，只是由于它们在中国营业的时间较为短暂，不为人们所熟知。

　　麦加利银行上海分行

　　设在上海的法兰西银行分行

　　19世纪40年代英国在华开设的银行，只有一家，50年代增为四家，60年代初期又增加四家，这就是汇川银行、利华银行、利生银行和利升银行。但它们在1866年（同治五年）上海的一次金融恐慌中全都倒闭。

　　当时唯一的其他国籍的在华银行是法国的法兰西银行（1860年设分行于上海），成为法国资本在东方市场上和英国争夺殖民势力的重要力量。但事实上它远敌不过英国。

　　上述九家英国银行和一家法国银行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以后，汇丰银行于1864年8月6日（同治三年七月初五）在香港创立，1865年3月3日（同治四年二月初六）正式营业，同年4月3日（三月初八）在上海开设分行。总行设在香港，表明它一开始就以中国为其榨取利润的对象和基地。它开业后发展极为迅速，60年代在福州、汉口、宁波、汕头设立机构，　70年代又在厦门、芝罘（今山东烟台）、九江设立分行，　80年代扩展到天津和澳门、海口、打狗（今台湾省高雄）等地。到19世纪80年代末，四家著名的英国银行在中国各地设的分支机构计有：丽如银行六个，有利银行八个，麦加利银行五个，汇丰银行十四个，合计三十三个。而此时中国自办银行尚未出现。

　　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其他外国银行在华设立机构的为数不多，也历时短暂，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几乎全是英国银行的势力。但随着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时期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输出成为它的特征。故进入90年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来华设立银行。德国几个垄断资本集团投资的德华银行设总行于上海，于1890年初正式营业；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在1894年和1899年分别于香港和上海设立分行；沙俄的华俄道胜银行1895年在牛庄设行，　1896年在上海设行；美国的花旗银行于1902年在上海设立分行。这五家银行加上60年代已设立的汇丰银行，是六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推行资本输出的重要枢纽和经济侵略的据点。

　　外国在华银行的业务活动，最初是以中外贸易中的汇兑业务包括买卖远期汇票为主，同时吸收存款，办理放款和发行钞票。约在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汇丰银行已通过买办对上海钱庄融通资金，与中国商人直接发生借贷关系，开始干预并介入中国的金融。70年代后，汇丰银行开始单独给清朝政府以巨额贷款，收取高额利息，三次“西征借款”利率即高达10％或8％。英国资本的大量输出，从办理短期信贷业务到经营长期的巨额投资的转变，标志着银行由一般的信用和支付的中介变成万能垄断者。

　　进入90年代，帝国主义各国为攫取在华权益，在贷款优先权的竞争上矛盾百出，争夺剧烈。结果，俄、法两国银行取得1895年“俄法借款”（即中国四厘借款）四亿法郎的贷款权；英、德两国银行则取得1896年的“英德借款”和1898年“英德续借款”的贷款权。这两笔借款，金额均为英金一千六百万镑，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各占一半，由于折扣大，经手银行既获得发行债券的巨额利润，又为其本国政府攫取到了政治权益。“英德续借款”的附带条件中有一条规定，在借款偿还的四十五年期限内，不论英国对华贸易是否占第一位，中国海关税务司一职将一直由英国人担任。

　　帝国主义各国在对华贷款上，在剧烈争夺之外，有时也会达成一时的协议，形成国际卡特尔。1910年（宣统二年）成立的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即是以汇丰、东方汇理、德华和花旗四家银行为骨干。四国银行团曾贷给清朝政府川汉、粤汉铁路六百万英镑借款。1912年，俄、日两国银行要求参加，组成六国银行团，1913年美国退出，改为五国银行团。

　　在1894年至1913年的二十年间，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以借款方式提供的银数为十亿九千二百四十六万两（不包括庚子赔款转作借款）。其中汇丰银行承贷的借款共四十二笔，总额两亿八千八百二十二万两，占英国部分的71.49％，占全部借款总额的26.38％，这说明，银行本身是帝国主义垄断资本在殖民地和附属国的一种投资，但它又是执行本国资本输出的机构，在对中国的政治借款和铁路借款中起了有力的杠杆作用。

　　花旗银行的招牌

　　投资市场的扩大和外汇市场控制力量的强化，这是90年代外国在华银行业务活动的两个主要特征。90年代后，外国在华银行的主要业务活动和侵略作用可以概括为：①通过借款，控制中国的财政与经济命脉（见外债）；②垄断国际汇兑，控制中国对外贸易；③吸收存款，发行纸币，资助帝国主义企业，打击中国民族工业。在执行本国侵略政策、夺得金融统治地位的同时，这些银行也获得了高额利润。

　　（洪葭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在华外国银行暂呈萎缩，战后又卷土重来，到抗日战争前约有五十余家。外国在华银行大多资本雄厚，擅自发行纸币，各有其帝国主义国家政府为后盾。它们以不平等条约和治外法权为护符，恃租界为合法活动场所，而通过政治借款控制中国政治和财政，进行政治侵略活动；通过控制中国金融市场和投资，吸取高额利润，对中国外贸和国际汇兑实行垄断，进行经济侵略，破坏中国农村经济，阻碍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近百年来在华外国银行往往成为各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的大本营、策源地。但外国银行势力又总是随着本国侵略势力的消长而转移。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美势力崛起，这两国在华银行也不断增加，1932年上海的三十家外国银行中，英美两国各占六家，日本银行占了八家，甚至日本横滨正金银行一时与汇丰银行并列，共执中国汇兑业的牛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汇丰银行曾重新恢复霸主地位，但美国在华银行的垄断地位亦不断增强，当时上海十四家外国银行中，美国银行即占五家。由于本国在华侵略势力的消退，加上资力单薄等原因，不少外国银行相继衰亡。最先是俄华道胜银行，1926年因巴黎总厅投机失败而停业，继之是德、意、日三国银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中国的中央银行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英国汇丰及麦加利行等纷纷停业，在华外国银行被迫退出中国。

　　参考书目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商务印书馆，上海，1935。

　　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汪敬虞：《十九世纪外国在华银行势力的扩张及其对中国通商口岸金融市场的控制》，《历史研究》1963年第5期。

　　洪葭管：《从汇丰银行看帝国主义对旧中国的金融统治》，《学术月刊》1964年第4期。

　　洪葭管：《上海金融史话》，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熊尚厚） 
　


    
外蒙古
  　　外蒙古

　　清代地名。又称喀尔喀蒙古。喀尔喀又作哈尔哈，是蒙古语Halha的对音。指蒙古高原北部，以别于高原南部的内蒙古。东临黑龙江将军辖境，西至阿尔泰山接新疆，南至瀚海与漠南蒙古相连，北与俄罗斯接壤。

　　明中叶，元太祖成吉思汗十五世孙巴图孟克（达延汗）之幼子格埒森扎·札赉尔珲台吉有七子，分居喀尔喀河流域，这七个鄂托克（领地）被称为“喀尔喀·多伦·和硕”，即喀尔喀七部或喀尔喀七旗。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进攻喀尔喀蒙古，喀尔喀七部举旗南迁，投奔清朝，被安置在喀伦边内。三十六年，噶尔丹败亡，喀尔喀蒙古诸部回归旧牧地。这时喀尔喀分三部：土谢图汗部称中路，车臣汗部称东路，扎萨克图汗部称西路。雍正十年，喀尔喀亲王额驸策棱在额尔德尼昭（即光显寺，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前杭爱省巴彦温都尔西北）大胜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清廷以其“劳绩懋著”，从土谢图汗部分出二十一旗隶属于额驸策棱的赛音诺颜部，从此赛音诺颜部始为大札萨克，与三汗部并列为喀尔喀四部。至嘉庆间（1796～1820），喀尔喀四部有四盟，八十六旗。

　　土谢图汗部　东界肯特山，西接翁金河，南临瀚海，北靠楚库河，接俄罗斯。始设十七旗，雍正间（1723～1735）增至三十八旗。嘉庆时（1796～1820）有旗二十：土谢图汗旗、中旗、中次旗、中左旗、中左翼末旗、中右旗、中右末旗、左翼中旗、左翼中左旗、左翼前旗、左翼左中末旗、左翼右末旗、左翼末旗、右翼左旗、左翼左后旗、右翼左末旗、右翼右旗、右翼右末旗、右翼右末次旗、右翼后旗。诸旗会盟于汗山，称为汗山盟，驻土拉河南北。有佐领五十九。

　　车臣汗部　东临额尔德尼陀罗海，西接察罕齐老图，南界塔尔衮柴达木，北邻温都尔罕。康熙间（1662～1722）编旗二十一。乾隆间（1736～1795）有旗二十三：车臣汗旗、中左旗、中左前旗、中右旗、中右后旗、中前旗、中后旗、中末旗、中末次旗、中末右旗、左翼中旗、左翼左旗、左翼右旗、左翼前旗、左翼后旗、左翼后末旗、右翼中旗、右翼中左旗、右翼中右旗、右翼中前旗、右翼左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诸旗会盟于克鲁伦河巴尔和屯，称为巴尔和屯盟，驻克鲁伦河左右。有佐领五十四。

　　扎萨克图汗部　东临翁锦、西尔哈勒珠勒，西界喀喇乌苏、额喇克诺尔，南接阿尔察喀喇托辉，北界推河。康熙三十年，策旺扎布受封扎萨克和硕亲王，始设八旗，后增至十二旗。雍正间增为十五旗，乾隆间增为十七旗。嘉庆时有旗十九：扎萨克图汗旗、中左翼左旗、中左翼右旗、中左翼末旗、中右翼左旗、中右翼末旗、中右翼末次旗、左翼中旗、左翼左旗、左翼右旗、左翼前旗、左翼后旗、左翼后末旗、右翼前旗、右翼后旗、右翼后末旗、右翼右旗、右翼右末旗、附辉特旗。诸旗会盟于扎克河源毕都哩雅诺尔，称为扎克河色钦毕都哩雅诺尔盟，驻杭爱山。有佐领二十五。

　　赛音诺颜部　东界博罗布尔哈苏多欢，西接库勒萨雅索郭图额金岭，南临齐齐尔哩克，北接齐老图河。雍正十年从土谢图汗部分出二十一旗隶属额驸策棱的赛音诺颜部，始别为一部。嘉庆时有旗二十四：赛音诺颜旗、中左旗、中左末旗、中右旗、中右翼末旗、中前旗、中后旗、中后末旗、中末旗、左翼中旗、左翼左旗、左翼左末旗、左翼右旗、右翼中左旗、右翼中右旗、右翼中末旗、右翼左末旗、右翼末旗、右翼前旗、右翼右后旗、右翼后旗、右末旗，另附厄鲁特前旗、厄鲁特旗。诸旗会盟于齐齐尔哩克，称为齐齐尔哩克盟，驻翁金河北。有佐领二十五。

　　1911年（宣统三年），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外蒙古封建上层，在沙俄策动下宣布“独立”，建立“大蒙古国政府”，驱逐清朝政府驻库伦办事大臣，私自与沙俄签订非法的《俄蒙协约》（即《库伦条约》）。1915年（民国四年）中俄蒙签订的《恰克图协约》第二条规定：“外蒙古承认中国宗主权。中国、俄国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1919年夏，以哲布尊丹巴为首的封建上层与中国北洋政府开始关于取消“自治”的谈判。同年11月，外蒙古自治政府正式取消，外蒙古地区由西北筹边使管辖，保留汗的称号。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成功，7月宣布独立，建立“君主立宪政府”。1924年5月哲布尊丹巴死后，同年11月，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在库伦召开，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1945年2月11日，美、苏、英三国首脑签订涉及外蒙古主权的雅尔塔协定。1946年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49年10月16日同中国建交。

　　（宝日吉根） 
　


    
外债
  　　外债

　　国家向外国商民或政府的借债，属于国债的一部分；一般不包括个人或私商向外商所借的债款。在鸦片战争以前，政府从来不举借外债，并且禁止本国商民赊欠外商款项，违者按“交结外国诓骗财物例”治罪，发遣伊犁边境当差。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从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变，清政府举借的外债逐年增加。

　　清政府开始举借外债是在1853年（咸丰三年）上海小刀会起义时，苏松太道吴健彰（原广州同顺行商）向上海洋商贷借款项，雇募外国船炮，进行镇压。1855～1856年两次在上海关洋税中扣还的银数，即达十二万余两。1858年10月，两广总督黄宗汉以粤海关印票作抵，向美商旗昌洋行借银三十二万两，月息六厘，充镇压广东人民继续抗战的费用。这项外债据传还是英法侵略军进城时英军掠夺广东藩库存银的转手贷放。

　　19世纪60年代初，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签订以后，江苏、福建、台湾、广东等省地方官僚，为了共同勾结扑灭太平天国起义，先后向外国洋商举借了十二次外债，总数达两百余万两，1866～1881年（同治五年至光绪七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向上海洋商六次举借“西征借款”银一千五百九十五万余两以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日本侵入台湾后，1874年8月海防大臣沈葆桢向汇丰银行首次订借福建海防借款两百万两，充购买铁舰、快船、洋枪、炮药及台湾防务经费。中法战争时期，海防费用，特别是购买外洋船炮的费用，主要依靠外债支付。从1883年9月到1885年2月，以广东海防、福建海防、援台规越、滇桂借款等名义向汇丰、渣打等银行举借的外债共计七次，总数达库平银一千二百六十二万余两。

　　从80年代中叶起，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利用借款掠夺中国的工矿、铁路等项权益，相互之间展开了竞争。1855年3月怡和洋行为了同汇丰银行争夺各项借款特权，以兴修京西铁路、煤矿的名义向醇亲王奕譞的神机营贷款五百万两，实际上这笔贷款除付船炮价款外，大部被挪用于修建颐和园工程。1886年奕譞命令李鸿章、周馥等向英、法、德诸国在津银行进行借款时，汇丰银行就通过粤海关监督增润向清政府贷放银一百万两，充奉宸苑修缮南海工程费用。而德国华泰银行的代理商礼和洋行则于1887年提供了五百万马克的借款，作修缮三海费用。这些借款实际上等于向封建统治者变相行贿，而谋求染指当时铁路、航运、矿产等权益。1886～1888年，汇丰银行的轮船招商局借款，两次防堵黄河郑工决口及购买浚泥船机借款，和津通铁路借款等，共达三百三十二万余两，逐步实现它垄断对华借款的野心。到1889年张之洞的武昌织布局购机借款，汇丰银行的资本更渗入当时政府兴办的新式工业了。

　　同时，德国财团对中国的资本输出也逐步巩固了它的阵地。1887年德国华泰银行和英国怡和洋行共同对开平矿务局修建津沽铁路投入借款，数额达一百零七余万两。1889年德国财政垄断集团决议设立德华银行后，它不仅资助德国驻华军火商泰来洋行同山东巡抚张曜出借嵩武军借款二十万两，并在1890～1891年，贷放了山东河工和福建借款共约五十六万两。

　　上述外债到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除少数几项借款外，绝大部分都已清偿。从1853～1893年的四十一年间，四十五项外债，共折合库平银四千六百二十六万余两，其中最多的一年（1885）占该年总岁入的17.63％；本利的支出平均只占总岁出的4.3％，最多的一年（1892）占6％，外债的担保品主要是关税，仅一小部分是厘金和其他收入。

　　在清政府关税收入中，支付外债本利的款项平均约占15.8％，最多的一年（1892）占19.6％。这时外国列强虽还不能利用借款来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但已牢固地掌握了海关征税和行政管理特权。贷款单位初期全是上海、广州、福州、厦门等商埠的外国在华洋行；性质多属高利贷的短期借款，利息率由月息六厘到一分半和年息五厘到一分五厘，期限从四个月到一年；而外国在华银行很少参加。从1874年8月汇丰银行开始单独承募外债以来，它的贷款总额共计库平银两千八百九十九万余两，占甲午前清政府外债总额的69.16％，充分显示出它阴谋垄断对华借款的募债权，而怡和、天祥等洋行反居下风。于是外国在华银行的长期巨额借款（利息率由年息五厘到一分，期限从三年到三十年）代替了以前的短期小额贷款。贷款银行开始在香港和中国通商口岸及其本国金融市场上发行债票。外国银行的高利盘剥又和中国经手人的中间剥削结合在一起，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例如1877年6月的第四次“西征借款”，汇丰银行贷出银五百万两，作价英金约一百六十万四千二百多镑，年息一分，在伦敦发行的债票则是年息八厘，九八发行，而在左宗棠呈报清政府时，依据经手人胡光墉所报，利息率却增至月息一分二厘五毫，折合年息一分五厘，遇闰则达年息一分六厘二毫五。

　　甲午战争起，清政府大规模增加了外债。福建台湾巡抚邵友濂首先向上海洋商贷借规银五十万两，筹办海防。接着，时任海关税务司的赫德串通汇丰银行向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供了两次巨额借款，计银二千八百六十五万余两，即所谓“汇丰银款”和“汇丰镑款”。于是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克虏伯炮厂和伏尔铿船厂通过瑞记洋行向南洋大臣张之洞贷出英金一百万镑。同时，英国军火商阿墨士庄也通过伦敦克萨银行和麦加利银行贷出同样数额的借款。这几项总额计银四千一百五十四万余两的大借款，名义上都是为了加强国防，实际上用这些借款举办的所谓防务，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并没起多大作用。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由于清政府必须举债偿付巨额赔款和归还辽东半岛费用（计银二亿二千二百三十三万余两），对华贷款就成为帝国主义垄断集团剧烈竞争的对象。俄、法、德三国迫使日本交还辽东半岛（见三国干涉还辽）以后，清政府决定投靠沙俄。在沙俄财政大臣维特的指使下，彼得堡和巴黎的十家俄法银行组成一个财团，获得了偿付第一次甲午赔款和还炮费的优先贷借权，贷出为数达四亿法郎的“俄法借款”，俄法两国由此而取得参加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特权。以后两次的甲午赔款、还炮费，以及威海卫驻兵费等，则用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联合组成的英德财团的借款加以偿付，即所谓“英德借款”和“英德续借款”各英金一千六百万镑。这样，仅在1894至1898年内，清政府所借外债合计达库平银三亿五千零九十一万余两，比甲午前所借总数超过六点六倍，而铁路借款尚不在内。

　　义和团运动被扑灭以后，中国人民又被加上了关平银四亿五千万两“庚子赔款”的负担。清政府无力筹付这笔赔款，于是赔款也变成年息四厘、三十九年摊还的长期债款；到1905年按金价核算，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余两。英德等国侵略势力借口为债务提供担保从控制海关的洋税收入，扩展到垄断各口岸的常关税收，以及各地盐课、厘金。清政府把这些外债本息摊派到各省，导致各省的田赋、地丁、粮捐、契税、盐斤加价、厘金、统税，以及苛捐杂税迅速增加。借款的摊解额在1894年仅为库平银一百三十四万余两，1895年即增至九百二十二万余两，1902年达四千七百七十二万余两。借款的本息银数在1899年约占清政府财政总岁入额的25.9％和岁出额的22.8％，到1905年就分别增加到41％和31％。

　　从清政府这些外债借贷中，外国在华银行和垄断集团攫取了极高的垄断利润。“俄法借款”的实交折扣约达94％，在巴黎、森彼得、伦敦的发行价格是96.5％，巴黎的市场价格甚至涨到102％，承购数超过原数十二倍以上。“英德借款”的实交折扣为94％，而“英德续借款”的实交折扣低到83％；可是银行在市场上的发行价格却较实交额为高；前者发行价格为98％，后者为90％；这些差额都成为贷款银行的垄断利润。此外经手发行债票的银行还要支取2.5～5％的“小行佣”，这也归债务国负担。并且在借款合同里大都规定，借款在动用以前，必须存于出贷的银行或其指定银行，存款利息就比出借利息低1％还多；这项“回息”的差额也是贷款银行垄断利润的一个来源。

　　中国本是用银的国家，而从187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国际银价不断下落，外债却改为金本位的外币或外汇。而实际贷付的仍是烂板银元或纹银。中国的外汇行市由外国在华银行操纵，它们在交付借款时总是提高外汇兑价，少付银两，而当收取债款本息时则又压低外汇兑价，多收银两。由于银价的不断跌落，各项按外币单位所订借款的逐年偿付的本息银数，都比按订借年份平均汇价折算所应偿付的银数为多；这就形成所谓“磅亏”，有时甚至把这种亏欠数另行订立一项借款，称为“磅亏借款”。如“俄法借款”在1896～1934年间共付本息库平银二亿四百九十七万余两，超过清政府的实收银数一点二六倍；“英德借款”共付本息银数二亿三千二百三十五万余两，也超过实银数一点五四倍，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属于历年外汇的磅亏。在铁路借款中也同样发生这种磅亏情况。

　　在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中国海港、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活动中，铁路借款经常起到直接瓜分所不能达到的作用。它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进行分割和再分割势力范围的活动之一。1898年10月汇丰银行对关内外铁路贷出英金两百三十万镑，使英国势力扩展到山海关外，直达辽东半岛的牛庄，伸入沙俄的势力范围。芦汉铁路是贯通南北的一大干线，本是美、英、德、法等国争夺的对象，到1898年6月，清政府实行借用比款拒用美款后，俄法财团就占了优势，从华北平原伸展到长江流域和英国相竞争，英俄矛盾也表现在争夺津镇铁路的承建上。这条铁路是和芦汉铁路相并行相竞争的线路，可是必须通过德国认为是它的势力范围的山东，于是英国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组的中英公司和德华银行就在伦敦进行谈判，于9月2日签订了瓜分津镇铁路利权的协定，由德华银行承建北段（从天津到山东峄县），中英公司则包修南段（从峄县到江苏镇江，后改浦口）。此外，中英公司为了掠夺长江中下游富庶地区的物资，还在1903年和1908年提供借款三百四十万镑，修筑了沪宁铁路和沪杭甬铁路。1907年3月它贷出了九铁路借款英金一百五十万镑，以加强英国在华南，特别是珠江流域的垄断地位。可是，代表美国财团的华美合兴公司于1898年4月和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签订了粤汉铁路款草合同，获得了贯通华中华南的粤汉干线的修筑权。由于伸进到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它不得不和中英公司达成分赃的协议，容许英国资本参加粤汉铁路投资，到1900年7月方才签订了款额达三千四百万美元的正合同。然而由于它私售股票权于比商所构成的毁约行为，两广总督张之洞向香港总督借款英金一百万镑赎回粤汉铁路，于是英国便在华南排挤了美国势力。

　　1902～1903年，华俄道胜银行和比国铁路公司利用借款修建芦汉铁路的运矿支路正太铁路和汴洛铁路，于是俄法比财团的势力深入到山西、河南。

　　为了削弱俄法集团的势力，英商福公司就提供英金八十万镑的借款修道清铁路，一方面取得了豫晋两省的开矿权，另方面也使豫晋等省与长江流域联成一气。日俄战争以后，法比财团在英国的压力下，不得不谋和英国妥协。由英商中英公司、福公司和扬子公司等合资组成的华中铁路公司就吸收了法商东方汇理银行、法兰西银行等增资改组为英法合资的辛迪加，共同承建津浦、浦信以及从汉口到成都的川汉铁路。同时英国利用清政府收赎京汉铁路的机会，渗入了京汉铁路；由汇丰银行和东方汇理银行共同承募“京汉赎路借款”英金五百万镑。可是在清邮传部发行的京汉赎路公债中，德国和日本也参加承募，这使得列强的竞争益形复杂。1909年（宣统元年）重建粤汉路借款问题发生后，德国财团首先和清政府驻德公使荫昌在3月7日签订了三百万镑的借款草合同，迫使掠夺华中铁路的英法财团与德国财团妥协，而于同年7月6日和德华银行在北京签订了英、法、德三国银行团对华铁路借款的合约。

　　美帝国主义不甘粤汉铁路落入英、法、德三国银行团之手。1910年11月三国银行团与美国财团包括摩根公司、昆路布公司、第一国家银行、花旗银厅等，就铁路借款问题达成了新的协议，三国银行团因而也改组为四国银行团。为了使四国银行团成为国际侵华集团，并确立外国资本对中国财政控制，美国财团将它和清政府签订的英金一千万镑东三省币制实业借款交给这个银行团，改为四国的共同借款。1911年5月，清政府终于和四国银行团成立了英金六百万镑的粤汉、川汉铁路借款。

　　到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所借的铁路借款合计达库平银三亿三千余万两，占所借外债总额的27.4％；由于发行债票的折扣和经手银行的佣费以及磅亏等耗损，实收银数共计两亿九千余万两，约占借款额的89％；占外债实收额的44.54％。所以利息在各路局总支出中所占比重很大，如京汉路局所付外债利息，从1899年3月至1903年底止，占其总支出的16.45％，而1906和1907年则各占32％和28％；京奉路局对关内外铁路大借款可付利息在1902～1908年平均占总支出额的16.36％，最高达35.11％，最低为12.77％。借款所建各路除用本路财产及进款作为借款抵押外，还须国家提供有关各省的厘金盐课等税收来担保，甚至对它发行的公司债都要政府保证其本利的偿付，而行车后还要拨付所得余利分成，作为酬劳。这些都成为垄断财团和贷款银行的垄断利润。

　　这时，帝国主义在华银行的势力已经深入到中国的重要工商业中心，它们联合各商埠的主要洋行组成外国银行的汇兑网，集中了大量的现银，控制了主要商埠的货币市场。中国旧式银钱业如钱庄、票号等，基本上已成为外国银行的附庸。只要几家主要外国银行拒用钱庄票或要求兑现，就会使得各埠不断发生货币危机和信贷危机。加之各省普遍设立官银钱局，滥发钞票，加剧了当地的财政货币危机，因而常向外国在华银行借外债，此外，有些省份如直隶、湖北、安徽、湖南等省发行省公债，进行筹款，其中64％的款额是由横滨正金、华俄道胜等银行和英商怡大德商礼和等洋行承募的，这实际上也是举借外债。

　　到辛亥革命时，清政府所借外债总额共计库平银十二亿五千余万两；而甲午以后十八年间所借达十二亿三百八十二万余两，占总额的96.3％，比甲午以前所借超过二十五倍。在宣统三年试办预算中，债务费的支出列为五千六百四十一万余两，占总岁出额的19％，可是已经超过关税收入达一千四百二十七万余两。清政府覆灭后，它所借的巨额外债曾长期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的肩上。

　　（徐义生）

　　民国成立后，历届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困境，连年举债，如五国银行“善后大借款”、“西原借款”、“华宁库券借款”，以及财政、交通等部借款。旧债加新债，债台越筑越高，至1927年止，先后借债四百六十七种，总额达十三亿余元（银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向美、英等国举办了“美麦借款”、“棉麦借款”、“中英粤汉铁路庚款借款”、“公路建设借款”及“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借款等十四种。债额总数为三亿三千万余美元。抗日战争时期又向美苏英法四国举债二十九笔（如美国的中美桐油借款、中美金属借款、英国的中英整理内债借款、中英信用借款、苏联的中苏贸易借款、法国的中法金融借款、中法叙昆铁路借款，以及德国、捷克、比利时等国借款），债额总计十亿四千万余美元。战后，国民政府向美国、加拿大举办有“中美棉借款”、“中美铁路购料借款”、“中美购船借款”及“租借法物资”、“军事援华物资”等二十九笔，债额约计六十亿美元以上。各帝国主义债权国利用外债，作为互相争夺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特权利益的工具，长期直接或间接地进行角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宣布废除一切依据不平等条约所借外债，在平等互利的关系上与国外举办借债。

　　（熊尚厚） 
　


    
完颜昌
  　　完颜昌

　　（？～1139）　金大将。女真名挞懒。金太祖完颜旻叔父盈哥（穆宗）之子。金太祖时参与对辽作战。天辅六年（1122），擒辽枢密使萧得里底。代完颜浑黜为奚六路军帅，经略奚霫之地（今河北与辽宁交界地区）。降伏奚部，所得郡府，以契丹、汉官摄治。金太宗完颜晟对宋作战，天会三年（1125），为六部路都统，率部攻宋。五年，为元帅左监军，经略山东。招降宋知济南府刘豫。七年，奉命与完颜宗弼等，分路南下侵宋，完颜昌负责攻略淮南。八年，出兵接应完颜宗弼军渡江北归。荐宋降臣刘豫为大齐皇帝，统治中原地区，并将奸贼秦桧纵归南宋。十五年，为左副元帅，封鲁国王。促使金廷废刘豫傀儡政权。天眷元年（1138），入朝，与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左丞相太保、领三省事完颜宗隽结为一党，专横跋扈，力主以河南、陕西之地归还宋朝，诱使宋向金称臣。遭到完颜宗磐、完颜希尹等的强烈反对。寻被控为与宋勾结，图谋作乱。金熙宗完颜亶处死完颜宗磐、宗隽，赦免完颜昌，解除其兵权，出为燕京行台尚书左丞相。他至燕京（今北京），与翼王完颜鹘懒等谋反。谋泄自燕京南逃，被完颜宗弼追兵捕获，押至祁州（今河北安国），处死。

　　（韩志远） 
　


    
完颜陈和尚
  　　完颜陈和尚

　　（1192～1232）　 金末武将。名彝，字良佐，小字陈和尚。丰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人。父同知阶州军事完颜乞哥。金章宗时，宋军攻阶州（今甘肃武都东），完颜乞哥战死。金宣宗贞祐年间，蒙古侵金，完颜陈和尚被俘，后杀蒙古监卒，逃归金。兄完颜斜烈任行寿（今安徽凤台）、泗（今江苏盱眙西北）元帅府事，他充任宣差提控。正大二年（1225），随兄守方城，因处置军务失当，被诉入狱。获释后，为紫微军都统、忠孝军提控等职。他治军有方，所统领的忠孝军纪律严明，作战十分英勇。五年，率四百骑大破蒙古军于大昌原（今甘肃宁县东南），这是金蒙战争以来金所获的第一次大胜仗，以功升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七年十月，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率领河北蒙、汉军围攻卫州（今河南汲县）。金兵救援，他率忠孝军为先锋，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次年，蒙古速不台部攻陕西，兵至潼关。他率忠孝军往救，获胜，追蒙古军至于倒回谷口（今陕西蓝田东南）而还，升御侮中郎将。九年正月，从枢密副使完颜合达与蒙古军战于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金军大败，退走钧州（今河南禹县）（见钧州三峰山之战），钧州被蒙古军攻陷，他被俘，不屈而死。

　　（韩志远） 
　


    
完颜希尹
  　　完颜希尹

　　（？～1140）　金朝大臣，女真文字的创制者。女真名谷神，又译作兀室、悟室、骨捨等。女真完颜部人。贵族欢都之子。随金太祖完颜旻兴兵，参预攻辽、建国等重大事件。女真原无文字，他受命创制女真字，依据契丹字、汉字制造新字，以拼写女真语言。天辅三年（1119）制成，被定为金国官方通用的文字。后被称为“女真大字”。天辅五年，他随金军大举灭辽。次年，从副都统完颜宗翰于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大败辽奚王霞末。随后，在古北口（今北京市密云东北）大破辽军，追辽天祚帝耶律延禧于鸳鸯泺（今河北张北西北安固里淖）、白水泺（今内蒙古察右前旗黄旗海）等地，攻占辽西京（今山西大同）。任权西南、西北两路都统。金太宗天会三年（1125）十月，任元帅右监军，与宗翰等率军攻宋，金熙宗完颜亶时，为尚书左丞相兼侍中，加开府仪同三司，封陈王。他为相期间，倡导学习汉文化，协助熙宗改定礼仪、制度。天眷二年（1139），与完颜宗弼捕杀太师、领三省事完颜宗磐，太保、领三省事完颜宗隽。次年，因完颜宗弼奏请，完颜希尹遂以“奸状已萌，心在无君”罪名，被处死。皇统三年（1143），因“死非其罪”赠以开府仪同三司、邢国公，改葬。天德三年（1151），追封豫王。

　　（韩志远） 
　


    
完颜襄
  　　完颜襄

　　（1140～1202）　金朝大臣。女真族，女真名唵。金朝皇室，东京留守完颜什古迺之孙，参知政事完颜阿鲁带之子。十八岁袭父爵。大定元年（1161），率部从左副元帅完颜谋衍镇压西北路契丹人移剌窝斡起义，论功第一，升亳州防御使。宋金交战，为颍州（今安徽阜阳）、寿州（今安徽凤台）都统。三年，率兵二千渡颍水，进攻宋军，在颍州、濠州（今安徽凤阳）、清流关（今安徽滁州西）等战中，俱有战功。宋金议和后，还朝，任拱卫直都指挥使、殿前右卫将军、左卫将军等职。后出任东北路招讨都监、速频路节度使、曷懒路兵马都总管。被召授殿前左副都点检。不久，调任陕西路统军使、河南统军使，寻入朝为吏部尚书、御史大夫等职。二十三年，为平章政事，封萧国公。二十八年，为尚书右丞相。章宗即位后，仍为右丞相，建策放免寺院二税户为平民。明昌六年（1195）十一月，设行省于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筹划出兵镇压起兵抗金的北方部族阻■（即鞑靼）等族。十二月，进军大盐泺（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额吉纳尔苏莫附近）。承安元年（1196）分兵为东西两路进攻。东路军被包围于龙驹河（今克鲁伦河）。他率西路军救援，大败塔塔儿部。还朝，任左丞相。十月，复出镇北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十一月，边地契丹人德寿等聚众反金，占据信州（今吉林怀德西北新集城）。他派兵镇压，并迁徙散居边地的诸族于京师附近，以防止与契丹人联合反抗。同时对契丹户中所存在众多驱奴，采取保留一定口数，其余由官府赎免为良民等措施。承安二年，鞑靼再度起兵抗金，完颜襄任左副元帅，改枢密使兼平章政事，统军出临潢府进攻，并建议兴建边壕，督率军卒、民夫，历时五十天，开掘一条从临潢至北京路的边壕，以阻挡北方民族的南下。西北、西南两路也修建了边壕。还朝后，仍为左丞相，拜司空。泰和二年（1202），病死，谥武昭。

　　（韩志远） 
　


    
完颜宗弼
  　　完颜宗弼

　　（？～1148）　金朝大将。女真名兀术，又译斡出、晃斡出等。金太祖完颜旻子。曾参与灭辽。金太宗完颜晟时先后从完颜宗望、完颜宗辅等攻宋。天会七年（1129），金军分路南下侵宋，他在和州（今安徽和县）败宋军，渡江至建康（今江苏南京），经湖州（今浙江吴兴）攻下临安府（今浙江杭州），追宋高宗赵构入海。八年，自临安回师，取秀州（今浙江嘉兴）、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在镇江府败于宋将韩世忠。由镇江溯流而西，被宋军堵截于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他凿通老鹳河故道，由秦淮河逃往建康。韩世忠军追至建康，两军战于江中，完颜宗弼军以火攻败韩世忠军，宋岳飞军复建康府，完颜宗弼败还江北。同年，金集结重兵攻川陕，与完颜宗辅、完颜娄室等自陕西合兵攻宋。与宋军战于富平（今属陕西），败宋五路军马，占领陕西大部。九年十月，率军经和尚原（今陕西宝鸡附近）取四川，遭到扼守和尚原的宋吴玠军顽强抵抗，兵败，完颜宗弼身中流矢，损失惨重。十一年，率军夺取和尚原。十二年，率军攻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被宋吴玠军击败，退兵凤翔府（今陕西凤翔）。熙宗天会十五年为右副元帅，封沈王。他在朝内支持完颜宗幹、完颜希尹等。反对把河南地割还宋朝。天眷二年（1139），进为都元帅，封越国王。三年，为太保，领行台尚书省，再次发动侵宋战争，出兵夺回原交还宋朝的河南、陕西之地，至顺昌府（今安徽阜阳），败于宋刘锜部，退兵汴京（今河南开封）。又与岳飞军战于郾城（今属河南），大败；转攻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又大败，退还汴京。在宋军班师后，夺回河南地区。皇统元年（1141）春，兵进淮南，与宋军接战，互有胜负。与宋高宗、秦桧订立和约，使南宋称臣于金，输纳岁币。皇统二年（1142）还朝，屡任显职，独掌军政大权。八年，病死。

　　（韩志远） 
　


    
完颜宗翰
  　　完颜宗翰

　　（1080～1137）　金朝名将。女真族。女真名粘没喝，又译粘罕、粘哥等。国相撒改长子。年十七岁，勇猛有谋，参与拥立金太祖完颜旻称帝，备受信用。天辅五年（1121），向金太祖建策西征灭辽，被任为移赉勃极烈、副都统，与都统国论忽鲁勃极烈完颜杲（斜也）率军攻辽。次年，金军攻克辽中京（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后，率部攻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大败辽奚王霞末。复领精兵六千出瓢岭，追袭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后参与攻取辽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南京析津府（今北京）等战役。七年，为都统，镇守西京大同府，金太宗完颜晟时，为左副元帅，率西路军攻宋。天会四年（1126）攻占太原、隆德府（今山西长治）、泽州（今山西晋城）等地，与完颜宗望统领的东路军会师于宋东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次年，俘宋徽、钦二帝。六年，取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迁河南府、襄阳府（今湖北襄樊）、颍昌府（今河南许昌东）、汝（今河南临汝）、郑（今河南郑州）、均（今湖北均县西北）、房（今湖北房县）、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等州之民于河北。分兵取陕西州郡。随后，奉命继续南下攻宋。遂与东路军合兵，进取东平府（今山东东平）、徐州（今江苏徐州），遣兵追宋高宗赵构于扬州。十年，还朝，建策立太祖孙完颜亶（金熙宗）为谙版勃极烈。旋受任为国论右勃极烈，兼都元帅。金熙宗即位，免都元帅，拜太保、尚书令，领三省事，封晋国王，“以相位易其兵柄”。十五年六月，金熙宗处死其亲信尚书左丞高庆裔等人。七月，愤郁而死。

　　（韩志远） 
　


    
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

　　见反共摩擦。 
　


    
皖系军阀
  　　皖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以其首领段祺瑞为安徽（简称皖）人而得名。主要人物有徐树铮、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等。

　　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以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掌握北京政府大权。他们在日美为控制中国展开争夺的情况下，矛盾日益激化。段祺瑞依靠曹汝霖等亲日派官僚，急欲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积极主张对德、奥宣战。但是参战问题遭到黎元洪和多数国会议员的反对。1917年5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皖系便煽动十余省区的军阀通电“独立”，发兵进逼北京。7月，张勋乘机拥清废帝溥仪复辟（见张勋复辟）。段祺瑞率兵讨伐，在全国人民声援下，迅速打败张勋，重新控制政权。直系首领冯国璋虽接任北京政府总统，但无实权。北京政府宣布：民国法统中断，再造共和，决定另组国会、重议宪法。皖系不惜出卖国家利权，向日本大借外债，其中仅西原龟三经办的八笔借款就达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他们乘机编练“参战军”，扩充皖系实力，鼓吹以武力统一全国。1917年秋发动内战，妄图消灭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护法势力。与军事进攻的同时，他们搜罗政客，组织安福俱乐部，指使地方军阀操纵选举，改选议员，孤立、排挤资产阶级温和派。1918年秋，组成以安福系议员占绝对多数的新国会，史称安福国会。皖系又利用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冯国璋任总统，压制直系，以便实行一系专制。

　　皖系武力统一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也为直系将领所反对。直皖军阀的权力争夺日益加剧。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皖系被直、奉军击败。段祺瑞下野、皖系重要头目被通缉，安福国会解散，北京政府由直系控制。皖系军阀逐步被消灭。1924年11月，段祺瑞受国民军、奉系、直系余部推举，任“临时执政”，但他已不是作为皖系首领执政，而只是各派军阀争夺权力的缓冲人物。

　　（丁贤俊） 
　


    
万宝常
  　　万宝常

　　（？～约595）　 隋代音乐家。江南人。其父大通曾从梁朝部将归附北齐，后图谋逃返江南，事情泄露被杀。宝常亦因株连获罪，配充乐户，成为卑贱的乐工。

　　宝常幼时从祖诞学得祖氏家学，即洛阳旧曲，并能演奏多种乐器，曾为宫廷制造玉磬。他听觉异常灵敏，曾于席间论乐，时无乐器，遂以竹筷敲击大小碗盏什物，奏出和谐的曲调，博得“知音”之名。

　　宝常齐亡入周，历周至隋，仍为乐工。隋初，文帝召集一批高级官吏，着手整顿宫廷音乐，准备颁发新的乐律，以适应开国形势的需要。而议乐的重臣郑译、苏威、何妥等人“竞为异议，各立朋党，是非之理，纷然淆乱”，致使乐议毫无结果。宝常虽被召参与会议，却因身份低微，所议大都不被采用。但他利用这次机会，取得隋文帝杨坚的同意，按照他提出的“水尺律”标准来调制乐器。

　　宝常自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声”等乐律理论。虽然他所制定的这套宫廷乐器对后世的俗乐产生影响，他的乐律理论对祖孝孙在唐代定律仍有作用；但隋朝在宫廷乐制中既未采纳他的意见，也未对其卑贱地位稍予改善，加上同行的排挤，因而使他抑郁成疾。其后数年，万宝常贫病交迫，竟至饿死。死前，他忿然烧掉自己的全部著作，有人从火中抢出几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乐谱》四卷，无撰者姓名，可能即从火中抢得的万宝常著作残卷，今亦不传。

　　（朱舟） 
　


    
万历三大征
  　　万历三大征

　　指万历（1573～1619）年间平息叛乱的宁夏之役、播州之役和支援朝鲜抗击日本侵略的朝鲜之役。三战皆捷，但明朝人力物力也遭受到巨大损失。

　　宁夏之役　即镇压哱拜之乱。哱拜原为蒙古族人，嘉靖中降明，积功升都指挥。万历初为游击将军，统标兵家丁千余，专制宁夏，多蓄之命。万历十七年，以副总兵致仕，子哱承恩袭职。十九年，火落赤等部犯洮河告急，哱拜自请率所部三千人往援，至金城，见各镇兵皆出其下，归途取路塞外，戎兵亦远避之，因益骄横，有轻中外之心。巡抚党馨每抑裁之，并核其冒饷罪，哱拜因于二十年二月十八日，纠合其子哱承恩、义子哱云及土文秀等，嗾使军锋刘东旸叛乱，杀党馨及副使石继芳，纵火焚公署，收符印，发帑释囚。协迫总兵官张惟忠以党馨“扣饷激变”奏报，并索取敕印，惟忠自缢死。此后东旸自称总兵，以拜为谋主，以哱承恩、许朝为左右副总兵，土文秀、哱云为左右参将，占据宁夏镇，刑牲而盟。出兵连下中卫、广武、玉泉营、灵州（今宁夏灵武）等城，惟平虏坚守不下。叛军又以许花马池一带听其住牧为诱饵，得套部蒙古首领著力兔等相助，势力越加强大，全陕震动。三月四日，副总兵李昫奉总督魏学曾檄，摄总兵事进剿，但叛军恃套部蒙古支持，势甚强。此后，明朝特调副麻贵驰援，贵率苍头军在攻城同时，阻击套部蒙古，斩获甚多。四月，又调李如松为宁夏总兵，以浙江道御史梅国桢监军，统辽东、宣、大、山西兵及浙兵、苗兵等进行围剿。七月，麻贵等捣毁套部大营，追奔至贺兰山，将其尽逐出塞。各路援军在代学曾为总督的叶梦熊的统帅下，将宁夏城团团包围，并决水灌城。叛军失去外援，城内弹尽粮绝，同时内部发生火并，九月十六日刘东旸杀土文秀，哱承恩杀许朝，后周国柱又杀刘东旸。军心涣散。李如松攻破大城后又围哱拜家，拜阖门自尽，哱承恩等被擒，至此，哱拜之乱全部平息。

　　播州之役　播州位于四川、贵州、湖北间，山川险要，广袤千里。自唐杨端之后，杨氏世代统治此地，接受中央皇朝任命。明初，杨铿内附，明任命其为播州宣慰司使。万历初为播州宣慰司使，骄横跋扈，作恶多端，并于万历十七年公开作乱。明廷对杨应龙之乱举棋不定，未采取有力对策。因此应龙本人一面向明朝佯称出人出钱以抵罪赎罪，一面又引苗兵攻入四川、贵州、湖广的数十个屯堡与城镇，搜戮居民，奸淫掳掠。二十六年，四川巡抚谭希思于綦江、合江（今四川泸州东）设防。次年，贵州巡抚江东之令都司杨国柱率军三千进剿，失利，杨国柱被杀。明廷罢江东之，以郭子章代之。又起用前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并调刘綎及麻贵、陈璘、董一元等南征。二十八年，征兵大集，二月，在总督李化龙指挥下，明军分兵八路进发，每路约三万人。刘綎进兵綦江，连破楠木山、羊简台、三峒天险。又败应龙之子朝栋所统苗军。其他几路明军也取得胜利。三月底，刘綎攻占娄山关，四月，杨应龙率诸苗决死战，又败。綎进占杨应龙所依天险之地龙爪、海云，至海龙囤（今遵义西北），与诸路军合围之。六月，刘綎又破大城。应龙知大势已去，与二妾自缢，子朝栋等被执，明军入城，播州平。后分其地为遵义、平越二府，分属四川、贵州。

　　朝鲜之役　即援朝逐倭（日本）之战。万历二十年，掌握日本大权的丰臣秀吉命加藤清正、小西行长率军从对马攻占朝鲜釜山，又渡临津江，进逼王京（今汉城）。朝鲜国王李昖沉湎酒色、弛于武备，军队望风而溃。李昖逃奔平壤、后又奔义州（今新义州东北）。日军进占王京后，毁坟墓，劫王子、陪臣，剽掠府库。又攻入开城、平壤。朝鲜八道几乎全部沦陷。在这种形势下，明朝应朝鲜之请，出兵援朝。但援军因兵少力弱，地理不熟，游击史儒战死，副总兵祖承训仅以身免。明廷得败讯后，以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东征提督，集四万兵马赴朝。次年正月进攻平壤，击败小西行长部，获平壤大捷，此后又复开城，扭转战局。后又进逼王京，但在距王京三十里的碧蹄馆因轻敌中伏，损失惨重。三月，刘綎、陈璘率军抵朝。明军扼临津、宝山等处，并断日军粮道，日军缺粮，不得不放弃王京，退缩至釜山等地，开始与明军谈判。明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和议。但因日本提出以大同江为界等无理要求，谈判破裂。二十五年日军再次发动进攻，明神宗朱翊钧下石星等于狱，以邢玠为蓟辽总督，麻贵为备倭大将军，调蓟辽、宣府、大同、山西、陕西兵及福建、吴淞水兵援朝，又募川、汉兵等往援。次年二月，明军兵分四路，中路李如梅、东路麻贵、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分道向釜山挺进，陈璘与朝鲜水军将领李舜臣紧密配合，在海上打败敌人最精锐的小西行长所部，八月，丰臣秀吉死，日军撤兵，中朝联军乘势进击，日军大败。但李舜臣和明军老将邓子龙也在与日军的海上会战中牺牲。十一月，战争基本结束。

　　三次战役虽取得胜利，但也使明朝的人力物力遭受巨大损失。史载：“二十年，宁夏用兵，费帑金二百余万。其冬，朝鲜用兵，首尾八年，费帑金七百余万。二十七年，播州用兵，又费帑金二三百万。三大征踵接，国用大匮。”经此三次战役后，明朝元气大伤，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文良） 
　


    
《万历武功录》
  　　《万历武功录》

　　记载明万历时期农民起义和民族关系的传记体史书。明瞿九思撰。九思字睿夫，号慕川，湖北黄梅人。举万历元年（1573）乡试。三十七年以抚按疏荐，授翰林侍诏，力辞不受，以授徒讲学为业。该书乃其访求六科纪事，实录邸报，雪抄露等纂成，全书凡十四卷，一百七十六篇。其中卷一至卷六记北直隶、山东、山西、宣大镇、河南、陕西、宁夏镇、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的农民、矿徒、饥民、军兵、白莲教及少数民族起义，卷七至十四记中三边、东三边、西三边（见九边）、鞑靼、瓦剌等北方各民族活动事迹，为研究万历以来阶级斗争与民族关系之重要史料。该书首刻于万历四十年。清时被列为禁毁书目，流传甚少。国学文库铅印本仅存卷七至十四。1962年，中华书局据万历原刻本影印行世。

　　（范金民） 
　


    
《万历野获编》
  　　《万历野获编》

　　明人笔记。三十卷，又有补遗四卷。沈德符撰。德符字景倩，明浙江秀水（今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举人。家世仕宦，随父寓于京邸。同当时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于时事和朝章典故。功名不就回到家乡秀水以后，将故所见闻。仿欧阳修《归田录》之体例，随笔记录。万历三十四至三十五年间撰成该书，三十卷，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四十七年又编成《续编》十二卷。德符留心史事，颇具特识。该书记述起于明初，迄于万历末年，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事件、典故遗闻、阶级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纷争、民族关系、对外关系、山川风物、经史子集、工艺技术、释道宗教、神仙鬼怪等诸多方面，尤详于明朝典章制度和典故遗闻。所记大都博求本末，收其是而芟其伪，常者固加详，而异者不加略，内容翔实，在明代笔记中堪称上乘之作。为研究有明一代历史的重要史料。

　　该书著成后，未即刊刻。后有明末刻大字本，流传甚罕。清康熙间桐乡钱枋，见朱彝尊旧抄本，即据以辑录于《日下旧闻》中。然因其书事多猥杂，难以查考，又重新列门分部，事以类序。分为三十卷，目为列朝、宫闱、宗藩、公主、勋戚、内监、内阁、词林、六部、科场、督抚、司道、府县、畿辅、士人、外郡、释道、土司、风俗、技艺等。德符五世孙沈振又搜辑诸家所藏，得二百三十余条，编为八卷，后依钱枋体例，编成四卷附后。全书已失原书的本来面貌。清道光间有钱塘姚祖恩扶荔山房重刻本。未分门类的原刻本，则很难见到。通行本有1958年北京中华书局以姚氏刻本为底本出版的铅印标点本。

　　（谢国祯　韦祖辉） 
　


    
汪古
  　　汪古

　　（&ouml;Onggüd）金元时期阴山以北部族。或译雍古、王孤、瓮古、旺古、汪骨、汪古惕。拉施都丁《史集》解释说：金朝皇帝为了防御蒙古、克烈、乃蛮等部，修筑了一道大墙，蒙古语叫unkuh，交给该部守卫，因此得名汪古。

　　唐会昌元年（841），回鹘为黠戛斯所破，其一部南走，定居于阴山地区。故其贵族与高昌回鹘一样，以卜国可罕为始祖。唐末，此部同李克用率领的沙陀部关系密切，可能有部分沙陀人融合，因此又自诩为“晋王”、“沙陀雁门节度”（即李克用）的后裔。后臣属于辽。金灭辽，又臣属于金，在此期间，又吸收了一些从西域内迁的回鹘人、亡辽的契丹人，以及邻近的汉人和西夏人。继回鹘之后，鞑靼部在漠北称雄，漠北诸部一概被称为鞑靼，汪古在唐、五代史书中也被认为是鞑靼“别部”。但汪古的基本成分是由操突厥语的各部人结合而成，容貌和■面的习俗同蒙古人有明显差别，故辽、金时称他们为白鞑靼，以区别于蒙古语族的鞑靼或黑鞑靼。元朝将汪古列入色目人中。

　　12世纪末，净州以北的边墙建成，汪古部主摄叔、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兄弟相继为金朝守边，称北平王。1203年，成吉思汗灭克烈部，乃蛮太阳汗遣使约汪古一起对抗蒙古，阿剌兀思将太阳汗的意图报告成吉思汗，并发兵会合蒙古军同攻乃蛮。成吉思汗以阿剌兀思自动归附，乃任命他为五千户汪古人的首领，许嫁以女儿阿剌海公主，并相约两家世代通婚，敦交友之好，互称“安答”（anda，契交）、“忽答”（quda，亲家）。

　　阿剌兀思长子不颜昔班、侄镇国、次子孛要合相继袭位，称北平王，娶阿剌海公主。孛要合次子爱不花娶忽必烈女，至元间称为丞相，主汪古部事。爱不花长子阔里吉思继任，元成宗铁穆耳时，受封高唐王，娶成宗女，镇守西北边境，被笃哇军俘虏后遇害。其弟术忽难袭高唐王，又进封鄃王、赵王。术忽难传位阔里吉思子术安，术安娶泰定帝姊。从此，汪古部主相继袭爵赵王。

　　汪古部原住边墙以外，其中心为黑水（今内蒙古达茂旗艾不盖河）附近的按打堡子。蒙古灭金，又据有净州（今内蒙古四子王旗城卜子村）、砂井（今四子王旗红格尔公社）和集宁（今内蒙古察右前旗巴彦塔拉公社土城子）等地。按打堡子在元代建起城池和王府，初称新城，后改名静安，又改德宁（今内蒙古达茂旗鄂伦苏木）。集宁、德宁、净州和砂井元代都升为路，各领一县，是赵王的直属领地，由他自选官吏治理。汪古人和汪古领主的属民也散布在阴山以南和中原广大地区。元代还有几个著名的汪古家族。净州马氏于金末迁开封，在金、元两朝世代任官，其中马祖常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按竺迩出身阴山边塞，因出征甘陕四川等地有功，任征行大元帅。其孙赵世延，官至御史中丞、中书平章政事。巩昌另有一支汪氏，世袭巩昌等路便宜都总帅。

　　汪古人主要经营畜牧业。少数人会种秫穄，元代出现了专业的“种田白达达户”。元朝在汪古部领地设置驿站，开辟了木邻（morin，蒙语意为马）驿道，通往漠北；又设榷场、和籴所和官仓。集宁、德宁、净州和砂井等地，因处于交通要道，官民贸易发达，形成了一些城镇和村落。从各城镇的遗迹判断，当地已有烧制砖瓦、陶器和冶铸铜铁等手工业部门。汪古部处在不同文化的各民族之间，许多人通晓多种语言文字、文化水平较高，有人专以充当通译人为业。汪古人多信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取基督教名，墓石刻十字和叙利亚文铭文，专设管理诸路也里可温总管府治理。汪古部主也扶持佛寺，尊礼高僧，同时又崇尚儒学，集宁、净州、德宁城中都建有孔子庙，设有学校。阔里吉思曾建万卷堂收藏经史。

　　元亡，末代赵王汪古图降明，不少汪古人迁至内地。

　　参考书目

　　周清澍：《汪古部事辑》，《文史》第9、10、11、12、14等辑，1980～1982。

　　（周清澍） 
　


    
汪精卫
  　　汪精卫

　　（1883～1944）　国民党副总裁，亲日派首领，后堕落为汉奸。名兆铭，字季新。1883年5月4日（清光绪九年三月二十八）生于广东三水。汪幼读四书，十八岁应番禺县试，中秀才。1903年官赞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宪法和政治理论，开始萌发反清思想。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被举为评议会议长，一度主编《民报》。1905～1906年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期间，汪曾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产生了积极影响。1907年随孙中山赴南洋，设立同盟会支部、办报、募集捐款。1910年3月，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出狱并结识袁世凯。在袁的指使下，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统治时期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1921年孙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任广东省教育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制定三大政策。汪最初表示拥护，但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11月，随孙中山北上，图谋召开国民大会、抵制军阀专政。1925年3月孙病危，汪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被举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汪辞职赴欧洲。1927年4月初回国。他一度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主持武汉国民政府。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与南京国民政府合流。1928年11月，陈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组派，汪被举为首领。1930年汪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潜逃香港。1931年，汪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各党派共同抗日。蒋、汪再次合作，1935年1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汪被刺受重伤，出国就医。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返国，准备乘机取代蒋介石出掌政权。蒋回南京后，汪出任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汪被举为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党、政权势均在蒋介石之下。在汪周围早已聚集了一批随时准备向日本投降的民族败类，他们宣传抗战必败的投降主张。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汪精卫屈服于日本侵略者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12月潜逃越南，发表“艳电”，公开投降日本侵略者。1939年5月，汪精卫等赴日，与日本当权者直接进行卖国交易。回国后于8月在上海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宣布“反共睦邻”的基本政策。12月，与日本特务机关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以出卖国家的领土主权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其成立伪政权的支持。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长兼国府主席。他对内残酷杀害爱国人民，搜刮民脂民膏；对外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并追随日本参加德、意、日《国际防共协定》，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效力。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参考书目

　　黄美真等：《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上海，1943。

　　（丁贤俊） 
　


    
汪伪“国民政府”
  　　汪伪“国民政府”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内部以汪精卫为首的反共亲日派，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诱降，在日军卵翼下建立的傀儡政权。

　　1937年12月及1938年3月，日本在沦陷区北平和南京两地，分别组织了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1938年7月，日本向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透露，日本拟认汪精卫为和谈对手。同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11月，日本再次发出诱降声明。于是，汪精卫集团代表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代表影佐桢昭、今井武夫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签订《日华协议记录》，议定：缔结反共协定；中方承认“满洲国”，日方于恢复和平后两年内撤兵（内蒙古等地除外）；日本享有开发中国资源的优先权等条款。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偕曾仲鸣、周佛海等逃离重庆。到越南河内后，发表降敌“艳电”。1939年4月，由日本特务秘密护送汪等进入上海，着手组织伪中央政府。经日本策划，北平、南京两地伪政权取消，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正式成立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参见彩图插页第146页）。沿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为“国旗”，另加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其组织机构仍用国民政府的组织形式，汪伪“国民政府”一度遥奉重庆国府主席林森为主席，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兼代主席。立法院院长陈公博、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监察院院长梁鸿志、考试院院长王揖唐、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苏浙皖三省绥靖军总司令任援道、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齐燮元、财政部长兼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等。

　　汪伪政府的辖区包括苏、浙、皖等省大部，沪、宁两市和鄂、湘、赣、鲁、豫等省小部分。在政治上，他们收编国民党降日部队并收买流氓地痞建立“和平建国军”和特务组织，在其辖区内实行法西斯统治，捕杀抗日爱国人士。配合日本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妄图瓦解抗日阵线。1941年3月，成立清乡委员会，集结大批伪军伙同日军实行反共清乡，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战的新四军和游击队。在经济上，滥发纸币，圈占土地，“委托经营”某些工矿企业，强征粮棉，实行物资统制，并收取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还公然开征鸦片捐。在文化教育上，推行“新国民运动”，施行奴化教育。在外交上，1941年11月，追随日本参加《国际防共协定》，1943年1月，对英、美宣战，号召效忠日本盟邦。同年11月，又伙同伪满洲国和泰国、缅甸、菲律宾等国的伪政府签订《大东亚共同宣言》，为日本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摇旗呐喊。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其位由陈公博继任。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16日，伪国民政府宣告解散。以陈公博为首的一批汉奸头目先后被处决。

　　参考书目

　　黄美真、张云：《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蔡德金等：《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

　　（丁贤俊） 
　


    
王安石
  　　王安石

　　（1021～1086）　 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祐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路线属于唯物主义，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还保存了若干条目。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同情民众疾苦；晚年的诗侧重于讲究技巧，雅丽精绝，为世所称。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字说》，系有关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仅在他人著作中残存了若干条；《熙宁奏对日录》系王安石任宰执时有关个人政治生活的亲笔记录，主要保存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无传本。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和王文公。

　　参考书目

　　《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邓广铭：《王安石》，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漆侠） 
　


    
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

　　见王安石。 
　


    
王弼
  　　王弼

　　（226～249）　三国魏名士、玄学家。字辅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幼而察慧，尤好老氏之学。通辩能言，为名士裴徽、傅嘏所知。何晏叹称“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矣！”遂以弼补台郎。弼性和理，乐游宴，解音律，善投壶。嘉平元年（249）因事免官，其秋遇疠疾亡。王弼好论儒道，竞事清谈，与何晏、夏侯玄等同是魏晋玄学的开创阶段——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史称正始名士。他抛弃了两汉以来烦琐的经学和谶纬迷信，采用思辩哲学的形式，以探讨宇宙本体问题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核心。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最高本体——“道”或“无”。他把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引向“以无为体”、“以有为用”的本体论，认为在自然界之上，有一个非物质性的实体，这个实体是宇宙万物存在的根据，由此建立起“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学说，又称“贵无论”。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主张以自然为本，名教为末。根据“自然”、“无为”的原则对待名教，只要符合这个原则，名教则完全是必要的，表现出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倾向。其“圣人有情”说认为，圣人能体现自然之道，以“无”为体，但圣人五情与众人同，故不能没有哀乐的感情。圣人与众人的区别仅在于“应物而无累于物”。他曾与傅嘏讨论孔、老异同，仍以孔子为高，反映了他维护名教的真实立场。其主要著作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以及《论语释疑》等。现较为通行的王弼著作的释本有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的楼宇烈《王弼集校释》。

　　（李中华） 
　


    
王充
  　　王充

　　东汉著名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字仲任。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于汉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卒于汉和帝永元年间（89～105）。出身“细族孤门”，早年到京师洛阳太学受业，师事班彪。常游市肆，阅览所卖书，博通百家之言。后归家乡教书，先后任县、郡功曹、州从事和治中等职。辞官还家后，其友谢夷吾曾上书推荐他的才学，汉章帝特诏公车征辟，因病不行。他晚年虽生活潦倒，但仍撰写《养性书》十六篇，现已散佚。所撰《论衡》是一部富有新见的哲学著作，历来著录为八十五篇，今传世各本，《招致篇》均有目无文，实存八十四篇。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物质性的“气”是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元素，其属性“自然”、“无为”。他否定了董仲舒以来把天说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认为天有意识地创造了自然界万物的理论。从无神论出发，王充区别天道和人事，批判了汉代统治者宣传的“君权神授”和谶纬、符瑞、灾异、祭祀、卜筮、禁忌、鬼神等迷信思想，他认为帝王也是人生的，不是天神的后代。所谓符瑞，都是“和气”产生的“常有之物”，并非天神有意安排。帝王的主观感情不能影响天地的变化，自然灾异不是天神有意用以谴告帝王的。他否认灵魂不灭，人死为鬼。认为人死则血脉枯竭，精气灭绝，形体腐朽，变成灰土，不会成为鬼。在认识论上，王充重视感觉经验，认为人要获得知识，须依靠耳闻目见，“生而知之”和“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事情是没有的。同时他也重视理性思维，主张独立地思考和分析问题。他认为为了探求知识，质问和驳斥孔子，也不“伤于义”，“逆于理”。王充的这些观点与传统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和传统的尊孔观念有所不同，其著述在东汉末期以后产生较大影响。由于当时生产条件和科学水平的限制，王充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作了不少错误的解释。他无法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不得不用宿命论来说明人间富贵贫贱的现象，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等。这是王充思想的重大局限性。

　　《论衡》书影

　　（吴树平） 
　


    
王宠惠
  　　王宠惠

　　（1881～1958）　中华民国时期外交、司法高级官员。字亮畴。广东省东莞县人。其父王煜初是香港基督教堂牧师。王宠惠幼年在香港上小学、中学。1900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堂法科。1901年留学日本。1902年转赴美留学，获耶鲁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又取得英国律师资格。1904年在纽约协助孙中山撰写《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英文稿。1911年在广州加入同盟会。参与筹措经费发展会员的工作。武昌起义后，任民军代表伍廷芳的参赞，并出席在南京召开的各省代表会议，被推为副议长。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外交总长。3月改任唐绍仪内阁的司法总长。6月因忿于袁世凯的独裁，与同盟会阁员一起辞职。不久往上海，在孙中山创办的铁路总公司任顾问。1916年5月任西南反袁护国军军务院外交副使。1917年赴北京任法律编纂会会长，1920年改任大理院院长。次年10月被派为北京政府全权代表之一，出席在美国华盛顿召开的太平洋会议。1922年6月后任颜惠庆等内阁的司法、教育总长，一度兼代总理。9月19日，王宠惠在直系军阀吴佩孚等支持下，改组内阁，署理国务总理。人们称这届内阁为“好人政府”。由于另一直系军阀曹锟的反对，被迫于11月29日下台。1923年被国际联盟选为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1927年6月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部长。次年8月任国民政府委员、司法院院长。1929年任国民党第三届中央监察委员。1931年5月，再次出任海牙常设国际法庭正法官。1936年，全国抗日运动高潮时回国，赞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1937年3月起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曾一度兼代主持行政院院务。抗日战争爆发后，曾以外交部长名义发表抗日声明。其后，蒋介石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王宠惠从外交上予以配合。1941年后改任国民党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1943年11月随蒋介石访问印度和出席开罗会议。1945年4月出席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宪章制宪会议。1946年11月出席蒋介石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并参与《中华民国宪法》的制订工作。未久，再任司法院院长。1949年去香港，后转赴台湾，1958年3月15日在台北病逝。

　　（郑则民） 
　


    
王导
  　　王导

　　（276～339）　　东晋大臣。字茂弘。琅邪临沂人（今山东临沂北）。王氏自太保王祥以来为山东士族之冠，导即王祥弟览之孙，王衍之族弟。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时，导曾参东海王司马越军事，早与琅邪王司马睿（见晋元帝司马睿）交好，在洛阳时曾劝其回封国。永兴二年（305）司马越北上，命司马睿镇守其根据地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王导为司马，参与机密。永嘉元年（307），司马睿移镇建业（即建康），旋又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军事，实为江南的最高军政长官。王导为其谋主，推心亲信，每事咨询。江南的顾、陆、朱、张、沈、周等地方士族，轻视避难南下的“伧父”（南人对北人的戏称），而司马睿又为晋皇室疏属，声望不高，甚至江州刺史华轶也不肯听命，处于桓彝所谓“寡弱如此，将何以济”的局面。王导除选取避难南下的名士为属官外，首先劝司马睿虚心汲引各方人士，特别是优礼江南士族以维系人心。乘三月初三上巳修稧的机会，司马睿乘肩舆出游盛具威仪，而王导、王敦和其他北方南下的大族名流都骑马随从，以提高司马睿的威望。同时王导竭力笼络江东士族，主动拜访江南首望顾荣、贺循，司马睿命他们参与军府政事。荣、循应命，转相荐引纪瞻、周玘、张闿等名流，司马睿才得以站稳脚跟。

　　王导外倚扬州刺史王敦的实力，内则利用荆扬晏安、户口殷实的经济条件，协同江南士族，希图一起“戮力王室、克复神州”。司马睿视王导为萧何，朝野号为“仲父”。建兴四年（316）刘曜攻陷长安，俘愍帝，西晋亡。建武元年（317）司马睿即晋王位，任王导为丞相军咨祭酒。次年，晋王称帝，百官朝贺，命导升御床共坐，他再三固辞。进骠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由于在东晋政权的建立过程中，琅邪王氏翼戴之功居多。因此，当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永昌元年（322）王敦于荆州举兵反晋，刘隗劝元帝诛灭王氏。王导带领昆弟子侄二十多人，每晨入朝请罪，元帝无如之何。元帝卒，明帝即位，受遗诏辅政；明帝死，又与庾亮等同受遗诏共辅幼主成帝。苏峻起兵，建康被焚（见苏峻、祖约之乱）。平定后，温峤建议迁都豫章，江南士族要求都于会稽，王导主张镇之以静，力排众议。他为政宽简，对士族息事宁人，自奉较俭约，仓无储谷，衣不重帛。他历任元、明、成三帝丞相，稳定了东晋的偏安政权，从而形成南北对峙的局势。

　　参考书目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杨廷福） 
　


    
王敦
  　　王敦

　　（266～324）　东晋初权臣。字处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士族出身，王导从兄，娶晋武帝司马炎女襄城公主为妻。早年任给事黄门侍郎，王衍荐为青州刺史，东海王司马越掌权时，任为扬州刺史。司马睿移镇建业，召为军咨祭酒，后又继刘陶任扬州刺史、都督征讨诸军事。与王导共同扶植司马氏的江东政权，消灭不从命的江州刺史华轶，镇压以杜弢为首的荆湘流民起义。东晋的经济、军事重心在于荆、扬二州，王敦进位镇东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都督江、扬、荆、湘、交、广六州诸军事、江州刺史，封汉安侯，掌握长江中上游的军队，统辖州郡，贡赋入己，将相官吏多出其门，专擅朝政，威胁晋室。晋元帝司马睿既畏惧又嫌恶，重用刘隗、刁协等与之抗衡，并放免扬州地区的僮客组成军队，任命刘隗为镇北将军，戴渊为征西将军，名义上北讨石勒，实则防御王敦。永昌元年（322）正月，王敦以诛隗翦恶为名在武昌（今湖北鄂州）起兵，江南大族沈充也起兵响应，王敦攻入建康，杀戴渊、周、刁协，刘隗投奔石勒。朝廷以敦为丞相、江州牧，进爵武昌郡公，还屯武昌。当年元帝病死，明帝即位，在胁迫下手诏征敦入朝辅政。敦自武昌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以王导为司徒，自领扬州牧，不久病重。太宁二年（324）明帝下令讨伐。王敦以兄含为元帅，使钱凤等率兵三万攻建康，明帝亲率六军抗拒。敦病卒，含军崩溃。

　　（杨廷福） 
　


    
王凤
  　　王凤

　　（？～前22）　西汉外戚和权臣。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元帝皇后王政君之兄。永光二年（前42）嗣父爵为阳平侯。成帝即位后，以元舅任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为了巩固权位，着力排除异己，进而挟持皇帝。河平四年（前25），使人诬告丞相王商，成帝随即下诏收商丞相印绶。次年又借日蚀之变，奏请遣定陶共王就国，成帝不得已从之。京兆尹王章劾奏王凤，并荐冯野王以代之。王凤闻讯，以辞职相挟，成帝只得命尚书劾奏王章，诬以大逆罪，结果王章死于狱中，公卿为之侧目。河平二年，王凤诸弟谭、商、立、根、逢同日封侯，世称五侯。王凤从弟王音为御史大夫，列于三公。王氏子弟也被任为卿大夫、侍中、诸曹，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王氏诸侯争为奢侈，后庭姬妾各数十人，僮奴以千百数。王氏“群弟世权，更持国柄”，最后促成王莽代汉，加速了西汉王朝的灭亡。王凤执政十一年，阳朔三年病死。

　　（田人隆） 
　


    
王夫之
  　　王夫之

　　（1619～1692）　明末清初思想家、史学家。字而农，号薑斋，亦自署船山遗老、一瓠道人等，学者尊为船山先生。湖南衡阳人。自幼遍读群经，十四岁入县学。明崇祯十五年（1642）举人。明亡，清兵南下，王夫之于清顺治五年（1648）举兵衡山，抗击清军。兵败，至广东肇庆，投奔南明永历政权，获授行人司行人。旋因三次上疏弹劾权奸王化澄，几遭不测，被迫返归故里。尔后，连年转徙于湖南零陵、郴州、耒阳、涟源、邵阳间。顺治末，僻居衡阳金兰乡，课徒授业，潜心著述。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三藩乱起。次年二月，吴三桂叛军攻占湖南，夫之往来于湘乡、长沙、岳阳间。后徙居于湘西石船山下草堂，拒不为吴三桂称帝撰劝进表。著述终老，至死不仕清廷。一生治学以北宋学者张载为宗，萃其心得，撰为《张子正蒙注》。他治学领域极广，经学、史学、文学、诸子百家、名物训诂、典制沿革均极意研究，兼及天文、历法、数学，详慎搜阅，参驳古今，旨在探寻“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以便经世致用。他学术成就宏富，尤以哲学、史学、文学最为卓著。在哲学上，继承和发展张载的“气化”论，对宋明理学做了批判性的总结，提出“虚空即气，气则动者也”、“气者，理之依也”、“天下惟器而已矣。通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等命题。在史学上，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的复古思想，主张“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继承和发展唐代学者柳宗元重“势”的思想，提出“理势合一”的历史进化论，认为“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主张“重民”，提出“举天而属之民”的见解；一反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之说，认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据此抨击明代政治弊端，反对豪强兼并土地，提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主张。所著《永历实录》、《箨史》，详载清初南明永历政权兴亡，诗文书札亦多涉明清之际史事，可补官修史书阙略。晚年所撰《读通鉴论》、《宋论》，荟萃平生治史心得，为探讨其史学思想的重要依据。擅诗文，工词曲，评选历代诗文十余种，议论每多独到之处。生平著述极富，多至百余种，四百余卷，惜生前未得刊行，渐至散失。后世辑为《船山遗书》，虽未能将其遗著网罗尽净，但亦已得十之七八。其他史学的重要著作有：《尚书引义》、《诗广传》等。

　　王夫之手迹

　　（陈祖武） 
　


    
王府庄田
  　　王府庄田

　　明代各亲王王府的庄田。明朝祖制，皇帝嫡长子例封皇太子，继承皇位；其余诸子封王，又称亲王。诸王享有禄米岁万石（初为五万石）。又给与护卫和牧马草场，使其布列各地，尤其是北方及西南的少数民族地区，以屏藩皇室，故俗称藩王。

　　明初无藩王之国没有拨赐田土的记载，但他们可以役使人民开垦朝廷赐给的牧马草场及废壤河滩。开垦之地，即形成庄田，征收籽粒。朝廷给赐亲王田园，作为庄田，始自宣宗。洪熙元年（1425）宣宗叔父、赵王高燧之国彰德府时，宣宗曾赐给田园八十顷。此后亲王就藩，辄奏讨庄田，且数量越来越多。明神宗朱翊钧时，潞王翊镠于万历十七年（1589）之国卫辉府，拨赐庄田多达四万顷。万历四十二年福王朱常洵之国河南府，也如数乞请。河南田土不足，乃坐派山东湖广协济，且以“零芜地”易良田以给之。王府庄田地土的来源除“钦赐”外，还有：①奏讨，即指某处田土为荒闲地，具奏请乞，据为己有。洪武永乐间，北直隶、山东、河南等处多抛荒地，曾命人民开垦永不起科，永远管业，但亲王以“未税地”、“无粮白地”名色奏讨管业，皇帝也照例允准。由永不起科地，又至于奏讨民人世业田地，福王的庄田“尺寸皆夺之民间”，是最突出的一例。②受纳投献。亲王们受纳投献而获得的田土有民田、民人起科地、租地、军民祖业征粮地、民种淤地、湖地、空闲地、官地、民间公共祖坟山地等名目。投献之人既有企图借王府之力以自丰殖的奸诈之徒，也有为朝廷赋役所困而不得已献出田地脱避差役的农民。③侵夺。民人因水旱饥荒、粮差繁重、势要欺凌、钱债所迫等，往往被迫出卖田土，王府则乘人之危，抑价勒买，且拒绝过割差粮，夺田侵税，名曰“买置”。佃种庄田者称庄民，俗称佃户。其主要来源为钦赐和奏讨土地的原田主，随着自己的土地被赐与王府，他们也成为王府佃户，此即“钦赐佃户”或“原隶佃户”。另外还有无以为生的贫民自动应募和民人为赋役所累逃亡投充而成为佃户的。

　　明制，王府亲王的嫡长子继位为王，其他诸子则封郡王。洪武五年（1372）规定，郡王诸子年及十五，人赐田六十顷。二十八年拨赐的土地减为十六顷。此数虽较原额为少，但仍不失为一个大庄主。郡王之下的为镇国将军也有赐田。有明一代，皇诸子受封为王的有六十二人，建藩就国的有五十人。其庄田和庄民（佃户）不隶有司册籍，故庄田顷亩和庄民数量，不可确知。

　　（王毓铨） 
　


    
王国维
  　　王国维

　　（1877～1927）　近代历史学家。字伯隅，又字静安，号观堂。浙江海宁人。1877年12月3日（清光绪三年十月二十九）出生于一个有读书传统的地主家庭。戊戌时，他放弃举业，到上海《时务报》馆充校对，并入日本人执教的东文学社学习外文及近代科学。他的才能受到学社主办人罗振玉的赏识。1901年秋，赴日留学。不久，以病归，相继在南通师范学堂及江苏师范学堂任教，并编译《农学报》与《教育世界》杂志。1906年随罗振玉入京。次年，经罗举荐任学部总务司行走。这期间，他对哲学、文学有浓挚的兴趣，醉心于叔本华、康德等人的哲学，又潜心词曲，作有《人间词话》传世。辛亥革命爆发后，王国维随罗振玉逃亡日本，专事甲骨文及汉简的研究，并与日本学者多有往还。1916年回到上海，编辑整理旧籍，并继续致力于甲骨文及考古的研究。他所著《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论》，是考古学与历史学结合的开创性著作。他的二重证据法，即以地下实物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互相印证的方法，对近代史学的进步颇有影响。1923年，被召为废帝溥仪充“南书房行走”。1925年被聘为清华研究院导师。除研究古史外，兼作西北史地和蒙古史料的考订。1927年，在革命势力逼近北方时，于6月2日在颐和园投昆明湖而死。王氏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结集为《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耿云志） 
　


    
王坚
  　　王坚

　　（？～1263）　南宋末抗蒙名将。里籍不详。宋嘉熙年间，王坚在孟珙部下，曾领兵烧毁蒙古军在邓州（今河南邓县）一带所积船材。后被调入四川，曾与曹世雄率兵击退攻掠合州（今四川合川东）、广安军（今四川广安）的蒙古军。宝祐二年（1254）七月，王坚被命为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王坚调集所属五县民丁十七万，大规模修筑钓鱼城（在今四川合川东），训练军队，组织民兵，安辑人民，垦种农田，储薪屯粮，加强战备。宝祐六年，蒙哥汗亲率大军攻入四川，合州以北许多地方皆陷。十二月，蒙哥遣晋国宝招降王坚，为王坚执杀。开庆元年（1259）二月，蒙哥率军围攻钓鱼城。在王坚的率领下，军民协力，婴城固守，百战弥励。从二月到五月，多次击退蒙古攻城锐卒。六月，又击退攻占外城马军寨的蒙古军。蒙古先锋大将汪德臣被击伤而亡。七月，蒙哥亲自督战，亦被击伤，死于军中。蒙古军遂撤围而去（见钓鱼城之战）。九月，宋加封王坚为宁远军节度使，仍守合州。景定元年（1260）四月，宋理宗赵昀诏王坚入朝，授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四年三月，为知和州（今安徽和县）兼管内安抚使。五年三月，王坚卒。赐谥忠壮。

　　（胡昭曦） 
　


    
王翦
  　　王翦

　　秦国名将。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曾先后领兵平定赵、燕、蓟等地。王翦用兵多谋善断。秦王政二十一年（前226），秦国在攻取楚国前夕，君臣间对用兵方案发生争论。李信认为只需用兵二十万，王翦却坚持非六十万不可。秦王以李信年少壮勇，命他与蒙恬率兵二十万人伐楚。王翦遂借口有病，告老归乡。次年，李信、蒙恬带领的秦军开始连打了几个胜仗，但楚军很快发动反击，大破李信军，杀七都尉。秦王政为扭转局势，亲自驰往频阳，请王翦挂帅出征并且满足他的要求，将全国兵力六十万人都归其指挥。

　　秦王政二十三年王翦领兵伐楚，楚国悉发国中兵力抗击，王翦坚壁不出，逐日休整部队，待楚军调动之际，举兵出击，结果大破楚军，杀项燕于蕲。岁余，王翦与蒙武虏荆王负刍，遂平定楚国，以其地置为楚郡。二十五年，王翦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会稽郡。王翦子王贲，孙王离也因战功著名于世。

　　（田人隆） 
　


    
王景
  　　王景

　　东汉水利专家。字仲通。乐浪■邯（今朝鲜平壤以北）人。少时博览群书，爱好天文技艺。明帝时，与将作谒者王吴用堰流法修治浚仪渠，颇有成效。永平十二年（公元69）又奉诏与王吴监修汴渠。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勘察地势，修渠筑堤，疏通游积，修立水门。次年渠成，河汴分流，消除了自西汉平帝以来河、汴决口，汴渠东侵之害。治河所采取的“十里立一水门”的措施也成为多沙河流取水的一项重要技术发明。王景由此知名，三迁为侍御史，后历任河堤谒者、徐州刺史、庐江太守。相传庐江境内有楚相孙叔敖修造的芍陂稻田，东汉时已有荒废。王景修复芍陂，教导百姓犁耕、蚕织，并制订法度。由此土地垦辟倍增，境内百姓丰足。后卒于官。

　　（严敦杰） 
　


    
王濬
  　　王濬

　　（206～285）　西晋大将。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人，家世二千石。初为河东郡从事，后参征南军事，为羊祜所赏识，转巴郡太守、广汉太守，颇有“惠政”。迁益州刺史，泰始八年（272），晋武帝司马炎谋攻吴，经羊祜推荐，授濬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州军事。奉诏修建长一百二十步、能容纳两千多人的大战舰，训练水师，并力请速伐吴。太康元年（280）正月奉命率军自成都出发，破除吴人在长江险处所置铁锁、铁锥，攻克夏口（今湖北武汉）、武昌（今湖北鄂城），顺流直取建业，吴帝孙皓投降。濬收图籍，封府库，严禁军士掳掠。他原来奉诏受杜预节制，途中又奉诏归王浑节制。而王浑击败吴军后，顿兵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迟疑不敢渡。王濬克吴，王浑愧恨不平，与之争功，表奏濬违诏不受节度，朝廷下诏责濬。王濬虽据理抗辩，但太原王浑是高门世族，浑子王济又娶常山公主为妻，晋武帝只好居间调停，进王浑爵为公，授王濬为辅国大将军，封襄阳县侯。濬自以为功大赏轻，怨忿不平，时人也为他上表申诉。于是，武帝升濬为镇军大将军，后转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太康六年卒。

　　（杨廷福） 
　


    
王伦起义
  　　王伦起义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寿张（今山东阳谷东南）县民王伦领导的农民起义。因其主要战役是在临清州进行的，故又名临清起义。

　　王伦为人机智、勇敢，善拳术。乾隆十六年，秘密加入白莲教的支派清水教。三十六年自称教主，并以“运气”替人治病、教授拳术等方式，在兖州、东昌（今山东聊城）等地收徒传教。他的信徒，大都是贫苦农民和游民，具有一定的反封建意识。三十九年，山东年岁欠收，地方官妄行加征，人民的反抗情绪十分强烈。王伦遂利用清水教谶言，决定组织教徒于是年秋起事，并任命了军师、元帅、总兵等官职。王伦等于八月底至九月初先后破寿张，陷阳谷，据堂邑。后弃三城，进攻临清新城。临清为运河重镇，因此使清朝漕运一度中断。清将舒赫德率领精兵围剿，起义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九月底，王伦自焚身亡，卒年四十岁。这次起义只经历了一个月，规模不大，但揭开了清朝中期一系列人民起义的序幕。

　　（韩恒煜） 
　


    
王莽
  　　王莽

　　（前45～23）　西汉末年外戚，后为新朝皇帝。字巨君。父王曼，为汉元帝皇后王政君庶弟。元后诸兄弟以外家封列侯，元成之世相继辅政，骄佚奢僭。王曼早死不得封侯，故王莽早年生活不如诸父兄弟。他折节恭俭，勤奋博学，谨事老母及寡嫂，抚养兄子，以德行著称。其伯父大将军王凤病，王莽侍疾，蓬首垢面，数月不解衣带。由于王凤临死前向元后和成帝推荐，王莽得拜黄门郎，迁射声校尉。永始元年（前16），封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他倾家财赈施宾客，招纳名士，结交公卿大夫；又揭发外戚定陵侯淳于长的罪过，获取了忠直的名声。绥和元年（前8），王莽代替王根为大司马。他爵位愈尊，矫情伪饰愈甚。妻子见客，衣不曳地，布蔽膝，人以为使婢。衷帝即位，佞幸董贤与外戚丁、傅两家得势，王莽曾罢官就第，杜门自守。在国三岁，上书为他讼冤的官吏以百数。哀帝死后，年幼的平帝继位，王政君以太皇太后临朝称制，王莽复任大司马，总揽朝政。他迫令董贤自杀，拔擢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等亲信，树为党羽，竭力诛灭异己。元始元年（公元1），进位太傅，号安汉公，后加称宰衡。

　　王莽为了进一步培植自己的势力，授意公卿奏请州牧、二千石及茂材吏初除奏事者，均由安汉公接见。又指使公卿大臣和吏民上书，要求立其女为皇后。为笼络人心，他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付大司农赋给贫民。还奏起明堂、辟雍、灵台，增加博士名额，广为儒生筑舍，网罗郡国能教授五经及通晓《逸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小学和医药方术的士人数千名，遣诣京师，令其改正前人乖谬，统一异说。由于王莽辞让新野田的封赏，吏民上书称颂其功德者竟达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元始五年，王莽加九锡。平帝死后，他拥立两岁的孺子婴，自己仿效周公辅成王故事，以摄政名义居天子之位，朝会称“假皇帝”，臣民称“摄皇帝”，改元“居摄”。宗室刘崇和东郡太守翟义先后起兵声讨王莽，关中民赵明、霍鸿等也群起反抗，众至十余万，攻烧官府，但相继为王莽所镇压。其后，宗室刘京、梓橦人哀章等迎合王莽心意，伪造符命，宣称汉祚已终，“假皇帝应作真天子”。初始元年（公元8），王莽遂自立为帝，改国号曰“新”，次年改元为“始建国”。

　　王莽为了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附会《周礼》，托古改制。始建国元年（公元9）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凡男口不满八人而土地超过一井（九百亩）的，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见王田私属）。此外，又实行五均赊贷和六筦（见五均六筦）。这些措施并不能解决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实行过程中又遭到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抵制和反对。尽管法令严禁买卖土地和奴婢，犯令者罪至死，但土地、奴婢的买卖照样进行。始建国四年，王莽不得不宣布买卖“王田”及私属者，勿拘以法。负责推行五均六筦的人员，大多是富商巨贾。他们与郡县官吏勾结，上下其手，牟取私利，不但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反而增加了许多不便和痛苦。王莽还屡次改变币制，禁止使用五铢钱，另制各种各样的货币，名目既十分繁杂，换算比值又极不合理，甚至把早已失去货币性能的原始货币如龟、贝也拿来使用，造成社会经济的极大混乱，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的以十万数。他们被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罚作苦役，夫妇也被拆散重新婚配，因此愁苦而死者十之六七。

　　王莽还任意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名和行政区划。如改大司农曰羲和，后更为纳言，改少府曰共工，改郡太守曰大尹，县令长曰宰。先据《尧典》正十二州名分界，后又据《禹贡》改为九州。有的郡甚至五易其名，最后又恢复旧称。他颁行五等爵，滥加封赏，却把受封的人留在长安食禄，有的人因为俸禄无着不得不佣作为生。更多的官吏则竞为奸利，受贿赂以自给。

　　在托古改制的同时，王莽派遣使者四出，强迫各少数族的统治者更换原先汉朝封赠的印绶。他贬各族的王为侯，更名匈奴单于曰“降奴服于”，因而引起各少数族的强烈不满。匈奴、高句丽和鉤町王都起兵反抗，西域诸国也断绝与内地的联系而归附匈奴。王莽派兵远道征讨，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苦难。

　　王莽的改制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终于导致了赤眉绿林为主的农民大起义（见赤眉、绿林起义）。西汉的官僚贵族和地主豪强也纷纷打出反莽旗帜。地皇三年（公元22），王莽派太师王匡和更始将军廉丹率大军讨伐赤眉军，在成昌被赤眉打败。次年，派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发州郡兵四十二万，包围绿林军于昆阳（今河南叶县），又遭到绿林军内外夹击，全军覆没。绿林军乘胜分两路进军，一路北上攻洛阳，一路西向攻长安。这时，王莽众叛亲离，还继续玩弄符命，自欺欺人。卫将军王涉、国师刘歆和大司马董忠密谋劫持王莽投降更始政权。事败，董忠被戮，涉、歆自杀。当绿林军进抵长安附近时，王莽驱使京城的囚徒出城抵挡。但囚徒军一过渭桥，便立即哗变，掘毁王莽祖坟，焚烧九庙、明堂、辟雍。长安城中的人民也群起暴动，配合变兵攻入皇宫。王莽逃至渐台，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遂告灭亡。

　　王莽时期的铸币及钱范

　　新莽铜嘉量

　　（林甘泉） 
　


    
王猛
  　　王猛

　　（325～375）　十六国时期前秦国丞相。字景略。北海剧县（今山东昌乐西）人，家于魏郡。出身贫寒，隐居山中，贩畚箕为业。博学好读兵书，厌恶浮华风尚。善于谋略和用兵。354年，东晋大将桓温进兵关中，王猛往谒，扪虱而谈天下形势，指出：“公不远数千里，深入寇境，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见公心故也，所以不至。”一针见血地指出桓温北伐只想提高个人威望，并无收复关陇失地的雄心。他拒绝桓温之聘，与苻坚一见如故。论废兴大事，异常契合。苻坚即位，任中书侍郎，曾在一年中五次擢升，官至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封清河郡侯，成为苻坚主要的辅佐。

　　王猛任职十八年，综合儒法，选拔廉明，讲求实效，政绩斐然。在政治上抵制氐、羌权贵，整肃吏治，强化中央集权。任始平令，以明法峻刑禁勒豪强。为京兆尹，在京城一带坚持执法行事，数旬间诛不法贵戚豪强二十余人，百官震肃。在军事上，370年统兵消灭前燕，留镇邺，都督关东六州军事，为统一北方作出重大贡献。选贤任能，法简政宽，使燕民各安其业。在经济上，劝课农桑，开放山泽，兴修水利，改进耕作，以致田畴开辟，仓库充实。在文化上，广兴学校，重视儒学，禁止图谶迷信，使公卿以下子孙就读，选拔学通一经、才成一艺的任官，促进氐、羌的汉化，有利于民族融合。他执政期间，“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呈现小康景象。在民族问题上，与苻坚的“并包之度，绥怀之略”相左，认为鲜卑族的慕容垂难以控制，宜及早诛除。临终犹以前秦内部各族豪酋势力为忧，以东晋为正朔所在，劝苻坚勿进攻东晋，但未被采纳，因而有肥水之败（见肥水之战）。

　　（杨廷福） 
　


    
王念孙
  　　王念孙

　　（1744～1832）　 清代汉学家。江苏高邮人。字怀祖，号石臞。早年从学于戴震。乾隆四十年（1775）中进士。历官工部主事、郎中、监察御史、吏科给事中，参与编纂《河源纪略》，撰该书《辨伪》一门，力辨河源所至之误。嘉庆四年（1799），清仁宗亲政，疏陈国事，首劾大学士和珅，名著朝野。累任直隶永定河道、山东运河道，历办河务十余年。究心治河之法，整顿历年积弊，为《导河议》二篇，上篇议导河北流，下篇论建仓通运，后因永定河泛滥成灾，引咎辞职。罢官之后，潜心著述，以文字、音韵、训诂的卓越成就，为一时学者推重。其学甚为渊博，虽不出汉学门径，但不囿于汉学藩篱，治经不专宗一家墨守成训，而诸说并列，务求其是，尤精于训诂之学。中国古代文字学，重形而不重音，针对这一局限，萃十年心血，成《广雅疏证》三十二卷，对中国古代训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广雅》为三国时魏张揖撰，《广雅疏证》用为《广雅》作注的形式，援引经传，旁采众说，考证精博，改正原书错字、漏字、衍字等讹误甚多，颇具创见，其学术价值不仅超越《广雅》，而且若干见解也为同时训诂诸家所不及。又兼长校勘之学，所撰《读书杂志》八十二卷，分《逸周书》、《战国策》、《管子》、《荀子》、《晏子春秋》、《墨子》、《淮南子》、《史记》、《汉书》、《汉隶拾遗》凡十种，于古义晦误，写校妄改，皆一一辨明，用力甚勤。考证一字，往往罗列古籍，旁征博引，令人信服。且能以归纳法得出古书致误缘由，更属可贵。虽亦间有据类书错改本文及其他疏失，但得胜于失，功不可掩。王氏于音韵学亦有贡献，清代音韵学，发端于顾炎武，之后，江永、戴震尤多创获。至段玉裁，分上古韵类为十七部，密于顾氏的十部、江氏的十三部、戴氏的十六部。王念孙撰《诗经群径楚辞韵谱》，以“同声必同部”为分合标准，将至、祭、盍、辑诸部独立，分古韵为二十一部，自成一家之说。他一生不好吟咏，所著短文，后世辑为《王石臞先生遗文》。

　　（陈祖武） 
　


    
王朴
  　　王朴

　　（915～959）　五代后周世宗柴荣时的枢密使。字文伯。东平（今山东东平西北）人。后汉乾祐三年（950）状元，为校书郎。见隐帝少弱，将相交恶，知其必乱，辞官归乡。广顺元年（951）后周代后汉，太祖郭威养子柴荣为澶州节度使，以王朴为掌书记。后，柴荣为开封府尹，王朴为推官。显德元年（954）郭威死，柴荣继位，是为世宗，王朴由比部郎中累进至枢密使。二年，王朴奉诏撰《平边策》，主张“攻取之道，从易者始”，建议先取江淮，再逐一消灭南方割据势力，最后平定北汉。王朴的建议成为以后世宗及北宋统一全国的战略部署。同年，他奉诏考正历法，岁余，撰成《钦天历》十五卷，世宗亲为序，诏来年行用。不久，又以王朴知开封事，扩大京城，开广街道，均由他计划。显德三、四年，世宗两次攻淮南，王朴为东京副留守。六年正月，他奉诏考正雅乐，得八十一调，并造“律准”，诏有司依调制曲。三月，王朴奉诏树斗门于汴口。归朝，卒。

　　（卞孝萱） 
　


    
王溥
  　　王溥

　　见《唐会要》。 
　


    
王若虚
  　　王若虚

　　（1174～1243）　金末著名学者。字从之，号慵夫，又号滹南遗老。藁城（今属河北）人。承安二年（1197），登经义进士。任鄜州（今陕西富县）录事，历管城、门山二县令。升为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著作郎等职，参预修《宣宗实录》。曾奉命出使西夏。哀宗正大年间，历任平凉府（今甘肃平凉）判官、左司谏、延州刺史，入为直学士。天兴二年（1233），金军马都元帅崔立以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降蒙古军，召他与元好问等撰功德碑。元好问拟就碑文后，他参预了删定。金亡不仕，北归乡里。1243年三月，东游泰山时病逝。

　　王若虚论文论诗都有独到的见解。他的观点集中反映在其《诗话》、《文辨》著述中。他反对文章一味追求古意，认为“古今互有短长”，“文章求真是而已，须存古意何为哉！”他对文体的看法是“定体则无，大体须有”。他主张著文，“惟史书、实录、制诰、王言、决不可失体”，“其他皆得自由”。他认为诗的创作关键在于皆出于自得，反对“苦无义理，徒费雕镌”之作。他还撰有《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史记辨惑》、《慵夫集》、《诸史辨惑》等多种著述。在《论语辨惑》中，他对宋儒，其中主要是朱熹的解经提出了批评，认为“圣人之言，亦人情而已。而宋儒所解，则揄扬过侈，牵扯过甚，故作高深。”在《史记辨惑》中对司马迁的行处叙事，多有指责。有《滹南遗老集》传世。

　　（韩志远） 
　


    
王僧辩
  　　王僧辩

　　（？～555） 南朝梁名将。字君才，本姓乌丸氏。鲜卑族。太原祁县（今属山西）人。梁武帝萧衍天监年间随父神念自北魏降梁，为湘东王萧绎左常侍，后任王府司马，竟陵太守，一直跟随萧绎。太清二年（548），侯景叛梁，次年，萧绎命他率舟师一万援救京师建康，到达时台城已陷。僧辩只身西归江陵，任领军将军，大宝元年（550），为萧绎击败湘州刺史河东王萧誉。二年，侯景发兵号称二十万，沿长江西上，进攻江陵。僧辩为大都督，击退景军，收复郢、江两州，与陈霸先会师湓口（今江西九江）。然后乘胜东下，进军石头城（今江苏南京西）北，大败侯景，收复建康（见侯景之乱）。天正元年（552），梁元帝萧绎即帝位，封为永宁郡王，官侍中、尚书令。承圣三年（554），西魏进攻江陵，僧辩率军西上救援，未至而江陵破，萧绎死。即与陈霸先共迎立萧绎之子萧方智（梁敬帝）即位于建康，任为骠骑将军、中书监。不久，接纳北齐扶植的萧渊明为帝，而陈霸先正想夺取萧梁政权，便从京口起兵偷袭石头城，杀王僧辩，随后消灭其残余势力，不久立陈代梁。

　　（杨廷福） 
　


    
王世充
  　　王世充

　　（？～621）隋末割据者之一。字行满，本姓支，出自西域。其祖支颓耨，徒居新丰（今陕西临潼东北），早亡。其父收，因母改嫁仪同霸城人王粲，故冒姓王。王收曾官至怀、汴二州长史。世充卷发，利口善辩，涉书传，好兵法，且明习法律。隋开皇中，为左翊卫，以军功拜仪同，转兵部员外郎。大业中，累迁江都（今江苏扬州）丞，兼领江都宫监。他窥测隋炀帝杨广颜色，阿谀顺旨，获得炀帝宠信，背地里阴结豪强，收买人心。杨玄感反隋时，朱燮、管崇于江南起兵响应，世充募江都万余人破之。齐郡农民义军孟让率十万众至盱眙（今江苏盱眙东北），世充又设计袭破之。大业十二年（616）迁江都通守，镇压河北格谦余部及南阳卢明月。次年瓦岗军（见隋末农民起义）占领兴洛仓，进逼东都。炀帝命世充为将军，统率诸军十余万屯洛口拒战。十四年，世充领兵数万渡洛，被起义军击败，只剩千余人，走保河阳（今山西沁阳南）。隋越王杨侗召令他还洛，屯含嘉城。炀帝死后，世充与元文都、卢楚等奉杨侗为帝（史称皇泰主），杨侗以世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同年七月，世充杀文都、卢楚，专制朝政。时李密虽破宇文化及，还屯金塘（今河南洛阳市北），但兵力损失很大。世充乘机进击，大败之，李密势蹙降唐。世充收集其余众，自为太尉、尚书令。唐武德二年（619）四月，世充废皇泰主，称帝即位，建元开明，国号郑。三年，唐高祖李渊遣秦于李世民攻郑，进逼东都，世充乞援于夏主窦建德。四年五月，李世民败夏军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建德被俘，世充以洛阳降，郑亡。七月，唐徙世充及其家属于蜀，临行，为仇人独孤修德所杀。

　　（黄惠贤） 
　


    
王世贞
  　　王世贞

　　（1526～1590）明代文学家、史学家。字元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江苏太仓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授刑部主事，屡迁员外郎、郎中，又为青州兵备副使。三十八年，父王予以滦河失事为严嵩所构，论死，世贞解官奔赴京师告免。未成，持丧归，三年丧满后犹却冠带。隆庆元年（1567）讼父冤，得平反，被荐以副使莅大名，迁浙江右参政、山西按察使，又历广西右布政使，入为太仆寺卿。万历二年（1574）以右副都御史抚治郧阳，数奏陈屯田、戍守、兵食事宜。咸切大计。因忤张居正罢官。后起为应天府尹，复被劾罢。居正殁后，起为南京刑部右侍郎，辞疾不赴。久之，起为南京兵部右侍郎，擢南京刑部尚书，以疾辞归。二十一年卒于家。他以诗文名于世，与李攀龙、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并称后七子。攀龙殁，独领文坛二十年，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僧道莫不奔走其门下。鉴于台阁体文风不振，他提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所作诗文，也多为复古模拟之作，但往往失于藻饰。晚年深有所悟，于唐好白居易，于宋好苏轼，诗文以恬淡为宗。又好史学，以史才自许。自弱冠登朝，即好访朝家故典，晚年又得见内府档案秘籍，著述甚丰。其著作文学方面有诗文集《弇州山人四部稿》一百七十四卷、《弇州山人续稿》二百零七卷和《艺苑■言》十二卷；史学方面有《弇山堂别集》一百卷，松江人陈复表将其所著的各种朝野载记、秘录等汇为《弇州史料》，前集三十卷，后集七十卷，内容包括明代典章制度、人物传记、边疆史地、奇事佚闻等，是一部较完整的明代史料汇编。

　　（毛佩琦） 
　


    
王守仁
  　　王守仁

　　（1472～1529）　　明代大臣、哲学家。初名云，字伯安。因筑室于故乡阳明洞中，世称阳明先生。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进士，授刑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以兵部武选主事疏救科道言事官戴铣等人，遭刘瑾陷害，谪贵州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驿丞。始悟心性之学。五年刘瑾伏诛，起为庐陵（今江西吉安）知县。后迁考功郎中，擢南京太仆寺少卿，进鸿胪寺卿。十一年擢右佥都御史，授南（安）、赣、汀、漳诸州巡抚，行十家牌法，选民兵，镇压大庾、乐昌、郴州农民起义。十四年率吉安知府伍文定等平定宸濠之乱。嘉靖初，拜南京兵部尚书。论功，封特进光禄大夫、柱国、新建伯。以父丧守制，日与门人讲说良知之学，嘉靖六年诏以原官兼左都御史，两广总督兼巡抚，镇压大藤峡起义。七年（1528）十月以疾剧请归，十一月廿九日卒于南安（今江西大余），隆庆初，赠新建侯，谥文成。

　　王守仁在哲学思想上，许多重要观点与朱熹对立，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提出“致良知”的理论体系，世称阳明心学。在宇宙观上，认为“心外无物”，人心（即良知）是宇宙的本体、万物的主宰，客观事物只是人的意念的体现。在认识论上，认为“心外无理”，人们先天固有的良知就是知识的源泉和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因此，人的认识，只需要内求诸吾心，而不应外求诸事物。他所谓的“行”，是指意念的发动，“知行合一”就是以知代行，把知和行合一于内心。在伦理观上，认为“天理人欲不并立”，只有去掉私欲，良知（封建伦理道德）才能显露流行，国家才能治平。在政治观上，提倡天下一家的“万物一体”说，力图调和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他的学说深得统治者赞赏，弟子遍各地，形成阵容强大的阳明学派。阳明心学虽然起过某种冲击圣贤偶像的积极作用，但空谈心性之风流行，也影响了明中叶以后学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其著作有《王文成公全书》三十八卷传世。

　　（张显清） 
　


    
王叔和
  　　王叔和

　　西晋医学家。名熙，以字行。高平（今山东济宁东南）人。生卒年不详。官太医令。他对祖国医学所做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撰著《脉经》和整理张仲景著作两方面。

　　《脉经》为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共十卷九十八篇。书中“撰集岐伯以来逮于华佗经论要诀”，分类引录大量《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原文及扁鹊与华佗的论述，详析脉理，陈述脉法，细辨脉象，明其主病。他首次系统描述了临床常见的二十四种病脉（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的体象，根据不同的脉象判断疾病的种类。并明确地在手腕桡侧动脉（寸口脉）诊候处规定了寸、关、尺的三部分法，将古代诊候此脉仅以“查胃气之有无”，“以决死生”的说法，发展成以局部候全身的寸口脉理论体系。王叔和集西晋以前脉学之大成，形成诊断学中独立的一个分支，促进了后世脉学的研究和发展。

　　王叔和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整理编次，成为现存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后人对其整理张仲景的著作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一种认为他是搜采三国兵燹之余的断简残篇，将散落的仲景旧论“撰次成叙，得为完帙”。因此宋人林亿认为“仲景之书，及今八百余年，不坠于地者，皆其力也”；金人成无己说：“若非叔和撰集，不能延至于今，功莫大矣”。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他在编撰过程中，将个人见解“混于仲景所言之中，又以杂脉杂病纷纭并载于卷首，故使玉石不分，主客相乱”，还有人指责其为“碎剪美锦，缀以败絮，明是贾人居奇之术”，两种观点至今并存，未见统一。

　　（廖育群） 
　


    
王韬
  　　王韬

　　（1828～1897）　清末改良主义政论家。初名利宾，后改名韬，字仲弢，号紫铨，别号弢园老人、天南遯叟。江苏长洲（今属吴县）人。十八岁中秀才。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离乡赴沪，就职于英国教会所办的中国第一个近代印刷所——墨海书馆。时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相继发生，曾屡向当道者献“御戎”、“和戎”、“平贼”等策。1862年返里探亲，向太平天国苏州当局上书，建议太平军力图长江上游，停攻或缓攻上海。事泄，清政府下令缉拿，但得英国领事庇护，逃往香港。在港时，助英人理雅各翻译中国经书。1867年至1870年（同治六年至九年）间，为译书事应理雅各之邀赴英，并游历法、俄诸国。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介绍西方文化，评论时政，鼓吹变法自强。后曾东渡日本，与日本文化界人士相交游。1884年（光绪十年），经洋务派官僚丁日昌斡旋，得李鸿章默许，返沪定居，任格致书院掌院，并一度主编《申报》。王韬一生正值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际，忧时愤世，又远游四方诸国，目睹其富强，主张“师其所能，夺其所恃”，以西法造炮制船，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允许民间自立公司；还赞扬西方君主立宪政治制度，认为君民不隔而上下相通；批评科举制，主张设立新式学堂培育人才；呼吁在自强的基础上，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废除关税协定和领事裁判权。毕生著作宏富，为传播西学不遗余力，不仅涉及天文历算、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且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人文科学甚多评介。所遗著作已知者不下三四十种，现有《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王韬日记》诸书行世。记载他1867年赴欧洲的《漫游随录》和1879年赴日本的《扶桑游记》两书，　1982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标点出版，收入《走向世界丛书》。

　　（方攸翰） 
　


    
王田私属
  　　王田私属

　　王莽改制时以诏令形式规定的对全国耕地和奴婢所加的名称。西汉后期，地主官僚和大工商主兼并土地、占有奴婢的情况十分严重。哀帝时师丹曾建议限田、限奴婢，遭到当权的外戚、官僚的反对，未能实行。新莽代汉，托古改制，于始建国元年（公元9）下诏，宣布将天下田改名曰王田，奴婢曰私属，都不准买卖。又照孟轲提过的井田制（见井田）一夫一妇授田百亩的原则，规定一家男子不到八人而田过一井（九百亩）的，应将余田分给九族乡邻中无田或少田的人。原来无田而应授田的人也按上述原则授与土地。新莽的这一措施，意在缓和土地兼并和防止农民奴隶化。但诏令颁行后，分田授田的规定并未能施行，只是冻结了土地和奴婢的买卖，地主、官僚、工商主因继续买卖土地、奴婢而获罪的不可胜数，因此纷起反对。新莽只好在始建国四年下令买卖土地、奴婢不再治罪，承认了这项改革尝试的失败。地皇三年（公元22）新莽崩溃前夕，最后废除了关于王田、私属的法令。

　　（宁可）W 
　


    
王文统
  　　王文统

　　（1190？～1262）元初政治家。字以道。金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西）人。金朝末年举经义进士。为学不局限于儒家，喜读权术、谋略之书。金亡前后，北方知识分子多投靠各路“诸侯”（归附蒙古的汉人军阀），后者也需要招揽谋士以加强自己的军事和政治势力。王文统以所学权谋之术游说诸侯，后投奔益都行省李璮，被留为幕僚。他教李璮借南宋以自重，乘机扩充军事实力，并将女儿嫁给李璮为妻，因而深受信任，军政大事都参与谋议。

　　1259年，忽必烈统东路军攻打南宋鄂州（今湖北武汉），见贾似道备御有方，十分赞赏，表示要搜罗这样的人才以为己用。随军藩府书记刘秉忠、张易等当即推荐王文统，称他为才智之士。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位，立即提拔王文统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行中书省事于燕京，主管中原汉地政务，委以“除旧弊，立新政”的重任。王文统执政后，设立十路宣抚司分管各地，颁布一系列条画，以革除赋税、吏治诸方面的积弊；发行中统元宝交钞（见钞），并制订了严密的钞法；选用人才，分立中书左三部、右三部，以健全政府机构。元朝各项制度的奠定，他起了重要作用。当时忽必烈正与阿里不哥进行争位战争，急需得到中原汉地的财政支持。王文统善于理财，“钱谷大计，虑无遗策”，他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蒙古、色目贵族的任意搜括，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增，以此，深受忽必烈的信任。忽必烈有意升任他为丞相，但因他出身布衣，资望不足而作罢。

　　中统三年，李璮发动叛乱。王文统因与李璮的关系受到牵连，以同谋罪被处死。

　　（陈得芝） 
　


    
王锡阐
  　　王锡阐

　　（1628～1682）　 清代历算学家。字寅旭，号晓庵，又号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生当明清之际，无意仕进，与同时著名学者顾炎武、张履祥等以志节相砥励，潜心经史，不随俗浮沉。中年以后，疾病缠身，两手几废，仍刻苦攻读，著述不辍，终身研求历法。自少至老，实测天象，无间寒暑，每遇日月食，甚至抱病进行观测。其学博深经史、声律，尤以历法最为专精。所治历学，不落门户之见，务求与实际天象相合，于当时所传入的西方数学知识，详为研讨，不固步自封。所撰《晓庵新法》、《历说》、《大统西历启蒙》、《圜解》、《三辰晷志》、《历法表》诸书，以数学为根柢，会通中西，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取西法之长而去其短，自立新法，于日月食测定，多有创获。生前，其学虽经顾炎武表彰，但未能流传。逝世后，其遗著渐次刊行，始得与梅文鼎、薛凤祚并称为一时历法名家。梅文鼎认为，清初历学应首推王锡阐。后世辑其论说历法诸书为《晓庵杂著》刊行，单篇遗文则有《晓庵先生文集》问世。

　　王锡阐著《五星行度图说》

　　（陈祖武） 
　


    
王仙芝
  　　王仙芝

　　（？～878）　 唐末农民战争领袖。濮州（今山东鄄城北）人，原以贩卖私盐为业。僖宗乾符二年（875）初，因连年饥凶，仙芝与尚让、尚让兄尚君长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聚众起义，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兼海内诸豪都统，传檄诸道，指斥唐朝“（官）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标明平均旗号的农民起义。五月，攻克曹州（今山东定陶西）、濮州。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黄巢也在这时起义，率所部义众前来会合。义军东逼沂州（今山东临沂），西攻洛阳周围地区。三年十月，王、黄联军南走唐（今河南泌阳）、邓（今河南邓县）等州，继续活动于今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年底，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刺史裴偓诱降，仙芝动摇，准备降唐，接受左神策军押牙之职，却因黄巢及起义群众的坚决反对而未遂。于是王、黄分兵作战，黄巢北去，仙芝仍转战南方。四年二月，仙芝一度攻破鄂州（今湖北武汉武昌）。王、黄又再度合兵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等地。不久又分兵，仙芝转攻郢州（今湖北京山）、复州（今湖北沔阳西南）。同年冬，唐朝招讨副都监杨复光再次诱降，仙芝遣尚君长、蔡温球及楚彦威等赴敌营洽降，中途为唐招讨使宋威所劫持。宋威贪功，乃妄奏君长等系他战败所俘，尚君长等人被杀。仙芝降敌之谋再次未遂。五年初，起义军攻破荆南（今湖北江陵）罗城，由于敌方援军到达，作战不利，被迫北撤。二月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为敌将曾元裕所破，仙芝战死。

　　王仙芝起义图

　　（胡如雷） 
　


    
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李顺起义

　　北宋前期的一次农民起义。北宋初，川峡地区的土地大多被官僚、豪强、寺观霸占。许多农民沦为客户（包括旁户），客户占主客户总数的比例很大，一户地主往往占有旁户几十家、几百家，乃至上千家。旁户的人身隶属关系很强，数世相承，被视同奴仆，承担繁重的田租和赋役，生活艰难。地主、官僚却奢靡享乐，作威恣暴，纵欲贪攫，残害人民。川峡阶级矛盾极为尖锐。

　　宋灭后蜀后，几年内把后蜀仓储财物全部运到京师。又以“上供”等方式掠夺布帛，设置博买务垄断布帛的购销，禁止民间交易，使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更加贫困。对于川峡盛产的茶叶，宋政府“掊取”茶利，断绝了很多茶农和茶商的生计。这些都加速了阶级矛盾的急剧发展，小股农民起义时有发生。

　　宋太宗赵灵即位后，川峡天灾频仍，饿殍载道，民不聊生。淳化四年（993），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爆发了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或作王小皤、王小博，青城县味江人，茶农出身（一说茶贩出身）。淳化四年二月，他聚集群众，发动起义，宣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旁户纷纷参加起义，很快攻克青城县。接着，直插彭山，惩杀了贪暴恣横的县令齐元振，众至一万余人。此后，转战于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所到之处，令乡里富人大姓，具报其家所有财粟，除留其家用而外，一切调发，分给穷人，得到群众拥护，队伍增到数万人。十二月，起义军在江原县（今四川崇庆县东南）与官军激战，王小波被西川都巡检使张玘射伤，仍奋力杀死张玘，攻克江原。王小波终因伤重牺牲，其妻弟李顺被推为领袖。

　　李顺率领起义军从江原出发，继续战斗，攻克蜀州。又克邛州，杀死知州、通判等官吏，都巡检使郭允能逃到新津。起义军在新津猛攻官军，打死郭允能，占领新津县。然后分兵两路，一路迂回攻克双流、温江、郫县和永康军（今四川灌县）；一路由李顺率主力攻成都，在成都西郭门失利，转而攻克汉州（今四川广汉）、彭州（今四川彭县）。这时起义军已壮大到数十万人。

　　起义爆发后，宋太宗将知成都府吴元载革职，派郭载代之。郭载与西川转运使樊知古、都巡检使郭延濬等加强成都府的防御；梓、遂十二州都巡检使卢斌也自梓州（今四川三台）率兵赴援。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猛攻成都，大败官军，郭载等逃走，卢斌退回梓州。十六日，攻克成都府。

　　起义军在成都建立大蜀政权，李顺为大蜀王，年号应运，以吴蕴为中书令，计词、吴文赏为枢密使，又派兵四出，攻占州县，北到剑州（今四川剑阁），东到夔峡，控制了川峡大部分地区。秦陇地区赵包等数千人和峡路数千漕卒也准备响应。

　　王小波、李顺起义图

　　宋太宗急令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统军从剑门入川；又增派雷有终、裴庄、尹元等率兵自湖北入夔门，进行镇压，并一再下诏招抚，命张咏知成都府，伺机入川。王继恩分兵两路，扑向剑州、阆州（今四川苍溪东南）。这时，起义军战线长，兵力分散，又将主力长期围攻梓州，另一部胶着在眉州（今四川眉山）城外。四月，王继恩军破剑州、绵州（今四川绵阳）、阆州、巴州（今四川巴中）；东路官军亦进入夔门，攻战于涪江流域。

　　王继恩率军猛攻成都。十多万起义军撄城拒守，展开激战。五月六日，成都失陷，计词、吴文赏等十二名起义军首领被俘，后在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就义。李顺于城破时被杀害（一说李顺撤出成都，辗转到广州，三十年后，在广州遇害）。九月，张咏到任，协同王继恩镇压起义军。

　　成都失陷后，起义军仍在各地战斗，陵州（今四川仁寿）、阆州、蓬州（今四川仪陇东南）、合州（今四川合川）都有激战。张余率领一万余战士，沿长江东下，连克嘉（今四川乐山）、戎（今四川宜宾东）、沪、渝（今四川重庆）、涪（今四川涪陵）、忠（今四川忠县）、万（今四川万县）、开（今四川开县）八州和云安军（今四川云阳），队伍扩至十余万人。乘胜攻夔州（今四川奉节白帝城），并派兵攻施州（今湖北恩施）。宋政府增派峡路都大巡检白继赟率精兵入夔门。五月下旬，张余起义军在夔州西津口迎击官军，腹背受敌，失利，两万多战士牺牲，舟船损失千余艘。张余率军西退。十一月，吴蕴在眉州牺牲。十二月，大蜀政权知嘉州王文操叛降。嘉州失陷，张余被捕，至道元年（995）二月在嘉州就义。至道二年五月，李顺余部王鸬鹚在邛蜀山区称邛南王，攻打邛州、蜀川，不久亦告失败。

　　王小波、李顺起义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均贫富的口号。

　　参考书目

　　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北京，1976。

　　（胡昭曦） 
　


    
王玄策
  　　王玄策

　　唐初贞观十七年至龙朔元年（643～661）间三次出使印度（一说四赴印度）的使节。曾官融州黄水县令，右卫率府长史。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印度摩揭陀国（Magadha）国王曷利失尸罗迭（逸）多（Harsha Sīlāditya，即戒日王）继玄奘访问该国之后致书唐廷，唐命云骑尉梁怀璥回报，尸罗迭多遣使随之来中国。贞观十七年三月，唐派行卫尉寺丞李义表为正使、王玄策为副使，伴随印度使节报聘，贞观十九年正月到达摩揭陀国的王舍城（今印度比哈尔西南拉杰吉尔），次年回国。贞观二十一（或二十二）年王玄策又作为正使，与副使蒋师仁出使印度。未至，尸罗迭多死，帝那伏帝（今印度比哈尔邦北部蒂鲁特）王阿罗那顺（Arunasva）立，发兵拒唐使入境。玄策从骑三十人全部被擒，他本人奔吐蕃西境求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发兵一千二百人，与泥婆罗（今尼泊尔）王

　　那陵提婆（Narendra-deva；一说是A■■uvarman）兵七千骑及西羌之章求拔兵共助玄策，俘阿罗那顺而归。高宗显庆三年（658，一说显庆二年）玄策第三次出使印度，次年到达婆栗阇（今印度达班加北部）国，五年访问摩诃菩提寺，礼佛而归。

　　玄策几度出使印度，带回了佛教文物，对中印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著有《中天竺国行记》十卷，图三卷，今仅存片断文字，散见于《法苑珠林》、《诸经要集》、《释迦方志》中。近年，人们在洛阳龙门石窟发现了王玄策的造佛像题记。

　　参考书目

　　冯承钧：《王玄策事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论著汇辑》，中华书局，北京，1957。

　　列维（S.Levi）著，冯承钧译：《王玄策使印度记》，《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七编》，中华书局，北京，1957。

　　D.Devahuti，Harsha-APolitical Study ， Oxford Univ.Press，London，1970。

　　（张广达荣新江） 
　


    
王衍
  　　王衍

　　（256～311）　西晋大臣。字夷甫。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出身士族，从兄王戎好清谈，为竹林七贤之一，王衍亦以谈老庄为事。他妙善玄言，又居高位，后进仿效，成为当时清谈玄学的代表人物。虽历任中领军、中书令、尚书令，位至三公，但当皇族争权、晋朝危亡时，只谋苟全自己。衍女为愍怀太子妃，太子为贾后所诬陷，即自表离婚。东海王司马越擅政时，他建议中原已乱，当赖文武地方长官来维系，于是推荐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对澄、敦说，你们外据险要，我在都中，正好是“三窟”。永嘉四年（310）石勒、王弥等进逼洛阳，王衍被任都督征讨诸军事，迁太尉。朝议迁都。他却卖牛车表示不走。十一月，东海王越率甲士四万撤出洛阳，王衍随行。次年三月东海王越病卒，众共推他为元帅，石勒轻骑追袭至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东北），晋军覆没。他被俘，还想苟全，劝石勒建国称帝，但被石勒活埋。临死叹息：“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后桓温北伐，眺望中原慨叹：“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

　　（杨廷福） 
　


    
王彦章
  　　王彦章

　　（863～923）　 五代时后梁名将。字贤明（一作子明）。郓州寿张（今山东梁山西北）人。少为军卒，从朱温。朱温建后梁时，彦章以功为亲军将领，历迁刺史、防御使至节度使。他骁勇有力，每战常为先锋，持铁枪驰突，奋疾如飞，军中号为“王铁枪”。唐末，朱温据汴州（今河南开封），李克用据太原称晋王，长期相互攻战。开平二年（908），李克用死，子李存勗继为晋王，彦章轻之，呼为“斗鸡小儿”。后梁贞明元年（915），末帝朱友珪以魏博（今河北大名北）强盛，欲分之为两镇，三月，令彦章率五百骑入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以防变。魏军夜攻彦章，彦章南走，魏博遂降于晋。七月，晋军攻破澶州（今河南濮阳北），虏彦章妻子以招降，彦章不从。晋军得魏博后，遂夹黄河与后梁相持，以铁锁断德胜口，筑河南、北为两城，以浮桥相联，号为夹寨，以断后梁黄河上下交通。龙德三年（923），李存勗建后唐，是为庄宗。同年，后唐取郓州（今山东东平西北），后梁人大恐。末帝乃以彦章为招讨使拒之。彦章受命仅三日便破南城，迫使后唐弃北城，退守杨刘（今山东东阿北）。彦章攻杨刘，李存珪亲自统军赴援，彦章战败，后唐军复据德胜。时后梁朝政紊乱，赵岩、张汉杰等用事，以彦章败，遂罢其兵权。九月，后唐将攻兖州，后梁末帝召彦章拒敌，且谋复郓州。但彦章所统之兵多新募，不习战斗，又众寡不敌，兵败，彦章重伤被擒。存勗劝降不从，杀之。

　　（卞孝萱） 
　


    
王引之
  　　王引之

　　（1766～1834）　 清代汉学家。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父念孙、祖安国，皆以治名物训诂称著。早年，承其家学，究心《尔雅》、《说文》、《音学五书》等，以求文字、音韵、训诂之学。嘉庆四年（1799）为进士，以优异成绩径授翰林院编修，后擢升至礼部左侍郎。参与纂修《词林典故》，任实录馆、国史馆副总裁。道光七年（1827），晋工部尚书。曾奉旨勘订《康熙字典》讹误，辑为《考证》十二册。逝世后，谥号文简。其学力主通核，不尚墨守，以文字训诂最为专精，与其父王念孙齐名，并称“高邮二王”。乾嘉之世，汉学中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与高邮二王鼎足而立，同为汉学旗帜。所撰《经义述闻》三十二卷，本其父说，主张以古音求古义的训诂学见解，为其代表作。该书旁征曲喻，博稽载籍，订正历代学者误说，在训诂学上做出了卓越贡献。不仅得到当时汉学诸家交口赞誉，许为千古“绝学”、“海内无匹”，而且抨击汉学的理学家也认为“汉唐以来，未有其比”。其另一代表之作《经传释词》十卷，专以古文虚词为考论对象，训释经传所见虚词凡一百六十个。博搜例证，考其源流演变，尤其是对诸词特殊用法的训释，多具卓见，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虽间有武断之处，但可补《尔雅》、《说文》、《方言》诸书之缺，亦不失为一部足资参考的文字训诂学著述。王引之一生为学朴实无华，不尚虚文，其书札短篇，后人辑为《王文简公文集》刊行。

　　（陈祖武） 
　


    
王毓铨
  　　王毓铨

　　（1910～　 ）　 中国历史学家。1910年3月10日出生于山东莱芜。1936年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获学士学位。1938年应邀赴美，参与中国历史编纂计划，担任秦汉两朝的社会经济史料的收集、审译、注释工作。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历史系选修欧洲古代希腊罗马史，1946年获硕士学位。1947年专一攻读古代希腊罗马史博士学位。1948年，任美洲古钱学会博物馆远东部主任，从事先秦货币史的研究。1950年出版《中国早期货币》（EarlyChinese　Coinage）。　1950年回国，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工作，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改研明史。现任该所研究员，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博士导师。在学术团体中，任中国古代经济史学会会长、太平洋历史学会顾问、英国剑桥大学Asia　Major学报顾问、意大利东方大学《中国历史与文化百科全书》顾问、《香港大学中文系集刊》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中国经济史》、《中国通史》各书中的明史部分。

　　其撰著首重基本历史问题，重通识，重创见发明，态度谨严。其主要著作，还有英文的《西汉中央官制》（TheOrganization　of　the　CentralCovernment　of　the　WesternHanDynasty）、《明代劳役制的若干显著特点》（SomeSalient　Featuresof　the　Ming　Labor　ServiceSystem）等论文。中文的有《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明代的军屯》、《莱芜集》、《明朝徭役审编与土地》、《籍·贯·籍贯》、《封建社会的土地具有主人的身分》、《纳粮也是当差》等。

　　（王昆松） 
　


    
王云五
  　　王云五

　　（1888～1979）　 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原名之瑞，后改名云五，号岫庐。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1888年7月9日（清光绪十四年六月初一）出生于上海一小商人家庭。早年入上海一五金店学徒，业余在夜校学英文，并广泛涉猎多种学科，成绩优秀。1906年起，先后在上海同文馆、中国公学等校教授英文。1909年兼上海留美预备学堂教务长。1912年，王云五先任南京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后在北洋政府教育部任事。1913年5月辞教育部职，任中国公学大学部教授，讲授英文、英国文学等课程。1917年起，在上海从事编译工作，并创办公民书局，开始出版商生涯。

　　五四运动以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亟谋适应时代潮流，编译所邀胡适任所长，胡改荐王云五。1921年秋，王就任后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为方针，组织编译了一批介绍中外古籍名著的丛书，颇受社会重视。1925年3月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和编出《王云五大词典》等书，在学术界获得一定声名。1930年春，王云五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积极推行科学管理法，开创商务印书馆日出新书一种的新局面，出版了许多有价值的书籍，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王云五开始投身政界，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政协代表。1946年，辞去商务印书馆的职务，出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制宪国大代表。次年4月任行政院副院长，积极支持反共内战政策。1948年5月，王云五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兼财政部部长。为挽救濒于崩溃的经济，他在蒋介石授意下，提出币制改革方案，以金圆券代替法币，限制物价，并获通过实行。但不久即遭到失败，王云五因此被弹劾下台。1949年4月去台湾，先后任台湾当局行政院设计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考试院副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职。1979年8月14日在台北病逝。著作甚多，主要有《物理与政治》、《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四角号码检字法》等。

　　（汪朝光） 
　


    
王正廷
  　　王正廷

　　（1882～1961）　民国时期外交高级官员。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896年考入天津北洋西学堂。1901年进海关任职。1905年赴日本筹设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分会，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191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律系后，留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1911年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任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司司长，12月任临时参议院议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任唐绍仪内阁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7月辞职回上海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1913年4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及副议长，一度代理议长，因袁世凯以暴力压迫国会和议员，被驱逐出北京。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继任参议院副议长。1917年赴广州参加护法运动，9月署理军政府外交总长。1919年为中国出席巴黎和会全权代表之一，坚持拒签对德和约，获得国内舆论好评。1921年到北京就任中国大学校长，这一职务长期连任。1922年3月任“鲁案”善后督办，12月同日本签订“鲁案协定”，并办理移交胶澳管理手续。12月11日被黎元洪任命为代理国务总理兼外长，至月底结束。1923年3月任中俄交涉督办，至1924年5月与苏联代表签订“中俄协定”。未久先后两度任外长，一度兼财政总长。1927年夏任陇海铁路督办。

　　1928年6月王正廷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等职。10月与日本代表谈判“济案”问题，未能取得进展。其后曾与美、英、法、德等国订立“新关税条约”，争取到西方国家一些让步，但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他执行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被迫辞职。1936年8月出任驻美大使。1938年9月奉调回国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抗战胜利后回上海，任上海市参议员、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交通银行董事等职。1949年初去香港，任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1961年5月21日在香港病逝。

　　（郑则民） 
　


    
王仲荦
  　　王仲荦

　　（1913～1986）　　中国历史学家。浙江余姚人。1913年11月9日生于上海。1935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1930～1936年，曾师事章炳麟（即章太炎），从事文史研究。1938年与章太炎夫人汤国梨等共同在上海创办太炎文学院，任院长室秘书主任兼教授，讲授中国通史。太炎文学院解散后，1942年应聘去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任讲师，1945年升为副教授。抗战胜利后，随中央大学迁回南京。1947年夏应聘到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工作，次年升为教授。1951年转入该校新成立的历史系。历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第一届评议组成员、教育部历史学科第一届学位评议组成员等职务。

　　王仲荦长期从事文史教学和研究，著述颇多。他的《北周六典》，记述北周官制，对北周一代典章故事追根溯源，广征博引，资料丰富，具有《会要》性质。《北周地理志》，从多方面收集资料，排比考证，弥补了《魏书·地形志》和《隋书·地理志》的缺略。同年出版的《西崑酬唱集注》，为作者后来的文史研究奠定了基础。50年代，王仲荦写成《魏晋南北朝隋初唐史》。十年动乱后，他对原书进行增补改写，分成《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五代史》两部断代史。《魏晋南北朝史》一书，被史学界公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断代史研究的精品之一，于1988年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奖。这两部断代史著作，均被国家教委定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王仲荦是中国史学界魏晋封建论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系统地阐述了这一观点。他晚年致力于敦煌学和古代物价史的研究，写成《敦煌石室地志行记综录》一书。他研究中国古代物价的专著《金泥玉屑丛考》已写成唐以前部分，宋以后部分资料亦已收集排比，因1986年6月4日在济南逝世，未及写成。他先后发表的数十篇内容十分广泛的学术论文，分别由他本人编定成《鹊华山馆丛稿》和《鹊华山馆丛稿续编》。

　　王仲荦除撰著外，还曾参加点校二十四史，负责《宋书》、《南齐书》和《南史》点校的定稿工作。

　　（赵凯球） 
　


    
《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

　　美国与中国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中英签订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后，美国趁火打劫，派专使顾盛来华胁迫清钦差大臣耆英于1844年7月3日（道光二十四年五月十八）在澳门附近望厦村签订。共三十四款，附有《海关税则》。内容除没有割地赔款外，几乎包括了中英《南京条约》中的所有条款，并且有些条款比《南京条约》规定得更加具体。例如，关于领事裁判权，条约规定，美国人在中国与中国人或任何外籍侨民之间发生的一切诉讼，都由美国领事审理。关于协定关税，条约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关于片面最惠国待遇，条约规定，美国此后对华贸易所纳进出口税不得高于他国；并规定“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合众国民人应一体均沾”。条约还规定美国兵船可任意到中国各港口“巡查贸易”。条约准许美国人在五口自行租地建屋，设立医院、教堂等。中美《望厦条约》是比中英《南京条约》更细致更完备的不平等条约，美国据此获得了比英国更多的特权。后来该条约成为中法《黄埔条约》及其他国家与中国所订条约的范本。

　　（谢雪桥） 
　


    
韦昌辉
  　　韦昌辉

　　（1823或1824～1856）太平天国前期主要领导者。又名韦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曾捐监生，在门前挂“登仕郎”匾以炫耀乡里，被同村秀才唆动官府以僭妄罪拘捕。纳银获释后，积愤不已。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受冯云山影响，加入拜上帝会。入会后，以家产资助起事，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为异姓兄弟，称天父第五子。

　　1851年1月参加金田起义，后任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12月，在永安（今广西蒙山）封北王。1853年（咸丰三年）定都天京（今江苏南京）后，协助杨秀清处理军国要务，并一度负责天京城防。在太平天国领导集团中，其地位仅次于洪秀全和杨秀清。杨秀清以具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威，又自恃功高，与洪秀全和其他同僚矛盾日增。韦昌辉对他“阳下之而阴欲夺其权”，杨秀清对韦昌辉也严加防范。1856年8月，韦昌辉在江西督师时，杨秀清逼洪秀全封其为万岁。洪秀全即密诏韦昌辉等回师诛杨（一说无密诏）。韦昌辉带兵三千多人于9月1日深夜赶到天京，包围东王府，次晨杀杨秀清及其家眷。后扩大事态，株连杨秀清大批部属。杀害太平天国官兵二万余人，使太平天国造成严重损失。石达开回京后责备他滥杀无辜，他又欲加害，石被迫逃出京城，他竟屠其全家。韦昌辉的残暴行径引起公愤，石达开在安徽起兵要求洪秀全杀韦昌辉以谢天下。洪秀全顺应全体军心，下诏讨伐，11月2日将韦昌辉处死。

　　（贾熟村） 
　


    
韦后之乱
  　　韦后之乱

　　唐中宗皇后韦氏的专权乱政。韦氏（？～710），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中宗（李显）为太子时，立为妃。弘道元年（683）中宗即位，次年，立为皇后。同年，中宗被武则天废黜，迁于房州（今湖北房县），韦氏随行。在流放生活中，韦氏患难与共，排解了中宗的悲愁惶惧情绪。中宗发誓如能复位，定任她所为，不加禁制。神龙元年（705），中宗复位。每临朝，韦后即置幔坐殿上，预闻政事。中宗任用曾为武则天掌文书的昭容（宫中女官）上官婉儿主持撰述诏令，以武三思为相。传说三思与韦后、婉儿私通，韦后的爱女安乐公主嫁武三思子武崇训，恃宠专横，权重一时。当时朝中形成一个以韦氏为首的武、韦专政集团。

　　武三思通过韦后和安乐公主，诬陷并迫害拥戴中宗复位的张柬之、敬晖等功臣。中宗对揭发武、韦丑行的人处以极刑，武三思因而权倾人主，作威作福。一批趋炎附势的官僚麕集在他门下，其中有五人特别卖命，被称为“五狗”。

　　中宗的太子李重俊，非韦氏所生，遭到韦后厌恶；安乐公主与其夫武崇训经常侮辱重俊；武三思猜忌重俊，武崇训唆使安乐公主请中宗废太子，立她为皇太女。重俊甚为不平，于神龙三年七月发动部分羽林军杀死武三思与武崇训，谋诛韦后、安乐公主，因相从的羽林军倒戈，政变失败，重俊被杀。武、韦集团权势依旧不减。

　　安乐公主恃宠，骄恣专横，势倾朝野，她曾将自己草拟的诏敕，掩住正文，请中宗在文后签署，中宗竟不看诏文，笑而署敕。她和长宁公主（亦韦后所生）及韦后妹郕国夫人、昭容上官婉儿等都仗势弄权，卖官鬻爵。受钱三十万即自己写好封官墨敕（不盖官印），不经宰相审议签署，斜封交中书省执行，称为“斜封官”。当时，以员外同正、试、摄、检校等名义授官的，就有几千人。她们又大肆营建第舍，穷奢极欲。安乐公主强夺民田作定昆池，方圆数里；一幅织成裙，值钱十万。中宗、韦后和公主们又多建佛寺，劳民伤财。其时后突厥攻掠陇右；西突厥别部突骑施部攻陷安西都护府，断安西四镇路。内地则水旱为灾，户口逃散，民不聊生。中宗却与韦后恣为淫乐，不理朝政，还处死上书告发韦氏乱政的人。据说，景龙四年（710）韦氏恐其丑行暴露，安乐公主欲韦氏临朝，自为皇太女，遂合谋毒死中宗。韦后临朝摄政，立李重茂为帝，史称少帝。韦后又任用韦氏子弟统领南北衙军队，并欲效法武则天，自居帝位。临淄王李隆基（后来的唐玄宗）与太平公主（武则天女）发动禁军攻入宫城，杀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及诸韦子弟，迫少帝让位，立相王李旦（李隆基父）为帝，是为睿宗。韦后之乱，终告结束。

　　（杨志玖） 
　


    
唯识宗
  　　唯识宗

　　中国佛教宗派之一。创始人为唐玄奘及其弟子窥基（632～682）。这一流派的远祖，是印度的无着（约410～500）和世亲（约420～500），中间经过护法和他的弟子戒贤而传到中国。窥基常住长安慈恩寺，世称慈恩大师，故唯识宗也称为“慈恩宗”。又因为该宗从分析法相入手，以表达“唯识真性”，所以又称“法相宗”或“法相唯识宗”。主要经典依据有六部经和十一部论。六部经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解深密经》、《楞严经》、《厚严经》、《如来出现功德庄严经》、《阿毗达磨经》。十一部论是《瑜伽师地论》、《金刚般若论》、《大乘庄严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辨中边论》、《二十唯识论》、《观所缘缘论》、《阿毗达磨杂集论》。在六部经中，《解深密经》更受重视。玄奘所译《解深密经》为第四次重译。在十一部论中，《瑜伽师地论》为“一本”，其余十部论为“十支”。这些论多为玄奘所译。窥基根据玄奘讲授印度唯识学派的大意，糅合印度瑜伽行派对世亲《唯识三十颂》的十家注释，辑为《成唯识论》。《成唯识论》实际上是唯识宗的纲领性典籍。唯识宗主张“唯识无境”，认为世俗人相信外界事物为真实存在，但在唯识宗看来，那不过是“识”所变现出来的。引起“识”的境界并不是由于有独立于外界的客观物质实体，而是由“识”幻现出境界的影相，再由各个识来认识它。认识，不是主观与客观两者发生关系，只是人们的心认识自己的过程。“外界”只是“唯识所变”。唯识宗认为一般人所谓“境”（外界、对象），并不真正存在，只不过是人们自己的识所变相的“相分”，是人们思想中显现出的外境的形相。他们认为没有离开心而独立的客观事物。唯识宗建立了八识的学说，人死了，别的识都消灭了，只有第八识永存，这构成了轮回的依据。为了消灭轮回之苦，他们提出了“三性”、“三无性”的学说。三性是遍计所执性、依地起性、圆成实性。唯识宗认为人类的正常认识是迷妄的。相信外界为真实，这种认为（计）是偏见、错觉。纠治这种遍计所执性，要接受一切事物没有实体，即“相无性”的原则。唯识宗还教人相信一切事物的现象是由众缘而起，只有接受缘生的学说，就不致以幻为真，就是“生无性”的观点。圆成实性是真如、佛性的另一种说法，接受了圆成实性的说法，即达到“胜义无性”的最高精神境界。“三无性”是针对“三性”学说而提出的。他们全力破除的是遍计所执性；全力证明的是圆成实性，它永远真实，不生不灭，绝对清净。佛教出世的目的，在于追求这样一种精神境界。

　　玄奘译经图　明刻本《百法名门义忠疏》卷首版图

　　兴教寺　寺内有玄奘舍利塔　陕西西安城南少陵原畔

　　唯识宗完全忠实于印度学说。在唐太宗、高宗时期曾风靡一时，前后不过四十年即一蹶不振。辛亥革命（1911）以后至抗日战争以前，唯识学说曾一度流行，不久又消沉。

　　唐永徽四年（653）和开元四年（716），日本僧人道昭、玄奘先后入唐学法，法相唯识宗传入日本。奈良时期、平安时期较为盛行。

　　（任继愈） 
　


    
卫
  　　卫

　　先秦姬姓诸侯国。西周初，周公平定东方殷商故土的叛乱活动后，任命其弟康叔封坐镇河、淇间以控驭东方。他对康叔谆谆告诫的治国方针，均保存在《尚书》的《康诰》、《酒诰》、《梓材》等名文中。叔封初封于康（今河南禹县西北），铜器铭文中常见的康侯、康公，都是指叔封或其子嗣，后不知何时改康为卫。西周末年，卫武公在政治上甚为活跃，周平王东迁也曾得到他的支持。春秋之初，卫国仍是东方的大国。卫懿公九年（前660），卫被狄人攻灭，仅剩遗民五千余人在宋的资助下临时寄居于曹（今河南滑县东）。接着，齐桓公率诸侯修筑楚丘（今河南浚县东），帮助卫在此重新建国，并派一支齐军驻守保护。卫文公（前659～前635在位）艰苦创业，发展生产，到晚年军力增长十倍，后又吞灭邢国（今山东聊城），国势复兴。卫成公六年（前629），卫为避狄入侵扰，再迁帝丘（今山东濮阳南），经百余年休养生息，重又呈现出经济繁荣的景象。进入战国，卫遭到赵的不断蚕食，国土日削，政治上也越加腐败，卫成侯（前361～前333在位）被称为“聚敛计数之君”，行将自取灭亡。但卫的灭亡将破坏赵、魏间的均势，所以魏国攻赵救卫，使卫侥幸保存下来，成了魏国的附庸。秦王政六年（前241），秦攻魏，占领濮阳一带设置东郡。卫国遂迁徒到野王（今河南沁阳），转受秦的保护。秦二世元年（前209），卫君角被废为庶人，卫成为最后灭亡的周代封国。

　　（罗世烈） 
　


    
卫拉特部
  　　卫拉特部

　　见厄鲁特蒙古。 
　


    
卫青
  　　卫青

　　（？～前105）　汉武帝时抗击匈奴的名将。字仲卿。其父郑季，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以县吏给事平阳公主家，与婢女卫媪私通，生青。卫青因同母异父姊卫子夫得幸于武帝，故冒姓卫氏。长大后为侯家骑，跟随平阳公主。后因卫子夫的缘故得被武帝召见，先后任建章监、侍中、太中大夫。

　　武帝凭借文、景两代积蓄的财富与兵力，为根绝匈奴侵扰，一反西汉初年的和亲政策，发动了大规模的抗击匈奴战争。卫青自元光六年（前129）拜车骑将军始，曾先后七次率军出击匈奴。

　　元朔元年（前128）及二年，卫青连年率兵出击匈奴。元朔二年，率军出云中，迂回至于陇西，捕虏数千，获畜百余万头，驱逐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地区）。此后，汉政府于此筑朔方城，置朔方郡（治今内蒙古杭锦旗北），并重新修缮秦时所筑边塞，解除了对都城长安的直接威胁。卫青以功封长平侯、食邑三千八百户。

　　汉得朔方后，匈奴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元朔五年，卫青又率领苏建、李沮、公孙贺等军，出朔方，击溃匈奴右贤王，俘虏裨王十余人，众男女一万五千余人，牲畜近百万头。武帝拜卫青为大将军，益封八千七百户。子伉、不疑和登虽在襁褓，也皆得以封侯。

　　元狩四年（前119），卫青、霍去病奉武帝之命，各领骑兵五万人，负从马四万骑和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分别出击匈奴。卫青出定襄塞外千余里，包围匈奴伊穉斜单于。单于突围溃走，精锐丧失殆尽。卫青率军乘胜追至寘颜山赵信城（约在今蒙古杭爱山以南）而还。汉军占领了朔方以西至张掖、居延间的大片土地，保障了河西走廊的安全。此后一二十年，汉匈之间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武帝为酬偿卫青、霍去病的军功，乃置大司马位，拜卫青为大司马大将军，令膘骑将军霍去病秩禄与大将军等同。此后霍去病宠遇日隆，卫青相形见绌。

　　卫青率军与匈奴作战，前后捕斩首虏五万余级，益封凡一万六千三百户。他虽战功卓著，地位尊崇，但不以权势树党，不干预朝政。他勤恤士卒，颇得人心。然功利心较重，曾排斥压抑名将李广。卫青后娶平阳公主，死于元封六年（前105）。

　　（田人隆） 
　


    
卫士
  　　卫士

　　秦汉时守卫宫门的屯兵。由卫尉统率。西汉时长安城内的未央宫、长乐宫为帝、后所居，两宫都由卫士守卫，城外的建章宫、甘泉宫，以及帝后寝园，也各置卫士。驻屯于长安两宫的卫士也就是所谓的南军。

　　武帝时长安有卫士万人。以后逐渐增多，西汉晚期，守寝园的卫士已达四万余人。东汉时守卫洛阳南宫、北宫及诸宫掖门的卫士共两千四百余人。

　　两汉时卫士系从各地选拔，每年轮换一次。按照汉制，平民中男丁从二十岁（自武帝始为二十三岁）到五十六岁为止，要服两年兵役，一年在郡中为材官、骑士，一年到京城当卫士。每年岁终，所有守卫宫禁的卫士作好交代工作，次岁正月，宫中举行飨礼以罢遣全体更尽的卫士，皇帝也亲自参加。西汉时在未央宫曲台殿举行，东汉时在南宫。据《续汉书》记载，在飨遣卫士时，还要作乐和演出角抵，仪式颇为隆重。飨礼毕后，卫士们都返归故里，由另一批供更的卫士来接替他们。

　　（吴荣曾） 
　


    
卫尉
  　　卫尉

　　秦汉统率卫士守卫宫禁之官，隋以后改掌军器、仪仗等事。秦已有此官，始皇时有卫尉竭。汉景帝时一度改名中大夫令，后又恢复旧名。新莽时改为大卫，东汉时仍称卫尉。

　　西汉时护卫宫殿者有郎卫和兵卫。光禄勋率郎官为郎卫，卫尉率卫士为兵卫。西汉时卫尉所部称南军。宫内设庐舍以驻扎卫士，卫士昼夜巡警，检察门籍。卫尉主宫门和宫内，与主宫外的中尉相为表里。西汉时皇帝居未央宫，守护未央宫是卫尉的职责，故有时也称未央卫尉。皇后所居为长乐宫，设长乐卫尉。武帝时李广为未央卫尉，程不识为长乐卫尉。长安城外的建章宫，距长安较远的甘泉宫，也曾设有建章、甘泉两卫尉。又设卫将军居诸卫尉之上，如文帝时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南北军；宣帝时张安世为卫将军，掌管两宫卫尉及城门北军兵。卫尉秩为中二千石，其副职为丞，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吏民若向皇帝上书，由公车司马转达。

　　汉“卫尉之印章”封泥

　　东汉时无卫将军，也不再每宫皆设卫尉。卫尉下设北宫、南宫卫士令，以分管南北宫，省去旅贲令。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刘秀任命他的亲信李通、铫期为卫尉，后来外戚马廖、马光、窦固、梁淑等人都担任过这个职务。

　　魏晋以后，卫尉职掌渐生变化。从隋代起，改掌军器、仪仗、帐幕之事，与汉制截然不同。南宋并入尚书省工部。元代一度恢复卫尉，旋罢。明、清不设。

　　（吴荣曾） 
　


    
畏兀儿
  　　畏兀儿

　　（Uihur）　元朝西北族名。宋代称高昌回鹘，元代称畏兀儿。汉文文献中，还有畏吾儿、伟兀、伟吾而、卫吾、委兀、外五、瑰古、乌鹆、畏午儿等不同译法。

　　畏兀儿据有以合剌火州（又称高昌）和别失八里为中心的地区，其君主称亦都护（Iduq-qut），乃借自突厥拔悉密人的称号，即“神圣陛下”之意。西辽称雄中亚，畏兀儿被迫臣服。西辽派出的少监驻合剌火州进行监治，“骄恣用权，奢淫自奉”。亦都护巴而木·阿而忒·的斤决定依靠蒙古反抗西辽，于是杀少监，归降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称他为第五子，嫁以也立安敦公主，保留亦都护世袭统治畏兀儿的权力，并在别失八里、合剌火州等地派驻达鲁花赤。窝阔台、贵由相继任命回回人麻速忽总管征收畏兀儿至河中地区的税赋。蒙哥以讷怀、塔剌海同麻速忽充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

　　元世祖时，西北诸王同大汗对抗。海都和帖木迭儿、笃哇及其弟布思麻曾先后侵入畏兀儿地区，包围合剌火州。后诸王军又侵袭哈密力，亦都护火赤哈儿的斤战死。子纽林的斤继亦都护位，被迫迁驻甘肃永昌。元朝为了对付海都、笃哇等，至元二十三年（1286）在畏兀儿地区设置了别失八里、和州（即合剌火州）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成宗时又设北庭都元帅府。同时在亦都护之下相继设畏兀儿断事官、领北庭都护府、大理寺、大都护府等官府，管理畏兀儿人的民政。仁宗封亦都护为高昌王，设王傅官，颁发金印。钤用亦都护印的文札通行于畏兀儿境内，高昌王印的文札则对散居在内地的畏兀儿户通行。

　　哈剌火州所在的吐鲁番盆地是畏兀儿的中心地区，农业很发达，畏兀儿人民除种植小麦、大麦、稻、高粱、黍、豌豆等粮食作物外，还种植大麻、芝麻、棉花、苜蓿等油料作物、纺织原料和饲料，尤其擅长种植西瓜、甜瓜、葡萄、石榴等瓜果。手工业方面，加工金银铜铁，纺织布帛丝枲，工艺都很精巧。至元十三年，元朝迁移了一批畏兀儿工匠至大都，设别失八里诸色人匠局，专门织造御用领袖纳失失（波斯语，一种丝织品）等段匹。合剌火州酿造的葡萄酒味道极美，为当时东西方的记载所称道。吐鲁番曾出土大量木板印刷的经文，计有畏兀儿、汉、梵、西夏、藏、蒙等文字十七种。在敦煌曾发现过大德四年（1300）刻的畏兀儿文木活字，差不多同王祯的木活字同时。察合台曾开设一条由山丹州起，经过河西走廊、畏兀儿境直到他驻幕地的驿道。元朝建立后，这一驿路仍然畅通，别失八里和彰八里（今新疆昌吉）成为全线驿站的枢纽，这对畏兀儿地区的贸易有很大促进作用。至元十七年，元朝设置畏兀儿境内交钞提举司。二十年，又设立畏兀儿交钞库。中统钞和至元宝钞（见钞）在畏兀儿境内通用。

　　畏兀儿人很早已使用本民族的文字。畏兀儿知识分子常被其他民族统治者所器重。如塔塔统阿曾被乃蛮太阳可汗尊为师傅，掌其金印及钱谷。后来成吉思汗又令诸皇子跟他受学。哈剌亦哈赤北鲁曾被西辽皇帝聘为诸子师，降蒙古后，又教太子、诸王用畏兀儿字书写蒙古语。岳璘帖木尔、昔班、孟速思和布鲁海牙分别为斡赤斤、窝阔台、拖雷所用，或训导诸王子，或专管分邑岁赋和军民、匠户。日久一批畏兀儿人就成了大汗和诸王的亲信，有关军事、政治、财政、司法各方面的文字工作，常由他们担任。其中不少人因此在朝廷晋居要职。有一些畏兀儿人是兼通蒙、汉、藏、梵文的翻译家，掌管“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的蒙古翰林院，主要由他们担任翰林学士、承旨等职务。其中有的将《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汉籍译成蒙文，有的将蒙文典章译成汉文。畏兀儿僧人还将梵、藏、汉文佛经译为蒙文。《辽史》、《金史》、元历朝实录的纂修都有畏兀儿人参加。廉惇和贯云石是著有汉文诗文集的畏兀儿作家，贯云石尤精于词曲。搠思吉斡节儿写了一部关于蒙古语的著作《心箍》。鲁明善的著作《农桑衣食撮要》和萨德弥实的著作《瑞竹堂经验方》是畏兀儿人对祖国农学和医学的贡献。

　　回鹘在漠北时信仰摩尼教，西迁后统治者又接受了高昌盛行的佛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祆教也在百姓中流行。11世纪后，黑汗王朝统治下的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等地人民已改信伊斯兰教，并逐渐传到亦都护辖境，蒙哥汗时，穆斯林在社会上已有相当影响。元末察合台后王改信伊斯兰教，其他宗教都被排挤。

　　畏兀儿人民由于战乱等原因大批迁到甘肃、陕西等地。南阳、襄阳、乌蒙等地都有畏兀儿军和农民迁驻或从事耕垦。畏兀儿人种植棉花、西瓜、苜蓿、葡萄和酿制烧酒的经验，有的在元朝才传播到内地，有的则在这一时期得到较普遍的推广。参考书目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7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周清澍） 
　


    
尉
  　　尉

　　先秦武职或法官的官名之一；后代中央或地方亦有职能不同的尉。现存文献资料中，有关尉的记载，均属春秋战国时期。尉最早出现于何时，目前尚难知晓。

　　春秋时晋国有武职之尉。晋军之中，以帅位最高，次为军佐、大夫，再次为尉。尉或称为军尉、元尉。晋有中军、上军、下军等，各军都有尉，尉前往往冠以上军、中军字样以示区别。尉虽较帅为低，但地位颇重要，在帅位有空缺时，可由尉兼摄。尉之下有舆尉，《国语》和《国语注》以为晋之舆尉即军尉，疑不确。战国时不少国家都有尉。尉在军中较将为低，但高于候及司马。

　　有些国家的尉，如魏之持节尉、都尉，赵之中尉，都是秩别较高的官吏。秦国的尉往往和内史并提，地位非同一般。秦又有国尉，身份较高，和军中居于将军以下之尉有所不同。唐张守节《史记正义》以为国尉“若汉太尉”。这样的推测有一定道理。但国尉毕竟在地位、权力等方面与汉三公之一的太尉有所不同，还不是最高军事长官。

　　在地方政权机构中也设有以尉为名的各种官吏。据《商君书》和云梦秦律可知，战国时，秦已在县设尉。当时县、里有尉的记载还见于其他文献。《墨子》的《备城门》诸篇，曾提到守城的多种尉。如城上四角所设的尉；城上百步一亭，亭设亭尉；守城之士，每百人设一帛尉；守护大将府署者有门尉。这些尉可能并非常设，其地位也较卑微。县中常设的尉，有县尉、里尉，县尉是低于县令的武官，里尉较县尉为低，相当于秦汉时的里魁或里典。里尉的主要职守之一是守闾闬之门，掌管其筦、键。不过是一般的乡里小吏，和军事无关。由于要管理闾里之治安，故仍以尉为名。秦统一后，郡有郡尉，县有县尉。东汉省郡尉，遇有军事，临时设置都尉，事迄即罢。隋炀帝时郡置都尉领兵，但与郡守无统属关系，唐废此制。县尉，秦至南北朝，大县置二人，小县一人，主捕捉盗贼，维护地方秩序。隋炀帝改县尉为县正，后复置尉，但分司户曹和法曹。唐亦置县尉。

　　周之司法官员称为尉氏，杜预以为尉氏乃“诛奸之官”，孔疏云：“明尉氏主刑人，故为讨奸之官。”先秦时期，兵刑往往不分，所谓“大刑用甲兵，中刑用刀锯，其次用钻凿”，故军将和主刑之官亦可相通。秦统一后，最高司法官名廷尉，当是沿战国之旧。不过战国时以尉为名的司法官在文献中很难见到。记春秋战国时官制甚详的《周礼》，司法官吏官名中从无带尉字者，可见法官以尉为名者也并不普遍。

　　汉掌司法监察之官，有司隶校尉、廷尉。汉武帝置八校尉，皆为禁军将领。元鼎二年（前115），又置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骑都尉（监羽林骑）、驸马都尉（驸通副，掌非正车之驾车），三都尉皆为荣誉性武官衔。西晋沿其制，多以皇帝外戚为三都尉。东晋三都尉中唯留驸马都尉，娶公主者授此官。南北朝至隋唐，娶公主者拜驸马都尉遂成定制，故皇婿又称“驸马”。清代，封爵中亦有尉，如奉车都尉等（见爵制）。

　　（吴荣曾） 
　


    
《尉缭子》
  　　《尉缭子》

　　战国晚期论述军事、政治的著作。传世本共五卷二十四篇，以南宋刻《武经七书》本为最古。《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尉缭》三十一篇。据《隋书》、《旧唐书》的《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传世的是杂家的《尉缭》。其篇数与《汉书》不符，当因在流传过程中有部分亡佚。该书内容大部分论兵，因此宋以后多视为兵家著作，但其论兵，与《汉书》所谓兵形势家异趣，有人以为即《汉书》兵形势家的《尉缭》，恐不可信。《汉书》杂家《子晚子》下注有“齐人，好议兵，与司马法相似”，可见今所传《尉缭子》有可能列入杂家。

　　唐初的《群书治要》节录了《尉缭子》四篇。1972年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前期墓所出竹简，也有与《尉缭子》相合的竹书六篇。从这几篇的情况来看，今本文字有很多删节和讹误，篇名往往与竹书不合，但基本上没有后人添加的东西。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秦王政十年（前237）“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秦王以为国尉。

　　《尉缭子》疑即此人所作。今本首篇《天官》的第一句作“梁惠王问尉缭子曰”，惠王死于公元前319年，尉缭不能与之相及，此句“惠”字可能为后人臆增（但《隋书》所据本已有此字）。或以为魏有二尉缭，一在惠王时，为兵家，今所传《尉缭子》即其所作；一为战国末入秦者，杂家《尉缭》为其所作。此说恐不可信。《尉缭子》反对军事上相信“天官时日、阴阳向背”的迷信观念，强调政治、经济对军事的决定性作用，见识颇高。其思想有糅合儒、法、道各家的倾向，这大概是该书被列入杂家的原因。后半部《重刑令》以下十二篇，对研究战国时代的军法颇有帮助。

　　参考书目

　　银雀山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文物》1977年第2、3期。

　　张烈：《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和成书》，《文史》第3辑。

　　《尉缭子》残简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裘锡圭） 
　


    
魏
  　　魏

　　战国七雄之一。姬姓。祖先毕万，为周初重臣毕公高之后。公元前661年，晋献公以魏（今山西芮城北）封毕万为大夫。毕万之后遂以魏为氏。魏氏世世辅佐晋室有功。公元前514年，魏献子代韩宣子执政。公元前453年，魏桓子与赵襄子、韩康子三分晋国。公元前403年，魏文侯与赵烈侯、韩景侯被周天子正式策命为诸侯。

　　魏的疆域最初主要包括今山西南部（“河东”）、陕西境内黄河与洛河之间（“河西”）及山西芮城西南风陵渡一带（“河曲”）。魏悼子徒居霍（今山西霍县西南），魏昭子又徒居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其中心地区原在今山西西南，后逐渐向东南发展，通过今山西东南部（“上党”），扩大到今河南北部（“河内”）和中部。公元前361年，魏惠王迁都大梁（今河南开封），重心遂转移到中原地区。

　　战国初年，魏国曾是最强大的诸侯国。魏文侯先后任用其弟魏成子和翟璜、李悝为铺佐，师事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者，并任用乐羊为将攻取中山。当时，吴起为西河郡守，西门豹为邺县令，屈侯鲋为傅。李悝在魏国变法，提出“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使经济得以巩固。其所撰《法经》是中国古代影响甚大的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公元前413年至前409年，魏连年攻秦，夺取秦的河西之地，迫使秦退守洛水以西。公元前408年魏攻中山。公元前405年至前404年，魏联合赵、韩攻齐，入齐长城。公元前400年及前391年，三晋联军又先后败楚于乘丘和大梁、榆关。魏曾强盛一时。

　　战国中期，魏国仍较强大，但齐、秦等国崛起，对其形成威胁。秦自献公时起，国力有所恢复，不断向魏进攻，魏遂沿洛水筑长城以御秦。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秦更为强大，不断攻取魏的河西之地。同时，齐自威王时任用邹忌等进行变法，也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353年，齐败魏于桂陵。公元前344年，魏惠王首先称王，召集逢泽之会，率诸侯朝见周天子，仍保持着一定的声威。但公元前341年，齐又大败魏军于马陵（见马陵之战），从此魏的势力逐渐衰落。秦惠文王时，秦夺取魏的河西和上郡，并占领魏在河东的部分土地和河南的陕，控制了黄河天险和崤函要塞。公元前318年，魏任用公孙衍为相，联合赵、韩、燕、楚攻秦，不胜而归，魏已不能阻挡秦的东进。

　　战国晚期，魏已降居弱国之列。公元前298年至前296年，齐、韩、魏攻秦，入函谷关，迫使秦归还部分韩、魏失地求和。但公元前293年，秦又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公元前290年，魏被迫献河东之地四百里于秦。次年，秦攻取魏六十一城。公元前287年，苏秦、李兑合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罢于成皋，秦归还部分赵、魏失地求和。不久，秦又攻取魏河内，魏献安邑于秦。公元前283年和前275年，秦两次攻魏到大梁，魏献温于秦求和。公元前273年，秦败赵、魏于华阳，斩首十五万，围魏大梁，魏献南阳于秦求和。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与楚春申君救赵败秦，解除邯郸之围。公元前254年，魏安釐王攻取秦的陶郡并灭亡卫国。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引黄河、大沟水灌大梁，大梁城坏，虏魏王假，魏国灭亡。

　　（李零）W 
　


    
魏
  　　魏

　　见三国。 
　


    
魏道武帝拓跋珪
  　　魏道武帝拓跋珪

　　（371～409）　北魏王朝创建者。珪亦作涉珪，庙号太祖。鲜卑族。在位二十四年。西　 晋时鲜卑拓跋部首领猗卢受封为代公，进称代王，此后拓跋部势力日趋强大，到拓跋珪祖父什翼犍时，曾击败漠北的柔然与漠南的匈奴刘卫辰部。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正式建立代国。376年，前秦大举来攻，什翼犍死，部众离散。符坚令刘库仁和刘卫辰分别控制代国东西两部，什翼犍幼子窟咄被俘到长安，拓跋珪随母辗转流徒于独孤部与贺兰部。

　　383年肥水之战后，苻秦势力瓦解，被役属的各族纷纷起兵独立。386年，拓跋珪为各部大人所推，即代王位，建元登国。同年称魏王，改国号为魏。拓跋部处在原始社会解体，奴隶制不甚成熟阶段；拓跋珪建国后，该部出现向封建制发展趋势。拓跋珪即位后五年之间，北面击败高车与柔然，东北面击败库莫奚，扫除了后顾之忧。南面先联合同属鲜卑族，又与他有姻亲的慕容垂所建后燕，占领了心腹之患的刘库仁、刘卫辰后裔所蟠踞的地区，平定河套以南诸部，获得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离石的山胡酋长也率三千余家降附。魏国兵力强盛，财力富饶，再要发展，就必然与据有中原地带的后燕相争夺。391年，拓跋珪以慕容垂扣留其弟为借口，与后燕绝交。

　　拓跋珪幼年时国亡家破，饱经忧患，几乎被苻坚作为俘虏遣送长安。成人以后沉勇有智谋。395年，后燕太子慕容宝大举进攻，拓跋珪乘夜袭击燕军，在参合陂（在今山西阳高境）大胜。燕军死者万数，降者四五万，文武将吏被杀数千人。北魏获得器甲辎重、军资杂财无数。燕臣有才识者，拓跋珪皆加录用。396年，拓跋珪始建天子旌旗，同年，率四十万大军攻伐后燕，夺取并州（今山西），开始仿汉人制度建立台省，设置朝廷百官和地方的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皆用儒生担任，汉族士大夫稍有才用者都加以擢拔，为夺取中原作准备。397年，在钜鹿柏肆坞，慕容宝乘夜进攻，魏军惊散，拓跋珪不及衣冠，仓猝指挥，终于设奇阵转败为胜。同年，进军后燕都城中山（今河北定县），适值甲子日，太史令说商纣王以甲子日亡，谓之疾日，兵家所忌。拓跋珪说：“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终于平定了中山。398年取邺城。除山东半岛的南燕与东北的北燕外，太行山以东的中原地区基本上归入北魏版图。

　　这年拓跋珪即皇帝位，追尊远祖以下二十七人皆为皇帝，制礼乐，定律令。先徒太行山以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鲜卑、高丽杂夷三十六万人，百工伎巧十余万口以实代国，并对内徒新民赐给耕牛，计口受田。是年从盛乐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又徙东方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吏民两千家于平城。平城畿内之外，四方四维称为八国或八部，为鲜卑诸部所居，各置大人。八国各有大师小师，郡也立师，宗室有宗师，职能为品举人才，有如中正。399年，令郡县大索书籍，悉送平城。

　　拓跋珪理解必须依靠汉族儒士，采用汉族典章制度，来统治广大地区的汉人。但是他缺乏汉文化教养，又有浓厚的民族情绪，所以对汉人非常疑忌畏惧。曾为拓跋氏立功的崔逞说到飞鸮食桑椹而声音变好，拓跋珪怀疑他有意侮慢进入中原的北人，因而赐死。封懿以应对疏慢坐废于家。鲜卑人贺狄干因久被姚氏幽闭于长安，习读经史，举止有似儒生。还朝以后，拓跋珪认为他有意摹仿汉人，兄弟二人皆被杀。拓跋珪末年服寒食散，药性使他暴躁不安，喜怒失常。左右动辄得咎，多被他手刃而死。平定中原立过大功的常山王遵、司空庾岳、卫王仪先后被杀。拓跋珪自己也在409年被他次子清河王绍谋害而死。

　　（周一良） 
　


    
魏晋南北朝都城
  　　魏晋南北朝都城

　　中国古代3～6世纪分裂政权的政治中心。这个时期曾先后出现过许多疆土大小悬殊、运祚长短不一的割据政权。每个政权各有作为政治中心的都城。由于政权纷立、更迭频繁，所以都城的地域分布很广，迁移变化也很大。

　　主要都城　这个时期比较稳定，定都时间较长的都城有下列几个：

　　长安　西汉旧都。两汉之际因战乱已遭受严重破坏。190年，董卓为乱，挟汉献帝自洛阳迁长安，至196年献帝东还洛阳，为东汉都城六年，其后长安再度遭受破坏。西晋末，首都洛阳被汉刘曜攻占，怀帝被俘。313年愍帝在长安即位，316年刘曜又围攻长安，愍帝出降，西晋亡。此后，十六国的前赵、前秦、后秦及北朝的西魏、北周先后以长安为首都共一百二十五年。但有的政权为时甚短，如前赵仅存十一年，有的仅占关中部分地区，如前赵、后秦，故虽为都城，因战乱不息，长安城始终未能恢复昔日繁荣。

　　洛阳　东汉旧都。190年董卓逼献帝迁长安时，“悉烧宫庙官府居家”，洛阳惨遭毁灭性破坏。六年后，献帝东还时，“宫室烧尽，街陌荒芜”。同年，曹操迎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东）。221年魏文帝曹丕才重新建都于此，重建宫室。265年司马炎代魏建晋，都洛不改。直至311年刘曜攻占洛阳，怀帝被俘止。魏晋两代以洛阳为首都共九十年。493年北魏孝文帝定计自平城迁都洛阳，495年六宫及文武百官尽迁洛阳，至534年分东西魏，北魏都洛凡四十年。

　　邺　今河北临漳西南。东汉末年冀州治所，为河北平原统治中心。204年曹操破袁氏，攻下邺城后，自领冀州，即以邺为根据地经营河北。继而自署为丞相、封魏公，晋魏王。此后东汉名义上的都城在许，实际上政权中心在冀州、丞相府、魏都所在的邺。曹丕代汉建魏后，邺降为五都之一（曹魏以长安、谯、许昌、邺和洛阳合称五都）。十六国时，335年至352年的后赵、冉魏，357年至370年的前燕，北朝时534年至577年的东魏、北齐相继都邺，共七十三年。

　　汉魏洛阳城金墉城西垣

　　石柱拙　山西大同北魏平城遗址出土

　　建康　今南京。东汉末，211年孙权自京城（今江苏镇江）迁治秣陵，次年改名建业。除211年至229年，265年至267年初两次徙都武昌（今湖北鄂城）外，建业始终是孙吴政权的首都，直至280年为西晋所灭。西晋末因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317年后又为东晋首都。以后南朝的宋、齐、梁、陈，除梁元帝时首尾有三年（552～554）都江陵外，均以建康为首都。自孙权至589年隋灭陈，建康（建业）为六朝首都前后约三百三十年。

　　成都　东汉末为益州治。三国时为蜀汉（221～263）、十六国时为成汉（304～347）的首都，凡八十七年。

　　姑臧　今甘肃武威。十六国时前凉于301～376年、后凉于389～403年，以及南凉于406～410年、北凉于412～439年均都此，凡一百二十四年。

　　平城　今山西大同东北。398年北魏拓跋珪自盛乐迁都平城，至494年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凡九十六年。

　　一般都城　建都时间较短的城市很多，遍及今北方诸省。

　　今山西省境内　①离石，304年匈奴左贤王刘渊在左国城（今离石北）起兵反晋，自称大单于，迁都于此。②左国城，刘渊旋即由离石迁都于此，建国号曰汉。③黎亭（今长治南），305年因离石大饥，刘渊迁都于此。④蒲子（今隰县），308年刘渊迁都于此，并即帝位。⑤平阳（今临汾西南），309年刘渊因“蒲子崎岖，难以久安”，迁都于此。319年刘曙迁都长安，史称前赵。⑥长子（今长子东），西燕自385～394年的首都。

　　今辽宁省境内　①大棘城（今义县西北），294年鲜卑的慕容廆迁此。337年廆子皝自称燕王，建前燕。②龙城（和龙，今朝阳），341年前燕慕容廆所筑，并立宗庙、宫阙，名曰龙城。次年自大棘城迁都于此。350年迁都于蓟，以此为留都。397年北魏攻入后燕都城中山，慕容宝退保龙城，直至407年后燕亡。407年高云在龙城自称燕王，史称北燕，436年为北魏所灭。龙城为前、后、北燕都城约五十年。

　　今河北省和北京市境内　①襄国（今邢台），319年后赵石勒都此。335年石虎迁都邺。349年冉闵灭石氏，350年石虎子祇复称帝于襄国，352年为冉闵所破。襄国为后赵国都共十八年。②中山（今定县），后燕于386年至397年都此。③蓟（今北京城西南隅），350年前燕自龙城迁都于蓟，357年迁都邺。

　　今甘肃省境内　①勇士城（今榆中东北），385年，鲜卑乞伏国仁自称大单于，筑勇士城为都，建西秦。②金城（今兰州西北），388年苑川王乞伏乾归自勇士城迁都于此。③苑川城（在今榆中大营川地区，有东西两城，相距七里，此为西苑城），400年西秦王乞伏乾归自金城迁都于此。④度坚山（今靖远西），409年乞伏乾归徙都度坚山。410年复都苑川。⑤谭郊（今临夏西北），412年二月乞伏乾归自苑川迁都于此。⑥枹罕（今临夏），412年六月乾归子炽磐继位，率文武及民两万余户迁于枹罕。430年西秦为北凉所逼，东迁附魏，故地为吐谷浑所占。⑦张掖，北凉于399年至412年都此。⑧敦煌，西凉于400年至405年都此。420年，西凉都城酒泉为北凉所破。西凉李恂居敦煌，自称凉州刺史，421年，被沮渠蒙逊所灭。⑨酒泉，西凉于405年至420年都此。

　　今青海省境内　①廉川堡（今乐都东），395年河西鲜卑秃发乌孤筑廉川堡而都之。②乐都，399年乌孤自廉川堡迁都于此。同年其弟利鹿孤徙西平（今青海西宁）。402年秃发傉檀称凉王，史称南凉，徙都乐都。406年徙都姑臧。410年还都乐都，至414年为西秦所占。③西平，南凉399年至402年所都。

　　今湖北省境内　①武昌（今湖北鄂城），三国孙吴自221年自建业迁都于鄂，改名武昌。229年还都建业，以此为留都。265年迁武昌，267年还都建业，都此凡十一年，②江陵，南朝梁元帝萧绎于552年至554年都此。

　　今山东省境内广固城（今益都西北），398年至410年南燕都城。

　　甘肃高台骆驼城遗址　北凉曾在此建都

　　今内蒙古境内①统万城（今乌审旗南白城子），413年至427年为夏都城。②盛乐，故址有三：其一，今和林格尔北。258年北魏先世拓跋力微“迁于定襄之盛乐”，即此。313年代公猗卢筑盛乐城为北都，以平城为南都。340年代王什翼犍都云中之盛乐，亦即此。其二，新盛乐城在故城东南十里。337年拓跋翳槐所筑，一岁而崩。其三，在盛乐故城南八里。341年什翼犍所筑。398年迁都平城。

　　今江苏省境内　京（京口），三国孙吴于209年自吴（今苏州）迁此，211年徙都秣陵。

　　选定新都城的因素　从上述三十六个大小都城的地理位置以及迁都的过程，可以看出当时各政权在都城选址问题上所考虑到的自然、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

　　①凡控制了黄河流域大部分土地并又欲统一南北的政权，往往建都于洛阳。因洛阳“居天下之中”，建都伊水、洛水可以通漕四方。既可控制黄河流域，又便于征伐南方。魏文帝曹丕为了统一南方，舍弃曹操经营了十多年的邺都而迁都董卓劫献帝以来荒芜了三十年的洛阳。魏孝文帝元宏自平城南迁，一度曾考虑都邺，但最后终于定都于永嘉乱后荒芜达一百八十年之久的洛阳，也是为了便于南伐。

　　②凡统治黄河流域西部地区的政权，往往定都长安，因长安自西汉以来即为全国政治中心，有四塞之固，进可攻，退可守，利于制内御外。十六国前赵、后秦、北朝的西魏、北周均都此。前秦虽拥有黄河流域大部分土地，但其根据地在西部。350年苻健攻入长安，即建为都。以后苻坚盛时其疆域南至邛僰，东抵淮泗，西极西域，然关中终为其心腹之地，故仍都长安。

　　③凡统治黄河流域东部地区的政权，往往定都于邺。因邺处于古代“山东”（一般指崤山或华山以东）地区的中心，背靠山西高原，东、南、北三面为经济最发达的黄淮海平原，居高临下，有建瓴之势。再自战国西门豹等人引漳灌溉和曹操开白沟、利漕渠后，邺城周围的农业生产和水运交通十分发达。故曹操弃其多年经营的许而定都于邺。十六国时后赵、前燕和北朝的东魏、北齐据有山东之地，都以邺为首都。

　　④凡统治西南地区的政权必都于成都。这里是战国以来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三国蜀汉、十六国成汉皆然。凡据有长江中下游及珠江流域的政权都以建康为都城。因建康前临大江，南有重岭，所谓“钟山龙盘，石头虎踞”，形势险固，进可以规图中原，退可以划江为守。同时以长江为天然航道，西引荆楚，东连三吴，可以控制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故孙吴政权自211年从京口迁都建业以后，虽两度迁都中游武昌，都不久即还都建业。因其地理位置远不及建业。东晋咸和年间发生苏峻、祖约之乱后，建康遭受严重破坏，“宫阙灰烬”，有人建议迁都豫章（今江西南昌）或会稽（今浙江绍兴），均未获同意，东晋王朝仍都建康。以后宋、齐、梁、陈沿袭不改。

　　⑤原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魏晋南北朝时即成为控制这一区域的割据政权的都城。如河西的姑臧原为凉州治，东汉以来，因“通货羌胡”，成为河西富邑。十六国时为割据河西地区诸凉的都城，酒泉、敦煌亦然。有的城市虽为地区中心，因自然条件或社会因素的不利，难以成为一个政权的中心。如江陵和武昌为长江中游两大军事重镇。侯景之乱后，梁元帝以湘东王、荆州刺史在江陵即帝位。因地处江北，无险可恃，不出三年即为西魏所灭，三国孙吴政权曾两次迁都武昌，然离东吴政权的根据地三吴地区过远，最后在江东世族地主的舆论“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康死，不止武昌居”的压力下，还都建康。可见两地虽为一方重镇，但不宜作整个南方政权的首都。

　　⑥边区游牧民族在其政权建立和势力逐渐进入中原地区的过程中，在都城的选址问题上，往往表现为不断从边区向内地迁移。如汉、前赵从离石迁左国城又迁蒲子再迁平阳最后都长安；前燕从大棘城迁龙城再迁蓟最后都邺；北魏从盛乐迁平城又迁都洛阳。这种迁移的过程也就是这一政权逐渐稳定和汉化的过程。

　　⑦有些边区民族在建立政权的军事征伐过程中，仍保留浓厚的游牧民族迁徙不定的习俗，故其政治中心也不断迁徙。如河西鲜卑秃发利鹿孤据有河西走廊东部和湟中一带，史称南凉。他认为“建都立邑，难以避患，储蓄仓库，启数人心；不如处晋民于城郭，劝课农桑以供资储，帅国人以习战射，邻国弱则乘之，强则避之”，故其都城屡迁。陇西鲜卑乞伏氏建立的西秦亦同。赫连勃勃于407年自称夏王，部下劝其定都，他以为“专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不如以“云骑风驰，出其不意，救前则击后，救后则击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则游食自若”，故初无定治，至413年才筑统万城而都之。

　　（邹逸麟） 
　


    
《魏书》
  　　《魏书》

　　记述北朝拓跋氏所建立的北魏及东魏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齐魏收撰，含本纪十二卷，列传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共一百二十四卷。原分为一百三十一卷，北宋时，例目一卷和纪传志中的二十九卷已亡佚。今本卷三太宗纪和天象志的三、四两卷，是宋人分别用隋魏澹《魏书》和唐张太素《魏书》所补。其余各卷乃用《北史》、高峻《小史》（亦称《高氏小史》）、《修文殿御览》所补。另有二十九卷中也还有缺文。

　　魏收（506～572），字伯起，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北魏中兴元年（531）曾以散骑侍郎典起居注，并修国史。东魏时期一直参与修国史。北齐受魏禅后，魏收任中书令，仍兼著作郎。天保二年（551）受诏撰魏史。四年任魏尹，但不理郡事，专力于魏史的修撰。五年三月奏上本纪、列传，十一月奏上十志。自北魏末经东魏到北齐，魏收参与修史达二十余年。前后协助其修史的，有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綦毋怀文、眭仲让等。但由于魏收“性憎胜己”，所援引的房、辛等都是依附他的人，多非史才，编修中没有起多大作用。

　　魏收从天保四年专任史职，到次年奏上全部《魏书》，不过年余，这是因为北魏修国史和起居注的工作，自魏道武帝拓跋珪以来始终未断。从开国到孝明帝末年部分，魏收都有所凭借，沿用旧史。只有北魏末和东魏共约二十年间的事迹，需重新搜集编写。至于东晋和十六国各传，是利用了崔鸿《十六国春秋》、孙盛《晋阳秋》、檀道鸾《续晋阳秋》等。沈约《宋书》和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都可能得见，但宋齐时代相去不远，事实易于稽考，他又蔑视南朝文人，所以岛夷刘裕、萧道成传完全看不见袭用南朝沈、萧著作的痕迹。

　　魏晋以后，佛教逐渐兴盛，影响深入到中国社会、思想、文化之中。道教也在政治、社会方面起相当作用，都应在史书中有所反映。但魏收之前的裴松之注《三国志》，以佛家事附于东夷传。沈约《宋书》附于蛮夷传。《魏书》中始设释老志，不能不目为卓识创举。北魏时鲜卑部族蕃衍，太和以后又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之举。魏收师汉人氏族谱牒之意，结合北方民族部落族姓的风习，设官氏志，于百官之外兼志氏族，是适应时代特征的处理方法，为后人研究北魏历史提供了极大方便。《魏书》本纪、列传相连，而志列在最后，符合刘知几《史通》所谓：“本纪所书，资传乃显，表志异体，不必相涉。”列传的类列和次第，也都各有其意义。书中收录的诏令奏议，大都关系政治，其他文章，也足供考察作者身世和为人。而当时流行的轻浮诗文，所取极少。这些都是《魏书》的显著优点。

　　魏收在北齐时修魏史，北齐继承东魏，他不得不以东魏为正统，因有不少挂漏，对高欢也多溢美。例如地形志以文书散佚为理由，不依据北魏最盛的宣武帝延昌年间版图，反而采用偏安的东魏武定之世为标准，给后代研究北魏历史造成很大困难。魏收为人恃才傲物，利用修史凌侮别人，“迁怒所至，毁及高曾”。因而申诉其不公平者百有余人，称其书为“秽史”。实际上，作为封建史家，在政治上的荦荦大端，魏收的观点和当时统治阶级公认的看法是相一致的。例如传说他因受金而为尔朱荣作佳传，但《魏书》尔朱传中对他的专横残暴以及给魏朝统治带来的祸害，都有充分的描述和足够的谴责。“秽史”之说，只是一些门阀士族斤斤于自己祖先在书中的反映，并不完全符合事实。

　　（周一良） 
　


    
魏太武帝拓跋焘
  　　魏太武帝拓跋焘

　　（408～452）　北魏皇帝。鲜卑族。小字佛狸，庙号世祖。在位三十年。魏道武帝拓跋珪的孙子。泰常八年（423），十六岁的拓跋焘即位。自此，东征西伐，始光四年（427）率军进攻赫连夏，占领都城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继续与夏争夺长安。神■三年（430）关中之地全入北魏，夏的残余势力最后被消灭。太延三年（436）攻灭北燕，向东北扩张了疆土。五年，击败北凉沮渠氏，占领河西，至此完成了统一北方的事业。与江东的刘宋王朝对峙，形成南北朝的局面。自前凉张氏以来，河西地方文化学术比较发达，号称多士。北魏自道武帝以后，政治上使用汉族高门，汲取不少魏晋典制；吞并河西后，又有大批河西文士进入北魏统治区域，不少到平城去做官，受到重用，北魏的儒学才开始兴盛。

　　在向东西扩张的同时，北魏也警惕北方柔然的威胁。拓跋焘保持游牧民族部落联盟酋长的习惯，出军多自任统帅。他七次率军进攻柔然。太平真君十年（449）大败柔然，收民畜凡百余万。柔然可汗远遁，北方边塞得以安静。但保据仇池（今甘肃成县西北）的氐族杨氏，却始终依违于北魏与南朝之间。拓跋焘虽几次用兵，终未能长远征服。

　　拓跋焘注意西域的交通。太延三年（437）派遣散骑常侍董琬、高明等多携金帛，招抚西域九国，成为孝明帝神龟元年（518）宋云、惠生出使西域的先驱。以后西域与北魏保持经常联系的，有十六国之多。

　　拓跋焘为人勇健，善于指挥。战阵亲犯矢石，神色自若，命将出师，违其节度者多败，因此将士畏服，为之尽力。有知人之明，常从士伍中选拔人才。赏不遗贱，罚不避贵，虽所爱之人亦不宽假。自奉俭朴，而赏赐功臣绝无吝惜。认为功臣勤劳日久，应让他们以爵归第，随时朝见饷宴，百官职务则可另简贤能。这样就保证了行政效率，使政治多少能健全发展。他还以为“文体（指文字）错谬”，下诏造新字千余，颁下远近，惜已不传。

　　作为一个统治广大胡汉各族人民的胡族君主，拓跋焘维护鲜卑地位，猜疑其他各族和他祖父拓跋珪相似，动辄杀戮。作战对阵时以骑蹙步，可以看出鲜卑骑兵的优越地位。围盱眙时给宋守将臧质信中说，北魏军中冲锋陷阵的都不是鲜卑人，杀死丁零与胡人士兵，可以减少常山赵郡及并州地方的麻烦；杀死氐、羌士兵，可以减少关中的麻烦。所以，宋军杀死这些斗兵，于魏国并无不利。这虽是故作激愤之言，但明显反映拓跋焘对待非鲜卑各族的态度，与苻坚兼容精神迥然不同。他倚重汉人，李顺、崔浩、李孝伯等先后掌握朝权。然而崔浩修国史详实记载魏先世事迹，可能涉及某些鲜卑习俗和隐私，有伤体面，拓跋焘不惜兴动大狱，将三朝功臣司徒崔浩处死，连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以及浩姻亲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都遭族灭。事后拓跋焘说“崔司徒可惜”，有后悔意。

　　拓跋焘追崇祖先，缅怀旧俗，是鲜卑统治者民族意识的另一表现。太平真君四年，乌洛侯国来告，拓跋祖先祭天石室尚在，拓跋焘即派人奉祭。1980年7月，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大兴安岭北段东麓发现的嘎仙洞，即此石室。壁上刻有太平真君四年七月拓跋焘派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致祭的祝文，文字较魏书记载略详，称以祖先可寒可敦配饷皇天后土。此洞的发现，证实了鲜卑族发源之地的大鲜卑山，就是大兴安岭。

　　拓跋焘统治时期，氐、羌、屠各，以及所谓“杂虏”、“杂人”的各族人民起义非常频繁。太平真君六年卢水胡盖吴在关中杏城（今陕西黄陵西南）发动的起义，声势最为浩大。盖吴建号秦地王，有众十余万，得到安定卢水胡刘超、河东蜀薛永宗的响应，拓跋焘调动强大的兵力才镇压下去（见盖吴起义）。拓跋焘受崔浩、寇谦之影响，奉道排佛。镇压盖吴过程中，在长安佛寺中发现大量兵器，认为佛寺与盖吴通谋，太平真君七年，决心废佛，诛杀僧人，焚毁经像，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受到沉重打击。

　　嘎仙洞石刻祝文拓本　出自内蒙古鄂伦春自治旗

　　经过元嘉之治的休养生息，宋文帝刘义隆开始具备北伐的条件。而北魏境内也再无后顾之忧，拓跋焘得以兵锋南向。宋军一度抵达北魏河南三镇（碻磝、滑台、虎牢），终以孤军深入，不能据有其地。十一年，魏军围悬瓠（今河南汝南），次年拓跋焘亲率大军南下，经过彭城、盱眙，直达江边的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建康震动。但魏军还不具备渡江灭亡南朝的条件，只蹂躏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在江边掠民烧屋后退军。

　　中常侍宗爱行为不法，诬陷太子晃的宠臣，晃忧惧而死。拓跋焘哀悼太子，宗爱惧诛，于承圣元年（452），谋杀了拓跋焘。

　　参考书目

　　米文平：《大兴安岭北部发现鲜卑石室遗址》，《光明日报》1980年1月25日。

　　（周一良） 
　


    
魏文帝曹丕
  　　魏文帝曹丕

　　（187～226）　三国时期魏国君主、文学家。字子桓。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魏武帝曹操次子。东汉建安十六年（211），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立为太子。延康元年（220），曹操死，继位为丞相、魏王。当年十月，迫汉帝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将都城由许昌迁至洛阳。在位七年。曹丕坚持大权独揽，设立中书省，其官员改由士人充任，与西汉用宦者充任中书不同。原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机要之权渐移于中书省。在他统治之初，三公希预朝政。废除东汉以来灾异归过三公的旧习。鉴于东汉母后干政和外戚之祸，定令妇人不得预政，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控制藩王极严，子弟皆“不闻邦国之政”；所封王国，土地荒瘠，人口寡少，军事力量极弱，并专设官吏对他们进行监督，目的是防帝位争夺。为防统治秩序混乱，下诏敢有沿袭东汉旧习，子弟为父兄私复仇者，皆族诛；还规定除谋反大逆之外，敢行诬告，“以其罪罪之”。他又建立并推行九品中正制，力图把用人权从大族名士手中收归朝廷。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进一步巩固了魏国统治。他曾三次亲自统军伐吴，因条件不成熟，皆无功而还。

　　曹丕爱好文学，并有相当的成就。写下《燕歌行》等中国较早的优秀七言诗。所著《典论·论文》，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祝总斌） 
　


    
魏武帝曹操
  　　魏武帝曹操

　　（155～220）　东汉末权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父曹嵩，宦官曹腾养子，虽官至太尉，仍为士族所鄙。二十岁以孝廉为郎，向以骑都尉，参与镇压颍川黄巾起义军，被命为西园八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中平六年（189），因董卓专权，逃离洛阳，至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散家财，聚兵五千人。与袁绍为首的东关州郡军一起讨伐董卓。当时诸军畏卓，莫敢先进，唯操出战，董卓西逃，袁绍表操为东郡太守。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起义军攻入兖州，杀刺史刘岱，州吏拥曹操领兖州牧，率兵打败黄巾军三十余万，收其精锐为部下，号“青州兵”。在随后几年的兼并战争中，表现出杰出才能：打败袁术，攻破陶谦，平定张邈，消灭吕布，逐渐壮大成一支与袁绍相对抗的力量。建安五年（200）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打败袁绍十万大军，乘胜追击，陆续攻占原属袁绍的冀、青、幽、并四州。十二年，又消灭曾收留袁绍二子、以辽西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为根据地的少数族乌桓势力，基本统一北方。

　　曹操根据毛玠、荀彧谋划，于建安元年将处于困境的汉献帝从洛阳迎到自己势力范围内的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作为傀儡，并迁都于许。从此，他“奉天子以令不臣”，政治上主动，号召力增强。

　　他采纳枣祇建议，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后推广到许多州郡，史称所在积粟，仓廪皆满。从物质供应上保证了战争的胜利（见曹魏屯田）。

　　他精通《孙子兵法》，是今存为此书作注的第一人。著有兵书十万余言。善于运用古代军事学说和战略战术，“因事设奇，谲敌制胜，变化如神”。

　　他多次下令求贤，要求“唯才是举”。与东汉重视德行、门第不同，只要才干杰出，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使出身微贱，不懂儒家经术，不仁不孝，名声卑污，他都考虑予以重用，甚至拔为大将、牧守。豪强大族率众投奔者，也极力笼络，崇以官职。因此，他又不完全否定德行标准，而且很重视对名士的争取。部下对他如不竭诚效忠，一经发觉，立即清除，毫不容情。“天下忠正效实之士咸愿为用”，手下人才济济。

　　曹操“揽申、商之法术”，受先秦法家思想影响很大，不官不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强调“拨乱之政，以刑为先”。在此思想指导下，他残酷镇压农民反抗。同时对豪强大族的不法行为也往往给予严厉打击。平定冀州后立即下令，加重对豪强兼并的惩罚。

　　建安十三年，曹操进位丞相，率军南征。荆州刘表适病卒，子琮归降。操进军江陵，沿长江顺流东下，与孙权、刘备联军会战于赤壁。其时南北统一条件远未成熟。北方军队长途跋涉，不服水土，兵多疾病；荆州降军心有顾虑，未肯力战。加上曹操骄傲轻敌，在联军火攻之下大败而归（见赤壁之战）。他从此转向巩固北方的统治，镇压朝廷中异己力量包括皇后伏氏的反抗，并继续消灭北方残余割据力量。建安十六年讨平关陇地区马超、韩遂；四年以后又征降汉中的张鲁，为代汉作了充分准备。在此期间，曾数次进攻孙权、刘备，无功而还。

　　建安十八年，曹操封魏公、建魏国，都于邺。魏国拥有冀州十郡之地，置丞相以下百官。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用天子旌旗，戴天子旒冕，出入得称警跸，他名义上还为汉臣，实际上已是皇帝，子曹丕代汉，追尊魏武帝。

　　曹操诗歌造诣极高，所作《薤露行》、《蒿里行》、《步出夏门行》等，皆悲凉雄浑，气势磅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等句传诵千古。在他奖掖、提携下，周围聚集了一批优秀文人，出现了著名的建安文学。

　　对曹操的评价历史上自来是毁誉掺半。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史学界围绕曹操的功过及是否应为他翻案的问题展开了一场讨论，集中在：曹操镇压黄巾起义的功过；统一北方的评价；他代表的是哪一社会阶层的利益。有人认为，曹操的形象受到后代学者的歪曲，而其历史功绩远远超过过失，应为其翻案。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倾向于认为曹操是一个在历史上作出过多方面贡献的杰出人物。（参见彩图插页第29页）

　　参考书目

　　《曹操论集》，三联书店，北京，1960。

　　（祝总斌） 
　


    
魏孝文帝元宏
  　　魏孝文帝元宏

　　（467～499） 北魏皇帝。原名拓跋宏。庙号高祖。鲜卑族，在位二十九年。皇兴五年（471）献文帝拓跋弘传位给五岁的太子拓跋宏，国政由其祖母冯太后主持。曾于太和九年（485）颁行均田令（见均田制）。次年以后，元宏开始亲自草拟诏策，较多参预政事。十四年冯太后死，元宏独揽朝政。他的汉文化修养很深，十分器重出身江南高门的王肃。认为鲜卑族必须汉化才能巩固政权，统一南北。他改变鲜卑姓氏，如改拓跋为元；禁止使用鲜卑语言和服饰；一些鲜卑贵族依高下规定为姓或族，使成为与汉族高门卢、崔、郑、王等相等的门阀；为诸弟聘娶汉族高门之女为妃；选拔人才时专重人望。

　　元宏因为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无漕运之路，而且僻处北边，不利于控制中原，便向南发展，十八年迁都于东汉以来的政治、文化中心洛阳。汉化与迁都遭到鲜卑族人的反对，太子恂反对其政策，终于被废、被杀。迁洛以后，元宏更多地亲迎中州儒士，拓跋氏宗室和代北旧人益加不满，在平城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迁都的次年，元宏即以齐明帝萧鸾篡夺政权为借口，亲率大军南伐，从东路渡淮水向寿春进军。他有意南临长江，但淮南三大重镇寿春、盱眙、淮阴都未攻克，只得遣使臣临江责骂萧鸾。二十一年又从西路南下攻南阳、新野，亲自率军攻悬瓠（今河南汝南），沔北大震。次年萧鸾死，元宏以礼不伐丧而退军。二十三年再从西路南伐，进到马圈城（今河南邓县北），因病班师，死于军中。

　　（周一良） 
　


    
魏源
  　　魏源

　　（1794～1857）晚清思想家。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又字汉士。湖南邵阳县隆回人。晚年信佛教，法名承贯。嘉庆十九年（1814）以拔贡入京就读太学，治汉学、宋学及《公羊传》，并与龚自珍切磋古文辞。

　　嘉道之时，清朝已入衰世。魏源以天下为己任，讲求经世之学，力图以之谋求国富民强，从而成为晚清学术的开风气者。他由习王守仁心学而改从今文经学（见今文学派），论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对于充斥朝野的考据学风和理学的性理空谈，皆加贬斥；指出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宋学同样“无一事可效诸民物”。他反对拘泥古制，依据《春秋》公羊家说，提出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的变法主张。这种思想，不为时人所接受，故他自道光二年（1822）后历经会试而屡不中。

　　道光初年，魏源曾先后任江苏布政使、巡抚幕僚，主持《皇朝经世文编》纂辑事宜，对海运、水利诸政多所建言，力主以海运代河运，重申“惟海运可再造东南之民力，惟海运可培国家之元气”。道光八年，入京任内阁中书，与同官龚自珍以讲求匡时救弊之学而齐名，有“龚魏”之称。后居父丧侨寓扬州，深得两江总督陶澍倚重，力赞陶澍以票盐法整顿淮北盐务。后法行淮南，使两淮盐课成数十万增长，年收银五百万两。促成两淮盐法改革，是魏源对当时盐政的重要贡献。

　　鸦片战争爆发，魏源一度应钦差大臣裕谦聘，入浙江参赞军务。兵败，感愤时事，撰成《圣武记》十四卷。他深以鸦片战争败北为国耻，试图用清初以来的武功之盛激励民气，重振国威，抵御“英夷”，并提出了一些强国的具体建议。他针对积弊，于兵饷主张开源节流，整顿财政，“采金更币”；于河工主张修复黄河故道，导河于大清河入海。又遵友人林则徐嘱，据林所主持译编的《四洲志》，参以历代史志及两人记录，辑为《海国图志》五十卷，后续增至一百卷。《海国图志》率先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状况，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表明魏源是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先行者之一。

　　《海国图志》书影

　　道光二十五年，魏源终于得中进士。之后，曾任知县等职，官至高邮州知州。咸丰三年（1853）正月，应调协助安徽巡抚周天爵镇压皖北捻军。后因年逾六十，无心仕宦，遂断然辞官归隐，一直侨居兴化，手订生平著述，潜心研制佛学。七年三月，在杭州僧舍病故。

　　魏源学识渊博，才气横溢，一生著述甚富。除前述《皇朝经世文编》、《圣武记》、《海国图志》外，经学著作主要有《诗古微》、《书古微》、《两汉今古文家法考》等；史学著作主要有《元史新编》、《明代兵食二政录》、《道光洋艘征抚记》等；先秦子学著作主要有《孔子年表》、《孟子年表》、《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注》、《吴子注》等；文学著作主要有《古微堂诗文集》等；佛学著作则辑有《净土四经》。1976年，中华书局集魏源诗文杂著合为《魏源集》刊行。

　　（陈祖武） 
　


    
魏徵
  　　魏徵

　　（580～643）唐贞观时名相，以善谏著称。字玄成。先世是钜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人，后居相州内黄（今河南内黄西）。祖父魏彦，在北魏时曾欲删削各家《晋书》，成一家之言，未成。父亲魏长贤，是著名史学家魏收的族叔，博涉经史，北齐时为著作佐郎，欲承其父志，改撰《晋书》，后因讥刺时政，出为上党屯留令，其志未遂。

　　魏徵少孤，通贯书术，素怀大志，不营赀产。隋末农民起义爆发，魏徵诡为道士，以避世乱。大业十三年（617），武阳郡（即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丞元宝藏举兵响应瓦岗军李密，以魏徵典书檄。魏徵代宝藏作启谢李密，为李密所重，召为文学参军，掌书记。后以“十策”说李密，未被采纳。武德元年（618），瓦岗军为王世充所败，魏徵随李密投奔李渊，遂为唐臣。魏徵请出使山东，李渊因署魏徵为秘书丞，东出关，先后劝降了据守黎阳（今河南浚县东）的瓦岗军余部徐世勣及据守魏州的元宝藏。二年十月，魏徵在黎阳被窦建德所俘，署为夏政权的中书舍人。四年，窦建德、王世充相继为唐朝所灭，魏徵遂复归长安，任太子洗马。当时秦王李世民为争夺皇位继承权与太子李建成及齐王李元吉明争暗斗，魏徵劝建成亲自将兵出征刘黑闼，借机树立威信，结纳豪强，作为战胜世民的政治资本；次年，随太子至河北，建议释放囚俘，分化黑闼部众，黑闼果败。九年，魏徵又劝建成早除世民，未被及时采纳。六月四日，发生“玄武门之变”，建成、元吉被杀。秦王李世民获胜，不久即位，是为唐太宗。太宗素重魏徵之才能，遂化敌为我，引为太子东宫詹事府主簿，拜谏议大夫。以后相继任给事中、尚书右丞，封钜鹿县男，又除秘书监、参预朝政（即宰相）、侍中，进位左光禄大夫，进爵郑国公。晚年曾为太子太师。

　　唐太宗以虚怀纳谏著称于世，贞观一朝谏臣云集，著名的有魏徵、虞世南、王珪、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等人，其中以魏徵最为杰出。他素有胆智，忠心耿耿，敢于犯颜直谏，面折廷诤，前后所奏二百余事，其中大部分保留在《魏郑公谏录》和《贞观政要》两书中。贞观十一年（637）所上的《论时政疏》、《陈十思疏》（简称《十渐疏》）是他一生奏疏中最为重要者。综合所谏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居安思危，施行仁义；去奢省费，轻徭薄赋；举贤任能，斥佞退邪；坚持法制，力避任刑；虚怀纳谏，不责过激；偃武修文，少动干戈；善始令终，力防蜕变。魏徵所谏都是为了唐朝的长治久安，使太宗少犯很多错误，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不小的作用。

　　贞观十七年，魏徵卒。太宗十分惋惜地对朝臣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太宗还亲自为魏徵撰成碑文，亲书刻石。就在这一年，太宗在凌烟阁图画二十四名功臣的肖像，魏徵名列第四。太宗晚年发动亲征高丽的战争，损失巨大，受创班师，扫兴之余懊悔地说：魏徵如果在世，就不会使我有这次出征。

　　魏徵以家学渊源，适应唐初统治之需要，亦略有纂述。唐贞观中修梁、陈、北齐、北周和隋五代史，魏徵总领其事，其中《隋书》由他主要负责，并亲自撰写序论。此外，他还主编《自古诸侯王善恶录》，并为萧德言等所辑《群书治要》一书作序。

　　参考书目

　　汪篯：《唐太宗》，《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胡如雷） 
　


    
魏忠贤
  　　魏忠贤

　　（？～1627）　 明朝宦官。肃宁（今河北肃宁）人。少无赖。万历时以赌博输光而自宫，易名李进忠入宫。因中官魏朝得识皇长孙乳媪客氏，深相勾结。光宗崩，皇长孙即位为熹宗，封客氏为奉圣夫人，进忠也自惜薪司擢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复魏姓，赐名忠贤。从此与客氏狼狈为奸，用司礼监太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为羽翼，日引熹宗为倡优声伎、狗马射猎之乐，后更增置内操万人，着甲出入宫禁，并与客氏谋杀裕妃张氏，又以计堕皇后胎，所害宫嫔、太监等甚众。忠贤得势后，先以大学士沈■为外援，继而引私人魏广微入阁。朝中除东林党外的官僚派别，如齐楚浙党等纷纷投靠其门下，形成阉党。天启三年（1623）他兼掌东厂事，明朝政治更加腐朽黑暗。东林党人杨涟首先发难，上疏劾其二十四大罪，忠贤为此切齿痛恨东林党人，仗势杖死工部郎中万燝，先后罢斥大学士叶尚高、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吏部侍郎陈于廷及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数十人，又在中央内阁、六部以至地方遍置死党。五年，魏忠贤逮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章等六人，牵入熊廷弼案中处死。次年，又捕杀东林党人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昇等七人。在残酷镇压的同时，命阉党顾秉谦等修《三朝要典》，尽翻“挺击”、“红丸”、“移宫”三案，极力诋毁东林党人及正直朝臣。又命拆毁全国书院，禁止讲学，压制言论。时朝中大权一归于忠贤，宫内有王体乾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有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等“五虎”、“五彪”，还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大小爪牙，地方的阉党爪牙为取悦忠贤，争相为之立祠，其生祠竟然遍布全国。他又诬杀边将，在边境重地安插亲信，伪冒边功，致其义子干孙及亲属均位列公侯。朝廷百司章奏须经他允许方可办理。每外出，华贵已极，随众万数，所过之处，士大夫遮首拜伏，献媚者甚至高呼九千岁。七年，熹宗死，其弟信王朱由俭即位，是为明思宗。思宗素知忠贤之恶，及即位，嘉兴贡生钱嘉徵劾忠贤十大罪，遂谪忠贤于凤阳，旋命逮治，忠贤行至阜城，畏罪自杀。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又处死客氏，结束了明代政治史上宦官专权最黑暗的一页。

　　（万明）W 
　


    
文成公主
  　　文成公主

　　（？～680） 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妻，唐宗室女。634年，松赞干布始遣使至唐，唐遣使回访，干布因求联姻。640年吐蕃遣大相禄东赞至长安献黄金为聘礼，唐以文成公主许婚。次年，唐遣宗室江夏王李道宗持节送公主入蕃，松赞干布为公主筑城邑、立屋宇，以为居处。文成公主信仰佛教，在逻些（今西藏拉萨）修建小昭寺，协助泥婆罗（今尼泊尔）尺尊公主（亦松赞干布之妻）修建大昭寺。她从长安带到吐蕃的释迦牟尼像至今仍保存在大昭寺。唐朝僧人玄照经吐蕃往返天竺，曾得到她的资助。松赞干布因娶公主，羡慕华风，派吐蕃贵族子弟至长安国学学习诗书，在唐境聘请文士为他掌管表疏，又向唐请求给予蚕种及制造酒、碾硙、纸墨的工匠。唐人陈陶《陇西行》诗有“自从贵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语，可证她对吐蕃吸收汉族文化有不小影响。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结婚的故事，以及推进藏族文化的功绩，至今仍以戏剧、壁画、民歌、传说等形式在汉藏民族间广泛传播。她在喇嘛教中被认作绿度母的化身（度母，藏语中作卓玛，藏族佛教传说中的观音化身。松赞干布的两个妻子分别被认为是白度母，即尺尊公主；绿度母，即文成公主），受到极大崇敬。

　　西藏拉萨布达拉宫内的

　　文成公主塑像

　　（王辅仁） 
　


    
《文海》
  　　《文海》

　　西夏文字书。著者不详，成书约在12世纪。1909年在中国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出土。原书有平声、上声、杂类三部分。出土为残刻本，蝴蝶装。上声部分全佚，平声、杂类有部分残缺，计有一百零九页，三千多字条。每页版口分别标有西夏字“文海平”、“文海杂类”以及页数。每面各有七竖格，被注释字占满格，注释字较小，双行占一格。平声九十七韵，每韵中所属字以声母和介音的差别为序。同音字集为一组，各组间以小圆圈相间隔。无同音字者为独字。据另一部西夏文字书《文海宝韵》知上声有八十六韵。杂类则是平、上两部分的补篇，其中又分平、上两类，每类内以声母九品音分部。每一字条注释分三部分。首以四个字分析字形构造，多采用合成法。合成时可选用一个字的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或全部。次以较多的字解释字义，常用解说字义、组成词组、同义词、反义词相注，指明类属和用途等方式。最后以反切法注音，同音字组中反切上下字标在第一个字下。体例上兼有《说文解字》和《广韵》的特点，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由于书中有很多关于西夏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也是研究西夏社会历史的重要参考书。

　　参考书目

　　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文海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3。

　　（史金波） 
　


    
文集
  　　文集

　　人物诗文作品的汇编，有楚辞、诗文评论、词曲、总集、别集之分。楚辞是汇编、注解屈原、宋玉所著之赋的文集；诗文评论为文学评论之书；词曲是专门收集词曲，汇编而成。总集是辑录不同作者的诗文，汇编成集；别集是将一人之多种文体作品，汇编结集而成。文集有　 的是自编，有的是由其子孙或门人辑录编成。总集和别集构成文集的主体，其中别集数量尤多。

　　先秦的《诗经》及诸子之书，本皆具有文集的某些特点，但因前者被奉为五经之一，后者又皆列入子部，故楚辞遂被视为文集之始。其他各类文集，按出现的时间先后顺序为：别集、总集、诗文评论、词曲。西汉王逸，撰《楚辞章句》十七卷，开创楚辞这一类别。别集出现于东汉，为后人追题的《荀况诸集》，集的名称的正式产生，是南齐张融撰写的《玉海集》。总集的最初代表作为西晋挚虞所编的《流别》，其书已佚，但在《艺文类聚》中仍保留挚虞著书之论。梁昭明太子萧统所编《文选》，是现存的最早的一部总集。诗文评论于曹魏初年体裁渐成，因曹丕的《典论》已佚，故学者将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定为诗文评论的创始作。词曲类则大体形成于宋词出现以后。

　　今天所能见到的文集，绝大多数为明清时期所编录。明以前的文集多已散佚，但传世者不乏名著，具有极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以总集为例，有梁萧统的《文选》、陈徐陵的《玉台新咏》、宋李昉的《文苑英华》、宋郭茂清的《乐府诗集》等等。

　　明人文集文体类别多种多样，主要是诗、文、书牍、奏对等，包括有：奏疏、谏阻、论说、公牍、书启、序跋、策问、诏令、传记、行状、行述、年谱、箴、铭、笔记、日记、墓志铭、神道碑、哀辞、祭文、赞颂、贺、表、杂著、揭帖、史论、史评、注释、考证、经筵讲章、语录、辞赋等。其内容丰富，诸如国家政治、典章制度、战争、边防、军事、行政、吏制、刑律、命案、宗庙、陵寝、礼仪、科举、户口、田赋、税收、徭役、农田、水利、海运、漕运、仓储、风俗、民情等，是研究一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和中外关系的重要史料。

　　存留至今的明人文集的数量，尚无全面的统计，除诗集外约有两千余种，作者一千五百余家。其中包括元明之际的宋濂、刘基、胡翰等，明清之际的钱谦益、顾炎武、王夫之等。笔者以官僚政客、文人学者居多，也有少数隐士、道家和释家的作品。

　　明人文集有明刻本、清刻本和民国年间的铅印本等，也有尚未刊行的稿本、抄本，除单行本外，大都收入各种丛书。

　　（肖林）

　　清代无论文集的数量，或所包含的内容，都大大超过前代。据《清史稿·艺文志》的载录，共收有别集类书目一千六百八十五部，总集类书目五百零三部。后来，《清史稿·艺文志补编》又续收别集类书目两千八百九十部，总集类书目三百五十四部。上述书目，包括了一部分清人辑轶前代诗文的集子，若将其剔除在外，总计约五千部以上。曾有学者检索中国各大图书馆收藏的有关书目卡片，共得清人诗文别集目录约一万三千余种。而这还不是最后的数字，因为流散在各地的抄本、稿本，甚至一部分刻本，都无法收集在内。至于亡佚散失的集子，则更难以考稽齐全了。

　　清人文集，从名称而言，大抵沿袭前世旧称，叫做集或文集、类集、合集、全集、遗集；也有称作稿、文稿、类稿、丛稿、存稿和遗稿的；而稿又有初稿、续稿，集有正集、别集的分别。此外，亦有以文录、文编、文略、遗文等命名的。至于在集、稿、抄、录等名目之外另出书题的，当然也有不少。

　　清人文集，极大多数属于个人之作。在当时，一些名家硕学之士，固然都要编选集子，许多朝廷显宦，以及省府州县等官，甚至连皇帝本人，亦因显示学问，或附庸风雅，致力于刊刻诗文论说。至于一般穷儒寒学之辈，尽管财短力绌，但也常拼其毕生之力而收辑自己文章。

　　清人文集的内容庞杂不一，类目的划分与明大体相同，并以奏疏、论说、记叙、序跋、传志占主要地位。但也有的文集，类目单一，如只收其诗作的诗集之类。文集的分量也大小不一，多者可以上百卷或数百卷。如乾隆皇帝弘历的《高宗诗文全集》，共有五百八十二卷，可算是分量最大的了。一二十卷至数十卷的集子比较普遍。少者则二三卷或不分卷。当然，除了卷数多寡以外，卷与卷之间的大小，也与分量的多少有直接的关联。

　　清人文集，往往初集或初稿由本人选定，而续集、续编或辑佚之类，由后人继续增补。也有的是多次整理、多次刊刻。历经康、雍、乾三朝的著名学者方苞，其著述就先后被整理刊刻过五六次。

　　清人选编众人之作合为“总集”的风气也很盛。康熙中魏宪辑《皇清百名家诗》，收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魏裔介等九十一人的诗作；同治二年（1863），李长荣辑《柳堂师友诗录初编》，则收了一百六十多人的作品；蔡殿齐的《国朝闺阁诗钞》，专门收录一百名妇女之作；还有如宋荦的《国朝三家文钞》，是将侯方域、魏喜、汪琬三家文字辑在一起。道光时，李祖陶的《国朝文录》初编，收各类文集四十种，同治间又出续编，再收文集五十种。这些诗文总集，一般只是把所要收录的原编集子辑在一起，进行刊刻，做法比较简单。另如沈德潜的《国朝诗别裁集》、张应昌的《国朝诗铎》，是从数百种或近千种集子中，按作者的意趣，选出佳作并加注释，分时期或类别，编辑成书，需花费较大功夫。类似沈、张两人以编选各家文章成集者，当推《切文斋文钞》和《皇朝经世文编》最为著名。《切问斋文钞》，乾隆间由陆耀编辑，共三十卷，分学术、风俗、教家、服官、选举、财赋、荒政、保甲、兵制、刑法、时宪、河防十二门，是一部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的好书。后来贺长龄聘魏源编《皇朝经世文编》，多少也受到该书的影响。

　　清人的辑佚工作是很出名的，于是便有人把前代人的文章诗词收集起来，编成集子，尽管不能归入清人文集，但搜求遗文、校刊训释相当艰苦，也可算清人在学术上的一大成就。从康熙时候起，由官府倡导陆续编出的《全唐文》、《全唐诗》、《全金诗》等，都是些费工费时的大部头书。其他如张金吾辑《金文最》、李调元的《全金诗》、缪荃孙的《辽文存》等，亦颇见功夫。而最足称道的当为严可均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据作者自称，他曾历时二十七年，竭尽搜求爬梳之力，始得功成完篇。

　　清人文集，不但是从事文学史研究的基本资料，而且因为集子中的内容包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方面，所以也为历史研究工作者所看重，是进行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郭松义） 
　


    
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前203～前157），汉高祖刘邦中子，母为薄姬。高帝十一年（前196）受封为代王。公元前180年吕后死，诸吕作乱，丞相陈平，太尉周勃与朱虚侯刘章等宗室大臣共诛诸吕，迎立刘恒为帝，在位二十三年。汉景帝刘启（前189～前141），文帝太子，母为窦皇后。公元前157年即位，在位十六年。

　　汉文帝刘恒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

　　汉景帝刘启

　　汉文帝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后，三十税一遂成为汉代定制。文帝时，算赋也由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减至四十钱，徭役则减至每三年服役一次。景帝二年（前155），又把秦时十七岁傅籍给公家徭役的制度改为二十岁始傅，而著于汉律的傅籍年龄则为二十三岁。文帝还下诏“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民的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

　　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见云梦秦律）。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

　　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

　　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

　　但是，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和加强对农民的控制，进一步巩固封建统治，一些看来对农民有利的措施，实则对地主、商人更为有利。例如，文景减免田赋，地主获利最大，入粟拜爵，也有助于商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同时，文帝为求得政治上的安定，对同姓诸侯王的权势虽曾有所限制，但未能采取果断措施消除其动乱隐患；景帝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合谋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与此当有一定的关系。

　　（于豪亮） 
　


    
《文史》
  　　《文史》

　　大型不定期学术研究刊物。专门发表有关中国历史、文学、哲学、语言文字等方面的研究考证文章。1962年创刊，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所属《新建设》编辑部编辑，中华书局出版。每辑约三十至五十万字。至1966年停刊时，出版了四辑。1978年复刊后，改由中华书局编辑部编辑，仍由中华书局出版。至1988年底，已出版三十辑，共发表五百多位作者的九百多篇文章，约一千一百万字。以“崇尚实学，去绝浮言”为办刊方针，注重资料和考证，强调实证性、创造性，提倡实事求是的学风和质朴平实的文风，受到国内文史界的好评。近年来，又注意发表海外学者的论文，引起港台学术界和国外汉学界的关注，成为中外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园地。

　　（李解民） 
　


    
《文史杂志》
  　　《文史杂志》

　　抗日战争时创办的文史学术刊物。1941年1月在重庆创刊，先后由独立出版社、重庆商务印书馆（1941年1月一卷三期起）、重庆中华书局（1944年1月三卷一期起）出版。该刊原由朱家骅发起创办，隶属于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处，受秘书长吴铁城领导，社长为叶楚伦，但都不过问社内具体事务。创刊时主编为卢逮曾。1941年6月顾颉刚任副社长兼主编，自一卷九期起直至停刊。史念海、魏建猷等都曾担任过编辑。1945年2月，因顾颉刚在文化界对时局宣言上签名，秘书处停发经费，刊物与国民党的关系就此中断，由顾颉刚自任社长，艰苦支撑至抗战胜利，出满了五卷。抗战胜利后，曾两度在上海复刊。第一次在1946年，由中国出版公司出版了两期；第二次在1948年，由文通书局出版了三期。顾颉刚坚持自主办刊的方针，认为“文与史是民族文化的结晶，是唤起民族意识的利器”。因此，《文史杂志》虽系纯学术刊物，但内容力求通俗，讨论的问题亦能和时代相联系，受到读者的欢迎，销售遍及内地各省。

　　（王煦华） 
　


    
文天祥
  　　文天祥

　　（1236～1283）　南宋末大臣、民族英雄。小名云孙，字天祥，后以字为名，改字履善，后又改字宋瑞，号文山。吉州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幼时从父文仪读书，并在白鹭洲书院学习。宝祐四年（1256）中进士第一名，与陆秀夫等同科。开庆元年（1259），授签书宁海军（临安，今浙江杭州）节度判官厅公事。当时蒙古军大举攻宋，进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宋廷大震，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文天祥尚未就职，毅然上疏请斩董宋臣，未被采纳。他从此不愿为官，几经推辞，到景定二年（1261），才接受了秘书省正字之职。在任官中，经常受到排挤，还得罪了权臣贾似道。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出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调任知赣州。此时，元朝发动了灭宋战争。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元世祖至元十二年）正月元旦，文天祥在赣州得到元军渡江的谍报，不久接到谢太后要求各地起兵勤王的诏书。他立即组织两万人的队伍，开到临安。这时，元军已近逼临安，谢太后决心投降。德祐二年正月，谢太后向元军投递降表，文天祥反对无效，且被任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进元营谈判。他在元营与元丞相伯颜争辩不屈，又怒斥降将，遂被扣留，押解北上。行至镇江，与随从人员设法逃出，历尽艰险，到达通州（今江苏南通），再从海路南下到福州。宋端宗赵昰任他为枢密使、同都督诸路军马。他在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组织军队，继续抗元。景炎二年（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文天祥从福建路转移到广南东路，越过大庾岭，进入江南西路，收复兴国等县，包围赣州，气势颇盛。不久，元大将李恒到江西，打败宋军。空坑（今兴国境）之役，文天祥主力溃散，欧阳夫人等家属都被元军俘获。但他仍不灰心，收拾散兵，退屯南岭（后改称忠臣岭，在今广东永安东南），转进海丰，在广东的潮、惠州继续进行抗元活动。帝昺祥兴元年（1278年、元至元十五年），驻在厓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的宋政府封文天祥为少保、信国公。十二月，元张弘范从海陆大举进攻，文天祥撤出潮阳，转移海丰，准备入山结营固守。行至海丰以北的五坡岭，被元军追及，文天祥被俘，部下殉难者不计其数。次年正月，被移上海船，从潮阳驶往厓山，经珠江口零丁洋时，赋著名的《过零丁洋》诗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明不屈之志，为千古绝唱。张弘范命人劝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他录此诗作为答复。南宋灭亡，文天祥被押北上，于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初一到大都（今北京）。前宋丞相留梦炎、受封为瀛国公的宋恭帝，先后奉命劝降，都被拒绝。元朝权臣阿合马亲到住地问话，丞相孛罗等在枢密院堂上审问，文天祥慷慨陈辞，义薄云天。此后，他被关禁在兵马司狱中，阴暗潮湿，冬令严寒，夏季酷热，均甘之如饴。欧阳夫人和两个女儿也在大都过俘囚生活。文天祥明知只要一屈膝，便可与家人团聚，仍不改变初衷，仅嘱家人“归之天命”而已。他身在狱中，而诗句墨迹传遍京城，被视同珍宝，狱中的元朝军官士兵也常请他讲古人事迹。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八日（1283年1月8日），元世祖忽必烈召见文天祥，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文天祥答以“天祥为大宋状元宰相，宋亡，只能死，不能活”。次日，在柴市（今北京东四北大街府学胡同，明朝时在此地建文丞相祠；一说在宣武门外菜市口）慷慨就义。文天祥遗著有《文山先生全集》。他前期的诗文多酬应之作，比较好的诗也只表现了隐逸的志趣，或带有感伤哀愁的情绪。赣州起兵以后，风格为之一变，诗词散文都悲壮刚劲，感人至深。他把国家、人民和自己的遭遇，用诗词逐事记录，把从镇江逃出元营后的记事诗，编成《指南录》；又将被俘以后所作，编为《指南后录》；在狱中又集杜甫诗句，成《集杜诗》二百首，历述“颠沛以来”的“世变人事”，抒发自己的亡国之痛。其他作品如《正气歌》，历数史书所传各代不畏强暴、不惜牺牲的人物，表示自己准备随时献出生命的决心，尤为数百年来传诵不绝之作。

　　北京文丞相祠

　　参考书目

　　陈清泉：《文天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万绳楠：《文天祥传》，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5。

　　（沈起炜） 
　


    
《文献》
  　　《文献》

　　北京图书馆主办的学术性刊物。1979年在北京创刊，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曾以不定期的丛刊形式，每年出版四辑。1985年起，改为季刊。创办者丁志刚，现任主编陈翔华。曾经参加过刊物领导工作的，还有胡沙、李希泌、杨殿珣等。该杂志披露北京图书馆和其他公私典藏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古籍文献（包括珍本秘籍，罕见的抄本、异本，名人佚稿、题跋、信札、墨迹，稀见方志、舆图、谱牒、档案、文告，甲骨金石，彝器铭文，汉简，敦煌遗卷，佛道藏经，少数民族文献等）及其研究成果；并发表版本学、目录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与训诂学等研究论文。重要栏目有：北京图书馆藏善本书叙录、方志图谱研究、中国刻书史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献与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献与研究、关于文献与文献学问题、中外文化交流，还有博士学位论文提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等。《文献》杂志以内容充实、材料可靠、文风朴实，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陈翔华） 
　


    
《文献丛编》
  　　《文献丛编》

　　史学刊物。故宫博物院编辑出版。原名《掌故丛编》，由该院图书馆掌故部主办，主要系统发表整理出的院藏清代宫中档案、内务府档案、内阁大库档案和军机处档案。由陈垣、沈兼士负责，许宝蘅主编，单士元、刘儒林编辑。1928年1月创刊。初为月刊，中有间断，至1929年10月出版十辑，图书馆掌故部另立为院文献馆后，1930年3月，该刊改称《文献丛编》，出版第一辑，其余一仍其旧；七辑起由单士元自任编辑。中间仍有断，至1943年1月出版四十六辑，另有增刊六辑，共五十二辑。先后发表的有苏州织造李煦奏折、康熙硃笔御旨、康熙与罗马使节文书、雍正朝关税史料、雍正朝文字狱、圆明园史料、修建京师大学堂史料、俄罗斯档、乾隆朝文字狱、乾隆朝天主教流传中国史料、密记档、荷兰国交聘案、英吉利交聘案、关于鸦片战争之中英交涉事件、英法联军战役之中英中法交涉事件、太平天国史料、教案史料、徐锡麟革命史料、秋瑾女士亲笔告国人书、台湾风俗图等大量关于清代政治、军事、文化、外交、宗教的珍贵史料，使清代档案开始有系统地公布于世，在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至今仍为治清史者推重。

　　（姜舜源） 
　


    
《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

　　从上古到宋宁宗时的典章制度通史。简称《通考》，共三百四十八卷。作者马端临（1254～1323），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南宋末年丞相马廷鸾之子。马廷鸾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与实录院检讨官，博学多才，藏书甚富。马端临受父亲的影响，并且接触到很多的资料，约从三十岁时开始，用二十多年的时间，撰成该书。

　　唐朝杜佑编撰的《通典》，也是一部典章制度史，但所分门类失之太宽。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通考》取材极为广泛，除了各朝正史、历代会要、《资治通鉴》等史书外，还采用了私家著述的史书、传记等有关典章制度的记载。这些史籍记载就是“文”，“文”的意思是典籍。此外，在叙事中还引用了很多当时臣僚的奏疏和学士名流的议论。这些奏疏、议论就是所谓“献”。“献”的意思是“贤者”。因为作者企图通过这些资料，对各项典章制度进行融会贯通、原始要终的研究，故取名为《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可以订正、补充《宋史》诸志的地方甚多；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颇多独到的见解，实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该书有清光绪浙江书局刊本传世。

　　参考书目

　　白寿彝：《马端临的史学思想》，《学步集》，三联书店，北京，1962。

　　（徐光烈） 
　


    
文祥
  　　文祥

　　（1818～1876）　晚清洋务派大臣。瓜尔佳氏，字博川，号文山。满洲正红旗人。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进士。历任太仆寺少卿、詹事府詹事、内阁学士、署刑部侍郎。1858年（咸丰八年），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授礼部侍郎，后又历任吏部、户部、工部侍郎，兼副都统、左翼总兵。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帝出走热河（今河北承德）时，命署步军统领，随恭亲王奕䜣留北京与英法议和。次年，与奕䜣及大学土桂良等联名奏请改变清政府的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被任为总理衙门大臣。任职期间，倡导洋务“新政”，成为清　朝中央政府中著名的洋务派首领之一。咸丰帝病死后，与其他王大臣疏请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并简派近支亲王辅政，协助奕䜣、慈禧太后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赞襄政务王大臣肃顺等人。1862年（同治元年），擢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兼署兵部尚书，并任内务府大臣，兼都统。1865年，署户部尚书，率神机营赴东北镇压王达、马傻子起义。1871年，授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次年，为体仁阁大学士。光绪帝继位后，晋武英殿大学士，专任军机大臣及总理衙门大臣。曾与奕䜣等奏请办理海防六事，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又支持左宗棠进军新疆，加强塞防。1876年病死。谥“文忠”。

　　（贾熟村） 
　


    
文学社
  　　文学社

　　清末湖北地区主要革命团体之一。其前身为由日知会嬗变而成的群治学社。1910年（宣统二年）春，群治学社由于在新军中密谋起义，事泄而遭破坏，社务暂时停顿。同年中秋，社员杨王鹏等在武昌黄土坡开会，议决将群治学社改组为振武学社，并公推杨为社长。后因杨被军队开除返湘，改由蒋翊武主持社务。是年冬，社员詹大悲等创刊《大江报》，努力宣传革命，影响日益扩大。

　　振武学社组织发展很快，引起官府注意。蒋翊武等为掩蔽革命目标，于1911年1月30日借春节团拜名义，邀集各标、营革命士兵代表在武昌黄鹤楼开会，议决将振武学社改组为文学社。选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尧澂为评议部长。稍后又陆续推举王宪章为副让长，张廷辅为总务部长。文学社总机关设在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随即又设阳夏支部领导汉阳、汉口社务，以胡玉珍为支部长，邱文彬为副支部长。文学社简章自称“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旨趣，实际上却是以革命排满作为“心记之宗旨”。会员绝大多数为趋向革命的士兵和青年学生，也吸收少数进步的下级军官参加。

　　由于革命时机已经迫近，文学社在新军中紧张地展开宣传组织工作，社员最多时发展到两三千人，几乎遍及湖北各标营队。同时，詹大悲等继续在《大江报》上抨击清廷弊政，揭露军中黑暗，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学社成立后不久，就与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取得联系。在黄兴的鼓励和中部总会的促进下，经过刘尧澂、孙武等人反复磋商，文学社与湖北地区另一主要革命团体共进会于9月14日举行联席会议，正式确定双方联合行动，建立统一的起义领导机构，并筹划起义后的革命政权组成问题。10月10日文学社与共进全共同发动武昌起义。

　　蒋翊武像

　　文学社接受过去湖北革命团体多次遭到破坏的经验教训，组织比较严密，活动比较隐蔽，宣传工作比较活跃而又扎实，所以能够在恐怖统治下保存与发展革命的实力，并且对武昌首义和湖北军政府的成立作出重大贡献。武昌首义后，文学社公议全体加入同盟会，取消原有的名称。

　　（章开沅） 
　


    
文彦博
  　　文彦博

　　（1006～1097）　北宋大臣。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天圣五年（1027）进士及第。历任知县、通判，后由监察御史迁殿中侍御史。时黄德和诬陷刘平等兵败投降西夏，文彦博主持审理，使这一冤案得到平反（见富弼）。后为河东转运使、知秦州（今甘肃天水）、益州（今四川成都），以灯笼锦交结张贵妃，召拜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庆历八年（1048），以镇压贝州王则兵变，由参知政事任宰相。曾举荐王安石、韩维等人；省冗兵，归农者六万，减去廪给一半者两万。皇祐三年（1051）罢相，出知许州等地。至和二年（1055），与富弼同时受命，再次拜相。嘉祐三年（1058），出判河南府。四年，封潞国公。治平二年（1065），为枢密使。他始终坚持反对王安石变法，曾对宋神宗赵顼说：“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熙宁五年（1072），极力反对市易司差官监卖果实，以为“损国体，敛民怨”，说华州山崩是天意不赞成变法的表示。六年，以守司徒兼侍中出判河阳（孟州，今河南孟县南）。元祐初，司马光当政，文彦博以元老重臣为平章军国重事，参与废除新法。五年（1090）致仕。宋哲宗行“绍述”之政，文彦博贬宫，卒。有《文潞公集》传世。

　　（程应镠） 
　


    
《文苑英华》
  　　《文苑英华》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文学类书。宋太宗赵炅命李铉、徐铉、宋白及苏易简等二十余人共同编纂。太平兴国七年（982）开始，雍熙三年（986）完成。宋真宗赵恒时曾进行几次修订。宋孝宗赵眘时又命专人作了校订，最后经周必大、胡柯和彭叔夏复校，于嘉泰元年（1201）开始刻版，四年完工。这个宋刻本现在仅存残本。全书一千卷，上继《文选》，起自萧梁，下讫晚唐五代，选录作家两千余人，作品近两万篇，按文体分赋、诗、歌行、杂文、中书制诰、翰林制诰等三十九类（如把谥册和哀册合并则为三十八类）。每类之中又按题材分若干子目，如赋类下分天象、岁时、地、水、帝德、京都等四十二小类。书中约十分之一是南北朝作品，十分之九是唐人作品，多数是根据当时流传不多的抄本诗文集收录的，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资料，校记里还附注有别本的异文，可以用以辑补校勘唐人的诗文集。清朝纂修《全唐诗》、《全唐文》和《四库全书》时，都曾用作参考。《文苑英华》中收录不少诏诰、书判、表疏、碑志，还可以用来考订史实。本书流传不广，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胡维新等根据传抄本重新刻印。1966年中华书局用宋刻本一百四十卷和明刻本八百六十卷配齐影印，并附录了彭叔夏的《文苑英华辨证》及劳格的《文苑英华辨证拾遗》。

　　（程毅中） 
　


    
翁同龢
  　　翁同龢

　　（1830～1904）　晚清重臣。字声甫，号叔平、瓶笙，晚号松禅。江苏常熟人。1856年（咸丰六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历官署刑部右侍郎、户部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光绪帝师傅。光绪帝“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前后充乡试考官、会试总裁等，参与主持科举考试达四十年。江浙名士如文廷式、沈曾植、张謇等多出其门下。继前清流李鸿藻之后逐步成为后清流的领袖人物。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时，他极力主战。次年，马关议和，反对割地，力争修改约稿。《马关条约》签订后，因愤于割地求和，遂“有变法之心”。且以慈禧太后名为归政，实事事掣肘，欲辅佐光绪帝筹谋新政。北京强学会成立，曾予支持。但反对维新派提倡的民权平等学说。1898年初，参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对康有为的问话，随即向光绪帝密荐康才堪大用。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变法维新。翁同龢为慈禧太后及后党所忌恨，15日即被开缺回籍。同年12月，又被“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他居家惧祸，所存疏稿，焚毁强半，日记亦有删改。困顿七载，于1904年病卒。1909年（宣统元年）诏复原官，追谥“文恭”。著作有《瓶庐诗稿》（另词一卷）、《翁文恭公日记》、《翁文恭公军机处日记》。具书法纵横跌宕，为世所重，有手札、墨迹等多种影印或石印出版。

　　（张寄谦） 
　


    
翁文灏
  　　翁文灏

　　（1889～1971）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高级官员、地质学家。字霓。1889年7月26日（清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九）生于浙江鄞县。其父经商。翁文灏于1908年留学比利时，获地学博士学位。1912年回国后，在北京地质研究所任职，后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及地质调查所所长等职。1935年10月，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自此中断了地质科学的研究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任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工矿调整处处长，主持厂矿内迁西南、西北恢复生产，并在赣、湘、川、贵、甘、陕等地开发矿藏、兴办工厂，为抗战军需和后方工业的发展作了大量工作。1945年5月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6月任行政院副院长。1948年6月，在国民党统治濒临崩溃之时，被蒋介石提名担任行政院院长，未及半年，在财政金融“改革”彻底失败的风潮中引咎辞职。1949年初应李宗仁邀出任代总统府秘书长，和谈破裂后脱离国民党政权，先居香港，后去法国。

　　1951年1月，翁文灏回到中国，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二、三、四届委员，并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71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翁文灏首先提出燕山运动的存在及其在地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绘出全国第一张地震分布图，著有《中国矿产志略》、《甘肃地震考》，与曾世英、丁文江合编著有《中国山脉志》、《中国地势》、《中国分省新图》和《中华民国新地图》，在地质地貌方面为中国地理学科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严如平） 
　


    
倭
  　　倭

　　古代中国对日本的泛称。首见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可能指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国家。《后汉书·倭传》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在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参见彩图插页第25页）。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即北九州博多附近的傩县。这说明公元1世纪中，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朝交通。

　　桓帝、灵帝时期（147～189），倭国出现了女王卑弥呼治下的邪马台国，辖有伊都国、奴国、斯马国等二十多个小国。另外，日本列岛上还有不属邪马台国统御的拘奴国。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日本学界有九州说和大和说之争，迄未定论。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卑弥呼死，国乱，渐衰，中断了与中国的交往。

　　（夏应元） 
　


    
倭寇
  　　倭寇

　　古代日本海寇。日本古称倭奴国，故中国古代史籍将这些日本海寇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陆奸民，通称为倭寇。自元末至明万历年间，一部分日本武人、浪人（流亡海上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和破产农民，不断侵扰中国、朝鲜沿海地区，前后历时达三百年之久。

　　明代倭寇的活动，以嘉靖朝为界可大体分为两个时期。前期是从元末、明初到正德年间。元末，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初用兵之机，屡寇滨海州县。洪武时，海防整饬，尚未酿成大患。经永乐十七年（1419）六月的望海埚之战，明辽东总兵刘江率师全歼数千来犯之倭后，倭寇稍稍敛迹。正统以后，因明代海防逐渐空虚，倭寇侵扰时能得手，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成员多为日本本土之人，除赤裸裸侵扰外，还利用中日间存在的“勘合贸易”载运方物和武器。路遇官兵，则矫称入贡；乘其无备，则肆行杀掠。总的说来，嘉靖以前，倭寇侵扰只限于个别地区，时间亦短，尚未成为明朝东南地区的严重祸患。

　　倭寇上岸掠夺民财图

　　嘉靖以后，是倭寇活动加剧的时期。其原因有四：①战争造成日本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遂多流为寇盗；②由于日本商业的发展，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大陆各种物资和货币的需求更加强烈；③日本室町幕府已名存实亡，无力控制全国政局，诸侯各自为政，尤其是南方封建主，将掠夺中国大陆视为利薮；④这一时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等，由于各种原因留居日本。其中有资本者纠倭贸易，无财力者则“联夷肆劫”，成为嘉靖隆庆年间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这一时期倭寇的一个显著特点。如侨居日本的倭寇首领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即为此类人物。他们伙同倭寇，在日本封建主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乘坐题有八幡大菩萨旗帜之八幡船，侵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掠夺大量财物。但此时明世宗朱厚熜迷信道教，不问政事。严嵩专权，贪贿公行，致吏治腐败，文恬武嬉，沿海士兵大量逃亡，战船锐减，海防设施久遭破坏，为倭寇活动猖獗提供了可乘之机。

　　嘉靖二年（1523）六月，日本封建主大内氏使臣宗设、谦导与细川氏使臣瑞佐、宋素卿，因争夺对明贸易，在中国土地上相互撕杀。宗设格杀瑞佐，又以追逐宋素卿为名，大掠宁波、绍兴一带。杀掳明朝指挥刘锦、袁琎等，夺船出海而去，此即震动朝野的“争贡之役”。此后，明朝政府要求日方惩办宗设及倡首数人，放回被掳中国官民，缴还旧有勘合，遵守两国所订之约，如此方许换给新勘合，继续贸易。日方没有答复这些要求，致使双方贸易实际中断。由是倭寇走私贸易猖獗，并伺机多方掳掠。二十一年，倭寇由瑞安入寇台州，攻杭州，侵掠浙江沿海。二十三年，许栋、汪直等导引倭寇，聚于宁波境内，潜与豪民为市，肆行劫掠。倭寇在山东、南直隶、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大肆烧杀掳劫，江浙一带民众被杀者达数十万人，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威胁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激起中国朝野上下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反抗。福建巡抚在谭纶、戚继光、总兵俞大猷等领导下，东南沿海军民浴血奋战，抗击倭寇。三十二年，俞大猷率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老营，重创倭寇，又在王江泾歼灭倭寇两千人。四十年，戚继光率戚家军等在台州九战九捷，痛歼入寇台州之敌。此后，戚、俞联合，基本肃清福建、浙江倭寇。四十四年，戚继光与俞大猷二军配合，击灭盘踞在广东、南澳的倭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最后荡平。（参见彩图插页第100页）

　　近年来，有的学者对于倭寇的性质，提出新的看法，认为嘉隆间的倭寇，是明朝严行海禁造成的。它是中国封建社会内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东南沿海地区以农民为主力的，包括手工业者和商人等各阶层人民在内的，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及其海禁政策的进步斗争，这种斗争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倭寇为患。问题还在讨论中，尚无定论。

　　参考书目

　　陈懋恒：《明代倭寇考略》，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戴裔煊：《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2。

　　（蒋大椿） 
　


    
窝阔台
  　　窝阔台

　　（&Ouml;k&ouml;dei，1186～1241）大蒙古国第二代大汗，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第三子。又译兀窟■、月古歹、月可台、月阔歹、斡歌歹等。从青年时代起，窝阔台便跟随成吉思汗征服漠北诸部，在与克烈部王汗的战争中，力战负伤。1211年，从成吉思汗伐金，领兵分掠云内、东胜、武、朔诸州。1213年蒙古军分三道南下，与术赤、察合台率右军，尽破太行山东西两侧诸州郡。成吉思汗分封诸子，窝阔台所得的封地在叶密立、霍博之地（今新疆额敏、和布克赛尔二县境）。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前，窝阔台被确定为大汗继承人。西征中，成吉思汗命窝阔台与术赤、察合台围困讹答剌城。城破后，他领军赴撒麻耳干，与成吉思汗会合。在进攻玉龙杰赤城的战役中，成吉思汗派他调协其兄术赤与察合台两军，统一指挥，终于取胜。然后他至塔里寒与成吉思汗合军，进击札阑丁至于申河（印度河）。1227年，随成吉思汗征西夏。1229年，成吉思汗死后第三年，经蒙古诸王贵族的忽里台选举，窝阔台即大汗位。即位后，强化了国家机器，提高了大汗权威。始创朝仪，制定了皇族诸宗王见大汗时的跪拜礼节。再次颁行大札撒（法令），确定牧民赋额。始置仓廪，确立驿站制（见驿传）。任契丹人耶律楚材掌领汉人赋税，牙老瓦赤掌领西域赋税。1230年，在汉地设置十路征收课税使，推行丁税、地说法。赋税制度的推行征收得大批金帛，使窝阔台开始信任耶律楚材等儒士大夫。采用汉地传统制度，以改进统治。1231年，窝阔台与弟拖雷分道伐金，由西京（今山西大同）下河中府（今山西永济），从白坡渡河，与顺汉水下绕至钧州（今河南禹县）的拖雷军会合。留兵围困汴京（今河南开封），然后北返。1233年，任宣差勘事官阿同葛等清查、登记中原户口。同年，又在燕京创立国子学，选派蒙古子弟学习汉文。1234年灭金后，窝阔台召集诸王贵族大会，进一步申明条令，对参加大会、宫禁出入、行军纪律及有关窃盗等方面都增加新的规定。命失吉忽秃忽担任中州断事官，负责清查、登记中原汉地人户。1235年再次召集大会，分遣诸王拔都及皇子贵由、蒙哥大举西征；皇子阔端与阔出分道攻南宋；唐古征高丽。窝阔台则留居蒙古本土，纵情享乐，创建和林城，建造万安宫。1236年，完成中原汉地的户口清查、登记工作，窝阔台把其中的大部分人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为封户。用耶律楚材建议，行“五户丝制”（见科差），规定受封的诸王投下在所分封的州郡设达鲁花赤，但收租则由政府设官吏负责，再颁赐封主，非奉诏不得擅征兵赋。1238年，考试中原诸儒生，中试者编入儒户籍，其中部分人被任为本贯州县议事官。同年，又在漠北筑图苏湖城，作迎驾殿。1240年，废除了失盗的官物责令当地人民代偿的规定。当时地方官府和人民因应付上司的征敛急需，多向回回富商告贷，每年利息便相当于本金，名为“羊羔息”。窝阔台接受汉人官僚的建议，以官物代偿陈债；并规定利息累增，至相等于本金为止，不许超过。又检查、登记诸王大臣所俘男女。在窝阔台统治的十三年中，除了在军事上继续进行扩张之外，在政权建设、增颁法令、确定赋税、建立驿站等方面都有新的发展。他开始在漠北建设城市，在缺水处凿井，都对草原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他任命牙老瓦赤治理中亚地区，依靠耶律楚材等治理汉地，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因此，《元史》说在他的统治下，“量时度力，举无过事，华夏富庶，羊马成群，旅不赍粮，时称治平”。但在他的晚年，任命一些回回人统治汉地，奥都剌合蛮为提领诸路课税所官，牙老瓦赤主管汉民公事，耶律楚材等渐遭排挤，统治又趋混乱。窝阔台性喜奢豪，挥霍无度，嗜酒。1241年十一月，暴死。后追上庙号为太宗。因窝阔台在蒙古历史上首称合罕（qahan，大汗），故元代诏令、公文中“合罕”（又译哈罕、恒罕）一词习惯上便是他的专门称号。他有后妃多人，子七人。第二皇后脱列哥那，蔑里乞氏，在窝阔台死后称制，摄理国政（1242～1246）。

　　（周良霄） 
　


    
窝阔台汗国
  　　窝阔台汗国

　　（&Ouml;k&ouml;deiulus）　由窝阔台后王海都所建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分封诸子，第三子窝阔台得到叶密立（今新疆额敏县）与霍博（今新疆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地区。窝阔台被推戴即大汗位时，与会诸王曾立约：大汗位当永属他的后嗣，誓不改奉他系宗王。窝阔台在位时，叶密立地区成为其长子贵由的封地，次子阔端则封于河西一带。贵由死，蒙哥即位，大汗位便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后王手中。窝阔台系后王中，除阔端与蒙哥友好，得到蒙哥的信任，仍以河西之地为其封地外，其他诸宗王则多予迁谪：合丹（窝阔台第六子）迁于别失八里，灭里（第七子）迁于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海都（第五子合失之子）迁于海押立（今苏联哈萨克塔尔迪·库尔干东），脱脱（第四子哈剌察儿之子）迁于叶密立，蒙哥都（阔端之子）及窝阔台三皇后乞里吉忽帖尼迁于阔端封地之西，昔列门（第三子阔出子）、忽察、脑忽（均为贵由子）被发往中原和高丽充军。窝阔台的封国被分划成几处小的封地。蒙哥死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争夺大汗位，海都依附于阿里不哥，与忽必烈为敌。阿里不哥失败后，海都拒绝归附忽必烈。至元五年（1268），开始举兵东犯元境。他与察合台汗国的八剌先是互相争战，继而相结纳，取得伊犁河谷与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地区，并纠集窝阔台、察合台、术赤三系诸宗王，在答剌速河（今塔拉斯河）畔召开忽里台（1269年，另一说为1267年）。八剌死后，察合台汗国实际上成为海都所操持的附庸，它的统治者笃哇追随海都，多次进扰元朝的西北边境。海都统治下的窝阔台汗国所控制地域，西至可失哈耳与答剌速河谷，南及天山南坡诸城，东抵哈剌火州（今新疆吐鲁番），北有也儿的石河上游之地，而以伊犁河与答剌速河流域为中心，成为中亚的一大势力。它的存在，对元朝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元朝与西方诸汗国的联系、中西交通的往来等方面都带来巨大影响。中亚、蒙古的某些地区也因之数遭残破，造成大量流民内徙。大德五年（1301），海都犯元境，在与元军战斗中受伤，回师途中死去，子察八儿继立。窝阔台后裔为争夺汗位发生矛盾和分裂，汗国力量削弱。七年，笃哇与察八儿等遣使入元，“请命罢兵，通一家之好”，元朝许和。次年，笃哇起而与察八儿争战，大掠其国西部诸城。元朝海山的军队也同时逾阿尔泰山，大破察八儿军。察八儿穷无所依，投往笃哇。窝阔台汗国所属的诸大藩部一部分归附元朝，大部分降于笃哇。至大二年（1309），察八儿因参与察合台汗国的一次内争，失败，逃归元朝，元封他为汝宁王。他的领地大半为新即位的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所有，窝阔台汗国亡。

　　参考书目

　　J.A.Boyle，The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trans.from Rashīd al-Dīn：the Jāmii‘al-Tawārīkh，NewYork，1971。

　　（周良霄） 
　


    
渥巴锡
  　　渥巴锡

　　（1743～1774）　清代厄鲁特蒙古诸部中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汗曾孙。土尔扈特部自17世纪30年代迁至伏尔加河下游以后，不断遭受沙皇俄国的政治压迫与经济掠夺。乾隆二十六年（1761）渥巴锡继承汗位，为摆脱沙俄压迫，维护民族生存，三十五年冬，经过周密准备之后发动武装起义，率所部十六万余众，历尽艰险，长途跋涉，于三十六年复返归祖国。渥巴锡谒见伊犁将军时，向清政府献出其先世所受明永乐八年（1410）汉篆封爵玉印一颗。清政府对渥巴锡率部返归祖国的爱国行动极为重视。乾隆帝于热河行宫（即避暑山庄）多次接见渥巴锡，封他为卓哩克图汗，命其统领旧土尔扈特部。三十九年，渥巴锡病逝。

　　（马汝珩） 
　


    
斡道冲
  　　斡道冲

　　（？～1183）　西夏仁宗李仁孝时重臣。字宗圣。先世灵武（今宁夏灵武）人，从夏主迁居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世代掌修夏国史。年八岁时以《尚书》中童子举。精通五经，译《论语注》，作《论语小义》二十卷，又作《周易卜筮断》，用蕃字（西夏文）写成，流行夏境。天盛三年（1151）为蕃汉教授。在朝刚介直言，与御史中丞热辣公济、翰林学士兼枢密都承旨焦景颜共同抵制外戚任得敬的专权和分国活动。任得敬被诛后，乾祐二年（1171）擢为中书令。辅佐仁宗稳定政局，发展文化，很多重要典籍即在此时刊印。乾祐十四年死，为相十数年，家无私蓄，藏书甚多，死后，仁宗图画其像，从祀于孔庙。

　　（史金波） 
　


    
斡耳朵
  　　斡耳朵

　　（ordo）　 见斡鲁朵。 
　


    
斡鲁朵
  　　斡鲁朵

　　突厥—蒙古语ordo的音译，意为宫帐或宫殿。此语最早见于唐代古突厥文碑铭。辽、金元时有斡耳朵、斡里朵、兀鲁朵、窝里陀等不同译写。《辽史·营卫志上》谓：“宫曰斡鲁朵。”契丹是游牧民族，其君长习于帐居野处，车马为家，转徙随时，无城廓沟池宫室之固。故其宫帐之组成、管理、警卫与供给都有与之适应的特有制度。遥辇氏的累代统治者置有宫或帐，共为九宫分或九帐，也便是九斡鲁朵。《辽史·营卫志·宫卫》说“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斡鲁朵既是其宫廷，又是其私产；既有特别组织的禁卫军，又有其领地、属民，单独设官分领。《辽史》中保存有历代皇帝及部分皇后、皇子的十二个斡鲁朵和相当于斡鲁朵的一个王府的记录。它们是：

　　算（义为心腹）斡鲁朵，汉言弘义宫，辽太祖耶律亿所置；

　　蒲速盌（义为兴隆）斡鲁朵，汉言长宁宫，辽太祖皇后述律平所置；

　　国阿辇（义为收国）斡鲁朵，汉言永兴宫，辽太宗耶律德光所置；

　　耶鲁盌（义为兴盛）斡鲁朵，汉言积庆宫，辽世宗耶律阮所置；

　　夺里本（义为讨平）斡鲁朵，汉言延昌宫，辽穆宗耶律璟所置；监母（义为遗留）斡鲁朵，汉言彰愍宫，辽景宗耶律贤所置；

　　孤稳（义为玉）斡鲁朵，汉言崇德宫，辽景宗皇后（即承天皇太后）萧绰所置；

　　女古（义为金）斡鲁朵，汉言兴圣宫，辽圣宗耶律隆绪所置；

　　窝笃盌（义为孳息）斡鲁朵，汉言延庆宫，辽兴宗耶律宗真所置；

　　阿思（义为宽大）斡鲁朵，汉言太和宫，辽道宗耶律洪基所置；

　　阿鲁盌（义为辅佑）斡鲁朵，汉言永昌宫，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所置；

　　赤寔得本（义为孝）斡鲁朵，汉言敦睦宫，辽圣宗之弟耶律隆庆所置；

　　文忠王府，韩德让（即耶律隆运）死，葬乾陵（景宗陵）侧，拟诸宫例，建文忠王府。

　　此外，辽太宗耶律德光之长兄耶律图欲亦曾置行宫，后废。

　　斡鲁朵之主要构成与职任是宫帐的禁卫。《辽史·兵卫志·宫卫骑军》说：“太祖以迭剌部受禅，分本部为五院、六院，统以皇族，而亲卫缺然。乃立斡鲁朵法，裂州县，割户丁，以强干弱支，诒谋嗣续，世建宫卫，入则居守，出则扈从，葬则因以守陵。”阿保机即皇帝位后，立即选取了诸部豪健之人两千（或作一千）人，组成宿卫亲军，号为“算”，义即腹心部，成为一支直属于他本人的宫帐（斡鲁朵）禁卫队伍，领以左、右皮室（义为精兵，或言义为金刚）详稳。这支部队平时任斡鲁朵的警卫，有战事则随皇帝亲征，有时也分派外出参与征伐。掌领宿卫者都是皇帝的腹心功臣，宿卫人员多因受知于皇帝而超擢为重臣显宦。

　　宫分所属人户，除充当心腹的宿卫外，又以所得俘户、加上从政府或前朝皇帝宫分中所拨出的州县、部族。组成一个独立的官署。分置契丹诸行宫都部署等北面宫官，管领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民族；汉人诸行宫都部署等南面宫官，管领汉人和渤海人。下辖州、县、提辖司、石烈（相当于县）、瓦里（拘收宫室、外戚、大臣之犯罪者家属的机构）、抹里（相当于乡）、得里等组织。总计有辽十二宫一府所属，计州三十八，县十，提辖司四十一，石烈二十三，瓦里七十四，抹里九十八，得里二，闸撒十九。共有正户（契丹人）八万，蕃汉转户（汉人或其他民族分子）十二万四千，丁四十万零八千。他们除了向本宫分提供租税、劳役外，大致每四丁还要提供骑兵一名，成丁的男子也根据需要应征为兵。据《辽史·营卫志》所列诸宫、府总计可征发骑兵十万零一千。诸宫典兵官称提辖司。与诸宫府所领属州县多在上京、中京、东京三道的情况相反，提辖司则集中设在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奉圣州（今河北涿鹿）、平州（今河北卢龙）等军事要地，利于平时镇守，有战事则各集所属的军丁从征。

　　宫户世隶宫籍，不能脱离。即使官至大丞相、封晋王的勋臣韩德让，也只有经承天皇太后明令他出离宫籍后，才能跻列横帐皇族之列。斡鲁朵制对加强皇权，维护耶律氏的统治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对后来蒙古人的斡耳朵、怯薛制度有着直接的影响。

　　蒙古的斡耳朵与辽没有实质上的差别。成吉思汗有四大斡耳朵，分别属于四个皇后，帝、后死后，大斡耳朵由幼子拖雷的家族继承。元朝建立后，为成吉思汗四大斡耳朵先后设置了四所总管府和一所都总管府，下辖提举司、长官司和各种造作匠局等二十几个机构，私属工匠、打捕户遍布大都、上都、保定、东平、彰德、泰安、河间等地。这四大斡耳朵向腹里（中书省所辖的今河北、山西、山东和内蒙古部分地区）九万人户征收五户丝；并向赣州路几万人户征收江南户钞。每年还从朝廷得到大批银两、罗绢缎绒等岁赐，敛聚和耗费巨额则富。元廷历封宗王甘麻剌和他的子孙为晋王，镇守漠北，兼领四大斡耳朵，称为“守宫”。元世祖忽必烈也有四大斡耳朵，同样占有大量财富和私属人口。其他皇帝都各有斡耳朵，死后都由后妃继承守宫，也领有私属人户，有五户丝、江南户钞、岁赐的收入。元成宗铁穆耳、武宗、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元英宗硕德八刺、明宗、宁宗死后，元朝分别设长庆寺、长秋寺、承徽寺、长宁寺、宁徽寺、延徽寺等三品官衙，管理他们的斡耳朵。

　　参考书目

　　杨若薇：《辽代斡鲁朵所在地探讨》，《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第5期。

　　（张正明　周良霄　亦邻真） 
　


    
斡脱
  　　斡脱

　　（ortoq）　蒙古语ortoq（突厥语ortaq，意为合伙）的音译，蒙古和元朝经营高利贷商业的官商。徐元瑞《习吏幼学指南》说：“斡脱，谓转运官钱，散本求利之名也。”又称斡脱为“见赍圣旨、令旨，随处做买卖之人”。从成吉思汗时期起，蒙古贵族就提供本银，委托中亚木速蛮商人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从中坐收高额息银。当时这种官商有“黄金绳缆”（altan

　　获取巨利。斡脱经营的商品中很大一部分是金银珠宝、名贵皮毛、金锦罗缎等供皇室和贵族享用的奢侈品。蒙古初期，高利贷的年息是百分之百，次年息转为本，又复生息，一锭银十年之店竟能本利共合一千零二十四锭。这种掠夺性盘剥当时称为“羊羔息”。蒙古汗廷曾经规定，斡脱被偷盗或抢劫而一年之内不能破案，由当地居民代偿，如不及时赔偿，就作为债务，迫令纳“羊羔息”。斡脱钱债使许多民户甚至一些地方官吏破产，陷入典卖妻孥还不足以偿债的境地，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1240年，窝阔台汗不得不下诏以官府钱物代还民户和官吏欠下的斡脱钱债，总值达七万六千锭。同时取消各地官民代偿斡脱失盗损失的规定。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规定钱债“子母相侔，更不生息”，即不论欠债多久，全部利息最终不得超过本银的百分之百。蒙哥汗时期，曾令孛阑合剌孙专掌斡脱。

　　入元以后，皇室、妃主、诸王的斡脱不断发展。政府为持有圣旨、令旨的官商专立户籍，称为斡脱户。元世祖时，前后曾设诸位斡脱总管府（至元四年，1267）、斡脱所（至元九年）、斡脱总管府（至元二十年）等机构，掌管斡脱事务。尽管由于某些朝臣一再陈述斡脱扰民害政，曾经暂时废止斡脱机构，但斡脱高利贷商业是元朝官府、皇室和诸王妃主剥削收入的重要来源，不久便恢复，而且扩大了经营范围和权限。斡脱贸易还发展到远洋海外。在地方，元政府也前后设有斡脱局、斡脱府等官衙。

　　斡脱商人向元廷和诸王不断贡献奇珍异宝和大批钱物，从而得到特殊庇护。元政府为斡脱提供了种种特权。这些官商手持圣旨、令旨，可以使用驿站铺马（见站赤），官给饮食。他们或携带军器，或有官军护卫。货物可以减免课税。行船鸣锣击鼓，不依河道开闸时间，强行通过，动辄殴打守闸人员。办买盐引，欺侮仓官。斡脱商人还假公济私，夹带私人资金，营运牟利，发额外横财。斡脱户常常不当差役，与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神职人员享受同等或类似的优待。

　　追征斡脱钱债，对居民为害很大。如果负债人无力偿还，便籍没财产，甚至断没妻子儿女。大德六年（1302），札忽儿真妃子、念不列大王派人在杭州路追征钱债，并无负债人花名和欠债钱数，只指出三个债务人的名字，这三人转而把一百四十余户人家都说成债户，空口无凭，强行追索，造成很大骚扰。这类事屡次发生，以致元政府不得不下令制止。由于斡脱钱债导致许多人户破产，危及元朝统治秩序，元廷也曾下令免除某些居民的债务。但在有元一代，斡脱高利赁商业的盘剥始终是官府、皇室和诸王榨取人民膏血的手段之一，也是造成元代尖锐社会矛盾的根源之一。

　　由于译音无定字，斡耳朵也间或译写成“斡脱”，突厥—蒙古语中敬酒套语&ouml;t&ouml;k（请用），也译写为“斡脱”。

　　参考书目

　　翁独健：《斡脱杂考》，《燕京学报》第29期，1941。

　　村上正二：《元朝■於■■泉府司■斡脱》，《东方学报》（东京）第13册，1942。

　　（翁独健　亦邻真） 
　


    
乌第河
  　　乌第河

　　清代外兴安岭东部河流名。亦作兀的河、乌地河、乌达河、乌特河。发源于外兴安岭，东流入鄂霍次克海。金代为兀的改人聚居地。乌第河即因兀的改人而得名。明代曾于此地区置兀的河卫，归奴尔干都司管辖。17世纪中叶，沙俄哥萨克侵略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两国订立《尼布楚条约》，条约规定：“惟界于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诸川流及土地，应如何分划，今尚未决。此事须待两国使臣各归本国，详细查明之后，或遣专使，或用文牍，始能定之。”此处成为“待议地区”。雍正五年（1727），中俄两国订立的《恰克图条约》第七条重申《尼布楚条约》“暂行存放”之规定，强调俄国人不得占据“待议地区”。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俄国乘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之机，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瑷珲条约》，割去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大片领土，乌第河地区遂成为俄国属地。

　　（孟宪章） 
　


    
乌古
  　　乌古

　　辽、金时期游牧在蒙古东部地区的民族。有乌古里、于厥、羽厥、妪厥律诸译。主要以游牧为业。东邻室韦，西面是它的姊妹民族敌烈、南接契丹。在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以北的称三河乌古部，在海勒水以南的径称乌古部。神册四年（919），被辽太祖耶律亿征服。会同二年（939），辽以其地水草丰美，迁北南院所属三石烈居处屯戍。其后，乌古叛服不定。辽圣宗耶律隆绪以所俘乌古人户另置斡突盌乌古部。统和十二年（994），辽圣宗任皇太妃、萧挞凛领西北路乌古等部，经略西北。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可敦城为镇州（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又建防州（今蒙古哈达桑东南）、维州（今蒙古哈达桑），以控诸部，御鞑靼（阻卜）。辽道宗咸雍四年（1068），置乌古敌烈部都统军司。大安中，经阻卜磨古斯之叛乱后，辽在蒙古草原上的控制愈难于维持。寿昌二年（1096），徙乌古、敌烈两部于乌纳水邻近地方，以控扼北边冲要。金灭辽，西辽德宗耶律大石北走，聚众据可敦城，乌古部附西辽德宗，一部分人西迁，余众附金，被东徙至庞葛城（今黑龙江齐齐哈尔）耕垦。其后逐渐与邻近的民族融合。

　　（张正明） 
　


    
乌桓
  　　乌桓

　　中国古代民族之一。亦作乌丸，原与鲜卑同为东胡部落之一。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突厥、蒙古、通古斯诸说，未有定论。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乌桓山，遂以山名为族号，大约活动于今西拉木伦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区。

　　社会经济乌桓人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以穹庐为室，皆东向日。善骑射，亦狩猎。食肉、饮乳，衣毛皮。兼营农耕，以布谷鸟为候，作物有青穄、东墙。能酿白酒，但不知作麹，糵米常仰给于中原。妇女能在皮革上刺绣和制作罽一类的织物。男子能作弓矢，制鞍勒，锻铜、铁刀兵。

　　乌桓社会由若干部组成，各部有数百、千邑落，每邑落约有二三十户。部首领称大人，邑落首领为小帅。大人以下，各自畜牧治产，不相徭役；大人有所召呼，部众不敢违，违者死罪。盗窃不止，亦死罪；叛逃者捕归，放逐于沙漠中。有罪，可以牛羊赎。大人、小帅最初由邑落人民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者得举，2世纪末以后，变为世袭。

　　乌桓俗贵少贱老。怒杀父兄，不以为有罪，然不害其母，因母有族类；而父兄以己为种，故无人过问。血族复仇之风颇盛。

　　乌桓人髡头，女子至嫁时才蓄头，分为髻，戴一种桦皮制的高帽子，称为句决。男子娶妻，皆先私通，略其女去，半年百日后，始遣媒送马、羊、牛为聘；婿随妻归，服役二年后，妻家才厚遣其女回夫家。部落内，除战争外，一切皆从妇女之计。父兄死，妻后母，报寡嫂；寡嫂之小叔死，小叔之子可以伯母为妻；小叔若无子，再轮及其他伯叔。

　　乌桓人双骑士纹铜饰牌　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乌桓人双牛纹铜饰牌　辽宁西丰西岔沟出土

　　乌桓人土葬，用棺。葬时亲旧环坐，两人诵咒文，杀一肥犬及死者生前所乘马，烧衣物、服饰，歌舞、哭泣相送。相传犬能护佑死者神灵返归赤山（一说在今兴安岭南脉，乌桓人认为人死后魂归此山），不致中途遭横鬼遮拦。

　　乌桓人敬鬼神，祀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已故著名大人。以牛羊为牺牲，饮食必先祭。

　　与汉关系自匈奴击破东胡后，乌桓势孤力单，故役属于匈奴。匈奴单于每岁向乌桓征收牲畜、皮革，若逾时不交，便没收其妻子为奴婢。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19），汉将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因徙乌桓于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即今老哈河流域、泺河上游及大小凌河流域之地，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并在幽州置护乌桓校尉，监领乌桓，使不得与匈奴通。

　　王莽执政，令乌桓不再向匈奴缴纳皮布税，匈奴遂劫掠乌桓人畜。王莽又驱乌桓攻匈奴，以乌桓妻子为质，以杀戮为威，乌桓遂降匈奴。

　　东汉初，乌桓常与匈奴联兵扰乱代郡以东各地。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汉将马援率军往讨，不胜。次年，匈奴内乱，且遭旱灾蝗祸，乌桓又乘机攻击之，匈奴转徙漠北。汉光武帝刘秀乃以金、帛贿赂乌桓大人。二十五年，辽西乌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降汉，贡奴婢、牛马及虎豹、貂皮等。汉乃封其渠帅、大人共八十一人为王侯、君长，许其内迁，使驻牧于辽东属国、辽西、右北平、渔阳、广阳、上谷、代、雁门、太原、朔方十郡鄣塞之内，其地大约相当于今东北大凌河下游、河北北部、山西北部和中部、内蒙南部、鄂尔多斯草原一带。并置乌桓校尉于上谷宁城（今河北宣化），掌赏赐、质子、关市诸事。经明帝、章帝、和帝三世，汉与乌桓相安无事。

　　乌桓南徙后，原居地为鲜卑所占；少数留居塞外者皆归降鲜卑，自2世纪初起，常助鲜卑、南匈奴寇掠汉边；塞内乌桓则多从乌桓校尉抗击鲜卑、匈奴。2世纪中，汉与南匈奴对抗，各部乌桓亦各自为政，或从汉攻匈奴，或与匈奴联兵攻汉。2世纪末，汉还频频利用乌桓骑兵镇压各地义军。灵帝中平二年（185），令张温为车骑将军，发幽州乌桓三千骑至关内镇压凉州义军。乌桓因数被征发，死亡略尽，人心浮动，军无斗志，皆临阵不战，逃归幽州各部。中平四年，泰山太守张举、中山相张纯等反，就利用幽州乌桓，寇掠青、徐、幽、冀四州，张纯自号弥天安定王，为诸郡乌桓元帅。中平六年，张纯死，乌桓军亦随之瓦解。

　　献帝初平元年（190），辽西乌桓大人丘力居死，其侄蹋顿即位，有武略，统一辽东、辽西、右北平三郡乌桓。建安五年（200），袁绍被曹操败于官渡，旋即病死。十年，绍子尚等往奔辽西，投奔蹋顿。十二年，曹操远征乌桓，战于柳城，乌桓败绩，蹋顿及名王以下被斩，降汉者达二十余万口。曹操使柳城降者及幽州、并州各郡乌桓共万余落徙居中原，妻子为人质，精壮随军作战，由是三郡乌桓号为天下名骑。残留故地的乌桓，因其地不久即为鲜卑所占，均与鲜卑融合；内徙者则渐为汉人所同化。

　　（余太山） 
　


    
乌兰布通之战
  　　乌兰布通之战

　　见平定准噶尔。 
　


    
乌什维族起义
  　　乌什维族起义

　　清乾隆三十年（1765）在新疆南部重镇乌什爆发的维吾尔族人民反压迫武装起义。18世纪50年代末，清政府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后，即与本地维吾尔族的封建主勾结起来，残酷剥削和压迫维吾尔族人民。清政府驻乌什办事大臣素诚昏愦无能，不仅任意盘剥人民，还和他的儿子及官兵一起轮奸妇女，无恶不作。乌什的阿奇木伯克是从哈密派来的阿布都拉，他性情残暴，且多方勒索，贪婪无厌。素诚和阿布都拉等的种种倒行逆施，使乌什人民困苦不堪。乾隆三十年二月十四日，阿布都拉等无理毒打递送物件的差役，激起了人民的愤恨。同时，素诚和阿布都拉又派素诚之子带领维吾尔族二百四十人解送沙枣树及官吏行李。当晚，曾受过素诚父子欺辱的小伯克赖和木图拉召集役夫向驻守乌什的清军发起进攻，占领仓库，烧毁衙署，迫使素诚父子自杀，擒获阿布都拉。清政府驻阿克苏副都统卞塔海、喀什参赞大臣纳世通等闻讯纷纷率兵前来镇压。但起义的队伍声势越来越大，使前来围剿的清军屡遭失败。清政府又加派伊犁将军明瑞、阿桂等，先后聚集了清军万余人，企图一举消灭起义队伍。但起义队伍恃险踞守，与清军对峙达半年之久。最后，终因孤立无援，粮草将绝，起义首领赖和木图拉又中箭身亡，遂于八月二十五日被清军击败。清军进入乌什后，进行血腥屠杀，将万余妇女儿童分四批解送伊犁。乌什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新疆南部的统治，迫使清政府采取一些改革措施以缓和矛盾。

　　（任一飞）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

　　（dBusg Tsang mNgah-ris-skor-gsum） 元朝设在今西藏地区的政区。乌思（清以后译作卫）指前藏；藏指后藏；纳里即阿里，速古鲁孙意为三部（即古格、卜郎、芒域），纳里速古鲁孙大体相当于今阿里地区。元置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统一管理这三个地区（见宣政院）。1239年，窝阔台次子阔端派朵儿答进兵西藏，到达今拉萨东北。萨斯迦宗教首领班弥怛·功嘉监藏代表西藏各部僧俗官员北上，1246年抵达凉州，次年谒见阔端，表示归顺蒙古。此后，功嘉监藏向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全体僧俗官民发布文告，宣布“上纳里、乌思、藏皆已降附”蒙古，并转达阔端关于清查户口、建立驿站的令旨。入元以后，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地区受元世祖第七子西平王奥鲁赤及其后裔节制。至元元年（1264），元廷设立总制院，管理全国释教和吐蕃（藏族地区）事务，至元二十五年改称宣政院。乌思藏分为沙鲁、搽里八、出蜜、思答笼剌、伯木古鲁、加麻瓦、札由瓦、牙里不藏思八、迷儿军等十三个万户，与纳里速古鲁孙元帅府一起，统归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管辖。宣慰使都元帅有时又是藏族的本禅，是当时西藏地区的最高官吏，直接由朝廷任命。

　　元朝有帝师制度，元世祖忽必烈以来历朝皇帝都从乌思藏请来帝师。元朝帝师的地位极为高崇，萨斯迦地方贵族款氏一家产生了八思巴以下祖孙父子相继的许多代帝师，帝师家族也备受隆遇。如，八思巴侄孙、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帝师公哥罗古罗斯监藏班藏卜之兄琐南藏卜，尚公主，封白兰王，享有很大的特权。直至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时，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的政治和宗教统治大权始终集中在萨斯迦款氏贵族手中。至正十一年（1351），伯木古鲁万户郎氏贵族赏竺监藏起兵打败宣慰使都元帅的军队，夺取了三路统治权，并向元廷申报了起事经过。在内地农民起义风暴中自顾不暇的元朝政府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封赏竺监藏为达鲁花赤、大司徒。元亡后，明封伯木古鲁万户为阐化王。

　　元官府对乌思藏进行过不止一次的户口调查，据中外学者研究，前藏和后藏地区当时约有三万余户居民。元朝在西藏地区建立驿站，设站赤、兀剌赤。据延祐年间统计，大站有二十八处。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的社会制度在元代没有根本的变化，仍是领主剥削和统治属民的农奴制。归顺元朝的大小领主获得了万户、千户头衔，万户可以给属下封赏官职，拨给领地。大小领主构成一个封建贵族阶级。寺院占有大量土地和财产，剥削衣奴。僧侣封建主拥有极大势力。称为迷思迭（mi-sde，译言部民）的属民没有人身自由，不能离开本万户的封地，即使临时外出也须持有万户的路引。他们负担名目繁多的税赋和徭役，贡纳实物，为修建寺院和宫室府邸提供无偿劳动，稍有迟误，便酷刑加身。属民尽管终年从事苦重劳动，仍然不得温饱，他们是农奴阶级。元朝对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地区的统一管辖，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限制了各大领主之间相互争战的混乱局面，对生产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参考书目

　　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穹庐集》第425～4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G.Tucci，Tibetan Painted　Scrolls，Rome，1949。

　　（亦邻真） 
　


    
乌孙
  　　乌孙

　　汉代至拓跋魏中叶居于天山北麓伊犁河上游、伊塞克湖畔及纳林河流域的游牧部族。它的族属有突厥族、亚利安族诸说，尚无定论。

　　建元三年（前139），张骞应汉武帝刘彻之募出使月氏，打算约它夹击匈奴，但未得要领而归。元狩四年（前119），汉军击走匈奴于漠北，张骞向武帝言及留匈奴时说，闻乌孙本居祁连、敦煌间，与月氏为邻。月氏攻夺乌孙地，杀其王难兜靡，乌孙王族逃属匈奴；其后月氏为匈奴所破，西击塞人，塞人南迁，月氏居其地（今伊犁河流域）。乌孙首领（昆莫）既壮，请单于助报旧怨，西向攻破月氏，月氏西走，乌孙遂占有其地，然常怀念故地；因而建议武帝厚赂乌孙，招以东归，并遣公主为夫人，使之助汉，以断匈奴右臂。武帝采纳此议，令张骞再使西域，抵达乌孙都城赤谷城（今地不明，一说在今新疆阿克苏城北盐山附近，一说在纳林河上游之Narynkol，一说在伊塞克湖南岸之DzhetyOghuz附近），当时乌孙有户十二万，民六十三万。然而乌孙诸大臣不欲东迁，昆莫猎骄靡又年老不能自主，仅遣使数十人随张骞入汉答谢，意亦在窥探汉廷的虚实。

　　匈奴知乌孙遣使赴汉报聘，便兴师问罪，乌孙为得汉援助，再遣使献马，并愿得汉公主。武帝于元封年间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嫁昆莫，馈赠甚丰，昆莫以细君为右夫人，同时迎娶匈奴女为左夫人。江都公主别居一宫，不经常与昆莫相会，且因语言不通，忧伤思乡，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昆莫年老，令细君改嫁其继承人岑陬，公主不肯，向朝廷请示，汉帝为同乌孙共灭匈奴，令公主从其国俗。公主与岑陬成婚，生一女，旋病卒。汉又以楚王刘戊之孙解忧为公主妻岑陬。解忧留居乌孙达五十年之久，先嫁岑陬，未生子女。岑陬早卒，病危时因其胡（匈奴）妇所生之子泥靡年幼，把王位让给叔父之子翁归靡，约定泥靡长大，仍立为乌孙王。翁归靡即位后，娶解忧公主，生三男二女，长男名元贵靡。翁归靡亦有胡妇，生子名乌就屠。汉昭帝时，匈奴与车师并力侵乌孙，解忧上书请汉救援，汉公卿议救未决，值昭帝去世。宣帝本始元年（前73），解忧与翁归靡皆上书称匈奴连续发兵攻击乌孙，虏掠人民，并要求交出汉公主，望汉出兵相救。翌年，汉遣将五人，率骑十六万分道出塞，命校尉常惠持节护乌孙兵，共击匈奴，匈奴死伤惨重，畜产损失不可胜数，因此深怨乌孙。本始三年冬，匈奴单于自将数万骑击乌孙，有所虏获，将还师，逢大雪，人民畜产损失十之八九。本始四年至地节元年（前69），乌孙与丁零、乌桓等又围攻匈奴，匈奴人民死者十分之三，牲畜损失将近一半。汉兵亦出塞攻掠，攻下车师，留卒屯田，保障天山北麓往乌孙的道路畅通，汉与乌孙的联系由此加强。

　　乌孙族墓群　新疆昭苏下台

　　乌孙人用羊首铜刀　新疆新源查布哈河出土

　　宣帝元康二年（前64），应翁归靡之请，以楚主解忧亲属相夫为公主，置官属侍御百余人，使居上林苑习乌孙语；临行，宣帝亲自送别。相夫至敦煌，未出塞，闻翁归靡死，乌孙贵人从岑陬之约立泥靡为昆弥（昆弥即昆莫，均为乌孙王号）。宣帝从萧望之议，征还相夫。解忧复嫁泥靡，生一子名鸱靡。翁归靡胡妇所生之子袭杀泥靡自立为昆弥，因害怕汉出兵，奉元贵靡为大昆弥，自己为小昆弥。汉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为分别人民地界，大昆弥户六万余，小昆弥户四万余，各自为政，汉皆赐予印绶。后元贵靡、鸱靡皆病死，解忧年近七旬，上书言年老愿还汉地。宣帝许其归来，于黄龙元年（前49）病死。自此至西汉末，乌孙昆弥始终有大小之分，前者亲汉，后者亲匈奴。《汉书·西域传》所谓“自乌孙分立两昆弥后，汉用忧劳，且无宁岁”，是对这种情况的概括。

　　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东汉以耿恭为戊校尉，屯车师后王部金满城（今新疆奇台西北）。恭至部，移檄乌孙，示汉威德，大昆弥以下皆欢喜，遣使献名马。章帝建初五年（公元80），班超欲攻龟兹，因乌孙兵强，欲得其助，乃上书言“乌孙大国，控弦十万，故武帝妻以公主，至孝宣皇帝，卒得其用。今可遣使招慰，与共合力。”章帝允诺，于建初八年拜班超为将兵长史，别遣卫侯李邑护送乌孙使者，赐大小昆弥以锦帛。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匈奴北单于为汉左校尉耿夔所破，曾遁走乌孙。而自安帝即位时（107）起，北匈奴复收属西域诸国，时为边寇。后经班勇大力经营，虽龟兹、疏勒、于阗、莎车皆来朝，而乌孙及葱岭以西终绝。

　　近几十年来，中国和苏联的考古工作者在乌孙故地考察和发掘了大量的乌孙墓葬，从墓葬分布特点、形制及出土物等方面作了分析研究，为探索乌孙的社会经济情况提供了不少资料，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文献之不足。例如：谷物磨具和平底陶器的出土，说明乌孙人在经营畜牧业的同时，还兼营少量农业。出土物还表明乌孙人制陶业、铸铜业和木器制造业的水平和规模。墓葬规模的悬殊和出土物的多寡贵贱则体现了乌孙社会贫富的分化和阶级的形成。

　　（张锡彤） 
　


    
乌弋山离
  　　乌弋山离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伊朗高原东部的一个地区或半独立国家。安息在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I，前171～前138或137）时在中东建立了东自大夏、身毒，西至两河流域，北至里海，南抵波斯湾的大帝国。但由于大月氏（即月氏）西迁，中亚的塞人（Sakas）各部受到很大的打击，大约在公元前128或127年纷纷南下闯入安息境内，直到德兰癸亚那（Drangiana）和阿拉科西亚（Arachosia）二郡之地，占据了锡斯坦。密司立对提二世（前124～前87）即位后，决心大力整顿东方，便派贵族苏林（Suren）率领大军到东边镇压入侵的塞人，经过十年的战争，塞人降服，安息表面上恢复了统一。从此侵入的塞人和土著安息人便在东方这两郡境内杂居，逐渐融合。自公元1世纪以后，印度的记载称他们为“塞种—安息”（Saka-Pahlava）。

　　苏林在东方的胜利使他在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西亚两郡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安息帝国实际上分成了两个地区，西部仍在阿塞西（Arsaces）王朝统治之下，东部则在苏林家族统治之下，仅名义上属于安息，实际上完全独立，其政治中心即在锡斯坦。《汉书》把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的东部地区称为乌弋山离国。乌弋山离国是其首都Alexandria-Prophthasia前一字之音译；此国名亦称“排特”，是后一字之音译。公元1世纪乌弋山离国被新兴的贵霜帝国（见贵霜）吞并。

　　（孙毓棠） 
　


    
无能子
  　　无能子

　　唐末思想家。姓名、籍贯、生卒年皆不详，只留下“无能子”别号。据称他自少年时起，即博学寡欲，擅长哲学思辨，似曾游宦，并授徒讲学。后避黄巢起义战火，四处漂泊，生活艰难。光启三年（887），游寓左辅（今陕西东南部）隐居民间时，著《无能子》一书，指责君主专制制度违反自然，提倡道教的服气和坐忘修炼法，并宣扬儒家的宿命论、仁义道德和近似佛教禅宗思想的“无心”。由此推测，他是一位信仰道教、且通晓儒释二教的知识分子。但有的著作径直称他为道教学者，有的著作则仅仅称他为隐士。关于他的政治思想，有的论文认为，无能子代表了地主阶级从顶点开始坠落时，该阶级中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绝望情绪和消极反抗；与此相反，一些学者认为，无能子受到唐末农民战争的影响，本质上是与正宗的封建统治思想相对立的，是农民反抗精神在思想战线上的反映；有些论著则将无能子的“圣过论”与南朝晋鲍敬言、宋康与之、邓牧和五代谭峭等人的无君论相并列。关于他的哲学思想，有的文章认为，在无能子的头脑中唯心主义思想占主导地位，同时也有一些可贵的唯物主义观点；与此不同，有些专家称无能子是无神论者，气一元论者或气的唯物论者。总之，研究者们都认为无能子的思想独具特点。《无能子》全书分上、中、下三卷，近万言，现有三十四篇。从书中篇目来看，似乎有阙篇。但有人考证指出，《无能子》并无阙篇。不仅如此，最后四篇是明代人增纂，原仅有三十篇。也有人认为三十四篇均是原作。现存版本以明正统《道藏》本为最古，后出版本尚有十多种。王明所著《无能子校注》（中华书局，1981）是目前唯一的校注本。

　　（朱越莉）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流传，经历了三个阶段：1919年五四运动前为传入和初步传播阶段，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为泛滥阶段，1924年后为破产阶段。

　　无政府主义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的欧洲。20世纪初期被旅居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及反清流亡者，当做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加以接受，并由他们传入国内。1907年，刘师培、张继等人在日本东京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并刊行《天义报》（后改为《衡报》），形成中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天义派”。同年，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新世纪》，形成中国另一个最早的无政府主义派别“新世纪派”。他们鼓吹个人冒险，用暗杀恐怖手段推翻政府等无政府主义理论，对当时正在酝酿的反清革命产生过一定影响。但直至辛亥革命爆发，其流传范围仍主要限于国外的留学生中。

　　辛亥革命以后，随着人们对北洋政府绝望情绪的增长，无政府主义开始成为国内有影响的思潮。其代表人物为刘思复。1912年夏，他在广州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晦鸣学社”。接着在上海成立“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并先后出版《晦鸣录》（又名《平民之声》）、《民声》、《新世纪丛书》、《无政府浅说》等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形成了融合克鲁泡特金（1842～1921）无政府共产主义和托尔斯泰泛劳动主义、无抵抗主义的中国无政府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是：①反对一切剥削、压迫和权威，要求个人绝对自由；②宣扬总同盟罢工式的“革命”，反对革命政党的领导作用；③反对科学社会主义。传播范围也扩大到了某些地区的手工业工人中。

　　1919年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建党时期，当各种“新思潮”在中国思想界迅速传播时，无政府主义也作为一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广泛传播。各地先后成立无政府主义社团三十多个，出版刊物七十多种，形成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等不同的派别。无政府共产主义派又称“正统派”，以黄凌霜、区声白为代表，北京“实社”和“进化社”为代表社团，《进化》月刊为其主要宣传阵地，是当时影响较大的一个派别。该派有感于过去强调“绝对自由”和“破坏一切”，遭到北洋政府的制裁和一些民主主义者的非难与批驳，改而将宣传的要点侧重于组织、联合和建设方面，强调他们的学说是“有社会”的“建设”的无政府主义，而且是有科学根据的。充分暴露他们在理论上的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无政府个人主义派又称“新虚无主义派”，以朱谦之为代表人物，北京大学“奋斗社”为代表社团，《奋斗》旬刊为主要宣传阵地。该派宣扬虚无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反对唯物史观，要人类退回到穴居野处的蒙昧时代去。但其影响远不如无政府共产主义派。

　　各派无政府主义者虽存在思想理论上的种种分歧，但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方面却完全一致。无政府主义成了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直接思想障碍与组织障碍。因此，从1920年起，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通过《新青年》、《共产党》、《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先驱》、《少年》等刊物，在以下几方面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系统的批判：①指出在人类社会里，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根本不存在的，鼓吹个人绝对自由论对革命极端有害；②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对自发斗争的迷信，坚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建立工人阶级政党，进行有组织的革命斗争；③驳斥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谬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原则；④批判小资产阶级绝对平均主义思想，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原则。中国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保证了正在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的纯洁性。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无政府主义开始走向衰落。无政府主义社团及所出刊物和书籍日见减少，对工人运动的影响也因其反苏、反共和社会改良主义面目的彻底暴露而急剧下降。无政府主义者纷向四方面转化：①改变立场，信仰马克思主义；②消极颓废，或遁入空门；③与反动势力合流；④继续打着无政府主义旗号，若撑破碎局面。1932年，无政府主义作为一个政治流派在中国已彻底破产。

　　参考书目

　　李光一：《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破产》，《史学月刊》1981年第2期。

　　汤庭芬：《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的派别及其分化》，《华中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3期。

　　（曾业英） 
　


    
芜湖浆染
  　　芜湖浆染

　　明代南直隶芜湖县浆染纺织品的行业。明人宋应星著《天工开物》中说：生产中，各地棉布纺织最佳者是松江布，浆染最佳者是芜湖布。芜湖位于青弋江与长江汇合处，交通便利，是长江沿岸的重要港口。明末，松江人陈继儒作《布税议》中，记松江出产的棉布行销全国，其中芜湖乃一重要交通枢纽。松江布经芜湖出长江口，再经楚、蜀，而散于闽粤秦晋滇黔诸地。芜湖因之布商麇集，舟车负载，商业异常繁荣。贩经芜湖的棉布多在此地浆染加工。芜湖浆染业技术精良，历史悠久。因此地曾浆碾过一种发青光的棉布，为国内外所珍爱。入明以后，又染出一种毛青布，红焰之色隐然，亦一时佳品。棉布经浆染后，大都须经过砑碾。碾布所用优质碾石，产于江北，性冷质细，每块值银多达十余两。

　　（从翰香） 
　


    
《吾学编》
  　　《吾学编》

　　记载明洪武至正德间史事的纪传体史书。明郑晓（1499～1566）撰。晓字窒甫，号淡泉，浙江海盐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历官至兵部尚书。通经术，长于史学，习国家典故。该书略仿正史之体，分记、表、述、考，凡十四篇，六十九卷。《皇明大政记》以岁系月，凡关系大政者各为一记；《皇明逊国记》搜集遗文，补建文四年（1402）革除残缺事迹；《皇明同姓诸侯表传》列同姓诸王分封列藩。《皇明异姓诸侯表传》列开国、靖难、御胡、剿寇、戚畹、佞幸、列爵等；《皇明直文渊阁诸臣表》表内阁成员；《皇明两京典铨（尚书）表》表南北两京吏部尚书；《皇明名臣记》记文武名臣一百九十余人政绩；《皇明逊国臣记》记逊国诸臣忠义事迹；《皇明天文述》载灾异；《皇明地理述》辨疆界；《皇明三礼述》述祀典；《皇明百官述（附表）》载诸司职掌；《皇明四夷考》记明与各国关系；《皇明北虏考》述明与蒙古关系。篇首皆有小序。全书叙事原委毕具，取材宏富，考核精详。今存隆庆元年（1567）初刻本，有工部尚书雷礼序。又有万历间重刻本，有万历二十七年（1599）李当泰跋。

　　（范金民） 
　


    
吴
  　　吴

　　春秋末霸国。姬姓。传说为周文王伯父太伯、仲雍奔荆蛮创建。周武王封其后裔周章为吴君，立国于长江下游一带。春秋中期始见吴与楚有接触，其后晋为夹击楚又联络吴并帮助吴改进军备。吴地盛产优质铜锡，冶炼技术精良，所造兵器驰名天下，遂逐步发展为军事强国。公元前585年，太伯十九世孙寿梦始称王，其子诸樊都于吴（今江苏苏州）。后吴王阖闾（前514～前496）任用伍子胥、孙武等，于其九年大破楚军，攻占郢都。次年，因越军乘虚入犯吴境、秦兵救楚及阖闾弟夫概王叛乱，吴始退兵，楚得复国。阖闾十九年吴伐越，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吴败，阖闾受伤而死，太子夫差继立。吴王夫差二年（前494）攻越大胜，越王勾践卑词乞和。夫差遂率吴军北上，征伐鲁、齐等国，十年，吴为争霸中原于邗（今江苏扬州附近）筑城；开凿江淮间的邗沟，为中国运河工程打下了基础。十四年，吴王大会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在吴与晋相争，夺得霸主地位时，越王勾践乘虚攻入吴都，获其太子，夫差不得不匆匆回军，向越求和。从此，吴国势日下，加上民力凋敝，灾荒频繁，又屡遭楚、越攻击，二十三年都城被勾践攻破，夫差自杀，吴国灭亡。

　　吴王光鉴（附瓠）

　　（罗世烈） 
　


    
吴
  　　吴

　　见三国。 
　


    
吴
  　　吴

　　五代时十国之一。

　　杨行密所建。都广陵（即扬州，今属江苏），称江都府。盛时疆域约为今江西全省及江苏、安徽、湖北的一部分。历四主，共四十六年。杨行密（852～905）是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出身农家，应募为州兵，后归淮南节度使高骈，为庐州刺史。他在江南北军阀的混战中，逐渐扩大自己的势力。先据有宣歙（今安徽东南及浙江西北部），经过反复征战，又占领了扬州和江南的润（今江苏镇江）、昇（今江苏南京）、常（今属江苏）、苏（今属江苏）诸州。景福元年（892），唐昭宗以行密为淮南节度使。从此，他以其地为根据地，北与后梁朱温、东南与吴越钱镠相抗，又向江西和湖北地区发展，形成割据政权。

　　白瓷三瓣口碗　江苏连云港市吴墓出土

　　江淮地区本来十分富庶，经过唐末军阀高骈、秦彦、毕师铎、孙儒及杨行密长期混战，人口死亡流散，土地荒芜。行密据有此地后，采用安辑政策，招集流亡，奖励农桑，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天复二年（902），唐封行密为吴王，建都广陵。

　　天祐二年（905），行密死。子杨渥（886～908）继位，政权落入掌握牙军的大将张颢、徐温手中。后梁开平二年（908），张颢、徐温杀杨渥，立杨隆演（一名渭，897～920）。后徐温又杀张颢，独拿大权。贞明五年（919）杨隆演称吴国王，年号武义。武义二年（920），杨隆演死，其弟杨溥（901～938）立，次年改元顺义。顺义七年（927）杨溥称吴皇帝。当时，徐温养子徐知诰专国政，他于吴天祚三年（937）废杨溥自立，国号大齐（次年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吴亡。

　　帝系表

　　（卞孝萱） 
　


    
吴澄
  　　吴澄

　　（1249～1333）元代理学家。字幼清，晚年改字伯清。抚州崇仁人。幼聪敏好学，曾受教于朱熹再传弟子饶鲁的门人程若庸，与其族子程巨夫为同学。宋度宗咸淳六年（1270），应乡贡中选；次年，就试礼部，落第。授徒于乡里，作草屋以居，题名“草庐”，因此被称为草庐先生。入元后，避兵乱隐居乐安布水谷，从事著述，至元二十年（1283）还居草庐。二十三年，程巨夫奉诏到江南搜罗人才，从之至大都，不久即辞归。元贞年间，讲学于龙兴（今江西南昌），为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选所赏识，荐于朝。大德五年（1301），授应奉翰林文字，次年至京，而该职已改授他人，遂南还。八年，被任为江西等处儒学副提举，迁延不赴。后称病辞职。至大元年（1308），授国子监丞；四年，升司业。当时国子监学官只知踵袭许衡成法，教学止于朱熹《小学》、《四书集注》诸书，年年如此，毫无进步。吴澄到任后实行改革，亲自执教，辨析诸家传注的得失，融会不同学派的学说，并拟定教法，分经学、行实、文艺、治事四门，扩大了教学内容。他曾对学生说：“朱子道问学工夫多，陆子静却以尊德性为主。问学不本于德性，则其弊偏于言语训释之末。”提倡为学应以尊德性为本，因此遭到议论。又因不同意实行大学积分法，与同事意见不合。皇庆元年（1312），辞职还家。次年，集贤院奏请召为国子祭酒，反对者指责他为陆学，不合许衡尊信朱子之义，不可为国子师，于是作罢。延祐五年（1318），授翰林直学士，遣虞集驰驿召入朝，中途因病不行。至治三年（1323），超拜翰林学士，复遣近臣至其家征召，乃入京。泰定元年（1324），命为经筵讲官，复命修《英宗实录》。二年，《实录》成，辞官南归。晚年仍致力于著述、讲学，南北士人来从学者甚多。元统元年（1333），卒于家。谥文正。

　　吴澄为学虽由朱熹《四书集注》入门，又得到朱学人物的指授，自称其学为朱子之学。但他不偏执于一家，对陆九渊的“本心”学说尤为赞赏，认为是出于孟子，并谓“以心为学，非特陆子为然，尧、舜、禹、汤、文、武、周、孔、颜、曾、思、孟，以逮邵、周、张、程诸子，盖莫不然”。他极力调和朱、陆两家学说，称“二师之为教一也”，反对持门户之见。著述丰富，尤精研诸经，著有《易纂言》、《诗纂言》、《书纂言》、《春秋纂言》、《三礼考注》等，在元代理学中具有崇高地位，与许衡并称“南吴北许”。有《草庐吴文正公全集》传世。

　　（陈得芝） 
　


    
吴楚七国之乱
  　　吴楚七国之乱

　　发生在汉景帝三年（前154）的一次诸侯王国的叛乱。参与叛乱的七国的国王是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西王印、胶东王雄渠。吴王濞为这次叛乱的主谋。七王的血统关系如下：

　　七国之乱的根源，是强大的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诸吕当权以及汉文帝刘恒继统等政治事件，加剧了这一矛盾。七国之乱的导火线，则是汉景帝刘启采纳晁错的《削藩策》，削夺王国土地。

　　王国势力强大的局面，是汉高祖刘邦时形成的。楚汉相争阶段，刘邦迫于形势，分封了异姓王。汉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后，共有异姓王七人（见异姓诸侯王）。他陆续消灭了除去长沙王吴芮以外的六人。他认为秦祚短促是由于秦不分封子弟的缘故，所以在异姓王的故土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即同姓九王。高祖并与群臣共立非刘姓不王的誓约。

　　汉初的同姓诸王国，土地辽阔，户口众多。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统亲近，效忠汉朝，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这时并不突出。

　　高祖死后，当权的吕后违背誓约，立诸吕为王。吕后对于受封为王的高祖诸子，控制很严，有些国王甚至被摧残致死。齐王肥是高祖长子，地位尊贵，吕后对他虽有猜疑，但却难于处置。齐王肥献城阳郡地与吕后之女鲁元公主，主动调整同吕后的关系，才得以相安无事。

　　吕后专权以及分封诸吕为王，激起了刘姓诸王的强烈反对，王国势力与专制皇权的矛盾，以刘姓诸王与拥刘大臣团结反吕的形式表现出来。吕后死，诸吕聚兵，准备发动政变。当时齐王肥的儿子朱虚侯刘章、东牟侯刘兴居宿卫长安。他们暗约其兄齐王将闾领兵入关，共灭诸吕，由将闾继承帝位。刘将闾应约起兵，长安方面派遣大将军灌婴出击。灌婴屯兵荥阳，与刘将闾相约连和，待机共伐诸吕。这时，刘章在长安与太尉周勃、丞相陈平等协力消灭了诸吕势力。群臣认为代王恒外家薄氏比较可靠，估计不致出现类似诸吕弄权的严重问题。于是协议，舍齐王将闾而立代王恒为帝，即汉文帝。

　　文帝以高祖庶子继统，地位本来不很巩固。汉初所封诸侯王，到这时都经历了两三代的更迭，与文帝的血统关系逐渐疏远，政治上已不那么可靠。文帝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其一是使列侯一概就国，功臣如绛侯周勃也不例外，目的是便于文帝控制首都局势，避免掣肘。其二是封诸皇子为王，皇子武是景帝的同母弟，先封为代王，于梁王揖死后徒封梁王。梁国是拥有四十余城的大国，地理上居于牵制东方诸国、屏蔽朝廷的关键位置。其三是采用贾谊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策略，把一些举足轻重的大国析为几个小国，例如析齐国为齐、城阳、济北、济南、淄川、胶西、胶东七国，以已故的齐王肥的诸子为王。这样，齐国旧地虽仍在齐王肥诸子之手，但是每个王国的地域和力量都已缩小，而且难于一致行动。此外，爰盎、晁错针对淮南王长骄横不法，都提出过削藩建议，文帝碍于形势，没有实行。

　　文帝时一再发生王国叛乱。原来，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虽有反吕之功，但他们曾有拥戴齐王将闾为帝的打算，所以文帝对他们没有以大国作为封赏，只是让他们各自分割齐国一郡，受封为城阳工和济北王。城阳王章不久死去。济北王兴居于文帝三年（前177）乘文帝亲自击匈奴的机会，发兵叛乱，欲袭荥阳，事败自杀，济北国除。文帝六年淮南王长谋反，被废徒蜀，死于道中。这些事件预示着王国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正在加深，是更大的叛乱的先兆。所以贾谊在上汉文帝的《治安策》中慨叹说：“今或亲弟谋为东帝（按指淮南王长谋反），亲兄之子西乡（向）而击（按指济北王兴居拟袭荥阳），今吴又见告矣。”

　　景帝即位后，中央专制皇权和地方王国势力的矛盾日益激化，景帝接受晁错所上《削藩策》，下诏削赵王遂常山郡，胶西王卬六县，楚王戊东海郡；景帝三年，又削吴王濞会稽等郡。削藩之举激起了诸王的强烈反对。吴王濞首先与齐王肥诸子中最强大的胶西王卬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吴与胶西分天下而治之。胶西王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汉。吴王濞还与楚、赵、淮南诸国通谋。削藩诏传到吴国，吴王濞立即谋杀吴国境内汉所置二千石以下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淄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的诸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城守，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为国内亲汉势力所阻，未得起兵。吴王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也是晁错所议削藩的主要对象。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目的是诛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和策划下爆发的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形成东方诸王“合纵”攻汉的形势，震动很大。

　　楚王墓兵马陶俑出土现场　徐州市郊狮子山村土

　　吴楚七国之乱图

　　吴国始受封于高帝十二年（前195），那时在江淮之间叛乱的淮南王英布败走吴越，高祖认为东南之地与汉廷悬隔，非壮王无以镇之，而高祖亲子均年少，乃封兄子刘濞为吴王。吴国是五十余城的大国。吴国的彰郡（辖今苏西南、皖南、浙北之地）产铜，滨海地区产盐，吴王濞招致天下各地的逃亡者铸钱、煮盐，所铸钱流通于整个西汉境内。吴国以船运载，一船相当于北方数十辆车，有较高的运输能力。吴国由于经济富足，境内不征赋钱，卒践更者一律给予佣值，因而得到人民的支持。文帝时，吴太子入朝长安，由于博奕争执，被汉太子刘启（即以后的景帝）以博局击杀，引起了汉吴双方的猜疑，吴王濞自此二十多年托病不朝。文帝为了笼络吴王濞，赐以几杖，允许不朝。吴王濞骄横不法，以珠玉金帛贿赂诸侯王和宗室、大臣，企图在政治上取得他们的助力。

　　景帝三年（前154），吴王濞起兵广陵（今江苏扬州），有众二十余万，还兼领楚国兵。他置粮仓于淮南的东阳，并派遣间谍和游军深入殽渑地区活动。吴楚军渡过淮水，向西进攻，是叛乱的主力。胶西等国叛军共攻齐王将闾据守的临淄，赵国则约匈奴联兵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派郦寄击赵，栾布击齐地诸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兵。曾经做过吴国丞相的爰盎，建议景帝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土，以换取七国罢兵。景帝在变起仓猝的情况下接受了这一建议，处死晁错。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在吴楚军西向攻取洛阳的道路中，景帝弟刘武的封国梁国横亘其间。吴楚军破梁军于梁国南面的棘壁（今河南永城西北）。当时周亚夫率汉军屯于梁国以北的昌邑（今山东巨野东南），他不救梁国之急，而以轻兵南下，夺取泗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苏洪泽境），截断吴楚军的粮道，使其陷入困境。吴军多是步兵，利于险阻；汉军多是车骑，利于平地。战事在淮北平地进行，吴军居于不利地位。梁国又坚守睢阳（今河南商丘南），吴军无法越过。吴军北至下邑（今安徽砀山境）周亚夫军营求战。结果吴军一败涂地，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派精兵追击，吴王濞率败卒数千遁走，退保长江以南的丹徒（今江苏镇江）。汉遣人策动吴军中的东越人反吴。东越人杀吴王濞。楚王戊也军败自杀。吴楚叛乱起于正月，三月即告结束。

　　在齐地，胶西等王国兵围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进逼，胶西、胶东、淄川、济南诸王或自杀，或伏诛。齐王将闾为汉城守有功，但是他曾拟夺取帝位，后来还参预过七国之乱的策划，特别是在被围困时又与胶西王等通谋，因此不能见容于汉，被迫自杀。在赵地，赵王遂撤兵坚守邯郸，郦寄攻之不下。匈奴人知道吴楚兵败，也不肯入汉边助赵。栾布平定齐地诸国后，还军与郦寄共同引水灌邯郸城，邯郸城破，赵王遂自杀。

　　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见推恩令）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田余庆） 
　


    
吴大帝孙权
  　　吴大帝孙权

　　（182～252）　三国时期吴国开国君主、政治家。字仲谋。吴郡富春（今浙江富阳）人。黄龙元年（229）至神凤元年（252）在位，谥大皇帝。父孙坚。孙权少察孝廉，举茂才，行奉义校尉。跟随其兄孙策征讨江东。汉建安五年（200）孙策死，继统江东地区，得到张昭、周瑜、程普等人辅助，他广揽人才，鲁肃、诸葛瑾等为其宾客。建安十三年，曹操夺取荆州，沿江而下，孙权摈弃群臣归降之议，任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各领万人，联合刘备，组成孙刘联军，大破曹军于赤壁。孙权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依靠长江天险，多次击退北方曹魏进攻。曹丕代汉建魏，孙权表面臣服称藩，争取时间巩固政权基础。魏黄初二年（221），接受魏封号，称吴王于武昌（今湖北鄂城）。黄龙元年称帝，建都武昌，后迁建业（今江苏南京），先后统治江东五十多年（参见彩图插页第29页）。通过消灭各支割据势力，平定、降服少数族山越，所辖由江东扩展到相当于今福建、广东、广西、湖南的广大地区。汉末以来，这些地区处于分裂状态，自此重归统一，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

　　为维护吴国鼎立之业，孙权接受鲁肃建议，采取联合蜀汉，共御曹魏的基本方针。其后因夺取荆州，杀死关羽，双方失和，刘备率军复仇，爆发夷陵之战，大败刘备。但由于抗击曹魏的需要，吴蜀同盟重新恢复。在长时期内，他不为谣传所动，坚信蜀汉不致背盟。吴、蜀的长期和好，牵制了曹魏的进攻。

　　孙权信用渡江南来的豪族势力，同时对确有才干而出身贫贱的寒族也不拘一格，注意拔擢。后来，又根据南方特点，逐渐和江东，特别是吴郡的豪族地主紧密结合，委以高官要职，极力笼络。这些豪族地主处于太湖流域经济发达地区，势力强大，根深蒂固，看到孙权能保护自己利益，也对他委诚效忠，全力支持。

　　孙权通过保护私人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来发展经济，征伐山越掠夺来的一部分“生口”赐给世家豪族大地主和功臣当作部曲、佃客。允许将世袭领兵，其佃客免除徭役、兵役。称为复客制度。在劳动力紧张的太湖流域，这是与豪族地主妥协，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孙权大权独揽，用法严峻。为防止影响政事，禁止地方长官擅去官奔丧，违者处死。晚年，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太子和与鲁王霸相互攻讦，朝臣也分为两派，酝酿着统治的严重危机。他断然废太子和，杀鲁王霸，用严刑峻法处置一批朝臣，另立子亮为太子，矛盾得以缓和。

　　（祝总斌） 
　


    
吴道子
  　　吴道子

　　（约686～760年前后）　唐代画家。又名道玄。阳翟（今河南禹县）人。少孤，生活贫寒。据说早年为民间画工，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神龙间事韦嗣立，为小吏。景龙间任兖州瑕丘县尉，不久坚辞而去。以后浪迹东都洛阳，曾学书于张旭、贺知章，后专工画，并在寺观从事壁画创作。开元间被唐玄宗召入禁中为宫廷画师，先后任供奉、内教博士，为宁王友。他常在长安、洛阳作壁画，观者如堵，名声广播。天宝间，他奉诏游蜀归来，在大同殿画嘉陵江三百余里旖旎风光，玄宗称羡道：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758年以后，其事迹不详。

　　吴道子活跃于文学艺术空前繁荣的盛唐，中外文化交流、各艺术门类的沟通，为他的艺术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喜与文人名流交往，又游历各地，在绘画上远师张僧繇，近法张孝师，兼善各类题材，尤以佛道见长。他在长安、洛阳两京寺观所作壁画达三百余堵，奇踪异状，无有同者。艺术上，他富有创造精神，开一代新风。他用状如兰叶或蒪菜条的笔法表现衣褶，有飘举之势，人称“吴带当风”；又以焦墨勾线，略施淡彩，世谓之“吴装”，使线条具有独特的表现力，为白描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因其笔法洗炼流畅，笔才一二，像已应焉，后人将他与张僧繇合称“疏体”代表画家，以区别于顾恺之与陆探微劲紧联绵的“密体”。苏轼评他的艺术“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并将他与诗人杜甫、散文家韩愈、书法家颜真卿并立，称“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他被后世尊为“画圣”，其风格称“吴家样”，对以后的人物画和白描画风影响很大。

　　吴道子的真迹，宋代已难见到。流传至今的重要摹本有《送子天王图卷》、《道子墨宝》、《宝积宾伽罗佛像》。还有不少线描石刻，大都迭经翻摹。

　　（刘晓路） 
　


    
吴晗
  　　吴晗

　　（1909～1969）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吴春晗，字辰伯。宣统元年（1909）八月十一生于浙江省义乌县苦竹塘村。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1927年秋考入杭州之江大学。一年后，之江停办，考入上海吴淞的中国公学，颇受校长胡适赏识。1930年，经燕京大学教授顾颉刚介绍，在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日文编考部任馆员。1931年初，写成《胡应麟年谱》。时任教于国立北京大学的胡适因此举荐吴晗为国立清华大学史学系工读生，专攻明史。大学期间，吴晗写下四十多篇文章，其中《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明代之农民》等文，颇受当时史界名流青睐。大学毕业后，在清华大学讲授明史课。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吴晗应聘到云南大学任教授，后到西南联大任教。吴晗因对现状日益不满，逐步投入抗日民主运动。1943年7月，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这一时期，写下许多历史杂文，以辛辣的笔锋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

　　1946年8月，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任教，并担任北平民盟的主任委员。

　　北平解放后，吴晗以副军代表身分参与接管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历史系主任等职务。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副市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等职。他主持了改绘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以及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随后又主持了明十三陵中定陵的发掘。吴晗十分重视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亲自主编了《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外国历史小丛书》。

　　1957年3月，吴晗加入中国共产党。1959年9月，他发表《论海瑞》、《海瑞骂皇帝》等文章，提倡敢讲真话的精神。并在1960年写成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吴晗和邓拓、廖沫沙用“吴南星”笔名，在《前线》杂志发表杂文《三家村札记》专栏，以歌颂正义光明、匡正时弊为宗旨。1965年，他的代表作《朱元璋传》第四次修改稿出版，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方面达到新的高度，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指责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一株毒草”。接着，《三家村札记》也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吴晗从精神到肉体惨遭摧残，随后被捕入狱，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吴晗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

　　（苏双碧） 
　


    
吴玠
  　　吴玠

　　（1093～1139）　南宋抗金名将。字晋卿。德顺军陇干（今甘肃静宁）人，迁居水洛城（今甘肃庄浪）。善骑射，曾读经史，凡往事可师者，皆录于座右，墙牖皆格言。少时参加泾原路军，宣和间（1119～1125），以队将身分参加镇压方腊起义；接着又参加镇压河北起义军，升权正将。靖康初，曾与西夏军作战，有功。建炎二年（1128），金兵入陕西，吴玠力战屡胜。继之又镇压史斌起义军。张浚经营川陕，升吴玠为统制。建炎四年，吴玠进兵收复永兴军（今陕西西安），受任为权永兴军经略使。同年，富平（今属陕西）之战失败后，他和弟吴璘收散兵，扼守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绍兴元年（1131），金将没立、乌鲁、拆合来攻，败去。完颜宗弼集结重兵，再度来攻，吴玠率部选劲弓强弩，轮流发射，箭密如雨，号为“驻队矢”，大破金兵，以功拜镇西军节度使。绍兴三年，金将完颜杲绕道攻饶风关（今陕西石泉西），入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吴玠等退守仙人关（今甘肃徽县南），阻金军入蜀之路。四年，宗弼、完颜杲攻仙人关。吴玠等在关旁预先整治战场，称杀金平，一战大胜，全军从此不再进窥四川。吴玠以功升任川陕宣抚副使，进检校少师，奉宁、保定军二镇节度使。吴玠官至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四川宣抚使。死后，谥武安，淳熙年间追赠涪王。

　　（沈起炜） 
　


    
吴佩孚
  　　吴佩孚

　　（1874～1939）　北洋军阀直系首领。字子玉。山东蓬莱人。1874年4月22日（清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七）出生于一个小商人家庭。本人秀才出身。1898年去天津投淮军聂士成部当兵。1900年担任聂部武卫前军后路炮队队官。日俄战争爆发，北洋督练公所与日本军队秘密合组侦探队，吴被选为队员，赴东北刺探俄军情报，因“功”以帮统记名。1906年任北洋陆军第三镇曹锟部管带，颇得器重，后升任旅长。护国讨袁运动兴起，随营入川镇压蔡锷领导的云南护国军。1917年7月，任讨逆军西路先锋，参加讨伐张勋复辟。同年孙中山联合西南地方实力派在广州组成护法军政府，反对北洋军阀统治。段祺瑞坚持武力统一，派曹锟、张怀芝带兵南下讨伐，吴任第三师代理师长兼前敌总指挥。1918年春，率北军一师三混成旅，由鄂入湘，连陷岳阳、长沙、衡阳；但湖南督军席位，却为皖系张敬尧所得，吴仅获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空衔，吴十分气愤。随后与湘军代表商洽停战，8月发出罢战主和通电。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吴曾多次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支持学生运动，颇得舆论的好评。11月吴与西南地方当局的代表在衡阳秘密签订《救国同盟草约》，结成反段军事同盟。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吴佩孚继承了直系军阀首领的地位。1920年5月，吴率军自衡阳北撤，布置对皖军事。7月9日，段祺瑞胁迫总统徐世昌下令免曹锟、吴佩孚职，14日直皖战争起，在奉军配合下大败皖军。此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直军胜，奉军败退关外。吴佩孚成为北洋军阀的首要人物，操纵政局。1923年2月吴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造成“二七”惨案。同年10月曹锟贿选为总统，吴升任直鲁豫巡阅使，驻洛阳。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起，吴任“讨逆军总司令”，为奉军及冯玉祥国民军所败。吴遂南下企图依靠长江中下游直系势力组织“护宪军政府”，未果，又赴岳州托庇于湖南军阀赵恒惕。1925年10月，浙江督办孙传芳发动反奉战争，拥吴出山。吴出任“讨贼联军总司令”，派兵攻入河南，后与奉系沟通，南北夹击国民军。1926年夏北伐战争起，吴从北方赶赴前方督战，在鄂南汀泗桥、贺胜桥连遭惨败。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三镇，吴部主力被歼，从此一蹶不振。1927年5月，吴率残部去四川依靠军阀杨森、刘存厚。1932年回到北平，国民政府曾聘吴为国难会议会员，他未赴会。吴曾通电声讨溥仪充当伪满傀儡，拒绝日伪拉他下水。1939年12月4日，吴牙疾发作，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北平。

　　参考书目

　　李宗一：《吴佩孚》，《民国人物传》第2卷，中华书局，北京，1980。

　　（朱信泉） 
　


    
吴起
  　　吴起

　　战国时期政治家、军事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学于曾子。后在鲁国为将军，闻魏文侯贤而去鲁至魏，武侯时为西河郡守。吴起在治术上受儒家德治的影响，如武侯曾将“山河之固”视作魏国之宝，而他则以为“在德不在险”。他还认为自己能使魏国“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表明他对政治革新相当重视。

　　吴起不仅具有治国的才能，而且长于作战用兵。《韩非子》说他治军时能和士卒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故士卒乐为其用。魏惠王时，有人认为魏国士卒能所向无敌，应归功于吴起的余教，惠王为此向吴起的后代颁发了赏田。

　　后来，吴起由于与武侯不和，离魏奔楚。楚悼王以起为令尹。当时，楚国的旧宗法贵族势力很强，上不利于君主，下为害于百姓，兵弱而国贫。于是吴起为悼王出谋，将传到三世时的封君子孙削籍为民，把一部分贵族放逐到荒僻之地，废掉公族中之疏远者，以改变楚国“大臣太重，封君太众”的局面。由于“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塞私门之请”，节省开支“以奉选练之士”，楚国实力渐增，南攻百越，北并陈、蔡，以致秦和三晋都有所震动。吴起在位一年而悼王卒，一批旧贵族乘机作乱，将吴起肢解。《史记》说吴起死于悼王尸体旁，肃王继位后，即以伤害悼王尸体罪，收捕作乱贵族七十余家，并处以三族之刑。《韩非子》认为楚未能重用吴起，变革效果不大。又说吴起被杀，是因为“大臣苦法”，可见吴起的失败主要是贵族反对所致。

　　《汉书》说吴起和孙武一样，也有兵书流传下来。《韩非子》有“孙吴之略”的话，则战国时孙、吴已相提并论。司马迁还提到西汉时“吴起兵法世多有”。可见吴起的兵书在战国、西汉时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但这种兵书是否真是吴起所作，尚不得而知。《汉书·艺文志》兵家类有《吴起》四十八篇，今本《吴子》当是这四十八篇中的一部分。《艺文志》杂家类有《吴子》一篇，书已佚，疑亦吴起所作。

　　（吴荣曾） 
　


    
吴三桂
  　　吴三桂

　　见三藩。 
　


    
吴元济
  　　吴元济

　　（783～817）　唐宪宗时重要叛藩的首领。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的长子。沧州清池（今河北沧州东南）人。

　　淮西节度使治蔡州（今河南汝南），蔡州西南出襄州（今湖北襄樊襄阳），东北出汴州（今河南开封），可以截断汉水及运河交通，西北出即逼唐朝东都洛阳，地位十分重要。从唐代宗、唐德宗以来，先后由李希烈、吴少诚、吴少阳据有其地。淮西镇勾结河北诸镇，成为唐朝心腹大患。宪宗元和九年（814）闰六月，吴少阳死，元济匿不发丧，伪造少阳表，称病，请以元济为留后。朝廷不许。元济于是遣兵焚舞阳（今河南舞阳西北）、叶县（今河南叶县南），攻掠鲁山（今属河南）、襄城（今属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县）。宪宗在主战派宰相李吉甫、武元衡及御史中丞裴度等支持下，发兵讨伐。当时河北藩镇中，成德（今河北正定）的王承宗、淄青（今山东益都）的李师道都暗中与吴元济勾结，出面为之请赦。因朝廷不许，李师道便遣人伪装盗贼，焚烧河阴（在今河南荥阳东北）粮仓，企图破坏唐朝的军需供应；又派刺客入京刺杀武元衡，砍伤裴度（时李吉甫已死），企图打击主战派。但宪宗不为动摇，以裴度继武元衡为宰相，主持讨伐事宜。两方相持数年。

　　元和十二年夏，裴度自请赴前线督师，加强了军事的统一领导。而淮西地区连年交战，粮食缺乏，军心动摇，战将被俘降唐者，多为唐军效力。同年十月，唐邓节度使李愬在降将李祐导引下，于雪夜奇袭蔡州成功，破城俘元济。十一月，吴元济被斩于长安。淮西的平定是唐中央政府的一次大胜利。至此，长期割据河北的藩镇也表示愿意服从中央，使唐朝统一的局面暂时有所加强。

　　（乌廷玉） 
　


    
吴越
  　　吴越

　　五代时十国之一。钱镠所建。都杭州（今属浙江）。盛时疆域十三州，约为今浙江全省、江苏西南部、福建东北部。历五主，共八十六年。

　　钱镠是杭州临安人，当地军阀董昌部将。唐光启三年（887），董昌为越州（今浙江绍兴）观察使，自杭州移镇浙东；唐以钱镠为杭州刺史，从此钱镠独据一方。景福二年（893），钱镠升任镇海军节度使，驻杭州。乾宁三年（896），钱镠灭董昌，得越州。唐以钱镠为镇海、镇东（越州军号）两军节度使，仍治杭州。钱镠遂据有浙江东、西二道。天复二年（902），唐封他为越王。开平元年（907）后梁又封他为吴越王（见吴越王钱镠）。

　　吴越占地十三州，比相邻的吴（后为南唐取代）弱小，故钱镠及其子孙皆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借以牵制吴或南唐。但有时也自立，曾建天宝、宝元、宝正等年号，行于境内。

　　钱俶金涂塔

　　浙江景德清崇德寺塔出土

　　后唐长兴三年（932）钱镠卒，子元瓘（887～941）继位。后晋天福五年（940），闽中大乱，元瓘遣大军入闽，遭到巨大损失。六年，元瓘卒，子钱弘佐（一作钱佐，928～947）立。开运三年（946），吴越再次遣兵入闽，得福州。次年，弘佐卒，弟弘倧立，同年十二月三十日（948年2月12日）将校废弘倧，立其弟弘倧（即位后，单名俶，929～988）。开宝八年（975），宋灭南唐，吴越面临危机，宋太宗

　　世系表

　　太平兴国元年（976），钱俶入朝。三年，再次入朝，尽献所据土地，全家迁汴京。吴越亡。

　　吴越自钱镠晚年与吴通和以后，除两度遣兵入闽外，并无重大战争。在十国中，是比较安定的地区。钱镠修筑钱塘江石塘，置龙山、浙江两闸，防御潮水内灌；又置都水营使，主管水利事业，统带撩浅（一作撩清）军，专管治河筑堤，发展了太湖一带的圩田。通过这些措施，使境内农业生产获得发展。吴越境内的手工业丝织、造纸，特别是陶瓷，都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秘色青瓷制作精美，闻名于世。当时，由于陆道交通为战火阻塞，吴越常由海道与中原以及契丹贸易，与大食、日本也有贸易往来。杭州成为两浙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明州，是吴越重要的贸易港口。

　　但是钱镠、钱元瓘父子都十分奢侈，营建宫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赋税繁苛，身丁税重。当时封建经济虽有发展，但人民生活仍十分困苦。

　　（卞孝萱） 
　


    
吴越王钱镠
  　　吴越王钱镠

　　（852～932）　五代十国时吴越国的建立者。字具美，小字婆留。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北）人。

　　钱镠少年时曾贩私盐。唐僖宗乾符二年（875），浙西镇遏使王郢起兵反抗朝廷，临安石镜镇将董昌招募乡兵，钱镠投充偏将，从破王郢。六年，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南下到临安，他领兵狙击。淮南（今江苏扬州北）节度使高骈赞赏之，遂即推荐董昌为杭州（今属浙江）刺史，以钱镠为都知兵马使。中和二年（882）后，浙东（今浙江杭州）观察使刘汉宏谋取浙西，与董昌互攻数年。光启二年（886），董昌采纳钱镠建议，全军渡江进击，消灭了刘汉宏之众，占领越州（今浙江绍兴），平定浙东。三年，唐以董昌为越州观察使，钱镠为杭州刺史。自此，董昌和钱镠分据浙东、西。

　　铁镠铁券　唐乾宁四年（897），昭宗赐给钱镠的纪功铁券

　　当时，孙儒、杨行密与钱镠争夺润（今江苏镇江）、常（今属江苏）、苏（今属江苏）诸州，这一带处于混战状态。大顺二年（891），钱、杨联合，钱镠占领了苏州。景福元年（892）合兵，败孙儒于宣州（今安徽宣城）。景福二年，唐以董昌为威胜军（越州军号）节度使，钱镠为镇海军（今江苏镇江）节度使。

　　乾宁二年（895），董昌自称罗平国皇帝，改元顺天。钱镠发兵进攻，三年，攻占越州，杀董昌。唐以钱镠为镇海、镇东（威胜改名）两镇节度使，兼有浙东、西之地。

　　钱镠势力强大时占地十一州。其子孙又占福州（今属福建），置秀州（今浙江嘉兴），共十三州。天复二年（902）唐封钱镠为越王。天祐元年（904）又封他为吴王。开平元年（907）后梁封钱镠为吴越国王。自唐末起，钱镠绕道向中原政权贡奉无缺。后梁贞明四年（918），吴取虔州（今江西赣州），钱镠改由海路入贡汴、洛。

　　钱镠晚年敬礼文士，吴越境内的文化有所发展。他在位期间，筑捍海石塘，置龙山、浙江两闸，以遏潮水内灌。在太湖流域兴修水利，境内河浦，都造有堰闸，以时蓄泄，不畏旱涝，并建立水网圩区的维修制度。这些措施，有利于境内农业生产的发展。他开拓杭州城郭，大兴土木，悉起台榭，有“地上天宫”之称。后唐长兴三年（932）卒。

　　（卞孝萱） 
　


    
吴蕴初
  　　吴蕴初

　　（1891～1953）　化学工业实业家。原名葆元。1891年9月29日（清光绪十七年八月二十七）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一塾师家庭。十三岁入塾读书，十五岁进上海“广方言馆”学习，后入上海兵工学校学习化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13年任汉冶萍公司汉阳钢铁厂化验师及制砖厂厂长。1916年去汉口，先后任汉阳兵工厂理化、制药和制酸课课长。1921年与宋伟臣合作在汉口开设炽昌硝碱公司，生产火柴原料；与施耕伊在上海合办炽昌新制胶公司，生产制造火柴用牛皮胶。其时，日本调味粉“味之素”行销中国，获利颇丰。吴乃潜心研究分析，并获得廉价成批生产调味粉的方法。1923年张逸云投资五万元，在上海开办天厨味精厂，吴任厂长兼经理，生产的佛手牌味精畅销国内以及东南亚，并远销美国。吴蕴初重视化学工业的科学研究，1928年创办中华化学研究所，任董事长，后被举为中华化学工业会副会长。1932年天厨厂增资改组，吴取得对该厂的控制权，又用天厨厂的盈利，先后开办天原电化厂、天厨第二和第三分厂、天盛陶器厂、天利氮气厂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吴将上海天厨、天原两厂迁渝，复工后因资金不足由金城、中央、农民等银行投资并派人管理。他在沦陷区的企业多被日军侵占。抗战胜利后，吴收回原有企业，经修复后于1947年开工，因美货倾销、通货膨胀和苛捐杂税，企业处境困难。吴蕴初在民国时期，曾先后担任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资源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工商联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委员及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分会副主任委员。1953年10月15日病逝于上海。

　　（朱信泉） 
　


    
《吴子》
  　　《吴子》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之一。题名作者吴起，为战国时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西）人，曾师事左丘明的弟子曾申。他初为鲁将，后为魏将，因率兵击秦并参加攻取中山之战，被荐为西河郡守。魏武侯时，吴起甚有声名，后受大臣王错排挤，去魏入楚。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进行变法，楚因而强盛一时。悼王既死（前381），宗室大臣作乱，吴起被攻杀于治丧之所。吴起不仅是先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的兵书在战国和西汉时十分流行。《韩非子·五蠹》说：“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也称“吴起《兵法》，世多有”，其影响几乎和《孙子兵法》相等。《汉书·艺文志》兵权谋类著录《吴起》四十八篇（杂家类也有《吴子》一篇，未注撰人名氏），而《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录则仅一卷。宋《郡斋读书志》著录“唐陆希声类次”《吴子》三卷六篇，篇目已同今本。可见今本《吴子》乃是后人整理过的一种删节本。

　　现存宋版《武经七书》本、影宋本《孙吴司马法》本《吴子》凡上下两卷，包括《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全书多采用魏文侯、武侯与吴起问对的形式，共三十三章。章与章不相联属，与《六韬》相似，其中部分语句并与《六韬》相重。该书不象《孙子》十三篇条理分明、言简意深。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郭沫若《述吴起》都断定其为伪作。但明胡应麟《四部正伪》则认为该书虽“未必起自著，要亦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篇，非后世伪作也”。《吴子》一书旧有魏贾诩注和孙■注，均早佚。现存注本有金施子美《武经七书讲义》和明刘寅《武经七书直解》等。

　　参考书目

　　郭沫若：《述吴起》，《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册：《吴起仕鲁考》、《吴起为魏将拔秦五城考》、《吴起去魏相楚考》、《吴起传左氏春秋考》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

　　（李零） 
　


    
五霸
  　　五霸

　　先秦时期五个势力强大的诸侯国。亦作五伯。其具体所指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①《左传》成公二年：“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杜预注：“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韦，周伯齐桓、晋文。”主张五霸分指夏、商、周三代的五个诸侯国。此说沿用《白虎通·号》和《风俗通·皇霸》的说法，乃依据《国语·郑语》和《论语·宪问》的材料拼凑而成。但夏、商两代史事渺茫难考，有关昆吾、大彭、豕韦的情况也缺少记载，是否出现了诸侯争霸活动更无以证明。②《孟子·告子下》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又说：“五霸，桓公为盛。”显然是指春秋时代的五个国君而言。故赵岐注：“五霸者，大国秉直道以率诸侯，齐桓、晋文、秦穆、宋襄、楚庄是也。”这是一种相当流行的说法，不过其中的秦穆公、宋襄公并未成为中原霸主。③《荀子·王霸》以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为“五伯”。从春秋的历史状况看，此说较为恰当。大国争霸是春秋时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时因诸侯割据，未能形成统一的政治核心，所以司马迁说：“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五霸更盛衰”；孔子也讲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诸侯中相继兴起的强国，有的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如齐桓公、晋文公；有的形式上取得周王室认可，如越王勾践；有的则打算取代周王室，如楚庄王。他们都为争夺仆从国而展开政治和军事的角逐以谋求霸主地位。事实上，春秋数百年间，追求并达到这种地位的君主不止五位，齐桓公等不过是最著名的几个代表。由于论者取舍标准不同，故而出现了分歧的说法。

　　（罗世烈） 
　


    
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
  　　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

　　1930～1934年蒋介石在江西发动的五次大规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战争。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创立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及鄂豫皖等地建立了大片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的战斗力不断增强，政治影响不断扩大，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的统治。因此，蒋介石征服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内部军事反对派后，即调转兵力开始了大规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战争。1930年2月上旬，蒋介石亲自组织“围剿”中央苏区。他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行营主任，指挥十万军队，用“长驱并进”的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建立了八百里的弧形围攻线，分路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12月30日，第九路军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由龙冈向五门岭前进，遭红军攻击，师部及第五十二、五十三两个旅战至黄昏被全歼，张辉瓒也被生俘。第五十师闻讯后，急由源头向东韶撤退，又被红军歼灭一个多旅。其余各师纷纷退却。第一次围剿战争宣告失败。

　　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时修筑的调堡

　　红军粉碎四次“围剿”后举办机枪手训练组，

　　毕业时朱德亲临讲话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他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指挥二十万军队，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兵四路进攻江西宁都等地。1931年5月16日，第五路军的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前进时遭红军袭击，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歼，残部逃向水南。接着，北撤的第四十三师、西援的第二十七师一旅、据守广昌的第五师和在建宁的第五十六师，也在红军的攻击下，先后失败。半个月自西向东五战皆败，被歼三万多人，何应钦逃回南京。第二次军事“围剿”又被粉碎。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出任总司令，发动第三次“围剿”红军的战争。他调集三十万兵力，包括五个师的精锐部队，聘请德、日、英国军事顾问随军指导，采用“长驱直入”的战略，分兵两路展开钳形攻势：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兼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从南城方面进攻；以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从吉安方面进攻。左翼集团军的第十四、十一师长驱直入，攻占黎川、广昌、宁都等地后，企图与红军主力决战。红军采取避实击虚、乘退追击的战术，拖敌于疲惫不堪之中；8月，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使敌第四十七、五十四、八师遭到歼灭性打击。9月3日，在广州宣布反蒋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湖南，蒋介石下令“围剿”部队撤退，红军乘胜追击，在老营盘和方石岭歼其第九师一旅和第五十二师全部，共歼灭国民党军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战争又告失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从1932年6月起对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他调集六十三万兵力，自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坐镇武汉亲自指挥，先以主力二十四个师零五个旅进攻鄂豫皖和洪湖地区的红军，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决定采取分近合击的作战方针，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2月到3月，又分兵三路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以陈诚指挥的中路军十二个师为主力，向广昌进攻，第五十二、五十九师深入宜黄地区时遭红军攻击被歼大部，第十一师在草台冈被围歼大部，第九师突围时被歼一部。其余各师乃退向黄陂、宜黄。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军事“围剿”被粉碎。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向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他先开办了庐山军官训练团，对中初级军官进行政治军事轮训；又从国外购买了大批新式武器；然后采用“层层筑堡、逐步推进”的战术，分兵三路向赣南进攻。先占黎川，打开了根据地北面的门户。由于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采取消极防御战略，与“围剿”的军队打拚消耗的阵地战，使红军伤亡很大，广昌等地先后被占，根据地逐渐缩小。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被迫于1934年10月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蒋介石以巨大的代价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参考书目

　　李新等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严如平） 
　


    
五代
  　　五代

　　见五代十国。 
　


    
《五代会要》
  　　《五代会要》

　　汇编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典章制度及其损益沿革的史书。三十卷（一作五十卷），北宋王溥撰。王溥（922～982），字齐物，并州祁县（今属山西）人。后汉乾祐时甲科进士，任秘书郎；后周时官至中书侍郎平章事、右仆射；入宋后，封祁国公，位至司空，监修国史。另撰《周世宗实录》、《唐会要》等，有集二十卷。

　　《五代会要》共设二百七十九目，除个别目、次略有调整外，体例一遵《唐会要》。每目内，先按朝代更迭，再依年代顺序编排史料，甚便检索。成书于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一说乾德元年（963），是关于五代典章制度的最早撰著。此后诸史于五代典章的叙述均甚简略，如《新五代史》只有“司天”、“职方”二考；《旧五代史》今仅存辑本，资料不全。这五十多年的典章，赖《五代会要》得以流传，可补诸史遗阙。王溥仕于五代，后周时居相位，谙熟五代典章文物，编撰此书时又大量摘引五代诸朝实录中的诏令、奏议，故史料较后出的新旧《五代史》翔实。

　　《五代会要》撰成后，诏藏于史馆。北宋庆历六年（1046）文彦博初刊于蜀，南宋乾道七年（1171）施元之复刊于徽州（今安徽歙县）。元、明之际无刊本。清乾隆中方有活字本刊行。今通行本为清光绪十二年（1886）江苏书局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之校点刊行。

　　（黄伟虎）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

　　唐朝灭亡之后，在中国中原地区相继出

　　五代简表（907～960）

　　十国简表(891～979)

　　现了五个朝代和割据西蜀、江南、岭南和河东的十个政权，合称五代十国。

　　五代是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除后梁一个短暂时期以及后唐都洛阳外，后梁大部分时期和其他三代都以开封为首都。五代为期五十四年，有八姓称帝（后梁、后晋、后汉各一姓，后唐三姓，后周二姓），共十四君。后梁和后周的君主是汉族人，后唐、后晋、后汉的君主是沙陀族人。他们都建国于华北地区，疆土则后梁最小，后唐最大。

　　十国是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荆南）和北汉，北汉建国于今山西境内，其余九国都在南方，十国与五代并存，但各国存在时间长短不一，如吴越，割据于唐亡以前，直到五代结束后才为北宋所灭。疆土则南平最小，南唐最大。

　　五代的更迭和十国的割据

　　五代的更迭

　　自唐中和四年（884）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唐朝名义上还存在二十余年。但早被削弱了的朝廷威权这时更加衰微，新旧藩镇林立，战争不休。国家分裂的倾向日益明显。那时，罗绍威据魏博（今河北大名北），王镕据镇冀（今河北正定），刘仁恭据卢龙（今北京），诸葛爽据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和洛阳，孟方立据邢（今河北邢台）、洺（今河北邯郸东北），李克用据太原、上党（今山西长治），朱温据汴（今河南开封）、滑（今河南滑县东），秦宗权据许（今河南许昌）、蔡（今河南汝南），时溥据徐（今属江苏）、泗（今江苏盱眙北），朱瑄据郓（今山东东平北）、曹（今山东定陶西）、齐（今山东济南）、濮（今山东鄄城北），王敬武据淄（今山东淄博南）、青（今山东益都），李茂贞据凤翔（今属陕西），高骈、杨行密先后据淮南，秦彦据宣（今安徽宣城）、歙（今安徽歙县），刘汉宏、董昌据浙东，钱镠据浙西（后又并浙东），王建据两川，王潮、王审知兄弟据福建，马殷据湖南，刘隐、刘岩兄弟据岭南。他们都力图扩大实力。经过多年的相互兼并，逐渐形成了几支较大的势力。在北方，主要是以汴州为据点的朱温和以太原为中心的李克用。天祐四年（907），朱温灭唐称帝，是为后梁太祖，国号梁，史称后梁，改元开平。五代时期自此正式开始。

　　朱温本是黄巢起义军的叛徒，受唐封为宣武节度使，据汴州。此后，他逐渐攻占了蔡、徐、郓、曹、齐、濮等州，扫除了今华北的许多武装割据势力。天复三年（903），又战败称霸秦陇、挟持唐昭宗的李茂贞，消灭了长期掌握朝廷军政大权的宦官集团。中唐以来的强藩魏博、成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后梁建国以后，除今山西大部和河北北部外，基本统一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乾化二年（912），朱温为其次子朱友珪所杀。次年，第三子朱友贞平乱后，即帝位。此后，后梁连年用兵，征敛苛重。贞明六年（920），陈州人毋乙、董乙领导农民起义，势力扩及陈（今河南淮阳）、颍（今安徽阜阳）、蔡三州，后虽被镇压，后梁也开始衰败。

　　后梁“开平元宝”

　　后唐“天成元宝”

　　唐中叶后，迁居今山西境内的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参加镇压黄巢起义，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他控制了今山西中部和北部地区，唐昭宗封他为晋王。朱温灭唐以后，他以拥护唐朝为名，与后梁交战不休。后来，他的儿子李存勗乘后梁内乱之机攻取河北，累败梁军，比较彻底地消灭了中唐以来长期跋扈的河北三镇。龙德三年（923），存勗在魏州（今河北大名北）即位，是为庄宗，改元同光，国号唐，史称后唐。同年，他派兵南下，攻占开封，梁末帝朱友贞自杀，后梁亡。后唐统一了华北地区。不久，后唐迁都洛阳。同光三年（925），后唐又派兵六万攻灭前蜀。但存勗宠任伶官、宦官，朝政不修，又任用租庸使孔谦敲剥百姓，统治出现了危机。次年，魏州骄兵发动叛乱，后唐庄宗李存勗在一片混乱兵变声中被杀。李克用养子李嗣源继位，是为明宗。他诛杀孔谦，废除苛敛，均减田税，允许民间自铸农器。李嗣源在位八年，战事稍息，农业生产凋敝的局面有所改观，是五代少有的小康之世。长兴四年（933）明宗病，子从荣企图发动政变，夺取皇位，未成。明宗死后，子从厚继位。次年，明宗养子从珂起兵夺取了皇位，国内陷入混乱状态。

　　后晋“天福元宝”

　　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他乘后唐内乱，于清泰三年（936）夏上表称臣，并认契丹主耶律德光为父，以幽蓟十六州为代价换取契丹援助，开始夺取后唐政权。十一月，契丹主耶律德光册立石敬瑭为帝于太原，是为后晋高祖，改元天福，国号晋，史称后晋。闰十一月，石敬瑭攻入洛阳，后唐亡。天福二年（937），后晋迁都汴州，三年升为东京开封府。石敬瑭除割地外，还岁贡绢三十万匹和其他玩好珍异之物。七年，石敬瑭死，侄石重贵继位（史称出帝或少帝）。他在主战的景延广等人影响下，对契丹颇不恭顺。耶律德光便在降将赵延寿等人协助下，与后晋交战五年。开运三年（946）十二月，契丹军攻下开封，俘虏后晋出帝石重贵，将其北迁，后晋灭亡。次年，德光称帝于开封，国号辽。辽帝占领中原以后，不给骑兵粮草，纵使他们四出掠取，称为“打草谷”，中原民众群起反抗。同年，辽帝被迫引众北还。

　　刘知远是后晋的河东节度使。当后晋与契丹交战时，他广募士卒，有步骑五万人，声言防备契丹，但却按兵不动。待辽帝将出帝迁往北方后，他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在太原称帝，是为后汉高祖，仍用天福年号。随后，他统兵南下，定都开封，改国号为汉，史称后汉。那时的中原，因契丹掳掠而残破不堪，公私困竭。刘知远死后，护国（即河中，今山西永济西）、永兴（今陕西西安）、凤翔三节度使连衡抗命。后汉虽出兵讨平，朝廷内部的将相矛盾又趋尖锐。乾祐三年（950）冬，隐帝刘承祐不甘受将相所制，杀杨邠、史弘肇、王章等权臣，又派人去谋害邺都（今河北大名东北）留守郭威。

　　郭威当时出镇邺都，督抚诸将，北御辽国。隐帝杀他未成，郭威遂引兵南下，攻入开封，隐帝被乱兵所杀，后汉亡。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即帝位，是为后周太祖，改国号为周，史称后周，仍都开封。后周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开始改变中国北方的残破局面。显德二年（955），后周世宗柴荣出兵击败后蜀，收复秦（今甘肃秦安西北）、凤（今陕西凤县东北）、成（今甘肃成县）、阶（今甘肃武都东）四州；此后，又亲征南唐，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年，又收复了辽占领的莫、瀛、易三州。同年，柴荣病死。次年，赵匡胤（宋太祖）取代后周，建立北宋。

　　十国的分立南方九国中，前蜀与后蜀大致前后衔接，吴与南唐前后相承。

　　唐末，王建据有西川，后又取东川。天复三年（903），受唐封为蜀王，占地北抵汉中和秦川，东至三峡，后梁开平元年（907），王建称帝，建都成都，国号蜀，史称前蜀。蜀土十分富饶，但自光天元年（918）后主王衍继位后，蜀国朝政浊乱，卖官风气盛行，赋敛苛重，主荒民怨。后唐同光三年（925），庄宗派兵攻灭前蜀，任命董璋为东川节度使，孟知祥为成都尹、西川节度使。孟知祥训练兵甲，后攻取东川，杀董璋。长兴四年（933），后唐封他为蜀王、东西川节度使。次年，孟知祥称帝，建元明德，重建蜀国，史称后蜀，仍都于成都。同年，知祥死，其子孟昶继位。契丹灭后晋之际，后蜀又得秦、成、阶、凤四州，拥有前蜀的故地。孟昶统治后期，君臣奢纵无度，朝政腐败。乾德三年（965），为宋所灭。

　　雕像砖（后周广顺二年，952）

　　山东滕县大石村后周墓出土

　　唐末，杨行密据淮南二十八州，天复二年（902）受唐封为吴王，都广陵（今江苏扬州），传四主。当时，大将徐知诰掌握大权，他访求贤才，杜绝请托，减轻赋敛，二十余年间休兵息民，国家得以富强。顺义七年（927），行密子吴王杨溥称帝。天祚三年（937），徐知诰废吴帝杨溥，自己称帝，国号大齐，改元昇元。次年改姓名为李昪，改国号唐，史称南唐，都金陵（今江苏南京）。南唐占有今江苏、江西和皖南、鄂东南等广大地区。李昪对外结好邻邦，对内整饬朝政，并禁止压良民为贱民，派人视察民田，按肥瘠分等收税和调兵派役，史称江淮之地，“频年丰稔”。昇元七年（943）李昪死，其子李璟继位。保大三年（945）派兵攻灭内乱中的闽国，占领汀（今福建长汀）、漳（今属福建）、建（今福建建瓯）、泉州，加上新增置的泰、筠（今江西高安）、剑（今福建南平）州，共计三十五州，成为南方的大国。此后，李璟日益骄侈，朝政浊乱，任用非人，赋役繁重。保大九年，南唐出兵灭楚，收掠其金帛、珍玩、仓粟等，徙运金陵，大失楚地民心，湖南诸州得而复失，南唐国力迅速衰败下来。交泰元年（958），李璟献江北、淮南十四州。去年号，称臣于后周。宋建隆二年（961），李璟死，子李煜即位，是为后主。开宝八年（975），宋发兵南下渡江，攻破金陵，后主李煜被俘，南唐亡。

　　钱镠在唐末占据杭州地区，后来，他吞并浙东，占有两浙十余州之地。唐昭宗任他为镇海、镇东节度使。开平元年（907），后梁封他为吴越王。吴越国土狭小，北邻强大的吴（后为南唐）。钱镠戒约子孙，世代交结中原朝廷，借以牵制吴和南唐的侵扰。钱氏统治的八十多年间，吴越地区相对安定，经济比较繁荣，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镠纳土入朝，吴越亡。王潮、王审知兄弟在唐末占有福建全境，唐昭宗任王潮为节度使。开平三年（909），后梁封审知为闽王。王审知统治近三十年，他力行节俭，轻徭薄敛，境内富实安定。审知死后，国内常有乱事，政局非常不稳。闽政权的继承者都崇信道教巫术，他们大兴土木，除了盖宫殿外，还营造了许多工程浩大的道观。费用不足，便公开卖官鬻爵，横征暴敛。保大三年（945），闽为南唐所灭。

　　马殷在唐末占有潭（今湖南长沙）、衡（今湖南衡阳）诸州，被任为湖南节度使，进而占有桂管的梧、贺等州，后梁开平元年（907）被封为楚王，在长沙建宫殿，专制一方。马殷死后，诸子纷争，政刑紊乱。保大九年（951），南唐发兵灭楚。

　　唐朝末年，岭南东道节度使刘隐，逐渐平定那里的一些割据势力，以后，据有西自邕州（今广西南宁南）、东至潮州（今属广东）的岭南广大地区。后梁贞明三年（917），其弟刘岩称帝，国号越，不久改称汉，史称南汉，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刘岩及其继承人都残暴荒淫，境内曾爆发张遇贤领导的农民起义。宋开宝四年（971），南汉为宋所灭。

　　开平元年（907），后梁大将高季兴被任为荆南节度使，驻守江陵。同光二年（924）后唐封他为南平王，所以荆南又称南平，荆南原有地八州（一作十州），唐末，多被邻道所占，高季兴割据后，南平仅占有荆（今湖北江陵）、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在十国中最为弱小。其统治者只有向四周称帝各国称臣，求得赐予。建隆四年（963），南平为宋所灭。十国中唯一在北方的国家是北汉。广顺元年（951），当郭威灭后汉称帝时，刘知远弟太原留守刘崇也占据河东十二州称帝，仍以汉为国号，史称北汉。北汉土瘠民贫，赋役繁重。统治者结辽为援，守境割据。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兵攻克太原，北汉亡。

　　五代十国时期中国境内的其他政权　五代十国时期还先后存在过其他政权组织：刘守光建燕国于河北北部（895～913）；李茂贞称岐王于凤翔（887～923）；党项羌拓跋氏雄踞夏（今内蒙古白城子）、绥（今陕西绥德）等地；在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有归义军曹氏政权；在甘州（今甘肃张掖）、西州有回鹘可汗，史称甘州回鹘、西州回鹘；今新疆地区还有于阗等国；今青海、西藏一带有陷于分裂状态的吐蕃政权；今云南地区先后出现了大长和（902～928）、大天兴（928～929）、大义宁（929～937）、大理国（937～1254）等，都是南诏政权的延续；在东北有建国于盛唐时的渤海国（713～926）；居住在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契丹族，在唐朝灭亡的同年，耶律阿保机统一了契丹八部，势力日强，贞明二年（916）建立契丹国。后唐时，契丹攻灭渤海国，南向争夺中原。天福十二年（947），改国号大辽，改元大同。自此以至于北宋，一直与中原王朝对峙。

　　五代十国前期形势图

　　五代十国后期形势图

　　五代十国时期的社会经济

　　华北地区社会经济的严重破坏　唐末以后，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受到割据藩镇和五代各朝长期混战的严重破坏。如蔡州秦宗权所到之处，肆意烧杀，中原地区千里没有人烟。朱温与时溥连年交战，徐、泗、濠三州人民不能进行农业生产。朱温战败河北刘仁恭时，自魏州至沧州（今河北沧州东南）五百里内死尸遍地，其中定州（今河北定县）一战，就杀死了六万多人。后梁与晋之间连年战争，使今晋南豫北不少地方“里无麦禾，邑无烟火”。后梁还数度决开黄河以阻挡晋兵，致使今河南、山东广大地区洪水泛滥，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唐代繁荣的东都洛阳迭经战乱，变成了瓦砾堆，荆棘丛生，在籍的民户还不满一百户。后唐以来，华北平原地区又不断遭受契丹侵扰，卢龙镇所属诸州均遭摧残。后晋时，契丹骑兵深入中原内地，所过之处焚掠一空，千里内“民物殆尽”。开封至洛阳数百里间人烟稀少；相州民被杀死十余万人。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与凤翔等镇在后汉时发动叛乱，战死饿死的尸体有二十万具以上。自黄巢起义失败以后，在长达六七十年内，大小战事不停，华北地区的兵役和各种劳役异常繁重。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无辜群众常遭惨杀。战争破坏和苛重赋役促使人民数以万计地饿死或流徒他处。北汉的十二州，盛唐时有二十八万户，而在北汉亡国时仅有三万余户，约为盛唐时户口的八分之一。

　　南方农业经济的发展　唐末以来，南方虽也不免遭到战争的破坏，但在十国时期，相对华北而言，南方的重大战事较少，政局也比较安定，有利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自汉魏六朝以来，成都平原和太湖流域社会经济持续发展。蜀地富庶，前、后蜀时内部相对稳定，又注意兴修水利，“广事耕垦”。褒中一带还兴办了屯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吴、南唐、吴越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大批荒地得到了开垦。吴越在浙东沿海修筑了捍海石塘，以防海潮侵袭；又募民开垦荒田，免征田税，使钱塘成为东南的富庶地区。南方各国多注意水利建设，对农业生产有利。蚕桑丝织业比以往有了很大发展。过去，福建地区生产落后。唐末，王氏兄弟进据以后，注意保境息民，宽刑薄赋，劝民农桑，进一步发展茶叶生产，又奖励海上贸易，使福建经济面貌大为改观。自东晋南朝以来，湘江中下游地区的生产已有一定发展。马殷进据湖南后，对湘中、湘西的开发又取得新的成就，粮食产量显著增加，茶业也有一定的发展。楚国令百姓植桑养蚕充做赋税，又开始种植棉花。唐末，北方大乱，不少人“以岭外最远，可以避地”，迁至南汉统治地区。“五十年来，岭表无事”，长期安定的环境有利于发展生产，府库逐渐充实。在中国，州县的设置常和所在地区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密切相关。《太平寰宇记》所载五代十国时期全国新置五十九县，绝大部分是在南方，如蜀置五县，吴越设五县，闽增设十三县，南唐新置二十六县（其中有十八县在今江西境内）。北宋统一南北时，原后周和北汉所在的华北地区约一百万户，而南方九国所在地区已有二百三十万户，这显示了南方农业经济已有长足的进步。

　　工商业的新发展　诸国混战虽然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但社会生产并未中断。即使在华北地区，后梁建国初和后唐明宗在位时，都曾分别采取某些恢复生产的措施。后周时，手工业如纺织（丝织、麻织）、造纸、制茶、晒煮盐等生产也有所发展。瓷器制造和雕版印刷业的成就尤为突出，南方和北方都有精制的秘色瓷器，也都出现了雕版印刷。那时候，诸国林立，兵祸连年，商贸往来受到了严重影响。如蜀国法令规定：“不许奇货东出”；后周规定贩运食盐不得逾越漳河。但是，通商贸易、互通有无是大势所趋。华北需要的茶叶经常通过商人南来贩运，南方茶商的行踪也远至河南、河北，他们贩卖茶叶，买回缯纩、战马。江南人所需的一部分食盐也依赖华北供应。北方诸国从契丹、回鹘、党项买马；蜀向西边各少数族买马。南方的吴越、南唐、楚、南汉等国以进贡方式和北方进行贸易。吴越、闽国与北方的贸易主要是通过海路。那时，对外贸易也很兴旺，东自高丽、日本，西至大食，南及占城（今越南中南部）、三佛齐（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南部），都有商业往来。明州、福州、泉州、广州都是外贸重要港口。吴越、吴国和南唐从海外输入“猛火油”使用，还从海道再输往契丹。

　　越窑云纹壶　浙江临安吴越墓出土

　　南汉青瓷六系盖罐广东番禺石马村出土

　　岳州窑莲瓣瓶

　　湖南长沙楚墓出土

　　赋役剥削苛重　五代十国时期社会经济虽然在某些地区有所发展，但一些国家的赋役征敛还是相当苛重的。当时，仍沿用唐制，夏秋两征。各国时常检核农民的现垦耕地，据以确定岁租额。但官吏和地主往往相互勾结，以致赋税负担贫富不均。与唐朝相比较，额外收耗名目繁多。后唐时，官府规定收耗数额是每斗税谷加收一升，后汉时增至两升；雀鼠耗是每斗加收两升。有的官府大斗收进，小斗输出，结果百姓每输一石租须纳一石八斗粮。封建国家甚至向农民“预借”夏秋税，有的官府在饥荒和蝗灾之年，仍分派使臣到处搜刮民谷，逼使数十万民众饿死，流亡不可胜数。两税以外，还有按人征收的丁口钱、盐钱；按亩摊派的■钱、农器钱、牛皮税等；又有盐铁税、茶税、屋税、鞋钱等杂税。州郡官吏常常增益赋调，县吏向里胥厚敛，里胥便重征于民，名目繁杂，税率屡增。随着商贸的发展，各国多重征商税，并有过税和住税之分，这种办法为北宋所沿袭。

　　由于战争频繁，人民的兵役负担沉重。刘仁恭在幽燕征发十五岁以上、七十岁以下的男子自备军粮从军，共得二十万人。北汉规定十七岁以上的男子皆入兵籍为兵。南唐曾强令老弱以外的人全部从军。吴越钱俶“尽括国中丁民”为兵。湖南马希萼调发朗州全部丁壮为乡兵。闽国后期发民为兵，力役无节。当时，为了防止士兵逃亡，特在士兵脸上刺字记其军号，以便各地关津识认、追捕逃兵。另外，各地都征派男、女从事运输，无数人畜累毙途中。朱温攻打青州王师范时，甚至把征发来堆积攻城土山的民丁、牛驴一起掩埋在土山中。兵役以外，各种名目的土木修建劳役也层出不穷。后唐庄宗盛暑修建营楼，“日役万人”。荆南修理江陵外郭，驱兵民万余人从役。闽主建筑寺观宫殿，“百役繁兴”。赋役严重，使战乱破坏严重的北方社会经济难以复苏，也大大阻碍了南方经济发展的进程。

　　政治制度的一些变化

　　枢密使唐中叶以后，宦官专权，神策军两护军中尉与两枢密使号称“四贵”，往往侵夺相权，威逼皇帝。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开始用朝臣充任枢密使。后梁初，曾改为崇政院使，后唐恢复旧名。以后，除后晋曾短期废置外，历朝相沿设置。枢密使通常由皇帝最亲信的臣僚充当，又大多为武将，皇帝经常与其商议军国大事，有时由枢密院直接下令任免藩镇。其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虽居宰相之位，但枢密使的权势凌驾于宰相之上（宰相有时也兼任枢密使）。由于战事频繁，因此，军事机要成为枢密院的主要职司。宋代中书和枢密对掌文武二柄，就在五代开端。当时，其他政权大抵也都置有枢密使或相当于枢密使的官职。

　　三司使唐初，财务主要由户部下辖的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分管。中唐以后，户部、度支、盐铁三司分管租税、财务收支和盐铁专卖、物资转运事务，常由非户部的官员分别以判、知或使的名义分管。唐昭宗在位时，以宰相崔胤兼领三司使，才开始出现三司使的官名。后唐曾设置租庸使，管辖三司，又曾命大臣一人判三司事，最后正式设置三司使和副使的专职，掌管中央财务。地方财政也听从三司指挥。以后历朝相承不废，北宋前期三司理财的体制也是沿袭五代的。

　　削弱节度使权力　五代十国的建国者多是唐末的节度使，他们能建立政权是因为手中拥有强大兵力。因此在建国以后，为了巩固统治，他们都设法削弱地方实力。长期称雄的河北诸镇在后梁、后唐之际被制服以至被消灭，就是因为自后梁始，禁军开始强化。禁军除了用以捍卫京师和皇宫外，还被派驻各地，借以牵制和削弱藩镇的实力。朝廷还频繁调动节度使，更换其驻地，以防止他们长期占据一方，形成割据势力。后唐以后，节度使往往兼其他职务，有的因此不能亲临镇所。一些地广兵强的藩镇，也由于地域被一再分割，势力大为削弱。藩帅在本辖区内任命刺史、县令的权力，逐渐被收归中央；对他们举荐、使用幕僚，也有不少限制。后蜀还曾罢除重臣的节度使兼职。当然，这些措施并没有在各地全部实行，君弱臣强的局面未能根本改观，骄兵逐帅、帅强叛上的情况依然存在。后晋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公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但就节度使本身而言，通过以上的削藩措施，它的实力已比唐代减弱。

　　后周的改革与分裂局面的结束华北地区的混乱残破局面在后晋、后汉之际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广顺元年（951）郭威建立后周以后，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政治经济改革　郭威出身贫穷，颇知民间疾苦。他执政以后，虚心纳谏，任用贤能；停止各地贡献珍贵食物和土特产；免除正税之外的一些苛敛；废免后梁以来长期存在的“牛租”，并将民间牛皮一律官收的办法改变为按田亩多少分摊；停废营田，将田地、耕牛、农具、庐舍等分还给佃户为其永业，鼓励农民耕垦荒地，留心农田水利。民众的负担有所减轻，因而比较乐于附籍。至广顺三年，后周直接控制的人口增加了三万多户。

　　显德元年（954），后周世宗柴荣即位。他广泛收罗人才，继续推进改革。政治上，他澄清吏治，赏罚严明，大臣犯罪，同样法办。又提倡节俭，力戒奢华。经济上，他鼓励逃户回乡定居，减免各种无名科敛。对来自西川、淮西和河东等处的流民，一律分给荒闲田地作为永业。颁布逃户田地处理办法，鼓励农民垦殖逃户田，规定田主在三年内回乡的，归还其一半耕地；五年内回归的，给还三分之一。均不包括佃户所盖的屋舍和种植的树木、园圃；五年以外回归的，除坟茔地外，一律不归还。至于从契丹统治下回归的人，对他们在外的年限和获得土地的数量等的限定，都相对放宽。周世宗受唐元稹《均田表》的启发，编制《均田图》颁发州镇长官，还派遣使臣三十四人分赴各地均定田租，查出不少隐匿耕地，使之均摊正税。当时征收正税多不在农作毕功之后，显德三年，后周下令三司：夏税于六月一日、秋税于十月一日开始征收，以便人户交纳。官府一再动员民众修理黄河中下游的堤岸，堵塞黄河决口；疏浚汴水，北入五丈河，以通齐、济运路；又浚汴口，引河水达淮，使漕运畅通。其时，各地寺院林立，隐匿编户甚多。显德二年，诏废闭寺院三万余所，除了皇帝批准的僧尼数额以外，其余一律括还为编户，销毁铜佛像和民间铜器铸钱，使唐末以来长期缺钱的局面有所改变，有利于商贸流通的发展。

　　修订刑法五代十国时的刑法，基本行用唐代的律令格式和编敕，但因历朝又都有新颁的敕条，汇编附益，使得格敕前后重复矛盾；因仍唐旧的律令，有的已难解释。显德四年，世宗令大臣们进行整理，唐代律令条文难解的，加上注释；格敕繁杂的，加以删除，汇编为《大周刑统》二十一卷。北宋初年所编的《宋刑统》即就此书略加增删而成。

　　整军与统一战争　唐亡前夕，朱温诛戮宦官，解散了宦官所领的神策军。以后，朱温以宣武军（汴州军号）节度使称帝，即以宣武镇兵为禁军，设置在京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唐改为侍卫亲军，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是为侍卫司。后周又增置殿前司，也有马步军都指挥使。后来又置殿前都点检，位在都指挥使之上，而侍卫司分置马军和步军两指挥使，不置都指挥使。

　　显德元年，周世宗初即位，北汉兴兵攻潞州，世宗率领大军亲征，战于高平，这次战役虽然击退了北汉、辽联军，但也暴露了禁军不守军纪、战斗不力之弊。侍卫司的马军和步军两个指挥使樊爱能、何徽临阵溃退并劫掠辎重，还扬言周军已败。世宗处决了这两个指挥使和中级将校七十余人，整肃了军纪。高平之役前，世宗已令诸道招募包括山林亡命之徒的骁勇者充兵，班师后，世宗便命令检阅诸军，淘汰老弱，选拔精锐为殿前诸班。从此，朝廷拥有一支强大的劲旅，为进行统一战争创造了条件。

　　显德二年，周世宗命一些臣僚各撰写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其中王朴的《平边策》提出先易后难的战略方针，建议先取南唐江北诸州，继取江南、巴蜀、岭南，最后才攻取太原。这一建议成为后周和以后北宋统一全国的指导方针。就在这一年，周世宗出兵后蜀，收回秦、凤、成、阶四州。次年发兵攻南唐，经过三年苦战，得淮南、江北十四州六十县。从此，加强了对江南的军事优势，充实了国家的人力、财力。显德六年四月，乘辽内部纷争之机，世宗统率水陆大军北伐，不到两个月便攻取瀛、莫、易三州十七县。五月，正当周军胜利向幽州推进时，世宗突患重病，被迫回师。六月世宗卒，子宗训即位，年仅七岁。显德七年（960）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制造辽兵南下的假情报，统兵出征，在陈桥（今河南开封东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京，废后周恭帝自立，改国号为宋。

　　宋建国后，先集中兵力平定统治领域内的反抗力量，随后，采纳赵普建议，先削平南方的荆南、南汉、南唐、吴越等国，统一了南中国。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出兵太原，北汉主刘继元被迫归降。至此，唐末以来近百年南北分裂的局面终告结束。

　　五代十国的科技文化　五代十国时期的科技文化，承唐朝之后，继续有所发展。

　　雕版印刷唐朝末年，雕版印刷比较发达的西蜀，印刷品主要是占卜书、字书等。后唐时，开始刻印“九经”。长兴三年（932），明宗命国子监以西京的石经为根据，校正“九经”，抄写做注，雇雕字匠人刻版印卖。这项工程用了二十年时间，直到后周广顺三年（953）六月才刻印完毕。从此，刻本“九经”广为流传。后蜀也专门印制，导致“蜀中文学复盛”。后汉时，又将《周礼》等未刊的“四经”刻版印行。刻印“九经”促成儒学经典的普及，有利于文化的传播。

　　史学史学取得了重要的成绩。《旧唐书》是这一时期撰成的最重要的史学著作。唐代原有吴兢、韦述编撰的前朝国史，历朝实录也比较完备。但由于安史之乱和藩镇战争，历朝实录多有亡佚，特别是武宗以后六十年的实录未能流传下来。这使唐史的修撰遇到困难。五代时，首先重视了搜集唐史料的工作。后梁末帝下诏征集唐代的家传以及公私章疏；后唐明宗设三川搜访图籍使到成都一带搜寻唐实录，并明令保护唐人碑碣，这就为《旧唐书》的编撰做了重要而及时的准备。后晋天福六年（941）至开运二年（945），刘昫、张昭远等人撰成《唐书》二百二十卷（今本均为二百卷），后世称为《旧唐书》。尽管历来认为《旧唐书》有不少缺点，主要是对原始材料缺乏加工，唐宪宗以前多照抄国史、实录，而唐穆宗以后系编纂杂说、传记，但也因此保存了大量唐代的原始资料，受到后世史学家的重视。此外，王仁裕撰《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时的朝野逸事，王定保撰《唐摭言》详述唐代贡举制度，尉迟偓撰《中朝故事》记载唐末四朝的旧闻，刘崇远撰《金华子》记叙唐末朝野故事，孙光宪撰《北梦琐言》记载唐及五代土人逸事，等等。这些五代十国时期的撰著都有不同程度的史料价值。

　　诗词五代十国是词的重要发展时期。西蜀和南唐词人较多，水平也较高，从而成为两个中心：西蜀有韦庄、欧阳炯等人，他们的作品后来由赵崇祚等收入《花间集》；南唐有冯延巳、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等人，李璟父子的作品，后人集刻为《南唐二主词》。李煜是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词人。晚唐五代的词大都是描写统治阶级的享乐生活，题材庸俗，境界狭窄，风格柔靡。花间派的作品就是这种风格的代表。李煜前期的作品也是如此，但他在国亡被俘以后写的词，或慨叹身世，或怀恋往昔，形象鲜明，语言生动，把伤感之情写得很深挚，突破了晚唐以来专写风花雪月、男女之情的窠臼，在内容和意境两方面都有创新，为北宋词的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

　　绘画五代十国的著名画家有后梁的荆浩、关仝，南唐的董源、巨然、徐熙，后蜀的黄筌等人。荆浩擅长画崇山峻岭，关仝师承荆浩而有发展，擅长画关河之势，两人并称为“荆、关”，是五代时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董源、巨然擅用或浓或淡的水墨描绘江南景色，两人并称为“董、巨”，是五代北宋时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之一。黄筌擅画宫廷的珍禽异卉，徐熙擅画江湖上的水鸟汀花，两人并称为“黄、徐”，当时有“黄家富贵，徐熙野逸”的谚语，形容两人作品的不同风格。此外，顾闳中所画《韩熙载夜宴图》，亦为传世的艺术珍品。（参见彩图插页第56页）

　　（张泽咸） 
　


    
五代十国都城
  　　五代十国都城

　　五代十国各割据政权都城的选择，反映了当时中国各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承续和变迁。

　　唐末朱温以黄巢部将降唐，唐授以宣武军节度使，镇汴州（今河南开封）。此后二十余年，朱温以汴州为根据地，兼并了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开平元年（907）四月，就在汴州篡唐即帝位，国号梁，史称后粱，改汴州为东都开封府，原东都河南府（洛阳）为西都，原西京京兆府（长安）称西京，改府名为大安。汴州是隋唐以来漕运枢纽，至此成为中原地区政权的首都。开平三年正月迁都洛阳；乾化三年（913）均王友贞以东都留守开封尹即帝位，又以开封为首都，直至龙德三年（923）十月城破国亡。

　　同光元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勗即帝位于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旧城），国号唐，史称后唐，以魏州为东京兴唐府，以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为西京，以镇州（今河北正定）为北都真定府。魏州濒临永济渠，为河北平原南部的政治经济中心，安史之乱后为河北三镇之一魏博节度使治所；镇州是河北平原中部的政治经济中心，为河北三镇之一成德节度使治所；太原在唐代为北都，是李克用据有河东以来的根据地。同年十月灭后梁，复唐制：以太原府为北京，以长安为西京京兆府；罢北都真定府，复为镇州；罢东京开封府，复为汴州。十二月迁都洛京（洛阳）。同光三年改东京（兴唐府）为邺都，以洛京为东都。天成四年（929）又罢邺都。时以东都洛阳为首都，西京长安、北京太原为陪都。

　　天福元年（936）十一月石敬瑭于太原称帝，国号晋，史称后晋。闰十一月入洛，灭后唐，仍都洛阳。天福二年迁都汴州，三年升汴州为东京开封府，改东都洛阳为西京，罢原西京为晋昌军，复建邺都于广晋府（上年以兴唐府改），北京太原府依旧，时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西京、北京、邺都均为陪都。

　　开运四年（947）正月辽入开封灭后晋，废东京，降开封府为汴州。同年二月刘知远于太原即帝位。六月入汴，国号汉，史称后汉，复以汴州为东京开封府，建为首都。以洛阳为西京，北京、邺都因袭不改。广顺元年（951）邺都留守郭威灭后汉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仍以东京开封府为首都。显德元年（954）罢邺都。建隆元年（960）赵匡胤代周称帝，建立宋朝。乾祐四年（951）原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称帝，建立北汉。北汉是十国中唯一在黄河流域建立的政权，广运六年（979）为北宋所灭。吴因唐淮南节度使旧治都扬州。武义元年（919）改称江都府。次年升昇州（今江苏南京）为金陵府，天祚二年（936）以金陵府为西都。次年改府名为江宁，此年冬徐知诰受吴禅即帝位于江宁，国号唐，史称南唐，以江都府为东都。显德五年（958）江北地入后周，后周复以江都府为扬州。次年南唐主李璟以“金陵去周境才隔一水，洪州险固居上游”，谋迁都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改洪州为南昌府，建为南都。建隆二年（961）迁都南昌，太子煜留江宁监国。同年璟死，煜袭位于江宁。开宝八年（975）亡于宋。吴越都杭州，号西府，称越州（今浙江绍兴）为东府。闽都福州，龙启元年（933）升为长乐府。永隆二年（940）后，闽主王氏兄弟争国，天德元年（943）据有建州（今福建建瓯）的王延政另建殷国，三年正月，攻下福州，复国号曰闽，仍都建州，以福州为南都。同年南唐攻下建州，闽亡。前蜀、后蜀均都成都。南平（荆南）都江陵（今属湖北）府。楚都潭州（今湖南长沙），天成二年（927）升为长沙府。保大九年（951）南唐灭楚，次年，朗州（今湖南常德）将领刘言、王逵、周行逢等起兵逐唐兵复有楚地，直至乾德元年（963）湖南首府都在朗州。南汉都广州，乾亨元年（917）升为兴王府。

　　五代十国都城的选择和变迁，反映了唐末以后各地区政治、经济中心的兴衰和转移。以中原而言，长安、洛阳在周秦汉晋以至隋唐迭为首都，但自中晚唐以来降及五代，全国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下游转移到了江南，军事上由于主要边患不再是西北的匈奴、突厥，而变为东北的契丹，河朔的地位日显重要。统治黄河流域的政权在选择都城时，必须考虑到便于与这两个地区的联系。所以五代择都，已摈弃长安。五代共五十四年，洛阳为后梁、后唐、后晋三代首都共十九年，开封为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四代首都共三十四年。初期徘徊于洛阳、开封之间三十年，后晋天福三年以后二十余年终于因开封北控燕赵，南通江淮，水陆都会，资用富饶，地理位置优于洛阳，而被定为首都，并为继起而完成统一的北宋所沿袭。

　　就南方而言，有的地方政权的都城是继承原来该地区的传统政治中心。如前蜀后蜀的成都府，南平的江陵府，南汉的兴王府等。经割据政权数十年的经营，城市繁荣往往有所发展。有的则由于该地区形势的变化，政治中心也随之变迁。如吴越之地唐时分隶浙东、浙西二道，浙东治越州，浙西贞元（785～805）以后治润州（今江苏镇江），唐末钱镠先据浙西（不全），继并浙东，故选择地位适中的杭州为浙西治所，以控制两浙，入五代遂为国都，经吴越数十年治理，至北宋雄称为东南第一州，为南宋定都于此奠定了基础。杨吴都城扬州，隋唐时为长江下游第一都会。五代时南北分裂，划淮为界，扬州失去南北水运枢纽的地位，又因临近敌境，不利固守。故掌握杨吴实权的徐温先于天祐五年（908）遣养子知诰经营“龙蟠虎踞”的六朝故都昇州，十四年亲自移驻其地，使之成为杨吴境内实际政治中心。温死，知诰嗣位，仍镇金陵（后改名江宁）。昇元元年（937）徐知诰（即李昪）代吴，建立南唐，即以此为都。楚都长沙府历来为湖南地区的政治中心。唐末又于朗州置节度使，五代初为楚所并，但在楚境内一直成为另一政治中心。南唐灭楚后至宋平湖南十余年间，湖南的首府遂移在朗州。闽都福州是福建地区的传统政治中心，也是唐安史之乱后福建观察使或节度使的治所。闽亡前夕一度出现福（州）、建（州）即闽、殷二政权的对立和统一，后仍以闽为国号而都建州之局，这只是一种极短期内的变态。南唐灭闽后，闽地三分，南唐得建、汀，吴越得福州，而泉、漳为当地人留从效、陈洪进所有，称清源军、平海军，至太平兴国三年（978）始纳土归宋。

　　（邹逸麟） 
　


    
五户丝
  　　五户丝

　　见科差。 
　


    
五军都督府
  　　五军都督府

　　明朝中军、左军、右军、前军、后军五都督府的总称，统领全国军队的最高军事机构。朱元璋初置统军大元帅府，后改为枢密院，又改之为大都督府，节制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以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分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永乐元年（1403），建留守行后军都督府于北京，后仍分五府，称“行在”中、左、右、前、后都督府。十八年，定都北京，除“行在”二字，洪熙元年（1425），复称“行在”。宣德三年（1428），革“行在”都督府。正统六年（1442），复建五府，无“行在”字。各都督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其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等。都督初间以公、侯、伯为之，可参与军国大事；后率以公、侯、伯署府事，同知、佥事参赞军事。

　　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除亲军指挥使司外的各卫所和在外各都司卫所。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之袭替、优养、优给等项，所属皆上报于府，府再转送兵部请选。选定后，经府下达都司卫所。首领官之选授和给由，皆由吏部。其他如武官诰敕、水陆步骑之操练，军伍之清勾替补，俸粮、屯费与屯种之器械、舟车，军情声息，边腹地图文册、薪炭荆苇诸事，移与相关机构会同处理，各府只有统兵权，调兵之权在兵部，每逢战事发生，由皇帝命将为帅，调领五军都督府所辖卫所之兵佩印出征。军还即归印于朝，兵回卫所。可见五军都督府的权力已渐缩小，至永乐后已尽归兵部，时所谓五都督，不过守空名与虚数而已。这是明代加强皇权的重要步骤之一。

　　（吴量恺） 
　


    
五均六筦
  　　五均六筦

　　王莽新朝对六种经济事业的管制措施，即盐、铁、酒专卖，政府铸钱，名山大泽产品收税和五均赊贷。这些措施于王莽即位的次年（公元10）起，先后公布施行，合称六筦（筦，即管，由国家经营管理之意），也称五均六筦。其名称是在当时托古改制的风气下，由儒家刘歆以古文经《周礼》、《乐语》为依据而提出来的。王莽企图表面上说要以此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制止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但实际上首要目的是增加新莽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财政收入，并为构成这一国家的政权基础的豪族权门大谋私利。

　　六筦中，盐、铁专卖和政府铸钱都系承袭汉武帝刘彻以来旧制。酒的专卖，武帝时一度施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之议后废除，改收酒税，新莽时恢复专卖，规定卖酒毛利三分偿付各种材料、燃料、工具消耗及人工费用，七分作为纯利入官。名山大泽产品的征课，过去亦曾实行。这时更规定，凡开采金、银、铜、锡和采捕作为货币原料的龟、贝的工商业者，其产品不许在市场上自由出售，都要向政府申报，钱府在一定时期予以收购。凡从事鱼鳖、鸟兽等的捕捞猎取和从事畜牧的，也同其他小工商业者及出售家庭副业产品者一样，收其利润的十分之一以为“贡”（相当于后世的所得税），经营这些产品不向政府申报和申报时有隐瞒的，产品没收，并罚一年劳役，以示惩诫。

　　五均赊贷，是政府对城市工商业经营和市场物价进行统制和管理，并举办官营的贷款业务。主要在几个大城市中施行，也旁及郡县。所谓五均，指均市价以利四民和公家；所谓赊贷，是由政府办理借贷。当时将六个实行五均的大城市，即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称为五均市，原长安市令及其他各市市长改称为五均司市师，其他郡县设司市，大体由地方官兼任，统称市官。市师下有交易丞五人，又称均官，钱府丞一人，又称钱府官，分别掌管均平物价、收税和赊贷事宜。

　　五均是武帝时平准法的发展，规定各市以四季的中月即二、五、八、十一月的商品价格作基础，按商品质量分为上、中、下三等标准价格，称为“市平”。市场价格超过平价时，政府按平价出售商品，促使价格回落，市场价格低于平价时，则听任自由买卖。对于五谷布帛丝绵等重要民用产品，如果滞销，则按成本加以收购，使经营者不致亏折。赊贷也是五均司市的任务之一。赊是借钱给城市居民作非生产性的消费，如祭祀丧葬的用费，不收利息，短期即还。贷是借钱给小工商业者作资金，期限较长，按借款者的纯利润额收取年利十分之一（一说是月息百分之三，即年利百分之三十六）。

　　新莽推行的五均六筦和武帝时的经济管制措施作用不同。武帝时封建国家尚不甚腐朽，也能基本控制为国家推行政策的官吏，因此这些措施收到了若干积极的效果。而新莽时政权已很腐朽，大工商主出身的推行这些政策的官吏已非封建政权所能控制，因此类似的措施反而起了破坏经济的作用。推行五均六筦措施的大商人与地方政府、豪民富户狼狈为奸，多立空簿，府藏不实，操纵价格，盘剥百姓。平抑物价的市官收贱卖贵，甚至以贱价强取民人货物。赊贷过期不还，便要罚作刑徒。官府收税十分烦苛，饲养牲畜乃至妇女养蚕、纺织、缝补、工匠和商贩直到医巫卜祝都要收税，连不事生产的城市居民也要纳税。而且条法苛细，处罚严酷，重的甚至要处死刑。广大中小工商业者乃至居民均受其害。结果工商业遭到极大的破坏，五均六筦成了对人民的暴政。五均六筦施行了十几年，到地皇二年（公元22）才准备废除，第二年新莽政权就告败亡。

　　（宁可） 
　


    
五权宪法
  　　五权宪法

　　孙中山提出的实行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的宪法原则。初次提出于1906年12月2日。是日，在日本东京举行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参照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制度，结合中国封建时代的考试制度和御史监察制度，在演说中提出革命成功后的中华民国宪法将实行行政、立法、裁判、考试、监察“五权分立”制度。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和国会均未制订此项宪法。1921年4月，孙中山在广东省议会和教育会的演说中，再次以“五权宪法”为题阐述了这一原则。1924年4月22日，五权宪法以“中央政府当设立五院”，其序列是：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以试行五权之治”，载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作为政权建设原则而固定下来。

　　（曾业英） 
　


    
五人墓
  　　五人墓

　　明代苏州市民反对魏忠贤斗争中殉难的颜佩韦、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五位义士之墓。天启年间（1621～1627）阉党执政，朝政黑暗。苏州织造太监李实、巡抚毛一鹭阿附魏忠贤，残酷压迫、盘剥人民，激起市民强烈不满。天启六年，魏忠贤派缇骑到苏州逮捕东林党人、吏部员外郎周顺昌。顺昌居官清正，受到市民拥戴，故苏州城乡数万人为周顺昌免遭逮捕而不期群集。当缇骑开读诏书时，愤怒的群众大声喧哗，哭声四起。市民颜佩韦率先向两台使讼周顺昌冤，杨念如、沈扬、马杰、周文元等四人亦偕诸生求其疏救，跪乞至午不起。缇骑持械大打出手，引起众怒，遂蜂拥而前，攀栏折楣，直前奋击。缇骑二人当场毙命，余负伤鼠窜，毛一鹭赖苏州知府寇慎等保护得免。事后，苏州府出动军队保护缇骑，并连夜将周顺昌解走。毛一鹭则飞章告苏州民反，并三上疏，欲以擒获首乱功自解。城内外士民人人自危，颜佩韦等五人为保护当地群众，挺身而出，自系入狱。临刑时大义凛然，英勇就义。当地人士感五人之义，将他们合葬于虎丘之侧，题称“五人之墓”。复社领导成员张溥为作“五人墓碑记”。

　　苏州五人墓“义风千古”牌坊

　　（许敏）W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爆发的以工人为主体的有全国各阶层人士广泛参加的反帝爱国运动。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实现国共合作，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特别是在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号召下，同年2月上海日商纱厂工人罢工取得胜利。日本资本家伺机报复，借故部分停产，停发工资。5月14日，日商纱厂工人再次罢工。15日，上海内外棉七厂厂方宣布停工，工人顾正红带领工人冲进厂内，要求上工和照发工资。日本厂方不仅不允，而且枪杀了顾正红，打伤十多名工人。上海日本内外棉十一个纱厂两万多工人立即罢工抗议。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号召各界大力支援。上海学生首起响应，从18日开始分别到南京路、新世界等闹市区募捐，援助顾正红家属及罢工工人。外国租界当局以“扰乱社会治安”为名逮捕数人。24日，中国共产党在沪西工友俱乐部组织一万多人参加顾正红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上海大学四名学生，在路经租界时被巡捕逮捕。上海租界工部局准备在5月30日进行非法审讯被捕的工人和学生，还决定对租界内的华人加强镇压和限制，并要越出租界筑路，更加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多人到租界内进行反帝宣传讲演，声援工人斗争，要求释放被捕的工人、学生等。英巡捕又拘捕学生一百多名，关押在南京路的老闸捕房。上海各阶层群众数千人，赶到捕房周围，要求释放学生。英国巡捕蓄意向群众开枪，当场打死十多人，打伤数十人，造成了五卅惨案。6月1日，在共产党人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刘华等人领导下，上海总工会宣告成立，随即宣布实行全市工人总同盟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二十多万工人。还有五万多学生罢课，公共租界的商人全体罢市，英租界的华籍巡捕也举行罢岗。6月7日，由上海总工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各马路商界总联合会推举代表组成的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成立，提出取消领事裁判权、惩凶、赔款等十七项要求。（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

　　广州各界为五卅惨案举行游行示威

　　帝国主义用屠杀手段镇压上海人民的“三罢”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地──上海南京路老闸捕房

　　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北京、广州、天津、南京、汉口、长沙、焦作、水口山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矿区，一千二百多万群众，先后起来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其中省港大罢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给英日等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上海的“三罢”斗争，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威胁利诱下，单独停止罢市，破坏了反帝统一战线，工人罢工坚持了三个多月，最后为了保存力量和巩固已得胜利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标志着中国人民觉悟的迅速提高和大革命高潮的到来。

　　参考书目

　　《五卅运动和省港罢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5。

　　《五卅运动史料》第1、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81、1986。

　　（蔡钊珍） 
　


    
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借口对德宣战，攻占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控制了山东省，夺去德国在山东强占的各种权益。1918年大战结束，德国战败。1919年1月18日，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北京政府和广州军政府联合组成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身分参加和会，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的各项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归还大战期间日本从德国手中夺去的山东各项权利等要求。巴黎和会在帝国主义列强操纵下，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而且在对德和约上，明文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北京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从而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5月4日北京大学学生的游行队伍

　　5月4日下午，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等十三所学校的三千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后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游行队伍向东交民巷进发，遭到使馆巡捕的阻拦，转而来到赵家楼胡同曹汝霖的住宅。学生冲入曹宅，曹汝霖急忙躲藏起来，正在该处的章宗祥受到学生痛打，曹宅也被焚烧，军警当场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北京学生实行罢课，通电全国表示抗议。（参见彩图插页第130页）

　　五四运动时，街头张贴的“毋忘国耻”的标语

　　北京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迅速扩大。天津、上海、长沙、广州等城市和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在国外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也展开了爱国活动。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支持。北京政府被迫于5月7日释放被捕学生，但又下达镇压学生运动的命令。6月3日北京各校学生分组出发到街头演讲；6月4日出动更多的学生进行宣传活动，两天内竟有近千学生遭到逮捕，从而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起来，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大力声援北京学生。特别是上海工人从6月5日起发动了有六七万人参加的政治大罢工；南京、天津、杭州、济南、武汉、九江、芜湖等地工人，也都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北京政府为之震惊，不得不于6月6日释放全部被捕学生。10日宣布“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28日，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胜利地告一段落。

　　五四运动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和发展。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称《新青年》，举起“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提倡新文化。随后，还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代表了中国先进分子的新觉醒。新文化运动不仅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思想准备，同时随着这次运动而更加深入发展，使社会主义思潮逐渐代替资产阶级思潮而成为运动的主流，并在思想上和干部准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准备。

　　北京高校被捕学生获释返校时受到热烈欢迎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五月四日为中国青年节。

　　参考书目

　　《五四爱国运动》，近代史资料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79。

　　彭明：《五四运动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4。

　　（郑则民） 
　


    
五院
  　　五院

　　南京国民政府根据1928年10月8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设置的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的总称。

　　行政院1928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下设内政、外交、军政、海军、财政、实业、教育、交通、铁道九部及蒙藏、侨务两委员会和一卫生署（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屡有裁并增置），分掌各有关职权。各部设部长一人，政务次长、常任次长各一人；各委员会设委员长、副委员长各一人。院长综理院务，监察所属机关，任免行政官吏，主持行政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行政院会议得议决以下事项：①向立法院提出的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②荐任以上行政官吏的任免；③行政院各部及各委员会间不能解决的事项；④其他依法律或行政院院长认为应付行政院会议议决的事项。

　　立法院1928年12月5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但非代表民意机关。有议决法律案、预算案、大赦案、宣战案、媾和案、条约案及其他重要国际事项等权，并得向各院及行政院各部各委员会提出质询。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指挥所属机关，提请任免立法委员，主持立法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委员四十九至九十九人，任期两年，得连任，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和律师业务。设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军事五常设委员会，并得根据事实需要，增设临时性的特种委员会。

　　司法院1928年11月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司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提请任免所属官吏，主持司法院会议，并经最高法院院长及所属各庭庭长会议议决后，行使统一解释法令及变更判例之权，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下设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行政法院、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分掌司法行政、司法审判、行政诉讼、官吏惩戒职务。

　　考试院1930年1月6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考试机关。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领导并监督所属机关，提请任免所属官吏，主持院务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考选委员会、铨叙部，分别依法行使考选和铨叙职权。

　　监察院1931年2月16日正式成立，为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职权。设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院长综理院务，提请任命所属官吏，主持监察院会议，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由副院长代理。设监察委员十九至二十九人，任期无定，依法享有特殊保障，但不得兼任其他官职。下设监察使署和审计部。

　　参考书目

　　钱端升、萨师炯等：《民国政制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46。

　　董霖编著：《中国政府》第2册，世界书局，上海，1941。

　　许崇灏：《中国政制概要》，商务印书馆，重庆，1943。

　　（曾业英） 
　


    
五铢钱
  　　五铢钱

　　汉武帝时开始铸造的一种标准铜币。因其实际重量和币面重量一致，都是五铢（约3.33克），故名。

　　汉初，币制混乱，所铸的各种铜币承袭秦制，文虽仍称半两，但实际重量远较半两为轻。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另一方面，民间私铸者多，钱质恶劣，更增加了币制的混乱，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生产和交换，也不利于国家的统一。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禁私人铸钱。武帝即位后，财政支出增加，政府大量铸钱，民间也私自铸钱。因盗铸有重利可图，致罪者虽多，却无法禁绝。私铸者还往往磨取官钱的铜屑以盗铸钱，官钱也因此逐渐减轻，同私铸的劣币一样。“钱益多而轻”，物价高涨，币值低落。

　　汉武帝时期铸造的五铢钱

　　武帝元狩、元鼎年间（前122～前111），政府企图借铸钱之利以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也企图用更换新币的办法限制豪商巨贾居奇取利，操纵货币；再加上关东地区遭受水灾，亟需巨款赈贷。因此，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元狩四年（前119）初，在张汤主持下，造白金（银锡合金）币及皮币（未广泛流通）。与此同时，销毁了文帝时的半两钱（四铢钱），另铸“文如其重”的三铢钱，以广流通。法令虽严禁私人铸钱，但白金币定值过高，三铢钱轻，易作奸诈，盗铸仍然盛行。五年春，罢三铢钱，改行五铢钱。这时钱由郡国铸造，各地从中取利，钱多轻，私人盗铸者亦多。五年间，汉因盗铸金、钱遇赦免死的有几十万人，自首赦罪的有一百多万人。元鼎二年（前115），始集中铸钱，由京师钱官铸赤仄钱。以精铜精工制成，一枚当郡国所铸的五铢钱五枚使用，规定赋税、官用必需用赤仄钱。未久，白金终废不行，赤仄钱因与五铢钱比价不合理，私铸更多，使用不便，币制混乱，依然如故。

　　元鼎四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汉政府决定克服过去铸币权不统一，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这两大弊端，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取消郡国铸钱权，专令水衡都尉所属的设在上林苑的钟官、技巧令（一说为均输）、辨铜令三官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钟官直接掌管铸造，技巧主刻范，辨铜负责原料供应及检验铜的成色。这种新币名为“三官钱”（又称“上林三官钱”）。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旧币一律废罢，并责令各郡国将以前所铸的钱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给三官。新币选料严格，以铜范为母范翻铸之钱大小、式样一致，真正做到重如其文。新的五铢钱不惜工本，私人铸造很难，无利可图，禁令又很严格，所以盗铸之风一时衰息。货币混乱的问题终于获致解决，币值得以长期保持稳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铸币权统一收归中央，没有强大的国家力量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货币统一以后，封建国家的经济力量得到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也进一步获得了经济上的保证。

　　五铢钱大小、轻重适中，制作精整，有外廓可保护钱币不被盗磨，利于流通和长久使用。从武帝元狩五年到平帝元始年间约一百二十年中，共成钱二百八十亿余。王莽统治期间，屡易货币，并禁用五铢钱，造成极大混乱，但民间仍私用五铢钱。东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公元40），重铸五铢钱，改由太仆属官考工令主管，郡国也可铸造。东汉五铢钱制作轻薄，由传世的大量东汉五铢钱可见。灵帝中平三年（186）所铸四出五铢，背面有四道斜文由穿孔的四角直达外廓，亦称“角钱”。汉末董卓于献帝初平初年坏五铢钱更铸小钱，这是汉政权最后一次铸钱，结果是货轻物贵，谷一斛至数十万，一度钱货不行。东汉以后各朝，仍继续沿用五铢。五铢钱从汉武帝铸造一直到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废罢，流行了七百多年。

　　（宁可）W 
　


    
伍廷芳
  　　伍廷芳

　　（1842～1922）　 清末民初时期政府外交、司法高级官员。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其父伍荣彰在南洋经商。伍廷芳于1842年7月30日（清道光二十二年六月二十三）生于新加坡。1845年随父归国，十三岁往香港入圣保罗书院，1861年毕业，任香港高等审判厅翻译。1874年留学英国林肯法律学院，三年后获大律师资格，到香港任律师、法官。1896年任清政府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大臣。1902年回国，先后任修订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务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等职。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伍廷芳在上海宣布赞成共和，并两次致函清廷，劝告清帝退位。12月被南方独立各省推为民军方面的议和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派出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举行南北议和谈判。次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司法总长，协助孙中山制定和颁布一些符合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法制和法令。袁世凯篡权时，退居上海，反对帝制。1916年11月出任段祺瑞内阁外交总长。1917年，在以美、日帝国主义为背景的“府院之争”中，伍站在黎元洪一边，于5月任代总理，协助黎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6月，因拒绝在黎元洪解散国会的命令上副署，被免去代总理职务。

　　1917年9月伍廷芳到广州，被孙中山任命为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次年5月改任军政府七总裁之一，兼任外交和财政部长。为抵制桂系的黑暗统治，他脱离军政府，携印信、税款于1920年4月前往上海。伍廷芳从现实斗争中改变了对孙中山的态度，日渐与孙中山紧密合作。11月随孙中山回广州，恢复军政府。次年5月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任命他为外交兼财政部长，并一度代行总统职务。1922年4月兼任广东省省长。他积极支持孙中山出兵讨伐直系军阀。6月16日陈炯明叛变，伍廷芳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17日亲登永丰军舰与孙中山会晤，接受指示，通告各国驻广州领事，希望他们严守中立，勿助叛军。但英、美等国置之不理，仍助叛军夺取广州。他愤而病发，于6月23日在广州逝世。

　　（郑则民） 
　


    
武昌民变
  　　武昌民变

　　见城市民变。 
　


    
武昌起义
  　　武昌起义

　　见辛亥革命。 
　


    
武丁
  　　武丁

　　商代国王。后世称作高宗。传说名昭，为盘庚弟小乙之子。年幼时，武丁曾在外行役，与“小人”一起劳作，因而较了解“稼穑之艰难”。他即王位后，提拔傅说执政。傅说原为刑徒，被武丁发现，加以重用。武丁还任用甘盘为大臣，以此二人“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力求巩固统治，增强国力，使商王朝得以大治。《史记·殷本纪》称：“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殷道复兴。”由于武丁将商王朝推向极盛，被称作“中兴之王”。

　　祭祀武丁的甲骨卜辞拓片

　　武丁在位期间，不断向西面的菋方、南面的虎方、东面的夷方、北面的鬼方以及羌方、周族等进行大规模征伐。其中对■方作战动员的兵力，有时三千，有时甚至达五千；对鬼方用兵三年才攻克。据殷墟卜辞记载，武丁的配偶妇好还亲自率兵征伐羌方。除了“伐羌”之外，卜辞中还有许多“获羌”、“用羌”的记载，即抓获了羌人的俘虏并用作人祭的牺牲，且数字惊人。

　　武丁向四方连年用兵，征服了周围的许多小方国。这些征伐战争，为王朝形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广大疆域，奠定了基础。

　　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死后，由其子祖庚继承王位。

　　（胡厚宣） 
　


    
武汉会战
  　　武汉会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抗击侵华日军进攻武汉的战役。1938年5月，日军攻占徐州后，企图攻取武汉，以逼迫中国政府屈服。日军由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指挥第二、第十一军，共九个师团及三个旅团和航空兵、海军陆战队各一部约二十五万兵力，分别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北麓西进，合围武汉。

　　武汉是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和水陆交通中心、是南京沦陷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在地，实际上是中国的军事、政治及经济中心，也是中国继续抗战的核心基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6月中旬制定保卫武汉的作战方针，蒋介石驻守武汉亲自指挥。以第五战区部队组成左翼兵团，在李宗仁指挥下防守长江以北地区，阻敌第二军部队向武汉进攻；编组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组成右翼兵团防守长江以南地区，阻敌第十一军部队进攻。中国军队参战的兵力共一百二十四个师及海空军各一部，约七十五万人，苏联援华空军志愿飞行大队也参加了会战。

　　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在海军配合下攻陷安庆，揭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7月23日，日军在鄱阳湖滨之姑塘登陆，直攻九江，开始了激烈的武汉外围战。此后，日军先集中重兵于江南，分两路进攻。8月22日，日军在星子强行登陆，与薛岳兵团发生激战，双方在德安附近成胶着状态。10月上旬，薛岳抽调三个军于德安以西之万家岭地区，对南进的日军一部构成包围圈，随即展开了英勇的围歼战，后再组成数百人的敢死队强行攻击，予日军以重创，歼灭日军四个联队，挫败了日军突破南浔路之企图。但另一路日军则进展迅速，自8月25日以后接连攻占瑞安、码头镇、阳新，并由阳新等地大举向西进攻。

　　江北日军乘鄂东战场激战之机，由大别山南北两面分三路齐头前进：右翼向六安、固始、商城等地进攻；左翼向罗山、信阳等地进攻；中路沿江向宿松、黄梅、广济等地进攻。中国军队英勇抵抗了日军的攻势，在各地进行顽强阻击，展开反复争夺战，但由于在作战指导上的消极防御，在日军优势火力、战力的部队进攻下，死守的防线一再被攻破。至10月中下旬，武汉外围要塞、重要阵地均被攻陷，日军已逼近武汉。（参见彩图插页第147页）

　　日军为策应攻取武汉作战，又在广东省大亚湾登陆陷广州。于是，蒋介石认定武汉已失去战略上的重要性，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25日汉口弃守，27日武汉沦陷。战役结束。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初期中国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坚持最久、牺牲最大的一次战役，总计伤亡二十多万人，但也使日军的有生力量受到很大消耗，使它的战略进攻达到顶点，使它对中国速战速决的方针破产。

　　（齐福霖） 
　


    
《武皇帝实录》
  　　《武皇帝实录》

　　记述清开国初期史事的官修编年体史科长编。《清太祖实录》之初纂本。四卷。由刚林、罗绣锦等于崇德元年（1636）纂成。清修太祖努尔哈赤实录，在太宗天聪九年（1635），先作《清太祖实录战迹图》，附以图说。既成，复摘取图说别为一书。因努尔哈赤初谥“武皇帝”，故书名称《武皇帝实录》。其后康熙时改谥“高皇帝”，重修之实录亦改称《高皇帝实录》。原书于民国时在北平故宫博物院内阁大库发现，时无撰者姓名及撰修年月，后经考订知为清太祖实录之崇德初纂本。1932年，该院以铅字排印，合订成一册出版，名《清太祖武皇帝弩儿哈齐实录》。该书记及满洲起源神话、太祖世系及自明万历十一年（1583）起兵后事迹，文字质朴，叙事翔实，较康熙重修及乾隆改定诸本讳饰为少，是探研清开国初期史事的珍贵资料。

　　《武皇帝实录》书影

　　（史志宏） 
　


    
《武经总要》
  　　《武经总要》

　　宋代军事著作。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曾公亮（999～1078）、丁度（990～1053）等奉敕编集，以供将领学习参考。五年成书，共四十卷。前集二十卷，包括《制度》十五卷，《边防》五卷；后集二十卷，包括《故事》十五卷，《占候》五卷。《制度》部分不仅摭采宋代与前代的兵法、军事条令之类，介绍宋时的战术、战阵、训练、军队编制、装备等情况，还首次附有大量武器、阵列等插图，是全书的精华。《边防》部分介绍北宋北部、西北部、西南部等的边境地理，还有辽、西夏等的民族、地理概况。《故事》部分仿效唐朝杜佑的《通典》，分门别类，摘录旧史所载的前代各种战例。《占候》部分介绍天文、气象等对战事的影响，具有迷信色彩，是全书的糟粕。《武经总要》为研究宋代军事史的重要资料。由于该书保存了唐代的兵法、军事条令等，对研究唐代军事史也有参考价值。其《边防》部分对研究契丹、党项、西南少数民族等历史，也有资料价值。《武经总要》保存不少北宋火药武器的记录，还记载了毒药烟球、火炮和蒺藜火球三种火药配方，反映了当时火药兵器已在武器装备中占有一定比例，对于了解中国古代的火药等发明，弥足珍贵。该书影印明正德刊本仅有前集，《四库全书》本有前集和后集。

　　《武经总要》书影

　　（王曾瑜） 
　


    
《武林旧事》
  　　《武林旧事》

　　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即临安（今浙江杭州）。全书十卷，周密（1232～1298）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祖籍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曾祖随宋室南渡，始居湖州（今浙江吴兴）。周密历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职，义乌县知县。未亡不仕，寓杭州。抱遗民之痛，致力故国文献，遂辑录家乘旧闻，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书。

　　《武林旧事》成书于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和《官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于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依据同一版本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孙如琦） 
　


    
武仙
  　　武仙

　　（？～1234）　金末地主武装首领，封建九公之一（见九公封建）。威州（今河北井陉旧威州）人。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侵掠河北时，他组织地主武装聚守威州西山，被宣宗诏授为权威州刺史。兴定元年（1217）三月，金将石海据真定（今河北正定）叛金。他领兵斩石海，降其部众，进驻真定，任权知真定府事。四年，授任知真定府事，兼经略使，遥领中京留守，权元帅右都监。同年，宣宗把活动在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势力较大的地方官吏、地主武装首领九人，晋封公爵，企图利用他们保聚被蒙古军残破的河北等地州郡。他被封为恒山公，管辖中山（今河北定县）、真定府、沃州（今河北赵县）、冀州（今河北冀县）、威州、镇宁（今河北获鹿）、平定州（今山西平定）、抱犊寨（今河北获鹿西）、栾城、南宫县等地。在九公中，号为最盛。八月，在真定降蒙古军。蒙古木华黎以部将史天倪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武仙为副。金哀宗正大二年（1225），武仙杀史天倪，叛蒙归金，被蒙古军击败，自真定南走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五年，哀宗复封他为恒山公，置府卫州（今河北汲县）。七年，他率军收复蒙古军占领的潞州（今山西长治），旋被蒙古援军击败，撤还卫州。蒙古军进围卫州，金援军击败蒙古军，解卫州围。武仙奉调屯胡岭关，扼金州路（今陕西安康西北西州故城）。八年十二月，赴邓州（今河南邓县）与完颜合达、移刺蒲阿军会师，企图阻止蒙古军经邓州攻南京。天兴元年（1232）正月，在三峰山（今河南禹县西南）被蒙古军击败，仅以从骑四十余人逃至南阳留山，收溃军十万人，兵势稍振。三月，南京被蒙古军包围，金哀宗以他为参知政事、枢密副使、河南行省，诏与邓州行省完颜思烈合兵救援。八月，兵行至密县东，完颜思烈冒进兵败，他退回留山。后谋取裕城未成，兵败于柳河。遂徒军邓州、淅川（今河南淅川南旧淅川）。天兴二年，金哀宗逃到蔡州（今河南汝南），遣使召他赴难，他率军自淅川溯流而上，谋取宋金州。三年，蔡州城破，金亡，其军瓦解，率十余骑走泽州，为戍兵所杀。

　　（韩志远） 
　


    
武则天
  　　武则天

　　（624～705） 唐高宗李治皇后，后为周则天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名瞾。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父士彟，贩卖木材的大商人，隋末为鹰扬府队正，与李渊有交往，李渊晋阳起兵后，士彟从至长安，贞观（627～649）中，官至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母杨氏，隋室疏宗。

　　武则天十四岁时，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复召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互相谗毁。永徽六年（655）高宗欲废王氏改立武氏为皇后，元老重臣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以武氏非名门令族出身而表示反对。许敬宗、李义府等人投高宗所好，表示赞成，李勣则对高宗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乃立武氏为皇后。王皇后被废不久，即与萧淑妃同被则天害死。

　　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自显庆（656～661）末起，乘高宗体弱多病之机，遂专国柄，威势日重。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宫中称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则天临朝称制。嗣圣元年（684）二月，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继续临朝称制。以武代李的趋势日见明显，于是李勣之孙徐敬业（李绩原姓徐，唐朝赐姓李）代表元老重臣势力，于这年九月以恢复庐陵王的皇位为号召，在扬州（今属江苏）起兵，但三个月即兵败被杀。垂拱四年（688）越王李贞、琅琊王李冲代表宗室势力分别于博州（今山东聊城东北）和豫州（今河南汝南）起兵，均不到一个月就被扑灭。在则天的授意下，沙门法明（或作“法朗”）进《大云经》，借佛告净光天女之语影射则天是弥勒佛降世，当以女身王国土，代唐为阎浮提主（“阎浮提”意为大千世界），大批臣民上疏劝进，则天遂于天授元年（690）称帝，国号周，并自以“瞾”字为名。废睿宗为皇嗣，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少数被贬逐，多数遭诛杀；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相继杀戮殆尽；另有“海内名士”三十六家，也以谋反的罪名而被族诛。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执政前又无自己的心腹，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滥杀无辜。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

　　武则天为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入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于谱。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扩大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她举行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员外置官，破格用人。这样做虽然选拔了一批才能之士，如狄仁杰、李昭德、姚崇、宋璟及张柬之等人，但也不免使官员倍增，流于冗滥。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上疏建言十二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旨略施行之。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作用及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的基础，也由于武则天沉重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发展的趋势，人口也由三百八十万户猛增到六百一十五万户。

　　武则天所书升仙太子碑碑额（拓片）

　　武则天执政前，唐朝已经俘阿史那贺鲁，平定西突厥，于其地增设濛池、崑陵二都护府，隶于安西都护。武周政权建立后，她感到整个西域过于阔远，不易管辖，遂于长安二年（702）把天山以北地区从安西都护府划出来，另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自垂拱二年（686）起为吐蕃所占。武则天不甘心失土，乃于长寿元年（692）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恢复了四镇。

　　武则天非常重视著述，召学士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寮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她另有《垂拱集》、《金轮集》等著述。

　　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箓、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她统治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有所上升，但逃户问题已经日益严重，府兵制开始走向破坏。

　　碑文（拓片）

　　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698）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武氏晚年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中宗上尊号为则天大圣帝，后人因称她为“武则天”。同年十一月去世。（参见彩图插页第44页）

　　（胡如雷） 
　


    
兀良哈
  　　兀良哈

　　明人对东部蒙古的称呼，又名朵颜三卫。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朱元璋置泰宁卫、朵颜卫、福余卫指挥使司。因朵颜卫地险而强，且为兀良哈人，故以兀良哈概括三卫。

　　泰宁卫的蒙古语名“罔流”（或往流），即翁牛特部，首领系辽王脱脱（成吉思汗末弟铁木哥斡赤斤四世孙）之后。福余卫自称我着（或我著），女真语密林之义，也惠宁王之后，科尔沁等部渊源于此。朵颜卫曰五两案，即兀良哈异译，创始者脱儿豁察儿乃成吉思汗功臣折里走之后，为喀喇沁、东土默特二部的始祖。三卫所辖区域以嫩江为中心，东起乌裕尔河，西至洮尔、绰尔两河流域。靖难之役后，明成祖朱棣以三卫骑兵从战有功，把大宁卫之地予兀良哈，大宁等卫内撤以后，三卫逐渐南下，明朝中晚期，朵颜卫分布广阔，东自大碱场（今辽宁喀左），北至西拉木伦河，西迄延庆州四海冶（今北京延庆东），南达宽城（属河北）；福余、泰宁两卫的居地东达辽河中下游，最南端可至海城一带，东北一部分到松花江流域，西南至小兴州（今属河北滦平）与朵颜卫一些部落参错居住。明朝授三卫首领以都督、都指挥、指挥、千百户等官，决定其更袭和升迁，并颁给敕书，以凭朝贡。规定三卫每年两贡，每次各五百人，由喜峰口出入，贡物有马、驼等物。永乐初，还在辽东开东原和广宁（今辽宁北镇）等地设立马市，与三卫市易马匹。尽管三卫时而寇掠明之边地，但总的说来，他们尚能服从明朝中央政权管辖。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朵颜卫首领花当（即和通）势力自辽东远达于宣府（今河北宣化市）边外。由于三卫屏捍，自立三卫至嘉靖年间的一百五六十年中，平滦诸州未遭蒙古侵扰之祸。明清战争中，三卫先后服属于清。此外，明人也称唐努山等地的乌梁海为兀良哈（又名之曰“黄毛”），名同实异。

　　（贾敬颜） 
　


    
兀良合台
  　　兀良合台

　　（Uriyangqadai，1200～1271）蒙古国名将。开国功臣速不台之子，兀良合部人。早年充当成吉思汗的怯薛军，曾护育皇孙蒙哥。1233年，领兵从贵由征蒲鲜万奴。1235年，拔都率诸王、大将西征，兀良合台从征钦察、斡罗思、孛烈儿（波兰）、捏迷思（德意志）等国。贵由汗去世，大汗位空缺三年。兀良合台因是蒙哥身边一怯薛之长，故积极附和拔都的主张，推戴蒙哥即大汗位。1252年，奉蒙哥命辅佐忽必烈领军远征大理，绕道西南，企图从侧背攻宋。次年秋，兵分三路，兀良合台率西路军渡金沙江，入察罕章，趋大理，与忽必烈所率中路军会合，占领大理城。忽必烈北返后，兀良合台留镇云南，分兵取善阐（今云南昆明）等城，俘获大理国主段兴智。征战两年，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及乌蛮、白蛮等三十七部。1256年，奉命北上夹击南宋四川州县，取道乌蒙，抵马湖江（今金沙江下游），败宋张都统军，进军嘉定（今四川乐山）、重庆、合州，与四川蒙古军会师后，仍返云南。1257年冬，兀良合台进兵安南，安南王表示降附，还师云南。1259年夏，蒙哥从合州遣使命兀良合台北上，约定明年会师于长沙。兀良合台率蒙古骑兵三千和爨（罗罗）、僰（白人）军万人入广西，连下贵州（今广西贵县）、象州，入静江府（今广西桂林），破辰州（今湖南沅陵）、沅州（今湖南芷江），直抵潭州（今湖南长沙），闻忽必烈正围攻鄂州（今湖北武汉），遣使联络，与忽必烈所派援兵合。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后，兀良合台返回上都。子阿术，从兀良合台征大理，多立战功。元军平宋，阿术辅佐伯颜总帅全军，进取杭州，仕至中书左丞相。

　　参考书目

　　方龄贵：《元史兀良合台传考释》，《教育与科学》第2卷第4 期，昆明，1947。

　　（方龄贵） 
　


    
兀者
  　　兀者

　　部落名。又作吾者、斡者、斡拙。辽代称乌惹、兀惹、乌若、乌舍、嗢热；金、元两代又称乌底改、兀的改、兀的哥；或称野居女直、兀者野人（一作吾者野人）。兀者或兀者野人是一种泛称，它用以称呼广布于松花江下游直到黑龙江下游以及精奇里江南北、乌苏里江东西从事渔猎和采集的许多不同族属的部落。元人周致中的《异域志》区分野人为大小两种：大野人相当于清人所记的奇勤尔、毕勒尔、鄂伦春、赫哲等；小野人“以黥面为号”，与元《开元新志》所记“文面椎髻”的“女直野人”相当。

　　兀者以捕捉貂、鼠、水獭、海豹、鹰鹘等为生，养狗驾拖床（爬犁）。善于造船，一种是头置杈丫木根如鹿角状、两舷荡桨的五板船，名“黄窝儿”（或译“广窟鲁”）；另二种是名“威孤”（或“威呼”）与“札哈”的独木舟。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乌底改叛金，世宗命人“毁其船栰，欲不使再窥边境”，即指这类船只而言。

　　大德元年（1297）以前，已有“管兀者吉烈迷万户府”的设置，除对当地人民进行统辖外，兼护理自黑龙江至库页岛的驿道——狗站。至正三年（1343），“辽阳吾者野人叛”。六年，又因元朝前往捕捉海东青烦扰百姓，吾者野人和水达达皆叛。元顺帝命太保伯撒里为辽阳行省左丞相，前往镇压。七年，再“讨吾者野人”。十五年八月，重立“吾者野人吉烈迷等处诸军万户府于哈儿分之地”。哈儿分，又作合儿宾、合里宾、合里宾忒、哈里宾，更称哈州，约当今苏联境内阿纽依河入黑龙江处附近。明代习称兀者为野人女直，《女真译语》作“兀的厄捏儿麻”，捏儿麻意为“人”，释为野人。清代有各种以“窝集”命名的部落，即指兀者。

　　（贾敬颜） 
　


    
勿吉
  　　勿吉

　　南北朝时活跃在中国东北部的民族。见靺鞨。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政治运动。发生于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因以干支计为戊戌年，故名。又称“戊戌维新”。

　　19世纪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清朝统治日益腐朽，中国面临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另一方面，从19世纪70至80年代已发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甲午战争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从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转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并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潮。戊戌维新运动就是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民族资本主义不断发展、改良思潮逐渐高涨的基础上产生的。

　　1895年4月（光绪二十一年三月），清政府因甲午战败，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奋。时康有为适在北京参加会试，即联合各省应试举人，聚集达智桥松筠庵，讨论上书请愿。会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提出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和变法图强三项建议，并详论“富国”、“养民”、“教民”等变法图强的具体措施。富国之法，包括钞法、建筑铁路、制造机器轮船、奖励制造、矿务、铸铁、邮政等。养民之法，包括务农、劝工、惠商、恤贫等。教民之法，包括设立学堂、开设报馆等。又建议每十万户推举一“议郎”，供皇帝咨询，讨论内外兴革大政，“三占从二，下部施行”，初步形成了资产阶级改良变法的纲领。经康有为、梁启超等奔走联络，“万言书”征集到一千三百余名举人的签名，于5月2日呈递都察院。都察院拒绝代呈，但“万言书”已广为流传。此即所谓“公车上书”。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第一次以一种社会政治力量表现出的群众性爱国行动。虽然参加者均是举人，社会阶层狭窄，但联系广泛，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1895年刊行的《公车上书记》，

　　记述了康有为等人上书请愿活动

　　5月29日和6月30日，康有为又连续上书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反复陈述变法主张，强调应仿效西方“设议院以通下情”。都察院仅代呈“第三书”，光绪帝阅后颇为赞许，命誊抄四份，其中一份呈慈禧太后，一份转发各省将军、督抚审议。

　　康有为的变法活动引起帝党的注意。光绪帝师傅翁同龢（时任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曾亲往会晤，并与之多次通信，商讨变法。帝党企图利用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力量，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富国强兵；资产阶级维新派则希图依靠帝党的支持实现其参政目的。于是两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推动变法运动。7月，翁同龢接受康有为的建议，令人草拟十二道新政诏书，准备呈请光绪帝陆续颁行，却又担心触怒慈禧太后，遂决意请在皇族中威望很高的恭亲王奕䜣面陈皇帝。奕䜣断然拒绝。

　　《时务报》

　　从1895年夏至1898年春，维新派为了团结力量、制造舆论和培养人材，积极组织学会，创办报刊，开办学堂。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在京创办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由梁启超等人编辑撰稿，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每期初印一千份，后增至三千份，随《邸报》免费赠给京官，以便开通风气。11月中旬，在康有为、梁启超奔走推动下，由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出面组织了维新派的第一个政治团体强学会。强学会每十日集会一次，每次均有人演讲“中国自强之学”，团结和影响了不少爱国官吏和知识分子，同时也有少数官僚投机者参加。同月，康有为又赴上海创立强学分会，出版《强学报》。维新派的活动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反对。御史杨崇伊（李鸿章的亲家）于1896年1月20日奏劾强学会结党营私，贩卖西学书籍，刊印《中外纪闻》，勒索外省大员。强学会和《中外纪闻》遂遭封禁。但维新风气渐开，已难遏抑。8月，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在上海创办以“变法图强”为宗旨的《时务报》，邀请梁启超任主笔。1897年10月，严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两报抨击封建专制统治，传播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主张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影响广泛，成为维新派鼓吹变法的南北“两喉舌”。1897～1898年，维新人士谭嗣同、黄遵宪、唐才常、梁启超等汇集湖南长沙，开展维新运动。他们创办《湘学报》（初名《湘学新报》）、《湘报》，宣传爱国救亡，提倡西学，倡言民权，要求立宪，开办时务学堂，设置中西学课程，向学生灌输一些初步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由于维新派的努力和巡抚陈宝箴的支持，湖南维新运动蓬勃发展，为全国之冠。据不完全统计，1895～1897年，维新派在全国共创办学会三十三个、学堂十七所、报馆九家、书局两家、共计五十一个（所），至1898年增至三百多个，表明维新运动已具有一定的群众性。

　　维新派的变法舆论宣传活动，引起封建顽固派和洋务派的憎恨与恐慌。他们攻击维新派的改良变法是破坏祖宗成法，离经叛道，甚至把维新派视为叛逆。面对顽固守旧派的攻击，维新派从“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和“要不要改变封建教育制度”三方面痛予驳斥。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了“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以资产阶级教育观点批判了“禁锢人心”的科举制。经过争论，变法维新思想广泛传播，人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思想更加活跃，从而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

　　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危机日深。康有为迅速从上海赶赴北京，向光绪帝上“第五书”，痛言“瓜分豆剖”的危险局势，提出“采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供皇帝采择；并建议将国事付国会议行，颁行宪法。书呈工部，请求代递。工部尚书松溎以书中有“职恐自尔之后，皇上与诸臣虽欲苟安旦夕、歌舞湖山而不可得矣，且恐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等“犯上”语句，拒绝代呈。而此书已广为传抄，且刊载于报，颇为一些士大夫称赞。都察院给事中高燮曾阅后即疏请皇帝召见康有为，委以重任。光绪帝本拟召见，但受到恭亲王奕䜣阻格，改为“王、大臣传询”。1898年1月24日，翁同龢、荣禄、李鸿章、张荫桓等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晤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康有为当场批驳了荣禄的“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主张和李鸿章的维持现状的保守思想，并详述了他的具体变法措施。翁同龢旋向光绪帝奏报传询情况。光绪帝命康有为条陈所见，进呈所著书籍。康有为遂于29日上《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请大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和武备局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奏折中未出现以往上书中曾提出过的“开国会”、“定宪法”等建议，表明康有为的变法纲领有了重要修改。光绪帝命将此折交总理衙门“妥议具奏”，总理衙门却遵照慈禧太后旨意将折中建议逐条驳回。康有为甚感失望，“复思开会振士气于下”。4月，与御史李盛铎在京发起成立以“保国、保种、保教（孔教）”为宗旨的保国会。而此前已有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吴学会，此后又有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等。士大夫经常集会，议论时政，变法空气日浓。康有为乘时鼓动帝党官员上书，敦促变法。6月1日，御史杨深秀上《请定国是而明赏罚折》；8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请明定国是疏》。两疏均为康有为所代拟。

　　康有为《应诏统筹全局所》一页

　　6月11日，光绪帝根据杨深秀和徐致靖的建议，召集军机全堂，发布《明定国是诏》，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变法从此正式开始，直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

　　6月16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商讨变法具体步骤和措施。康有为鉴于光绪帝处处受慈禧太后挟制，建议“就皇上现有之权，行可变之事”。光绪帝命康有为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可专折奏事。康有为遂不断呈奏，并将《日本变政考》等书加上按语陆续进呈，阐述变法理论，规划变法步骤，提出具体变法建议。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令。其中经济方面主要有：设立农工商总局，开垦荒地；提倡私人办实业，奖励发明创造；设立铁路、矿务总局；鼓励商办铁路、矿业；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改革财政，创办国家银行，编制国家预决算。军事方面主要有：严查保甲，实行团练；裁减绿营，淘汰冗兵，采用新法编练陆海军。文教方面主要有：改革科举制度，废除八股，改试策论；改书院和淫祠为学堂；鼓励地方和私人办学，创设京师大学堂，各级学堂一律兼习中学和西学；准许民间创立报馆、学会；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派人出国留学、游历。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准许各级官员及民众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删改则例，撤消重叠闲散机构，裁汰冗员；取消旗人的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这些措施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受到维新派和地主阶级开明人士的热烈欢迎，一时“欢声雷动”，人人“如饮狂药”。

　　变法运动危及了封建守旧分子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在社会上，大批旧式知识分子反对废八股、停书院，一些官吏反对并衙门。在各省，除湖南巡抚陈宝箴外，其他督抚都未能推行新政，当光绪帝电旨催问时，有的托辞“部文未到”，有的置若罔闻。在中央，皇亲贵戚、中枢要员秉承慈禧太后旨意，或公开反对新政，或暗中加以阻挠，或精心策划，伺机反扑。在百日维新期间，新与旧政治势力之间变法与反变法的斗争十分激烈，而帝后党争尤为尖锐。

　　在《明定国是诏》颁布后四天，慈禧太后即迫使光绪帝发出三道谕旨：罢黜翁同龢，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大员须到太后前谢恩；任命荣禄署直隶（今河北）总督（不久实授，加文渊阁大学士衔），兼领董福祥（甘军）、聂士成（武毅军）和袁世凯（新建军）三军。慈禧太后的目的在于孤立光绪帝，打击维新派，将精锐的北洋诸军牢牢掌握在后党手中。继而从6月16日至24日，又迫令光绪帝任命崇礼为步军统领，怀塔布掌管圆明园八旗、包衣三旗及鸟枪营，刚毅掌管健锐营。后党完全控制了京城防卫。然后又宣布太后与皇帝定于10月19日赴天津阅兵，遂即发生了届时将废掉光绪帝的传闻。

　　针对后党的各种反变法措施，帝党亦有抵抗。光绪帝在不断发布新政诏令的同时，一面引进新人，一面打击阻挠新政的守旧官员。6月20日，帝党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7月3日，光绪帝召见梁启超，赏六品卿衔，专办译书局事务。8日，斥退攻击康有为的后党御史文悌。8月10日，再谕各臣工，强调变法自强的重要，命力除壅蔽，以求上下一心，改良庶政；并谕奖湖南巡抚陈宝箴。9月4日，令将阻挠主事王照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六人全部革职，并赞扬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著赏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5日，赏扬锐、刘光弟、谭嗣同、林旭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四章京代皇帝批阅奏章，草拟谕旨，官轻而权重。7日，罢去李鸿章、敬信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职务。11日，徐致靖根据康有为的授意上《密保袁世凯折》，暗示光绪帝应加意笼络袁世凯，以加强帝党的军事力量，防备不测。次日，有旨令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但是，在慈禧太后挟制下的光绪帝并无多少实权，不敢过于得罪顽固派，不得不时时注意向后党让步。在变法诏令中多为后党留有出路，并任用若干后党官僚试行新政。如令庆亲王奕劻等管理八旗骁骑营，负责大学堂工程；户部尚书王文韶管理铁路，直隶霸昌道端方等筹办农工商总局，等等。此外，他还命人将每日重要奏章呈送太后阅示，并先后十二次亲往颐和园向太后汇报和请示变法事项。然而，这种种妥协丝毫未能缓和帝后矛盾。

　　从9月初罢黜礼部六堂官起，帝后党争趋于白热化。内务府满族亲贵环跪于慈禧太后面前，谓皇上妄变祖法，请求训政。怀塔布、杨崇伊等陆续到天津谒见荣禄，密商废主之事。在袁世凯启程进京后，荣禄立即调聂士成部移驻天津陈家沟，董福祥部移驻北京外围长辛店。政变有一触即发之势。

　　9月13日，光绪帝接受徐致靖、谭嗣同、宋伯鲁的建议，决定开懋勤殿，以便选拔一批维新人士担任新政顾问。次日，光绪帝赴颐和园就此请示慈禧太后，遭到严斥。他预感帝位难保，于次日赐杨锐密诏，命杨锐、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妥速筹议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而又不致有拂圣意”。两天后，又发出明谕和密诏（令林旭带出），令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时务报》。9月18日，康有为、谭嗣同等见到两道密诏，急商对策，以袁世凯曾入强学会，表示倾向维新，决定由谭嗣同连夜去京郊法华寺对其游说。谭嗣同要求袁世凯在天津阅兵时保护光绪帝，诛杀后党。袁世凯佯作答允，但仅隔一天，即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又密报慈禧太后。

　　在谭嗣同游说袁世凯的同一天，杨崇伊向慈禧太后上密折，诬指康有为为孙中山大同学会同党，于京师煽动人心，且出入内廷；攻击光绪帝变更成法，斥逐老臣，安置党羽；造作谣言，谓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来京，将专政柄”（光绪帝预备于9月20日接见伊藤博文）；最后吁请太后“即日训政”。次日下午，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匆忙赶回皇宫。9月21日，发布诏书，宣布临朝“训政”。并下令拿办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幽囚光绪帝于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逃往海外。变法失败。28日，谭嗣同、林旭、刘光弟、杨深秀、康广仁、杨锐六位维新志士惨遭杀害，时称“戊戌六君子”。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废除。

　　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尚未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还不足以战胜封建势力。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又属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政治上更为软弱，不敢从根本上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只能采取改良的办法，希图取得有限的参政权，实行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感到自身力量不足，却又脱离和害怕人民群众，把变法的希望寄托在一个没有实权的皇帝身上。这一切注定了变法运动必然失败的命运。

　　但是，戊戌变法又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它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扩大资产阶级政治权力，符合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趋势，因此也是一次进步的政治改良运动。它传播了资产阶级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旧思想，又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汤志钧） 
　


    
坞壁
  　　坞壁

　　具有围墙的防御建筑。又称坞、营坞或坞候。汉武帝刘彻为防御匈奴，在北方及西北边塞上筑有大量坞壁。居延等处出土的汉简中有许多有关坞壁的记载，其中有年代可考的最早为宣帝五凤二年（前56）。从这些记载看，边塞的坞壁是一种较城、障为小的防御工事（有时大于小障），筑在亭、隧的外围，因此亭、隧亦可称坞。坞有时分为内坞与外坞，均有出入口，置门户，有卒守把。坞内有屯兵和居人的房舍。登亭、隧有称为坞陛的台阶。坞上并可举烽。东汉时，为守御匈奴、乌桓和西羌，继续在边塞乃至冯翊（今陕西高陵）、扶风（今陕西兴平东南）、魏郡（今河北临漳西南）、赵国（今河北邯郸西南）、常山（今河北元氏西北）、中山（今河北定县）等内郡缮作坞候，最多的两次曾达五百所和六百一十六所。

　　东汉陶城堡　广州麻鹰岗出土

　　与此同时，地方豪强也仿照边塞坞壁的形式营建自己的庄院，作为控制农民和对抗外来势力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据点。东汉初年的战乱中，清河（今河北清河东南）大姓赵纲就曾在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害地方。此后，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这种地主坞壁越来越流行。从东汉墓葬中的壁画、画像砖和陪葬明器看，这种地主坞壁建筑呈城堡式。周围为高墙，门上有门楼，四角有角楼，坞中有的还有高层的楼橹建筑，门楼、角楼和楼橹乃至墙垣高处开有瞭望孔或射孔。大门有卫士把守。坞内有坞主居所、卫士和奴婢仆隶乐队等的居处，还有仓廪、手工业作坊等，显示了大地主田庄力求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的特点，汉末黄巾起义后，豪族地主为镇压农民，乘时造成割据局面，更是部勒宗族、宾客、徒附，组织部曲、家兵，修坞筑堡，跨州连郡。坞壁成了公开的地方武装割据的据点。

　　（宁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坞壁也称“坞堡”或“壁垒”。多择既有山林险阻，又可进行农耕的宜守宜农之地设置。比较常见的是采取血缘和地域的形式，以宗族与乡里作为团聚的纽带，即宗族豪强的坞壁。世家大族或地方豪强自为坞主，或称宗主。他们以宗族乡里关系组织地方割据武装，被控制的宗人乡亲实际上是坞主的私人部曲，坞壁也就是豪强割据的据点。此外，也有以流民结集的方式出现的坞壁，坞主都由流民公推有才能或宗族势力相对强大者任之。流民坞壁中坞主与其下的流民在初期尚无明确的依附关系，但久而久之，亦形成私人依附关系。

　　坞壁作为一种社会集团必然采取的某种组织形式，具有分裂割据的性质。但在不同地区和不同历史时期，坞壁的作用也不能一概而论。东汉末年黄巾起义后所组成的坞壁，具有明显的抗拒农民起义的性质。两晋之际所组成的坞壁，则有防暴避乱、抗拒北方少数民族贵族进扰中原的功能。而南朝侯景之乱后出现的“郡邑岩穴之长，村屯坞壁之豪”，却以打家劫舍，缚卖居民为业，是破坏社会秩序的势力。此外，战乱时期出现的坞壁，多且耕且战，自保自存，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组织和维护生产，使宗亲或流民免遭劫掠杀戮的作用。

　　坞壁主要盛行于北方地区。十六国和北魏的统治者，为了维持他们在各地的统治，往往按坞主的实力大小，分别给予县令、太守、刺史等官职，大小坞壁又成为各级地方政权机构的治所。北魏前期，推行宗主督护制，更全面地承认了宗主们及其控制下的大小坞壁的合法地位。魏孝文帝元宏推行三长制，三长代替了宗主；邻、里、党等地方基层组织也取代了大、小坞壁组织。但是，地方豪强势力和他们藉以割据的坞壁仍然存在，社会一有动荡，结坞自保的情况也就重新出现。唐以后，坞壁转入衰落，但并未根绝。

　　参考书目

　　陈仲安：《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北方大土地所有制的两种形式》，《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

　　黄惠贤：《试论中国三至六世纪坞营组织的性质》，《武汉大学学报》1960年第5～6期。

　　（黄惠贤） 
　


    
目录
 
 瓦剌
 外国在华工矿企业
 外国在华航运企业
 外国在华铁路投资
 外国在华投资
 外国在华洋行
 外国在华银行
 外蒙古
 外债
 完颜昌
 完颜陈和尚
 完颜希尹
 完颜襄
 完颜宗弼
 完颜宗翰
 皖南事变
 皖系军阀
 万宝常
 万历三大征
 《万历武功录》
 《万历野获编》
 汪古
 汪精卫
 汪伪“国民政府”
 王安石
 王安石变法
 王弼
 王充
 王宠惠
 王导
 王敦
 王凤
 王夫之
 王府庄田
 王国维
 王坚
 王翦
 王景
 王濬
 王伦起义
 王莽
 王猛
 王念孙
 王朴
 王溥
 王若虚
 王僧辩
 王世充
 王世贞
 王守仁
 王叔和
 王韬
 王田私属
 王文统
 王锡阐
 王仙芝
 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玄策
 王衍
 王彦章
 王引之
 王毓铨
 王云五
 王正廷
 王仲荦
 《望厦条约》
 韦昌辉
 韦后之乱
 唯识宗
 卫
 卫拉特部
 卫青
 卫士
 卫尉
 畏兀儿
 尉
 《尉缭子》
 魏
 魏
 魏道武帝拓跋珪
 魏晋南北朝都城
 《魏书》
 魏太武帝拓跋焘
 魏文帝曹丕
 魏武帝曹操
 魏孝文帝元宏
 魏源
 魏徵
 魏忠贤
 文成公主
 《文海》
 文集
 文景之治
 《文史》
 《文史杂志》
 文天祥
 《文献》
 《文献丛编》
 《文献通考》
 文祥
 文学社
 文彦博
 《文苑英华》
 翁同龢
 翁文灏
 倭
 倭寇
 窝阔台
 窝阔台汗国
 渥巴锡
 斡道冲
 斡耳朵
 斡鲁朵
 斡脱
 乌第河
 乌古
 乌桓
 乌兰布通之战
 乌什维族起义
 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
 乌孙
 乌弋山离
 无能子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
 芜湖浆染
 《吾学编》
 吴
 吴
 吴
 吴澄
 吴楚七国之乱
 吴大帝孙权
 吴道子
 吴晗
 吴玠
 吴佩孚
 吴起
 吴三桂
 吴元济
 吴越
 吴越王钱镠
 吴蕴初
 《吴子》
 五霸
 五次“围剿”红军的战争
 五代
 《五代会要》
 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都城
 五户丝
 五军都督府
 五均六筦
 五权宪法
 五人墓
 五卅运动
 五四运动
 五院
 五铢钱
 伍廷芳
 武昌民变
 武昌起义
 武丁
 武汉会战
 《武皇帝实录》
 《武经总要》
 《武林旧事》
 武仙
 武则天
 兀良哈
 兀良合台
 兀者
 勿吉
 戊戌变法
 坞壁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迫蒋介石抗日的事件。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布《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0月，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不久“一二·九”运动爆发，全国人民的抗日运动进入新的高潮，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更加不得人心。在西北担负剿共任务的东北军与西北军厌恶内战，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推动下和中国共产党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两军领导人张学良、杨虎城等开始与共产党及红军发生联系，初步奠定了三方团结抗日的政治基础。

　　蒋介石对张、杨很不放心，除调集嫡系部队至豫、陕边境，压迫张、杨继续进攻红军外，并于1936年10月间，特飞西安进行催逼。12月4日再飞西安，进一步要挟张、杨：如不实力“剿共”，即将张、杨两部分别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北。张、杨力劝蒋介石联共抗日，蒋加以拒绝。两位爱国将领遂毅然决定实行兵谏。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的卫队进抵蒋介石驻地临潼华清池，与蒋的卫队交火。蒋闻枪声，仓皇越后墙逃走，爬上山坡隐蔽。被张学良的卫队搜索发现后捕获。同时杨虎城部下将留居城中的蒋介石高级党、政、军官员陈诚等十余人拘押，邵元冲在逃跑时被击身亡。张、杨于12日当即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内战，释放救国会领袖及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召集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派代表到西安共商团结抗日大计。

　　1936年12月13日《西北文化日报》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

　　西安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借机扩大事态，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进一步与日本妥协。英、美帝国主义及亲英、美的宋子文、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美在华利益。13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搋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同日，宋子文、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

　　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与张、杨恳切会谈，并接见各方人士，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22日，宋子文、宋美龄飞西安开始与张、杨及中共代表会谈。24日，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权利，联共抗日等项协议。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蒋表示以人格担保，履行上述协议。25日下午，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实现团结抗日，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杨虎城惨遭杀害。（参见彩图插页第135页）

　　参考书目

　　李新：《西安事变初探》，《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编：《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86。

　　（耿云志） 
　


    
西厂
  　　西厂

　　见厂卫。 
　


    
西城所
  　　西城所

　　北宋末掌管公田的机构。全称“城西括田所”或“西城公田所”。政和初，宦官杨戬主后苑作时，胥吏杜公才献言汝州（今河南临汝）有地，遂置为稻田务。政和六年（1116）改名公田所。宣和初，又有张佑主营缮所，李彦主西城所，亦为检括公田机构。宣和三年（1121），杨戬死，李彦将后苑作、营缮所的公田，皆并入西城所。公田之法，一种是取民间田契根磨，如田今属甲而得之于乙，则从甲索乙契，复从乙索丙契，辗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指为公田，量地所出，增立官租。另一种是按民契券所载顷亩，而以新颁乐尺打量，旧尺一亩约当乐尺1.0869亩，即以其赢拘没入官，创立租课。始自京西汝州，渐及于京畿、京东、河北等路。括取天荒、逃田、废堤、弃堰、退滩、淤地、湖泊等，抑勒百姓承佃，强征公田钱。民间美田，皆指为天荒，鲁山全县土地，都被括作公田，“由是破产者比屋，有朝为豪姓而暮乞丐于市者”。前后所括，共得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梁山泊被收入西城所后，立租算船，日计月课，蒲鱼荷芡之利，纤悉无遗。确山县为催索公田租钱，先后杖死良民千余人。京东、河北人民，以公田法克剥太甚，四起反抗。宣和七年十二月，诏罢西城所，其拘没到的土地，并给还旧佃人。次年初，李彦赐死。

　　（梁太济） 
　


    
西汉边郡
  　　西汉边郡

　　西汉时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行政区划制度。西汉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政区设置方面，将郡县制广泛推行于边陲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使一些原来管辖不到的区域纳入汉王朝的版图，加强了内地和边区之间的联系。

　　东北边郡汉初因秦制，有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边郡。元封三年（前108）灭古朝鲜，设置真番、临屯、玄菟、乐浪四郡。此前，元朔元年（前128），东夷■君南闾等以口二十余万归汉，汉武帝刘彻派彭吴至其地，设苍海郡，三年即罢。昭帝始元五年（前82）又废临屯、真番二郡。东北遂有七边郡。乐浪郡有沃沮、■、貊等族聚居，南境外即为辰韩、马韩、弁韩，合称“三韩”，隔海与倭相望。玄菟郡有高句丽族聚居，北境外有夫余、肃慎等族。肃慎臣属夫余，夫余受辖于玄菟郡。辽东、辽西、右北平、渔阳、上谷五郡塞外为乌桓、鲜卑，本来臣服于匈奴，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击破匈奴左地，迁乌桓于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首领每年去长安朝见一次，汉设护乌桓校尉，拥节监领之。

　　北方边郡汉初因秦制，有代、雁门、云中、北地等郡。高帝六年（前201）分置定襄郡。武帝元朔二年，卫青击楼烦白羊王于河南，驱逐匈奴，占取河南地，设立朔方、五原二郡，四年又分置西河郡，北方合为八边郡。八边郡外即匈奴，汉初不时南下，代、雁门、云中、北地诸郡常受骚乱。自结“和亲”之约后，边郡通关市，汉与匈奴关系缓和。武帝打击匈奴取得胜利，为加强边地建设，迁徙关东贫民，充实从匈奴手中取得的河南新秦中地方，发展农垦，减少戍卒。沿边建烽台，设候望，塞外起亭燧，又于边境筑受降城，接受匈奴降者。宣帝以后，匈奴臣服，边郡数世无烟火之警，户口渐增，经济得到发展。

　　西北边郡汉初因秦制，有陇西郡。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匈奴内讧，西部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四万余降汉，汉收河西地，设立武威、酒泉二郡。元鼎三年（前114），分陇西、北地郡地置天水、安定二郡，六年又分武威、酒泉郡置张掖、敦煌二郡。昭帝始元六年（前81）增设金城郡，陇山以西合为八郡。此外，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王莽于羌中地设立西海郡，新莽末即废。八郡境内有匈奴、羌、胡、月氏等族聚居。地当中西陆路交通孔道，位置冲要。汉朝徙民充实西北边郡，广开屯田，兴修水利，设置田官，又筑障塞亭燧，绵延长城外数千里。敦煌郡西境设有玉门关、阳关，关外泛称为“西域”，是中西往来的门户。丝绸之路即经由西北诸边郡通向中亚、南亚乃至欧洲各地。

　　“辽东守印”封泥

　　西南边郡汉时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地区少数民族众多，泛称为“西南夷”。较大的有夜郎、且兰、滇、邛都、昆明、筰都、冉駹、白马等，互不统属。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唐蒙出使南越，得知蜀地有道可通夜郎，于是出符关（今四川合江南），见夜郎侯多同，“约为置吏”，设犍为郡。此后司马相如又通邛都、筰都地区，置蜀郡都尉。元鼎六年（前111）南夷且兰反叛被平，设牂柯郡，又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文山郡，白马为武都郡。元封二年（前109），滇、昆明举国降汉，设益州郡，天汉三年（前98）废沈黎郡，地节三年（前67）废文山郡，西南合为五边郡。汉武帝时为加强内地与西南边郡的联系，筑有“西南夷道”，自僰道（今四川宜宾西南）通夜郎、滇、昆明。

　　南方边郡先秦以来，岭南地区为百越散居。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在这一地区设桂林、象郡、南海三郡。秦亡，南海尉赵佗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兴，高祖派陆贾出使南越，立赵佗为南越王，臣服于汉。汉武帝元鼎四年，南越王兴与太后请求内属，待遇等同内地诸侯，其相吕嘉等反对，杀王、太后和汉使者。五年，汉发兵击吕嘉。六年，南越平，以其地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等郡；元封元年又于今海南岛设立儋耳、珠崖二郡。昭帝始元五年废儋耳郡，元帝初元三年（前46）废珠崖郡，仍存七郡。诸郡海道通南海各国，海外贸易，往来频繁。

　　（周维衍） 
　


    
西汉郡国
  　　西汉郡国

　　西汉地方行政区划制度。西汉一代二百年间（前202～公元8）的疆域和政区变化很大。初期的版图小于秦代，北方的河套地区为匈奴所占有，南方五岭以南为赵佗所割据（见南越），东南（今福建、浙南）地区和西南（今贵州、云南、川西南）地区也脱离了中央政权的管辖。全境只有四十余郡，其中大部分郡属汉高祖刘邦所建立的诸侯王国所有。

　　汉初诸侯王国地位远在汉郡之上，景帝三年（前154）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诸侯王国支郡逐渐被削，诸侯王特权被夺，王国地位降格，与郡同为一级行政区划。汉王朝的地方行政区划遂行郡（国）县两级制，与秦代的单一郡县制实质上没有什么差别。文景两代相继执行的以亲制疏和众建诸侯之策，使王国数目增多，领域缩小；景帝悉收王国支郡以属中央，又使汉郡数目激增，至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共有王国二十五（西汉一代王国最高数），汉郡四十三。但是版图仍与汉初一样，并未扩大。

　　“河间王玺”封泥

　　武帝时代，大力开广三边，不但恢复旧秦版图，而且大有扩展。在河套地区、河西走廊、五岭以南、西南夷地区、鸭绿江流域及朝鲜半岛北部共辟置新郡二十多个，又将东南沿海的闽越和东瓯地区并入会稽郡。元封三年（前108）时，西汉王朝版图已达极盛。同时，汉武帝刘彻又施行推恩法，进一步蚕食王国封域，增设新郡，故至太初元年（前104），全境共有一百零九个郡国，为西汉一代郡国最高数，其中郡九十一，王国十八。

　　武帝天汉年间以后，历昭帝、宣帝至元帝初元三年（前46）间，陆续罢边郡七，除王国一，置新郡二，郡国总数减至一百零三，但版图变化也不大。此后诸侯王国仍时有置废，郡国名称亦时有更改，但长期稳定在一百零三郡国之数。《汉书·地理志》所载一百零三郡国名目即是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时的行政区划。

　　以下选取景帝中元六年、武帝太初元年及平帝元始二年三个特征年代的郡国名目，列表以表示西汉中叶以后郡国的变动大势。前无后有的郡国即为新辟或增设，前有后无的即为罢省，郡国名称沿而未革者则以—表示，标有*号者为边郡。

　　汉武帝以后分全国为司隶部一，刺史部十三，共十四个监察区。上述一百零三郡国即依地域分属这十四部。西汉末年，王莽秉政。平帝元始五年，王莽以经义更州名分界，凡十二州。始建国元年（公元9），王莽建立新室，取代汉朝。取消刘氏诸侯王国，悉改为郡；又将西汉四郡予以析分，大郡至有分为五者，迄于天凤元年（公元14），总共有郡一百二十五。其后郡名、郡境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十分混乱，未及数年，而新室已亡。东汉初年仍沿用西汉元始间郡国之名，至建武十三年（公元37），方有所并省（见东汉郡国）。

　　（周振鹤） 
　


    
西普政区
  　　西普政区

　　西晋地方行政区划承袭东汉末年以来形成的制度，为州、郡、县三级制。三国曹魏有司、豫、兖、青、徐、冀、幽、并、雍、凉、荆、扬十二州，平蜀后增益州，又分益州置梁州。泰始元年（265）西晋代曹魏，初即有此十四州。泰始时，先后析雍、凉、梁三州置秦州、益州置宁州，后又析幽州置平州，太康元年（280）平吴，又得荆、扬、交、广四州，荆、扬两州与原有同名州合并，计十九州。秦州、宁州曾一度废罢，后又复置。元康元年（291），分荆州、扬州置江州，永嘉元年（307），分荆州、江州置湘州，共有二十一州。

　　州仍东汉末及曹魏旧制，置刺史或牧，但州牧仅为少数，由资望高的重臣担任，设置视人而定，如卫瓘为青州刺史，后加青州牧；东海王司马越为豫州牧。牧秩二千石，刺史为六百石。东汉末以后，刺史还掌握兵权，有都督出镇地方兼刺史之制，西晋不少州也由都督兼任刺史，负责本州军事、民政或邻近数州军事，称号以都督诸军为上，监诸军次之，督诸军为下；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权任各有差别。但有的都督并不兼任刺史。这一时期，亦有单为刺史而不领兵者，称为单车刺史。

　　州以下为郡、王国。太康中，司州领十二郡国、豫州十、兖州八、青州七、徐州七、冀州十三、幽州七、平州五、并州六、雍州七、凉州八、秦州六、益州八、梁州八、宁州四、荆州二十二、扬州十八、交州七、广州十，共有郡国一百七十三。郡国中，仍吴所置二十五，仍蜀所置十二，仍魏所置十七，仍汉旧九十六，新置二十三。郡置太守。王国为皇子或皇族封地，地位同郡；国置相，后改为内史，由朝廷任命，性质同太守。西晋因曹魏诸王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以致孤立而亡，故在泰始（265～274）初大封同姓诸王。但诸王大都留于京师或出任都督，并不至所封之国。咸宁三年（277）始遣诸王赴国，以平原（治平原，今山东平原南）、汝南（治新息，今河南息县）、琅邪（治开阳，今山东临沂北）、扶风（治眉县，今陕西眉县东北）、齐（治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为大国，梁（治睢阳，今河南商丘）、赵（治房子，今河北高邑西南）、乐安（治高菀，今山东邹平东北）、燕（治蓟县，今北京西南）、安平（治信都，今河北冀县）、义阳（治新野，今河南新野）为次国，其余为小国，分别规定所封户数、领军人数等，实际上未全部实行，诸王仍仅食租税，王国官并不掌握地方政权，“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西晋诸王拥有的很大权力，主要不是源于所辖王国，而是来自领兵出镇地方。

　　郡、王国以下为县。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另有公国、侯国，地位同县。

　　三国时，魏、吴均在其州县境内屯田，设置各级农官管理。西晋泰始二年后，罢废各级农官，或改置为郡县。东汉末约有十四州，一百二十多郡国，县、邑、道、侯国据顺帝时记录为一千一百八十。而西晋太康时有十九州、一百七十多郡国、一千二百多县。但其户口却又减于东汉。两汉时，西域设都护府，东汉安帝始设长史府，以班勇为西域长史，长史驻地不一。魏晋时，据楼兰古城出土魏晋简牍文书，知这时长史府治海头（今新疆若羌东北楼兰古城）。

　　（赵永复） 
　


    
西凉
  　　西凉

　　十六国之一。汉族李暠所建。都酒泉（今属甘肃）。盛时有今甘肃西部酒泉、敦煌一带，西抵新疆葱岭。历三主，共二十二年。

　　李暠，世为西州大姓。先祖仕晋为郡守。后凉主吕光时，段业于397年张掖自称凉州牧、建康公，以暠为效谷县令，迁敦煌太守。400年，暠据敦煌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设官建号，发兵攻下玉门以西诸城，控制了西域，建国西凉。

　　401年，沮渠蒙逊攻杀段业，建北凉。暠常对北凉作战。405年暠迁都酒泉，并徙胡、汉各族两万三千户于酒泉一带，以汉人一万户侨置会稽、广夏二郡，余户分置武威、武兴、张掖三郡。北凉沮渠蒙逊每年进攻，西凉力不能敌，故与其通和立盟。暠安抚境内，敦劝稼穑，但北凉背盟进攻，暠不得不迎战。417年二月暠病死，子李歆继位，继续对北凉作战。420年歆闻沮渠蒙逊南伐西秦，率军三万往攻北凉都城张掖，途中为蒙逊所败；蒙逊杀李歆，进占酒泉。同年九月，歆弟李恂据敦煌称冠军将

　　世系表

　　军、凉州刺史。421年三月蒙逊攻破敦煌，恂自杀，西凉灭亡。

　　西凉民户稀少，李暠统治时，经济上劝课农桑，又屯田积谷，资储充足，势力渐盛。政治上依靠凉州大姓，并奉表称臣于东晋；又设立学校，培养高门子弟。军事上充实武备，意欲打败北凉，统一河西。李歆继位后，严刑峻法，好治宫室，又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以致人力凋残，百姓困敝（参见926页后秦魏南凉北凉南燕西凉夏西秦北燕图）。

　　西凉神兽镜

　　（鲁才全）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1087～1143）西辽的创建者。字重德。契丹族人。辽太祖耶律亿八世孙。通契丹文、汉文，善骑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初年，曾为翰林承旨，契丹语翰林称“林牙”，故亦名“大石林牙”。历任刺史、节度使。女真族阿骨打起兵灭辽，天祚帝于保大二年（1122）自鸳鸯泺败走夹山（今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其子耶律淳留守南京析津府（今北京），耶律大石与宰相李处温等在燕京拥立耶律淳为帝，号天锡皇帝。耶律淳称帝三个月病死，妻萧德妃权主朝政。不久，金兵攻陷南京，萧德妃西奔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谒天祚帝，被杀。耶律大石在居庸关抗金之役中为金军俘获，保大三年九月逃依天祚帝。天祚帝赦其擅立之罪，耶律大石心不自安。保大四年七月，天祚帝自夹山率师东伐，谋为恢复。耶律大石谏阻，不从，乃自立为王，率二百骑遁走，过黑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艾不盖河），得到白达达部（汪古部）长的资助，驰至辽西北重镇镇州（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这一带本是漠北辽朝治下广大游牧部族之地，未受金兵侵扰。他便在可敦城召集边境内威武等七州和大黄室韦、乌古、敌烈、达密里、阻卜、密儿纪等十八部部众，组成新军，“有战马万匹”，设官置吏，建立了新政权，策划复兴辽朝。并向西北发展，在叶密里河（今额敏河）边建筑了一个城堡。许多突厥部族前来归顺，势力逐渐增至四万户。1130年，他再向西发展，行前致书给西州回鹘王毕勒哥（BilgaKhan），说要假道西行赴大食，毕勒哥馈送他出境。

　　据波斯、阿拉伯史家记载，西辽德宗分两路西进。一路拟攻喀什噶尔，但受到挫折。主力向西经伊犁入哈剌汗所辖八刺沙衮（Balasaghun）境。时哈剌汗孱弱，属下割录部（KarluKs）和康里部（Kanglis）叛乱，于是便向西辽德宗纳土称臣。西辽德宗乘机夺取了王位，自称天祐皇帝，改元延庆，同时采用突厥族称号曰“古儿汗”（Gur-Khan，众汗之汗），这就是中国史上所称“西辽”，阿拉伯史家称为“哈剌契丹”（Kara－Kitai）。康国元年（1134），西辽德宗以八剌沙衮为都城（别称虎思斡鲁朵，意为强有力的宫帐），傍楚河（今苏联托克玛克市东南）。哈剌汗所辖地区，原有很多屯田的契丹人居住，这使西辽德宗得以顺利地拓地立国。

　　西辽德宗讨平康里部的反乱，北向击败了辖戛斯。康国元年，复遣大军东征金朝，至喀什噶尔、和阗后，沿途牛马多死，被迫还师。康国四年五月，开始攻寻思干（撒马尔罕）算端（苏丹）马哈木汗（Mahmud　Khan），败之于忽毡（Khodjend）。马哈木汗退到寻思干后，重整武备，并求援于其舅父忽儿珊（Khorassan）的塞尔柱算端桑伽儿（Sultan　Sanjar）（另说是割录部要求桑伽儿北上河中）。康国八年，桑伽儿渡过阿姆河，“举兵十万”来攻，西辽德宗率契丹、突厥、汉军迎战于寻思干迤北之喀忒汪（Qat-wan）。桑伽儿大败。溃退到梯尔哈木（Dirgham）山谷，全军覆没，遗尸数十里，桑伽儿与马哈木汗仅以身免。西辽德宗乘胜北攻不哈剌，并命其将军Erbuz（萧查剌阿不？）攻花剌子模，花剌子模沙阿即思（Atsiz）也降服作了西辽的藩属，允贡大量金币、畜产。至此，西辽的疆域已相当辽阔：东起哈密，西至咸海，北达叶尼塞河上游，南抵阿姆河，一时成为中亚一强大帝国。

　　康国十年，西辽德宗死。西辽至1218年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所灭，辽朝在中亚又延续了九十四年。

　　参考书目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世界征服者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呼和浩特，1980。

　　陈得芝：《耶律大石北走史地杂考》，《历史地理》1982年第2辑。

　　周良霄：《关于西辽史的几个问题》，《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第3辑。

　　（孙毓棠） 
　


    
西南夷
  　　西南夷

　　秦汉时代对居住在蜀郡西北、西南，即今四川成都西北、西南，云南、贵州两省及广西西部广大地区诸少数族的总称。主要有夜郎、滇、邛都、滇、昆明、徙、莋都、冉駹、白马等。其中，夜郎、滇、邛都等皆盘发于顶，耕田，有邑聚；巂、昆明等皆编发为辫，随畜迁移；而徙、筰都、冉駹等则兼营农牧。西南夷近蜀，双方商贾早就相互往来。西南夷输出筰马、僰僮、旄牛及金、银、铜、象牙等，输入绢、铁、盐、竹、枸酱等。

　　楚倾襄王时，楚将庄■曾平定滇池地区，于该处称王。秦灭楚后，曾在西南夷广大地区修筑道路，设官置吏。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遣唐蒙使夜郎，招抚夜郎侯多同，在其地置犍为郡。接着又命司马相如招抚邛、筰，在其地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郡。后因欲专力在北方对付匈奴，一度放弃了耗费巨大的对西南夷的经营。元狩元年（前122），张骞自大夏归国，建议重开西南夷路，以通身毒。武帝派出的使者虽得滇王之助，但均被昆明夷阻留，未能成功。南越反，武帝欲自犍为郡发南夷兵，南夷不从。遂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元鼎六年（前111）汉平南夷，在其地置牂柯郡（今贵州大部及云南东部）。夜郎侯迎降，武帝封他为夜郎王。于是西南诸夷皆争求内属。武帝以邛都为越巂郡（今四川西昌地区、云南丽江、楚雄北部），以筰都为沈黎郡（今四川汉源一带），以冉駹为汶山郡（今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区一带），以白马为武都郡（今甘肃武都一带）。元封二年（前109），汉又出兵伐滇，滇降，以其地为益州郡（今云南晋宁晋城）；同时赐滇王王印，使治其部族。

　　西南少数族的重器──铜鼓　贵州出土

　　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伐，汉遣使调解，兴等不从。成帝河平二年（前27），牂柯太守陈立杀兴，夜郎国灭。

　　王莽时，益州郡夷栋蚕、若豆等起兵杀郡守，越巂、姑复等地的夷人亦起兵，莽遣将率兵十余万往击，连年不克。

　　东汉光武帝即位后，西南夷地区再次划入汉的版图。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又设益州西部属国，管理不韦（今云南施甸）、巂唐（今云南保山）等地的哀牢族和云南（今云南祥云）、楪榆（今云南大理）、比苏（今云南云龙、兰坪）、邪龙（今云南巍山、漾濞）四县的昆明族。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族人内附，明帝在其地置哀牢（今云南腾冲、龙陵、德宏州）、博南（今云南永平）两县，合益州西部属国所领六县为永昌郡，哀牢的土著君长被封为哀牢王，在太守辖下统领其部落。

　　两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的郡县称“初郡”或“边郡”。郡县既任命太守、县令、长吏，又封部族土著君长为王、侯、邑长，实行“土”、“流”两重统治。太守、令、长等“流官”赋敛烦苛，又不能与王、侯、邑长等“土官”和睦相处，因而西南夷地区不断发生反抗事件，有时酿成较大规模的战争。如昭帝始元元年（前86）益州郡的廉头、姑缯，牂柯郡的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的反抗；王莽时期鉤町、益州和越巂诸部族的反抗；光武建武十八至二十一年（42～45）中，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的反抗；章帝建初元年至二年（76～77）哀牢夷的反抗；安帝元初四至六年（117～119）洱海地区诸部落的反抗；灵帝熹平五年（176）益州诸部落的反抗等等。另一方面，西南夷在汉族的影响下，文化水平和生产力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随着郡县制在西南夷地区的推行，诸部族大小土长被封为王、侯、邑长，使之大小统属，加强了政治上递相隶属的关系，改变了诸部林立，不相统属的局面，有利于中央王朝的管辖和治理，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

　　汉西南夷

　　（方国瑜　林超民） 
　


    
西宁
  　　西宁

　　清代卫、府名。北宋崇宁三年（1104），改鄯州为西宁州，取西陲安宁之意。也有人认为系先零、西纳音译。元代仍称西宁州。明洪武六年（1373）正月改置西宁卫。十九年筑卫城。清初因之未改。清雍正二年（1724）平定和硕特部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叛乱后，改西宁卫为西宁府，属甘肃省，并置西宁、碾伯（今青海乐都）二县，府治西宁县。又置大通卫，筑永安、白塔、大通三营堡，隶于西宁府。以后陆续增置改隶，到道光九年（1829）西宁府辖西宁、碾伯、大通三县和循化、贵德、巴燕戎格（今青海化隆）、丹噶尔（今青海湟源）四厅。雍正三年清廷设钦差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衙门，驻甘肃西宁，管辖青海地区，简称西宁办事大臣。民国初年改称青海办事长官。1914年裁府，改为西宁道。1915年裁办事长官，改设蒙番宣慰使，由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仍驻西宁。1929年青海建省，以西宁为省会。

　　（芉一之） 
　


    
西秦
  　　西秦

　　十六国之一。陇西鲜卑族（一说属赀虏）酋长乞伏国仁所建。都苑川（今甘肃榆中东北）。盛时有今甘肃西南部和青海一部。历四主，共四十七年。

　　鲜卑乞伏氏在汉魏时自漠北南出大阴山，迁往陇西并定居于此。前秦主苻坚在位时，乞伏鲜卑酋长、国仁父乞伏司繁被命为镇西将军，镇勇士川（今甘肃榆中东北）。司繁死，国仁代镇。肥水之战，苻坚败亡，国仁招集

　　世系表

　　诸部，众至十余万。385年，国仁自称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筑勇士城为都（在勇士川内，后即苑川郡城），史称西秦。388年六月国仁死，弟乾归继位，称河南王，迁都金城（今甘肃兰州西北）。394年前秦主苻登败死，乾归尽有陇西之地，改称秦王。400年迁都苑川。同年败于姚兴，遂降附后秦，为其属国。407年乾归被姚兴留居长安，两年后回到苑川，复称秦王。412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称河南王，迁都枹罕（今甘肃临夏）。414年攻灭南凉，十月改称秦王。428年六月炽磐死，子乞伏暮末继位，政刑酷滥，民多叛亡；又屡为北凉主沮渠蒙逊所侵逼。430年暮末欲东趋上邽（今甘肃天水），归附北魏，途中遭夏主赫连定阻击，退保南安（今甘肃陇西东南）。431年一月夏军攻围南安，暮末出降，西秦亡。

　　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窑169窟西秦壁画

　　西秦的统治者为巩固和扩大其统治区域，连年与后秦、南凉、北凉、大夏等国进行战争，并将被征服地区的各族人民强制迁徙于其统治中心或军事要地（参见926页后秦魏 南凉北凉南燕西凉夏西秦北燕图）。

　　（鲁才全） 
　


    
西山会议派
  　　西山会议派

　　国民党内的一个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派别。代表人物有谢持、邹鲁、林森、张继、居正等。

　　西山会议会场

　　1925年11月23日，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碧云寺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因而得名。出席会议的仅有中央执行委员八人（占总数三分之一）、候补委员三人、中央监察委员两人。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之党籍”、“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解雇顾问鲍罗廷”等反苏、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议案，并通电宣布停止广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和国民党“二大”开会日期“应由本会决定”。会后在上海成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并在北京等地设立地方分部。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遭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各级地方党部的强烈反对。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指出其“举动纯属违法，并足以危害本党之基础，阻碍国民革命之前途”。决定永远开除邹鲁、谢持的党籍，对其他一些人给予警告处分。但西山会议派无视“二大”决议，仍非法召开会议，另立中央。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通令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等口号，恢复了谢持、邹鲁的党籍，西山会议派从而与蒋介石集团合流。

　　（郑则民） 
　


    
西商
  　　西商

　　中国古代商人集团。居于陕西和山西一带，故名。又称西客、山陕商人、秦晋大贾。明清时期，与徽商并雄，为当时两大主要商业资本集团之一。陕西、晋南都是著名的农业区，自然条件优越。明清时期的山陕商人，以此地的农业及其他资源为基础，逐渐形成巨大的地方商业集团。此后又与高利贷资本结合，出粟收息，发放母子钱，由是扩展为商业资本。

　　西商所经营的行业与山西、陕西特殊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陕西是中国西部交通的中心，又是古代著名的丝绸和瓷器贸易的必经之路（见丝绸之路）；陕西的西、北部是明代鞑靼、瓦剌诸部的游居地；山西北部的大同、宣府一带，是明抵御鞑靼、瓦剌的重镇，故明代西部、北部边防需要的许多重要物资如布匹、粮食等，大部分经陕西、山西运给。明代政府为加强北方边防，又于明前期推行中盐法和茶马贸易。因此，明代山陕商人的贸易也就以布匹、粮食、茶、马、食盐等为主。其活动范围大致是输粟于边塞，治盐于淮扬河东，贩布于吴越，运茶于川蜀，从而以陕西、山西为本据，往来于边塞、江淮、川蜀之间，构成有机的商业联系。此外，其商业活动还到达湖广、河南、河北、山东以及辽东等地。

　　山陕商人所经营的行业多为供应军需，相当部分是供政府的财政所需，与封建政府有密切关系，因此其所积累的商业资本大多不能转化为产业资本，而走上官僚资本的道路。进入清代以后，陕西、山西西北部作为军事消费地带的作用已经消失，许多山陕商人因而没落。但由于山陕商人所经营的布、盐等行业与封建财政有密切的关系，因此他们又与清政府结下不解之缘，除经营传统的商品外，又经营为清王朝所必须的洋铜的采买以及人参等贵重药材的贩卖。其活动范围远至蒙古、乌苏里、日本列岛等地，许多人直接从民间商人变成专门为封建政府服务的官商、皇商，与封建政府的关系进一步加强。同时，清代的西商在与高利贷资本的结合上也有加强，许多人都曾越省在河南、湖广一带放母子钱、青苗钱等。清代中后期，不少西商，尤其是山西商人的资本开始转向经营票号。票号的业务主要是汇兑和存放款，业务对象亦多是政府及其官吏。咸丰以后，清朝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款项往来，也多经山西票号存放汇兑。山西票号在晚清时期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货币信用机关。

　　山陕商人资本日益向官僚资本转化，是其业务成功的根本原因，但也使他们日益失去自己的独立地位，成为封建制度的附庸。因此，在清末的社会大变革中，山陕商人资本表现出浓厚的保守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新的发展，大部分山陕商人无法向近代资本家转化，因而纷纷没落，繁盛一时的山西票号亦随之衰落。

　　（傅衣凌） 
　


    
西套蒙古
  　　西套蒙古

　　清代指包括贺兰山以西，河西走廊以北阿拉善厄鲁特旗和额济纳土尔扈特旗等地区。因在河套之西，故名。又称套西二旗。

　　阿拉善厄鲁特旗，一称贺兰山厄鲁特旗。康熙间（1662～1722）厄鲁特蒙古之一准噶尔部台吉噶尔丹攻杀鄂齐尔图车臣汗，夺其属众和牧地。鄂齐尔图车臣汗之侄巴图尔额尔克济农和罗里，率族属移牧于甘州和凉州边外，上书清廷求给牧地。康熙二十五年清廷于宁夏甘州边外给划定牧地。始定牧贺兰山（阿拉善）西。后还旧牧地。

　　额济纳土尔扈特旗，一称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在阿拉善厄鲁特旗之西、甘肃甘州府及肃州府边外。牧地跨额济纳河。土尔扈特部亦为厄鲁特蒙古之一部。明末与准噶尔部不睦，自雅尔西迁至伏尔加河下游草原。康熙四十二年，其汗阿玉奇之嫂携其子阿拉布珠尔入西藏礼佛。因准噶尔阻其归路，乃向清廷请求内属。清廷给牧地于敦煌之色尔腾，不久迁牧至额济纳河。因这部分土尔扈特部归来较早，故又称旧土尔扈特。

　　（宝日吉根） 
　


    
西魏
  　　西魏

　　北朝之一，由北魏分裂出来的割据政权。历三帝，共二十二年（535～557）。都长安。管辖今湖北襄樊以北、河南洛阳以西，原北魏统治的西部地区。北魏永熙三年（534），孝武帝元修脱离高欢，从洛阳逃至长安，投靠北魏将领、鲜卑化的匈奴人宇文泰。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文帝），史称西魏，政权实由宇文泰掌握。

　　西魏政权建立后，宇文泰于大统元年（535），颁布二

　　帝系表

　　十四条新制，后又增加至三十六条，称为“中兴永式”。其主要内容是：严禁贪污、裁减官员、置立正长（正即闾正、族正，长指保长。保、闾、族为地方基层组织名称）、实行屯田、制定计帐（预计次年赋役的概数）和户籍等制度。七年，关中大族出身的苏绰把汉族封建统治的经验总结为六条：①清心，②敦教化，③尽地利，④擢贤良，⑤恤狱讼，⑥均赋役。宇文泰对这些统治经验非常重视，颁行为“六条诏书”，作为施政纲领。并专门组织中下级官吏学习，规定不通晓这六条及计帐的人，不能当官。十六年，又正式建立由八柱国分掌禁旅的府兵制。府兵共有兵力约五万，除宇文泰和宗室元欣外，分别由六个柱国大将军统领。此制的建立，对军队进行统一指挥和训练，有利于中央政权的加强。继续推行均田制。根据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计帐》可知，均田制下的授受虽已实行，但授田不足额却是普遍的现象。当时最普遍的一种力役为“六丁兵”，即每个丁男在六个月内为政府服役一个月，一年内要服役两个月。

　　西魏期间，社会较为安定，国力日趋强盛，有效地抗击了东魏的多次进攻，而且于废帝二年（553）取得南朝梁的蜀地，次年又夺得江陵。557年初，宇文觉废西魏恭帝自立为帝，即孝闵帝，建立北周（参见574页梁东魏西魏对立形势图）。

　　（卢开万） 
　


    
西夏
  　　西夏

　　以党项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国家。1038年，元昊称帝，国名大夏，又号白上国。在汉籍中习称西夏，又有唐古、唐兀、河西、弭药等称。传十代，至1227年为蒙古所灭；先后与辽、北宋及金、南宋鼎立。境土包括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甘肃省大部、陕西省北部以及青海省、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地区（参见985页金南宋时期形势图（一））。

　　建国前的历史

　　党项的内迁　项族是羌族的一支。原居地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一带。隋唐时期，活动范围扩展，东及松州（今四川松潘北），西抵叶护（即处于今新疆的西突厥领地），南邻春桑、迷桑诸羌（在今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北接吐谷浑（在今青海北部与甘肃南部一带）。他们按分衍出来的家族结成部落，大的五千余骑，小的千余骑，各自分立，不相统一。著名族姓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房当氏、米擒氏、拓跋氏等，以拓跋氏最强。过着无法令，无徭赋，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的原始游牧生活。

　　开皇五年（585），党项族大首领拓跋宁丛率部落徙至旭州（今甘肃临潭境）住帐。隋朝封赐他大将军官号。唐太宗时，党项首领细封步赖于贞观三年（629）率部归附，唐就其居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境），任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诸部也闻风归附。贞观八年，唐将李靖率大军讨吐谷浑，党项首领拓跋赤辞助吐谷浑主优允抵抗，兵败请降。唐即其地设懿、嵯、麟、可等三十二羁縻州，以其部落酋领为刺史。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受松州都督府节制。

　　随后，吐蕃北上扩展，灭吐谷浑。散居在今甘肃南部与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因不堪吐蕃的逼胁，请求内迁。唐朝把原设在陇西地区的静边州都督府移置庆州（今甘肃庆阳），辖下的二十五个党项州，也一道迁徙。8世纪中，吐蕃进而夺取河西、陇右之地，与灵（今宁夏灵武）、盐（今宁夏盐池北）、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勾结，进行骚扰。唐朝为了拆散他们的联系，便把党项部落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以北、夏州（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以东地区；静边州都督府也移置银州。绥州（今陕西绥德）、延州（今陕西延安）一带，也陆续迁来大批党项部落。住居在庆州一带的称东山部；夏州一带的称平夏部；平夏地区的南界横山一线，唐人谓之南山，住居在这一区域的，被称作南山部。

　　迁入内地的党项部落，仍然游牧，财富渐有积累，人口迅速增殖。他们用土产的劲马、善羊换取汉族商人的铠甲弓矢，用以抵抗唐朝官吏的勒索奴役，并加强对唐边境地区的抄掠。部落之间为了争夺财富而争战不休。部落内部阶级分化也渐趋明显。

　　夏州政权的建立与发展 当拓跋赤辞降唐时，其侄思头同时降附。唐中宗时受褒赠为静边州都督，称拓跋思太。想太子守寂，唐玄宗时受封为西平公，以参预平安史之乱有功，升容州刺史、领天柱军使，后赠灵州都督。拓跋守寂孙拓跋乾晖曾任银川刺史。其孙拓跋思恭因参与镇压黄巢起义，升任夏州定难军节度使，统领夏、绥、银、宥（今陕西靖边东）四州地，再次赐姓李，进爵夏国公。从此夏州拓跋氏改称李氏。乾宁二年（895）李思恭死，弟李思谏继位，李思谏死，李思恭孙李彝昌继位。后梁开平四年（910），彝昌为部将高宗益所杀，其族父李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臣附于后梁、后唐。后唐长兴四年（933），李仁福死，子李彝超继为留后。后唐明宗图乘机并吞夏州，下令将李彝超内调延州，派兵五万人前往接收夏州。李彝超闻讯，集军坚守，挫败后唐军，从而大大提高了李氏在党项诸部中的威望。李彝超死，兄李彝殷继掌夏州政权。开运元年（944），他率兵从麟州（今陕西神木北）渡黄河，助后晋进攻契丹。乾祐二年（949），后汉增设静州（今陕西米脂北），属定难军，李氏的辖区又扩为五州。

　　西夏石雕人像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碑亭遗址发现

　　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宋加封李彝殷为太尉。乾德五年（967），李彝殷死，宋赠封为夏王，子李光睿继位。太平兴国三年（978）李光睿死，子继筠继位。七年，李继筠死，弟衙内都指挥使李继捧袭位。李继捧无力解决族属内部的矛盾，便率领族人亲朝宋帝，献出四州八县的辖区，留居于开封。宋太宗赵炅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发兵前往接收统治权力，并发遣所有李氏亲族齐赴汴京。李继捧族弟李继迁反对降附，率领族属逃奔夏州东北三百里的地斤泽（今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旗境）反宋。

　　李继迁的反宋斗争　李继迁是银州防御史李光俨的儿子，长骑射，有谋略，不断侵扰宋边。雍熙元年（984），宋知夏州尹宪发动偷袭，继迁损失惨重，母与妻皆被俘虏。不久，他在夏州北的黄羊平招聚蕃众，以恢复故土相号召，势力日渐壮大。二年，一举攻下银州，自称定难军留后，向辽圣宗耶律隆绪称臣请婚。淳化元年（990），辽册封李继迁为夏国王。宋太宗因屡次用兵无效，任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又任李继迁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宋朝为迫使他就范，禁绝夏地土产的青盐贩运汉界；同时封锁汉界粮食出口。结果蕃族因缺乏粮食，相率扰边；关陇人民因缺盐，也引起骚乱。宋朝被迫撤销这项禁令。

　　淳化五年，李继迁与李继捧合作，联结契丹抗宋。宋派李继隆率军进驻夏州，将李继捧捕送回朝。又平毁夏州城；改授李继迁为鄜州（今陕西富县）节度使。李继迁拒不接受，攻宋清远军（今甘肃环县北），至道二年（996），在浦洛河（今宁夏吴忠市南）成功地劫击了宋接济灵州的军需粮草，进图灵州。宋太宗亲作部署，五路出兵，相期会师平夏。李继迁熟悉地利，灵活游击，宋军无功而返。

　　至道三年，宋真宗赵恒继位，李继迁遣使求和。宋任他为定难军节度使。李继迁在取得夏、银、绥、宥四州之后乘势挺进，直指灵州。宋急派兵六万赴援。援军未到，灵州已失。李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次年，又率军越过黄河攻占西凉府（今甘肃武威）。吐蕃族大首领潘罗支乘其不备，进行突袭，李继迁中流矢死，终年四十二岁。子德明嗣位。

　　德明遣使向辽请求册封，又向宋朝纳贡乞和。景德三年（1006）和议成立，宋以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封西平王；并赐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两万斤。辽朝也封李德明为大夏国王。李德明得以专力西向，攻杀潘罗支，再克西凉；进破甘州（今甘肃张掖北）及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回鹘可汗，控制了河西走廊。在李德明统治时期，境内保持相对的安定，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商业贸易也因控制了河西走廊而有所增长。李德明在夏、绥二州建驿馆，在子山造宫室；又在灵州怀远镇（今宁夏银川）筑城，更名兴州。

　　元昊建国及历朝概况

　　元昊建国　宋仁宗天圣九年（1031），李德明死，长子李元昊嗣位。李元昊对其父臣属宋朝早怀不满。即位后，改姓嵬名氏，发布秃发令，以恢复本民族旧俗；积极整饬军政，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准备建国称帝。1034年，始建年号开运，继改广运，攻宋府州（今陕西府谷），在环州（今甘肃环县）、庆州（今甘肃庆阳）击败宋军；次年攻打湟水流域的吐蕃首领唃厮罗，经过苦战，取得胜利。大庆元年（1036），颁行新制西夏字。又发兵镇压肃（今甘肃酒泉）、瓜、沙（今甘肃敦煌东）三州的回鹘反抗势力，并回师取兰州，南至马衔山（今甘肃临洮北），筑垒戍兵，以截断宋与吐蕃的交通。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嵬名元昊正式称帝（景宗），国号大夏，又自称“邦泥定国兀卒”。西夏语“邦泥定国”意即“白上国”，“兀卒”，意即“青天子”。这时夏国的领域，东临黄河，西尽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小方盘城），南迄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抵大漠。除保有夏、银、绥、宥、静（今宁夏灵武境）、西平府、盐、会（今甘肃靖远东北）、胜（今内蒙古伊克昭盟准格尔旗十二连城）、甘、凉（今甘肃武威）、瓜、沙、肃诸州外，又将部分重要镇堡升置洪（今陕西靖边南）、定（今宁夏平罗东南）、威（今宁夏同心境）、怀（今宁夏银川东南）等州。

　　西夏景宗称帝后，与宋连年交战。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四年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五年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三次大战役中，夏兵大败宋军。六年，辽敦促西夏停止对宋用兵。夏国的内部也因战争而遭受损失，遂于次年与宋达成和议。元昊以夏国主名义称臣；宋每年给予“岁赐”银、绢、茶、采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改所赐敕书为诏而不名，许夏国自置官属；置榷场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及镇戎军高平寨（今宁夏固原），唯不许青盐入宋境。同年，夏辽关系激化。辽兴宗亲率大军，三路渡河，深入夏境。夏人坚壁清野，乘势纵击。辽军溃败。元昊在重创辽师后，与辽议和。从此形成北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势。

　　西夏文敕牌　译为“火急驰马，西夏驿站传递文书用的符牌

　　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从西夏景宗李元昊到崇宗乾顺四代中，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皇族与后族的斗争，以及奉行汉礼或蕃礼的矛盾。

　　夏国是以党项族为主体，并包括汉族、吐蕃、回鹘等民族的多民族政权。从中唐、五代以来是党项部落内家长奴隶制迅速向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西夏景宗李元昊为了强化自己的统治权力，一方面效法汉官仪式，借以提高君权；一方面又蓄意保存和发扬党项固有的淳风悍俗。集中皇权与坚持享有平等议政旧俗的贵族领主势力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这些守旧的贵族、领主多是与皇族世通婚姻的后族。西夏景宗对于这些显贵氏族首领，如卫慕氏族、野利氏族都进行镇压。西夏景宗先有妻野利氏，生子宁凌噶；复纳妻没藏氏，生子谅祚。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任国相的没藏讹庞（没藏氏之兄）唆使宁凌噶刺杀西夏景宗，然后又乘机杀害宁凌噶及其母野利氏，与大将诺移赏都等共立年幼的嵬名谅祚为帝（西夏毅宗）。没藏氏为太后，与其兄讹庞尽揽朝权。延嗣宁国元年（1049），辽兴宗乘西夏景宗新死，大举亲征，但为夏军所败。

　　奲都五年（1061），讹庞父子阴图杀害西夏毅宗李谅祚，子妇梁氏先期告发，毅宗在大将漫咩支持下，擒杀讹庞父子，尽诛其家族，废皇后没藏氏（讹庞女），纳梁氏为后，以后弟梁乙埋为国相。西夏毅宗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行汉礼，并向宋请求书籍及宋廷的朝贺仪式。拱化元年（1063），他改用汉姓，恢复姓李。

　　拱化五年，毅宗死，子李秉常（惠宗）继位，年仅七岁，母梁太后摄政，梁乙埋任国相。他们一反毅宗所为，废止汉礼，恢复蕃礼。梁氏集团在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0）大举攻宋，游骑进抵庆州城下。次年，宋袭据罗兀城（今陕西米脂北），夏国乞辽师为援，全力攻夺宋沿边城堡。宋任王韶经营熙河路地区，有力地改善了在夏国右侧的攻防形势。

　　大安二年（1076），西夏惠宗亲政，又下令以汉礼代替蕃礼。这项措施虽得到皇族的支持，但遭到朝中后党的强烈反对，无法实行。七年，惠宗图借助宋朝弱梁氏势力，梁太后得知，将惠宗囚禁。拥帝将领拥兵自重，不听梁氏号令；保泰军统军禹藏花麻吁请宋出兵讨伐。宋五路进兵。夏军坚壁清野，引敌深入，在西平府击败宋军，然宋犹占据银、石、夏、宥诸州之地。八年，宋在银、夏、宥三州交界地修筑永乐城（今陕西米脂西北）。夏军来攻，城陷，宋军损失惨重。梁氏集团迫于拥帝势力的强大，次年又让惠宗复位。天安礼定元年（1086），惠宗死，三岁的幼子李乾顺（西夏崇宗）即位。母梁氏（梁乙埋之女）当政。梁乙逋与皇族嵬名阿吴、大将仁多保忠三大家族分揽朝权，互相倾轧。天祐民安五年（1094），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联合，在梁太后的支持下，杀了擅权骄纵的梁乙逋。

　　皇族与后族的斗争，实际上体现封建专制君权和守旧封建领主贵族特权的生死斗争。采行汉官仪制有助于君权的发展，维护蕃礼有利于保持封建领主的固有权势，因此这一斗争又表现为行汉礼与蕃礼的斗争。专制皇权战胜氏族首领的共治形式，使夏国封建社会由早期的领主制进一步发展为地主制。

　　皇权的巩固与封建制的进一步发展　天祐民安六年，宋宰相章惇对夏实行强硬措施，先后在沿边修建了平夏城（今宁夏固原北三营附近）、灵平寨（平夏城南）等城寨五十余所，且发兵连破洪州（今陕西靖边南）、盐州，一度攻入宥州。夏军全力反攻平夏城，无效。宋于是在新拓的地区修建了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和天都寨（今宁夏海原南），接通了泾原与熙河两路，遂把秦州（今甘肃天水）变为内地，巩固了自己的边防，对夏构成严重威胁。

　　崇宗亲政以后，对外采取了附辽和宋的方针。这时，宋徽宗赵佶在位，累遣边将进攻，崇宗求援于辽而与宋约和。雍宁元年（1114），童贯企图借开边以树威，复大举进攻西夏。从此，连年混战。五年，统安城之战，宋军大败，崇宗仍以辽国名义再次向宋请和。崇宗在国内扶植宗室掌权，消灭贵族酋豪势力，以巩固皇权。他积极倡导学习汉族的仪制与文化；建立“国学”（即汉学），设教授，收学生三百员，官给廪饩，以培养官僚人材，贞观十二年（1112），又公布了按照资格任用官员的规定，除“宗族世家议功、议亲、俱加蕃、汉一等”外，对于擅长文学者也特予优待。他还确立了后妃等级及有功宗室册封王爵的制度。

　　金灭辽后，元德五年（1123），崇宗向金称臣，共同对北宋作战。夏占领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云内州（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又攻占震威城（今陕西榆林境）。天德、云内两地被金国夺去，夏又取宋西安州（今宁夏海原西）和怀德军（今宁夏固原北）以为补偿。以后，夏以藩属礼事金，金、夏双方划疆而守，设榷场贸易。

　　大德五年（1139），崇宗死，子李仁孝（西夏仁宗）即位。仁宗母曹氏，汉人。仁宗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大庆四年（1143），下令各州普遍设置学校。又在宫廷内设立皇家学校，七岁至十五岁的宗室子弟都必须入学学习。尊孔子为文宣皇帝，令州郡兴修孔庙。人庆五年（1148），又兴建内学，选名儒主持讲授。仁宗妻罔氏，出身党项大族，也好汉礼。人庆四年，仁宗依仿宋朝科举制，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设立童子科。通过科举擢用官员，限制了贵族的特权。

　　蕃部起义与任得敬篡国的失败　西夏仁宗李仁孝统治时期，贵族、官僚都以奢侈相尚，对百姓的诛求克剥越来越重。官员、军队人数激增，僧徒遍布境内，大庆元年，夏州统军萧合达叛乱，以复兴辽朝相号召，遣兵四出略地，游骑直逼贺兰山，都城震动。这次战乱虽然被静州统军任得敬平定，但对夏国腹心地区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三年，饥荒四起，升米百钱。四年，兴庆府、夏州一带发生强烈地震，人畜死亡万数。地震加重了饥荒，人民纷起暴动。威州的大斌、静州的埋庆、定州的竾浪、富儿等蕃部，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所在结集，攻城掠邑。州将出兵镇压，都被起义者所败。起义终于被西平府都统军任得敬所剿灭。

　　任得敬原是宋西安州通判，降夏后献女为崇宗妃（后正位为皇后）。他以后戚而镇压反乱有功，官位迅速上升。他通过贿赂得为尚书令，升中书令，后居国相高位，独揽朝权。弟得聪为殿前太尉，得恭为兴庆府尹，族弟得仁为南院宣徽使，侄纯忠为枢密副都承旨。任得敬受封为楚王。乾祐元年（1170），他公然胁迫仁宗“分国”，要求以夏国之半归他统治。仁宗无奈将西南路及西平府、罗庞岭一带划作楚王的直辖封疆；并遣使奏报金国，代任得敬请求册封。金世宗不允。任得敬因此怨金而阴谋附宋自立。在金国的支持下，仁宗令弟仁友等捕杀任得敬，尽诛任氏族党，改任著名儒学家斡道冲主持国政。乾祐二十四年，仁宗死，子李纯祐（西夏桓宗）嗣位。

　　夏的灭亡13世纪初，蒙古在漠北兴起。成吉思汗在统一蒙古草原诸部的同时，开始向外扩张。天庆十二年（1205），侵夏，陷力吉里寨；经落思城时，大掠人畜。蒙击兵退走后，桓宗下令修复各地残破的城堡，大赦境内，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应天元年（1206），镇夷郡王李安全废黜桓宗，自立为帝（西夏襄宗）。其年秋，成吉思汗再次侵夏，破斡罗孩（兀剌海）。次年二月北撤。应天四年，成吉思汗第三次侵夏，出黑水城北，趋斡罗孩关口。襄宗以皇子承祯为元帅，大都督府主高逸为副，率兵抵抗，大败，高逸被俘杀。蒙古军进逼中兴府的外围要隘克夷门。襄宗任嵬名令公率军增援，兵败被俘。蒙古军进围中兴府，引黄河水灌城。城将破，适外堤崩决，反淹蒙古军，迫使解围。襄宗纳女请降。襄宗附蒙攻金，双方迭起兵争。光定元年（1211），宗室齐王李遵顼废襄宗自立（西夏神宗）。

　　光定六年，成吉思汗开始集军图远征中亚，屡向夏国征兵，夏不堪其苦，表示拒绝。于是又招致蒙古军第四次来侵，东京中兴府被围。神宗匆忙逃往西京西平府，留太子李德任防守都城，再次向蒙古请降。蒙古军退后，神宗图联金抗蒙，金国不许，又图结宋攻金，朝中意见纷纭。光定十三年，神宗派李德任率兵侵金。李德任主张联金，拒绝受命。神宗废德任，随即以皇位付次子李德旺，自称太上皇。李德旺（西夏献宗）即位后，力主抗蒙。乾定二年（1224），蒙古国王孛鲁攻银州，夏军损失惨重，献宗遣使与金议和，相约为兄弟之国，以图自保。

　　乾定四年，成吉思汗亲率大军攻夏。分兵两路：一路自畏兀儿境东进，攻取沙、肃、甘诸州，直逼西凉府；另一路由成吉思汗亲率，从漠北南下，下黑水，斡罗孩诸城，进至贺兰山。七月，成吉思汗与西路军会合，陷西凉府。献宗惊忧致死，侄南平王李睍（末帝）继立。蒙古军穿越沙陀，下应理（今宁夏中卫）等县。十一月，夺取灵州后，进围中兴府。宝义二年（1227）初，成吉思汗留蒙古军一部继续攻城，他本人南下克积石州，进掠金朝州郡；六月，避暑六盘山。中兴府被围半年，粮尽援绝，末帝遣使乞降。他请求成吉思汗展限一月，然后亲往朝觐。七月，成吉思汗病死军中。末帝在赴降时被执杀。蒙古军陷中兴府，夏亡。

　　西夏帝系表

　　夏国的制度

　　行政组织唐末、五代以来，拓跋（李）氏统治者既是诸蕃落的首领，又受封为节度使。因此夏州政权设有州衙和蕃落两种行政机构。州衙所治，限于四川八县蕃汉杂居之地；其余广大地区的蕃部，则由兼领的押蕃落使统治。蕃部居民多聚族而居，一家叫作一帐。小族数百帐，大族千余帐，各有首领，沿旧俗而治，附属于夏州政权，而又拥有相当的独立性。

　　1033年，元昊仿宋朝制度设官分职。包括中书（最高行政机关）、枢密（最高军事机关）、三司（财政机关）、御史台（谏察机关）、开封府（管理都城事务）、翊卫司（掌宿卫）、官计司（掌任免官吏）、受纳司（掌仓储收支）、农田司（掌农田水利）、群牧司（掌饲养马匹）、飞龙院（掌理御厩）、磨勘司（掌官吏考核）、文思院（掌御用器物制作）、蕃学与汉学（学校）。这些机关的长官由蕃、汉人担任。此外，另设有只限于蕃人（主要是党项人）充任的官职，有宁令、谟宁令、丁卢、素赍、祖儒、吕则、枢铭等。夏国的官制，基本上仍是蕃汉并行，实行蕃汉分治。大庆二年（1037）增汉官为十六司，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又设尚书令，总理十六司政务。文武官员的冠服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

　　西夏文腰牌　上面文字为持有者姓名，

　　是通过关卡时的证件

　　军事制度　夏国所有的男子，平时从事农牧业，有战事则接受征发。年十五岁为丁，每两丁征正军一人；另配备随军服杂役的“负赡”一人，合称为一“抄”。初以四丁为两抄，合住一帐幕。后改三丁同住一帐幕，即二正丁合用一负赡。兵丁自备弓矢甲胄，自带粮草。正军每人官给马、驼各一，如有倒毙需予赔偿，称“长生马驼”。每当发兵时，夏主以银牌召部长面受约束。部落首领各统领本部落兵应召，谓之“一溜”。出征前各部落首领刺血设盟，由夏国王率领他们一道进行射猎，将猎获的野兽环坐共食，席上让他们各自发表征战意见。国王择善而从，布置行军作战任务。全境分为左右两厢，各军驻地设置监军司，由都统军、监军使等统率。总计可征兵额五十余万。

　　在中央，元昊选豪族子弟五千人组成侍卫军，号“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这支宿卫军同时也是一支质子军，通过它加强了夏王廷对各部落豪族的控制。此外还设有号为“铁鹞子”的骑兵和叫做“泼喜”的炮手，是具有熟练技术的特殊兵种，其职责主要是充任禁卫。

　　刑法制度　夏国“蕃族有和断官，择气直舌辩者为之，以听讼之曲直，杀人者，纳命价百二十千”。骨勒茂才所撰《番汉合时掌中珠》里，记载其刑事诉讼的程序是：官府接到诉状后，把犯人枷禁在监狱中，并进行查证；如拒不招认，便用严刑拷打，逼使“伏罪入状”。伤人致死者要赔偿死者的命价。夏国的法律，一部分当是来源于党项部族沿行的习惯法，另一部分则是杂采宋、辽的条法、制度。仁宗在位时期编行的《天盛年改定新律》，便是一部仿照宋朝政书编修的夏国政治制度和法令的汇编。它是据前代所发布的律令增补、修订而成的。

　　经济状况

　　党项族在唐末、五代时期，奴隶制有了很大发展。西夏景宗李元昊建国称帝，从奴隶制转化为早期封建制，即领主封建制。11、12世纪之交崇宗统治时期，转变为更加成熟的地主封建制。

　　土地占有状况　夏国的土地占有制，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形式。

　　国有或皇室所有　皇帝代表国家除直接掌握规模庞大的“御庄”和其他广大的闲田旷土，具有国有性质。河渠、水利也主要掌握在国家手中。

　　贵族和官僚所有　党项贵族首领都占有大量土地，它一部分来源于原部族所有的土地，一部分是皇帝的赐予。贵族官僚们也多乘势豪夺。一些汉人士子、吐蕃首领与回鹘上层人物被夏国授予官职，也因此获得一定份额的土地。愈到后来，官僚占地的数量就愈大。

　　寺院所有夏国崇佛，境内寺庙林立。上层僧侣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起着特殊的作用，成为统治者有力的助手。寺庙从夏廷得到丰厚的布施，拥有大量土地，并开设质房，发放高利贷。

　　农牧民小土地所有　在夏、宋邻接的沿边地带居住的“蕃部”和“属羌”，常有将土地买卖及抵押的事实。夏国存在有个体小衣牧民以至中小的庶民地主或牧主。西夏仁宗时修订的《天盛年改定新律》规定：生荒地归开垦者所有，其本人和族人可永远占有，并有权出卖。这证明农牧民的小土地所有制是得到法律承认的。

　　农业和畜牧业　党项人原来主要从事畜牧业。李继迁提倡垦殖，兴修水利，使境内农业生产有所发展。李德明统治时期，国内相对安定，农业出现兴盛局面。夏国的主要农产区，除东部的横山，西部的天都、马衔山一带外，还有兴庆府、西平府、甘、凉诸州之地。这些地区土宜种植，特别是兴庆府、西平府地区有良好的水利条件，历代所开凿的大小水渠甚多。景宗李元昊又兴修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水利工程，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因此，这一带成为夏国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河西、陇右地区历来是著名的牧区，但也有相当发达的农业。甘、凉两州利用祁连山的融雪水灌溉。夏国在许多地区都有所谓“御仓”的设置，大量收储粮食。

　　犁耕图　安西榆林窑第3窑西夏壁画

　　夏国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农产品种，基本上与汉族地区相同。粮食作物有麦、大麦、荞麦、青稞、糜粟、稻、豌豆、黑豆、荜豆等。蔬菜有芥菜、香菜、蔓菁、萝卜、茄子、胡萝卜、葱、蒜、韭菜等。水果、药材也有栽培。耕作农具有铧犁、镰、锄、锹、碌碡、子耧、耙、䦆坎（坎）等。牛耕已普遍采用。从事农耕的多是汉人，但也有一部分从事畜牧的党项人开始转事农耕。

　　党项、吐蕃和回鹘人则以畜牧业为主，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是良好的牧场。牲畜品种以羊、马、牛、驼为主，还有驴、骡、猪等。国家设有群牧司以管理畜牧，官营的畜牧业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

　　手工业　手工业主要由官府控制工匠生产。夏国设有文思院、工艺院以及金工司、绢织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等机构，管理各种手工业生产，为王家服务。

　　毛纺织业夏国毛皮原料丰富，毛纺织业发达。产品有氆氇、毛布、毡、毯等，它们是党项人制作帐幕、衣服、被单、帽、鞋、袜等的原料，也是对外交易的重要物资。

　　打铁图　安西榆林窑第4窑西夏壁画

　　冶铁和金属制造业　景宗在夏州东境曾置冶铁务，管领铁矿的开采和冶炼。现存安西榆林窟的西夏壁画中有锻铁图，图中二人持锤锻铁，一人在竖式的风箱后鼓风。1976年在夏王陵区出土的鎏金铜牛，形体硕大，重达一百八十八公斤，形态逼真，显示了当时高超的冶铸工艺水平。

　　兵器制造业夏国统治者十分重视兵器制造。景宗曾在其官厅东厢后设有锻造作坊。兵器的种类有弓箭、枪、剑、鍬、䦆、斤、斧、刀等，工巧质优。铠甲片采冷锻工艺制造，坚滑晶莹，非一般箭弩所能射透。夏国铸造的剑有“天下第一”的美誉。但因金属资源贫乏，无法自给，常遣使赴宋购买兵器；或者将购到的铁就地打造，再运回本国。

　　陶瓷业灵武县发现的夏国瓷器，器壁很薄，瓷胎呈灰白色，胎质欠细腻，有的成型不规整，釉为白色，但不稳定，器表下部及圈足部分都不挂釉，器底有砂痕，其质量显然不能与宋瓷相比。在内蒙古伊金霍洛旗发现的酱褐色釉剔花瓶，瓶身上刻有牡丹花纹画式，其形制与花式凝重大方，是夏国瓷器的精品。

　　褐釉剔花罐　内蒙古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出土

　　雕版印刷业　夏国从宋、金输入大量汉文典籍。金平阳的印本在夏国销行。夏国刻印书籍，以佛经为多。现存的印本书籍有崇宗正德六年（1132）刻行的《音同》，仁宗乾祐二十一年（1190）刊行的《番汉合时掌中珠》、桓宗天庆七年（1200）雕印的《密咒圆因往生集》等。乾祐二十年，仁宗就大度民寺作大法会，一次就散施刻印的夏、汉文《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文《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等五万卷。佛经之外，还刻行诗、文、小说、谚语、文字、音韵、法律、医术、日历、卜筮、咒文等书籍，以及大量以西夏文翻译的汉籍，包括儒家经籍、诸子、史传、兵书、医书以及版画等等。政府设有“刻字司”，作为官家的出版机构。

　　西夏文木活字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

　　商业和贸易　夏国前期，主要是与宋朝；后期则为金国。夏与宋、金间的贸易，主要采以下几种方式。

　　在双方边境设立榷场，进行大宗货物交易　宋朝利用开闭榷场贸易，对夏方进行牵制，以期达到安边绥远的政治效果。

　　和市在沿边开设小规模榷场，主要用于满足双方边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宋朝在河东路、陕西路的久良津、吴堡、银星、金汤、白豹、虾麻、折姜等地都辟有和市。如1002年，李继迁所部在赤沙川、橐驼口各置“会”贸易。“会”是一种定期的集市。

　　通过贡使进行贸易　夏国的使节每年按规定到开封输贡，宋朝政府除优予回赐外，还听任使者在京自便贸易。这种贸易往往规模甚大，获利甚丰。夏与辽也通过贡使进行贸易。上京临潢驿、中京来宾馆都设有接待夏使的处所。夏使入境，允许沿途私相贸易。后期夏、金的贸易中，夏使进入金境便同富商交易，到达中都后留都亭贸易。

　　乾祐元宝

　　西夏仁宗李仁孝时铸造

　　夏国从宋、金取得的商品主要为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茶叶是夏国最感兴趣的商品。它除了供夏人消费之外，还用来与西北邻部交易，牟取厚利。夏国也图多方贸取铁制品，但辽、金都严禁铁器外流。夏国的输出品有羊、马、牛、骆驼、盐、玉、毡毯、甘草、蜜、蜡、麝香、毛褐、羱羚角、硇砂、柴胡、苁蓉、大黄、红花、翎毛等。其中以牲畜、毛皮制品和毛纺织品为大宗。盐州一带所产的青盐，品质纯净，略带青绿色。早在夏国建国之前，当地人民从盐湖中取得盐粒，运往关中，供应内地人民的需要，再购回粮食等生产必需物品。其后，夏国垄断盐产，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强求宋朝政府收购，以换取物资。宋朝为了保障解盐（解州所产）的专卖利益，总是加以拒绝，并严禁私贩入境。但因为青盐价低而质优，走私之风无法禁绝，私贩的数量且相当巨大。药材中，夏国所产的大黄最负盛名，商人远贩到各地。夏国地处中国与中亚地区往来的要道。它从回鹘或中亚商人那里抽取实物或承买转卖，从中获取厚利。为了便利交通，夏国修筑驿道，通贯全境。东西二十五驿，南北十驿，从兴庆府东北行十二驿可至契丹。驿道的兴修便利了商业的发展。

　　宗教和文化

　　宗教　党项人原崇信鬼神和自然物，巫术流行。西夏建国以后，大力提倡佛教，李德明和西夏景宗都通晓佛学，多次从宋朝请来《大藏经》。此后，以西夏文翻译了大量佛经。夏国境内庙宇遍布。景宗在兴庆府东建高台寺、鸣沙州建大佛寺。西夏毅宗的生母没藏氏曾出家为尼，在兴庆府戒坛寺受戒。她修建了承天寺，前后役使兵民达数万人。西夏崇宗在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凉州的护国寺感应塔，后又在甘州兴建崇庆寺和卧佛寺。在夏国后期官署中设有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护法功德司，位居次品（即五品中的第二级）。有不少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大乘高僧来到夏国宣教，他们都有颇高的佛学造诣，权势甚盛。

　　约自景宗时起，喇嘛教在夏国已见流行，朝中达官有的便是喇嘛教徒，后期影响更加扩大。天盛十一年（1159），吐蕃迦马迦举系教派初祖都松钦巴建立粗布寺，西夏仁宗遣使入藏奉迎。都松钦巴派他的大弟子格西藏琐布带着经像随使者来到夏国，仁宗尊礼他为上师，大规模翻译佛经。

　　凉州护国寺感应塔碑拓片

　　原碑在甘肃武威,是目前仅存

　　的汉、西夏两种文字的石碑

　　夏国也流行道教。景宗的太子宁明从定仙山道士路修篁学辟谷法，丧命。大安七年（1081）宋军对夏大举进攻，夏人散逃，西平府城里留下僧道数百人。据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夏国地区除偶像教徒外，还有景教（基督教聂思脱里派）及伊斯兰教徒。

　　夏人笃信巫术，称巫师为“厮乩”，或音译为“厮也”。出兵作战时，总要求巫师卜问吉凶。

　　学术文化　李继迁、李德明两代是夏国学术文化的发轫时期。西夏景宗建国，经西夏毅宗、惠宗两代，文物渐趋兴盛；及至崇宗、仁宗之世，汉文化影响日益深广。夏国统治者多喜爱汉文化，大量翻译汉文典籍，或依据汉籍编译书籍。夏国涌现出一批对汉文化颇有造诣的学者、文士，如儒学学者斡道冲，诗人濮王仁忠，撰修夏国《实录》的焦景颜、王佥，编纂《番汉合时掌中珠》的骨勒茂才，写作《夏国谱》的罗世昌等。

　　文学艺术 夏国的文士多有诗词之作。一些通俗的劝世行善作品，也常采用诗体形式。宋词人柳永的作品在夏国广泛流行。大德五年（1139），夏国攻占府州（今陕西府谷）时，崇宗亲作《灵芝歌》，与濮王仁忠相唱和。诗篇的石刻曾保存在兴庆府的孔庙里。佛教艺术在夏国有较突出的发展。现存的夏文物中，佛画以佛、菩萨的画像为多，画风精致巧丽，与敦煌艺术有着某些共同点；在姿态容貌的表现手法上，则与吐蕃画风相似。敦煌莫高窟、西千佛洞和安西榆林窟等处都保存有夏国时期的艺术作品（参见彩图插页第78页）。榆林窟第一窟内的夏国“水月观音”壁画，是造型艺术中的杰作。榆林窟内还有一些反映夏国人民生活状况的壁画，如《打铁图》、《酿酒图》、《农耕图》等。党项人早期使用的乐器有琵琶、箫、笛等，以击缶为节。羌笛悠扬清越，最为流行。党项人也十分喜爱汉族歌曲。宋沈括有“万里羌人尽汉歌”句。唐僖宗曾赏给拓跋思恭一部鼓吹乐（即军乐），这是夏人有完整乐队的开始。景宗时，汉族音乐在夏国仍有相当的影响。人庆五年（1148），夏国乐官李元儒曾参酌汉人乐书（歌谱集）更定音律。哈拉浩特出土了《刘知远诸宫调》残本，说明金朝汉人的说唱艺术也传到夏国。

　　供养菩萨像　敦煌莫高窟328窟西夏壁画

　　玻璃鸱吻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出土

　　建筑雕塑　党项人多住毡帐。定居的屋室，只有有官爵者才得覆瓦。建国前后，大批汉人工匠来到夏国与党项工匠一起，修建了宫殿寺庙。皇帝陵墓也具有很大的规模。1972年清理的夏王陵八号陵（它被推断是夏神宗遵顼的陵墓）由阙、碑亭、月城、内城、献殿、灵台、内神墙、外神墙、角台等建筑组成。它们沿中轴线左右对称展开，严格地遵从了唐、宋建筑的格式，但也显示了党项的某些民族特点及其他民族葬俗的影响。现存天祐垂圣元年（1050）建造的承天寺塔（在今宁夏银川）和天祐民安五年（1094）重修的凉州护国寺感应塔（在今甘肃武威），虽经后世重修，仍现当时建筑的宏伟。

　　残竹雕　宁夏银川西夏王陵出土

　　甘州卧佛寺的大卧佛，体形魁梧，仪态庄严，是雕塑像中的杰作。夏王陵区出土的石马，通体圆雕，神态生动。王陵碑亭遗址发现的石雕人像的造形奇特，线条粗壮，面部和肢体都突出地表现出强力感。在同一地区发现的已残损的竹雕上，有庭院、松树、假山、花卉和人物，布置适宜，形态优美。

　　历法和医药　党项人中，沿袭古代北方民族的习惯，以十二生肖纪年；藏历对他们有着明显的影响。宋朝每年要向夏国颁发新历，在夏国行用。西夏建国前，党项人患病，便延请巫师驱鬼，或把患者迁避到另一间房内，以图躲避灾祸，叫作“闪病”。西夏建国以后，《千金方》、《神农本草》等汉人医书传入夏国。夏国统治者还多次向金朝请求医药。1971年在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药方残页里，有治疗伤寒病的药方，药物有牛膝、椒、■米等，明显地反映了汉族医药的影响。

　　婚姻丧葬党项人从隋唐以来，盛行收继婚制，允许娶庶母、伯叔母、兄嫂、子弟妇，只是不娶同姓。富有家庭的男姓家长可以收养众多的妇女，实行多妻制。党项人旧俗，死则焚尸，名为火葬。西夏建国以后，皇室、贵族多改行土葬，并仿汉人制度修建豪侈的陵墓。

　　西夏人庆二年(1145)历书甘肃武威出土

　　参考书目

　　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3。

　　蔡美彪、周清澍、朱瑞熙、丁伟志、王忠：《中国通史》第6册，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白滨编：《西夏史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银川，1984。

　　（吴天墀） 
　


    
西夏崇宗李乾顺
  　　西夏崇宗李乾顺

　　（1083～1139）　西夏第四代皇帝。夏惠宗死，乾顺年三岁嗣位。母梁氏，乙埋女，尊为太后，与弟乙逋擅政，连年进侵宋边。乙逋骄矜跋扈，被大首领嵬名阿吴、仁多保忠等杀死。梁太后携崇宗率大军五十万攻宋，破金明寨（今陕西安塞北），献宋俘于辽。宋军沿边筑寨，紧步逼攻，夏兵败退。西夏卑词求和，宋朝罢兵。永安元年（1099），梁太后死，崇宗亲政，年十七，谨事辽朝，出兵助平叛辽的拔思母部。又向辽乞婚，辽以宗室女封公主许嫁。宋童贯总领陕西六路大兵攻夏，双方互有胜败。金灭辽前夕，他曾出兵援辽，支持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后臣附于金。他爱好汉族文化，创办“国学”以传授汉学，培养官员。制定按照资格任官的法令，对文学优长者特加奖擢。曾撰《灵芝歌》，与大臣唱和，歌词刻石置于学校。西夏在他统治时期，确定君主集权的体制，结束了累朝出现的外戚贵族专政的局面。颁布等级制的官阶封号，除皇帝及帝位继承人外，分为七品，西夏政治制度日臻完备。大德五年（1139）死。谥圣文皇帝，庙号崇宗，陵号显陵。

　　（吴天墀） 
　


    
西夏货币
  　　西夏货币

　　西夏建国后始铸钱币，但铜铁原料缺乏，铸造极少。西夏货币有夏字钱和汉字钱两类。迄今发现的夏字钱有西夏毅宗李谅祚时的“福圣宝钱”、西夏惠宗时的“大安宝钱”、西夏崇宗李乾顺时的“贞观宝钱”、西夏仁宗李仁孝时的“乾祐宝钱”和西夏恒宗时的“天庆宝钱”等五种。可以确认的汉字钱，有崇宗时的“元德通宝”、“元德重宝”和“大德元宝”，仁宗时的“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桓宗时的“天庆元宝”，襄宗时的“皇建元宝”，神宗时的“光定元宝”等八种。用料又有铜、铁之别。铁钱较少，迄今只见到“天盛元宝”和“乾祐元宝”两种。夏国也曾铸造大钱，如汉字钱“元德通宝”和夏字钱“大安宝钱”俱有大小两品，换算比例不明。夏国钱铸造数量不多，但轻重、厚薄、体型一致，制作精工。

　　西夏文铜钱

　　皇建元宝

　　天盛元宝

　　（吴天墀） 
　


    
西夏景宗李元昊
  　　西夏景宗李元昊

　　（1003～1048） 西夏第一代皇帝。小字嵬理，后更名曩霄，李德明长子。通汉文。年二十六岁，奉父命领兵攻破甘州回鹘，被立为皇太子。1031年，李德明死后嗣位，宋授为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使、西平王。辽封他为夏国王。1032年，他废弃唐、宋所赐李、赵姓氏及拓跋旧姓，改姓嵬名，自称兀卒（“青天子”之意）。1034年，建年号开运，下秃发令，臣民限期三天，违者处死；升兴州（今宁夏银川）为兴庆府，扩建宫城，修殿宇；更新官制，分立文武两班，由蕃、汉人分任，另设“专授蕃职”，限党项人充任。定服制、朝仪，官员每六日一朝，称“常参”，九日入朝，称“起居”，并下令废除唐宋的繁琐礼制，改九拜为三拜，革五音为一音。亲自主持创制西夏文；大庆二年（1037），设立夏、汉字院，建立“蕃学”（党项学），并以夏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汉文书籍作为教材；选拔蕃汉官僚子弟入学学习，以培养官僚后备队伍。广运二年（1035），领兵攻打住居湟水流域的吐蕃唃厮罗部，镇压散居肃（今甘肃酒泉）、瓜（今甘肃安西东）、沙（今甘肃敦煌东）三州的回鹘叛部。回师占领兰州（今属甘肃），筑城戍守，隔断吐蕃和宋朝的交通。他实行征兵制，扩充兵员，并把全国分为左右两厢，创设各地监军司，军队沿用部落组织形式，各有固定驻地，形成以首都为中心，列兵四向的兵力配置。全国可征兵额总计约五十万人。

　　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十月，他更名曩霄，建国号大夏，自称皇帝。进表宋朝，要求承认建国称帝的既成事实。宋朝下令削赐姓官爵、禁断互市贸易。双方随即发生战争。夏军在三年、四年、五年连续发动进攻，取得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及定川寨（今甘肃固原西北）等战役的胜利。七年，双方重新媾和。西夏景宗进誓表以夏国主称臣，宋朝同意每年给予银、绢、茶、采共二十五万五千两、匹、斤，并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镇戎军（今宁夏固原）置榷场互市。

　　夏宋媾和，夏辽矛盾随着激化。西夏景宗与辽兴平公主婚后失和，再加这时辽境内的党项部落多叛附西夏，纠纷益形扩大。七年，辽兴宗亲率大军西征，为西夏景宗所败。从此夏、宋、辽三方鼎峙的局势形成。

　　在西夏内部，皇权急剧扩张，激化了和党项贵族势力的矛盾。西夏景宗实行“峻诛杀”的政策，先后镇压了一些反对势力。他夺娶太子宁凌噶妻没■氏，号称“新皇后”。在天都山兴庆府及贺兰山等处修宫苑，纵情声色。在天授礼法延祚十一年正月十五，宁凌噶入宫行刺，西夏景宗受伤而死。谥武烈皇帝，庙号景宗，陵号泰陵。

　　（吴天墀） 
　


    
西夏仁宗李仁孝
  　　西夏仁宗李仁孝

　　（1124～1193）西夏第五代皇帝。西夏崇宗李乾顺长子，母汉人曹氏。即位时年十六岁。他对金朝采取恭顺态度。在内政方面，重视文化教育，全国州县普设学校；在宫廷里建立皇家小学，重视宗室子弟的学习教养，还亲身参加训导；并在京城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设置太学，隆重举行“释奠礼”；在各地修建孔庙，追尊孔子为文宣帝。人庆四年（1147），立“唱名法”，开创了西夏的科举制。又成立“内学”，选名儒讲学。又设立翰林学士院，编撰国史实录。他也提倡佛教，从汉地罗致大批佛典，从高昌延请回鹘僧译经说法，并虔诚供奉来自西藏的喇嘛教徒，尊为国师，传授密法经义和轨仪。在他统治时期刻印了大量佛经，乾祐二十年（1189）在大度民寺作大法会，散施夏、汉《观弥勒上升兜率天经》十万卷，汉《金刚普贤行愿经》、《观音经》五万卷。大庆四年（1143），哆讹等领导蕃部人民起义，后被外戚任得敬镇压。任得敬以功任国相，仁宗被胁迫“分国”。依靠金朝的支持，他诛杀任得敬及其党羽。乾祐二十三年死。谥圣德皇帝，庙号仁宗，陵号寿陵。

　　（吴天墀） 
　


    
西夏文
  　　西夏文

　　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属表意体系。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1036），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称为蕃书或蕃文。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用点、横、竖、撇、捺、拐、拐钩等组字，斜笔较多，没有竖钩。单纯字较少，合成字占绝大多数。两字合成一字居多，三字或四字合成一字者少。合成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部分，如上部、下部、左部、右部、中部、大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全部。会意合成字和音意合成字分别类似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部分译音字由其反切上下字的各一部分合成，类似拼音字。有的字以另一字的左右或上下两部分互换构成。两字多为同义字。象形字和指示字极少。书体有楷、行、草、篆，楷书多用于刻印，篆书散见于金石，行草常用于手写。

　　天赐礼盛国庆年间西夏文审案记录　北京图书馆藏

　　西夏文创制后，尊为西夏国字，下令推行，用于书写各种文书诰牒，应用范围很广。还特设蕃字、汉字二院。汉字院掌管与宋朝的表奏，中书汉字，旁列西夏文；蕃字院掌管与其他王朝的文字往来，用西夏文书写，附以该王朝使用的文字。目前已发现的文献十分丰富。其中包括法律著作《天盛年改定新律》、《猪年新法》和卷子式西夏官阶表。历史著作有《太祖继迁文》。官私应用文书如天赐礼盛国庆元年至二年（1069～1070）的瓜州审案记录、天盛二十一年（1169）卖地契、天庆元年（1194）会款单、光定元年（1211）谷物借贷文书、乾定二年（1224）黑水城守将告近禀帖。辞典字书如《文海》、《音同》、《番汉合时掌中珠》、《圣立义海》、《义同一类》、《五音切韵》及《杂字》数种。此外还有大批金石碑刻和汉文典籍以及大量的佛经译本。

　　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继续使用。元代称为河西字，用它刻印了大批佛经，并有活字印本。元至正五年（1345），居庸关过街塔门洞内的六体文字石刻中，西夏文是其中一种。明初曾刻印西夏文经卷，保定出土的两座刻有西夏文的石幢，建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表明西夏文至少使用了四五百年。随着党项族逐渐融合于其他民族，西夏文也成为无人可识的文字。直至19世纪末才有人开始研究，逐渐成为一门专学。由于西夏文解读的进展，西夏语的秘密也逐渐被揭开，它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目前国内外对其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研究都在逐步深入。西夏文及其文献的研究成果为文字学、语言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国内保存西夏文文献最多的是北京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历史博物馆以及宁夏、甘肃、陕西、天津、上海、内蒙古等地的文博单位也有一些藏品。不少珍品流失于苏联、英国、法国、日本、瑞典等国，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入藏最多，是20世纪初，沙俄的柯兹洛夫从中国黑水城遗址（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掠去的。参考书目史金波、白滨：《西夏文及其文献》，《民族语文》1979年第3期。

　　（史金波）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文大藏经》

　　又称蕃（音弥）大藏经。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建国初（1038）即开始把佛经译成蕃文（西夏文）。先后以西夏景宗时期的国师白法信、西夏惠宗时期的国师白智光等三十二人主其事。经五十三年，至西夏崇宗天祐民安元年（1090），共译出大小乘佛经八百二十部，三千五百七十九卷，其中包括了经、律、论三藏的主要经典，既有显教佛经，又有密教佛经。主要译自汉藏，以北宋初年在益州（今四川成都）雕印的“开宝藏”为底本：一部分译自藏文。兴庆府（今宁夏银川）东的高台寺是西夏译经的重要场所。西夏仁宗时也译过少量佛经，但以校勘为主。西夏木刻西夏文大藏经，是中国第一次用少数民族文字刊行的大藏经。西夏灭亡后，元朝官府又于杭州雕刊西夏文大藏经板三千六百二十余卷，先后多次印制，施放于党项族居住地河西一带寺庙。

　　参考书目

　　史金波：《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诮萄芯俊*1981年第1期。

　　（史金波） 
　


    
西夏毅宗李谅祚
  　　西夏毅宗李谅祚

　　（1047～1067）　 西夏第二代皇帝。周岁即位，母没藏氏以太后称制。福圣承道四年（1056），太后死，太后兄没藏讹庞以女妻西夏毅宗，把持政权。毅宗十二岁开始参与国事。讹庞借故诛杀毅宗亲信六宅使高怀昌、毛惟正。毅宗与讹庞儿媳梁氏有私，讹庞父子密谋欲杀毅宗；梁氏告变，毅宗在大将漫咩等的支持下执杀讹庞及其家族，又杀妻没藏氏，立梁氏为后，结束了没藏氏专权的局面。他以后弟梁乙埋为国相，引用汉族士人景询等任职。他废行蕃礼，改从汉仪，并曾向宋朝请求恢复姓李，但遭到宋朝的拒绝。他调整监军司，加强军备，并控制军权，使文武互相制约。又增设汉、蕃官职，充实行政机构。不断发兵侵扰宋边。拱化五年（1067），诱杀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宋将。又企图征服河湟吐蕃，乘唃厮罗与辽失和，率兵直攻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先后收降了吐蕃首领禹臧花麻及木征等，巩固了西夏的南疆。他亲附辽朝，向辽进贡回鹘僧、金佛和《梵觉经》。拱化五年十二月死。谥昭英皇帝，庙号毅宗，陵号安陵。

　　（吴天墀） 
　


    
西燕
  　　西燕

　　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慕容泓所建政权。都长子（今山西长治）。不在十六国数之内。盛时有今山西、河南各一部分。历七主，共十一年。

　　帝系表

　　前秦主苻坚灭前燕，徙鲜卑四万多户于长安及近畿各地，鲜卑部众受到奴役希望东归。肥水之战，前秦南征失败后，前燕主慕容■弟慕容泓闻慕容垂于河北起兵反秦，乃集关内外诸马牧鲜卑，屯兵华阴。384年泓自称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以兴复燕国为号召，建元燕兴，有众十余万，进逼长安。不久，因慕容泓“持法苛峻”，鲜卑贵族杀泓，立其弟慕容冲为主。冲率众进围长安，385年于阿房（今陕西西安西）称帝。及苻坚父子出奔，冲入据长安。386年二月，冲部将利用鲜卑军民思归关东的情绪杀冲，拥立鲜卑贵族段随为燕王。三月，慕容永等杀段随，立慕容顗（一作觊）为燕王，率鲜卑男女三十余万人离长安东去。继之，被杀，冲子瑶（或作望）被立为帝。瑶旋被杀，泓子忠被立为帝。六月，忠亦被杀，慕容永被推为大将军、大单于、河东王，率领部众继续东进。前秦苻丕派兵阻其东归，双方在襄陵（今山西临汾东南）会战，苻丕军大败。386年十月，慕容永自称皇帝，建都长子，改元中兴。他与后燕慕容垂同是前燕的宗室，遂产生法统之争。慕容垂在巩固了自己的后方之后，于393年冬向西燕大举进攻，394年八月攻克长子，杀慕容永，灭西燕。

　　（鲁才全） 
　


    
西域都护
  　　西域都护

　　汉代西域最高军政长官。西汉时，都护为加于其他官号上的职称，多以骑都尉领其职，秩比二千石；东汉时为单任官职。武帝、昭帝时常在渠犁、轮台屯田，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供应往来使者。宣帝地节二年（前68），遣侍郎郑吉屯田渠犁，与匈奴争车师，有功，迁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诸国。至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降汉，使郑吉发兵迎之，“北道”亦通，遂以郑吉为骑都尉，兼护车师以西“北道”诸国。因总领南北两道，故号都护。都护之置始于此。西汉时，都护治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东北），与渠犁田官相近，屯田都尉属都护。都护开幕府。属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侯、千人各两人。都护职在统领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及其以东城郭诸国兼督察乌孙（伊犁河流域）、康居（今锡尔河中游地带）等行国，颁行朝廷号令；诸国有乱，得发兵征讨。乌孙与汉结姻，故尤亲倚都护。自郑吉至王莽时，连置都护不绝，前后凡十八人，姓名见于史册的有十人。宣帝时有郑吉，元帝时有韩宣、甘延寿，成帝时有段会宗、韩立、廉褒、郭舜，平帝时有孙建、但钦，新莽时有李崇。至新莽末（公元23年左右），西域乱，李崇没于龟兹，遂罢都护。东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一（公元45），西域十八国请复置都护，光武帝不许。明帝永平十七年（公元74），始以陈睦为都护。次年，焉耆、龟兹叛，共攻杀陈睦，遂罢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将兵长史班超平定西域，遂以班超为都护，驻龟兹境它乾城（今新疆库车附近，其址未详）。十四年，班超还洛阳，继任者有任尚、段禧。安帝永初元年（107），西域乱，征禧还，自此不复置都护。至延光二年（123），以班勇为西域长史，复平西域，遂以长史行都护之职。

　　（马雍） 
　


    
《西域图志》
  　　《西域图志》

　　清代官修地方志之一。全称《钦定皇舆西域图志》。五十二卷。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平定准噶尔，天山南北尽入版图。次年二月，清高宗弘历下令编纂《西域图志》，以大学士刘统勋主办其事，派都御史何国宗等率西洋人分别由西、北两路深入吐鲁番、焉耆、开都河等地及天山以北进行测绘。资料工作在二十六年结束后，令交军机处方略馆进行编纂，于二十七年十一月完稿。四十二年，高宗下令增纂《西域图志》，历时四年，于四十七年五月告成。高宗亲自审定，即今本《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首四卷为天章，汇录有关论述西域全局的御制诗文；自此以下四十八卷，分为图考、列表、晷度、疆域、山、水、官制、兵防、屯政、贡赋、钱法、学校、封爵、风俗、音乐、服物、土产、藩属、杂录十九门。自疆域、山、水至藩属，计有总图、分图二十一幅，历代西域图十二幅。由于收集了所有正史、有关书籍和清代西域军营奏章、地方大吏的文告等资料，并且进行了实地测量和调查，故《西域图志》内容周详，文章质实，是研究中国汉代至清代前期新疆地区的一部很重要的历史地理文献。

　　（陈可畏） 
　


    
《西域行程记》
  　　《西域行程记》

　　明人记述出行西域的历程和所经各地情况的著作。原名《使西域记》，陈诚、李暹著。明永乐十二年（1414），中亚哈烈（Herat，今属阿富汗）等处遣使来贡，明成祖朱棣命中官李达、吏部员外郎陈诚、户部主事李暹等护送使臣回国，同时报聘。明朝使团于次年正月出发，历经十七地，同年十月还。十七地除部分在中国新疆境内外，其余均在今阿富汗与苏联中亚地区，当时大都属帖木儿帝国。回国后，陈诚、李暹将此行经过，及所历地区的山川、物产、风俗等，编成《使西域记》进献。此书对了解明初西域地区自然和社会状况，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长期只有抄本流传。《学海类编》有《使西域记》一卷，内容简略，并非原文。1934年，原北平图书馆得到陈诚、李暹所作《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两书抄本，刊于该馆善本丛书第一集。前者记使团行程及道里，后者记所历山川风土人情，均与原名《使西域记》不符，疑或后人据《使西域记》分为两书。《明太宗实录》记述的内容，与《西域番国志》同，但文字有出入。此外，陈诚的《竹山文集》（清嘉庆己卯刻本）内篇卷一有《进呈御览西域山川风物纪录》，内容与《西域番国志》同，文字略有出入。该书卷二有《进呈御览奉使西域往回纪行诗》，可与《西域行程记》相印证。

　　（陈高华） 
　


    
西域长史
  　　西域长史

　　东汉后期统领西域诸国长官。秩禄未详。章帝建初八年（公元83），以军司马班超为西域将兵长史，假鼓吹幢麾，西域长史始于此，时未置西域都护。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又以班超为都护，以徐斡为长史，长史之职略如副都护。安帝永初元年（107），都护、长史皆罢。延光二年（123），复以班勇为西域长史，不更置都护，自此遂以长史行都护职，至灵帝时连任不绝。其姓名见于史册的，章帝时有班超，和帝时有徐斡、赵博，安帝时有索班、班勇，桓帝时有赵评、王敬，灵帝时有张晏。长史驻地不一，班超、徐斡驻疏勒，索班驻伊吾，班勇驻柳中，赵评、王敬驻于阗，余不详。其后魏、晋时皆沿东汉之制置西域长史。

　　（马雍）X 
　


    
《西园闻见录》
  　　《西园闻见录》

　　辑录明朝洪武至万历时期史事的史书。明张萱辑。张萱字孟奇，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万历十年（1582）举乡试，授殿阁中书，历官户部郎中，平越知府。万历三十九年罢归后，积二十余年辑成该书，凡一百零七卷。上起洪武，下迄万历。分为三编：内编以表德行，专重行谊；外编记载政事，依官为次，自内阁、宰相、六部、台谏以至外官内臣，分众事而归隶之；方伎、鬼神、灾祥等无所归属者，则为杂编。书中节录的大量奏疏多出邸报，史料价值较高，有助于研究明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职官制度之演变。其中兵事部分多达三十二卷，对建州女真记载尤详。该书据崇祯五年间曾选刻内编、外编、杂编各二卷，但今未见传本。1940年哈佛燕京学社据陈氏居敬堂明抄本及顺德李氏光绪传抄本校勘后，铅印出版。1984年，杭州古旧书店又据以影印重版。

　　（范金民） 
　


    
西藏
  　　西藏

　　中国行政区域名。位于中国西南部。北界新疆，东北界青海，东界四川，东南界云南，并有一段与缅甸相连；其南与印度、不丹、锡金、尼泊尔为界；西界印度、克什米尔。面积约为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

　　古为羌、戎地。唐、宋称吐蕃。蕃，藏文作Bod，为藏族的自称。有人认为，“蕃”是古代藏族普遍崇信的巫教——“本”（Bon）的音转。吐蕃一说为吐蕃自称“大蕃”，唐人改“大”为“吐”。松赞干布（？～650）曾划分其地为五如（如，意为部或翼）：乌如，以今拉萨为中心；腰如，以今山南地区乃东县为中心；叶如，以今日喀则地区南木林县为中心；拉如，以今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为中心；孙波如，其范围大致为今那曲地区与青海省连接地带，即古羌人苏毗（被吐蕃征服后称孙波）聚居的地区。

　　元代仍称此地为吐蕃或西蕃（西，意为中原地区以西），分称其地为乌思、藏、纳里。乌思（Dbus），原意为中心，即今拉萨及其附近地区；藏（Gtsang），原意为洁净，即今日喀则及其附近地区；纳里（Mngav　ris），原意为领地，即今阿里地区（见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明代称西蕃、乌思（斯）藏。清初称图伯特、土伯特，皆为“吐蕃”的别译；称唐古特（忒），为袭用元代对西夏的称法。因元人对西夏、吐蕃的称法有时混同，自康熙二年（1663）始称西藏，分称为卫（即元、明两代“乌思”的别译，又称前藏）、藏（又称后藏）、阿里。

　　在今西藏自治区的辖区内，历史上除分称卫、藏、阿里的地区外，还有康地区的一部分。康（Khams），原意为境域，即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及西藏昌都地区的统称。原为土司及藏传佛教各教派活佛封地。雍正六年（1728）清朝将康区东部（今康定、理塘、巴塘等地）划入四川，将康区南部（今中甸、维西、德钦等地）划入云南。清末曾在康区全境厉行改土归流政策。民国元年（1912）设川边经略使，积极筹划西康建省。1914至1918年达赖十三世受英人怂恿派军攻入康区西部，西康建省一事遂告停顿。

　　今西藏自治区内，尚有以下几个比较重要的传统性地区名称。

　　绛塘，一作羌塘，意为北部草原，即今那曲地区。

　　三十九族，全称霍尔三十九族，今昌都地区西北部、那曲地区东部的丁青、索县一带。清初为蒙古的和硕特部牧地，后归清朝驻藏大臣直辖。

　　达木八旗，今拉萨市以北当雄县一带，原为蒙古和硕特部驻防要地，后归颇罗鼐父子管辖。乾隆十六年（1751）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乱事平定后，由清朝驻藏大臣直辖。

　　工布，今拉萨市以东、尼洋河流域的工布江达、林芝一带。传说中的“上丁二王”时期（松赞干布前二十三、二十四代），即有关于此地区的记载。

　　塔布，一作达波，在工布西南，今山南地区东部的加查、朗县一带。吐蕃王朝时是以塔氏家族为主的一个部落的辖地。藏传佛教噶举派塔布噶举系在此地区建立。

　　波布，一作波窝，今昌都地区波密县和拉萨市辖林芝县东久区一带，分上、下波布。关于此地区的最早记载，亦在“上丁二王”时期。

　　门隅，今山南地区南部错那县和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的达旺一带，为门巴族聚居区。

　　珞谕，在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向南大转弯处附近。分上、下珞谕。大部分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为珞巴族聚居区。

　　察隅，今昌都地区察隅县一带。也有一部分在“麦克马洪线”以南，为珞族人聚居地区。

　　1965年成立西藏自治区，首府在拉萨市。现全区共辖五地区（那曲、昌都、山南、日喀则、阿里）、一市（拉萨）、七十一县。

　　（王辅仁）

　　Xizang 
　


    
西藏八王
  　　西藏八王

　　明朝在西藏分封的三大法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五大地方之王（阐化王、护教王、赞善王、辅教王、阐教王）的合称。

　　明朝自洪武二年（1369）多次派员至西藏地方，广行招谕，设置都司卫所，委官封职，并承元制，在西藏地方实行政教合一，管理地方军政事务。对各教派的僧侣代表人物，授以国师、大国师等封号。六年，封原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为炽盛佛宝国师，授以玉印。永乐时进一步完善了僧官制度，设有法王、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等不同等级，先后封授过西天佛子二、灌顶大国师九、灌顶国师十八和禅师、都纲等僧官。永乐初年，为了进一步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派遣太监侯显（后又续派太监杨英、袁琦、杜通、李宁等多人）和僧人智光等持节入藏，与各地方、各教派领袖人物多方接触，广泛交往，开始了明朝中央直接从藏区遴选领袖人物的新时期。先后封授了三个法王和五个地方之王。

　　永乐四年（1406），封授乌斯藏帕木竹巴的吉剌思巴监藏（1374～1432）为灌顶国师阐化王。帕木竹巴是西藏封教噶举派中的一支，因创派人为帕木竹巴·多吉杰博（1110～1170）而得名。元时曾获万户府之封援，为十三万户府之一。大司徒普提幢（1302～1364）时已基本上取萨迦派力量而代之。吉剌思巴监藏为大司徒普提幢之侄孙辈。洪武二十一年受封为灌顶国师。永乐元年（1403）遣使进京入贡。四年，封为灌顶国师阐化王，赐印并厚赏。这一举措改变了元朝以宣政院掌治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并专任萨迦一派的做法，开始以王爵封授各教派僧人，因俗而治。

　　永乐五年，封尚师哈立麻为万行具足十方最胜圆觉妙智慧普应佑国演教如来大宝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哈立麻（又作哈尔麻）即噶玛，是噶举派四大支系之一，开派人都松钦巴（1110～1193）曾在类乌齐地方之噶玛建寺，因而得名。其第五世曲贝藏卜应明廷之召，于永乐元年随使入南京，于灵谷寺为明太祖朱元璋夫妇追荐冥福，成祖赐以如来大宝法王名号，遂改名为得银协巴（即如来）。明廷把大宝法王誉封给噶玛派是最为隆重的礼遇，噶玛派亦视这一崇封为最高荣誉。同年，朝廷又下诏封馆觉（今西藏贡觉）灌顶国师宗巴斡即南哥巴藏卜为护教王；封灵藏（今四川邓柯）灌顶国师着思巴儿监藏为赞善王。

　　永乐十一年，明廷为安抚萨迦派，封尚师昆泽思巴为万行圆融妙法最胜真如慧智弘慈广济护国宣教正觉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刚、普应大光明佛，领天下释教。尚师是藏语对高级僧侣的尊称。昆泽思巴（1349～1425）为元代帝师之后，永乐八年曾应明廷之召入京，成祖优为款待，居三年，乃有大乘法王之封，这是继大宝法王之后的第二位超越地域的教法王爵，位亦尊显。同年，明廷还封萨迦派另一支系的南渴烈思巴为思达藏辅教王。思达藏地处萨迦之南，为萨迦人封邑。南渴烈思巴（1399～1444）属萨迦派的都曲喇让支系，为八思巴第五代侄孙，曾受到拉孜俺卜罗等地方首领之尊崇，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明代中央在同一年中给予萨迦系统两道王爵的封授，从侧面反映出萨迦人在明代的西藏仍是举足轻重的力量。同年，明廷还封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瓦阐教王。领真巴儿吉监藏为必力工派大师却吉杰博（1335～1409）之侄。必力工瓦（今读若“止贡巴”）地处拉萨之东，在今墨竹工卡县境，元代即受万户府之封，势力强大。洪武十八年在此设必力公万户府。永乐十一年封其僧为阐教王，赐金印诰敕，意在使之与帕竹、萨迦诸派抗衡。

　　格鲁派是在藏区新起的宗教、社会力量，其领袖人物宗喀巴声名远扬，早已引起明廷的注意，曾于永乐六年、十二年两次遣使征召，宗喀巴因事未能成行。但于永乐十二年遣其上首弟子释迦也失（1352～1435）为代表晋京。次年，明廷封其为妙觉圆通慈慧普应辅国显教灌顶弘善西天佛子大国师。宣德九年（1434）释迦也失再度入朝，宣宗册封为万行妙明真如上胜清静般若弘照普慧辅国显教至善大慈法王、西天正觉如来大圆道佛。宣德十年辞归，卒于途。（参见彩图插页第97页）

　　西藏八王一览表

　　至此，明朝已在西藏地方分封了三大法王、五大地方之王（见西藏八王一览表），其管理西藏地方所采取的“众封多建”而统驭于中央的政策已基本实现。有明一代三百余年，法王称为游僧，不常厥居；地方王各有封邑，互不统西藏八王一览表王名名号教派主寺及地望初受封者时间大宝法王噶举、噶玛西藏楚浦得银协巴1407大乘法王萨迦萨迦昆泽思巴1413大慈法王格鲁色拉释迦也失1434阐化王噶举、帕竹泽当吉剌思巴监藏1406阐教王噶举、止贡止贡领真巴儿都监藏1413辅教王萨迦思达藏南渴烈思巴1413扩教王　噶举、噶玛（？） 馆觉（昌教贡觉） 宗巴斡即儿 1407赞善王　萨迦（？）　灵藏（甘孜邓柯） 着思巴儿监藏1407属。咸受命于朝廷。明廷又置驿站，通道往来，以厚赐贡使、任官封爵、茶马互市、利益边民的办法，使西藏地方基本保持安定的政局。

　　（王尧） 
　


    
西州
  　　西州

　　唐在今新疆境内所置三州之一。贞观始置，天宝、至德时改名交河郡。领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治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南高昌故城，即哈拉和卓古城）。宝应元年（762）后改高昌为前庭。（参见彩图插页第52页）

　　唐贞观十四年（640）灭高昌麴氏王朝，以其地设西昌州（不久改称西州），并设安西都护府于交河（今新疆吐鲁番西）城。显庆三年（658）都护府移治龟兹。开元二年（714）设天山军于州城内，驻兵五千，马五百匹。安史之乱后，吐蕃陷陇右，西域被隔断，当地居民闭境固守，至贞元七年（791）始为吐蕃占领。咸通七年（866），北庭回鹘仆固俊破吐蕃取得西州，名义上复归于唐，成为归义军节度使所辖的一州（见沙州归义军）。

　　西州天宝时有居民近五万人，大部分是汉魏以来屯戍当地的汉人后裔，又有昭武九姓及西突厥等民族。唐在此推行了均田制、租庸调、府兵制、学校等与内地相同的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制度。

　　西州地处盆地，东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扼天山南北孔道，又当中西交通要冲。谷麦一岁再熟，盛产葡萄、叠布（即棉布）。是唐朝经营西域的军事重地，其州治还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城市。

　　20世纪以来，在唐西州故城及其附近的洞窟、墓葬中，出土许多文物和唐西州时期的官私文书（见吐鲁番文书）。

　　（陈国灿） 
　


    
西周
  　　西周

　　约始于公元前11世纪时周武王伐纣灭商，终于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覆亡的中国统一王朝。在这一时期内，全国大小诸侯均向王朝负担一定义务，周朝维持着统一局面。由于周王居于西方的都城宗周，故称西周。

　　西周的兴亡

　　周人的兴起周人是古老的农业部落，兴起于今陕甘一带。传说其始祖名弃，为姜姓有邰氏女姜嫄所生，在尧、舜时任农师之职，受封于邰（今陕西武功西），号后稷。弃死后，子孙世代为夏朝农官。传至不窋，因夏政衰，失官而奔于戎、狄之间。其孙公刘率族人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西），发展农耕，势力渐兴。后又传九世，到古公亶父时，因受薰鬻、戎狄的进攻，从豳迁徙到岐山之下的周原（今陕西扶风、岐山间）。周原土地肥美，宜于农作。商代晚期，古公在那里兴建城郭房屋，划分邑落，设立了官吏机构，国号为周。古公后被周人追称太王。

　　古公卒，少子季历继位，是为公季，后周人追称王季。周国势发展，季历同商朝属下的任姓挚氏通婚，加强了与商朝的关系。商王武乙末年，季历入朝，武乙赐以土地及玉、马等物品。随后季历征伐西落鬼戎，俘获“十二翟（狄）王”。商王文丁时，季历进一步对诸戎作战，除伐燕京之戎受挫外，伐余无之戎、始呼之戎、翳徒之戎都得胜利，使周的势力深入今山西境内。文丁（一说帝乙）封季历为牧师（即方伯）。可能是由于周的强大，引起同商朝的矛盾，季历终为商王所杀。

　　季历之子昌继位，即周人追称的周文王。文王曾与九侯（一作鬼侯）、鄂侯（一作邗侯）一起为商王纣的朝臣，九侯、鄂侯遭纣杀害，文王也被囚禁。他得释后向纣献洛河以西土地，请除炮烙酷刑，为纣所许，封为西伯。诸侯多叛商归周。文王连续征伐犬戎、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黎（在今山西长治西南）、邗（在今河南沁阳西北），最后攻灭崇国（在今陕西长安西北），在其地沣水西岸兴造丰邑，迁都到那里。文王时期，周已相当强大，但在名义上仍是商朝属下的一个诸侯国。

　　陕西岐山凤雏出土甲骨

　　武王伐纣文王长子伯邑考被纣所杀。文王死后，由后立的太子发继位，即周武王。武王即位的第二年，兴师东至孟津伐商，但因时机不够成熟，只得暂时还师。后来商王纣更加暴虐，杀比干，囚箕子，商朝矛盾急剧激化。周武王又率军东征，渡孟津，与诸侯相会，作誓声讨纣的罪行。在甲子日清晨，周军进至商郊，与纣兵于牧野决战。牧野之战，周军全胜。纣被迫自焚而死，商朝亡。

　　武王进入商都，分商的畿内为邶、鄘、卫三国，以邶封纣子禄父（即武庚），鄘、卫则由武王之弟管叔鲜、蔡叔度分别管理，合称三监（一说管叔监卫、蔡叔监鄘、霍叔监邶）。随后派兵征伐尚未臣服的商朝诸侯，据记载被征服者有九十九国之多。

　　陕西岐山凤雏出土甲骨

　　天铭

　　克商后，武王还师西归，在他新迁的都邑镐京（即宗周，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水东）举行盛大典礼，正式宣告周朝的建立。

　　周公东征武王死后，太子诵继立，是为成王。成王年幼，曾辅佐克商的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取王位，传播流言，武庚也谋划复国，与管、蔡结合叛周，纠集徐（在今江苏泗洪）、奄（在今山东曲阜）、薄姑（在今山东博兴东南）和熊、盈等方国部落作乱。周公奉成王命东征，经过三年战争，终于平定叛乱。武庚和管叔被诛，蔡叔被流放。

　　为了消弭殷商残余势力叛周的隐患，周朝首先命令诸侯在伊洛地区合力营建新邑，即周朝的东都洛邑（成周）。东都既成，遂迁曾反对周朝的“殷顽民”于此，加以控制。同时，封降周的商贵族微子于商朝故都宋（今河南商丘）地，以代殷商之后；封武王少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民遂被分割，逐渐服从于周朝的统治。

　　成康之治东都成周建成，周公还政成王，周朝进入巩固的时期。传说周公制礼作乐，即指王朝各种制度的创立和推行。其中以周初分封最具深远影响。

　　周的分封诸侯，在武王时即已开始，但大规模分封是在成王及其子康王（名钊）的时期。据传周初所封有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为姬姓的占四十国。王季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文王之弟虢仲、虢叔分别封于东虢（今河南荥阳东北）、西虢（今陕西宝鸡东）；文王之子分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早灭）、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郕（今山东汶上西北）、霍（今山西霍县西南）、卫（今河南淇县）、毛（今地未详）、聃（今湖北荆门东南）、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雍（今河南修武西）、曹（今山东定陶西）、滕（今山东滕县西南）、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酆（今陕西长安西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武王之子分别封于邘、晋（始封在今山西翼城西）、应（今河南平顶山）、韩（今山西河津东北）；周公之子分别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召公之子则就封于燕（今北京）。此外，还有许多异姓诸侯国，如姜姓之齐（今山东临淄北）、子姓之宋等等。

　　西周分封，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起周天子统辖下的地方行政系统，从而在一定时期内起到了加强周王朝统治的作用。分封制还为维护天子、诸侯、卿、大夫、士这一等级序列的礼制的产生，提供了重要前提。

　　周初所封诸侯，均由中央控制。成王之时，周公、召公是朝中最重要的大臣。自陕（今河南陕县）以西诸侯由召公管理，以东诸侯由周公管理（周公死于成王在位时，召公则活到康王的时代）。康王之世，周曾命诸侯对边远方国进行战争，例如小盂鼎铭文所记对鬼方的征讨。斩获众多，仅俘人即数以万计。成康时期，周朝最为强盛。

　　昭王南征与穆王游行　康王死后，子昭王瑕继位。昭王十六年，他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亲率大军南征楚荆，经由唐（今湖北随县西北）、厉（今湖北随县北）、曾（今湖北随县）、夔（今湖北秭归东），直至江汉地区。南征共经三年，昭王还师渡过汉水时，相传当地人用以胶粘接的船乘载昭王，到中流船体分解，昭王溺死，军队也遭覆没，使周朝蒙受前所未有的挫折。

　　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穆王满，在位长达五十五年。他好大喜功，仍想向四方发展。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把戎人迁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穆王好游行，致使朝政松弛。东方的徐国率九夷侵周，甚至西至河上。穆王南征，通过联合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平定。后世流行穆王西征的故事，如晋代汲冢出土战国竹简《穆天子传》所载，虽多不真实，但反映了当时穆王意欲周游天下，以及与西北各方国部落往来的情形。

　　西周中期列王　周穆王卒后，依次即位的是共王繄（或作伊）扈、懿王囏（或作坚）、孝王辟方、夷王燮。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中期四王仅能守成。但共王曾灭姬姓的密国（在令甘肃灵台），夷王初年曾招致诸侯，把齐哀公置于鼎内烹死，可知王朝还有较大的权威。

　　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戎狄逐渐兴盛。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夷王命虢公率师征伐太原之戎，获马千匹，但这一胜利未能挽回王室的颓势，戎狄继续成为周朝的严重威胁。

　　国人起义与共和行政　夷王卒，子厉王胡立。厉王在位的期间，西周各种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终于达到爆发的境地。西北戎狄，特别是■狁，进一步加强对周朝的压力，不时入侵；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不堪承受沉重压榨，奋起反抗。厉王命虢仲征伐。结果失败。连年战乱，给民间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实行“专利”，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起义。

　　公元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县）。朝中由召公（召穆公虎）、周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宣王中兴国人起义时，厉王太子静藏在召穆公家中，召公以自己的儿子代之，得以脱险。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彘。次年，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四十六年。宣王在召穆公等大臣辅佐下，励精图治，朝政有明显起色。在国人支持下，宣王着手对西北防御■狁，对东南讨淮夷。

　　宣王初期，因国力不足，曾依靠服属周朝的秦人抵御西戎（即■狁）。宣王以秦仲为大夫，命其进攻西戎。宣王四年（前824），秦仲被西戎所杀。宣王又召见其子秦庄公等五人，给七千兵士攻伐西戎，取得胜利，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五年三月，宣王还曾亲自率军在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同■狁交战，有所斩获。之后，宣王转而经营东南。他命尹吉甫（金文中名兮甲、兮伯吉父）管理四方入贡财物，包括淮夷的贡纳，要求淮夷依照王朝规定入贡布帛、粮草和服役的人众，限制淮夷商贾必须在指定市场与周朝方面贸易，以便为日后大举进攻■狁作准备。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蓄力量，宣王命尹吉甫、南仲等出军征伐■狁。这次征讨历时较长，得到显著成功。例如宣王十二年所作虢季子白盘铭文所说，虢季子白率兵在洛河北岸同■狁战斗，一次就斩首五百，俘敌五十，周军一直深入到太原，迫使■狁远去。

　　西周世系表

　　可能是因周朝的榨取，淮夷叛周而犯江汉地区。宣王命穆公前往平定，又命南仲、皇父、程伯休父等率军沿淮东下，征伐徐国，终于迫使徐国服从周朝。为巩固南土，宣王将王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阳）。

　　宣王时期的这些胜利，并未解决西周社会的根本矛盾，所谓中兴只能是暂时的。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三十一年，宣王派军征伐太原之戎，未能获胜。次年，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今山西介休南），遭到严重失败，丧失了随同作战的南国之师。为了继续防御■狁，宣王不得不在太原统计民数，加以整编控制。这表明周朝的实力已趋于空虚。

　　西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图

　　西周的覆灭公元前781年，幽王宫湦（或作生、涅）继位，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前779），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

　　引致西周灭亡的导火线是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以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逃奔申国，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幽王与伯服均被犬戎杀死于戏（今陕西临潼东）。公元前771年，西周覆亡。

　　幽王死后，申侯、鲁侯、许文公等共立原太子宜臼于申，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今地不详），形成两王并立。宜臼为避犬戎，迁都到洛邑，是为周平王。余臣在公元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

　　典章制度

　　宗法与分封西周的国家实行分封制。即古书中所说的“封建”，而分封制的基础则是宗法。

　　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继承制。商代已有嫡长继承的雏型。西周时期，宗法发展成为系统制度。

　　严格意义的宗法，只在卿、大夫、士的范围内施行。这些阶层各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国君的嫡长子立为太子，继承君位，其他各子即为别子。因为别子也是国君之子，故又称公子。别子不能与继承国君的太子同祖，必须分出去自立家族，成为这个家族中嫡长继承系统的始祖，不再改变，称为大宗。别子的长子以外各子，长孙以外各孙……，都是庶子，对大宗而言，称为小宗。其间血缘关系超过五代，就不再宗原来的小宗。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大宗居于族长地位，称为宗子。始立这个家族的别子一般有卿、大夫爵位，爵位即由宗子承袭。

　　广义说来，宗法也适用于周王室。周王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其他王子多分封为王畿内外的诸侯，其间血缘关系原则颇与卿、大夫、士的宗法相似。周初分封同姓，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康王之后，周朝疆域大体固定，分封的机会减少，太子以外各子多留在朝中为卿、大夫，但分封并未绝迹。直到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宣王还把其弟友分封在郑（今陕西华县东）。

　　小宗围绕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再加上与异姓间的婚姻联系，构成庞大的血缘关系网。西周统治者希望用这种关系维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

　　畿服西周时期，周王直接治理的地区称为王畿；以王畿为中心，直至周朝势力所及的远方，按照地理的远近和王朝关系的疏密，划分若干服，合称畿服。据《国语·周语上》，畿服共分五服。即甸服（王畿）、侯服（王朝所封诸侯）、宾服（方国服属周朝者）、要服及荒服（皆为边远的少数民族）。关于畿服，其他文献尚有不同说法。

　　五服对王朝负有不等的义务，史称职贡。甸服随时有贡，侯服每月一贡，宾服每三月一贡，要服每年一贡，荒服则其君终身只朝贡一次。这种规定固然有理想化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周朝与其疆域内远近地区的关系。

　　诸侯西周的诸侯有同姓、异姓之别。同姓即姬姓的诸侯，在盟会时居于异姓的前面。异姓不少是曾与周王室发生婚姻关系的，如姜姓、任姓、妫姓、姒姓等。周初还注意褒封前朝的后裔，如封尧之后于蓟（今北京，后并入燕），封舜之后于陈（今河南淮阳），封禹之后于杞（今河南杞县），商朝之后于宋。诸侯有的是商诸侯国，周予以承认；有的则是新封。

　　建立诸侯国，要赐以土地山川和人民，同时分予宝器，并有等级差别。传统说法认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而从土地看，公、侯均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均五十里，实际是三个等级。至于土地不足五十里的，则附属于诸侯，叫做附庸。根据西周金文的研究，五种爵称是存在的，而且确有一定制度，但未必有那样固定和规整。

　　官制据记载西周职官最详细的《周礼》，周王朝设有各统辖若干官员的六卿，其中冢宰，掌邦治，其诸官分司王的宫寝、饮食、皮裘、府藏以及贡赋等事；司徒，掌邦教，其诸官分司土地人民、乡遂、山林川泽等事；宗伯，掌邦礼，其诸官分司宗庙祭祀、冢墓、礼乐、卜祝巫史、车旗等事；司马，掌邦政，其诸官分司军旅、田役、车马、封疆道路等事；司寇，掌邦禁，其诸官分司刑罚狱讼、盟誓、约剂、盗贼、宾客等事。司空，因《周礼》原文残缺，详情不明。

　　学者多认为《周礼》所记过于详密，西周不可能有这样整齐划一的官制。但与已发现金文对比，《周礼》很多地方相同或相似。据统计，《周礼》现存官名三百五十六官，和金文相同或类似的有九十六官。可见《周礼》有相当成分还是反映西周官制的实际的。

　　《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临终时召见“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大保奭即召公以下六人就是六卿。康王时金文小盂鼎有“三左三右”，也指在王左右的六卿。六卿的设立，是王朝官制的中心，诸侯国的官制与王朝相似，但规模较小，官名多同于王朝。

　　国野和乡遂西周时期，周王直接统治地区和各诸侯国都有国、野。王或诸侯所居都城及其近郊称为国，郊以外称为野。居住在国中的是国人，其余则是野人。国与野各方面制度均有所不同。这种差别的产生可能是由于周朝对各地的征服，占统治地位的周人处于国中，被统治的土著则居于野外。

　　史墙盘铭文拓片

　　国中分划为乡。周有六乡，诸侯国大的有三乡。据《周礼·大司徒》，其组织形式为：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有乡大夫，以下各级有长。国人的多数是与贵族有宗法血缘关系的士阶层，他们有议政的权利，当国家遭到大的变故时，王或诸侯要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之中的才能优秀者，会得到选拔推荐。其丁壮日常有义务参加国家组织的田猎、力役；遇有战争，则参加军队，或出征，或戍守。

　　野一部分分划为遂，其余封予卿大夫作为采邑。周有六遂，诸侯国大的有三遂。据《周礼·遂人》，其组织形式为：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遂有遂大夫，以下各级有长。野人属于庶人，战争时期只在军中从事配合性的杂务。

　　兵制西周的兵制和国、野的划分及其组织有密切联系。周王朝设六车，或称六师，即由六乡的丁壮组成。《周礼·夏官司马》记载当时的兵制为：五人为伍，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五百人为旅，二千五百人为师，一万二千五百人为军。当时实际情况未必如此规整，但可看出六乡与六军组织的彼此对应。

　　六师人员在发生战争时征调组合，但在平时也要定期训练，其方式是在农闲时节举行田猎，每年四次，春季称为蒐，夏季称为苗，秋季称为狝，冬季称为狩。田猎完全按军事组织集合丁壮，具有检阅操练的作用。

　　周的六乡在宗周时位于西土，所以六师在金文中称“西六师”。金文另有“成周八师”、“殷八师”，可能是成周地区的周人所组成，因位于殷商之地，故有殷八师之称。

　　周王朝还有一种军事力量，即师氏虎臣（一种虎贲），是常设的军队，由国中贵族子弟中精选的勇士所组成。师氏虎臣侍卫国王，护守王宫，从属者有少数民族的奴隶。

　　西周时期的战争主要是车战，与车配合的有徒兵。兵器种类比商代显著增多，出现了多种多样的戈、戟类兵器。据《诗·皇矣》，早在周文王伐崇时，已使用了钩援、临冲等攻城工具。战争规模日趋扩大，不仅周及其诸侯，一些少数民族也有较强的军力。如西周晚期多友鼎所载，周派军与■狁交战，一个战役俘获兵车超过一百二十七辆，可见■狁有着庞大的车战队伍。

　　法制《尚书·康诰》、《立政》等篇记周公语，追述文王能够“明德慎罚”，强调处理刑狱必须谨慎，表明周朝注意法律的作用。相传西周法律名为《九刑》，或说是“刑书九篇”。

　　《尚书·吕刑》作于周穆王时，记述当时有墨、劓、■（即刖刑）、宫、大辟（即死刑）五刑。适用五刑的罪行有三千条之多，并规定了五刑如有疑赦时改判罚金的数量。西周晚期全文■■记录了管理狱讼的伯扬父对牧牛一案的判决，所叙述的法律程序和刑罚，大体和《吕刑》一致。

　　西周法律有明显的阶级性质。据《周礼·小司寇》，贵族犯罪可受特殊处理，即所谓八议：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即使死刑，也要特别交由甸人执行。只要是有官爵的命夫、命妇，狱讼时不必亲自出庭，“不躬坐狱讼”。西周中期的曶记载曶效父间的讼事，曶派遣其下属代表出庭，取得胜诉，是很好的实例。同一鼎铭还记述在一个荒年，匡氏家众与奴隶二十人盗取了曶谷物十秭，曶出诉讼，匡季以七田、五人作为赔偿，五人成为曶奴隶。这一案例表明，当时的法律目的在于维护奴隶制的所有关系。

　　社会经济

　　奴隶制社会中，奴隶制十分盛行。奴隶的来源，出于赏赐或买卖的常称为臣妾，来自罪人或战俘的常称为“隶”。

　　“臣妾”一词，周初已经存在。《尚书·费誓》鲁公誓辞中，将臣妾（男女奴隶）与马牛相提并论，均为特定主人的财产，逃跑了要捉住归还原主，加以隐藏或诱拐的要科以刑罚。约为康王时的复尊铭云：“燕侯赏复冂衣、臣妾、贝”，也说明臣妾和财物一样为奴隶主所占有。

　　奴隶可在市场上买卖。《周礼·质人》说：“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其中“人民”，注云：“奴婢也。”在同书《大宰》中即称为“臣妾”。臣妾为私家所有，如曶铭所示，臣妾又可作为赔偿来转让。而自由人作为赔偿，则转化为臣妾，他们主要是从事家内劳动，但也不排除被主人驱使去从事生产劳动。

　　“隶”，据《周礼》有“罪隶”与“四翟之隶”两种。罪隶是由于男女本人被判罪，或者家人犯罪而从坐的，也称为“奴”。据《周礼·司厉》，罪隶中男的由罪隶之官管理，在各官府中服种种使役；女的则交给舂人、槁人之官，做舂米之类沉重劳动。四翟之隶据说有蛮、闽、夷、貉的分别，从事畜养牛马禽兽以及把守宫舍。这些奴隶都属于官府。

　　主要承担生产劳动的，是在田野耕耘的庶人。他们的身分表面虽与臣妾和隶不同，但如《诗·七月》所描述，过着贫困苦难的生活，终身为贵族所使役，地位几与奴隶无异。

　　井田 西周的国家将土地分授给耕种者，有井田之制。周代用耜进行耕作，耜是翻土工具，头部宽度约为当时五寸。周人流行耦耕，即两人各执一耜，并肩而耕，所成的耕沟称为畎，宽度是一尺；耕田一亩长百步，宽一步；一步是六尺，正好容三畎三垄；授给一夫的土地是百亩，即长百步，宽百步，称为一田。西周金文常见赏赐土地以田为单位，即百亩的田。《周礼·小司徒》说“九夫为井”，即以九田组合为一井。按照理想的规划，九田排成“井”字形，周围八田分由八家耕种，为私田；中央一田则大家合耕，收获归国家所有，为公田。根据地形的差异和土质的区别，又有固定的分配和折算方法。为了调节土地好坏的不均，还规定要定期重新分配。

　　井田制实质是一种农村公社，和行政组织、军事组织都有不可分的关系。井田制下受田的夫，也就是战争时服兵役的丁壮；作战所用器械、粮食、草料、牲畜，也由国家规定的井数来承担，是为军赋。

　　农业生产人从其始祖时起便非常重视农业，整个西周时期，农业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

　　这一时期的农业工具，据考古所见，仍多为木、石、蚌、骨所造。青铜工具也有在农业中使用的，如《诗·臣工》所说：“庤乃钱镈，奄观铚艾。”钱是铲，用来掘土；镈是锄，用来锄草；铚是短镰，用以收获。陕西临潼零口一处西周窖藏中，一次出土铜铲四件，可见青铜工具不是太罕见。

　　农作物种类较商代有所增加。《诗·七月》：“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反映了作物的多样性。《周礼·大宰》有“九谷”，注家认为指黍、稷、稻、麻、大豆、小豆、麦、粱、苽，可知古代主要作物在周代业已出现。同书《稻人》等职，对种植技术还有较详细的记述。

　　《诗·采芑》和《臣工》两篇有畲、新、畲的名称，分别指垦种一年、二年、三年的田。《周礼·大司徒》有类似记载，把较薄的田休闲一二年再行种植。这种休耕制，对促进农业生产有一定作用。

　　工商在国中居住的，还有百工和商贾。当时的百工多在司空所属的官府手工业中工作，商贾也从属于官府。百工身分卑微，在西周金文中往往与臣妾奴隶并列。商贾地位则较百工为高，但其交易受到官府的严格控制。据金文兮甲盘淮夷与周的诸侯百姓贸易，都必须到指定的市场进行，要遵守官吏的管理，否则即属非法。至于周人内部的交易，据《周礼》，有特设的市场，货贿、人民、牛马、兵器、珍异都在市上交易；商贾有自己的组织，受管理市场的官吏控制，这些都可和兮甲盘等金文相参照。

　　货币西周继续商代的传统，使用贝币，单位为朋。金文常记用贝作为赏赐，最高数额为百朋，只出现四次。这和《诗·菁菁者莪》“锡我百朋”的记载相同。朋数比商代所见为多。

　　金（铜）作为货币，也较商代更为流行。金文常见以金为赏赐，其单位为锊；还有罚金，数额多的达到三百锊；曶鼎记赎五人，用百锊。锊是重量单位，相当六两，另一说相当十一又二十五分之十三铢。

　　土地转让西周中期以下的金文，出现有土地转让的事例，有的是交易或互换，有的是赔偿。前者如卫盉所记，矩伯以田为代价，从裘卫那里两次交换礼玉和皮币，交换以贝朋为价值尺度，田价分别为八朋一田和六朋多一田；或如五祀卫鼎所载，裘卫以五田换取邦君厉的四田。所谓“田”，均指百亩的一夫之田。后者如散氏盘所述，■王因为攻击了散氏，被迫割让一部分土地给散。

　　为了取得土地转让的法律效力，交易者有时要向执政大臣报告，如裘卫的两次交易，都得到大臣们的允可；有时采取析券的形式；有时采取立誓的形式。土地转让时必须由双方人员到场。大量有关土地，称为“履”。确定了的地界，用封树的方法作出表识，加以记录，有时还要绘成地图。转让的契券，双方分别保存，并将副本上交官府收藏，以备查考。这种土地转让，尚未具备完全自由买卖的性质，但可视为后世买卖的滥觞。

　　文化思想

　　礼乐西周礼制继承商代而有所变革。周初，力求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曾反复告诫禁止酗酒。从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讲到必须遵奉周文王的告诫，不得纵酒。反映到青铜制造的礼器上，商朝常见的许多酒器，西周时逐渐归于消失。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祗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例如师嫠簋“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眔鼓钟”，即相当《周礼》的镈师和钟师。

　　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

　　宗教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那种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

　　人殉现象在西周不象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相当于殷墟西北冈、武官村规模的大墓，当时人殉数量尚难判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西周时期亦史无明文记载。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神秘意味的花纹，只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图案化了，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的意义。

　　祝宗卜史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分。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时代的，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辞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而以陕西周原所出最多。

　　这一时期使用蓍草的筮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做“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

　　学校 西周已有较发展的教育制度。在国人乡里中设立的学校，称为庠（一说称序），教授知识技艺。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贵族子弟满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成童时入大学。《周礼》有师氏、保氏两官，从他们的职掌看，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技艺兼及文武，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称为六艺。

　　典籍西周时期文献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尚书》中出于西周的，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内容的时代自武王到穆王，而以成王时占大多数。这十几篇书记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况，有重要历史价值。

　　《逸周书》也有一些篇属于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关于西周的重要史料。

　　有重大文学价值的《诗经》，包括有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民歌，如《豳风·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篇有准确作者，例如《大雅·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这些诗歌或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或描写历史事迹，或对朝政进行颂扬及讽刺。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其经文主要成于西周时期。封辞、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人历史有关，如康侯用锡马蕃庶等。由于占筮必须由卦象推类，逐渐被赋以抽象的意义。有的封、爻辞，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使从字面上也可看出其哲学意味。

　　天道观从西周文献和金文看，周人的天道观较之商代有相当大的发展。西周统治者强调天命和德的观念，认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内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义，也有伦理性质。《尚书》所载周公的许多言辞，都反复阐述天命与德的联系，告诫王和贵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则天命即将失坠，商朝的覆亡是为鉴戒。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继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见解。据《逸周书·祭公》，他曾以同样的天命与德的观点劝诫穆王及其他朝臣，类似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现。

　　这种天道观到西周晚年遭到动摇。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灾祸频仍，人们对天和祖先的神圣产生了怀疑。这个时代创作的一些诗篇，充满了对“浩浩昊天”怨恨不满的情绪，一时形成思潮，为怀疑以至否定神权的进步思想提供了基础。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形成体系。周幽王时臣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解释地震，史伯也曾提出五行杂和作为比喻，就表明了这样的趋势。

　　科学技术自然科学知识在西周时期有不少增长。比如在天文历法方面，《诗经》若干章里出现有星宿名称，而且以其在天空的位置来确定季节和农作。传统的二十八宿体系，很可能在这时已经构成。周人非常注意月相，称月的有光部分为霸（魄）。周人记年月日常提到“初吉”（另有“既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与商代不同。有学者认为这是依月相把一月分划作四个段落。《诗·十月之交》还详记了周幽王六年（前776）的一次日食的月日干支，并涉及其前半个月的一次月食。

　　地理知识也有发展。如《尚书·洛诰》记载成王时建洛邑曾绘有地图；康王时金文宜侯夨簋提到王观看“武王、成王伐商图”和“东国图”，可知不仅有一般地图，还有军事历史地图存在。

　　《诗经》有许多草木虫鱼名称，分类繁细，表明人们对动植物的认识渐趋进步。

　　青铜器的冶铸继承了商代的传统。西周青铜器庞大者如周初的龙纹五耳鼎（陕西淳化史家塬出土）高一百二十二厘米，晚期的胡簋高五十九厘米，在同类器物中都很突出。

　　商代曾经出现的嵌铸陨铁的青铜器，西周也有实例。在河南浚县辛村发现一钺、一戈，属西周早期，都有陨铁制成的刃部，铁刃的基部都特制成一定形状，以确保固定在青铜部分里面。这说明当时对陨铁的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诗经》不少篇描述了西周蚕桑生产的情况。当时丝织品在考古工作中已有发现，并证明《周礼》及金文所谓黹即刺绣的存在。陕西宝鸡茹家庄的西周中期墓葬发现丝织品上有刺绣，带有鲜明的红、黄颜色，据研究，色彩系用硃砂、石黄涂画而成。

　　（李学勤） 
　


    
奚
  　　奚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一。原为东部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或称匈奴别种），北魏时称库莫奚，居地在弱洛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南）、吐护真水（今内蒙古老哈河）流域，东北与契丹为邻。以畜牧射猎为生，冬夏迁徙，居毡帐，环车为营。登国三年（388），被北魏攻掠，后入贡于北魏。隋时略称为奚，分五部（辱纥玉、莫贺弗、契■、木昆、室得），各有首领一人，号俟斤（irkin）。阿会氏最强，诸部皆归之。初臣属突厥，突厥人称之为Tatabi。大业中遣使入隋朝贡。贞观二十二年（648），奚臣属唐朝，唐以其地置饶乐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赐姓李。下置羁縻州九个，亦各以其部落首领为刺史。万岁通天元年（696），与契丹背唐附后突厥。开元三年（715），复来附唐，唐封其首领李大酺为饶乐郡王，复为饶乐都督，隶营州都督府，以宗室甥女辛氏为固安公主，妻之。720年，大酺与契丹战，死。其弟鲁苏继位，袭爵饶乐郡王，唐复以甥女韦氏为东光公主，妻之。726年，改封奉诚郡王。735年，改饶乐都督府为奉诚都督府。奚所属各部并不统一，与唐的关系也背附不常。自唐至德（756～758）之后，河北地区为藩镇所据，双方关系甚为和好，每岁常遣数百人至幽州，亦从中选三五十人至长安朝贡，实际是进行贸易，保持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唐末，奚部势力渐渐衰落，奚之一部西迁妫州（今河北怀来），于是形成“东奚”和“西奚”。与此同时，契丹势力崛起，不断侵掠奚地，俘掠人户。唐天祐三年（906）十一月，奚部被契丹最后征服。

　　辽建国后，仍保存奚为遥里、伯德、奥里、梅只、楚里五部，号“五部奚”，部设节度使监领。天赞二年（923），又收合流散及隐丁组成堕瑰部，合称“六部奚”。辽太祖仍保持奚王名号，在朝中置奚王府。辽太宗时，奚王府设宰相、常衮。辽把战争中掳掠的一部分人口，迁徙到奚地。于是奚六部地也杂有汉人和其他民族。奚王府官职设有奚六部汉军详稳，大约就是管理汉人军队的官员。辽圣宗时，一度废奚王府，又将奥里、堕瑰、梅只三部合而为一，另将二尅各分为部，以足六部之数。奚王牙帐故地在土河（即吐护真水）上游，圣宗于此建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大名城）。

　　辽时奚人一般随契丹后族，以萧为姓。奚族与契丹言语相通。最初从事畜牧业，唐时已有农业耕作。辽代奚人的农、牧、猎、手工业都有较大的发展。据王曾《行程录》记载：奚人既“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从事农业生产，也从事畜牧业，“畜牧牛马橐驼，尤多青羊、黄豕”，还“挈车帐逐水草射猎”，从事畋猎。奚人手工业有矿冶、锻铁、造车、制造兵器、编织荆篱等。

　　辽天祚帝时，女真攻辽。金天辅六年（1122），金兵攻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奚王萧霞末降。不久奚部节度使讹里剌也以本部降金。次年，奚王萧干（回离保）在箭箭山号奚国皇帝，改元天复，分司建官。萧干立国八月，败亡。金太祖完颜旻先后平定了奚族的反抗，以女真贵族挞懒为奚六部军帅，统治奚人。奚部在金朝被编入猛安谋克。其后，逐渐与女真、汉族融合。

　　参考书目

　　杨若薇：《奚族及其历史发展》，《历史教学》1983年第7期。李涵、

　　沈学明：《略论奚族在辽代的发展》，《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北京，1985。

　　（陈述　韩志远） 
　


    
熹平石经
  　　熹平石经

　　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为一字隶书，故又称“一字石经”。汉代立五经于学官，置十四博士。各家经文皆凭所见，并无供传习的官定经本。博士考试亦常因文字异同引起争端，甚至行贿改兰台漆书经字。汉灵帝熹平四年（175），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石碑已毁，北宋以来屡有残石出土。近人马衡汇为《汉石经集存》，存八千余字。考证其源流的有顾炎武《石经考》、万斯同《石经考》和张国淦的《历代石经考》等，可供参考。

　　熹平石经残片拓本

　　（王煦华） 
　


    
徙富民
  　　徙富民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打击地方豪强势力的措施。始于吴元年（1367），终于永乐元年（1403）。所徙富民包括故元官吏、依附张士诚的江浙富家、与“逆党”有关的江南富民等。

　　朱元璋从其青少年时代的亲身经历中，深知豪强富民欺侮贫弱、鱼肉小民的危害。因此，在建立政权过程中，他一方面安抚富者，以换取他们的支持；一方面，也对某些豪凌乡里、作恶多端的富民进行镇压，以使贫者安其生，不致犯上作乱。

　　吴元年，朱元璋平张士诚后，立即令徙苏州富民实濠州（今安徽蚌埠东）。洪武三年（1370），明太祖朱元璋令徙东南富民实临濠（今安徽凤阳）。十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将其中的壮丁发各监局充工匠，余为编户，置京城内外，名曰坊厢。次年徙江南富民十四万于濠州，以李善长管辖；二十四年七月，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实京师；三十年命户部籍浙江等九布政司、直隶、应天十八府州富民田七顷以上者一万四千二百四十三户，以次召见，并徙其家以实京师。明成祖朱棣，继承了这一政策，于永乐元年（1403）八月，选直隶、应天、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布政司三千殷实大户实北京，附籍京师、宛平、大兴；设厢管理，称厢户或厢民。宣德以来，所徙之民逃亡日多，故屡有对逃亡故绝者行原籍勾摄佥补之令。弘治时为免于勾解佥补之扰，规定对在逃富户不必佥解，每年每户需纳银五两助役，后改为三两，嘉靖时又改为二两。

　　明初迁徙富民，严重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被迁徙的富民，或被籍没诛戮；或被剥夺财富，以自力屯种为生；或寄籍京师，沦为厢民，失去原来的政治、社会地位。故当时三吴巨姓富家，或徙或死，声销影灭，从而对巩固和加强朱明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起了重要作用。

　　（李广廉） 
　


    
黠戛斯
  　　黠戛斯

　　（Q&iuml;rq&iuml;z，KirΥiz）唐代西北民族名。地处回纥西北三千里，约当今叶尼塞河上游。汉作鬲昆，又作隔昆，或坚昆；南北朝至隋作护骨，或结骨、契骨、纥骨；8世纪中叶鄂尔浑突厥文碑作Q&iuml;rq&iuml;z，唐朝通用的汉译名是黠戛斯，或纥扢斯。

　　唐初，黠戛斯属薛延陀汗国。632年，唐朝发使聘问。648年，其首领失钵屈阿栈入唐，唐以其部为坚昆都督府，任失钵屈阿栈为都督，隶燕然都护府。后黠戛斯被回绝打败，为回纥属部。9世纪30年代末，回鹘汗国内乱，不久，黠戛斯发兵攻灭之。回鹘部众分数支南下和西徙。黠戛斯追击西迁回鹘部众，曾一度占领安西与北庭，但不久退出。此时黠戛斯可汗牙帐由睹满山（又作贪漫山，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萨彦岭）之北迁到睹满山之南；南邻吐蕃，西南连葛逻禄。吐蕃之通葛逻禄，畏惧回鹘抄掠，往往需借黠戛斯护送。845年，唐曾册立黠戛斯可汗为宗英雄武诚明可汗。

　　黠戛斯人赤发皙面；也有黑发之人，传说为汉代李陵之后。主要从事游牧，兼营渔猎，也有少量的农业。信仰萨满教，称为“甘”。使用类似北欧的鲁尼字母拼写的文字，这种文字一直流传到其东南邻族突厥与回鹘。已有贫富分化，出现了阶级的对立，但仍保持着相当浓厚的原始社会的残余。

　　黠戛斯在契丹兴起并据有漠北时，称辖戛斯，辽朝在其地设有辖戛斯大王府。宋代称之为黠戛司，但对其情况却不甚了了。金代称之为纥里迄斯，蒙古人称之为吉利吉斯，清代随着准噶尔人的叫法称之为布鲁特。阿拉伯文、波斯文史料也有关于他们的记载。

　　关于黠戛斯从叶尼塞河流域南迁到天山地区的过程，现仍无准确翔实的叙述。大致说来，西辽的西迁和13世纪蒙古的西征都影响到黠戛斯，促成部分黠戛斯人南迁。15世纪以后，黠戛斯人被准噶尔人驱逐出七河流域（巴尔喀什湖以东，伊犁河等七条河流流程区域），迁到苏联中亚费尔干纳一带。18世纪中叶，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分黠戛斯返回七河流域故居。

　　参考书目

　　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北京，1958。

　　（郭平梁） 
　


    
夏
  　　夏

　　中国古代的第一个朝代。根据文献记载和古代传说，随着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组织的逐渐解体，聚居在中原地区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夏部族，通过与周围地区其他部族联盟的形式，首先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代王朝，史称夏。其统治时间约从公元前23或前22世纪（一说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7世纪，近五百年左右。夏代的世系，从夏禹建国到夏桀被商汤所灭。共传十四世，十七王。

　　夏代的主要活动区域及其遗迹 夏部族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大致西起今河南省西部（豫西）与山西省南部（晋南），东至河南省与山东省交界处，北入河北省、南接湖北省。这一区域的中心是中岳嵩山及其周围的伊、洛水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水与汝水上游地区。嵩山古名崇山。先秦与汉代及以后的人们，在考证和追述夏人的活动区域时，多将其与崇山及周围地区相联系。如称夏禹为“崇禹”；禹的父亲鲧称为“崇伯鲧”。在现今河南豫西地区还有一些关于夏代都城遗址或其他遗址所在地望的文献记载与传说。如有“禹都阳城”（今登封告成镇附近），“启都阳翟”（今禹县境内），太康、羿、桀所居之斟鄩（今巩县境内），“帝杼居原”（今济源县境内），等等。其中多数是可信的。故有关夏代文献记载与传说的地望，应是研究夏代的重要依据之一。

　　夏代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图

　　近年来，为探索夏文化，在河南豫西地区进行了一些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在东周和汉代阳城之西约半公里处的“王城岗”（今登封县告成镇附近），发掘出两座东西并列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夯土城垣遗址。在城内已发掘出和城墙同时期的大型房屋夯土基础，以及基础下面填埋有殉人的奠基坑、窖穴与城门等遗迹。根据两个城垣的部分城墙曾被龙山文化晚期窖穴挖破的地层关系，证明这两个城的修筑时代，应是略早于龙山文化晚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另从城内奠基坑和窖穴中出土木炭的碳14测定年代看，约在公元前23至前20世纪之间的夏代早期纪年之内。而且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正与文献记载及传说中的夏代阳城所在地望吻合。此外，凡是与夏代都城遗址所在地望有关的地方，都发现有豫西龙山文化中期、晚期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恐非偶然巧合。河南境内的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很可能与夏文化有关。

　　另据文献记载和传说，山西晋南的汾、浍水流域，也是夏族祖先活动过的重要区域之一。夏王朝建国后也曾迁都于此。因而后人在考证中，多把汾水以东的今翼城附近称为“夏墟”。据《世本》，“夏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晋南与夏代传说有关的地方，也调查发现和发掘了许多处龙山文化中晚期和相当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址。因此，山西南部地区的龙山文化中晚期，也应与夏文化密切相关。

　　夏代王权的变革　据文献记载与传说，在夏王朝建立之前，曾出现过夏部族与周围其他部族之间争夺联盟首领的频繁战争。由于禹治水有功和发展农业生产，夏部族势力增强，博得了各部族首领的支持，从而顺利地得到了部族联盟首领的地位。禹对三苗的战争又取得胜利，将其驱赶到今湖北西北与河南交界处的丹江与汉水流域，进一步巩固了王权。夷、夏诸族首领完全臣服于夏王朝的统治，成为维护王权的世袭贵族。所谓“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正是后人追述夏王朝建立统治地位的情景。

　　夏禹死，其子启继王位。这种废“禅让”而实行父传子的王位继承方式，引起了夏朝争夺王位的激烈斗争。东方偃姓集团首领伯益，首先起而反对夏启占居王位，结果伯益被杀。西方的同姓邦国有扈氏（传说在今陕西户县一带）也曾起兵，启亲率大军进行讨伐。启与有扈氏战于甘，有扈氏战败而被“剿绝”。夏启经过巩固王位的激烈斗争，确立了王位世袭制。于是众多邦国首领都到阳翟朝会，启在钧台（今河南禹县境内）举行宴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钧台之享”。但启居王位后，对本部族和邦国进行阶级压迫与剥削，过着奢侈腐化生活。《墨子》称启“好酒耽乐”，《楚辞·离骚》也说启“娱以自纵”。

　　夏启死后，子太康继立。太康更加追求奢侈淫乐的生活，于是在夏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先发生太康兄弟五人争夺王位的斗争，后出现武观叛乱，虽被平息，但夏王朝统治力量已经削弱。

　　太康死后，子仲康立。仲康死后，子相立。这时东夷族中势力比较强大的有穷氏首领后羿，趁夏王朝内部的王权之争，攻入夏都，“因夏民以代夏政”，夺取了王位。但善射的后羿恃其武力而不修民事，终日以田猎为乐。不久后羿被他的亲信东夷族伯明氏成员寒浞所杀。寒浞又命其子浇灭夏的同姓斟灌与斟鄩，杀掉了夏后相。夏后相妻逃回母家有仍氏（今山东金乡境），生下遗腹子少康。少康长大后作了有虞氏（今河南虞城）庖正。有虞君主虞思以二女为少康妻，并封之以纶。当时少康“有田一成，众一旅”，积极争取夏众与夏民，志在复国。他在斟灌与斟鄩余众的协助下，灭掉了寒浞及其子浇。少康又命其子杼灭掉了■，从而结束了后羿与寒浞四十年左右的统治，恢复了夏王朝的政权。

　　少康死后，子杼立。他重视发展武装和制造兵甲。杼执政后曾“征于东海”，东夷诸族都臣服于夏，受其爵命。夏代中兴局面得以形成。夏人对杼十分尊崇，他死后，曾举行隆重的“报祭”。夏王朝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中兴稳定局面，到十四王孔甲时，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国语·周语》也说：“孔甲乱夏，四世而陨。”所以从孔甲经皋

　　夏代世系表

　　与发，直到履癸（即夏桀）内乱不止。夏桀是一个暴君。不用贤良，不忧恤于民，“百姓弗堪”。后商汤在伐桀誓词中，提到当时人民咒骂夏桀的话为：“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表明人民对夏桀之痛恨。故汤起兵伐桀时，桀众叛亲离，身死而国亡。

　　夏王朝的统治与剥削　夏王朝为了加强和巩固统治，除建立了由六卿统领的国家统治机构和军队外，还修筑城郭以保卫王室贵族。同时制定刑法，修筑监狱，以镇压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即所谓“夏有乱政，而作禹刑”。禹刑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刑法。另据《尚书·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是说夏禹在征伐三苗时，由于苗民的反抗而制定了残酷镇压的刑法。

　　夏代奴隶数量较多，奴隶来源有二，一是战俘，二是破产或罪没的平民。时奴隶或称牧竖，或称臣妾。如夏启击败有扈氏后，就罚他作“牧竖”（即放牧奴隶）。但也有人认为当时的啬夫、庶人、众亦为奴隶，尚有待进一步研究。

　　夏代的王室贵族对奴隶不仅强迫他们劳动，而且还任意杀戮。奴隶往往用于人殉人祭。如在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内的发掘中，就曾发现有用奴隶“奠基”的情况，在城堡内中部和西南的夯土基址下面，已发掘出十余个“奠基坑”。坑内的夯土层之间，皆填埋有一些成年人和儿童的骨架，其中一个坑内填埋的人骨架，少者二三具，多者六七具。另在河南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中，也发现有一些掷埋的人骨，其中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全躯肢解，有的弃置于灰坑之中，这些非正常埋葬现象与阶级压迫和奴隶制不无关系。

　　夏代王室贵族对一般平民亦加盘剥。如《孟子·滕文公篇》说：“夏后氏五十而贡”，可能指的是平民向贵族纳贡（见贡、助、彻）。此外，其他各部族也要定期向夏王纳贡，即《左传》所说的，“禹贡九州”，和“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

　　农业从很早的古代起，聚居在黄河两岸的夏部族，就已经以农业生产作为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到了夏代，农业有了明显的进步。水利是农业的基础。鲧和禹曾相继治水，其治水区域大致在当时夏部族聚居的中原地区，即今河南省和山西省南部。有人认为主要在今伊、洛河流域、济水流域和颍、汝河上游，以及山西省晋南的汾水和浍水流域。禹治水以导为主，依据地势高低排除积水和疏浚滞淤，使原来的沼泽“渥地”改变成“桑土”良田。结合河南豫西地区的考古发掘材料看，原始氏族社会末期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早期的人们聚落遗址，还多分布在浅山区和丘陵地区河谷两岸的台地上，而龙山文化中期与晚期的聚落遗址，不但数量较前显著增多，而且在靠近河岸两侧地势比较低的地带，特别是在河南豫东大平原地区，也多有分布。这很可能和禹治理水患，使农业生产发展有关。《论语·太伯》说禹“尽力乎沟洫”，《国语·周语下》“嘉祉殷富生物”和“养物丰民人”，都是追述夏禹的治水，不仅减少了洪水泛滥的灾害，而且又引水灌溉农田，使夏代的农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的发展，为巩固夏王朝的统治，奠定了物质基础。

　　夏代农业生产工具以木石工具为主，兼有一部分骨器与蚌器。出土的石制农业生产工具中，石铲和石刀的数量为多。石铲皆为扁长方形，多在中部钻有一个或两个圆孔。这种带孔石铲安上直柄可作掘地翻土的石锸，绑在前端带有钩状的木柄上，就可作为松地锄草的石锄。锄耕用于农业生产，无疑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的重大变革与改进。用于收割农作物使用的工具中，以石刀数量最多，石刀较以前的改进之处也是在石刀中部钻出一个或两个系绑木柄用的圆孔。工具的改进，使夏代的农业生产得到明显的提高。

　　河南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出土的陶器中，有较多制作精致的斝、鬶、盉、觚、杯、小壶等酒器。文献中也多有贵族饮酒成风的记载。酒在中国古代向来都是用谷物酿造的。只有在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与提高的基础上，才能用剩余的谷物进行酿酒。

　　在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有些草拌泥中夹杂有黍壳和稻壳的遗存，说明夏代已有黍和稻等粮食作物。

　　手工业随着夏代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生产部门的分工，烧制陶器，琢磨石器，制作骨器、蚌器，冶铸青铜器和制作木器等各种手工业，也有了新的发展和分工。

　　在烧制陶器方面，当时不仅广泛使用了快轮制造技术，而且在烧造方法上，又多采用陶器出窑前的施水法，使陶器多呈灰黑色、灰色或黑色，且又质地坚硬。陶器表面除多施用篮纹、方格纹与绳纹等装饰外，还有精美而细致的指甲纹、羽毛纹、划纹、圆圈纹和镂刻等装饰。器形品种如炊器、饮器、食器和盛储器等达三十多种。特别是有些造型美观，制作精湛，胎质细腻、薄如蛋壳、器表漆黑发亮的磨光黑陶器，只有具备烧陶丰富经验和高超技术的人才能烧制出来，故制陶业大概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在石器制造方面，以钻孔石铲与石刀为主。各种石器磨制精致，几乎没有钻孔损毁或重钻的现象，表明制作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少数靠近山区的遗址中，有较多的石器成品出土。而在远离山区的地方半成品和打下来的石片则不多见。说明这些地方出土的石器都是由制造石器的地方交换而来；还说明当时石器的专门加工和交换已经出现。

　　陶折腹盆　河南登封王城岗遣址出土

　　陶罐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

　　在文献中，有夏代冶铸青铜器记载。如“禹铸九鼎”和夏后启命人在昆吾铸鼎，出土的铸造铜器的遗存可以为证。如在临汝县煤山龙山文化中晚期遣址中，出土了炼铜坩埚残块，其中最大的一块长5.3、宽4.1、厚2厘米，上面保存有六层冶铜痕迹。郑州牛砦龙山文化晚期遗址中，也出土过一块炼铜坩埚残块，残块上还粘附有铜碴与铜锈，经化验是属于铜锡合金的青铜遗存。特别是1980年在登封王城岗的发掘中，出土了一件青铜残片，残宽约6.5、残高约5.7、壁厚约0.2厘米，经化验是包含有锡、铅、铜合金的青铜。其器形有可能是青铜鬶，有些学者认为，夏代已经铸造铜器，并进入了青铜时代。

　　青铜器残片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

　　此外，制造木器、玉器、骨器和蚌器，以及纺织和酿酒等，在夏代都可能已成为独立的手工业生产部门。

　　文化艺术夏代在承袭前人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天文历法有了新的发展与提高。如《左传》所引《夏书》中的“辰不集于房”，就是记录当时发生在房宿位置上的一次日食。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日食记录。又如《竹书纪年》中记载夏桀时“夜中星陨如雨”，也是世界上最早流星雨的记录。当时已经使用传统的干支纪日法。如在夏王朝后期的诸王中，胤甲（廑）、孔甲和履癸（桀）等都是用日干为名。夏代的历法，依据北斗星的旋转确定月份，并把斗柄的正月定为岁首，比较正确地反映了天象。孔子说“行夏之时”。《大戴礼记》保存的《夏小正》等，就是流传下来的“夏时”。

　　夏代的文字在目前的发掘材料中尚不多见。只是在部分陶器或陶片上，发现有刻划的陶文记号。在偃师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都还没有发现甲骨文，所以目前尚无可靠材料证明夏代就有甲骨文。

　　夏代的有些陶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胎薄似“蛋壳”的磨光黑陶器，不但造型秀丽、制作精湛和器表黑亮，而且在器表还刻有精细美观的划纹与镂孔。禹县瓦店遗址出土的一件红陶盉、盉盖有展翅的凤，凤头昂起、双目前视、羽毛密集、刻划精细而逼真。登封程窑龙山文化中晚期遗址出土的一件黑陶残瓮，在瓮的磨光肩部，用小圆状物饰印出类似兽面纹的图案装饰。登封王城岗出土的一件残陶瓮，在黑亮的肩部，用朱红绘制出很醒目的成排圆点，有人认为是太阳纹，均为罕见的艺术珍品。

　　近年来在河南禹县闫砦和山西翼城陶寺的龙山文化遗址中，都发现有制作精致、作折角形的石磐，折角处有悬挂的圆孔。乐器的出现，说明夏代文化艺术已进至较高水平。

　　（安金槐） 
　


    
夏
  　　夏

　　十六国之一。匈奴铁弗部赫连勃勃所建。都统万（今内蒙古乌审旗南白城子）。盛时有今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和甘肃一部。历三主，共二十五年（参见926页后秦魏南凉北凉南燕西凉夏西秦北燕图）。

　　391年勃勃父刘卫辰被北魏攻杀，勃勃投奔后秦。后秦主姚兴以勃勃为安北将军、五原公，配以五部鲜卑及杂虏两万余落，镇朔方（今陕西延安）。407年勃勃袭杀后秦高平公没奕于，众至数万；六月，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国号大夏。夏国初建，不立都城，流动袭击，消灭后秦有生力量；413年始发民十万筑统万城为都。417年东晋大将刘裕北伐灭后秦，留子义真守长安。次年，勃勃攻下长安，即皇帝位，并追歼义真所率晋军。425年八月，勃勃死，子昌继位。426年北魏攻占长安，次年又攻统万，昌战败逃往上邽（今甘肃天水）。428年四月北魏攻克上邽，俘赫连昌；昌弟赫连定率余众数万至平凉（今甘肃平凉西南）称帝，继续与北魏作战。431年定击灭西秦，掳其民十余万口欲渡黄河西去，六月渡河时遭北魏属国吐谷浑袭击，定被俘，夏亡。

　　陕西靖边统万城遗址

　　永隆瓦当　陕西靖边统万城遗址采集

　　夏国的统治者凭借武力，经常强徙被征服地区的各族人民于统万及各军事重镇。境内不立郡县，只设城堡、军镇，实行军营统户制，城镇所属户口即是军营所统户

　　世系表

　　口。赫连勃勃以残暴著名，为筑统万城和制造兵器，杀死无数民工和数千工匠。对外连年战争，穷兵黩武，以掠夺人口和财富。

　　（鲁才全） 
　


    
夏言
  　　夏言

　　（1482～1548）明嘉靖时大臣。字公谨，号桂州。江西贵溪人。正德十二年（1517）进士，授行人，后擢兵科给事中。嘉靖二年（1523），出按皇庄，力主归还侵民之产，禁止勋戚受献庄田，颇得帝赞许，屡迁兵科都给事中。九年进吏科都给事中，以赞四郊礼，兼所撰青词最当明世宗朱厚熄意，授四品服，许凡事直陈；九月进侍讲学士，直经筵日讲。十年晋少詹事兼翰林学士；七月擢礼部右侍郎，兼学士署翰林院事，寻进礼部尚书。十五年又加少保、少傅、太子太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预机务。十七年为内阁首辅。十八年加少师，特进光禄大夫、上柱国。二十一年七月革职闲住。他为人颇自负，遭忌于张孚敬、严嵩等，严嵩入阁后，尽去夏言亲党。后因世宗微觉严嵩横恣，于二十四年九月复以夏言入阁，居嵩之上。因斥退严嵩之党，遭嵩忌恨。二十五年，陕西总督曾锐上疏请复河套，言大力支持，世宗初亦曾默许。后世宗中途变计，责言强君胁众，并以言不着所赐道士服为不逊。严嵩窥言已失帝宠，遂藉复河套事劾言专恣。世宗于二十七年正月夺言俸，命以尚书致仕。嵩又乘势讦言怨望，以激帝怒，十月夏言被杀。言以经邦济世之才自许，虽以骄蹇见忤，然所为多持正。他死后，无人再敢议复河套之事。隆庆初，复故官，谥文敏，赐祭葬。

　　（王其榘） 
　


    
夏原吉
  　　夏原吉

　　（1367～1430）　 明朝大臣。字维哲。江西德兴人，幼年随父定居湘阴。早孤。后以乡荐入太学，选入禁中书制诰，以端谨为明太祖朱元璋所重，授户部主事。建文元年（1399），升户部右侍郎。次年，为采访使，巡视福建。所至郡邑，核吏治，咨民隐，人皆悦服。久之，移驻蕲州（今湖北蕲春南）。明成祖即位初，转户部左侍郎，进尚书，与吏部尚书蹇义等详定赋役等制。永乐元年（1403），奉命疏浚吴淞江，布衣徒步，日夜经划，次年工毕，苏、松农田大利。三年，户部尚书郁新卒，召还掌部事。原吉以理财见长。初理部事，首请裁冗食，干赋役，严盐法、钱钞之禁。又清仓场、广屯种，以给边利民，且便商贾。时兵革初定，为封赏功臣、分封诸蕃、建北京宫殿、增设武卫百司等，钱粮转输以亿计，他均悉心计应之，国用不绌。具有雅量，同列有善，即采纳之。七年，随成祖北巡，兼摄行在礼部、兵部、都察院事。此后，长期留辅皇太孙于北京。总行在九卿事。十九年，以边储空虚、内外俱疲，反对成祖继续北征，出理开平粮贮，寻下狱。仁宗即位后复官。进少保，兼太子少傅、尚书。宣祖即位后，以旧辅益亲重。宣德元年（1426），高煦之乱发，力请宣宗亲征平叛。三年，以年高辍部务，专与阁臣参决重大政务。五年卒。赠太师。仁、宣之世，与吏部尚书蹇义、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同心辅政，为二帝所倚重。史称其为官尤持大体，有古大臣风。有《夏忠靖集》六卷并附录一卷传世。

　　（许大龄） 
　


    
先秦兵制
  　　先秦兵制

　　先秦是中国军事制度建立和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军事制度的内容可分作军事训练、军事组织和士兵种类等方面。

　　军事训练当时的士兵主要为统治族姓的族众，称为众人或国人。其接受训练的年龄约为二十到六十岁。负责军事训练的军官是司马，下有戎右、御戎、乘马御。军事训练常通过四时田猎进行。春天的称蒐，夏天的称苗，秋天的称狝，冬天的称狩，都在农闲时进行。

　　军事训练的内容分为军事动作和使用兵器技能等。属于前者的有列队动作、单兵动作以及投石、超距，即投掷、超越障碍等动作。属于后者的是对弓矢、殳、矛、戈、戟五种兵器使用的教练。

　　军事组织根据传说和甲骨文可知，夏、商时期军队组织有旅、师的建制。西周时，王室军队最大的编制为师。有西六师、殷八师、成周八师。（一说成周八师即殷八师），合计为二十二个师（或为十四个师），五万五千人（或三万五千人）。

　　春秋时，军事编制扩大，出现了军。各侯国基本上都是三军建制。三军中每军为一万人（一说为一万二千五百人），共三万人。每军置一军将（后称为将军）。二千五百人为师，有师帅；五百人为旅，有旅帅；百人为卒，有卒长；二十五人为两，有两司马；五人为伍，有伍长。军将为卿爵，师帅为中大夫，旅帅为下大夫，卒长为上士，两司马为中士。中军主帅为司马或元帅，统帅、指挥三军。中军为主力，其他两军协同中军作战。

　　当时的战争多列阵而战。阵形布局能否适应敌对双方战争需要，对于战争的胜负起重大作用。先秦时军队列阵情况缺乏确切的记载，难以详知。20世纪70年代初期，秦始皇陵东侧发现的兵马俑坑，共为四个。一号坑为右军，二号坑为左军，三号坑为军幕，一个未建成的坑当为中军。其中，右军是以战车、步兵相间，以步兵为主。明显地分出前锋、后卫、主体、侧翼的布置。左军有弩兵、车兵、骑兵、步兵，是一个多兵种联合编组。作为统帅部的军幕，有战车一辆和几十名手执殳的护卫武士。中军坑未建成，其组织状况，无从得知。总之，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发现，不仅可了解秦代三军的基本布局，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战国时各国三军的配置状况。

　　春秋战国之际，一些国家出于军事上的需要，用不同颜色的旗帜和衣服作为三军及其士兵的标志。《尉缭子·经卒令》记中、左、右军各用黄、苍、白等色旗帜，士兵所戴羽毛也与其所在之军的旗帜颜色一致。至战国初期，又于军队旗帜书写军将姓名。

　　战国时期，还用士兵佩带徽章的不同颜色和部位，来表示其所在行列的位置。队列属于第一至五行的士卒，依次佩带苍、赤、黄、白、黑等五种徽章；队列在前面五个五行的士兵，分别在身体不同位置佩带写有本人姓名、爵等的徽章。失掉徽章的要诛杀。齐宣王时，军将章子曾改变齐军徽章，使齐军混杂在秦军中取胜。

　　不同兵种的士兵装束也各有所异。秦的车兵俑身着重甲。步兵俑身穿短褐或披铠甲，勒带、束发、腿扎行滕（即裹腿）；或缚絮衣，足登方口齐头履或单梁长靴。骑兵俑头带介帻（圆形压发小帽），身穿短甲，足登长靴。

　　士兵种类先秦时期，士兵可分为车兵、徒兵、骑兵与舟师几类。

　　车兵，车上的武士。相传在夏代就已出现。殷代也有实用战车的考古发现。西周时，车兵和战车增多。周宣王伐荆楚，一次就出动兵车三千乘，其车兵约为九千人。春秋时，各侯国兵车已合计二三万乘，车兵数十万，车战发展到了顶点。

　　车战时代，如何将士兵与战车组织起来进行战争，大致有两种记载。《司马法》佚文一条记为“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中甲士三人在车上，立左边的用弓箭，立右边的用矛，居中的驭马，其余甲士七人在车旁随行。徒兵十五人，则在车后。同书另一条则说，井田一甸六十四井的地区应出兵车一乘、士兵共七十五人，以及一定数量的军事装备等物。对于这两种记载有不同的解释。一种意见认为前者为周代实战编制，后者为征收军赋制度。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前、后两者均为实战编制，士兵人数多少的差别是西周、春秋时期发展造成的。但从秦代兵俑第二号坑（左军）中，战车后的步兵一般为八人，少数为二十八人，极少数为三十二人来看，以上两说中，前一种看法接近事实，似可信从。战国虽以徒兵作战为主，但并不完全排斥车兵与车战。当时一些国家仍有少数车兵和战车。

　　徒兵，徒步士兵。就其发展状况，可分作隶属徒兵和建制徒兵两个阶段。前阶段为夏、商、西周，后阶段为战国。春秋则是由前者向后者转变的时期，但更多具有前一阶段的特点。

　　处于车战时代的西周、春秋，计算兵力多少常以车乘数为单位。其中虽包括徒兵，但不计其数。徒兵仍隶属于车乘。春秋时，逐渐使用建制徒兵作战。首先使用徒兵独立作战的是戎人。其后，中原的郑国、晋国也曾使用徒兵作战，但仅是临时性措施，车兵仍是军队的主要兵种。

　　战国时期，徒卒作为独立的兵种出现。出兵作战，士卒往往多达十万到数十万。战国中、晚期，秦、楚有兵百万，韩、赵、齐、燕、魏等国各有兵二三十万至数十万，合计七国士兵当在三百万人以上。这时计算兵力不用车乘数，而采用士兵人数，可见徒兵已成为当时主要的兵种。弩兵是属于徒兵的新兵种。弩最先出现在春秋末期的楚、吴、越等国。到战国初、中期，已普遍使用。魏国军队配备有十二石重的弩。韩国以有“强弓劲弩”驰名于世。

　　骑兵，骑马的士兵。关于它的出现时间有不同的看法。一种意见是商代可能就有骑兵；可是另一种意见认为，骑兵出现在春秋战国之际，并与车兵混编。如晋执政卿智伯要围攻赵，赵襄子派延陵生带兵车和骑兵先到晋阳设防。此后，骑兵得到发展。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命令军队采用胡人服饰，改穿短装，束皮带，用带钩，穿皮靴，训练在马上射箭的技能。后五年，又再次命令将军、大夫、嫡子和代地官吏皆衣貉服，进一步推广胡服骑射。与此同时，别的国家也建立了骑兵部队，从五千骑、万骑不等，用于配合步、车兵作战。秦俑第一号坑中，无骑兵俑；第二号坑为步、弩、车、骑四个兵种混编队列，其中只有一百一十六个骑兵俑。可见骑兵占少数。骑兵或用作奇袭、冲锋，或用来对付擅长骑射的戎狄。

　　骑兵随战地的不同，编组也各异。平原之地，五骑为一列；险阻之地，三十骑、六十骑为一组。秦俑第二坑的骑俑是四骑为一组，十二骑为一列，八列（九十六骑）和六乘战车组成长方形骑兵阵。

　　舟师，指舟船运载的军队。它先后为南方一些侯国如吴、楚所使用，但仅用于运兵，不直接投入战斗。后秦国为统一全国，亦建立舟师。秦舟船较大，一艘船能载五十人和三月粮食，日行三百余里。公元前280年，秦将司马错伐楚，率十万军队，乘船万艘，载米六百斛，沿长江而下，声势颇为浩大。

　　战国时期，军队分工细致，据《六韬·王翼》记，军中除主帅外，有腹心（管计谋）、谋士、天文（主观察星象气候）、地利（主了解地形）、兵法、通粮、奋威（主选择有才力者）、伏旗鼓（主出奇兵）、股肱（司军事工程）、通材（司对外联络）、权士（司奇计）、耳目（司谍报）、爪牙（任鼓动）、羽翼（任对外宣传）、游士（任间谍）、术士（用迷信术鼓动士气）、方士（任医疗）、法算（任会计）等专业人员。

　　（应永深） 
　


    
先秦朝聘
  　　先秦朝聘

　　朝是侯国君主朝见周王；聘是侯国间有事故，彼此派遣卿大夫存问。朝见或聘问有一定仪式。朝、聘者进见受朝、聘者时，要献送表明自己身分的珪璋，为“执玉”。受朝聘者则先“辞玉”，后“受玉”，再“还玉”。其间使臣还要向受朝、聘国献送车马和方物；受朝、聘者对来朝、聘者馈赠腊肉、牲畜和刍米等物，以示答谢。

　　按照周代礼制规定，诸侯国君主要定期朝见周王，向他报告治理侯国的政绩，并献奉财物（即职贡），否则要受到贬爵、削地、讨伐等处罚。朝见表明诸侯对周王具有政治上的臣属或从属及经济上的贡物关系。

　　春秋时，诸侯国君主朝见周王的事例已不多见。鲁国君主朝见周王仅有两次，齐桓公一生未朝周王。随着周天子地位下降，一些诸侯国成为霸君。他们在礼制上虽无受朝见的权力，但却凭借霸主地位迫使中、小侯国与其形成主从关系。昔日侯国的聘问，事实上已转化为“朝见”。当时，中、小侯国君主“聘问”霸君的事实很多。公元前545年，齐、陈、蔡、北燕、胡、沈等六国君曾共同“聘问”晋平公。鲁君“聘问”晋君有十二次，“聘问”楚君一次。同时中等侯国鲁国的君主，又先后受到滕、纪、杞、邾、小邾、曹、郯、薛、榖、鄫、邓等小国君主的多次“聘问”。可见当时“聘问”已成为多层次的“朝见”关系。

　　侯国间的聘问，有的属于诸侯国间的友好往来。但中、小侯国对霸主国的聘问，更多地表现为政治经济上的不平等关系。例如鲁国、郑国使臣相继“聘问”晋国，献送不绝。名为聘问，实为献奉。

　　（应永深） 
　


    
先秦的禄
  　　先秦的禄

　　春秋以前的禄以田邑为主，战国时以实物为主。夏商贵族食禄制度缺乏记载，难以详悉。不过他们各有一定数量土地，食土地收入是肯定的。西周、春秋时，周王室有土地方千里。诸侯、卿、大夫、士亦各以等级占有土地。春秋时“大国之师，一旅之田”。一旅为五百人，每人耕田百亩，卿的禄田约为五万亩。《孟子·万章下》有“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的说法，实际情况大概不可能这样整齐。除无限期占有土地之外，商周贵族还往往获得定期占有土地的权益。例如商代小臣缶铭文说：“王易（锡）小臣缶湡积五年。”是商王赏小臣缶收取湡地禾稼，其时间以五年为限。

　　春秋时，由于赋税制度的变化，逐渐实行谷禄制。如孔子为鲁司寇，有“奉（俸）粟六万”，后来到卫国作官，亦有俸粟六万。至战国，各侯国普遍施行谷禄制。魏文侯以魏成子为相国，“食禄千钟”。燕王哙让位给相国子之，命令将有三百石以上官俸的官吏的官印交给子之，由他委派官吏。秦国的官俸有五十石、一百石以至五百石、六百石以上等级别。楚国用“担”来计算官禄，至有“禄万担”者。

　　战国时期，王室勋贵，除任官职有俸禄外，还有封邑；国王王后的宠幸，有的也有封邑。齐国孟尝君任相国，继承其父封地，“封万户于薛”。吕不韦于秦庄襄王元年为丞相，封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还“食蓝田十二县”。楚顷襄王的宠臣有川侯、夏侯、鄢陵君、寿陵君。秦庄襄王王后封嫪毐为长信侯，赐与山阳地，又以河西（今陕西、山西间黄河南段以西地）；太原郡（今山西中部地）为毐国。但这时的封君，一般只食封邑租税，不得占有土地人民，封君制为分封制形式的残留。

　　先秦时为官府服务者只受廪食的待遇。如医者按治疗效果领取不等的食粮。乐工及百工亦有廪食。

　　（应永深） 
　


    
先秦会盟
  　　先秦会盟

　　西周时周天子约见诸侯和春秋时天子、诸侯、大夫间的约会及相互间的结盟。

　　西周中期，穆王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见诸侯，称涂山之会。春秋初中期，政权由周王下移到诸侯，侯国间有事，君主共商。如前561年，齐桓公和鲁、卫等六国君主在葵丘（今河南考城东南）相会，订立巩固嫡子嫡妻制和发展侯国间经济关系的文约。春秋晚期，一些侯国出现大夫专政，某些侯国间会议以大夫主持。如前517年，晋赵鞅等九国大夫在黄父（今山西泌水西北）进行商议，结果次年将周王子朝赶出王城，送敬王回王都。

　　西周晚期至春秋，常通过盟誓来调整和巩固贵族内部等级关系。盟誓有一定仪式：盟誓人先凿地为坎（穴），以牛羊或马为牺牲杀于其上，割牲左耳以盘盛之，取其血以敦盛之。读盟书（古称载书）以告神灵，然后参加盟誓者歃（饮）血。歃血毕，加盟约正本于牺牲上，埋入坎中，副本则归与盟者收藏。

　　西周末期，周幽王召集诸侯在太室（今河南登封嵩山）结盟，称太室之盟，为周王与诸侯盟誓之例。春秋时期有多种盟誓：①侯国间盟誓。有君主间结盟，如前632年，齐、鲁等九国君主参加的确认晋文公霸主地位的践土之盟；有大夫间结盟，如前546年晋、楚等国大夫在宋国签订弭兵盟约。②君主与大夫盟誓。如前543年，郑大夫伯有之乱，简公与大夫结盟于始封君桓公之庙。③侯国内大夫间盟誓。如前548年，齐大夫崔杼杀庄公，与大夫结盟于始封君太公之庙。④大夫宗族内盟誓。

　　（应永深） 
　


    
先秦力役
  　　先秦力役

　　先秦时期征发众庶所服的无偿劳役。力役一名最早见于《孟子·尽心下》的“力役之征”。其范围甚广，包括筑城修路、开河作堤、运输物资等大规模劳役，还有田猎、逐寇、伺捕盗贼、丧葬、祭祀等杂役。

　　综合先秦的文献记载，力役之法有以下规定：①人数：一家有七人则三人服役，六人则两家五人服役，五人则两人服役。大规模征发力役时，每家只征一人，其他人为余夫（预备役）。田猎、逐寇、伺捕盗贼时，则凡属服役的人要全部出动。②年龄：“国人”自二十岁至六十岁，“野人”自十五岁至六十五岁。五十岁就可不服力役。③日数：“用民之力，岁不过三日。”但力役的日数也因年岁的丰歉而定。丰年三日，中年两日，无（荒）年一日，凶（灾荒）札（瘟疫）之年无力役。④免役：《周礼，地官·乡大夫》说：“国中贵者、贤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免役）。”

　　（王煦华） 
　


    
先秦刑法
  　　先秦刑法

　　先秦时期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

　　相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建立之前，即虞舜时已有刑法。皋陶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夏代的刑法，称做“禹刑”。所谓“禹刑”即夏代法律的总称，不一定是禹时制定的。古书记载：“夏后肉辟三千”、“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夏刑三千条”等等，恐系后人揣测，未足凭信。为了加强刑法的威慑力量，夏代统治者常以“天”的名义实行惩罚，所谓“天讨”、“天罚”。当时刑罚较严酷，动辄即“诛”、“杀”或罚为奴隶。例如，对于不服从军令、拒绝作战的人，不仅惩罚本人，而且戮及妻、子。

　　商代的刑法较夏代有新的发展。《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政，而作汤刑。”汤是商朝的建立者，“汤刑”指有商一代的法律，或因最初制定于汤时，故以汤为名。由于商代法律已初具规模，以至于周朝建国之初还强调沿用殷法统治商族遗民，即刑罚断狱要用殷之常法。

　　商统治者对于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处刑极重。从殷墟甲骨文看，商代似已有墨、劓、剕（刖）、宫、大辟等五刑。

　　墨，又名黥，即刻刺肌肤，填墨。有人认为甲骨文“妾”、“童”等字所从的“■”就象墨刑所用的刑具。

　　劓，即割鼻。甲骨文有“■”字。“自”本象鼻形，“■”从自从刀，象征割鼻之意。

　　剕（刖），即断足。甲骨文有象用锯截断人足的字。

　　宫，男子割掉生殖器，女子幽闭。甲骨文有象用刀割去生殖器的字。

　　大辟，即杀、斩。甲骨文“伐”字即象以戈砍人头之形。

　　商代末，统治者还施用其他种种残暴刑罚。纣王设“炮烙之法”，即铜柱上涂油，用炭烧红，令罪犯行于上，堕炭火中。商统治者还在各地设置监狱，并以刑具拘系囚犯。甲骨文“執”、“圉”等字所从的“羍”，即古文献中的“梏”字，意为拲手的刑具。《周礼·掌囚》郑玄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西周时期，国家制度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也有新的发展。传说西周立国之初就订出“刑书”九篇，周穆王时司寇吕侯又作《吕刑》。鉴于商末重刑辟曾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周族统治者认识到仅依靠暴力镇压并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产生了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在刑法中初步划分了故意（非眚）和过失（眚）、一贯（惟终）和偶犯（非终）的区别。对于故意和一贯犯罪，虽是小罪也处重刑；过失和偶犯，即使情节严重亦可减刑。当时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定罪概念，如“毁则为贼，掩贼贿为盗，盗器为奸”。主张断狱定罪，须有事实根据。有关五刑的讼辞，也须核实，验证可信，方可实施刑罚。难于确定的疑案，更要慎重处理。西周时期基于“明德慎刑”、“庶狱庶慎”思想所确立的一些刑法原则，是对中国古代刑法理论的巨大发展。

　　西周时期，为了加强国君的统治地位，凡侵犯君主的行为，均被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处以最重刑罚，所谓“放弑其君则残之”。为了维持贵族世袭统治，加强宗法等级制度，西周时期还出现了“不孝”、“不悌”、“不睦”、“不姻”、“不敬祖”等罪名，认为“不孝不友”为“无恶大憝”，“刑兹无赦”。为了保护贵族私有财产免受侵犯，周代刑法加重了对侵犯私有财产的处刑。《尚书·费誓》：“无敢寇攘，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据文献和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时期除“五刑”之外，还有鞭、赎等刑罚。鞭，相传周代以前就定为刑罚。西周晚期铜器《■■》铭文有“鞭汝千”、“鞭汝五百”等，证实西周确用鞭刑。赎，是用财物抵消肉刑或死刑的刑罚。《尚书·吕刑》有：“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今大赦女（汝），便（鞭）女（汝）五百，罚女（汝）三百爰（锾）”，与《吕刑》篇所记相合。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时的法律，中叶以后，社会政治、经济的深刻变革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变化。各诸侯国执政的统治者适应新的形势，陆续公布了新的成文法。《左传》昭公六年记：“郑人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此后三十年，郑国大夫邓析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曾自行修改旧法，另编刑书。因书写于竹简上，史称“竹刑”。后为郑国采用。继郑铸刑书之后，公元前513年，晋赵鞅、荀寅也将范宣子执政期间制定的法律铸于鼎上，史称“刑鼎”。

　　“刑书”、“竹刑”、“刑鼎”均不传世。但从立法者所推行的政策来看，春秋各国颁行的新法，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公布成文法的本身，就突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是对贵族垄断法律特权的沉重打击。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继春秋中叶以来公布成文法的潮流，陆续制定了实质上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魏文侯时李悝所著《法经》，则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前四篇为“正律”，内容主要是惩治“盗”、“贼”的法律规定，“杂律”规定的是除“盗”、“贼”以外的其他各种罪名与刑罚。“减律”是根据不同情节加重或减轻处罚的规定。《法经》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大发展。在体例上，《法经》以罪名为纲，所谓“皆罪名之制”。较以前以刑名统罪名，即将处相同刑罚的罪名列入同一

　　
　


    
先秦学校
  　　先秦学校

　　传说虞、夏、商、周四代分别在乡邑和国都设有庠、序、校、小学、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对贵族子弟以至平民施行伦理教育。这恐怕是战国秦汉儒生们的理想。其实，商代以前的学校教育尚无可靠材料说明。西周春秋的学校教育则以六艺为主要内容。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讲礼、乐意在培养道德情操；射、御是军事训练；书、数是治民从政所需要的技能。西周铜器麦尊、静簋铭文提到王室有称为辟雍、学宫的大学，对贵族子弟进行射箭教学，并举行周王亲自参加的射猎活动加以考核，还奖励负责教射有功的官员。盂鼎、师■簋铭文提到的小学，也是培训贵族子弟从政的场所。《礼记·王制》称，周王出兵时要“受成于学”，作战获胜，“反（返）释奠于学，以訉馘告”。可见学校也是战前制订作战计划和战后举行庆功典礼的地方，它与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周礼·师氏》记载，国学中的贵族子弟同时还是周王近卫亲军，随时随地担负着守护警戒的重任，说明国学培育的正是精悍的武士。地方上的庠、序同样以教习射箭为主，并为当地祭祀和社交活动的场所。春秋时，郑人在乡校议论政事，开明执政的子产甚至将此舆论视为良师。就是孔子本人也曾以射御自许，孔门弟子多能卫国杀敌，冉有即因领兵击破入侵齐军受到孔子的赞赏。但是孔子开创的私学却使古代学校发生了根本变化。从此，出现了以学习文化典籍为主、以从事政治活动为目标的文士集团，六艺也转变为《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典文献。私学培养的是“从政”、”治赋”、“使于四方”的治国安邦的人才，它面向社会招收各阶层子弟，为官僚政治、布衣卿相局面的发展准备了条件，影响远远超出学校教育的范围。继起的战国诸子也都是从事教育的大师，墨子、孟子有成百上千的学生，不求利禄的许行亦有门徒数十人，就连避世隐居的老子、庄子都各有自己的学生。这些私学扩大了教学领域，促进了百家争鸣。在此基础上，有些君主创办学术活动中心，如魏国的西河、齐国的稷下等，都聘任各家各派大师“不治而议论”，讲学争鸣，以吸引四方游学之士，这些实际上就是新型的大学。

　　（罗世烈） 
　


    
先秦租税
  　　先秦租税

　　先秦时期天子、诸侯以及卿、大夫等向众、庶人等生产者征收的土地上的各种产物和工、商、衡、虞的收入，以供“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春秋以前，天子、诸侯、大夫具有土地世袭所有权，他们向劳动者征收租和税合为一体的剩余劳动产品，实行贡、助、彻之制。春秋、战国时在保持井田的形式下，进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商鞅变法以后，民得买卖土地，确立了私有土地制，租与税才分离开来。

　　租税是由原始社会末期，个体家庭成为生产单位以后，公社首领侵占“公田”上的收获或由社员代耕其占有的土地，逐渐变成经常化的贡献而形成的。相传虞、夏时就有了贡赋，《史记·夏本纪》说：”自虞夏时，贡赋备矣。”但有关虞的贡赋内容，连传说都没有流传下来。夏代的贡，《孟子·滕文公》说是“夏后氏五十而贡”。即分给每家土地五十亩，不问年岁的丰歉，按历年收获的平均数献纳十分之一。此外，还有直接取自庶人耕作的“藉”敛。殷代甲骨卜辞有命令众为王耕作的记载。《孟子·滕文公上》说：“殷人七十而助”，“惟助为有公田”，”助者，藉也”，即把土地分为“公田”和“私田”，分给每家“私田”七十亩，让他们共耕公田。《礼记·王制》说：“古者公田藉而不税。”这就是把“公田”的收获献给王、侯、大夫，私田不再缴税。关于周代的租税，《孟子·滕文公》说：“周人百亩而彻”，“虽周亦助也”，可见，“彻”是一种类似“助”的制度。但由于孟子说“彻者，彻也”，使人无法知其确切涵义，故两千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孟子鉴于周代国人服兵役，野人不服兵役，国、野实行两种不同的制度，向滕文公称述应该实施的制度是”国中什一使自赋”，“野九一而助”，即在郊内“国人”地区，分给每家土地一百亩，各自交纳土地上收获的十分之一作为“军赋”；在郊外“野人”地区，分给每家一百亩，八家同井，共耕其中的一百亩“公田”，”公田”上的收获就作为交纳的租税。

　　西周中期，根据卫盉、卫鼎、格伯簋记载，周穆王、周共王时出现了贵族交换、质押土地，这是先王”田里不鬻”之制的变化的先声。西周后期，由于“民不肯尽力于公田”，周宣王只得“不藉千亩”，废除由天子亲耕其收获用来祭祀鬼神的公田（即藉田）的藉礼。废除藉礼也就是役使人民耕种公田的制度的废除。取而代之的租税制度，因史无明文，已难详知。但据《周礼·地官·小司徒》：“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已由“八家同井”变为”九夫同井”，当是废除了其中的“公田”，即在郊外“野人”地区废除了助法，改为“履亩而税”。至于各诸侯国的租税改革，估计要比周王朝中心地区晚一些。

　　从西周后期到商鞅变法为止的租税改革是在保护井田制形式下，进行“履亩而税”的改革。“履亩而税”的内容，在《管子》中有简略的记载。诸侯国中首先改革租税制度的是齐国。齐桓公十九年（前668）采纳管仲的建议，实行井田制下的“相地而衰征”，即取消公田，以九夫为井，视土地的美恶及年岁的丰歉而征收田税。其后晋国于晋惠公六年（前645）“作爰田”。爰，易也，变易的意思。有人认为作爰田就是象齐国那样“案田而税”。《春秋》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初税亩”实行了”履亩而税”的改革。此后，楚、郑等国似乎也进行过类似的改革。秦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较慢，秦简公七年（前408）“初租禾”，即案田禾收入的多寡而收取租税。商鞅变法，于孝公十二年（前350）“制辕（通爰）田”，“訾粟而税”，即建立辕田制，计算粮谷收入的多寡而征税。同时，废除井田，民得买卖土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三十一年（前316）“使黔首自实田”，命令黔首申报占有的土地数量，在全国范围内确认了私有土地制，租税发展为地租和赋税两种形式。

　　原始社会末期，公有的工商业，一部分逐渐为公社首领所侵占，演变为官府的工商业，直接为满足国君的特殊需要而生产和买卖货物；另一部分则演变为“通工易事，以羡（多余）补不足”的民间工商业。公有的山林川泽也演变为国君的私产，所出成为国君的财富。周文王治岐时，置官员管理关市及山林川泽而不征税，西周以后对关市及山林川泽始征收实物税，即“任工以饬材事，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衡以山事，贡其物；任虞以泽事，贡其物”。关市之赋，主要用以供给王之膳服，但也作其他用途，如晋平公收市赋作为供养食客的费用；李牧防备匈奴，得以便宜置吏，收取市租为士卒费用。“山泽之赋”则主要用于丧事。其税率，据《管子·幼官》说是，“市赋百取二，关赋百取一”；《大匡》又说：“弛关市之征，五十而税一”，都是降低关市之征税率的意见，实际的税率当高于此数。至于山泽的税率，则未见有具体的记载。

　　（王煦华）

　　
　


    
祆教
  　　祆教

　　源出于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约在公元前6世纪，由波斯人琐罗亚斯德（Zoroaster）所创立。《波斯古经》（Avesta）谓世界上有光明与黑暗，两者为善与恶之源，人宜弃恶就善，应崇拜光明。故敬拜火光及日月星辰。中国古代以其拜火及天，故称之为火祆，省为祆教，俗称拜火教。3世纪时，波斯萨珊王朝定此教为国教，遂盛行于中亚。中国南朝梁时及北朝元魏时，始知其教。《魏书·西域传》谓波斯国俗事火神、天神，《梁书·诸夷传》亦谓滑国（都拔底延，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事天神、火神。滑国邻接波斯，故渐染其俗。其教东传，当是先经今新疆南部。《北史·西域传》谓焉耆、高昌都俗事天神，应是由波斯商贾传来。北魏后期及北齐、北周并有祀胡天的记载。胡天即指祆教的崇拜天神。看来传入中国的祆教，有了某些变化，如产生了对神像祈祷等现象。又祆教的祭司名为萨甫，北齐鸿胪寺典客署有京邑萨甫，诸州萨甫官名。典客署掌管接待外国使臣及客商，反映当时来华的胡商中有不少祆教徒。

　　唐代前期及中期，对各种宗教都很尊崇，当时来华经商的胡人极多，故在长安及洛阳均有火祆祠，供每岁胡商祈福。又设萨宝府官，主祠祆神。地方上，特别是河西走廊诸州，也有祆祠。祆教主要是在华的胡人信奉，唐朝禁民祈祭，但也有可能私下传布。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禁毁佛寺，同时对西方传来的祆教、景教、摩尼教所谓“三夷教”的祠寺也加禁毁，僧徒并令还俗（见会昌废佛）。祆教在中土受到一次大打击，会昌以后弛禁，到宋代还有残存的祆祠。南宋以后，中国典籍上罕见祆祠名称。

　　参考书目

　　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 集，中华书局，北京，1980。

　　（黄炳炎） 
　


    
鲜卑
  　　鲜卑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之一。最初与乌桓同为东胡部落，言语、习俗与乌桓同。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蒙古、突厥、通古斯诸说，迄无定论。公元前3世纪末，匈奴破东胡后，迁至辽东塞外鲜卑山，遂以山名为族号。汉武帝时，乌桓降汉，南移至老哈河流域，鲜卑亦向西南推进，居住在今西拉木伦河流域。

　　鲜卑人的经济生活以畜牧为主，特产有野马、獂羊、角端牛等；端牛角可制劲弓，称角端弓；又产貂、纳、鼲子，毛皮柔软，为天下名裘。鲜卑的社会组织大致与乌桓同。若干邑落组成部，部与邑落各有大人与小帅为首领，均由选举产生。违大人言，处死罪。但可以牛羊赎。鲜卑人每年春季大会于饶乐水（今内蒙古西拉木伦河），嫁女娶妇、髡头宴饮。

　　近年来，在内蒙古地区发现了鲜卑早期墓群。其中，在呼伦贝尔盟陈巴尔虎旗完工发现的墓群，还保持着家族丛葬的制度，尚可见到埋殉完整马匹的风俗。随葬品以骨器为主，亦有手制陶器、铜器。三个袋形足的陶鬲，说明了该地与黄河流域文化的悠久联系。铜制的小型饰具上，则可见到匈奴的影响。而在新巴尔虎右旗札赉诺尔发现的墓群，单人葬已较普遍地取代了丛葬，整体殉牲不再采用，仅以头和蹄为象征。陶器、铜器的种类也增多了。这些墓葬反映了鲜卑人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

　　鲜卑人狩猎纹骨板　满洲里扎赉诺尔出土

　　匈奴击溃东胡后，鲜卑和乌桓均役属于匈奴。西汉一代，鲜卑与汉未尝通使。东汉建武十七年（公元41）前，鲜卑与匈奴、乌桓连和，屡犯塞。二十一年，又与匈奴分兵侵北边，匈奴寇上谷、中山，鲜卑寇辽东。汉辽东太守祭肜允许鲜卑互市，进行分化。后南匈奴附汉，北匈奴孤弱，鲜卑才开始与汉直接通使。二十五年，鲜卑大人偏何至辽东归附，祭肜使击匈奴左伊育訾部，从此鲜卑、匈奴交恶。祭肜又嗾使鲜卑攻乌桓，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偏何克赤山乌桓，斩其大人歆志贲，于是鲜卑大人皆来附汉，受汉赏赐。明帝、章帝二世保塞无事。

　　章帝元和二年（公元85），鲜卑乘北匈奴衰弱之机，与丁零、南匈奴及西域各国围攻北匈奴。元和四年，鲜卑攻入北匈奴左地，斩优留单于。和帝永元元年至三年间（89～91），北匈奴迁出蒙古草原，西徙乌孙之地，鲜卑遂占领匈奴故地。残留匈奴共十万余落皆改称鲜卑，鲜卑之势日盛。安帝时，塞外鲜卑为了与汉互市，向辽东、辽西、代、上谷四郡塞内移动，与原居该处的乌桓杂居，时有纠纷，并劫掠邻近各族。汉于是联南匈奴、乌桓攻击鲜卑，故汉与鲜卑长期不睦。邓太后曾绥抚其大人，通关市，犹不能相安，屡为边害。

　　2世纪中，檀石槐被推举为大人，设庭于高柳（今山西阳高）北三百余里的弹汗山歠仇水上，兵强马壮，东、西部大人皆归附之。桓帝时（147～167），檀石槐北拒丁零，南抄汉边，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有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其势力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蒙古草原，各部均入其辖下，实力强大。延熹九年（166），鲜卑招结南匈奴、乌桓、羌、氐入寇沿边诸郡，杀掠吏民；汉军反击，乌桓、匈奴等皆降，独鲜卑出塞远走。桓帝因鲜卑难以制服，寇抄滋甚，遣使封檀石槐为王，欲与和亲，遭到拒绝。

　　鲜卑人飞马纹鎏金铜带饰　满洲里扎赉诺尔出土

　　灵帝即位后，自建宁元年至熹平五年（168～176）间，鲜卑六寇并州，四寇幽州，一寇凉州。六年，又三寇三边。光和元年（178）又寇酒泉。汉军反击，不胜，死伤惨重。不久，檀石槐死，其子和连代立，才力不如其父，失众望，西部鲜卑相率叛去，漠南自云中郡以东分裂为三部，一为步度根集团，占有云中、雁门、北地、代、太原等地；一为轲比能集团，踞有高柳以东的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各地；一为辽西、右北平、渔阳塞外的素利、弥加等小集团。东汉末，轲比能集团渐强；大批汉人逃亡归之，教其制作兵器铠盾、习学汉文，乃仿汉制统御部众。献帝延康元年（220），遣使献马，曹丕封之为附义王。

　　（余太山）

　　《咸淳临安志》中的临安皇城图

　　曹魏初，轲比能以遣返逃亡汉人及驱牛马为互市结好于魏，渐次兼并了步度根集团和东部鲜卑，自云中、五原，东抵辽河，皆为所据。魏明帝时（228～239），轲比能先后两次大败魏军，又出兵响应诸葛亮攻魏，于是青龙三年（235），魏遣刺客将他暗杀，鲜卑部落联盟再度瓦解。其后，东部鲜卑有慕容部、段部、宇文部和拓跋部稍强。慕容部居昌黎郡地，其首领曾从司马懿攻公孙渊，魏封率义王；晋武帝时，首领慕容廆遣使归降。慕容鲜卑一支移居青海，统治了当地羌人等族，建立吐谷浑国。段部居辽西郡地，亦臣属于晋，晋封其首领为辽西郡公。宇文部分布于濡源（今滦河上源）以东，柳城（今辽宁朝阳西南）以西。拓跋鲜卑兴起于西部，降服了濡源以西直至五原的诸部落，建都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其首领力微遣太子入魏朝聘，长期留居洛阳达十七年（261～277）；晋怀帝时，首领猗卢受晋封为大单于、代公。

　　东晋初，慕容部兼并宇文部和段部，建立前燕；前燕亡后，进入中原的慕容部贵族又建立过后燕、西燕、南燕等国。东晋孝武帝太元元年（376），拓跋鲜卑的代国被苻坚所灭，十一年（386），拓跋珪复国，并改国号为魏（北魏）。其后，鲜卑乞伏氏建立西秦，秃发氏建立南凉。这个时期，尤其是北魏统治的一个半世纪中，鲜卑族进一步吸收汉文化，渐与汉人融合，到隋唐时，作为一个民族实体已不复存在。

　　（陈得芝） 
　


    
《咸淳临安志》
  　　《咸淳临安志》

　　南宋地方志。宋度宗咸淳时，潜说友撰。说友字君高，处州缙云（今属浙江）人。临安，府名，治今浙江杭州，为南宋行在所。作者以《乾道临安志》、《淳祐临安志》为基础，旁搜博采，增补成书，共一百卷。前十五卷为行在所录，记载皇城及中央官署等。十六卷以下，分列疆域、山川、诏令、御制、秩官、宫寺、文事、武备、风土、贡赋、人物、祠祀、寺观、园亭、古迹、冢墓、恤民、祥异、纪遗等门。体例完备，征材宏富，考辨精审，条理秩然。所绘皇城、京城、府署、浙江（钱塘江）、西湖及府治、各县境、九县山川等地图颇为详明。所引宋人晏殊《舆地志》、范子长《皇朝郡县志》及《大宋登科记》等多种史籍，原书早已散佚。明、清人所作西湖诸志也大多取材于此。该志在宋末已有刊本，明代流传几绝。清人朱彝尊从海盐胡氏、常熟毛氏先后得宋刊本八十卷，并补抄十三卷，尚缺七卷。鲍廷博又多方搜补了宋刊本的六十五、六十六两卷，为宋本所无，即现存九十五卷本。今通行的以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仿宋重刊本较为完备。该志是南宋地方志中的佳作，为研究临安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

　　（徐规林正秋） 
　


    
县制
  　　县制

　　民国时期初级地方行政组织制度。初无全国统一制度。1913年1月8日北洋政府《划一现行各县地方行政官厅组织令》公布后，正式改称县行政长官为县知事，县行政机关为县知事公署。县知事由民政长呈由内务总长提请国务总理荐请大总统任命，具有依法执行县行政事务等职权。县知事公暑依县的大小和事务繁简分置二至四科，每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二至四人，同为佐治员，并设技士等襄办县政。另设公款局、劝学所（后改称教育局）、劝业所（后改称实业局》、警察所等署外行政机关。县以下组织，北方各省多划分为城、镇、乡，南方各省多划分为市、乡。

　　1929年6月5日和1930年7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和修正公布《县组织法》，改称县知事为县长，县知事公署为县政府。县政府设县长一人，由民政厅提出合格人员二至三人，经省政府委员会议决任用，任期三年，政绩优良者得连任。其职权为综理县政，监督所属机关及职员和主席县政会议等。又设秘书一人，分置一至二科，各科设科长一人，科员二人或四人。秘书、科长由县长遴请民政厅委任，科员由县长委任。县政府之下设公安、财政、建设、教育等局，各局设局长一人，由县长遴请省政府核准委任。县以下组织划分为区、乡（镇）、闾、邻。

　　此后，为了提高县长权力和加强对基层行政组织的控制，南京国民政府曾多次实行县制改革。1939年9月19日，西迁至重庆的国民政府行政院公布《县各级组织纲要》（通称“新县制”）。规定县为自治单位，分三至六等。县政府裁局改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军事、地政、社会各科，置秘书、科长、指导员、督学、警佐、科员、技士、技佐、事务员、巡官等。县设参议会，由各乡（镇）民代表会各选举一参议员组成。县参议会暂不选举县长。区署为县政府辅助机关，代表县政府督导各乡（镇）办理行政及自治事务。县下为乡（镇），乡（镇）内废闾、邻，改按保、甲编制。县和乡均为法人。此制延至1949年，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而被废止。

　　（曾业英） 
　


    
乡兵
  　　乡兵

　　由居民自动组织或政府组成的不脱产的武装力量。又称民兵。自唐朝以募兵取代府兵后，五代后晋时，开始征集乡兵，规定每税户七家共出一兵，军械自备。宋朝沿袭五代后周的遗制，陆续设置各种番号的乡兵，其中除遍行全国的保甲外，其他番号的乡兵都是地区性的。乡兵与禁兵、厢兵不同，不脱离生产。多数乡兵是征兵，一般是在若干名壮丁中，选拔一名壮健者充当，农闲定期校阅，在校阅时发放一些钱粮。少数乡兵是募兵，如在宋与西夏接壤地区，招募弓箭手垦荒种地，缴纳地租，守护边土。乡兵有的采用禁兵指挥、都等编制，有的按照保甲法，以五人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分设大、小保长和都、副保；有的采用唐初李靖兵法，以五十人为一队；也有的将几种编制互相参用。宋朝多数徒具形式，并无战斗力，由于官府的勒索和骚扰，给人民造成痛苦。也有少数乡兵，主要是北宋与辽、西夏接壤地区的乡兵，南宋与金朝、蒙古接壤地区的乡兵，有相当的战斗力，甚至超过北宋的禁兵和南宋的屯驻大军。

　　（王曾瑜） 
　


    
乡兵
  　　元代辽东之糺军、契丹军、女直军、高丽军，云南之寸白军，福建之畲军以及地方上的弓手等，都属于不出戍地方的乡兵。明清两代，亦有各种名目的乡兵，如民壮、弓手、团练等。他们或招募而来，或在若干壮丁中选充。遇有重要的军事行动，往往调乡兵从征。如清乾隆中叶用兵大小金川之役、嘉庆时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就曾分别调集四川、湖北的乡兵；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淮军、湘军等地主武装，亦属于乡兵上升为正规军队。民国年间，团练等乡兵组织曾广泛存在。

　　（伍跃）X 
　


    
乡村建设派
  　　乡村建设派

　　1930年前后形成的一个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政治派别。简称“乡建派”。其流派很多，影响较大的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会派。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土地革命，动摇着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与此同时，中国农村经济也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榨下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问题成了举国瞩目的问题。在地主资产阶级“建设”农村、“复兴”农村的喊叫声中，梁漱溟、晏阳初等人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为凋敝的农村寻求出路。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认为，中国是个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的社会，不存在阶级对立和斗争，主张从事以恢复法制礼俗和维持社会秩序为任务的乡村建设运动，避免武力。他自1929年起在河南辉县开办村治学院，1931年在山东邹平、菏泽等地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和实验区，溶伦理、经济、文化、教育、科技、政治、治安于一体（“政、教、富、卫”合一论），实验行政机关教育机关化，乡学、村学，既是乡村自治机关，也是乡村教育机关；由乡村学校统一政治、经济和武装事业，提倡组织各种合作社，并从事农产物优良品种的推广。

　　晏阳初认为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不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压迫与剥削，而是农民的“愚、贫、弱、私”造成的，主张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他1923年在北京建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1926年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经过四年准备，1930年正式进入实验期，采用学校、社会和家庭三种教育方式，大力推行上述文艺、生计、卫生、公民教育。

　　乡建派反对用武力推翻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阶级的统治，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幻想在不触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基础上，依靠“乡村建设”和文化教育救国，是根本行不通的，但在若干技术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7年“七七”事变后，乡村建设运动无形解体，大部分人参加抗日，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抗日民主运动。

　　（曾业英） 
　


    
乡勇
  　　乡勇

　　清朝用兵时临时招募的辅助部队。源于清代前期的乡兵。雍正八年（1730），鄂尔泰镇压西南少数民族乌蒙部落时，就利用过乡兵，一般认为这是清代使用乡兵之始。乾隆末年，由于八旗兵业已腐朽，不堪战斗，绿营兵也暮气日深，渐趋腐败，福康安镇压台湾林爽文起义时，不得不招募地方“义勇”，与官兵并用。以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及嘉庆年间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时，朝廷除了命地方举办团练外，都招募乡勇，官给口粮，在绿营之外别自成营，随军战守，时称“勇营”。从此相沿成例。但在咸丰以前，勇营额数之多寡不定，武器之良窳不一，没有创建营制，有事招募，事后即予裁撤，不过是一种临时性质的非正规部队。太平军起义后，咸丰二年（1852）曾国藩在原乡勇基础上创建营哨之制，编练了一支有独特制度的正规军，称为湘勇，通称湘军。咸丰十一年（1861）李鸿章遵照湘军的营制、营规组建了淮军。随后其他各省也相继招募乡勇，仿照湘军营制编练部队，使勇营成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义的主力军。太平军、捻军失败后，部分勇营改为防军，后又改为巡防队，直至清末被编为陆军。由乡兵到勇营，经历了一系列发展变化后，最终代替了经制的绿营兵，成为清代后期镇压反抗和维护统治的极为重要的武装力量。

　　（俞炳坤） 
　


    
厢兵
  　　厢兵

　　宋代承担各种杂役的军队。北宋初，将各地藩镇的精兵抽调中央，剩余的老弱残兵留在本地，另加新设供劳役的军队，组成厢兵。招募厢兵一般不讲求体质，还有部分厢兵来源于流放的罪犯，禁兵武技不合格或者犯法，也可降充厢兵。宋朝的厢兵从事各种劳役，诸如修建、运输、邮传等等，劳役极其沉重，军俸却很微薄，死亡和逃亡现象严重。厢兵在名义上按马兵和步兵，分别隶属侍卫马军司和步军司。各种番号的厢兵一般有都和指挥两级编制，并以指挥为单位，分驻于各州府，或直属某些机构，部分厢兵还有军一级的编制。各州府也往往设置厢兵的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和都虞候，以统辖本州府不同番号的厢兵若干指挥，宋仁宗赵祯时，设置“教阅厢军”，实际上是发放厢兵的低等军俸，而作禁兵使用。于是厢兵遂分“教阅”和“不教阅”两部分。宋神宗赵顼时，又将教阅厢兵升格为下等禁兵，于是厢兵又成清一色的役兵。南宋时，厢兵制度并无变化。

　　广南路厢军澄海水军官印“澂海

　　第六十九指挥第二都记”铜印拓片

　　江西新建出土

　　（王曾瑜） 
　


    
厢坊制
  　　厢坊制

　　宋代城市的区划制度。唐代的城市制度是“坊市制”，居民区“坊”与商业区“市”是分开的，四周都筑有围墙，坊、市门按时启闭。随着商业的发展，到北宋初年，坊、市的围墙破坏了，居民区与工商业区不再有区别，凡是向街的地方都可以开设商店。10世纪末、11世纪初，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的城市制度“厢坊制”代替了原先的“坊市制”。至道元年（995），开封城内设立了左第一厢、城东厢等八厢，这种基层厢代替了坊，成为附郭县直属的基层政权，每个基层厢下属有二至二十多个坊。熙宁三年（1070），开封城内东、西两部分，划分为两个区，称为“左厢”和“右厢”，办公处称为左、右厢公事所，地位相当县，主要职责为狱讼刑法。从此，附郭县只治理郊区，厢统治城内市区（有时城外市区也归厢统治）直属于州府，这种城乡分治的制度后来推及全部城市。厢坊制成为城市的一种新的行政区划制度。

　　（陈振）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湖南省委，为反击国民党当权派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推进中国革命，在湖南和江西边界发动的武装起义。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中国共产党中央临时政治局决议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暴动。“八七”会议后，彭公达、毛泽东奉中央命令回湘改组省委，制定秋收暴动计划。8月18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暴动事宜。经19日和30日各次会议的讨论，省委采纳了毛泽东以下三项提议：①缩小暴动范围，改定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为暴动区；②没收包括小地主土地在内的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③不再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子，而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直接发动；并成立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作为暴动的领导机关。参加暴动的骨干力量，主要是分布在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平江、浏阳等县的农军和安源的工人武装，总计五千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由卢德铭任总指挥，下辖三个团。

　　9月8日，湖南省委发布夺取长沙命令，次日开始破坏武（汉）长（沙）和株（洲）萍（乡）铁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正式爆发。11日，暴动在安源、铜鼓、修水、醴陵等地全面展开，起初各路暴动队伍均取得一些胜利，但旋即受挫。14日，毛泽东在浏阳上坪果断命令停止进攻长沙。同时，湖南省委也放弃了长沙暴动的计划。19日，各路暴动队伍于浏阳文家市会合，毛译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议退兵湘南（参见彩图插页第133页）。29日，暴动队伍到达永新县三湾村，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三湾改编，并开始酝酿进军井冈山。10月3日，由一个师缩编成一个团的工农革命军自三湾到达宁冈古城。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暴动的经验教训，议决上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转入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这次起义是以革命的武装斗争推动农民土地革命的壮举，实现了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转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曾业英） 
　


    
湘军
  　　湘军

　　晚清曾国藩创建的一支军队。1852年12月（咸丰二年十一月），太平军从湖南北出，攻克汉阳。曾国藩以礼部右侍郎丁忧在籍（湖南湘乡）守制，咸丰帝命他帮同该省巡抚办理团练。他复奏咸丰帝称，团练无济于事，正规军绿营已不堪作战，主张另建新军。于是，他以湘乡练勇为基础，在湖南编练成一支军队，称为“湘勇”，又称“湘军”。

　　湘军将领主要是湘乡人，大多是封建儒生，士兵则招募湘乡一带农民。曾国藩与一些重要将领既是同乡，又有同学、师生、亲友的关系。湘军的士兵由营官自招，并只服从营官，上下层层隶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曾国藩治军重在思想纪律而不在技术性的教练。他为湘军写的军歌唱道：“规矩要肃静，有礼、有法、有号令。”他制定“辨等明威”的军礼，以儒家三纲五常的礼教、尊卑上下的等级制度与同乡共里的乡土观念维系官兵，使湘军成为一支有力地维护封建统治的军队。

　　湘军分陆军、水师两种。其营制主要采用明代著名军事家戚继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中的”束伍”成法。陆军每营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四员在外），十人为队，队有什长；八队为哨，哨有哨长，统以哨官；四哨为营，辖以营官；余为亲兵，直辖于营官。各队以抬枪、刀矛、小枪等长短兵器配合作战。水师每营五百人（营官一员、哨官三十员在外），有长龙八艘，每艘二十四人；舢板二十二只，各十四人。每船为一哨，设哨官；哨官之上，辖以营官。船只各有火炮，但仍配小枪刀矛，以备近战。湘军营以上设统领，统领辖数营至数十营不等。其后又在统领下增设分统，以便于指挥。在武器装备上，湘军不仅向外国采购洋枪洋炮，还自设船厂，仿造新式武器。

　　湘军于1854年初在衡州（今衡阳市）编练建成时，计有陆军十三营六千五百人，水师十营五千人，另有夫役、工匠等，共一万七千余人。初战在靖港败于太平军，继在湘潭、岳州（今岳阳）获胜。是年夏，出省作战。以后几年间与太平军在湖北、江西的沿江地区争夺。1858年5月，攻占九江，其精锐李续宾部即深入皖中，气势很盛。至11月间，李续宾及所部六千余人在庐州（今安徽合肥）三河之役被太平军歼灭，锐气顿减。1860年，曾国藩任钦差大臣、两江总督后，掌握地方军政大权，号令统一，筹饷较易，湘军势力大为扩充，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主力。1861年9月，攻陷安庆。次年（同治元年）春，曾国藩再以曾国荃率湘军主力沿江进逼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江苏南京），以左宗棠部及李鸿章新募淮军进攻江浙其他地区。1864年7月，湘军攻破天京。

　　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后，声势愈大。曾国藩为避免清廷的疑虑，又因湘军暮气日深，大量裁撤直系部队，其支系仍在安徽、湖北、河南、山东、江苏等地镇压捻军。湘军水师则守湘军旧制，取绿营规模，改建为长江水师。以后，左宗棠平定新疆虽也利用湘军，但湘军已不是国家的主要军队。

　　湘军的兴起，使清代兵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湘军建立前，清朝常备军为绿营。绿营兵为土著世业，将由铨选调补，军饷由户部拨给，兵权握于兵部，归于中央。湘军既兴，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其制正与绿营相反，故兵随将转，兵为将有。曾国藩对湘军拥有极大的指挥调度权力，自成派系。当湘军在实际上取代绿营时，将帅自招的募兵制度便代替了国家经制的世兵制度，近代北洋军阀的起源，实始自湘军的“兵为将有”。

　　始于湘军的“兵为将有”对晚清政局也产生重大影响。湘军重要将领江忠源、胡林翼、左宗棠、杨载福（岳斌）、彭玉麟、刘长佑、李续宜、曾国荃、刘蓉、刘坤一、蒋益沣、刘嶽昭、刘锦棠以及后来成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等，皆官至总督、巡抚等大员。根据清代定制，总督、巡抚委以行省大权，其下设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一省的民政、财政和按劾、司法。但两司听命于六部，例可专折奏事，其事权独立，惟部臣始有管辖的权力，督、抚对两司只是居于监督地位。故六部可以控制督、抚，全国权力集中于中央。但清代这种格局到湘军将帅担任督、抚后，就发生了改变。手中有兵有将的督抚把两司降为属官，不听部臣指令，朝廷也不得不予迁就，因而在晚清形成督、抚事权过重的局面。

　　湘军士兵本是湘乡一带朴实的农民，当初受曾国藩欺骗性宣传加入营伍。湘军发展后，将领升官发财，多数士兵仍处境恶劣悲惨，于是有人加入反清的“哥老会”。攻陷天京后，这些士兵被解散回乡，就在湘乡起义反清。此后常在湖南起义，并从湖南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辛亥革命中，曾给同盟会以大力支持。

　　参考书目

　　王闿运等：《湘军志》、《湘军志平议》、《续湘军志》（湘军史专刊之一），岳麓书社，长沙，1984。

　　王安定：《湘军纪》（湘军史专刊之二），岳麓书社，长沙，1984。

　　罗尔纲：《湘军兵志》，中华书局，北京，1984。

　　（罗尔纲） 
　


    
襄樊之战
  　　襄樊之战

　　宋元战争的一次重要战役。蒙古忽必烈汗（元世祖）采纳刘整建策，决定改变战略，先取襄阳，以灭南宋。宋咸淳四年（1268），忽必烈命刘整、阿术等率军围困襄阳和樊城（今湖北襄樊）。次年，又派丞相史天泽前往规划。蒙古军在襄、樊四周修城筑围，封锁汉水，控扼水陆要冲；造战船，练水军；并屡败南宋援军。咸淳六年，李庭芝任京湖制置大使，督师援襄，屡战不利。襄、樊长期被围断援，供饷困难，甚至撤屋为薪，缝纸币为衣。而宋度宗和权相贾似道却终日淫乐，无心援救。咸淳八年，李庭芝移驻郢州（今湖北钟祥），于襄阳西北清泥河修寨造船，募民兵，以张顺、张贵为都统制。五月，张顺、张贵率舟师顺流而下，转战一百二十里，冲破元军拦截，于二十五日黎明抵襄。城中闻讯，踊跃振奋。激战中，张顺身被四枪六箭牺牲。张贵入襄后，派人潜回郢州，郢将与之约定派军驻龙尾洲接应。至期，张贵率军突围，近龙尾洲，但郢军已撤，龙尾洲为元军所据。宋军仓卒接战，大败。张贵重伤被俘，至死不屈。元军烧断襄、樊浮桥，以回回炮等集中攻樊城。咸淳九年正月，樊城被元军攻破。宋守将范天顺力战不屈，自缢身死；牛富率百余人巷战，身被重伤，投火而亡。元军又攻襄阳。二月，宋将吕文焕以襄阳降元。襄阳和樊城的失守，决定了南宋灭亡的命运。

　　参考书目

　　黄宽重：《宋元襄樊之战》，《南宋史研究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

　　周宝珠：《南宋抗蒙的襄樊保卫战》，《史学月刊》1982年第6期。

　　（胡昭曦） 
　


    
向达
  　　向达

　　（1900～1966）　中国历史学家。字觉明，笔名方回，有时署佛陀耶舍（梵语Buddhayas'as的对音，义为觉名，名与明通）。湖南溆浦人，土家族。早年靠寡母节衣缩食读完小学、中学后，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即后来的东南大学），192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编辑。任职期间，先后译出卡特《中国印刷术之发明及其西传》若干章、《印度现代史》等外文著作，写成《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考原》、《唐代刊书考》，以及结合实地考察写成的《摄山佛教石刻小记》、《补记》等论文。

　　1930年，向达到北平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委员，利用馆藏丰富文献，着重于敦煌俗文学写卷和中西文化交流等领域的研究。他完成力著《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1933年刊于《燕京学报》专号），奠定其在学术界的地位，从此在中西交通、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卓然成家，为中外学界所瞩目。翌年刊出《中西交通史》，受北京大学历史系之聘，讲授《明清之际西学东渐史》。1935年秋赴欧洲，先在素以收藏东方善本着称于世的牛津大学鲍德里图书馆工作，抄录了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资料。1936年秋转赴伦敦，在不列颠博物馆东方部检阅敦煌写卷、汉籍及俗文学等写卷，抄录了与来华耶稣会士和太平天国有关的重要文献。1937年末访问巴黎、柏林、慕尼黑等地科学院、博物馆，考察各处窃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壁画、写卷等藏品。在巴黎期间，着重研究了法国国立图书馆收藏的敦煌写卷，抄录了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有关文献等。1938年秋，携带数百万字资料返国。

　　返国后，先在迁到广西宜山的浙江大学史地系任教，不久转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导师。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于1942年春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考察了莫高窟（千佛洞）、万佛峡等。返重庆后，针对某些名流随意剥离洞窟壁画的行为，发表《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连带的几个问题》，提出将千佛洞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开展研究工作等建议。这一建议对促进“敦煌艺术研究所”的设立起了重要作用。1943年7月至1944年，向达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历史考古组组长，再赴河西。他两到敦煌，不顾隆冬酷寒，呵指笔录，除对敦煌地区诸石窟留下了重要记述（如《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外，写成多篇有关敦煌和西域考古方面的论文初稿，即后来陆续发表的《敦煌藏经过眼录》、《西征小记》、《莫高榆林杂考》、《两关杂考》、《唐代俗讲考》等。俗讲的研究具有开创意义，两关的考证系两度亲自踏勘汉代玉门、阳关故址的结果，不同于书斋中仅从文献进行考据之作。

　　1949年后，向达任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二所副所长兼学部委员、《历史研究》及《考古学报》编委等职。1957年受到了不公正待遇，但他不计个人得失，更加勤奋工作。1959年以后刊出了一系列中外交通史资料，并发表有关中西交通、南海交通、敦煌学方面论文多篇，出版了倾注多年心血的《蛮书校注》。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向达备受折磨凌辱，于11月24日病重逝世。

　　（张广达） 
　


    
项羽
  　　项羽

　　（公元前233～前202）秦末重要的反秦领袖之一，秦亡后自封西楚霸王。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名籍，字羽。祖父项燕为战国末年楚名将，为秦将王翦所杀；叔父项梁。秦统一后，项梁杀人，与项羽躲避吴中。当地每逢有大徭役和丧事，项梁经常主持其事，暗中以兵法组织和训练宾客子弟。

　　项羽力能扛鼎。少时学习书写和剑术，都无所成就，项梁很生气，他却说，“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项梁教他兵法，他略知大意，即不肯深学。但项羽才气过人，秦始皇东游会稽时，他在路旁观看，曾说：“彼可取而代也。”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领导反秦起义（见陈胜、吴广起义），随即建立张楚政权。原六国贵族闻讯后也纷纷起兵，同年九月，项梁与项羽杀会稽守通，举吴中兵反秦。项梁自立为会稽守，项羽为裨将，部署精兵八千人。陈胜牺牲后，其部将召平矫令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命其引兵西击秦。秦二世二年三月，项梁即率部渡江，东阳令史陈婴率义军两万来归，渡淮后英布、蒲将军又以兵相属，兵力一时达到六七万人，成为当时反秦武装的主力。同年六月，项梁召集起义将领会薛计议，立楚怀王孙心，仍称楚怀王。项梁自号武信君。之后，项梁率义军大破秦军于东阿、定陶。项羽、刘邦（即汉高祖刘邦）也攻占城阳，略地至雍丘，斩秦三川守李由。不久，由于项梁骄傲轻敌，被秦将章邯乘隙袭破。项梁阵亡，项羽、刘邦退保彭城（今江苏徐州）和砀。章邯又渡河北上击赵，与秦将王离、涉间军进围巨鹿。楚怀王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兵救赵。宋义行至安阳，留四十六日不进，坐观成败。于是项羽以宋义与齐密谋反楚为名，袭杀宋义。怀王即命项羽为上将军，统率全军救赵。项羽派当阳君、蒲将军将兵两万迅速渡过漳河，以解巨鹿之围；随即亲自率全军渡河，破釜沉舟，进击秦军。双方经九次激战，楚兵大破秦军，王离被俘，涉间自杀。当楚军救赵时，诸侯军皆作壁上观。战事结束后，诸侯将领谒见项羽，都膝行而前，莫敢仰视。从此，各路诸侯军都听从项羽指挥。接着，项羽在汙水上又大破秦军，并利用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招降章邯。他怕秦降卒不服，在新安城南将降卒二十万全部坑杀。

　　当项羽率军进入关中时，刘邦已先期进据咸阳。由于楚怀王有约在先，“先入关者王之”，刘邦理应王关中。项羽入关后，依恃手中四十万大军，企图消灭刘邦，独霸天下。因刘邦卑辞言和，双方暂时和解。项羽随即引兵西屠咸阳，诛秦降王子婴，焚烧秦宫室，掳掠货宝和美女东归，奏民大失所望。汉元年（前206），项羽以怀王为义帝，都郴，又分封诸侯，自立为西楚霸王，据有梁、楚地九郡，都彭城，封刘邦为汉王。不久，田荣、陈余、彭越等相继举兵反楚。刘邦也还定三秦，进逼西楚，于是爆发了历时四年多的楚汉战争。

　　楚汉战争之初，刘邦乘项羽羁留齐地，于汉二年四月进占彭城。项羽随即回师救援，大败汉军，刘邦退据荥阳。此后，楚汉双方在荥阳、成皋一线长期相持。项羽虽取得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其政治、军事上的弱点却日益显露。他不都关中而都彭城，丧失了有利的战略地势，无法建立一个巩固的后方，一直处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进退失据，疲于奔命。项羽分封诸侯，举措失当，不公不平，促使那些在分封中没有得到满足的诸侯王倒向刘邦，使他在政治上日益孤立。此外，项羽虽然作战骁勇，却不善于用人，如韩信、陈平等都弃楚投汉，成为刘邦的重要将领和谋士，甚至对他的重要谋臣范增也不信任，以至在政治上屡屡失策。由于上述原因，使项羽丧失了在战役上取得的一系列战果，而刘邦却得以转败为胜。汉五年十二月，楚军被围困于垓下（今安徽灵璧东南），人少食尽。汉军四面唱起楚歌，项羽与虞姬对饮，慷慨悲歌：“力拨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随即，与从者八百余骑突围，至阴陵迷失道路，复至东城，从者仅剩二十八骑。汉将灌婴率五千骑追及，项羽引兵东向，至乌江（今安徽和县境）自刎而死。项羽自刎前，仍称“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而不能认识自己终致失败的原因。汉王刘邦以鲁公礼葬项羽于谷城。

　　（田人隆） 
　


    
相邦
  　　相邦

　　先秦官名。简称相。战国时百官中最高者。春秋时，相本为君主或贵族行礼时的赞礼者。据《仪礼》、《礼记》记载，凡饮酒礼、射礼、丧礼中都有相或相者主持有关礼仪。国君外出，亦有相跟随左右，如鲁定公和齐君在夹谷相会，即以孔子为相。春秋时，贵族家中之家宰也称为家相。家相主贵族家室之事，故也称为相室。战国初年，有些国家的卿大夫因掌握大权而渐渐变为有国之君，作为他们亲信的相室便成为邦国之相，相邦由此得名。

　　据《史记》所记，战国初年最先设置相的是三晋等国。而后，其他各国亦先后置相。相邦之名唯见于铜器铭文，如赵的一些铜矛、铜剑上刻有“相邦建信君”和“相邦春平侯”的铭记。中山国的铜钫铭中有中山国相邦赒之名。赵的铜器铭刻中还有“守相”一名，当是摄相之意。

　　古籍中仅见相国或相。《战国策》、《韩非子》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所出竹简本战国人作品《王兵篇》都提到过相国。《史记》中关于七国相国的记载尤多，如称张仪为秦惠王相，又说秦昭王时魏冉为相国。但在铜器铭文中，只有相邦仪和相邦冉。又《史记》言吕不韦为相国，而作于秦始皇三年、四年、五年、七年、八年的铜戈铭文上有“相邦吕不韦”。铜器铭文中从不见有相国之名，唯古籍作相国，可能是汉代人因避汉高祖刘邦之讳而改“邦”为“国”所致。

　　平山中山国铜钫铭文拓片

　　三晋等国以国相为相邦，而秦于相邦外又置丞相，《史记·秦本纪》记载，武王二年（前309），初置丞相。以樗里疾、甘茂为左右丞相。四川青川出土的秦武王二年木牍上，即有“丞相戊、内史匽”，证明《史记》的记载可信。但秦相邦、丞相交替设置，二者非同时并存。据《史记》所记，魏、燕等国也有丞相，其详不得而知。楚在战国时仍置令尹以总百官，但《战国策》、《韩非子》均有“州侯相楚”之语，或者相仍是指的令尹。战国时有的国家以太宰为执政，于是宰和相也可连在一起称为“宰相”。

　　相邦是助王治理国政的高官，既要综理百事，又要依百官之功过而进行赏罚，掌握了不小的权力。但他们的地位并不稳固，只要不称职或是触犯了君主，随时可以被免除职务。

　　（吴荣曾） 
　


    
萧韩家奴
  　　萧韩家奴

　　（976～1047或975～1046）　辽代文臣。字休坚。契丹涅剌部人。潜心典籍，通契丹文、汉文。辽圣宗统和二十八年（1010），任右通进，掌南京栗园。辽兴宗重熙四年（1035），授天成军节度使，后改任彰愍宫使。所撰《四时逸乐赋》得到兴宗赏识，被引为诗友。兴宗诏群臣各言治道之要，他上疏提出轻徭省役，收缩西北既远且广的防区，使远戍的疲兵还乡务农，以期足衣足食。疏上，升任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十三年，奉诏与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编纂遥辇氏诸可汗事迹及辽诸帝《实录》，集为二十卷。两年后，又奉诏与耶律庶成撰成《礼书》三卷。因年高力衰，不胜朝谒，曾改授归德军节度使，但不久即召还，仍监修国史。著有《六义集》十二卷，曾以契丹文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

　　（张正明） 
　


    
萧何
  　　萧何

　　（？～公元前193）　西汉初年大臣。沛（今江苏沛县）人。早年任秦沛县狱吏。秦二世元年（前209）随同刘邦起兵，为沛丞。攻克咸阳后，诸将皆争夺金银财宝，萧何却忙于接收秦丞相、御史府所藏的律令、图书，使刘邦得以掌握全国户口、民情和地势，对日后制定政策和取得楚汉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刘邦被封为汉王后，萧何劝说刘邦以巴蜀为基地，与民休息，招纳贤才，然后还定三秦，再与项羽争夺天下，并推荐韩信为大将军。楚汉战争时，萧何以丞相专任关中事，他侍从太子，为法令约束，使关中成为汉军的巩固后方。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屡遭挫败，失军亡众，军无现粮，萧何及时调遣关中兵卒驰援，并转漕供给军用，保证了前线兵员粮饷的供应，促使战局发生了根本转机。因此，刘邦称帝后，以萧何功最高，位次第一，食邑八千户，悉封其父母兄弟十余人皆食邑。刘邦又以原订的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命萧何重新制订律令。萧何采摭秦法，酌加新律，作为《九章律》（见汉律）。高帝十一年（前196），因助吕后定计收捕淮阴侯韩信，被拜为相国。

　　高祖死后，萧何辅佐惠帝。他病危时，推荐曹参继任相国，卒于孝惠二年。

　　（张烈） 
　


    
萧一山
  　　萧一山

　　（1902～1978）　 中国历史学家。江苏铜山（今徐州市）人。原名桂森，号非宇，字一山，以字行。生于1902年5月7日（光绪二十八年三月三十）。幼承家学，有志于专治清史。十九岁，由山西大学预科考入北京大学，受学于梁启超，得窥治学门径，立志以新方法为中国史学开拓新境界。课余埋首著作，两年期间，撰成《清代通史》上卷两册（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文笔流畅，史料详备。梁启超、李大钊、朱逖先（希祖）诸前辈及日本今西龙博士等亲为之序。后续成中卷。

　　萧一山大学毕业次年，任教于清华大学，与梁启超朝夕共处，锐志向学，治清史益力。先后应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及南京中央大学之聘，讲授清史。所著《清代通史》上、中两卷，改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

　　三十岁时，他获得特款资助，前往欧美各国考察。先赴英一年有余，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及剑桥、牛津各大学收集有关中国近代史料，注意研究英国政治。越年，自英往游德、法、意三国。于1934年返国。以新自海外所获之史料，先后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太平天国诏谕》、《太平天国书翰》、《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等书，使国内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研究进入到一个新境界。嗣后，他出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院长、东北大学与西北大学两校之文学院院长，仍讲授清史。

　　抗日战争爆发后，萧随东北大学内徙于四川三台，被教育部聘为部聘史学科教授，讲授著述，朝夕不辍。越一年，著《清史大纲》及《曾国藩传》两书，对中国文化传统及近代史历程之嬗变，阐述为详，特别对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与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麐、胡林翼诸人之所以成功，有其独到的见解。

　　抗战胜利后，萧出任北平行辕秘书长，当选为国民政府第一届监察院监察委员。1948年冬，北平和平解放前夕，萧携眷赴台。二年后，完成《非宇馆自述》；复应台北中华文化出版事业委员会之请，编撰《清史》及《民族文化概论》两书。自1950年始从事修订《清代通史》工作，历十有二载，下卷稿成，全书共四百余万字，距上卷之脱稿问世，已近四十年。1976年，被聘为台北“国史馆”史料审查委员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通信研究员。

　　30年代中，萧曾发起成立经世学社，刊印《经世半月刊》、《经世季刊》及《经世丛书》等。他尚未出版的著作，还有《中国通史讲义》（系原在北大、清华、北师大之讲稿，写至宋代，稿已佚）及《五十自述及卅年来见闻录》等。

　　1978年7月4日病逝于台北。1985年9月，中华书局根据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本第五版影印发行他的成名之作《清代通史》，精装五册。

　　（王钟翰） 
　


    
萧仲恭
  　　萧仲恭

　　（1090～1150）　金朝大臣。契丹族。契丹名术里者。辽枢密使萧挞不也之孙，中书令萧特末之子。萧仲恭早年仕辽，曾为宗戚子弟组成的“孩儿班”班使。后历任宫使、本班详稳等职。辽保大四年（1124），辽天祚帝耶律延禧西逃天德军（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北），萧仲恭为护卫太保，兼领军事。次年，与天祚帝同被金军俘虏，降金。天会四年（1126），出使宋朝，宋企图利用他策动降金的辽将耶律余睹反金。他还金后，向完颜宗望陈告，以示忠于金朝。后累官右宣徽使、殿前都点检。熙宗时，金太祖完颜旻子完颜宗幹与金太宗完颜晟子完颜宗磐两派争斗，萧仲恭附完颜宗幹，出任尚书右丞。皇统年间，先后封兰陵郡王、济王、曹王。历任平章政事、行台左丞相、尚书右丞相、太傅、领三省事等。金海陵王天德二年（1150），封越国王，为燕京留守。同年病死。

　　（韩志远） 
　


    
小臣
  　　小臣

　　先秦官名。本为侍奉君主的近臣，地位和奴仆相近。古书中称商汤之辅佐伊尹为小臣，或说他出身于媵臣，表明小臣地位本极低贱。由于在君主身边执役，小臣中有的人得到君主赏识被委以要职。据甲骨卜辞，商王派小臣去管理祭祀、农业、车马等事务，有的小臣还奉命出使或随王率师征伐。如小臣墙从征危方得胜，俘获五百多人及武器等物品。在传世的商代器物铭文中，也有关于小臣受商王赏赐而作玉器、铜器以为纪念的记载。这些小臣掌握了相当的权力，在王朝中具有显赫的地位。

　　西周从周公到成、康、昭、穆时期，小臣仍受到君主重用。据铜器铭文，小臣单、小臣宅等人曾接受周贵族赏赐的海贝、车马、干戈等物，并为此制作铜器以炫耀所得恩宠。但铜器铭文中也提到有些小臣和小子、夷仆等习射于学宫，则这些人和前面所举的跻身于显宦者有所不同。

　　西周的大克鼎铭文中曾说，周王把小臣、史赏赐给克，这说明大贵族家中也设有小臣之官，其地位低下可想而知。见于《左传》的小臣极少，仅提到晋献公时，晋君以小臣作为检测有毒食品的牺牲品之事。另外，又有以小臣为景公殉葬的事例。可见，从商到西周、春秋，小臣中有相当一部分仍非常低贱。战国早期，小臣之官名犹存。《周礼》叙其职掌：一是“掌王之小命”，诏相王之小仪法；二是“掌三公及孤卿之复逆”，复逆是指为王向下传颁诏命和向上转达公卿之章奏；三是“王之燕出入，则前驱”；四是掌祭祀、宾射等事。《仪礼》中也多处提到小臣，并言其参与君主燕■、宾射之事，王出行时则持戈护卫，这些职掌和《周礼》所述基本一致。《仪礼》中有小臣正、小臣师，以统率人数颇多的小臣。《周礼》所举小臣诸职掌，可能有些还是沿袭商、周之旧制，如掌王命和公卿之复逆，皆属枢机之职。但春秋战国时，小臣职权日益削弱，处于津要地位的小臣在文献中已不复见，《周礼》所说的有些职掌，恐为具文。

　　甲骨卜辞中的小臣

　　《周礼》、《仪礼》中有所谓内小臣，皆由奄人充任，主要在后宫管事，并管理王之妃嫔，相当于后来的宦官内监。战国时出现宦者名称，内小臣之名渐为其取代。

　　（吴荣曾）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清代中外地理著作汇钞。全书分为三部分，即《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王锡祺辑。王氏早年从事经、史、诗、文，但尤喜地理学。从光绪三年（1877）起，他共搜集清初以来中外有关地理的各种著述一千二百余种，编为十二帙，共数百万字，至十七年完成并出版，是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该书卷帙浩繁，内容充实，包括地理总论、中国各省和边区形势、抚绥武功、旅行纪程、山水游记、各地风土人情、少数民族风俗，以及当时世界其他各国的山川地理形势与各大洋情况。该书出版后，引起了朝野人士的重视。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补编》于光绪二十年完成、出版，系经作者继续收集地理资料，编成。全书共收地理著述五十八种，分为十二帙。

　　甲午战败后，王锡祺又搜集当时中外的国情资料和地理方面的新论述，辑为再补编，以唤醒国人。《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于光绪二十三年完成。全书共收地理论著一百八十种，分为十二帙。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及其补编、再补编范围广泛，内容详实，保存了清代相当完整的珍贵的地理资料，是研究清代中外历史地理方面很重要的一部丛书。

　　（陈可畏） 
　


    
谢安
  　　谢安

　　（320～385）东晋政治家。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其家族是流寓江东的北方世家大族。沉静有识鉴，少有名望。居会稽东山，屡次谢绝征召，与王羲之、支遁等遨游山水，以音乐诗文自遣。年逾四十才出仕，历任征西大将军桓温司马、吴兴太守、吏部尚书、中护军。桓温专擅朝政，371年废皇帝司马奕为东海王（后改封海西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次年简文帝卒，桓温因简文既未禅位于己，又未受命摄政，率大兵入朝将发动政变，慑于谢安等人，未果。司马曜（孝武帝）继位，桓温又求加九锡以准备禅让，谢安等故意拖延，至温病死，使东晋统治延长了四十七年。桓温死后，孝武帝年幼，谢安累官至侍中，独综朝政，政由安出。

　　谢安为相施政宽和，不以察察为事。为了拱卫京师，培植朝廷军事实力以抗衡长江上游，将北来侨民征募为北府兵，由侄谢玄统率，改变了荆、扬两重镇的均势。前秦攻下梁、益，占领襄阳，又南进徐、淮。太元八年（383），苻坚以号称百万之众伐晋，京师震恐。谢安任征讨大都督，坐镇建康，运筹帷幄，指挥谢玄等取得肥水大捷。翌年九月，谢安请求北伐，令谢玄为前锋，收复徐、兖、青、司、豫、梁六州（今山东、河南、陕西南部地区），但谢安父子叔侄遭会稽王司马道子（孝武帝同母弟）倾陷排斥，未竟其功。自肥水之战后，进位太保、太傅，声望极高。荆、江二州刺史桓冲卒，朝议以谢玄继任。谢安为消除疑虑并调和荆、扬关系，任命桓石民为荆州刺史、桓石虔为豫州刺史、桓伊为江州刺史。但他仍不为司马道子所容，被迫于太元十年四月以抵御前秦为名北赴广陵，筑新城留住。七月病剧，还建康，八月卒。

　　（杨廷福） 
　


    
谢玄
  　　谢玄

　　（343～388）　东晋名将。字幼度。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谢安兄奕之子，少为谢安所器重，后桓温举为掾属。谢安执政，推荐为建武将军、兖州刺史、广陵相，组织与训练北府兵。太元四年（379）前秦军陷襄阳，又攻下彭城（今江苏徐州）、淮阴、盱眙，进围三阿（今江苏宝应），引起东晋朝廷震动。谢安遣玄自广陵教援，三阿围解，谢玄又与田洛合兵五万大败秦军，连克盱眙、淮阴，前秦军败退淮北，以功封东兴县侯。八年，前秦军进犯，爆发肥水之战，谢玄任前锋都督，率八千精兵强渡肥水，以少胜多，击溃前秦军。次年乘胜克彭城，北上收复徐、兖、青、豫诸州，进据黎阳（今河南浚县），以功封康乐县公。司马道子忌谢氏功高，朝议“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还”，使谢玄以坐镇的边境要地彭城回镇淮阴。他至镇所后，因病请解职，转授会稽内史，卒于官。

　　（杨廷福） 
　


    
《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

　　见义和团运动。 
　


    
辛弃疾
  　　辛弃疾

　　（1140～1207）　南宋著名爱国词人。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今山东济南）人。他出生之年，京东地区已为金军占领，次年末，宋金订立和议（见绍兴和议）。1161年（宋绍兴三十一年、金正隆六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金统治的华北地区人民纷纷起义，辛弃疾时年二十二岁，也聚众二千，加入耿京起义军，任掌书记。次年，辛弃疾劝耿京归宋，并受命去南宋接洽归附事，返回时，耿京已被叛徒张安国所害。辛弃疾即率王世隆等去济州（今山东巨野），将已任知州的张安国俘获，并率反正士兵万人归来。初任江阴军签判，后著《御戎十论》，向宋政府陈述宋金形势，要求备战抗金。乾道四年（1168），任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通判，开始词的创作活动。后任滁州（今安徽滁县）知州、江西提刑，淳熙四年（1177），任知江陵府、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成为封疆大吏，后历江西、湖南安抚使等官。八年冬罢职，退居上饶城郊“带湖”的“稼轩”新居，从此以稼轩为号。在上饶一住十年，他把满腔爱国激情以及南渡以来的无限感慨和义愤，全部寓寄在歌词中。淳熙十五年，第一本词集《稼轩词甲集》问世。辛词慷慨激昂，纵横驰骋，继承并发展了苏轼豪放派的词风，后人以“苏辛”并称。辛词多方面反映了错综复杂、激烈动荡的社会现实，表现了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创造力，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词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绍熙三年（1192）至五年，他出任福建提刑、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等职，接着又罢官，不久自上饶移居铅山（今江西铅山东南）期思的瓢泉。嘉泰三年（1203）起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年近八十高龄的著名爱国诗人陆游，时居绍兴鉴湖旁，两人相处甚欢。年末，辛弃疾奉诏入朝，陆游赋诗送别，以相勉励，有句云：“但令小试出绪余，青史英豪可雄跨”，对他期许甚高。次年三月，辛弃疾出任镇江知府，登北固亭，赋《永遇乐》以抒怀，有句云：“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表达了老当益壮的战斗意志。然而次年夏天又被免职，返回铅山，不久病死。辛弃疾的文才武略都十分杰出，但其词名更盛，因以词人称著于世。辛弃疾一生写作了大量的文章和诗词，现存诗文数量较少，词则尚有六百三十余首。后人进行辑佚补存，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和《辛稼轩诗文钞存》最为完备。

　　《稼轩长短句》

　　（陈振） 
　


    
辛酉政变
  　　辛酉政变

　　1861年（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后，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的一次宫廷政变。以时在夏历辛酉年得名。又因改变祺祥年号而称“祺祥政变”，亦称“北京政变”。

　　1860年，英法联军进逼京师，咸丰帝逃亡热河（今河北承德）。恭亲王奕䜣奉命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与英、法等国议和，签订《北京条约》。其间，奕䜣不但得到外国的支持，而且在朝廷中结成自己的势力集团，其重要成员包括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礼部侍郎宝鋆、大学士周祖培，兵权在握的僧格林沁、胜保也与他合作。1861年8月21日，咸丰帝病危，立六岁长子载淳为皇太子，任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御前大臣景寿、户部尚书肃顺及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为顾命大臣。次日，咸丰帝病死，肃顺等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名义总摄朝政。9月4日，定明年改元祺祥。八大臣不让奕䜣分享权柄，仅命他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时载淳生母慈禧太后和东宫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心怀不满，召醇郡王奕䜣（慈禧妹婿）密商罢斥肃顺等人，并与在京的奕䜣联系。9月5日，奕䜣奉太后召赶至热河，参与密谋。旋促御史董元醇出面奏请两太后“权听朝政”，在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之外，更派亲王一二人（意在奕䜣、奕譞）参政。9月15日，朝廷会议董折，辩论激烈。八大臣称赞襄皇帝不可听命太后，决定对董折发诏驳斥。

　　1861年10月26日，慈禧、慈安两太后偕幼帝载淳与载垣、端华等离热河回京。肃顺、奕譞等护送咸丰帝灵柩后发。两太后抵京后，即召见先行返京的奕䜣，部署对策。11月2日，奕䜣示意大学士贾桢、周祖培等再次奏请两太后“垂帘听政”，胜保亦上奏附合，并请以近支亲王辅政。当日太后下诏，历数载垣、端华、肃顺等罪状，称上年海疆不靖为在事王大臣筹画乖方所致，而其与外不能尽心和议，使朝廷失信各国，皇帝避走热河。并令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听勘，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退出军机处。不出一日，又下诏将肃顺等三人革职拿问。11月3日，任命奕䜣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桂良、沈兆霖、文祥、宝鋆并为军机大臣。7日，下诏废祺祥年号，以明年为同治元年。次日，再下诏命载垣、端华自尽，斩肃顺于市；景寿、匡源、杜翰、焦祐瀛皆革职，穆荫革职后发往军台。随后，又清除了赞襄政务王大臣的党羽。11日，同治帝载淳正式即位。从此，慈禧、慈安两太后开始垂帘听政。但实际上，慈禧掌握清政府的最高权力，历时四十七年之久。

　　（贾熟村） 
　


    
《新华日报》
  　　《新华日报》

　　1938～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发行的大型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创刊。同年10月25日迁至重庆（参见彩图插页第142页），报社先后设立了一些代销处。《新华日报》在组织上先后受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大部分时间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经常为该报撰写重要社论和文章。该报的宣传方针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面向人民群众，作人民的代言人。《新华日报》为中国共产党从事政治、思想、文化、外交等方面的斗争提供了有力阵地，在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开展统战工作，组织群众运动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它遭到国民党的限制、监视和迫害，1947年2月28日被强行封闭停刊。先后在《新华日报》担任领导的有，社长潘梓年、傅钟、张友渔，总编辑华岗、吴克坚、章汉夫、熊复。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该报曾办过华北版、太行版、华中版，均隶属当地党委领导。

　　（汪朝光） 
　


    
新华社
  　　新华社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闻通讯社。全称“新华通讯社”。其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1931年11月7日于江西瑞金成立，和当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合而为一，兼有新闻通讯社和报社的双重作用。它负责向各根据地播发新闻，沟通互相之间的联系；向国民党统治区传送新闻，打破国民党对根据地的新闻封锁；抄收国内外通讯社的消息。最初为隔日，后改为每天播发一次新闻。1933年3月建立专门的新闻收报台，并逐步发展了通讯员网。1934年10月，因长征停止向外发稿。1936年1月恢复各项业务。

　　1937年1月，红色中华通讯社改名新华通讯社，社址在延安，同时建立了第一个分社——西安分社。1939年初，新华社与《新中华报》分离，成立独立的编辑部，受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领导。1941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报社的通讯部门一律改为新华社分社，形成统一的通讯系统，重大消息由总社发布。新华社成为中共中央指导各地工作的有力工具，中共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各地情况的交流，很多是通过新华社进行的。

　　1946年春，新华社总社扩大改组，成立了五个部，还在重庆、北平（今北京）、南京等地建立分社。解放战争开始后，又在解放军部队中设立分、支社系统。1947年4月起，总社大部分人迁到河北涉县，其余随中共中央转战陕北。此时由于党报停刊，新华社一身多任，成为传播中央声音的主要渠道。同时增设了对国外的英语口播，还向布拉格派出了第一个驻外记者。1948年，新华社在布拉格，伦敦建立了分社。同年4月下旬，新华总社随中共中央迁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与转战陕北的新华社工作队会合。到1948年10月，新华社总社已有七百五十四人，每日抄收电讯二十万字，发稿近三万字，出版四种刊物。1949年3月，新华社总社迁入北平。先后担任过新华社领导人的有杨尚昆、任质斌、向仲华、博古、廖承志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华社成为国家通讯社。

　　（汪朝光） 
　


    
新疆
  　　新疆

　　中国西北部边疆地区。清雍正、乾隆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对一些边远地区（如云南的昭通、永善一带，贵州的古州、丹江一带和安顺、镇守一带，四川的大小金川）亦一度称其为新疆。乾隆统一西域诸部后名其地为新疆或西域新疆，后“新疆”一词逐渐成为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专称。

　　新疆古称西域，东连甘肃，南隔昆仑山与西藏相连，北以乌陇古河（今乌伦古河）、额尔齐斯河同乌里雅苏台将军所辖阿尔泰（今阿勒泰，1919年改隶新疆）相望，西部以爱古斯河（今苏联阿亚古斯河）、巴勒喀什池（今苏联巴尔喀什湖）、帕米尔为界，与哈萨克、浩罕等部相邻。天山横亘中部，南为塔里木盆地，气候干旱，盆地中部为大沙漠，周围分布着绿洲，属农耕地区。北为准噶尔盆地，中部是固定和半固定沙漠，周围多水草，宜农宜牧。

　　汉代，天山以北为匈奴、车师、乌孙等部游牧地，天山以南为焉耆、龟兹、疏勒等三十六居国。汉置西域都护管辖其地。唐属北庭都护府和安西都护府管辖。元先后设别失八里、阿力麻里等行省。明初仍称别失八里，与于阗等同臣属于明。

　　清初，北疆以伊犁为中心的厄鲁特蒙古，南疆由察合台后裔所立叶尔羌（今莎车）汗国，先后臣服。清朝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之乱后，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统一新疆全境。乾隆二十七年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于惠远城（今霍城县南），为新疆最高军政长官。实行军府制，总统各地驻防旗、绿各营官兵，兼理外藩交涉。下辖乌鲁木齐都统、伊犁参赞大臣、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参赞大臣、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等。

　　乌鲁木齐都统，乾隆三十八年由参赞大臣改设，兼辖甘肃省镇迪道（镇西，今新疆巴里坤；迪化，今新疆乌鲁木齐）及其所属各府、厅、州、县，又辖安肃道属之哈密厅。境内多陕西、甘肃等省移居回、汉族屯田户民及商民，以郡县制统治之。

　　总理回疆事务参赞大臣，乾隆二十四年初设于喀什噶尔（今喀什），三十一年移乌什，五十一年移喀什噶尔。道光十一年（1831）移叶尔羌，辖南疆八城办事、领队大臣。其中：喀什噶尔、英吉沙尔（今新疆英吉沙）、叶尔羌（今新疆莎车）、和阗（今新疆和田），称西四城；呵克苏、乌什、库车、喀喇沙尔（今焉耆），称东四城，合称回疆八城或南八城。民政事务依维吾尔族旧俗，由阿齐木等各级伯克自理。伯克定为三至七品，由参赞大臣奏请朝廷补放。

　　伊犁参赞大臣，乾隆二十七年设，协助伊犁将军管辖本境军政事务。伊犁为首府之区，驻扎满营、绿营等兵。又自东北、内蒙移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携眷驻防耕牧，各设领队大臣等官治理；又移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屯田，设阿奇木伯克治理，均受参赞大臣统辖。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乾隆三十七年设。初置雅尔（今苏联乌尔扎尔），旋移楚呼楚（今塔城县治），管辖驻防、巡边、屯田诸务。

　　在蒙古、哈萨克等族牧区，任各部落首领为世袭王公，在蒙古族内更分设盟、旗；赐哈密、吐鲁番维吾尔族首领为世袭郡王。均实行扎萨克制。在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牧区则循旧俗，任部落首领为比。各族王公及比均受制于当地大臣。

　　咸丰元年（1851），俄国迫使清政府订立《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同治三年（1864）又逼签《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同年，新疆各族人民起义爆发，伊斯兰教头目和封建伯克拥兵称王，形成以库车、乌鲁木齐、伊犁、和阗等城为中心的割据政权，相互攻伐。1865年，浩罕阿古柏入侵，占南疆全部及乌鲁木齐等地（见阿古柏事件）；1870年，俄兵侵占伊犁。光绪二年（1876），清兵出关，收复乌鲁木齐及南疆各地；七年，订立《中俄伊犁条约》，虽收复伊犁，但俄国通过这项不平等条约，仍割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五十余万平方公里领土；并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乌鲁木齐开设领事馆与贸易圈。二十一年，俄国又违约强占萨雷阔勒岭以西帕米尔。

　　光绪十年，新疆废旧制而建行省，隶于陕甘总督。首府东移迪化。置镇迪、阿克苏、喀什噶尔、伊塔四道，哈密厅改隶镇迪道。后续经调整添设，至清末共置迪化、伊犁、焉耆、温宿、疏勒、莎车六府，以及八直隶厅、二直隶州、一散厅、一散州、二十一县、二分县。伯克制正式取消，新疆全境行政建制得以统一。保留伊犁将军，辖伊塔边防、兼辖伊塔道，以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佐理之。

　　（纪大椿） 
　


    
新疆各族
  　　新疆各族

　　清代生活在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柯尔克孜、塔吉克、哈萨克、蒙古、回、汉、满、锡伯、索伦等十多个民族。

　　生息在新疆的各个民族，按宗教信仰区分，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塔吉克、回等民族信仰伊斯兰教，蒙古、满、锡伯等民族信奉藏传佛教；按社会经济生活区分，蒙古、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族以游牧业为主，其他民族以农业为主；按分布地区，维吾尔族主要居住于南疆，柯尔克孜族居于南疆西部，塔吉克族居住于帕米尔高原，蒙古族和哈萨克族主要居住在北疆，锡伯族集居于伊犁，满、回、汉等族散居于天山南北。至于社会性质，则新疆各民族都已陆续进入封建社会，农奴制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农村和牧区。到了清代晚期，又都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同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维吾尔族新疆的主体民族。历史上的回纥、回鹘、畏兀儿等都是该民族自称Uighur的不同音译。信仰伊斯兰教。分布在哈密、伊犁及南疆各个绿洲，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17世纪曾建立以叶尔羌（今莎车）为首府的汗国，与明王朝通贡使。顺治三年（1646），叶尔羌汗国向清王朝递表纳贡，后因为汗国内乱等原因，朝贡曾两度中断。在这期间，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的准噶尔部逐渐强大，于康熙十七年（1678）越天山灭叶尔羌汗国。准噶尔部首领继续扩张攻掠，导致西北地区动乱。清政府决定派兵平定准噶尔游牧贵族的分裂叛乱活动。三十五年，哈密维吾尔族首领额贝都拉首先脱离准噶尔投附清朝。五十九年，吐鲁番维吾尔族首领额敏和卓亦离准附清。他们及其后裔都受到清朝的册封。

　　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攻至伊犁，被准噶尔胁迁伊犁的南疆各地维吾尔族首领纷纷降附清朝，并奉旨返回南疆招降旧部。二十四年，清政府平定大小和卓之乱，统一新疆。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在新疆实行军府制统治。设立伊犁将军，为新疆最高军政首脑；在南疆各城设置参赞大臣和办事大臣。在维吾尔地区的各级大臣只管军政不理民事。民政事务仍由各级伯克自理。同时劳动人民的负担也有所减轻。因此，在清朝统一新疆之后，除乌什维族起义外，在将近一个世纪之内，社会基本安定，生产有所发展。

　　19世纪中叶以后，新疆各族人民开始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的剥削和压迫。在太平天国和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同治三年（1864）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武装起义（见新疆各族人民起义），除哈密等地以外，各地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以及它所支持的伯克制度。但与此同时，各地伊斯兰教头目也乘机打着“圣战”的旗号，篡夺农民起义的领导权，建立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相互争夺地盘和权力，使各地陷入纷争不息的战乱之中。

　　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维吾尔族人民曾经作出过卓越的贡献。19世纪二三十年代曾英勇抗击受到浩罕支持的张格尔（Jihangir）、玉素普（Muhammed　Yusup）的连续寇边。60年代人民起义时又驱逐了为非作歹的伊犁、塔城的俄国领事和商人。70年代，维吾尔等各族人民协助和配合清军消灭阿古柏匪帮（见阿古柏事件）。光绪七年（1881）年收回伊犁。但包括维吾尔一些屯田村庄在内的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却被沙俄所割占。

　　光绪十年，新疆建立行省，全境行政体制统一，正式废除了伯克制度。至此，维吾尔农村长期沿续下来的徭役制剥削迅速过渡为徭役地租和实物地租相结合的剥削形式——无偿劳役与对分制。农民获得一定人身自由，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但哈密地区则仍然保留以哈密王为首的领主制度，反对哈密王徭役制剥削的斗争在三十三年重新高涨。1912年爆发武装起义，直到1931年，终于迫使当时的省政府取消王制，改归哈密县管辖。

　　柯尔克孜族清代文献中沿用厄鲁特蒙古对他们的称呼，称之为“布鲁特”（Bruth）。古史上的坚昆、契骨、黠戛斯、吉利吉思等，都是该民族自称Kergez中的不同汉文译音。

　　17世纪，柯尔克孜人自叶尼塞河南徙天山，同原先在此游牧的一支相合。柯尔克孜以天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东部牧于伊犁西南，西部牧于喀什噶尔（今喀什）以北、以西，最远与布哈尔（今布哈拉）为邻。信仰伊斯兰教，经济生活以游牧业为主。清政府统一新疆过程中，东西两部先后于乾隆二十三年和二十四年臣属清朝，并派兵配合作战和充当向导。经清政府特准，许多柯尔克孜族头目率众徙居境内，在特穆尔图淖尔（今伊塞克湖）以及吹、塔拉斯（今苏联江布尔）一带游牧，交纳牧税。还参加清军巡查边界的活动。

　　东部柯尔克孜受伊犁将军兼辖，西部柯尔克孜受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兼辖。清政府对各部落中原有的比（Bi，一译毕，相当于维吾尔族的阿奇木伯克）及阿哈拉克齐（Akhalakhqi，即千户长）等头目，授以三品至七品的品秩，并派放一个比为二品散秩大臣，以统率各部。第一位散秩大臣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派放的希布察克部落的比阿其睦（Xakim），次年又授为阿喇古（今哈拉贡，在喀什以北）的阿奇木伯克。许多头目都按清政府的规定到北京去朝觐皇帝，领受封赏。嘉庆二十年（1815），清政府在处理喀什噶尔孜牙墩（Ziauddin）事件中，无故错杀柯尔克孜世袭二品顶戴比图尔第迈木特（Turdi　Mehmut），后来又连续几次对柯尔克孜部落头人处置失当，引起他们的不满，转而多次参与和卓后裔的入寇骚乱活动。道光五年（1825）沙俄侵略势力渗入特木尔图淖尔地区，以后又大肆威逼、煽诱柯尔克孜人脱离清政府加入俄国国籍。同治四年（1865）阿古柏侵入新疆，包括柯尔克孜在内的新疆各族人民为收复家园而奋勇杀敌。当清军收复喀什噶尔时，柯尔克孜各部首领向清军带兵大员郑重表明他们仍属清朝臣民。但是，根据光绪七年（1881）《中俄伊犁条约》及据此所订各界约，特穆尔图淖尔等地广大柯尔克孜牧区都变成俄国土地，留在中国境内的仅有今天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一小部分柯尔克孜族人。

　　塔吉克族 居帕米尔高原，信仰伊斯兰教，经济生活以游牧业为主。17世纪受叶尔羌汗国统治。清政府统一新疆后设色勒库尔回庄（今塔什库尔干），阿奇木伯克为五品，受叶尔羌办事大臣管辖。新疆建省后置蒲犁分防通判厅，隶于喀什噶尔道。

　　帕米尔古称葱岭，向为中国领土。乾隆二十四年清军战大小和卓于伊什勒库尔诺尔，曾在该湖之北立乾隆御碑一座。立碑之地因而得名“苏满塔什”，意为“有文字的石头”。清朝国力衰落后，浩罕不断侵扰边境，并欲攻取色勒库尔。许多塔吉克人避往叶尔羌一带，弃牧务农。道光十六年秋，浩罕一度侵占色勒库尔，阿奇木伯克库尔察克（Kulchak）阵亡。半年后当地群众和伯克擒拿占领军头目送交叶尔羌办事大臣，驱逐了侵略军。光绪三年冬、四年春，前任阿奇木伯克之子艾里布（Elip）杀阿古柏所立伪官，并诱擒其残部玉努斯江（Yunusjian）送交清军。艾里布因此被授为阿奇木伯克。

　　根据《中俄伊犁条约》而签订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将帕米尔西部割让给沙俄（见沙俄侵占帕米尔事件）。光绪十七年沙俄军队至伊什勒库尔诺尔，盗走乾隆御碑。二十一年沙俄又在英国默许下，违约侵占萨雷阔勒岭以西中国领土。生活在帕米尔东部的塔吉克、柯尔克孜族青年曾组建“色勒库尔绥远回队”抗击侵略军，保卫家乡。

　　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游牧于亚洲中部的哈萨克草原，分大、中、小三“玉兹”（Juz，血缘部落联盟）。清代分别称之为右部、左部和西部，三部均有自己的汗，互不统属。

　　清军平定准噶尔后，哈萨克左部阿布赉汗（AblaiKhan）于乾隆二十二年率先具表称臣投附清朝，另两部亦相继投清，遣使入觐，接受封赐。清政府准许哈萨克各部赴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今塔城）等处贸易，内地的绸缎、茶叶，新疆的粮食、布匹，被用来交换哈萨克的牛马驼羊，有利于经济的繁荣发展。

　　清政府严禁哈萨克擅入边界游牧。乾隆二十五年曾下令凡入境者一律予以驱逐。然而，水草丰美的牧场吸引着牧民，甚至还有带兵入境游牧者。三十一年，塔塔拜（Tatabai）等十一人请求内附，令居雅尔（今乌尔扎尔）。次年乾隆帝在致阿布赉汗的敕谕中宣布，卡伦以内空闲地方准哈萨克穷民游牧，并定牧税为百分之一。从此以后哈萨克请求内徙者逐渐增多，巴勒喀什池（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伊犁、塔尔巴哈台，以及斋桑泊等地成了哈萨克的牧地。入境的哈萨克牧民受当地清朝大臣管辖。五十五年，游牧于斋桑泊一带的头目库库岱（Koktai）进京入觐，被册封为公。

　　哈萨克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但仍然保留着完整的民族部落制度，入境的哈萨克也是按部落氏族组织而迁移的。游牧于阿勒泰、塔尔巴哈台的主要是原属于左部的一些部落，如克烈、乃蛮、黑等，游牧于伊犁的主要是原属于右部的一些部落，如杜拉特、乌孙、阿勒班等。

　　同治三年（1864）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使中国丧失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在这里游牧的哈萨克人大都被划入俄国，少部分被迫内迁，如库库岱公之子阿吉（Haji）即率属南下萨乌尔山。光绪七年（1881）《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又因割地划界而有大批哈萨克人率部东迁，其中仅迁入博罗塔拉一带的就达三千余户。北疆地区蒙古、哈萨克杂处局面从此形成。

　　新疆建省后，仿照蒙古族所行的札萨克制（见盟旗制度），在伊犁、塔尔巴哈台、阿勒泰各哈萨克部落中设置王、公、贝子、台吉、乌库尔台、扎楞、藏根等职，统治各部落牧民。同时改行定额租赋，牧民负担较前加重。光绪末年，阿勒泰的哈萨克收民大批逃往镇西（今巴里坤）、木垒、乌鲁木齐与绥来（今玛纳斯）等地山区，有的还逃往青海，大体上形成了今天中国境内哈萨克的分布状况。

　　蒙古族分布在新疆的为厄鲁特蒙古，信仰藏传佛教，以游牧业为主。清朝建立后，厄鲁特仍遵明代旧制向清朝纳贡，表明自己是中国臣民。

　　明末清初，准噶尔部开始强大，控制各部，攻掠四邻，建立割据的地方民族政权。清政府历康、雍、乾三朝（1662～1795），平定了准噶尔封建贵族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新疆全境。从热河移达什达瓦部厄鲁特、从张家口移察哈尔两营蒙古官兵，携眷驻防并屯牧于昭苏和博罗塔拉，以领队大臣统辖。

　　17世纪30年代西迁至伏尔加河的土尔扈特部及和硕持部的一部，因不堪沙俄压迫，在台吉渥巴锡（Ubaxi）的率领下，于乾隆三十六年回归祖国。清政府命渥巴锡所部为旧土尔扈特部，牧于喀喇沙尔（今焉耆）、库尔喀喇乌苏（今乌苏）、精河、霍博克萨哩（今和布克赛尔），命舍楞（Shelen）所部为新土尔扈特，牧于阿勒泰山东部；命和硕特部仍随渥巴锡游牧，册封渥巴锡为汗，其余首领均封为亲王、郡王、贝勒等，统率所属各盟、旗，各归当地大臣管辖。

　　其他各族在统一新疆的过程中，清朝为供应军粮而在哈密等处设置屯田。屯田的兵卒是以汉族为主的绿营兵。统一新疆之后，安置一部分作战兵从事农垦，扩大了绿营屯田，又增调携眷永驻的屯垦部队到新疆。除前述察哈尔兵和厄鲁特兵之外，尚有盛京（今辽宁沈阳）的锡伯兵、黑龙江的索伦兵、凉州（今甘肃武威）和庄浪的满洲兵等，陆续抵达新疆，编旗设佐领，统以领队大臣及总管、副总管等员，在伊犁河南北屯牧、屯垦，由伊犁将军、参赞大臣等管辖。

　　内地回、汉族人民迁徙新疆的，尚有甘肃等地大量移民及各省发遣新疆携眷人犯，当时称为民屯和犯屯，主要屯垦于天山北麓。清政府在这里置镇迪道，下辖各州县，属甘肃省，而以乌鲁木齐都统兼辖，隶于伊犁将军。建省后，内地各省人民迁居新疆的较前增多。

　　此外还有来自中亚的乌孜别克、塔塔尔商人，当时笼统地称之为安集延人。他们往来于中亚和新疆，人数不少，散居各处，其中有些人娶妾置产定居于新疆，成为中国新疆境内的民族。

　　参考书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1980。

　　（纪大椿） 
　


    
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清朝同治年间，新疆境内以维吾尔族农民为主体、反对清政府民族压迫和民族内部封建徭役制剥削的武装起义。

　　18世纪中叶，清政府统一新疆后，对新疆原有的政治制度虽作了一些改革，如废除伯克世袭，确定伯克品级与养廉、禁止宗教头目干预行政、规定各级伯克庄园的土地、农奴和亲随的数量，等等。但官府所需的一切仍通过伯克直接向人民摊派勒索，官员及其家人又任意欺凌和鱼肉人民。19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偿付帝国主义勒索的巨额赔款及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每年由各省拨解新疆的二三百万两协饷逐渐缩减，不久终于断绝。官吏、伯克因此加紧对各族人民的勒索和漫无止境的征发差徭，使各族人民被迫起来反抗。

　　反抗民族压迫和反抗徭役制剥削同时并举，是清代新疆各族农民起义的基本特征。从道光二十五年（1845）到同治二年（1863），喀什噶尔（今喀什市）、叶尔羌（今莎车）、库车、和田的维吾尔族农民，奇台的回、汉族农民和伊犁的回民，先后掀起十多次暴动。

　　太平天国起义推动新疆各地农民的反清斗争。同治三年，起义首先爆发于库车。五月初三，起义者攻入城内，办事大臣萨灵阿、阿奇木伯克库尔班（Kurban）、郡王爱玛特（Ahmed wang-bek）等均被杀死。此后，农民起义烽火迅即燃遍天山南北。参加起义的不仅有维吾尔、回族人民，还有汉、满、哈萨克和柯尔克孜等族劳动人民。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惠远城（即伊犁），伊犁将军明绪自尽。至此，清政府在新疆的政令仅及于哈密、巴里坤和沿额尔齐斯河一带。

　　北疆各地的农民起义还抗击了沙俄侵略者。伊犁、塔城起义者赶走俄国领事和商人，中止了俄国的掠夺性贸易；布伦托海起义者击退了侵入斋桑泊（今苏联境内）的俄国军队。

　　当起义遍及全疆各地时，主宰大多数居民精神世界的伊斯兰教首领便乘机而起，获取领导权，将反封建斗争引上“圣战”之路，屠杀“异教徒”和“叛教者”。库车阿訇热西丁（Reshiduddin）、乌鲁木齐阿訇妥得璘（一名妥明）、和阗宗教法官（mufti）哈比布拉（Habibulla）都成为割据一方的执政者。肖开特（Shanket）阿訇在伊犁也起着决策者的作用，而且一度成为执政者。起义的成果被宗教首领和封建主获取，建立起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据政权。为了扩大统治地盘，他们相互攻伐，甚至不惜挑起维吾尔和回族等同教人之间的残杀。

　　新疆的割据纷争给外敌入侵造成了机会。同治四年，发生阿古柏事件。十年，沙俄军队强占伊犁。新疆各族人民虽曾浴血奋战，但因割据纷乱的局面无法组织有效的抵抗，新疆大部分地区遂沦于外敌之手，凡十余年。

　　同治三年，新疆农民起义破坏了旧的土地制度，使伯克制度丧失了赖以存在的基础。当光绪三年（1877）清军消灭阿古柏侵略者，七年，签订《中俄伊犁条约》收回伊犁之后，清政府在新疆全境推行郡县制，设立新疆省，废除伯克制度。新疆农村，特别是维吾尔农村的劳役地租迅速转变为劳役地租与实物地租相结合的地租形态，维吾尔族农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生产力在新的基础上获得了恢复和发展。

　　参考书目

　　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新疆简史》，新疆人民出版社，乌鲁木齐，1980。

　　（纪大椿） 
　


    
新军
  　　新军

　　清朝末年编练的新式陆军。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清政府之命用西法编练“定武军”，共四千七百人，初驻天津附近的马厂，后移驻小站，是为编练新军之始。次年末，胡燏棻调任芦汉铁路督办，袁世凯以浙江温处道名义接替，遂将“定武军”改称“新建陆军”，扩充至七千人；与此同时，张之洞在署两江总督任内也编练了一支两千多人的新军，名为“自强军”。二十四年十月，“新建陆军”改为“武卫右军”，直接受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节制。二十五年，袁世凯率新军到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翌年，袁世凯将山东三十四营旧军按新式营制进行改编，命名为“武卫右军先锋队”，使“武卫右军”增至两万余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倡行“新政”，改行常备军制，并于二十九年十月成立总理练兵处，以奕劻为总办，袁世凯为会办，铁良为襄办，令各省成立督练公所，由总督、巡抚或将军、都统兼任督办，负责练兵事务，拟在全国以新军取代旧军（八旗、绿营）。三十一年春，北洋常备军按新制统一番号，改称陆军，各省也按新章编练陆军，或改常备军为陆军，共计划编练三十六镇。三十二年，兵部改为陆军部，随着新军编练的发展，人数又有扩充。其编制分镇、协、标、营、队、排、棚，各级军官称统制、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和正副目，每镇额设官兵一万二千五百一十二人，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军官多由学习军事的留学生和国内各武备学堂的毕业生担任，士兵则采取招募制，选拔标准比较严格，对年龄、体格和文化程度等都有明确规定。三十三年，陆军部奏定《全国陆军三十六镇按省分配限年编成办法》，新军编练在全国铺开。但到清亡为止，只练成十四个镇、十八个混成协、四个标和两协禁卫军。清朝政府编练新军的目的虽在于巩固已垂死的封建统治，但对中国军制是一重大革新。后来新军在革命党人的影响下，大量走向革命，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

　　湖北新军司令部成员合影

　　（陈旭麓） 
　


    
《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

　　20世纪初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刊物。于1902年2月由梁启超创办于日本横滨。从创刊到1907年11月停办，前后近六年，共出版九十六期。这是梁启超宣扬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的重要阵地。

　　《新民丛报》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在其前后阶段有所不同。早期即自创办至1903年2月前，抨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新思想、新学说，客观上曾产生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对广大知识界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很大，启发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中期自1903年2月至1905年末，则加紧立宪保皇宣传，逐渐暴露其敌视革命的顽固立场，影响大为削弱；后期自1906～1907年冬，主要与革命派的刊物《民报》进行激烈论战，表现了对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极度恐惧，其言论对革命起了阻碍作用。

　　《新民丛报》第1号

　　（戴学稷） 
　


    
《新青年》
  　　《新青年》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著名的革命刊物。1915年9月15日创刊于上海，陈独秀任主编。始为月刊，第一卷时称《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一开始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大声疾呼要“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猛烈抨击以孔子思想为代表的封建文化思想，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1917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新青年》开始宣传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李大钊先后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新青年》的宣传，在近代历史上起了重要的启蒙作用，为五四运动作了思想准备。从1920年9月第八卷起，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对一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进行批判和斗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1922年7月休刊。1923年6月复刊后改为季刊，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它发表《新青年之新宣言》，表明该刊是“中国革命的产儿”、“中国真革命思想的先驱”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罗针”。《新青年》从创刊到1926年7月停刊，前后十年，对中国革命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蔡钊珍） 
　


    
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

　　1934年蒋介石在对红军连续发动军事“围剿”和在国民党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的同时，在江西省城南昌发起的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的运动。因其从改造国民的日常生活入手，所以被命名为“新生活运动”。其目的在于用封建的伦理纲常来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行动，用生活细节的要求来转移人民对政治、社会问题的不满，以摆脱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维护国民党的统治。

　　新生活运动的主要内容是：①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礼为四维之首，就是规规矩矩，不犯上作乱。②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做起。规定要“拔上鞋跟，扣齐钮颗”；“走路靠左，胸部挺起”；“和洽邻里，同谋公益”等。③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标准。在“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之下，绝对统一，绝对团结，绝对服从命令。④以生活艺术化、生产化、军事化，特别是军事化为目标。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自任会长；7月1日，又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自任总会长。1934年7月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全面推行时期。其间，“新运总会”由南昌迁到南京，聘请何应钦、陈果夫、张群等三十三人为指导员，又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宋美龄为指导长。在全国各省、直辖市、各县设立分会或支会。这一运动受到革命者和进步人士的反对和抵制，未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实际收效甚微，抗日战争爆发后逐渐停止。

　　蒋介石、宋美龄在南昌街头巡视新生活运动

　　（曾业英） 
　


    
新四军
  　　新四军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抗战，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经过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同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周子昆为副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为政治部副主任。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全军共一万余人，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二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三支队，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

　　叶挺军长在全军参谋会议上作报告

　　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对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在大江南北河湖港汊地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参见彩图插页第147页）。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军部领导人遇难。蒋介石下令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对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25日，新四军军部正式成立，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共九万余人。同年5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组成华中局，刘少奇任书记，同时组成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分会，加强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加强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先后成立苏中、淮南、盐阜、淮海、淮北等军区。以后，新四军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战争，不断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屡次进攻，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八年抗战中，新四军共歼日伪军三十一万七千余人。1945年8月，新四军已发展到三十万余人，配合全国各地的军队举行大反攻，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解放战争时期，与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等一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

　　（齐福霖） 
　


    
《新唐书》
  　　《新唐书》

　　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百二十五卷，内帝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北宋宋祁（998～1061）、欧阳修等撰，前后费时十七年，宋仁宗嘉祐五年（1060）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其《进唐书表》称，和《旧唐书》比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据统计，《旧唐书》帝纪三十万字，《新唐书》帝纪简化为九万字，内容还有所增添。《新唐书》删去《旧唐书》中六十一人列传，增写三百三十一人列传，还增加志三篇，表四篇。全书所载史事比《旧唐书》多，特别是晚唐时的史事，比《旧唐书》大为充实。但为了追求事增文省，因而有不少删节失实之处。

　　参加编修的人先后变动很大，实际上是由宋祁和欧阳修主持编写。宋祁始终参加编写工作，撰成列传一百五十卷。欧阳修是在设立唐书局十年之后奉命参加，负责编修纪、志与表，后来只完成帝纪和志的一部分。律历、天文、五行诸志为刘羲叟、梅尧臣等人所作。

　　《新唐书》目录（明嘉靖本）

　　《新唐书》所增列传多取材于本人的章奏或后人的追述，碑志石刻和各种杂史、笔记、小说都被采辑编入。新书诸志大多比旧志详细，食货志由原来的两卷增至五卷，有关屯田、和籴、矿产、职田、俸料等方面的内容，是《旧唐书》所没有的。地理志由四卷增至八卷，内容也有不少革新，大量记载全国各地修筑河渠陂堰的史实，有助于了解唐代的农田水利；还详细记载诸道、州、县上贡土特产的情形；逐一开列各地所设军府、军、镇、守捉，反映了唐代的军事部署情况；集中叙述羁縻州，有助于了解唐代各少数族的居住分布及其开发情况；又根据唐德宗时宰相贾耽的《皇华四达记》，扼要记述了唐朝与境外交通的七条道路，有助于了解唐代中原与少数族地区以及和亚洲各国的友好交往。其《艺文志》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甚为重要。

　　《新唐书》增写兵志、选举志和仪卫志，在正史中是第一次，为《宋史》以后诸史所沿袭。兵志简略记载唐代军事制度及其变化。选举志主要记载唐代官吏的来源、学校科举和官吏铨选、考核等方面的内容。

　　《新唐书》恢复了《史记》、《汉书》设表的传统，立宰相、方镇、宗室世系和宰相世系四表，共十五卷。四表对唐代宰相的任免，地方藩镇势力的消长离合，宗室支派的兴衰，以及曾任宰相的姓族升降等情况，提供了必要的资料。其中《宰相世系表》尤有特色，颇便于稽查人物。但自宋代以来，不断有人指出，它采用各家谱牒，多有谬误与遗漏。

　　新、旧《唐书》在保存历史资料方面，各有所长。《旧唐书》保存了唐实录和国史的大量原始素材，《新唐书》则广泛利用宋人所能见到的各种历史资料，丰富和补充《旧唐书》的缺漏。因此，两唐书的史料价值互有短长。

　　《新唐书》最早刻于北宋仁宗时，现存八卷（每页十四行）；另有北宋十六行本，现存一百二十四卷；南宋刊十行本，现存两卷。涵芬楼百衲本《新唐书》即据上述诸书影印。清乾隆年间武英殿刊本流行较广。1975年中华书局印行的校点本是以百衲本《新唐书》为底本，并参考其他刊本整理而成，其中地理志部分校勘最好，校点本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张泽咸） 
　


    
《新五代史》
  　　《新五代史》

　　记载五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七十四卷，内纪十二卷，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北宋欧阳修撰。记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907～960）五十四年的历史。原名《五代史记》，为与薛居正撰《五代史》（见《旧五代史》）相区别，故称《新五代史》。在二十四史中，它是唐代以后唯一的私修史书。薛居正之书系五代分叙，该书则将五代融而为一。其本纪连叙五代，诏令全删去，事迹简净。传皆用类传，有家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杂传等传目，多为此书创立。书中将专在某代为官者，列入某代的大臣传中；唐六臣传皆唐末大臣助朱温篡唐者，名为唐臣，意在讽刺；杂传指历仕各代，无类可归者，实为贬斥。十国称为世家，并有《十国世家年谱》。关于典章制度，只有司天（即天文志）、职方（即地理志）二考，较简略。全书仿效春秋笔法，多所褒贬。突出尊王思想：强调君臣、父子封建秩序，史论常用“呜呼”二字发端，发表感慨议论。作者是著名古文家，该书文字简洁流畅。材料多本薛居正《五代史》，加以删削，并兼采小说、笔记资料、补充了薛史之缺，有一定史料价值，可与薛史互相参考。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明令立该书于学官，从此大行于世。书原有徐无党注，多发挥义例。宋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为纠举《新五代史》谬误的专著，原本已佚，今辑存三卷。清彭元瑞、刘凤浩有《五代史记注》，引书两百余种，皆可作此书的补充和订正。

　　（刘乃和） 
　


    
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

　　唐朝元和年间（806～820）发生的用通俗化的乐府体写时事和社会生活的诗歌运动。乐府诗的作者主要有白居易、元稹、李绅、张籍和王建等人。

　　西汉设置乐府，掌宫廷和朝会音乐。由乐府采集和创作的诗歌遂被称做“乐府”。乐府诗相当一部分采自民间，具有通俗易懂、反映现实和可以入乐几个特点。后来文人也仿作乐府诗，唐代把南北朝以前的乐府诗统称作古乐府。

　　唐朝贞元、元和之际，广大地主士大夫要求革新政治，以中兴唐朝的统治。在这股浪潮的推动下，白居易、元稹等诗人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和汉魏乐府讽喻时事的传统，使诗歌起到“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作用。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新乐府序》中全面提出了新乐府诗歌的创作原则，要求文辞质朴易懂，便于读者理解；说的话要直截了当，切中时弊，使闻者足戒；叙事要有根据，令人信服；还要词句通顺，合于声律，可以入乐。宣称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

　　白居易、元稹等诗人或“寓意古题”，或效法杜甫“即事名篇”，以乐府古诗之体，改进当时民间流行的歌谣，积极从事新乐府诗歌的创作。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元稹的《田家词》、《织妇词》、《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是他们的代表作。张籍的乐府三十三首以及《野老歌》、《筑城词》、《贾客乐》等诗歌，反映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揭露了统治者对人民残酷的剥削和奴役。王建在《水夫谣》中描写了驿船纤夫的悲惨生活。《田家行》、《簇蚕辞》则揭露了封建赋役的残酷。李绅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惜已无存。他的《悯农》诗二首：“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已成为千古传诵的名诗。

　　新乐府运动的精神，为晚唐诗人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所继承。皮日休的《正乐府十首》和《三羞诗》，聂夷中的《公子行》，以及杜荀鹤的《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深刻地揭露了唐朝末年统治者的残暴、腐朽和唐末农民战争前后的社会现实。

　　（吴宗国） 
　


    
信苴日
  　　信苴日

　　（？～1284）　元代云南大理土官。姓段氏，名实，也作段日。僰人（今白族）。大理国末主段兴智之弟（一作其子）。1253年，蒙古军灭大理，俘兴智，释不杀，仍命他主持当地政事。兴智卒，信苴日入觐，元世祖忽必烈赐以虎符，诏领大理、善阐（今云南昆明）、威楚（今云南楚雄）、统矢（今云南姚安）、会川（今四川会理）、建昌（今四川西昌）、腾越（今云南腾冲）等城，自万户以下，皆受他节制。至元元年（1264），白族僧人舍利畏领导的各族人民大起义，势力遍及滇中、滇东，发展至三十万人，准备以十万人袭取大理。信苴日配合蒙古军参与镇压，使起义归于失败。至元十一年，赛典赤·赡思丁出任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大理改设路，信苴日出任大理路总管。这时舍利畏领导的起义声势复振，信苴日派人伪装商人混入起义队伍，刺杀舍利畏，起义军因而瓦解。至元十三年，缅人出象骑数万，入掠金齿南甸（今德宏自治州梁河境）一带，将袭大理，云南行省派信苴日和万户忽都领兵出援都元帅纳速剌丁，共同抵御，大败缅军。信苴日因有功任大理蒙化等处宣抚使，后升为大理威楚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云南行省参知政事。信苴日治大理凡二十三年。以后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至明平云南时，共历十一代。

　　（方龄贵） 
　


    
兴庆府
  　　兴庆府

　　西夏都城，今宁夏银川。城长方形，周十八余里，护城河阔十丈，南北各两门，东西各一门。后周时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所属的怀远县，宋初废县为镇。西夏奠基者李继迁夺取宋灵州后，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统治中心。子李德明继位后，认为西平府地居四塞之地，不利于防守，不如怀远形势有利。1020年派遣大臣贺承珍督率役夫，北渡黄河建城，营造城阙宫殿及宗社籍田，定都于此，名为兴州。李德明子李元昊（即西夏景宗李元昊）继位后，1033年又广建宫城，营造殿宇，升兴州为兴庆府。并于此正式立文武班；建立西夏统治机构。筑台城南，于天授礼法延祚元年（1038）十月十一日在此受册，即皇帝位。西夏历代皇帝皆以此为都城。西夏崇宗李乾顺时期进行修建，主事者为梁国正献王嵬名安惠。先后建有戒坛寺、高台寺、承天寺等。13世纪初，蒙古兵进攻西夏，退兵后，桓宗纯佑修复被破坏的城堡，大赦境内，改兴庆府为中兴府。此后的十数年间，蒙古又接连围逼中兴府。1227年，末帝睍出降，中兴府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参考书目汪一鸣、钟侃：《西夏都城兴庆府初探》，《西北史地》1984年第2期。

　　（史金波） 
　


    
兴中会
  　　兴中会

　　清末由孙中山创立的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1894年（光绪二十年）夏，孙中山上书李鸿章要求改革被拒绝后，于秋间出国，前往他早年曾求学的檀香山。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已三月余，中国的海陆军连遭败绩，日军已侵入中国东北。怀抱“改良祖国”大志却痛感报国无门的孙中山愈益忧愤，遂在华侨中揭露清王朝的腐朽残暴，倡议集结团体，共谋救国大计。11月24日，二十多个赞同孙中山主张的进步华侨，聚议成立兴中会，通过了孙中山草拟的《兴中会章程》（参见彩图插页第118页）。《章程》斥责清王朝昏庸误国，招致严重的民族危机，申述该会以“振兴中华，挽救中局”为宗旨。岁杪，孙中山离檀香山返国，抵香港后，约集志趣相投的旧友陈少白、陆皓东、郑士良等会商，拟在港、穗筹建兴中会机构。

　　1895年2月，孙中山等与香港辅仁文社的杨衢云、谢缵泰达成联合协议，成立兴中会总会，设机关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用“乾亨行”名义作掩护，筹划在广州举行起义。兴中会已完全不同于反清的旧式会党，而是一个以在中国开展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职志的政治集团。为筹划起义，孙中山、陆皓东、郑士良等多次往返港、穗间，在广州建立兴中会广州分会，对外称农学会；并相继建立秘密据点数十处；在防营、水师和广州附近会党、游勇、绿林里，进行策反及联络活动。同年秋，诸事大体就绪。总会几次集会，先后议决：定九月初九重阳节（10月26日）举义；推杨衢云为会长，约定起义者臂缠红带。以“除暴安良”为口号。同时，加紧制备青天白日旗，草拟《讨满檄文》、《安民告示》等。重九前夕，清两广总督谭钟麟得英国当局电报，又有知情者告密，获悉兴中会起事消息，于是出动军队、差弁搜查起义据点，四处缉捕，重九至十一日（26～28日），先后捕去七十余人。陆皓东和会党首领朱贵全、丘四于旬日后被惨杀。事泄后次日晚，孙中山逃离广州，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创立兴中会横滨分会。不久，孙取道檀香山去美国。1896年，杨衢云创立兴中会南非分会。1897年，陈少白创立台湾分会。1899年，他又在香港筹办《中国日报》，年底创刊。是为最早宣传反清革命的报纸。

　　《兴中会成立宣言》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流亡海外。孙中山主动建议两派合作救国。但康有为固执成见，拒而不纳。只有梁启超等少部分康门弟子出面周旋，表示愿意合作。1899年冬，原属改良派的唐才常、林圭从日本回国，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等同席为唐、林饯行，谈论合作事，颇为融洽。孙并介绍在汉口的兴中会员容星桥协助唐才常举事。梁则实际含有攘夺兴中会实力的意图。后因双方分歧较大，合作之议遂寝。不久，杨衢云辞去兴中会会长职务，兴中会和三合会、哥老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共推孙中山为总会长。别名为“兴汉会”。

　　1900年，义和团运动迅猛高涨。6月，孙中山、杨衢云、郑士良一行从横滨乘轮南下，船抵香港，在一艘舢板上召开会议，决定郑士良率黄福等赴惠州，发动会党举事；史坚如、邓荫南入广州谋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留港协济饷械。当时，英香港总督卜力阴谋支使两广总督李鸿章据华南“自主”，以利于英帝国主义参与分割中国，争霸亚洲。故授意何启怂恿孙中山率兴中会员众协助李鸿章组织“独立”政府。孙中山虽有所疑虑，但也认为不妨一试。李鸿章则虚与委蛇，还打算以商洽合作为钓饵，诱捕孙中山。六月下旬，李鸿章奉清廷电召北上，所谓“合作”也就烟消云散。

　　8月底，唐才常组编的自立军被镇压。兴中会联络的湘、鄂一带会党势力因被卷入自立军起事而全部散失。10月，郑士良起义于惠州三洲田，转战半月余，因援绝械缺而败散。11月，史坚如在广州谋炸两广总督德寿，不成，被捕死难。年底，杨衢云被清廷所派刺客杀害。次年夏，郑士良暴病去世。兴中会领导骨干损伤过半，海外各处机构也渐次涣散。因此，孙中山自惠州一役失败后，即有另行组织大的革命联盟的意念。此后，兴中会新建立的组织还有1902年的河内分会和1904年的旧金山分会。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后，兴中会并入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最主要的领导者和组织者。

　　（林增平） 
　


    
《星槎胜览》
  　　《星槎胜览》

　　明代记述15世纪中外交通的史籍。著者费信，字公晓，曾以通事（翻译）之职，于永乐七年（1409）、十年、十三年（见郑和下西洋）、宣德六年（1431）四次随郑和等出使海外诸国。该书即其采辑二十余年历览风土人物，图写而成，约成书于正统元年（1436）。该书分前后集。前集所记占城国（今越南南部）、宾童龙国（今越南南部）、灵山（今越南中部）、昆仑山（今越南昆仑岛）、交栏山（今印度尼西亚格兰岛）、暹罗国（今泰国）、爪哇国、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满剌加国（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九洲山（今马来半岛霹雳河口外）、苏门答剌国、花面国（今苏门答腊北部）、龙牙犀角、龙涎屿（今苏门答剌西北海面的布腊斯岛）、翠兰屿（今尼种巴群岛中的大尼科巴岛）、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小唄喃国（今印度奎隆）、柯枝国（今印度柯钦）、古里国（今印度科泽科德）、忽鲁谟斯国（今伊朗阿巴斯附近）、剌撒国（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榜葛剌国（今孟加拉国及印度孟加拉邦地区）为其亲历的国家和地区；后集所记真腊国（今柬埔寨）、东西竺（今马来西亚的奥尔岛）、淡洋、龙牙门、龙牙善提（今马来西亚的凌加卫岛）、吉里地闷（今帝汶岛）、彭坑（今属马来西亚）、琉球国、三岛（今菲律宾群岛）、麻逸国、假里马丁国（今印度尼西亚的卡里马塔）、重迦逻、渤泥国（今加里曼丹岛）、苏禄国（今菲律宾南部诸岛）、大唄喃国、阿丹国（今亚丁）、佐法儿国（今阿曼西部沿岸的多法尔）、竹步国（今索马里的准博）、木骨都束国（今肯尼亚摩加迪沙）、溜洋国（今马尔代夫）、卜剌哇国（今索马里的布腊瓦）、天方国（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阿鲁国（今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等国家和地区，为采辑旧说传闻而成，其中有些内容采自元汪大渊的《岛夷志略》。所记四十余国对其位置、沿革、重要都会、港口、山川地理形势，社会制度和政教刑法，人民生活状况、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以及生产状况、商业贸易和气候、物产、动植物等，作了扼要的叙述。该书补充了《瀛涯胜览》所未收录的若干亚非国家，对于研究15世纪初亚非各国，特别是郑和使团出访的几个非洲国家的基本状况，极有价值。书中对郑和等访问各国时的一些情况，也作了比较翔实的记述，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籍之一。原本今可见者有《国朝典故》本，罗以智校传抄明抄本，罗振玉影印天一阁本。1938年冯承钧据罗以智本为底本，参校以一、三两本，成《星槎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列入“史地小丛书”内出版，1954年中华书局重印。

　　（郑鹤声） 
　


    
刑徒
  　　刑徒

　　秦汉时被判处剥夺一定时期自由的徒刑罪犯。徒本是指服徭役的平民，由于长期被囚拘的犯人也要服役，故当时人以刑徒或罪徒、徒隶来称呼他们。

　　徒刑在秦汉时是较死刑为轻的一种重罚。秦律根据犯人罪行的轻重，将刑徒分为黥、劓、城旦舂、完城旦、鬼薪、白粲、隶臣、司寇几等。黥是在犯人面部刺文记，劓是割鼻；西汉从文帝十三年（前167）起除肉刑，城旦只髡去长发和颈上戴铁钳以替代过去的黥或劓，这种城旦称髡钳城旦。髡和钳虽非始于西汉，但把髡钳作为一种重罚则是西汉的事。汉时次于髡钳城旦（男）舂（女）的为完城旦，完即不加髡钳之意。再次为鬼薪、白粲、隶臣妾、司寇。服刑满年，可依次递减：如隶臣妾满两年为司寇，司寇一年免为庶人。秦的城旦、鬼薪等，囚禁期限不详。到东汉时隶臣已不见。东汉人卫宏说，汉代髡钳城旦舂为五年刑，完城旦舂为四年刑，鬼薪（取薪给宗庙）、白粲（择米使白净）为三年刑，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为两年刑（两年刑亦称耐），凡拘役三月到一年者称罚作，女徒称复作。

　　秦汉时把判决为刑徒的犯人押解到工地服役，称为“输作”，如秦末英布受黥刑毕，便输作于骊山。东汉人以为，秦之所以称男女刑徒为城旦或城旦舂，就是因为男女犯人要分别负担筑城、舂米的劳役。从秦律来看，城旦确要参与筑城垣之事。律文又说，城旦、白粲要“操土功”。秦始皇时，曾派三千刑徒伐尽湘山的树木；在咸阳修建阿房宫和在骊山修筑陵墓的刑徒达七十多万人。两汉时和秦一样，修城和建陵墓都动用大量的刑徒劳力。此外，在开通道路、修桥、筑宫室和冶铸铜铁等方面也都离不开刑徒的劳动。秦律说，服役的城旦、鬼薪，颈上和胫上都要戴刑具，还要穿戴红色的衣帽，故秦汉时常用赭衣来比喻刑徒。秦代为了强制刑徒去从事艰苦的劳动，把他们编排在一起，并派人严加监督。东汉时称刑徒服役场所为“作部”。秦、西汉时，主管土木工程之官为司空，故司空又成为管理刑徒的机构，《司空律》则是秦代处理有关刑徒事务的法律。东汉时，洛阳的刑徒归将作大匠下的左、右校管辖，史籍中常见有些官吏因犯法而输作左校的记载。

　　秦铁脚镣　陕西临潼始皇陵石料场遗址出土

　　秦汉之制，皇帝下令大赦或特赦，刑徒就可减刑或免刑，否则，必须服役满期方能获释。西汉时，皇帝常下诏赦天下徒或专赦修建陵墓的刑徒，这种被赦的刑徒称为弛刑。所谓弛刑，即刑徒可以除去钳釱和赭衣，并由此从刑徒转变为平民身分，但仍须继续服役到期满为止。汉代弛刑常被调遣到边境或其他条件艰苦的地方去作战、戍守或屯田。皇帝有时也下诏把所有的刑徒赦免为庶民，或者是减罪一等，或是将距满期数月的刑徒免归田里，但以上几种情况都只是特例。皇帝有时也下特诏免刑，这只限于对个别的官吏而已。秦汉时，还有以钱或以粟赎罪减刑的规定；从东汉明帝开始，皇帝更不断颁发诏令，允许刑徒用缣赎刑，并定出标准，赎髡钳城旦须交纳缣十匹，完城旦和司寇交纳五匹。在这种制度下，官僚富人即使触犯刑律，也可不再沦为服役的刑徒。

　　东汉刑徒墓地　河南偃师东汉洛阳城南郊

　　永初元年(107)刑徒完城旦谢郎墓

　　砖铭拓本　河南偃师刑徒墓出土

　　秦汉时，刑徒不仅受到沉重劳动的折磨，而且生活待遇极差，常常因饥寒交迫或疾疫而丧生。从1964年到1979年，考古工作者在西安附近和洛阳发掘了不少的刑徒墓。洛阳的五百多座东汉刑徒墓，只有极少数墓置有一二件殉葬品。每墓几乎都有一块用残砖刻成的墓志，上面简单地记述刑徒姓名及其刑名，以及来自何地、死亡年月。墓中所出遗骸，经过鉴定，所有的脊椎骨部分都留下明显的劳损痕迹。这些刑徒都来自各地，他们在服役未满期前就因劳累或得病而死去。在咸阳汉景帝阳陵附近发现的刑徒墓，遗骨上还保留着铁钳或铁釱，不少的骨骼是被斩断的，当是参加筑陵的刑徒被虐杀后埋葬入土者。

　　（吴荣曾） 
　


    
行都指挥使司
  　　行都指挥使司

　　明代地方军事机构。隶于五府，而听于兵部。明初，置各行省行都督府，又置各都卫指挥使司。洪武七年（1374），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设西安行都卫指挥使司。八年，令各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计十三处；同时改西安行都卫为陕西行都指挥使司，大同都卫为山西行都指挥使司，建宁都卫为福建行都指挥使司。后又以北平都司为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在建昌置四川行都指挥使司，在郧阳置湖广行都指挥使司，共计五处。行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两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其属有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所设官员均由朝廷选派，不许世袭。

　　北平行都指挥使司夜巡铜牌

　　（王春瑜） 
　


    
行台
  　　行台

　　魏晋至金代尚书台（省）临时在外设置的分支机构。“台”指在中央的尚书省，出征时于其驻在之地设立临时性机构称为行台，又称行尚书台或行台省。曹魏甘露二年（257），司马昭讨伐诸葛诞，尚书仆射陈泰、中书侍郎钟会等以行台随从出征。西晋永嘉之难，尚书令东海王司马越率军讨伐石勒，表以行台随军。自后尚书省长官出征或出镇，随军衙署称为行台。北魏天兴元年（398），魏道武帝拓跋硅攻占河北诸州，以都城远在平城，不易控制，于邺城、中山置行台，令尚书令秦王拓跋仪镇守。北魏行台成为皇帝派出的特使，下置僚属，指挥军事，不常设，不管地方民政。熙平元年（515），北魏军攻寿春，以李平为尚书右仆射，别置行台，节度诸军。皇帝委派尚书出使，巡视边境，亦称行台。魏孝文帝元宏迁都洛阳，以北方贫困，今尚书左仆射源怀为行台，加使持节的称号巡行北边六镇和恒、燕、朔三州。正光五年（524），六镇、关陇起义相继爆发，北魏政权复诸道行台，指挥镇压各地起义军。遣尚书仆射元修义为西道行台，讨伐关中莫折念生起义。元修义病重，以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大都督，自关以西，皆受节度。孝昌元年（525），以幽州刺史、尚书常景为行台，讨伐河北杜洛周起义军。

　　北魏孝明帝、孝庄帝时，行台设置较多。出任行台者多兼任当州刺史或都督诸州军事，成为地方性军事指挥机关。正光年间，有曹世表为东南道行台、东豫州刺史。魏子建为山南行台，梁、巴、二益、两秦之事，皆归其节度。正光末，以薛修义都督华、豳、东秦诸州军事，为西道行台。孝昌年间，杨津为定州刺史兼北道行台。尔朱荣专权，武泰元年（528）孝明帝任命为北道大行台，大行台称号始见于此。其后尔朱氏兄弟子侄各据一方，权强莫比，多任大行台。

　　北魏末年，高欢执政，为大行台，其余行台皆罢。孝武帝欲分高欢之势，以贺拔岳为关西道大行台，都督雍、凉、梁、益等二十州诸军事；以贺拔胜为荆州刺史、尚书左仆射、南道大行台。贺拔岳死，宇文泰继任。东、西魏分立，高欢在东魏为丞相、大行台，驻并州，于州治晋阳置丞相府。宇文泰在西魏亦任大行台，都督中外军事，镇雍州。高欢任命侯景为河南道大行台，镇虎牢，拥兵十万，专制河南，指挥对西魏、梁朝的战争。梁中大通二年（547），侯景叛东魏降梁，上表称黄河以南，皆他所掌管，请举函谷（今河南新安北）以东，瑕丘（今山东兖州北）以西，豫、广、郢、荆、襄、兖、南兖、济、东豫、洛、阳、北荆、北扬等十三州内附，所列当即河南道大行台的管辖范围。

　　北齐行台承北魏制，并州大行台改称并州尚书省，地位仅在邺城北齐中央尚书省之下。其余下台多以州划分，史籍所见有：幽州道行台，亦称北道行台，驻蓟（今北京西北）。朔州道行台，驻广安（今山西朔县）。晋州道行台，驻平阳（今山西临汾）。建州道行台，驻高都（今山西晋城东北）。东雍州行台，驻正平（今山西新绛）。洛州行台，亦称河南道行台，驻洛阳。河阳道行台，驻河阳（今河南孟县西）。豫州道行台，驻汝南（今属河南）。东徐州行台，亦称东南道行台，驻下邳（今属江苏）。扬州道行台，驻寿春（今安徽寿县）。

　　以上行台之外，东魏北齐又有临时性行台，指挥与西魏、萧梁作战，巡视地方，事毕即撤。北齐文宣帝时，辛术为东徐州刺史、东南道行台，驻下邳，所统十余州地犯法者，悉由术判处。行台始管理地方民政。

　　西魏行台不常设。除宇文泰自任大行台外，独孤信为荆州刺史、东南道行台。王思政为东道行台，驻玉壁，都督汾、晋、并诸州军事。侯景叛东魏，王思政率西魏军入据颍州，行台亦移至颍州。北周置总管府（实即行台的后身），遂废行台之制。

　　南朝无行台之制。梁末侯景来降，梁武帝萧衍保留其大行台称号，封侯景为河南王，都督河南诸军事。南朝宋、齐时，由中央派出催征赋税之台使，往往亦自称行台。

　　（王仲荦刘统） 
　


    
行台
  　　隋开皇二年（582）于并、洛、益三州各置河北道、河南道、西南道行台尚书省，文帝以其子杨广、杨俊、杨秀各为行台尚书令。后废洛州行台，又于襄州、寿春两地设置山南道、淮南道行台。这两处行台都因伐陈设置，事定即罢。大致开皇九年（589）后，行台均废，而置并、扬、益、荆四大总管府，各统十余州至数十州。炀帝大业元年（605）诸州总管府尽废。唐初复置大行台。其陕东道大行台置于洛阳，以秦王李世民为尚书令，地位在其余行台之上。其余行台如益州道、襄州道、东南道、河东道、河北道，均以宗王或亲信大将任尚书左仆射，为行台主。武德九年（626），诸道行台并废。

　　北魏行台的组织虽略同于中台（在中央的尚书台），有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员，但都是临时权置，并不完备。行台的首长，不一定都有令、仆射、尚书等官位。隋唐的行台尚书省则以行台尚书令为最高长官，若不置令，即以左仆射为首。置官大略同中台而人数较少。行台主要为处理军务而设，故以兵部居首，又兼综民事，故吏、户、礼、刑、工并置，却往往一人兼两职或三职。行台的统辖地区既广，位重权大，不利于中央集权，所以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就予以废除。

　　金天会十五年（1137），废齐国，于汴京立行台尚书省，管理齐国旧地。行台尚书省由朝廷尚书省统领，设行台左右丞相。天眷元年（1138），以河南、陕西地还宋，改设行台尚书省于燕京。三年，复设于汴京。天德二年（1150），废。元代行御史台，亦简称为行台。

　　（陈仲安） 
　


    
行中书省
  　　行中书省

　　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简称行省，或只称省。元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也称都省；因幅员辽阔，除腹里地区直隶于中书省、吐蕃地区由宣政院管辖外，又于诸路重要都会设立十个行中书省，以分管各地区。在世祖、武宗朝三次短期设立尚书省主管政务期间，行中书省也相应改称行尚书省。元人称其制为：“都省握天下之机，十省分天下之治。”

　　行省制度的渊源　行省制度渊源于魏晋的行台。北朝、隋和唐初，都曾置行台（或称行台尚书省）于外州以行使尚书省职权，亦设尚书令、仆射、尚书、丞、郎等官，但不必皆备。如任职者权大位高，则称大行台。多是因军事需要而设的临时机构，唐太宗以后取消这种建置。金初，曾置行台尚书省于汴京，以治河南地，后罢。金章宗时（1190～1208），遣尚书省宰臣出征、戍边或处理地方重大事务，许便宜行事，称行省于某处。金末，为抵御蒙古和镇压农民起义，常命宰臣出镇诸路，或以宰相职衔授予地方长官，皆称行省，先后所置有大名、河北、陕西、河东、中都、山东、东平、辽东、上京、益都、京东等行省。同时，蒙古所占金地，多委付归降的金朝官吏或地方军阀管辖，并仿照金朝官称随宜命职，其辖土大者，也授为行省，如石抹明安、石抹咸得不父子为燕京行省，严实为山东西路行省（或称东平行台），张荣为山东行省（或称济南路行省），李全为山东淮南行省（或称益都路行省）等，但都不带宰相职衔，与金朝的行省不同。后来，这一类行省名号逐渐被取消。

　　蒙古灭金后，置中州断事官统领中原诸路民政，在燕京设立官府，时称燕京行尚书省，或燕京行台、中都行台。中亚和波斯地区也设立了类似的统治机构。蒙哥即位后，重新任命大汗直辖的上述三大地区的行政长官，称为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别失八里等处行尚书省事和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事。当时蒙古国大汗政府还没有尚书省的建置，只是以断事官治政刑，职任略同中原官制的幸相；其分治各大地区的断事官，汉人习惯上称为行省，并非蒙古定制。如燕京行省布智儿，蒙古职名实为“大都（应作中都）行天下诸路也可札鲁忽赤”。

　　元朝的行省建置　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遵用汉法，立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始置丞相及平章政事、左丞、右丞、参知政事等宰执官。其后，相继于各大地区建立行中书省。初期，仍沿用前代制度，以中书省宰执官出领各行省，称行某处中书省事。以后此类行省实际上已成为常设的地方行政机构，与前代所置临时性的分遣机构不同，行省官若仍以中书省宰相行省事系衔，就与中书省的权限没有区别，嫌于外重，遂更定官制，只称某处行省某官，不再带中书省宰相职衔。至元二十三年（1286），铨定省、台、院、部官，罢各行省所设丞相，只置平章政事为最高长官，以与都省相区别。后来，部分地大事繁的行省许设丞相。延祐七年（1320），复罢各行省丞相，已置者皆降为平章政事。泰定（1324～1328）以后，某些行省又设丞相，视需要及任职者的地位而定。各行省一般置平章政事两员（从一品），右丞、左丞各一员（正二品），参知政事两员（从二品），其品秩与都省官同；左司、右司合为一，置郎中、员外郎、都事，品秩皆低于都省。元末，有些行省还增置“添设”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官。行省掌管辖境内的钱粮、兵甲、屯种、漕运及其他军国重事，统领路、府、州、县；距离省治远的地方，另设宣慰司统之，作为行省的派出机构。

　　各行省设立经过和辖境如下：①陕西行省——中统元年，立秦蜀行省（也称陕西四川行省、陕蜀行省等），治京兆（今陕西西安），其后两次移治兴元（今陕西汉中）；至元八年罢，以京兆诸路直隶中书省。次年，封皇子忙哥剌为安西王，以京兆为其分地，置王相府治之。十七年，忙哥剌死，罢王相府，复立陕西四川行省于京兆；十八年，分设四川行省，于是只称陕西行省。辖境包括今陕西及甘肃、内蒙古部分地区。②甘肃行省——中统二年，立西夏中兴行省，治中兴府（今宁夏银川），至元三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八年，复立；十年，又罢。十八年，再立。次年，分设行省于甘州（今甘肃张掖），称甘州行省，二十二年罢。二十三年，徙西夏中兴行省治甘州，改称甘肃行省。辖境包括今甘肃省、宁夏自治区及内蒙古部分地区。③辽阳行省——至元元年，置行省于北京（今内蒙古宁城西），称北京行省；二年罢，改置宣慰司，隶中书省。六年，又置行省于东京（后改辽阳，今属辽宁省），称东京行省，后徙治北京。十五年，又改为宣慰司。二十三年，以东北诸王所部杂处，宣慰司位轻，不足镇抚，再立东京行省，同年罢。二十四年，因乃颜叛乱，复置辽阳行省，以控制东北州县。辖境包括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地区。④河南江北行省——至元五年，因攻宋战争需要，立河南行省。十年，分立荆湖、淮西两行枢密院负责攻宋，罢行省，河南路仍直隶于中书省。二十八年，立河南江北行省，治汴梁（今河南开封），并割江淮行省所领江北州郡隶之。辖境包括今河南省及湖北、安徽、江苏三省的长江以北地区。⑤四川行省——至元八年，罢陕西四川行省，另立四川行省于成都；十年罢，分置东、西川行枢密院。十五年，罢二行院，复立行省，次年复罢。十八年，从陕西四川行省中分出，又于成都置行省。其后一度再合于陕西行省，二十三年又分两省。二十五年徙四川行省治所于重庆，二十七年复还治成都。辖境包括今四川省大部及湖南、陕西部分地区。⑥云南行省——至元十年置，治中庆（今云南昆明）。辖境包括今云南省全境，四川、广西部分地区，以及泰国、缅甸北部一些地方。⑦湖广行省——至元十一年，初置荆湖行省于鄂州（今湖北武昌）。次年，元军取荆湖南路地，立行省于江陵以治之，称荆南行省。十四年，移治潭州（今湖南长沙），称潭州行省或湖南行省。同年，鄂州行省并入潭州，并以新得广西地属之，故又称湖广行省。十八年，徙治鄂州。辖境包括今湖南、贵州、广西三省之大部及湖北部分地区。⑧江浙行省——至元十三年元灭宋，置江淮行省于扬州，统两淮、两浙地，又称淮东行省、扬州行省。二十一年，徙省治于杭州，称江浙行省。二十三年，还治扬州，复称江淮行省。二十六年，再次徙治杭州。二十八年，以江北州县隶河南行省，改称江浙行省。大德三年（1299），罢福建行省，以其地属江浙行省。辖境包括今江苏南部，浙江、福建二省及江西部分地区。⑨江西行省——至元十四年置，治隆兴（今江西南昌），又称隆兴行省。十五年，并入新置的福建行省（治泉州）。同年，又立行省于赣州，次年，仍还治隆兴。后因减省江南冗官，江西、福建两省曾经几次分合。大德三年福建地并入江浙，江西单为一省。辖境包括今江西省大部及广东省。⑩岭北行省——大德十一年置和林行省，治和林。皇庆元年（1312），改和林行省为岭北行省，和林改名和宁，仍为省治。辖境包括蒙古人民共和国全境、中国内蒙古、新疆一部分和苏联西伯利亚地区。

　　此外，元朝还于高丽置征东行省，但行省丞相由高丽国王兼任，得自辟官属，高丽国原有的政权机构和制度均不改变，财赋亦不入都省，与元朝国内诸行省性质不同。

　　除上述统治各大地区的行省外，元朝还设过几种专主大征伐的行省。一为征宋时所设，只称“行中书省”，不系地名；一为用兵外国时所设，系所征国名，如日本行省、交趾行省（安南行省）、缅中行省（征缅行省）、占城行省等。还有一种是授权某省负责征伐某国军事，将省名与所征国名合称，如荆湖占城行省。这些都是临时性的建置，事毕即罢。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政府为镇压和抗拒农民军，先后于中书省辖境内的济宁（今山东巨野）、彰德（今河南安阳）、冀宁（今山西太原）、保定、真定（今河北正定）、大同等地置中书分省。又先后设立淮南江北行省（至正十二年设于扬州）、福建行省（至正十六年设于福州，后分省泉州、建宁）、山东行省（至正十七年）、广西行省（至正二十三年）和福建江西行省（至正二十六年）。农民起义军也仿元制立行省为地方行政机构，如天完政权之江南行省、汴梁行省、陇蜀行省、江西行省，宋政权之江南行省、益都行省，以及朱元璋所置江西行省、湖广行省、江淮行省、江浙行省等。

　　元代行省制度的确立，是中国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明灭元后，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行省，一般简称省。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到现代。

　　参考书目

　　谭其骧：《元福建行省建置沿革考》，《禹贡》第2卷，第1期，1934。

　　谭其骧：《元陕西行省建置考》，《禹贡》第3卷，第6期，1935。

　　前田直典：《元朝行省制&para;成立过程》，《元朝史&para;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73。

　　（陈得芝） 
　


    
形势户
  　　形势户

　　唐五代，已出现“形势”一词，用以指地方上有势力的豪富之家。宋朝的形势户包括官户和充当州县衙门的公吏、乡里基层政权头目的上户。其中官户占少数，吏户占多数。与形势户相对称的平户，则包括形势户以外的全部人户。形势户是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宋皇朝依靠形势户管理国家，统治人民。在法律上，形势户中的吏户没有特定的权利。但是，形势户依仗当官作吏的权势，为非作恶，却是史不绝书。宋朝对形势户在纳税、租佃官田、向官仓出售粮食等方面定有禁约。北宋初，在各州府专设“形势版簿”，南宋时又改为在税租簿上用朱笔标明“形势”两字。规定形势户比平户须早半月纳税，如拒不纳税，要加重刑罚。

　　（王曾瑜） 
　


    
姓氏
  　　姓氏

　　夏、商、周时期贵族间区别不同血缘关系的一种制度。

　　姓起源于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此外，部落首领之子亦可得姓。黄帝有二十五子，得姓者十四人，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嬛、依等十二姓，其中有四人分属二姓。又祝融之后，为己、董、彭、秃、妘、曹、斟、芊等八姓。这些是远古有代表性的一些姓。

　　夏、商时期，贵族有姓氏。姓的分支为氏，意思相当于家或族。夏王室为姒姓，另有霸主昆吾为己姓，己姓中有苏、顾、温、董、豢龙等氏。商王室为子姓，另有霸主大彭、豕韦为彭姓。商代还有条氏、徐氏、萧氏等十三个氏，周初分赏给鲁卫等国君主。

　　有关周代姓氏制度，见于记载者较多。周王为姬姓，侯国之君和卿大夫有同姓和异姓的区别。到春秋时，可考的有姬、姒、子、风、嬴、己、任、祁、芊、曹、妘、董、姜、偃、归、曼、熊、隗、漆、允等二十二姓。

　　虽然周代贵族有姓，但只有女子才称姓，未婚女子如齐姜、宋子，齐、宋为国名，姜、子为姓。已出嫁女子，如江芊、栾祁，江、栾为夫家国、氏名，芊、祁为女子本人的姓。当时有同姓不婚的习俗，故称贵族女子的姓以示与夫家之姓有所区别。

　　周代实行宗法制，有大、小宗之别。一个氏的建立表示一个小宗从大宗（氏）分裂出来，另立门户。建立侯国要经周王认可，卿大夫立新家要得到君主允许，称之为“胙之土而命之氏”。贵族获得氏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①以国名为氏。诸侯国君主以受封的国名为氏。如晋重即晋文公重耳，以国名晋为氏，重为重耳的简称；鲁申即鲁僖公申，国名鲁为氏，申为名。

　　②以邑名为氏。卿大夫及其子孙以采邑名为氏。如晋国大夫毕万采地为魏，后世子孙以魏为氏；曲沃桓叔之子公子万封于韩，以韩为氏。

　　③以官名为氏。贵族及其子孙以其官名为氏。晋国的林父为步兵组织三行里中行的军帅，称中行桓子，其子荀偃称中行偃，以中行为氏；宋国执政卿乐喜（子罕）称司城子罕，其孙乐祁（子梁）称司城氏，是以司城为氏。

　　④以职业名为氏。如巫氏、卜氏、匠氏、陶氏，巫、卜、匠、陶皆为职业名称。

　　⑤以住地之名为氏。鲁庄公子遂住鲁东门，称东门遂（名）、东门襄仲（字），是以东门为氏；宋国乐大心为右师，居于宋桐门，称桐门右师，是以桐门为氏。

　　⑥以同周王或侯君主血缘关系远近之称为氏。周僖王之子虎称王子虎，其孙称王孙苏；郑穆公之子喜（子罕）称公子喜，其孙舍之（子展）称公孙舍之。

　　⑦以贵族的字为氏。按照宗法制度，公族只包括各代国君的近亲三代，公孙之子不属公族而须另外立氏。这些贵子孙多以其王父（祖父）之字为其氏。郑国公子发字子国，其孙国参（子思）即以“子国”的末字为氏；另有公子騑，字子驷，其孙以“驷”为氏。以祖父之字为氏最为常见，是得氏通例。

　　春秋以前，贵族之姓承袭自远祖，因此百代不变；氏为贵族得自与自己血缘关系较亲近的先人，则数代即发生变化。

　　春秋战国时，宗法制度瓦解，姓氏制度也发生根本变革。这时氏开始转变为姓，如本属于姒姓的齐国田氏，至战国时已以田为姓。以往贵族才有姓，平民仅有名，战国以后，平民有姓，百姓遂成为民众的通称。姓氏制度的演化，反映了贵族的没落，平民地位的上升。

　　（应永深） 
　


    
《姓氏录》
  　　《姓氏录》

　　唐高宗李治、武则天时的官修谱牒。永徽六年（655）高宗废王皇后，改立武昭仪为后。武后逐步干预政事。当时曾经赞成废王立武的宠臣许敬宗，以太宗时所修的《贞观氏族志》没有叙明武后的本望，李义府也为其家未列入《贞观氏族志》而有所不满，二人遂建议修改《氏族志》。唐高宗诏礼部侍郎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元道及太常丞吕才等十二人商议编录，于显庆四年（659）改《氏族志》为《姓氏录》。高宗为该书亲自写序，并规定了类例。《姓氏录》共收录二百四十五姓，二百八十七家，分为九等，当时五品以上的官员全部收入，皇后四家被列入第一等。由于兵卒以军功升五品以上官者亦入书限，引起缙绅士大夫哗然，多耻被甄叙，并号该书为“勋格”。随后，李义府上奏高宗收回全国的《氏族志》加以焚毁。《姓氏录》贯彻“各以品位为等第”的原则比《氏族志》更加彻底，所收的姓和家亦大为减少，已将当朝无官职的旧士族全部排除在外，说明它对旧族的贬抑超过了《氏族忘》。但与《氏族志》相同，《姓氏录》在现实生活中所起的作用亦很有限，婚姻崇尚门第的风气以后依然盛行。

　　（胡如雷） 
　


    
匈奴
  　　匈奴

　　中国古代北方游牧部族。又称胡。其名始见于战国文献。起源不明，或以为即周代典籍中所见■狁、薰粥之后。其族属和语言系属有蒙古、突厥、伊朗诸说，迄今尚无定论。匈奴人没有文字，以言语为约束。

　　政治组织与社会经济匈奴人以畜牧为主，畜有羊、牛、马、骡、驴和骆驼等。马最受重视，为战斗、运输、贸易和日常生活所必需。畜产归私人所有，各部落牧地则为各该部落牧民所共有。匈奴人住毡帐（古曰穹庐），食肉、饮乳及马乳酒，衣皮革，过着逐水草迁徙的生活。匈奴贵族亦居住汉式宫殿，这些宫殿可能成于汉工匠之手。匈奴人会建造军用的壁垒、城堡等；有车、船，能筑路、架桥。匈奴冶铜业发达，能铸刀、剑、斧、镞和马具等；冶铁和制陶也有一定的规模。

　　匈奴人三马形铜饰牌

　　内蒙古察右后旗二兰虎沟出土

　　匈奴的社会组织以部落联盟为主，联盟的首领称为“单于”。公元前3世纪末以后，匈奴征服邻近各族，统一蒙古高原，游牧的国家政权机构逐步形成。单于以下，高级官吏依次有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等，主管军政，均由单于子弟、本部落贵族担任，皆世袭。此外，有左、右骨都侯等，辅佐政务、断狱听讼，一般由异姓贵族担任。

　　匈奴由许多部落构成，各部落包含若干氏族，著名的如孪鞮氏、呼衍氏、兰氏、须卜氏、丘林氏、韩氏、郎氏等。孪鞮氏最贵，单于皆出此族。或父死子继，或兄终弟及。其余有呼衍、兰、须卜、丘林四族亦贵，世与单于联姻。凡废立、和战、祭祀等大事，均由各部贵人会议决定。

　　匈奴有不成文法，盗窃者没其财产，大罪死，小罪轧；监禁最长不出十天，一国的囚犯不超过十人。

　　匈奴人朝拜日，夕拜月；月满进军，月缺退兵；战场上能斩得敌首的，赐酒一杯。凡有掠获，皆归己有，以俘虏为奴婢。打仗时能运回死者尸体的，可得死者全部家财。匈奴绝大部分是骑兵，男子少壮能挽弓者均在编内。

　　匈奴行族外婚；父兄死，妻后母，报寡嫂。匈奴人土葬，死者头部朝东。贵族皆深葬，棺槨多达三重。单于死，金银、衣裘随葬之外，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达数十百人。

　　匈奴于每年正月，小会单于庭，祭祠。五月，大会龙城（今蒙古鄂尔浑河西侧和硕柴达木湖附近），祭祖先、天地、鬼神。秋日马肥，大会■林，检点人畜。南匈奴降汉后，仍有三龙祠，常以正月、五月、九月戊日祭天神。

　　秦及汉初时期　秦初，匈奴分布在阴山南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使蒙恬率军三十万往击，夺取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一带），重置九原郡（治今内蒙古包头市西），连接秦、赵、燕旧日长城并重加修筑，西起临洮（今甘肃镇原南），东至碣石（今河北昌黎北）。三十六年，又迁三万户垦殖北河（今内蒙古杭锦旗一带）、榆中（今河套东部），以防匈奴南下入侵。

　　秦二世元年（前209），匈奴头曼单于乘中原动荡之机，收复河南地；至其子冒顿单于（？～前174）杀父自立时，匈奴已有控弦之士三十万，遂西破月氏，东击东胡，北服丁零，南并楼烦、白羊；并乘楚汉相争之隙，屡犯燕（今河北北部）、代（今河北蔚县一带）。汉高帝七年（前200），匈奴兵围马邑（今山西朔县），南扰太原（今山西太原西南）；汉高祖刘邦亲率军三十余万出击，至平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东北），遇伏被困，不得已使刘敬往结“和亲”之约，以公主嫁单于，岁奉贡献，并开关市与交易。

　　约前177或前176年，匈奴西进，再次击败月氏，迫使月氏向西北溃退至伊犁河流域；接着又征服乌孙、呼揭，以及楼兰等塔里木盆地绿洲诸小国。其西部日逐王在西域北道焉耆、危须与尉犁之间置“僮仆都尉”，控制商道，榨取财富。老上单于在位（约174～160年间）时，又大败月氏，杀其王，以其头为饮器。此后（约前139～前129年间），匈奴又令乌孙进攻月氏，月氏再西迁至妫水（今阿姆河）流域，乌孙遂据有伊犁河流域。

　　匈奴与汉虽结和亲，然恃其强盛，仍不断侵扰长城以南地区，匈奴骑兵曾一度烧毁回中宫（在今陕西陇县），前锋直指长安甘泉（在今陕西淳化西北）。

　　汉武帝至王莽时期　西汉王朝经过六十余年休养生息，国力渐充，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便立志北伐。元光六年（前129），汉兵自上谷（今河北怀来东南）、代郡、云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雁门（今山西右玉西北）四道并出，击匈奴于长城下。元朔二年（前127），汉将卫青取河套以南，置朔方（今内蒙古杭锦旗北）、五原（今内蒙古包头西北）二郡，徙民十万以实之。元狩二年（前121），汉将霍去病出陇西，攻克焉支（今甘肃永昌西、山丹东南）、祁连二山；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率部众四万余归汉，汉在两王故地先后设酒泉（今甘肃酒泉）、武威（今甘肃民勤东北）、张掖（今甘肃张掖西北）、敦煌（今甘肃敦煌西）四郡；从此自河西走廊至罗布泊一带无匈奴，匈奴与西羌的联系断绝。元狩四年，卫青、霍去病率步、骑兵数十万分两道并出，夹击匈奴于漠北。汉军大胜，封狼居胥山而还。同时，武帝遣张骞等出使西域，约结月氏、联姻乌孙，力图断匈奴右臂。嗣后，匈奴与汉反复争夺西域门户楼兰、车师等地，前后凡二十余年。宣帝本始元年（前73），匈奴击乌孙不利，衰兆已现。丁零、乌孙、乌桓等各乘虚攻击，其势益弱。神爵二年（前60），日逐王降汉，汉得车师，西域始畅通；汉命郑吉为西域都护，西域诸国多属都护管辖，从此匈奴僮仆都尉不复存在。

　　不久，匈奴统治集团内讧，五单于争立。宣帝五凤元年（前57），终于分裂为东、西两部。东部呼韩邪单于于甘露三年（前51）降汉，觐见汉宣帝刘询。西部郅支单于西迁至康居住地，役使近旁乌孙、呼揭、丁零诸小国；元帝建昭三年（前36）被汉将陈汤等击杀于楚河上。郅支既灭，呼韩邪于竟宁元年（前33）再次朝汉。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昭君）嫁呼韩邪，号“宁胡阏氏”。从此匈奴不断朝汉，并遣子入侍，和平相处凡四十余年。王莽执政，降低对单于的待遇，阻止乌桓等向匈奴纳税，于是匈奴重又入侵。一度北边空虚，不断为匈奴所蹂躏。

　　汉朝赐给匈奴王温禺鞮的“汉匈

　　奴栗借温禺鞮”铜印

　　内蒙古伊克昭盟东胜征集

　　东汉、魏晋时期光武帝之初，汉与匈奴关系仍未好转。后因塞北连遭饥旱，又受乌桓等攻击，匈奴疲惫已极，内讧又起，日逐王比于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自立，亦号呼韩邪单于，率漠南八部归降于汉。匈奴遂分裂为南北两部。

　　南匈奴部众驻牧于汉北边五原、云中、定襄（治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朔方、雁门、上谷、代、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八郡之内；汉对于南匈奴岁赐丰厚，且于建武二十六年设“使匈奴中郎将”以监护之。明帝以后，更设度辽营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置度辽将军，协助南匈奴单于抵抗北匈奴来侵和镇压族人的叛乱。此后，南匈奴或降或叛，然节节南徙。至2世纪40年代多数集中于并州中部汾河流域一带。东汉末，曹操怕匈奴势力蔓延，始限制其居住地区，分其部众为左、右、南、北、中五部，并采取分化政策，使上层贵族与部众脱离。此后南匈奴单于仅有虚名，王侯降同编户，部分匈奴牧民逐步沦为汉族地主的农奴。西晋末，匈奴屠各氏贵族刘渊趁八王之乱据有并州，建立“汉”政权，后其族子刘曜为帝时，改国号为“赵”，前后立国二十六年（304～329）。东晋末，铁弗匈奴赫连勃勃建立“夏”政权，立国二十五年而亡（407～431）。南北朝后期，匈奴之名逐渐消失。

　　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将窦固、耿忠出酒泉塞，击败北匈奴呼衍王，追踪直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置宜禾都尉，屯田伊吾（今新疆哈密）。次年，窦固、耿忠又合兵击平车师前、后王，重置西域都护，切断北匈奴同西域的联系。北匈奴困窘，诸部南下归汉者逐年增多。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汉将窦宪、耿秉等得南匈奴之助，又大败北匈奴，逐北三千里，登燕然山（今蒙古杭爱山），刻石记功而还。永元二年、三年，汉军又连续大破匈奴，斩获甚众，单于遁逃，汉军出塞五千里始还。此后，由于鲜卑兴起，占有匈奴故地，北匈奴部分投汉，部分归降鲜卑。其余残众或降或叛，出没于天山南北，继续与汉争夺对西域的控制权，屡为边患。其踪迹直至2世纪中叶才不见于记载。或以为欧洲史上的匈人（Huns）即西迁的北匈奴，但未有确证。

　　近年来，从匈奴贵族墓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如兵器、马具等，上面的动物纹饰高度写实，栩栩如生，与中亚、南俄等地游牧部族中流行者相类似，或以为这是匈奴人同自西向东扩展的斯基泰（Scythai）文化相接触的结果。另外，通过战争、和亲和关市，匈奴大量地接受了汉文化的影响。匈奴人墓葬中有许多汉式丝绸服装、铜镜、马具、漆器等，均是明证。同时，汉经济文化也受惠于匈奴，当时养马业的发达，就与匈奴马匹的输入有关，骑兵的训练与有关战术的进步也受到匈奴的影响，足见匈奴在东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起过一定的作用。

　　（余太山） 
　


    
熊廷弼
  　　熊廷弼

　　（1569～1625）　 明末军事统帅。字飞百，亦作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刻苦强记。万历二十五年（1597）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授保定推官，尽释被税监王虎冤系狱者多人，并上撤矿疏，以能擢为监察御史。三十六年巡按辽东。面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特别是后金势力兴起，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上疏备陈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巡抚杨镐之议不和。不久督学于南直隶，以严明声闻。四十七年，在与后金军的萨尔浒之战中，经略杨镐指挥的号称四十七万大军惨败，从此明朝力量大衰，在辽东失去优势，不得不由进攻转为防御。战后，经廷议，擢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杨镐为辽东经略。其时开原、铁岭相继失陷，沈阳军民纷纷逃奔。廷弼到任后，立斩逃将，督造军器，修缮城堡，调兵遣将扼守各冲要地点，互为应援，守备大固。他还亲巡沈阳、抚顺，相度形势，召置流移，安定民心。策略以守为主，反对浪战，并联合朝鲜牵制后金，卓有成效，使后金军不敢轻进。熹宗初立，以不进兵为言官所劾，上书自明，求罢，朝廷以袁应泰代。天启元年（1621）后金破沈阳，袁应泰死；不久辽阳又陷，震动京师。廷弼被召入朝，首建三方布置策：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厚集步骑以牵制后金主力；在天津与登、莱（今山东蓬莱、掖县）各设巡抚，置舟师，乘机入辽南；在山海关设经略，节制三方。遂进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复经略辽东军务。朝廷同时擢王化贞为巡抚。二人一主战，一主守，意见不和。王化贞拥重兵守广宁，而廷弼则徒拥经略虚名，仅有数千军士。化贞握重兵，不听节制，以降敌明将作为内应，发动进攻，弄巧成拙，兵败后弃广宁退走。廷弼的方略难以实现，见大势已去，随之撤至关内，被下狱论死。魏忠贤指使阉党袒护王化贞，委罪于廷弼，廷弼被杀，传首九边。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为明末突出的军事统帅。崇祯时获昭雪，谥襄愍。有《熊襄愍公集》。

　　（万明） 
　


    
熊希龄
  　　熊希龄

　　（1870～1937）资产阶级政治家，北洋政府总理。字秉三。湖南凤凰县人。清光绪年间先中举人，继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受梁启超、唐才常的影响，主张维新立宪。1897年与谭嗣同等在长沙创办时务学堂，任总理；又参与创设南学会，创《湘报》，以推动变法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熊遭革职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及至赵尔巽继任湖南巡抚，对熊备加提携；赵升东三省总督，任熊为屯垦局总办。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时，熊经赵尔巽之推荐出任参赞，返国后任东三省农工商局总办、奉天盐法道、东三省财政监理官等职，其时有理财能手之称。在立宪运动中，熊沟通于清政府大员袁世凯、端方、赵尔巽和立宪派首领梁启超等人之间，冀图以立宪消弭革命。辛亥革命起，12月熊由奉赴沪，渐次拥护共和并加入中华民国联合会。1912年4月任唐绍仪内阁财政部长，7月辞职，旋任热河都统，次年被举为进步党名誉理事。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拉拢进步党人组阁，熊任北洋“第一流人才内阁”总理兼财政总长。在袁的独裁统治下，熊曾附署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等命令，“人才内阁”终难有所作为。1914年2月，袁策动新闻界重提热河行宫盗宝案，熊以涉嫌被迫辞职，旋受命筹办全国煤油矿事宜。熊宦途受挫后，乃转向慈善和教育事业。1917年8月京兆各县水灾，他被特派督办京畿一带水灾河工善后事宜，尽力抚恤流亡，赈济饥乏，复创办慈幼局，收养难童。1918年在北京香山静宜园成立香山慈幼院，以培育人才。1928年熊任国民政府全国赈济委员会委员。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动员家人和香山慈幼院的师生投身救国抗日活动。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起，熊在上海与红十字会的同仁合力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收容所，收容伤兵，救济难民。京沪沦陷后，熊赴香港为难民、伤兵募捐。1937年12月25日因脑溢血在香港逝世。

　　（朱信泉） 
　


    
墟市
  　　墟市

　　乡村定期集市。这类集市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最原始的低级市场，大概来源于古代的“日中为市”。东晋、南朝到隋、唐文献记载中的草市，就是这类低级市场。宋代乡村定期集市有了较为广泛的发展。广大地区仍称这种集市为草市，两广称为墟市，还有的地方称为痎市、村市、山市、野市、子市、早市等。这些乡村集市都有固定的日期，如“岭南村墟聚落，间日会集裨贩，谓之虚市”。所谓痎市中的痎字，很可能是街字的异读。一说痎即疟疾，间日复发，痎市为间日一集。乡村集市是周围村落的农民、小工、小商买卖交换的场所，以自己的农副产品交换农具、日常用品之类，称为赶集或趁墟。在交易之后，一般四散回家，集市上没有居民。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不少乡村集市形成为新的居民点，汇集了行商坐贾，发展成为相当繁荣的贸易点，并上升为镇、县。在经济发达的地区，这些定期的乡村集市构成为商业网。宋政府对乡村集市的发展，不加干预，有时还予以提倡。如熙宁十年（1077），政府许可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边境居民“兴置草市，招集人户住坐作业”，使杂居的蕃汉人民购置生产、生活用品得到方便。除岭南墟市宋初一度不征商税之外，广大乡村集市都征收商税。但这些集市的商税被当地富豪“买扑”承包。在全国商税中，乡村集市的商税占有一定比重。

　　（漆侠）

　　明清是乡村集市发展、繁荣时期。除岭南地区仍称为“墟市”外，其他地区多称为“市”或“集”。江南地区乡村集市的发展达到了相当可观的规模。弘治间，上海县有十一个市。市的所在地的居民多数在一百户至三百户之间，个别的市有五百户至一千户。除了商品生产及交易外，茶肆酒楼也大量出现，市镇生活的寄生性日渐增大。市之较大且繁荣者，往往不在镇之下。吴县月城市，因地处阊门内，成为“各省商贾所集之处”。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一些市渐渐向专业化转变，吴江县庉江市，“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某些市还发展为镇，以丝织业著名的盛泽镇，明初为一小村落，嘉靖间“始称为市”。明末清初，盛泽已成为吴江县第一大镇。这些分布广泛的市成为仅次于镇的地区性商业中心，并与镇一起初步构成区域性的市镇体系。岭南地区的墟市出现了一些“逐日市”和专业化的墟市。北方地区则以定期集市为主，其繁华程度逊于江南。清代以后，尽管某些市衰落，但总的趋势是仍在发展。

　　参考书目

　　全汉昇：《宋代南方的虚市》，《中国经济史论丛》第1册，香港新亚研究所，1972。

　　傅衣凌：《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的分析》，《历史教学》，1964年第5期。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3。

　　（伍跃） 
　


    
徐达
  　　徐达

　　（1332～1385）　明朝大将，开国功臣。字天德。濠州（今安徽凤阳）人。家世业农，少有大志，刚毅武勇。元至正十三年（1353）加入朱元璋部。十四年，从朱元璋南略定远，夺取滁、和二州。次年随朱元璋渡长江，拔采石，克太平（今安徽当涂）。十六年下集庆（今江苏南京）、镇江，授统军元帅职。次年拔常州，进佥枢密院事。寻迁奉国上将军、同知枢密院事，又进中书右丞。二十三年大败陈友谅于鄱阳湖。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以达为左相国。率军克庐州（今安徽合肥）、江陵、辰州（今湖南沅陵）、衡州（今湖南衡阳）、宝庆（今湖南邵阳）诸路，湖湘平。二十五年冬，又率军取淮东，克泰州，攻高邮，至次年三四月间，濠、徐、宿三州相继下，淮东平。同年八月，拜为大将军，与常遇春率军二十万同张士诚进行决战。先下湖、杭二州。吴元年（1367）九月，克平江（今江苏苏州），执张士诚，吴地平。论平吴功，进封为信国公，右相国。十月，朱元璋拜他为征虏大将军，帅步骑二十五万北伐中原。元璋即帝位后，以达为右丞相，兼太子太傅。洪武元年（1368）八月克复元大都。十一月克太原、大同，山西悉平。二年二月引兵西渡，定陕西。三年，总大兵自潼关出西道，出击北元之扩廓贴木儿军，大胜。时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大封功臣，改封为魏国公，食禄五千石，并赐铁券。四年奉命往北平（今北京）练军马，修城池，置屯垦田。五年分兵北征沙漠，十四年，复帅汤和等讨乃儿不花。太祖以其功大，特赐以旧邸，即朱元璋为吴王时所居宫室。又命有司于旧邸前治甲第，名其坊曰“大功”。徐达智勇双全，治兵严明，且谦虚谨慎，善拊循，能与下同甘苦，行军持重，不妄杀戮，士无不感恩效死，故所向克捷，功勋卓著，为开国功臣第一。朱元璋称赞他：“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十七年病背疽，十八年二月卒。关于徐达之死因，历来众说不一，有人认为系病故，有人认为是朱元璋在其病中赐蒸鹅所致。

　　（林金树） 
　


    
徐光启
  　　徐光启

　　（1562～1633）　明代科学家、政治家。字子先，号玄扈。上海人。万历三十二年（1604）进士。改庶吉士，迁赞善。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学习西方数学、天文、水利、地理、火器等“有用之实学”，译成《几何原本》、《泰西水法》诸书。四十一年，力主以西洋历法修正旧历，遭守旧势力反对，托疾离朝，自购田地，屯垦天津。四十七年，为抗击清兵侵扰，累疏自请练兵，遂超擢少詹事兼河南道监察御史，练兵通州。天启年间，遭阉党排陷，告病闲住，从事农业科学的研究和《农政全书》的编写。崇祯元年（1628）召还，二年，以礼部左侍郎理部事，奉敕督领历局，用西法修正大统历，并受命训练兵士，制造洋炮，抵抗清军。三年，疏陈垦田、水利、救荒、盐法等拯时急务，擢礼部尚书。五年，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六年，病卒。赠少保，谥文定。光启博学强识，治学范围包括数学、天文、历法、地理、水利、火器制造等许多方面，为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以几十年精力，潜心探究农业科学，总结中国历代农学著作和当时农业生产经验，吸收西方科学技术，编著成科学巨著——《农政全书》。全书共六十卷，五十余万字，经陈子龙等整理，于崇祯十二年刊行。著译达六十余种，主要有《崇祯历书》、《测量法义》、《勾股义》、《九章算法》、《徐氏庖言》等。多收于《徐光启集》之中。

　　（张显清） 
　


    
徐弘祖
  　　徐弘祖

　　（1586～1641）　明代地理学家、旅行家。字振之，号霞客。江苏江阴人。自幼博览群书，学问渊博。应试失败后，淡泊功名，不求仕进。他酷爱史籍舆地之学，对历代地志的辗转抄袭附会深感不满，早年即有志于旅行考察。万历三十六年（1608），他开始有计划的远游，直到五十五岁时为止。东游普陀，南涉闽粤，西北抵太华之巅，西南达云贵边陲。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甚至饥食草木之实，进行实地考察，足迹遍于今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江西、河南、陕西、山东、山西、河北、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十六个省区及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他所到之处，对地貌、地质、水文、气候、植物等科学问题，都作了深入而细致的考察，以科学态度和惊人的毅力，以及锐敏的观察和生动入微的文笔，逐日写成考察记录。

　　徐霞客的主要贡献是详细地考察和记述了中国西南地区广大的石灰岩地区。在水文方面，对很多河流的源流做了详细考察，并辨明了怒江、澜沧江、红河等江河的水源流向，推翻了许多陈陈相因的旧说，还将气候、地形对植物的影响，作了详细的描述。特别是他晚年对于西南广大地区的岩溶地貌的考察，已开始进入规律探讨的新阶段。这一部分的考察记录，成为世界科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关于岩溶地貌研究的宝贵文献。其记述与现代地质学对西南一带的考察分类相符合。

　　霞客的全部考察日记后经友人整理，按地区辑录成帙，定名为《徐霞客游记》，但未刊行。后因累遭战乱，多有散佚，幸有传钞诸本，历经后人校刊，迟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才有初刻本问世，但已非全稿。20世纪20年代，其科学价值才被发现，1928年，丁文江主持编绘徐霞客旅行路线图三十六幅，连同据嘉庆年间刊本标点的游记本文及自著的《徐霞客先生年谱》一起印行。1980年，褚绍唐、吴应寿又根据新发现的两部早年钞本重加校补，另附旅行路线图三十九幅，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印行，是为当前《徐霞客游记》的最佳版本。该书既是科学著作，又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学游记。全书长达六十九万字，叙述质朴、生动，被清代学者钱谦益赞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参见彩图插页第101页）

　　（侯仁之） 
　


    
徐鸿儒起义
  　　徐鸿儒起义

　　明末徐鸿儒领导的起义。徐鸿儒，本名徐诵，山东巨野县人，后迁居郓城。早年参加白莲教。万历末，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徭役不断增加，社会矛盾日趋激化。他以白莲教教义组织群众，聚众至数千人。被山东、南北直隶、河南、山西等省信徒推为教主，约定各地于天启二年（1622）八月起义。但是年春被人告发，不少骨干被捕。徐鸿儒遂于五月提前在徐家庄树旗起义。起义军占领郓城、巨野交界处的梁家楼一带，拥立徐鸿儒为中兴福烈帝，建号大乘兴胜，设立官职，建立政权。义军多头缠红巾，众至万余人，先后攻占郓城、巨野等地。同时，其他白莲教首领沈智、夏仲进、张柬白、侯五、周念菴、孟先汉等，也分别攻占滕县、邹县、峄县（今枣庄东南）等县城及漕运要道夏镇，并进攻兖州、曲阜、郯城等地，很快控制了山东境内运河两岸的广大地区，阻截漕运，多次重创官军。

　　徐鸿儒进攻曲阜碑

　　由于起义准备不足，加之明廷派大军合力进剿，七月，各友军先后失败，郓城、巨野失守。徐鸿儒等在形势不利的条件下，仍固守邹县、滕县，与官军抗衡。明军调集山东、北直隶等地的大量官军，围徐鸿儒军于滕县。九月，徐鸿儒粮尽援绝，突围不成而被俘，十二月在北京被害。

　　（李济贤） 
　


    
徐阶
  　　徐阶

　　（1503～1583）　明朝大臣。字子升。松江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后为福建延平府推官、江西按察副使，屡进为国子监祭酒、礼部侍郎、吏部侍郎、吏部尚书，三十一年入内阁，四十二年任首辅，隆庆二年（1568）七月致仕。

　　徐阶性颖敏，有权略，器量深沉。虽长期研习理道良知之学，但“以躬行为实际，以经济为真诠”，业绩颇多。在延平府推官任中，创社学，毁淫祠，捕巨盗，清狱囚，无辜受害者，多得平反。在吏部任上，他一反过去接见庶官不数语的常规，见必咨以边腹要害、吏治民情，各官皆乐为用；又知人善任，所荐官员多谨厚长者，深得人们赞誉。任首辅之后，尽反严嵩弊政，注意选用与保护人才，先后引用高拱、张居正等入阁，谏止动辄捕杀边镇大臣现象，缇骑因此省减，诏狱渐少。他又力救户部主事海瑞，使免一死。明世宗朱厚熜死后，阶起草遗诏，将大礼议中因言事得罪诸臣全部平反，存者招用，死者优恤；同时起用有节行、恬退自守之士，以励忠义风节。故诏下之日，朝野号恸感激。

　　徐阶执政期间，还减轻百姓负担，清理盐课，致流徒尽复，课额不亏。景王死后，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朱厚熜去世后，阶把斋谯、土木、珠宝、织作等统统罢除，为人民所拥护，朝野称之为“名相”。徐阶为取得世宗信任，避免严嵩迫害，也“谨事嵩”。罢官乡居后，其家占夺土地仍达二十四万亩，子弟家奴，横暴乡里，致讼牒山积。应天巡抚海瑞、兵宪蔡国熙秉公按治，他以三万金贿给事戴凤翔，又通过张居正嗾使给事陈三谟论去海、蔡。当时人称：“家居之罢相，能逐朝廷之风宪”，也有人把他比之为“权奸”。死后，赠太师。著有《世经堂集》二十六巷。

　　（杨欣） 
　


    
徐敬业
  　　徐敬业

　　（？～684） 唐代反抗武则天专政的军事首领。唐初名将李勣孙。祖籍曹州离狐（今山东鄄城西南）。李勣本姓徐，赐姓李。总章二年（669），李勣死，敬业袭爵英国公，历官太仆少卿、眉州刺史。

　　弘道元年（683），唐高宗卒，中宗即位。次年，改元嗣圣，武后以太后临朝称制，不久即废中宗，立豫王旦（即睿宗），武太后掌握全部权力。这一年，敬业因事被贬为柳州司马，赴任时途经扬州，便和同被贬官南方的唐之奇、骆宾王、杜求仁、敬业弟敬猷以及前盩厔（今陕西周至）尉魏思温、奉使到扬州的监察御史薛璋等，一起策划起兵反对武则天。当时扬州没有都督，由长史管理州务。这年九月，他们使人诬告长史陈敬之谋反，薛璋以御史奉使的身分将他捕杀，徐敬业自称扬州司马，组织囚犯、工匠、役丁数百人，占有扬州。随即招集民众，以扶助中宗夏位为号召，发布了由骆宾王撰作的《讨武瞾檄》。敬业起兵后，武则天剥夺了他的赐姓，命左玉铃卫大将军李孝逸统兵镇压。当时敬业的谋士有北上进攻洛阳和南下先取常州（今属江苏）、润州（今江苏镇江）两种主张，敬业采纳了南进的策略，渡江攻取了润州。那时，李孝逸大军已逼近扬州。敬业重又还兵，在高邮（今江苏高邮北）迎战。十一月，大败，逃奔润州，想渡海投高丽，为唐兵追及，敬业弟兄被部下所杀，同党大都被捕杀。

　　（乌廷玉） 
　


    
徐日升
  　　徐日升

　　（Thomas　Pereira，　1645～1708）耶稣会传教士。字寅公。葡萄牙人。生于布拉加省，就学于省立学院。1663年，入耶稣会。清康熙十一年（1672），抵澳门。次年，经南怀仁推荐以精通音乐来京供职钦天监，襄助治理历法，兼任宫廷音乐教师。对中国音乐亦有研究，每闻中国歌曲，即能仿奏。康熙二十七年，南怀仁病殁，继署理钦天监监副。二十八年，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时，与张诚同为中方代表团拉丁文翻译。三十年，任耶稣会视察。时浙江多明我会传教士在兰谿新建教堂被浙江巡抚所禁，他上奏陈述传教士在制造军器、办理外交方面的功绩，要求弛禁。次年，康熙帝颁布谕旨：“各处天主堂照旧存留，凡进香供奉之人，仍照常行走，不必禁止。”四十四年，反对教皇的代表要教徒放弃敬孔祭祖的命令。四十五年，升任耶稣会中国省副省会长。后卒于北京。著有《南先生行述》一卷（1688年印行）；《律吕正义》五卷（1713年北京印行），一至四卷为康熙帝敕纂，第五卷为徐氏与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T.Pedrini）所作，专论外国音乐。

　　（陈增辉） 
　


    
徐润
  　　徐润

　　（1838～1911）　清末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字雨之。广东香山（今中山）人。家族为买办世家。十四岁时到上海，在伯父徐昭珩（钰亭）担任总理行内办房事务的宝顺洋行学艺办事。1856年（咸丰六年），被提升为买办副帐房。后开始于洋行之外自营商业。1859年，与宝顺洋行另两名买办在上海伙开绍祥字号，包办各洋行丝、茶、棉花生意，并与人合股开设敦茂钱庄。1861年，任宝顺洋行副买办。1859～1864年的短短五年间，先后设立经营出口茶、丝和进口鸦片的行号及钱庄十多家，分布温州、宁波、河口等处。同时，大规模地进行房地产和其他投机活动，迅速积累资本。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自设宝源祥茶栈，在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遍设茶号，成为饶有资产的独立商人，并受到洋务派封疆大吏的倚重。1873年，受李鸿章札委，会同唐廷枢接办李在上海创办的第一个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曾为招商局招揽大批股本，积极添置轮船，扩建码头、栈房，创办自保船险。1884年，因挪用招商局公款投机地产失败被免职。1887年后，由李鸿章、刘铭传委派，先后办理平泉、鸡笼（今台湾基隆）、开平、贵池等矿务，但未有所作为。晚年转而投资民族工业，1902年创办上海景纶纺织厂，并在全国许多企业中拥有股份，总计资本不下一百二三十万两。1903～1906年，由袁世凯委任重返招商局，为代理总办。1911年3月9日（宣统三年）病卒于上海。著有《上海杂记》一书，对上海开埠后的变化，颇多著录。

　　（汪敬虞） 
　


    
徐世昌
  　　徐世昌

　　（1855～1939）　 清末、北洋政府官僚，北洋政府总统。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斋。直隶（今河北）天津人。1885年10月20日（清咸丰五年九月十三）出生于河南省汲县一个小官吏家庭。早年丧父，家境衰落，成年后任县署文书或家馆塾师。1879年徐与袁世凯结为盟兄弟，得袁资助北上应试。先中举人，后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兼充国史馆协修、武英殿协修等职。1897年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奏请徐世昌以翰林兼管新建陆军营务处，成为袁的重要谋士，此后累获擢升。1901年升任国子监司业，1903年为商部左丞，1904年署兵部左侍郎，次年初以兵部侍郎兼会办练兵事宜，同时授军机大臣、督办政务大臣，旋调任巡警部尚书。巡警部改为民政部，仍任尚书。1906年奉命与载振同赴东北考察政治，上《密陈通筹东三省全局折》。1907年东北改设行省，徐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曾多所举措，冀能巩固清政府在东北地区的统治。1909年春内调，任邮传部尚书兼津浦铁路督办大臣，次年去部职复任军机大臣，旋授体仁阁大学士。1911年5月，清廷裁军机处改设皇族内阁，徐任协理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徐力主起用袁世凯镇压革命。同年11月袁组织责任内阁，徐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1912年3月南北议和告成，袁世凯继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徐以“国变忧愤”力辞太保，避居青岛观望时局的变化。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加快了复辟帝制的步伐。1914年5月任命徐世昌为国务卿，次年袁公开推行帝制，徐以局势难卜求去，以备于事机不顺时以在野身分为袁转环，随后徐退居河南辉县水竹村。

　　1916年3月袁被迫取消帝制，恢复民国年号，起用徐为国务卿。徐在公私两方面为袁尽力。因要求过袁护国军停战议和遭到拒绝，徐任职仅一月力荐段祺瑞继任。袁世凯死，徐为之料理后事完毕又回水竹村。1916年11月，徐以北洋元老资格应邀抵京，调解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之间的权力斗争，事后移居天津窥测时机。徐曾一度图谋通过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来掌握实权，后知事不可为乃幡然变计。1917年7月张勋复辟，徐被任命为弼德院院长，他托故未就。直系首领冯国璋任总统后，与总理段祺瑞矛盾转剧，徐又以调入自居。1918年10月冯国璋总统任满下台，段祺瑞亦去总理职，徐世昌经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举为总统。他标榜“偃武修文”，11月下令对南方停战，次年2月召开南北“议和会议”，但无结果。当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徐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职务，以缓和全国舆论的反对。为了阻止新文化运动的高涨，徐极力鼓吹“尊孔读经”以为抵制。

　　在北洋军阀各派系的斗争中，徐世昌惯以元老身分和居间调和者的角色因势操纵，借以维持自己的政治地位。直到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后，直系控制了北京政府，打破了北洋各系平衡的局面，曹锟、吴佩孚用恢复旧国会和由黎元洪复任总统的办法逼涂去职。同年6月2日，徐被迫辞职回天津英租界私宅。晚年，借助僚友门客编撰书籍二十余种。1939年6月5日，病逝于天津。

　　参考书目

　　李宗一：《徐世昌》，《民国人物传》第1卷，中华书局，北京，1978。

　　沈云龙：《徐世昌评传》，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1979。

　　（朱信泉） 
　


    
徐寿
  　　徐寿

　　（1818～1884）　清代化学家。江苏无锡人。字雪村。早年习举业，后以不切实用转而讲求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咸丰间，旅居上海，在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向当时著名的算学家李善兰请教质疑，吸收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后阅读了墨海书馆刊印的《博物新编》，开始钻研西方化学知识。返乡后，据以致力于化学实验。同治初，入两江总督曾国藩幕，参预筹建安庆、江宁机器局，并与华蘅芳等试制成中国近代第一艘火轮“黄鹄”号。后复至上海，组建江南制造局，创议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书籍。同治末，与英人傅兰雅设格致书院于上海，讲授化学知识，演示化学实验。晚年专意译书，主要译著有《化学鉴原》、《化学鉴原续编》、《化学鉴原补编》、《化学考质》、《化学求数》、《物体遇热改易记》、《西艺知新》、《西艺知新续刻》、《宝藏兴焉》、《汽机发轫》、《营阵发轫》、《测地绘图》、《法律医学》等十三种百余卷。其中尤以《西艺知新》和《化学鉴原》及其《续编》、《补编》最为著名。他制定统一化学元素定名是取用外文第一音节来造新字的办法，定钠、钾、钙、锰、镍、锌等译名，一直为后世所采用。日本的化学译名也因此多有与中文名称相同者。由于对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的系统传播，使他成为中国近代化学学科建设的先驱，对于日本近代化学的发展也产生了有益影响。

　　（陈祖武） 
　


    
徐寿辉
  　　徐寿辉

　　（？～1360）元末天完红巾军领导人。一名真一（或真逸）。罗田（今属湖北）人。布贩出身。至正十一年（1351）八月，与麻城铁工邹普胜等在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利用白莲教组织起义。部众以红巾为号，故称红巾军。十月，攻克蕲水（今湖北浠水），被拥立为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建都蕲水，以邹普胜为太师。十二年，遣将丁普郎、杨普雄、项普略、况普天、欧普祥、陈普文、赵普胜等分兵四出，先后攻克今湖北、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江苏、湖南的许多城市和地区。所到之处以“摧富益贫”、“弥勒佛下生”等口号发动群众，得到贫苦人民的广泛响应，沉重打击了各地官府和地主富豪。但因兵力分散，流寇主义严重，得地大多不能坚守，逐渐被元军和地主武装击败。十三年底，元军反攻获胜，蕲水失陷，徐寿辉等避入黄梅山及沔阳湖中。

　　徐寿辉起义军铜印“管军万户府印”

　　河南光山出土

　　十四年，元军慑于刘福通、张士诚等农民起义军势力壮大，抽调长江中游兵力前往镇压。天完兵势复振，于次年再次攻取湖广、江西的许多地区。十六年正月，天完迁都汉阳，但徐寿辉本人受丞相倪文俊操纵，虚有帝名。次年九月，倪文俊企图杀徐寿辉降元，事败，被部下陈友谅杀死，天完实权转归陈友谅掌握。十八年夏，陈友谅攻克龙兴（今江西南昌），徐寿辉欲往，陈友谅不从，遂止。次年十二月，徐寿辉仍欲往龙兴，至江州（今江西九江），陈友谅伏兵城外，尽杀其左右部属。陈友谅即以江州为都城，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一揽大权。二十年闰五月，徐寿辉被陈友谅杀于采石，天完亡。

　　参考书目

　　杨讷：《天完大汉红巾军史述论》，《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北京，1982。

　　（杨讷） 
　


    
徐松
  　　徐松

　　（1781～1848）　清代地理学家。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人。字星伯。嘉庆十年（1805）进士。由翰林督学湖南，因事遣戍伊犁，赦还，官至礼部郎中、陕西榆林知府。其学博洽，精析史事，尤长于地理之学，以博雅名重一时。在翰林院时，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从《永乐大典》中辑出《宋会要》五百卷，虽未及排比整理，然功不可没。西域水道，向无专书，遣戍伊犁期间，遍游天山南北，详记山川曲折，博稽载籍案牍，成《西域水道记》，并附之以图，对研究新疆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情况极富参考价值。又撰《新疆事略》，于城垣建置、关隘险要、满汉驻防、钱粮兵籍，言之甚详，后世赞为“千古未有之书”。所著《〈汉书·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赋》等，均为学者所推重。其他著述尚有：《唐两京城坊考》、《唐登科记考》、《宋元马政考》等。后人集其遗文为《徐星伯先生小集》。

　　（陈祖武） 
　


    
徐锡麟
  　　徐锡麟

　　（1873～1907）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领袖。字伯荪。浙江山阴（今绍兴）人。父亲徐凤鸣是附生，做过山阴县吏，并开设绸社。徐早年在家读书，1893年（光绪十九年）中秀才，中日甲午战争后，萌救亡之思想。1901年被聘为绍兴府学堂经学兼算学教习，后任副监督。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赴日本参观大阪博览会，受拒俄事件影响，产生反满革命思想。次年冬，在上海与蔡元培、陶成章共组秘密革命团体光复会。1905年，游历浙江诸暨、嵊县、东阳、义乌等地联络会党。并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革命活动据点。不久，同陶成章、龚宝铨等议捐官去日本学陆军，以便回国后掌握兵权实行革命。遂即捐得道员，于1906年1月前往日本。抵东京后，受到清方阻难，又因眼属近视，未能实现学习陆军的愿望。5月下旬归国。曾往来上海、绍兴、武汉、北京、东北等地，　12月依靠表伯俞廉三（时任山西巡抚）的推荐，以道员分发安徽，得安徽巡抚恩铭的信用，先任陆军小学堂会办，次年改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在学生中积极活动，并联络新军，准备起义。原与秋瑾约定皖、浙同时举事，后因风声走漏，引起恩铭注意，被迫提前发动。事前起草《光复军文告》，指出中国正面临“强邻日逼，不可终日”的严重局势，热烈希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7月6日，借恩铭参加巡警学堂学生毕业典礼的机会，在陈伯平、马宗汉配合下，枪杀恩铭，率巡警学堂学生攻占军械所，失败被俘。审讯时慷慨陈词，挥笔直书，谓“蓄志排满已十余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次日凌晨，英勇就义。

　　徐锡麟墨迹

　　（胡绳武） 
　


    
《徐霞客游记》
  　　《徐霞客游记》

　　见徐弘祖。 
　


    
徐中舒
  　　徐中舒

　　（1898～1991）　 中国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初名道威。安徽怀宁（今安庆市）人。1925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8年任复旦大学和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所撰《古诗十九首考》一文受陈寅恪赏识，1930年经其推荐，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任编辑员，两年后升为研究员。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八年，发表一系列学术论著，受到学术界的重视。30年代初期参加整理清代内阁大库所藏明清档案，颇著成绩；同时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课，讲授“殷周史料”。1934年与容庚等共同发起成立考古学社。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从40年代起，他先后还在乐山武汉大学、成都燕京大学、华西协和大学、南京中央大学执教。1949年以后除继续担任川大教授外，并兼西南博物馆和四川博物馆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顾问、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古文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等职务。

　　徐中舒长期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先秦史和古文字学是其主攻方向，对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的研究也有显著贡献。他在治学方法上，除继承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外，扩大研究视野，力求掌握全面，尽量利用有关学科的科学知识，联系补充，以体现历史本身的完整性。他熟悉先秦文献，既能得心应手地运用这些资料，又具有宏观素养，善于把田野考古、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工艺学诸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反复论证，力求其是。他强调研究古文字学应和古史研究相结合。他的研究成果丰硕。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有《木兰歌再考》、《五言诗发生时期的讨论》等。古史和古文字方面有《耒耜》、《再论小屯与仰韶》、《〈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论〈战国策〉的编写及其有关苏秦诸问题》、《论周代田制及其社会性质》、《论西周是封建社会——兼论殷代社会性质》、《陈侯四器考释》、《金文嘏辞释例》、《禹鼎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甲骨文中所见的儒》、《西周墙盘铭文笺释》、《西周利簋文笺释》、《周原甲骨初论》等论文，论证古史、考辨文字，不乏独到的见解。从40年代开始，还对四川地方史进行研究，撰写《巴蜀文化初论》、《续论》、《论〈蜀王本纪〉成书年代及其作者》、《〈交州外域记〉蜀王子安阳王史迹笺证》等文。

　　专著有《■氏编钟图释附考释》、《史学论著辑存》、《论巴蜀文化》、《左传选》等；还主持编纂了大型辞书《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古文字字形表》、《殷周金文集录》、《甲骨文字典》等多种工具书。

　　（吴天墀） 
　


    
许衡
  　　许衡

　　（1209～1281）　元代理学家、教育家。字仲平，时人称为鲁斋先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父名通，业农，避难迁居河南新郑。许衡年十六，从其舅学习吏事，但不愿为吏，便决意求学，专心研究儒家经典，并学占候之术。

　　1232年，蒙古军取新郑，许衡被俘，后获释。次年北迁，先居泰安，后转徙至大名。1238年，蒙古统治者考试诸路儒生，许衡应试中选，因得入儒户籍，以教学为业，与同时隐居大名的窦默一起讲论学问。当时，南北长期分裂，兴盛于南宋的程朱理学，在北方尚未流传。1235年，蒙古军攻陷宋德安府（今湖北安陆），姚枢奉命随军搜罗人才，得宋儒赵复于俘虏中，携归燕京，使讲授程朱理学。1242年，姚枢辞官，迁居辉州苏门，刊布赵复所授程、朱诸书。许衡诣枢求得程颐《易传》、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小学》等书，手录而归，遂专以此教授门徒，于是声名大著。1250年，移居苏门，经常同姚枢、窦默一起讲习，凡经传、子史、礼乐、星历、兵刑、食货之类，无不研究。1254年，忽必烈于京兆封地置宣抚司，以廉希宪为宣抚使，姚枢为劝农使，征许衡为京兆教授。1258年宣抚司罢，许衡还居河内。

　　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帝位于开平，召许衡北上。次年，授为国子祭酒，时国学未立，只是空名，不久便辞职还乡。三年，复应召入朝，因病滞居燕京，至元元年（1264）辞归。二年，忽必烈以朝中文臣都称誉许衡才学，下诏再召，许衡闻命即赴，奉命入中书省议事。三年，召至上都访问政事，因奏上《时务五事》疏，大旨言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必须实行汉法，才能长久统治。四年，告病还，不久，复召入，参与议定朝仪及内外官制。七年，授中书左丞。当时，忽必烈正急于财用，儒者论政多不合其意，专一信用平章政事回回人阿合马，使领尚书省六部事，总理全国民政、财赋。许衡劾阿合马专权，不听，于是请求解职。八年，改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使主教育；始置国子学，选随朝蒙古勋贵及百官子弟充生徒。许衡从政失意，致力于教学，以诸生多是贵族子弟，奏召门生耶律有尚、姚燧等十二人为伴读，使分处各斋充斋长；又用小学、四书，及所著《大学直解》、《中庸直解》、《大学要略》、《编年歌括》、《稽古千字文》等篇作教材，亲自讲授，课余则使学习礼仪。但权臣以学校非急务，读书为无用，不及时供应国学廪膳，诸生多离去。十年，许衡知很难有所作为，辞归怀州。十三年，再召至大都，命与王恂、郭守敬商定历法，仍授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领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时历成，致仕还乡，次年去世。大德元年（1297），谥文正。皇庆二年（1313），诏与宋九儒并从祀孔子庙。

　　中统元年以来，许衡凡五进五出，虽志在从政，但未被重用。其主要业绩是奠定元朝国子学基础和阐扬程朱学说，使朱熹学说得以普及，终至定于一尊。故元代有不少人推崇他是朱熹道统的继承者。不过他论学多蹈袭程、朱，无新意。其著作收入《鲁斋遗书》。

　　（陈得芝） 
　


    
《续文献通考》
  　　《续文献通考》

　　《文献通考》的续编。明代王圻撰。王圻字元翰，上海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进士，官至御史、陕西布政司参议，后辞官归里，专事著述。作者收集史乘和各家文集、往牒及奏疏等，据事节录，于万历十四年（1586）编次成书。共二百五十四卷。所纪上起南宋嘉定年间，下至明万历初年。体例仿通考，又兼取《通志》之长，收及人物。全书分三十考，较《文献通考》增出节义、书院、氏族、六书、道统、方外等六考，各考之下分卷标目，但田赋考中增加了黄河、太湖、三江和河渠四个子目；国用考中增加了海运；学校考中增加了书院、义学。明代以前部分，多取材于宋、辽、金、元四史；明代部分辑录史料甚多。不少史料为他书所不载。该书可与《大明会典》参用，但体例和内容失之杂乱，不够谨严。该书有万历刻本存世。1986年现代出版社又据以影印出版。

　　清乾隆十二年（1747）官修的《续文献通考》多取材于该书，共二百五十卷。体例与《文献通考》相同，纪事下限止于明末，引征各代旧史及文集、史评、说部等，加以考证，对《文献通考》未详者亦有所补正。

　　（王兴亚） 
　


    
《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焘（1115～1184），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于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焘于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征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着“宁失于繁，无失于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其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后历时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程应镠） 
　


    
宣抚使
  　　宣抚使

　　地方军事长官。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十六年（728），以宇文融为河北道宣抚使，是宣抚使之始设。唐后期派朝官巡视地方，称宣慰安抚使或宣抚使。宋朝宣抚使地位相当于执政大臣，或由执政大臣担任。最初的职责是巡视地方、存问官吏百姓，如咸平三年（1000）参知政事向敏中为河北、河东沿边宣抚大使即是。以后演变为一路或数路的军事统帅，庆历八年（1048），参知政事文彦博任河北宣抚使，则是专为镇压贝州王则而设的军事统帅。皇祐四年（1052），枢密副使狄青任宣抚使，是武臣任宣抚使之始。北宋末，宦官童贯等也曾任宣抚使。

　　南宋建炎三年（1129）知枢密院事张浚任宣抚使时，带“处置”二字，称宣抚处置使，职权较宣抚使更大。绍兴元年（1131），大将刘光世任宣抚使，是武将非执政而任宣抚使之始；次年，吏部尚书李光任宣抚使，是文官非执政任宣抚使之始。宣抚使在南宋初年设都督军事之前，为方面军最高统帅，此后的地位、职权低于都督军事，在都督军事（督视军马）的辖区内，则受其节制。

　　北宋时，宣抚副使只是副长官，并不单独设置，判官则是高级属官。南宋设置的宣抚副使和宣抚判官，都系长官，这是因为资浅而降低使名之故。

　　（陈振）

　　金章宗完颜璟泰和五年（1205），设河南兵马宣抚使，对宋备战。六年，设陕西路宣抚司，节制陕西兵马公事。八年，改称安抚司。此后，山东东、西等十路俱设安抚司。元世祖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立燕京、北京等路十宣抚司，以宣抚使总理一方民政，以后撤销；后于云南、四川、湖广行省民族地区参用土官为宣抚使，专理本州事务。明清因袭元制，宣抚使遂成为世袭的武职土官。

　　（伍跃） 
　


    
宣政院
  　　宣政院

　　元朝掌管全国佛教事务并统辖吐蕃地区的中央机构。初名总制院，于至元元年（1264）设立，以国师八思巴领之。二十五年，尚书右丞相兼总制院使桑哥，以总制院统领吐蕃各宣慰司军民财谷，责任甚重，宜加崇异，奏请用唐朝皇帝在宣政殿接见吐蕃使臣的故典，改名为宣政院，秩从一品，用三台银印。以帝师领院事。置院使二员（后增至十员），其为长者常以朝廷大臣担任，位居第二者由帝师推荐僧人担任。宣政院官属得自选用，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为元朝四个独立的任官系统。灭宋后，即置江南释教都总统；至元二十八年，又分设行宣政院于杭州，掌江南各省佛教，其后曾两度废而复置。吐蕃发生变乱，亦设行宣政院前往当地处置，唯重大军事行动需与枢密院商议。诸路、府、州、县置僧录司、僧正司、都纲司，为宣政院下属地方机构，管理各地佛寺、僧徒。至大四年（1311），罢僧录等司，凡僧人词讼皆归管民官决断。至顺二年（1331），复于各省置广教总管府十六所，掌管僧尼政事，由宣政院选僧俗官任达鲁花赤、总管等职。元统二年（1334）罢。宣政院所辖吐蕃之地，分设三道宣慰司：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思麻宣慰司）、吐蕃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朵甘思宣慰司）、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三路宣慰司都元帅府（又称乌思藏宣慰司）。宣慰司下辖安抚司、招讨司、宣抚司和元帅府、万户府等。自宣慰使都元帅至万户等各级官员多以当地僧俗首领担任，由帝师或宣政院荐举，朝廷授职。

　　参考书目

　　韩儒林：《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历史研究》1959年第7期。

　　（陈得芝） 
　


    
宣宗南迁
  　　宣宗南迁

　　指金宣宗迁都汴京。又称“贞祐南迁”。金朝自卫绍王允济即位，国势日趋衰弱。成吉思汗统率蒙古军发动对金朝的战争。大安二年（1211）攻掠金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崇庆元年（1212）破金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贞祐元年（1213）进围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同时，金朝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其年八月，驻守中都城北的金右副元帅纥石烈执中弑卫绍王，自彰德迎接世宗孙、完颜珣入中都，即帝位（金宣宗）。1214年三月，金宣宗遣使向蒙古军求和。成吉思汗得到金朝优厚的奉献之后，退驻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来诺尔）。金朝元帅左都监完颜弼、参知政事耿瑞义等建策金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左丞相徒单镒及宗室霍王完颜从彝等反对。宣宗以金中都缺粮，不能应变为由，决意迁都。太学生赵昉等四百人上书极论迁都利害，宣宗以“大计已定，不能中止”，拒不采纳。五月初，判南京留守仆散端与河南统军使长寿、按察转运使王质等连上三表，请南迁汴京。五月十一日，宣宗下诏南迁，留尚书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福兴、尚书左丞抹撚尽忠辅太子完颜守忠守中都。十七日，发车驼载珠宝、文书先行。翌日，宣宗离中都南逃。次年，中都被蒙古军攻陷。宣宗南迁，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金，蒙古军不断南侵，金朝走向衰亡的最后阶段。

　　（张博泉） 
　


    
玄学
  　　玄学

　　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架，糅合儒家经义以代替繁琐的两汉经学的一种哲学思潮。其讨论的中心问题是本末有无，即宇宙最终存在的根据问题，亦即本体论的问题。

　　产生及主要内容　东汉末年，统治集团分裂，社会危机日益尖锐。在意识形态上居于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开始动摇，今文经学和谶纬内容空虚荒诞，丝毫无助于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带有“自然”、“无为”的老庄思想开始抬头。魏文帝时，刘劭著《人物志》，以名家、法家立言而杂糅道家思想，并把品鉴人物的一般原则提高到哲学高度进行探讨。作为儒学根本的《周易》之学，此时由于拘执于象数十筮，义理隐晦，产生了对易学重新探讨的需要。在这种社会政治、学术思想发展的背景下，出现了魏晋时期的玄学思潮。玄学的名称最早见于《晋书·陆云传》，谓“云（陆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魏晋之际，玄学一词并未广泛流行，其含义是指立言与行事两个方面，并多以立言玄妙，行事雅远为玄远旷达。“玄远”，指远离具体事物，专门讨论“超言绝象”的本体论问题。因此，浮虚、玄虚、玄远之学可通称之为玄学。玄学家又大多是当时的名士。他们以出身门第、容貌仪止和虚无玄远的“清谈”相标榜，成为一时风气，即所谓“玄风”。一部分玄学家主张毁弃礼法，但多数依然维护着封建的伦理观念。

　　在哲学上，主要以有无问题为中心，形成玄学上的贵无与崇有两派。贵无派主张“以无为本”，认为万有统一于一个共同的本体“道”或“无”，世界万物之所以能够存在，就是因为有这个本体，形形色色的宇宙万物，都是这个本体的表现，即所谓“天地万物皆以无为为本”。崇有派主张“自生而必体有”，反对贵无派“以无为本”的说法，认为“有”之所以发生，并非另外有一个东西使之成为“有”，而是万物“自生”、“自有”，把宇宙的全体看成是由万物自身所构成的，即所谓“始生者，自生也”，“总混群本，终极之道也”。

　　发展阶段玄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阶段。按照东晋史家袁宏的划分，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裴頠、王衍、庾■、王承、阮修、卫玠、谢鲲为中朝（即西晋，往往特指元康年间）名士，将玄学划分为三个阶段。当代学者基本上承认这一划法，但认为西晋玄学的代表人物应是裴頠和郭象，并提出东晋也自成一个阶段。

　　正始玄学（约240～249年）以王弼、何晏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由汉末才性问题的讨论演进到玄学本体论的范围。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用道家思想解释《周易》。时人注重《老子》、《庄子》和《周易》，称为“三玄”，是魏晋玄学家最喜谈论的著作。他们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是世界的本体，“有”为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王弼还从哲学上探讨自然与名教（一般指以正名分、定尊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和道德规范）的关系，宣称名教出于自然，尊卑名分是自然的必然结果，应当反映自然。何晏作《道德论》、《论语集解》，王弼注《周易》、《老子》，著《论语释疑》，皆以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企图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矛盾。王、何等玄学家承袭东汉清议的风气，就一些哲学问题问难析理，反复辩论，称为“清谈”，这是玄学发展的独特方式。玄学家的著作也多采用问答辩论的文体。王、何等人出自儒家，身居显位，而又寄托心神于老庄，显示超脱世俗的姿态，既能辨护世家大族放达生活的合理性，又能博得“高逸”的赞誉，所以玄学在短时间内蔚然成风。

　　竹林玄学（约255～262年）以嵇康、阮籍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二阶段。在哲学上嵇、阮与向秀利用了王弼体系的内在矛盾分别发展了王弼“崇本息末”与“崇本举末”的思想，使正始时期的玄学向两个方面发展。嵇、阮崇尚自然，认为“自然”乃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们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对司马氏集团以名教掩饰政治上的腐败极为不满，否认自然与名教一致。向秀与嵇、阮相反，认为自然与名教不相矛盾，用“称情”、“得性”解释“自然”，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的主张，认为人的欲望与自然“不得相外”。在有无关系上承认有一个“不生不死”的生物之本作为万有生生化化的根据，但引进了“自生”、“自化”的概念，成为玄学发展中从王弼的贵无向裴頠、郭象的崇有过渡的中间环节。

　　西晋玄学（约263～316年）以裴頠、郭象为代表，构成玄学发展的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玄学仍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嵇、阮“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由贵无派发展到极端，使当时一些名士如阮瞻、王澄、谢鲲等人，继承嵇、阮思想中颓废的一面，嗜酒极欲，追求表面形迹上的放达。这种放浪形骸的拙劣模仿完全窒息了玄学贵无派在思想上的创造力，使它走向没落。二是沿着向秀的思想发展为裴頠和郭象的崇有论哲学。裴頠（267～300），裴秀之子，作《崇有论》，指斥时弊，批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风气，重新肯定名教的作用。哲学上提出“至无者无以能生，始生者自生也”的观点，反对在万有之外去寻找事物的本体，认为万物是“自生而必体有”，没有别的东西作为其存在的根据，从而完成了从贵无向崇有的过渡。郭象（252～312）进一步发展了裴頠的崇有论思想，提出“无不能生有”、“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等新的命题，并在万物“自生”说的基础上提出“独化”的概念，把崇有论推向极端。

　　东晋玄学（约317～420年）以张湛为代表，为玄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时司马氏政权南迁，社会矛盾尖锐复杂，进一步导致思想上的空虚。因此超生死、得解脱的问题便成为玄学的中心内容。张湛注《列子》，综合崇有、贵无学说，提出“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的思想，把世界和人生视为瞬息万变，稍纵即逝，虚伪无常，主张采取“肆情任性”的纵欲主义人生观，把玄学引入了绝境。这在政治上反映了门阀士族的没落。东晋以后，玄佛合流，般若学各宗大都以玄学语言解释佛经。因此，讨论非有非无的佛学取代了讨论本末有无的玄学，中国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李中华） 
　


    
玄奘
  　　玄奘

　　（600/602～664）　　唐初佛教高僧，杰出的翻译家和旅行家。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偃师南缑氏镇）人。十三岁出家于洛阳净土寺，法名玄奘。武德元年（618）至成都从道基、宝暹等受学，崭露头角。后又游历荆州（今湖北江陵）、吴会（今苏南、浙东地区）、相州（今河南安阳）等地，讲学、问难，颇有心得。武德末到长安大庄严寺挂褡（游方僧人于所至寺院歇住居留）。他游历各处，接触各派理论，深感其中疑难问题甚多，疑原有译经讹谬，遂发愿亲至印度，广求异本，以为参验。恰逢印度僧人波颇密多罗到长安，向他介绍了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戒贤老师的讲学规模和他所讲授的《瑜伽师地论》，更坚定了玄奘赴印度求法的决心。

　　贞观元年（627，另有贞观二年、三年说），他从长安出发，经凉州（今甘肃武威），违反当时出关禁令，偷越玉门关，孤身穿越沙碛，历尽艰辛，到达高昌，而后取道焉耆、龟兹，越凌山，经粟特（昭武九姓）诸国境，过铁门（今苏联乌兹别克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入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国境，而后沿今巴基斯坦北部，过克什米尔，入北印度。他在印度各处游历，到过尼泊尔南部，转而巡礼佛教的六大圣地。贞观四年到达那烂陀寺，拜戒贤为师，学习五年。又向附近的杖林山胜军论师学习。他遍访五印度，沿恒河东经孟加拉，至迦摩缕波（今印度阿萨姆邦的西部），循印度东海岸南行到达达罗毗荼（今印度马德拉斯西南），和僧伽罗（今斯里兰卡）隔海相望。折向西北经摩诃剌陀，瞻仰阿旃陀石窟（在今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兰加巴德西北，瓦哥拉河曲）。最西经历狼揭罗（今巴基斯坦俾路支省东南一带）。他曾进入印度半岛的腹地（今昌巴尔河流域东南地区），又西行沿印度河北上至钵伐多（今克什米尔南部查谟；一说巴基斯坦旁遮普哈拉巴）。贞观十四年重又回到那烂陀寺。戒贤法师命他在寺讲学，他撰述《会宗论》三千颂（今佚），调和分歧，阐明“空”“有”两宗异途同归，声名传播五天竺（古印度的别称，今南亚次大陆）。迦摩缕波国童子王和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即中国史籍中常见的摩揭陀国王尸罗逸多）在曲女城举行佛学辩证大会，邀请玄奘参加。玄奘在会上为论主，提出《制恶见论》一千八百颂，博得极高荣誉，被称为“大乘天”。次年春，他携带搜集到的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以及佛像、花果种子等返国，自今巴基斯坦北上，经阿富汗东北，折向东，穿越帕米尔高原南侧的瓦罕山谷，取道天山南路，经于阗、且末，于贞观十九年正月二十四回到长安。玄奘取经之行，历时十数年，行程五万里，是中古史上一次艰险而伟大的旅行。由玄奘口授、弟子辩机笔录的《大唐西域记》是玄奘亲见亲闻的旅行记录，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此书记载正确，故为近代学者在中亚、印度等地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书，故有人将其作用比拟为鲍桑尼乌斯（Pausanias）书之于指导雅典考古上的作用。

　　玄奘负籍图

　　陕西西安兴教寺石刻

　　那烂陀寺

　　玄奘西行图

　　唐太宗非常重视玄奘的胜利归来，命令宰相率领朝臣远出迎接，并在洛阳接见玄奘。随后命宰相房玄龄选取、调集硕学高僧，组成规模宏大的译场，协助他翻译佛经。这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一次译经活动。他与后秦的鸠摩罗什、陈朝的真谛和唐中叶的不空齐名，成为四大翻译家之一。译经工作组织严密，有“译主”，就梵本用华语进行翻译。有“笔授”，将译主翻译之义用文字记录下来，又称“缀文”。有“润文”，对所录文字进行润色。有“证梵本”，以译出之文，核对梵本。有“证义”，推敲已译出之经文是否合于佛义。有“校勘”，核对文字。有“正字”，检查书写的文字是否合于规范。玄奘自为译主，笔授、证义者都是名僧。以直译为主而适当采取意译，不损原意而又便于理解。共译出佛经七十四部（一作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通过这次译经活动，玄奘培养了一批弟子，著名的如圆测（新罗人）、窥基、慧立、玄应等。

　　玄奘在佛教理论上属于法相宗（见唯识宗），主张“唯识论”，认为“识”（人们内心存在的真理种子）是一切自然事物和心理现象的起源。他是一个主观唯心论者。经过他的宣传，法相宗在初唐成为最显赫的宗派，但为时不久即告衰落，唯在日本、朝鲜等地有所发展，日本的法相宗一直存在到今天。玄奘又介绍了印度的因明学，即逻辑推理的方法。因明学在印度本非佛教徒所创，但后来佛教徒也精研这种逻辑理论，特别是法相宗的大师陈那（印度人）深有成就。玄奘译因明二论，即是介绍陈那之学。它在中国学者中立即引起广泛兴趣，唐初人吕才曾作《因明注解立破义图》，与玄奘进行讨论。

　　玄奘死于唐高宗麟德元年（664，《旧唐书》本传作显庆六年，661），葬于长安兴教寺（在今西安市南郊）。生平事迹见慧立、彦悰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由于他的取经活动受人钦佩，使他后来逐渐变为神话中的人物。唐中叶就有关于他的传说，宋代出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明代又有《西游记》，使唐僧在中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参考书目

　　慧立、彦悰著，孙毓棠、谢方校点：《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北京，1983。

　　（杨廷福） 
　


    
薛福成
  　　薛福成

　　（1838～1894）　清末外交官，改良主义政论家。字叔耘，号庸■。江苏无锡人。副贡生出身。1865年（同治四年），致书曾国藩，建议改革科举、裁减绿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遂得入其幕，并参与镇压捻军。1875年（光绪元年），应诏上改革内政外交万言书。旋被李鸿章延为重要幕僚，协理外交事务达十年之久，曾为李起草不少有关洋务的奏稿、书牍。1879年，上书反对清政府授予英人赫德总司南北洋海防大权，使英国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不能得逞。同年，撰《筹洋刍议》，主张发展工商业，实行关税自主，抵制外国商品倾销，扩大丝茶出口，以改变外贸入超。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任浙江宁绍台道，部署防务，协调前线官兵，击退法舰进犯。1888年，擢湖南按察使。次年，受命为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曾与英国谈判订滇缅界务、商务，争回部分主权。出使期间，更进一步主张效法西方国家，发展机器工业，实行商办，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并在政治上赞赏英国和德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同时，历任光禄寺卿、大理寺卿、左副都御使。1894年返国，7月病逝于上海。一生著作甚丰，有《庸■全集》（十种）、《庸■笔记》、《庸■文别集》，以大量政论而被公认为当世谈时务的巨擘。

　　（林敦奎） 
　


    
薛延陀
  　　薛延陀

　　（Syr Tardush） 隋唐时期北方游牧民族铁勒的一支，由薛部与延陀部组成。突厥汗国建立后，铁勒诸部并役属于突厥，成为其骑兵的重要组成部分。东西突厥分裂后，居阿尔泰山西南部之薛延陀受西突厥统治。605年以后，当西突厥泥撅处罗可汗时，铁勒诸部反抗西突厥统治，立契苾部俟斤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薛延陀部俟斤乙失钵为也咥可汗，大败泥撅处罗。此为铁勒建立的第一个部落联盟，然为时不久，射匮可汗统一西突厥，薛延陀等部复被役属。628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死，国内大乱，薛延陀乙失钵之孙夷男率部落七万家东越金山（今阿尔泰山），与散居在漠北之薛延陀部合流。时东突厥颉利可汗税敛苛重，境内诸部多叛归薛延陀。唐朝为夹击颉利，乃使乔师望册封夷男为真珠毗伽可汗，赠以鼓纛。夷男遂建庭于大漠之北。630年颉利被灭，即是夷男与唐合力之结果。东突厥既灭，其余众降唐，徒居漠南，漠北地区遂为薛延陀所有。夷男建牙于郁督军山，盛时辖境，“东至室韦（今额尔古纳河一带），南至突厥（漠南），北临瀚海（今贝加尔湖）”，统辖东突厥之故地。回纥、拔野古、同罗、仆骨诸部并属之。此为铁勒建立的第二个部落联盟。唐册立突厥贵族阿史那思摩为乙弥泥孰俟利苾可汗以统领漠南突厥，为唐朝北边屏障，以防薛延陀。645年夷男卒，其子跋灼继立为颉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多弥乘唐太宗东征高丽之机引兵南侵，遭唐军反击，多弥大败。多弥猜忌无恩，族人不附，所属诸部遂起而叛之。646年，回纥酋长吐迷度与仆骨、同罗等部共击多弥，多弥战败被杀，宗族散亡。余部立夷男兄子咄摩支为可汗，唐遣崔敦礼、李勣击之，咄摩支降，薛延陀汗国遂亡。汗国自建牙于漠北后，存在时间近二十年（628～646）。唐以其地置六府七州。以薛延陀部置奚弹、祈连二州，并隶燕然都护府。

　　参考书目

　　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林幹　郭平梁） 
　


    
《学衡》
  　　《学衡》

　　学术性杂志（月刊）。英文译名为，“CriticalReview”。1922年在南京创刊。标榜“论究学术，阐明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其办刊宗旨。致力于翻译或介绍西方古代重要学术文艺及近世学者论学论文之作，以反对五四新文化、发扬中国文化为已任。该刊分设辩言、通论、述学、文苑、杂缀、书评等栏目。

　　《学衡》的组织由散在各地的学者组成，公开表明文字由各作者个人负责，与所任事的学校及隶属的团体无关。创办人是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胡先骕等教授。经常为该刊撰稿的有刘伯明、柳贻徵、王国维、景昌极、缪凤林、汤用彤、张荫麟、孙德谦、郭秉龢等二十余人，均为当时著名学者。其中多数人受过西式教育，有三分之一留学美国和法国。梅光迪、吴宓都曾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西洋文学。受业于美国人文主义的倡导者白璧德。因之，他们评判文学的标准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

　　《学衡》创刊号于1922年1月出版。刊首刊登孔子和亚里士多德画像，反映了《学衡》的宗旨。这一期发表了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一文，全面抨击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舆论界为之哗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立即发表文章予以反驳。双方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对待五四新文化等问题上展开了激烈论争。在当时《学衡》被认为是“复古派杂志”、“国粹派杂志”。梅光迪等人则被称为“学衡派”。

　　《学衡》杂志于1933年7月停刊。共出七十九期。

　　（包仁娟） 
　


    
勋贵庄田
  　　勋贵庄田

　　明代因授爵而拨赐的庄田，时称“给爵地”。勋贵指勋臣（武将功臣）和贵戚（皇亲国戚），即所谓异姓贵族。有明一代，除李善长和刘基因为在奠定朱明皇朝的基业中，具有特殊建树而分别封公、伯外，其他文臣即使有大功勋也不封爵。贵戚中，皇后的父亲一般封侯，兄弟一般封伯，凡有封爵的勋贵都享有皇帝赐给的田土和佃种人户，但其爵位低于王爵，而且是异姓，故其庄田数量也少于王府庄田。

　　勋贵庄田的来源，除皇帝拨赐外，也有奏讨的庄田、占夺的民田、霸佃的官田等。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赐勋臣田，受封功臣计有六公、二十八侯、二伯。赐给这些公侯的佃户是三万八千一百九十四户。其中赐给李善长的即有一千五百家。以一户佃种土地十亩计，赐田数量当在四万顷左右。此外还有额外奏讨、受纳投献和抑买占夺的土地。由于勋贵的家人奴仆多倚势干禁，侵夺田土，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六月铸公侯铁榜。申诫公侯：不得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茶园、芦荡及金银铜场、铁冶；其屯田佃户，管庄干办、火者、奴仆、及其亲属，不得倚势凌民，夺侵田产财物；不许收纳为避差徭而欲私托门下者；不许虚钱实契侵夺民人房屋孽畜；不许受诸人田土及投献的物业；不许管庄人等在乡欺殴人民。二十三年又令礼部编《稽制录》，严禁公侯潜奢逾制，有的公侯惧怕诛戮，交还给爵地。二十五年又尽收赐田归官，公侯止给岁禄。在胡惟庸案和蓝玉案中，开国功臣被杀戮殆尽，尚未归官的赐田，也都被籍没。

　　洪武之后，钦赐功臣田土之事少见，辅佐明成祖朱棣取得天下的功臣淇国公丘福、成国公朱能都没有赐田的记载。此后的勋贵庄田的来源多是占夺，名曰“自置者”。在内地多占夺民人纳粮当差的田土；在北方九边，则占夺军屯土地和民田。宣宗而后，滥赐勋贵庄田，受恩眷的主要是外戚、公主、驸马和太监。佃种勋贵庄田的农民，除钦赐者外，还有私自役占的官军、隐占的逃亡人户、投为门下的人户、召募的人户等。称“佃户”，也有“庄户”或“庄民”等名称。

　　（王毓铨） 
　


    
巡边
  　　巡边

　　清政府为加强边境地区的管辖，对东北和西北边境进行定期巡察的制度。每年五、六月间和八、九月间，由各边境地区长官派官兵按规定时间和路线，分成几路巡察边界，并会哨于指定地点。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东北边境逐步建立起巡边制度，规定每年五、六月间，由黑龙江将军和墨尔根、瑷珲两城副都统各派协领一员，佐领、骁骑校二员，领兵二百四十名，分三路巡察格尔毕齐、额尔古纳和墨里勒克等地的边境。巡边官兵在指定地点会哨。并各书衔名、月、日于木牌，埋在山上，待明年察边者取回，呈清将军、副都统查验。又各埋新木牌以备来年查验。外兴安岭一带边境则由布特哈打牲总管于每年六月间派章京等率领兵丁，按规定路线至外兴安岭河源处巡察，察毕回报总管，转报将军。每三年则派出副总管等率领兵丁于解冻后，由水路至外兴安岭巡察一次，回时呈报。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签订后，黑龙江以北为沙俄割去，巡边路线有所改变，但巡边仍继续进行。西北边境地区则于每年秋季由伊犁将军和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分别派出领队大臣和数百名官兵，分路巡察，定期会哨。驻守北部边境地区的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也按规定于每年五月间派官兵巡察边境有关地段。

　　（刘民声） 
　


    
巡抚
  　　巡抚

　　明清地方军政大员之一。亦名抚台。以“巡行天下，抚军接民”而名。明朝设置巡抚，起于洪武二十四年（1391）敕遣懿文太子陕西之行。至永乐十九年（1421），吏部尚书蹇义等二十六人分巡各省，安抚军民，询察利病，于是产生了巡抚制度。但在宣德以前，巡抚非专设之官，有事则遣，事毕即还，巡行也无固定的范围。宣德五年（1430），御史于谦、越府长史周忱等六人被擢升侍郎，分抚南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江西、湖广等处，从此各省常设巡抚官渐成制度。天顺、正德年间，曾两次下诏裁革，但旋即复设。巡抚初设，仅为督理税粮，总理河道，抚治流民，整饬边关，后遂偏重军事。明代巡抚多进士出身，少有举人致其位者，其初，内地巡抚由吏部会同户部推举，边地巡抚由吏部会同兵部推举；嘉靖十四年（1535），始不分内地、边地，由九卿廷推。巡抚的加官一般为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兼理军务者，另加提督军务（有总兵官的地方加赞理军务，或参赞军务）的头衔。亦有总督兼巡抚者，合称为“督抚”。在明朝，巡抚虽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但因出抚地方，节制三司（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实际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这就可以防止因三司鼎立而酿成的不相统属、运转不灵的弊端。同时，巡抚每年要赴京师议事，也体现了朝廷对地方统辖权的加强。明后期巡抚的易置往往受朝廷门户左右，而最后点定之权又重归权阉，故朝中各种政治力量的更迭，往往影响巡抚的易置。

　　（王天有）

　　清因明制，在各省设置巡抚，计有山东、山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陕西、新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各一人。其以总督兼者，有直隶、甘肃、福建、四川各一人。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三省奉天、吉林、黑龙江改行省，亦各设巡抚一人。

　　清代巡抚之官级一般为从二品，俱兼兵部侍郎及副都御史衔。是一省最高军政长官。具有处理全省民政、司法、监察及指挥军事之大权。省内自布政使、按察使以下，均为其属官。

　　（单士魁） 
　


    
荀彧
  　　荀彧

　　（163～212）　 东汉末年曹操的重要谋士。字文若。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人。世代官宦，叔父爽，位居三公。彧多智谋，举孝廉，拜县令。汉末天下大乱，弃官归乡里，率宗族先投袁绍，后归曹操，任司马，被喻为张良。曹操为兖州牧后，兴平元年（194），征徐州陶谦，荀彧以州司马留守。陈留太守张邈等反叛，各郡县响应者众。荀彧率军坚守，与程昱一起，为曹操保存了反攻基地。建安元年（196），曹操谋迎汉献帝都许，部众犹豫，彧极力促成。升侍中，守尚书令，深得曹操信任，军国大事皆与之筹划。能知人举贤，屡荐贤士郭嘉等人，又划策东擒吕布，西抚韩遂、马腾。建安五年，官渡之战，曹操军粮将尽，欲退兵还许。彧以为两雄相争，“先退者势屈”，劝坚持待机，用奇兵制胜。操从其议，大败袁绍。八年，曹操据荀彧前后功绩，上表封万岁亭侯，称赞“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后曹操欲自封魏公，加九锡，作为篡汉之阶，彧婉转劝阻，为操所忌，被迫饮药而卒。

　　（祝总斌） 
　


    
荀悦
  　　荀悦

　　见《汉纪》。Xunzi荀子　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名况，字卿。赵人。古书中多作孙卿，《史记》作荀卿。其生卒年皆不详。根据一些记载的推测，约在齐闵王末年，荀子曾到过齐，后离齐去楚。到齐襄王时，荀子又至齐，《史记》说他：“最为老师”，“三为祭酒”，表明他在稷下已是一位资历很深的首领人物。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楚相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今山东莒南）令。后又离楚至赵，赵以荀子为上卿。不久又返楚。秦昭王时，荀子赴秦，见到昭王和范雎。楚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春申君死，荀子废居兰陵。其卒年当在此后不久。《盐铁论》以为李斯为秦相时荀子尚在则不确。

　　荀子学识渊博，继承了儒家学说，并有所发展，还能吸收一些别家之长，故在儒家中自成一派。

　　在人性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和孟子的性善针锋相对。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不可能有天生的圣贤；人性善是受教化的结果。在天道观方面，荀子受老子的影响，以为天没有意志，不过是能生长万物的自然界，不能决定人事的吉凶、祸福。提出人应该顺应自然但也可改变自然，即所谓“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

　　荀子对礼很重视。礼是指纲常和伦理道德，他认为礼在调节社会上人与人的关系中起重要作用。他宣扬儒家的王道思想，主张以德服人，反对用强力来压人。王道的具体内容是礼义和仁政。他继承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传统，以为治国应该“平政爱民”。他将君主比作舟，庶民比作水，以为“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即提醒君主，如果聚敛、刑杀无度，就会遭到覆舟的报复。虽然他主张治国要用王道或礼义教化，但也认为完全有必要采用刑罚。所以荀子是礼法兼用、王霸并重，和他以前的儒家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荀子的学说思想，对西汉经学的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如《礼记》、《韩诗外传》等书中部分内容即抄自《荀子》。由于荀子有些论点和儒家传统说法不合，故受到后人指责和非议，如唐韩愈就说荀学是“大醇而小疵”。到宋代则为程朱理学（见理学）所不容，出现了扬孟抑荀的现象。到清代末年，梁启超、章炳麟等则对荀子的学说思想重新作出评价，肯定了它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荀子》经西汉刘向编定，共有三十二篇。唐杨倞改为二十卷。杨氏以为书中的《大略》到《尧问》的六篇，当是后人所作。按今人研究的结果，认为书中如《劝学》、《王霸》、《性恶》、《天论》、《解蔽》、《正名》、《礼论》、《乐论》等篇，都应该是荀子的作品。《荀子》一书有唐人杨倞的注解。清代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刊注释工作不少，清末王先谦汇集清人的这些成果，作成《荀子集解》，该书是许多注本中最好的一种。近人梁启雄作《荀子简释》，内容简明易读。

　　（吴荣曾） 
　


    
《荀子》
  　　《荀子》

　　见荀子。 
　


    
目录
 
 西安事变
 西厂
 西城所
 西汉边郡
 西汉郡国
 西普政区
 西凉
 西辽德宗耶律大石
 西南夷
 西宁
 西秦
 西山会议派
 西商
 西套蒙古
 西魏
 西夏
 西夏崇宗李乾顺
 西夏货币
 西夏景宗李元昊
 西夏仁宗李仁孝
 西夏文
 《西夏文大藏经》
 西夏毅宗李谅祚
 西燕
 西域都护
 《西域图志》
 《西域行程记》
 西域长史
 《西园闻见录》
 西藏
 西藏八王
 西州
 西周
 奚
 熹平石经
 徙富民
 黠戛斯
 夏
 夏
 夏言
 夏原吉
 先秦兵制
 先秦朝聘
 先秦的禄
 先秦会盟
 先秦力役
 先秦刑法
 先秦学校
 先秦租税
 祆教
 鲜卑
 《咸淳临安志》
 县制
 乡兵
 乡兵
 乡村建设派
 乡勇
 厢兵
 厢坊制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湘军
 襄樊之战
 向达
 项羽
 相邦
 萧韩家奴
 萧何
 萧一山
 萧仲恭
 小臣
 《小方壶斋舆地丛钞》
 谢安
 谢玄
 《辛丑条约》
 辛弃疾
 辛酉政变
 《新华日报》
 新华社
 新疆
 新疆各族
 新疆各族人民起义
 新军
 《新民丛报》
 《新青年》
 新生活运动
 新四军
 《新唐书》
 《新五代史》
 新乐府运动
 信苴日
 兴庆府
 兴中会
 《星槎胜览》
 刑徒
 行都指挥使司
 行台
 行台
 行中书省
 形势户
 姓氏
 《姓氏录》
 匈奴
 熊廷弼
 熊希龄
 墟市
 徐达
 徐光启
 徐弘祖
 徐鸿儒起义
 徐阶
 徐敬业
 徐日升
 徐润
 徐世昌
 徐寿
 徐寿辉
 徐松
 徐锡麟
 《徐霞客游记》
 徐中舒
 许衡
 《续文献通考》
 《续资治通鉴长编》
 宣抚使
 宣政院
 宣宗南迁
 玄学
 玄奘
 薛福成
 薛延陀
 《学衡》
 勋贵庄田
 巡边
 巡抚
 荀彧
 荀悦
 《荀子》
　

　


    
押租制
  　　押租制

　　清代前期开始通行的，地主在出租土地时向农民索取地租抵押金的租佃制度。明代已有押租现象，但并未成为民间通行的租佃制。清康熙、雍正年间（1662～1735），江苏、安徽、湖南、广东诸省相继出现押祖记载。到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直隶（今河北）、盛京（今辽宁）、山西、内蒙古、河南、陕西、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区都有实行押租的记录。到清末民初，押租发展到全国二十个省区。同时，押租在各种租佃形式中，所占佃户比重逐年增大。

　　押租制的发生、发展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地主对货币要求的增加、定额租的发展、地权集中、人口密度增长等都有一定的联系，但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抗租斗争激烈，租佃间封建宗法关系松解，地主继续依靠超经济强制实现地租遇到严重困难，因而需要经济关系作保证，以便有效地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上。这是封建社会后期租佃关系的一个特点。

　　押租制基本内容是：①凡以田出租，必先取押租银两，但其银无息。②正租谷照常征收，但有押少租重、押重租轻的情况。③起佃之日，押租钱照数退还佃户；但地主往往以佃户欠租为理由，侵吞押租银两。④地主不退押租钱文，不能随便换佃；但湖南地区有“大写”、“小写”之别，“大写”与各地做法相同，“小写”时押租较少，一般退佃时也不退押租钱文。

　　押租数目，依时间、地点、土质肥瘠、人口密度与土地集中程度不同，而有很大差别。在一般情况下，正租越少。押租越重，反之，押租则轻。土地肥腴、人口密度大而土地又相对集中的地方押租较多，反之，押租较少。以后，随条件变化，加押变成增加地租剥削的一种手段。押租额往往超过正租额，少的超过一二倍，高的五六倍乃至七八倍，个别的甚至超过数十倍。佃户交纳押租后，可以少纳正租，但这并不意味着地主对交纳押租的佃户减轻地租剥削；把押租金额的利息和所交纳正租谷计算在一起，地主仍然从这部分农民手里夺走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少地或无地农民若想得到一份土地耕种，则必须借债以交纳押租钱。押租制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贫苦农民陷入高利贷的深渊。

　　由于各地习惯用语不同，加以各地使用货币又有钱银之别，所以押租的名目繁多，往往在一个省内，也有数种不同称谓。汇总起来有：押租钱、押租银、押佃钱、押佃银、顶手钱、顶手银、顶首银、顶耕钱、顶耕银、顶租钱、顶种钱、顶种银、顶批钱、顶批银、顶佃钱、顶佃银、顶价、佃礼钱、佃礼银、佃规银、佃价钱、佃价、佃头银、佃手钱、批头钱、批头银、批礼银、寄庄钱、寄庄银、进庄钱、进庄银、进庄礼银、上庄银、揽种钱、揽佃银、保佃银、保租银、稳租银、压佃银、田根银、起埂银、贌银、价银、粪质银（粪尾银）、随脚银、基脚费、脱肩银、典佃银、扯手钱、挂脚钱、写田礼银、承佃银、坠耕钱等。

　　（江泰新） 
　


    
鸦片贸易
  　　鸦片贸易

　　18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向中国非法输入鸦片的走私贸易和强迫中国承认的鸦片进口贸易。

　　鸦片是罂粟果实浆汁制品，名称有“阿片”、“阿芙蓉”、“合浦融”等等，都是阿拉伯文Af&ucirc;n的音译。中国亦称其为“烟土”。鸦片作为嗜好品大量输入中国，开始于17世纪。当时西班牙人和荷兰人将烟草和鸦片及其拌和吸食方法一并传入福建和台湾。18世纪葡萄牙人又从印度将鸦片运入中国，但输入数量和运销范围有限，每年不过两百箱（每箱约合中国一担）。雍正七年（1729）清廷下令禁烟，但只惩办贩运，并不处罚吸食，而且禁止输入的只是作为嗜好品的烟土，作为药物的不在其内。因此鸦片进口并没有停止，乾隆三十二年（1767）进口额增加到一千箱。

　　177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直接经营鸦片，揭开了真正鸦片贸易的序幕。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不仅构成一个多世纪英中贸易或英中经济关系的基础，而且也成为中国沦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契机。这种贸易以鸦片战争为界限，分为前后两期。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多次颁布禁烟诏谕，但东印度公司或将鸦片在印度售给英印散商，由港脚船只运入广州销售；或经过设在港口外的趸船中转后再运入中国内地。同时，鸦片商人还向中国缉私官吏行贿。通过这些方法，鸦片的走私贸易在鸦片战争前发展极快。乾隆六十年至嘉庆四年间（1795～1799），鸦片进口量为四千一百二十四箱，到道光十五至十九年间（1835～1839），已猛增至三万五千四百四十五箱。在1816年以后的十九年中，中国人消耗于鸦片毒物上的总值多达一亿八千八百余万元。

　　鸦片贸易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利益是很大的。英国对华贸易主要是鸦片贸易。鸦片在英国对华出口总额中的相对地位也在迅速上涨。1820年，占百分之十至二十；20年代中期增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1829年，迅速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权取消以后，鸦片输入中国更多。

　　1839年停泊在广东伶仃洋的英国鸦片趸船

　　英美商人最初到广州交易，以货易货范围有限，从中国输出的丝绸和茶叶，主要是用运进的现金银采购，后来销售鸦片所获得的大量现金便可用于支付丝绸、茶叶等货价款。进口鸦片数量猛烈增涨后，西方殖民主义者销售鸦片所得现金超过备办回程货物如茶叶、丝绸之类的需要，而中国则从现金入超转化为现金出超。1826年以后，出超多的年份竟达一千余万两，少的年份也有二三百万两。由于白银外流数量激增，银钱比价出现银价不断上涨和钱价不断下跌的趋势。到鸦片战争前夕，银价上涨一半以上。鸦片大量输入，不仅使几百万中国人民感染恶劣的嗜好，在身体和精神上受到严重的毒害，而且也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遭受重大的破坏和损失，尤其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在销售产品和购买物料或缴纳赋税上受到银贵钱贱的双重打击。

　　19世纪30年代后期，中国除少数在鸦片走私贩运中获利者外，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国内各阶级都反对鸦片进口。因此，1839年（道光十九年）2月，清政府派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严厉执行禁烟谕旨。林则徐除了驱逐著名外国烟贩出境、勒令在粤外商缴出所贩鸦片并将它们全部销毁外，还规定以后外商到中国贸易必须出具永不夹带鸦片输入内地甘结。但是英商拒不接受这项规定，最后英国政府还以遏制贸易、危害英国臣民为借口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后1842年强迫中国缔结的《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使英国殖民主义者取得了打开中国门户所需要的一切条件。英国侵略者在和约谈判中一再企图用威胁利诱方法使中国承认鸦片贸易的合法化。在这种活动失败以后，就听任私商鸦片走私继续进行，并且加以庇护，借此来迫使中国就范。

　　战后的鸦片贸易，以香港为走私基地，长江以南沿海各个口岸都可作为走私据点；新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更给走私非法活动以法律保护。因此其规模更大，活动也更猖獗。1855年（咸丰五年），鸦片走私进口量达到六万五千余箱。这表明殖民主义者在用事实迫使中国承认鸦片输入合法化。因此，在1858年英法等国强迫中国签订的《通商善后条约》中，规定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每箱缴税银三十两。从此鸦片一直作为合法进口商品，在中国行销近六十年。鸦片贸易中的主要问题只是税额多寡的争论。

　　在1869年的修订条约谈判中曾经协议鸦片税额由每箱三十两提高到五十两，但没有实行。1876年（光绪二年）9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虽然表明双方协议对鸦片可以同时征收关税和厘金，但英国政府却迟迟不予批准。直到1885年7月签订的《烟台条约续增条款》才将税款问题解决，规定凡鸦片运抵中国口岸，应立即由海关封存，在提货时每担完纳进口税三十两和厘金八十两，以后行销全国，不再征税。此外，还规定中国政府可派员到香港查禁鸦片的偷漏税款。

　　在20世纪初的爱国运动中，反对吸食鸦片也是一顶重要内容。中国人民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鸦片的毒害。禁止鸦片已经成为国际和国内的一致舆论。1906年清政府颁布分期禁止鸦片的上谕，规定在十年以内逐步减少种植罂粟土地，逐步戒除民间吸食鸦片嗜好，并提出了十年以内完全禁绝鸦片进口的主张。

　　这一时期，鸦片的经济地位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鸦片在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日趋低落。因此英国方面立即响应清政府的禁烟政策。1906年12月同意自1908年起每年减少印度出口烟土十分之一。这项协定暂行三年。但期满时，发现中国鸦片减产已经超过规定，于是1911年（宣统三年）5月8日，中英签订的《禁烟条约》中规定，外国进口限在1917年以前完全停止。到1916年，外国鸦片公开进口的省份已只有江西、江苏和广东三省。1918年，公开的鸦片进口已经停止（医药用途进口除外）。因为禁烟方案只是中英之间的双边协议，其他国家不受约束，所以鸦片的进出口走私还在继续。1909年美国政府在上海召开一次国际会议，由美国主教勃兰特主持。会议认为中国政府禁止全国鸦片的生产运销具有坚诚，因而敦请与会各国政府采纳决议条款，帮助中国政府实现它所要达到的禁烟目标。1912年1月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会议，中、美、法、德、英、意、俄、暹罗（今泰国）、日本、荷兰、波斯、葡萄牙等国都派代表出席。会议仍由勃兰特主持，议决签订禁烟公约，规定缔约各国应该检查生鸦片的生产和分配，切实禁止熟鸦片的制造、贩卖和吸食以及它的进口和出口，还要共同防止将鸦片和其他毒物走私运入或运出中国。

　　参考书目

　　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伍丹戈） 
　


    
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

　　1840～1842年（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二年）英国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是中国由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战前的世界和中国　鸦片战争前，世界上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先后经历了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英国是当时最先进的工业国。1825年爆发了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加紧对外扩张，企图开辟新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给地。法国自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后，工业生产也有较快增长，成为仅次于英国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远较英、法两国落后，其南部各州奴隶制还居于统治地位，但其商业资本也极力谋求向海外扩张势力。沙俄是欧洲的封建帝国。16世纪80年代起，它越过乌拉尔山，向东进行扩张。17世纪中叶，曾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1689、1727年，中俄双方先后签订《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划定中俄东段和中段边界。沙俄掠夺中国领土的阴谋暂时未能得逞，但仍野心勃勃，伺机而动。

　　当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时，中国仍停滞在封建社会阶段，处于清王朝的统治之下。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主要地位。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已经出现，但发展缓慢。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的腐朽日益暴露出来。政治黑暗，军备废弛，土地兼并现象愈益严重，捐税和地租不断增加，广大人民生活每况愈下，国内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绝。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闭关政策。它把对外贸易的城市限制于广州一口，并对这种贸易严加控制，规定外国商人销售商品和购买土货必须通过少数特许的公行商人之手。这种闭关政策是封建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制度的产物，既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引起希望打开中国市场的西方国家资产阶级的不满。

　　禁烟运动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急于开拓中国市场，但它们的工业品很难获得广泛的销路。中国出口的茶、丝，远远超过英国输入的工业品。于是，英国资产阶级竭力发展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的手段。

　　自19世纪初，鸦片开始大量输入中国。外国鸦片贩子不顾清政府多次颁布禁止鸦片入口的法令，贿赂清朝官吏，勾结中国私贩，肆无忌惮地进行走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世纪最初二十年中，英国每年平均自印度输入鸦片四千余箱，以后迅速增加，至鸦片战争前夕已达三万五千五百余箱。另有少部分鸦片是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贩运来的。此外，沙俄自30年代也从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英贸易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由入超变为出超。从30年代起，在英国输入中国货物总值中，鸦片占二分之一以上，英国每年从中国掠走白银达数百万两，鸦片税收还成为英属印度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源。

　　鸦片的大量输入，流毒极为严重。不仅损害吸食者的健康，造成白银外流，而且引起银贵钱贱，直接破坏社会生产，影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过去白银一两折换铜钱一千文左右， 30年代末增至一千六百多文。按规定农民必须用白银纳税，从前粜谷一石多可完税银一两，如今非粜谷两石不可，实际负担大为加重。1838年12月12日（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六），广州爆发万人大示威，抗议英美烟贩阻挠广州地方官吏处决中国烟贩，干涉中国内政，反映了广大人民禁止鸦片的强烈要求。

　　鸦片的大量输入，还加深了清朝封建统治的危机。吸食鸦片的人，最初主要是清朝封建统治阶级及其依附者。鸦片贸易使清朝的吏治愈益腐败，军队更加失去战斗力，而白银源源外流，使清朝财政陷入困境。因此，鸦片问题在清政府内部引起激烈争论。道光十六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取消鸦片输入的禁令，准许鸦片纳税后公开买卖。这种弛禁主张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中腐朽集团的利益。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书道光帝，痛陈鸦片祸害，主张严惩鸦片吸食者，以抵制鸦片输入。这个主张得到一些开明官僚的支持，湖广总督林则徐奏称：鸦片为害巨大，若不认真查禁，“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经过中央和地方官吏反复讨论，严禁鸦片的主张暂居上风。是年冬，林则徐奉召晋京。道光帝多次召见，授以钦差大臣，赴广州查禁鸦片。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林则徐到达广州。他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严拿烟贩，惩办不法官弁，整顿水师，加强珠江防务；同时责令外国烟贩将趸船上所存鸦片造具清册，听候收缴，并出具甘结，保证今后不再贩运，否则“货尽没官，人即正法”。这些措施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禁烟运动迅速趋于高涨。

　　英国蓄意破坏中国的禁烟措施。3月24日（二月初十），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从澳门潜入广州洋馆，企图阻止外商交出鸦片。林则徐派兵监视洋馆，断绝广州与澳门之间的交通。义律改变手法，命令英商缴烟，保证烟价由英国政府赔偿，并劝告美商采取一致行动。其目的在于为英国发动侵略战争制造借口。在禁烟运动的压力下，英国烟贩缴出鸦片二万余箱，美国烟贩缴出一千五百余箱。6月3～25日（四月二十二至五月十五），林则徐率地方官吏，在虎门海滩将缴获的烟土全部当众销毁。禁烟运动获得初步胜利。

　　战争过程鸦片贸易被严厉取缔后，英国资产阶级立即策划发动侵略战争。1839年10月1日，英国内阁作出向中国出兵的决定。次年2月，英国政府任命懿律和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派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4月，英国议会通过支付军费案。

　　在中国境内，义律继续进行破坏禁烟的活动，阻止英国商船具结入口贸易。1839年9～11月（道光十九年七月下旬至九月末），英国兵船先后在九龙和穿鼻洋面多次袭击中国水师，都被击退。

　　1840年6月，懿律率领的英国船舰四十余艘及士兵四千余人到达中国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这次战争持续了两年多时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840年6月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至1841年1月20日义律公布《穿鼻草约》为止，历时约七个月。

　　广州虎门威远炮台遗址

　　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首先封锁珠江口。懿律看到广东军民早有戒备，决定率主力北上，7月，英军进犯福建厦门，被已调任闽浙总督的邓廷桢督师击退。接着，北犯浙江，攻陷定海。8月，英舰抵达天津白河口，投递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致清政府的照会，提出赔款、割地、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被英军的武力恫吓所动摇，派直隶总督琦善到天津海口与英军谈判。琦善向懿律表示将查办林则徐等，希望英军返棹南旋，等候清政府处置。英军乃于9月折回南方。道光帝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与英方继续谈判。

　　11月底，琦善到达广州。他一反林则徐所为，撤除防务，遣散水勇，镇压抗英群众。此时，义律接替懿律为英国全权代表，步步进逼。1841年1月7日，英军突然攻陷沙角、大角炮台，琦善急忙求和，义律乘机提出《穿鼻草约》，并于20日单方面公布，其中包括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元、恢复广州通商等条款。

　　第二阶段自1841年1月29日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广州和约》订立为止，历时四个月。

　　沙角、大角炮台失陷后，道光帝决定宣战，任命御前大臣、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调派大军开往广东。2月下旬，英军先进攻虎门炮台，琦善拒派援军，守将关天培等壮烈牺牲，炮台失陷。4月，奕山到达广州，奉行“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方针。5月，他贸然发动夜袭，英军乘机反扑，占领城郊各据点，炮轰广州城。奕山派人求和，与英订立《广州和约》，其中规定清军退出广州，向英军缴纳“赎城费”六百万元。

　　第三阶段自1841年8月英军再犯厦门开始，至1842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历时一年。

　　英国政府对《穿鼻草约》的内容不满，决定撤换义律，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8月璞鼎查率领援军到达香港，不久即攻占厦门，清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9月，英军北犯定海，总兵葛云飞、郑国鸿、王锡朋等英勇战死，定海再陷。10月，英军进攻镇海，两江总督裕谦坚决抵御，城陷时投水自尽。宁波旋也陷入敌手。同时，英舰窜扰台湾，被台湾军民击退。

　　浙江连失三城，清政府决定第二次出师，派协办大学士、皇侄奕经为杨威将军，率军驰往浙江。奕经到达绍兴后，企图侥幸取胜，分兵进攻三城，结果惨败。英军反攻陷慈溪，奕经等逃至杭州。清政府鉴于两次出师失败，转而一意求和，派盛京将军耆英前往浙江主持对英交涉。但英军决定乘虚而入，按既定计划侵入长江。1842年5月，英军攻陷乍浦，6月再攻吴淞炮台，江南提督陈化成据台死守，力竭牺牲，宝山、上海相继陷落。英军溯长江西上，于7月下旬进攻镇江。清副都统海龄所部顽强抵抗，经过激烈巷战，终于失守。8月初，英舰直抵南京江面，耆英等赶到南京议和。第一次鸦片战争至此结束。

　　第一次鸦片战争

　　战争期间，英军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激起了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厦门、定海、镇海、宁波、太仓、江阴、瓜洲等地农民奋起袭击英军。台湾各族人民击退闯入鸡笼（今台湾基隆）的英国军舰。广东人民，特别是广州郊区三元里一带群众，与英军进行了激烈搏斗，使英军遭到很大损失（见三元里抗英斗争）。中国军民反对英国侵略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但因社会制度腐败，经济技术落后，人民的巨大力量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无法扭转战争的结局。

　　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的订立及其影响　1842年8月29日（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清钦差大臣耆英与璞鼎查，在南京签订了结束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亦称《江宁条约》。共十三款。主要内容为：①中国割让香港；②向英国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③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对外通商，英国可派驻领事；④废除“公行”制度，英商可以与中国商人自由进行贸易；⑤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由中英共同议定。条约签订后，双方在广东继续谈判。1843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被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在该约中，英国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等特权，同时还制订了海关税则。

　　《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和法国趁火打劫，于1844年分别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两国借以取得了《南京条约》中所规定的五口通商、派驻领事等权，此外还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加强了协议关税权。条约并准许在五口建立教堂、医院等，准许外国兵船到中国沿海各口岸“巡查贸易”。后来，法国还强迫清政府取消对天主教的禁令。

　　《南京条约》、《虎门条约》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一起，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外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它们作为鸦片战争的结果，不但使中国蒙受重大损失，而且使中国社会的性质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战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开始被割裂，主权完整遭到破坏，中国已经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地位。战前，中国在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商品涌入中国，逐渐破坏了中国封建经济基础。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参考书目

　　齐思和整理：《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华书局，北京，1964。

　　梁廷枬著，邵循正校注：《夷氛闻记》，中华书局，北京，1959。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新知识出版社，上海，1955。

　　马士著，张汇文等译：《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三联书店，北京，1957。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科学出版社，北京，1958。

　　（胡滨） 
　


    
牙行
  　　牙行

　　清代寄生于商品流通领域中的居间经纪行业。主要职能是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评定货物价格及质量，司衡商品斤两，判断银水成色，防止买卖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并对买卖双方负责。

　　牙行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①领帖牙行（即“官牙”）；②无帖牙行。清政府规定，开设牙行之前，须由地方官查明是否“身家殷实”，再由同行一人担保，出具证明其为殷实良民的“甘结”，然后上报布政司，由布政司发给牙帖，才能开张营业。牙行领取牙帖时，须向官府缴纳帖费。这种由官府允许开设、并领有牙帖的牙行，称“领帖牙行”或“官牙”。领帖牙行每年要向官府按税则交纳牙税，牙税税率因地区而异，如江西牙税分上、中、下三则，每年上则纳银三两，中则二两，下则一两；湖北牙税上则纳银二两，中则一两，下则五钱；其余僻邑村镇，上则纳银一两，中则五钱，下则三钱。清政府利用领帖牙行作为统制市场、管理商业的工具。领帖牙行有官给印信凭簿，每月将客商、船户的住贯、姓名、路引、字号、货物、数目登簿，送官府查照，并且帮助官府检查商人纳税与否。有时还替官府采办货物，征收商税。

　　清政府规定各地布政司颁发牙帖有一定的限额。除了新开集场准其添设牙行之外，不许官吏任意颁发牙帖，增设牙行。地方上的某些势要之家，见开设牙行有利可图，在领不到牙帖的情况下，就私设牙行。这种牙行没有牙帖，故称无帖牙行。有些领帖牙行亦采取“朋比”的手段，一人领帖，数十人藉此开业，或者一家领帖，其兄弟子侄数十家藉此设行。这类牙行也属无帖牙行。有清一代，虽然私设牙行属禁革之列，但因官吏执法不严，无帖牙行几乎各处皆有。

　　牙行在其经营过程中，向买卖双方抽取牙佣（亦称牙钱、佣金）。牙佣是商业利润的转化形式，一般是“值百抽一”，规模较大的牙行，由于提供存货的仓栈和商人的膳宿，抽取牙佣大抵占货物总额的百分之三左右。

　　在商品经济和分工发展的条件下，牙行的经营范围益广。举凡牲畜、农产品及丝绸、布匹等手工业产品均须经牙行买卖，客商不得直接收购，小贩亦不得自卖给客商。同时，清代也形成各种专业性的牙行，如米行、豆行、布行、丝行等等。这种不同行业间的专业性牙行约有三百余种。此外在航运业中经营牙行业务的则称为“埠头”。

　　牙行对商品交换起着双重作用。牙行熟悉当地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情况，通过它的经营活动，帮助外地批发商把本地分散的手工业产品和农产品集中起来收购；又帮助外地贩运商把整批的货物分散到各布镇集场的铺户商贩手中，以便于销售；它还为外地商人提供膳宿、存放货物以及寄存钱财的便利，因此有利于商品流通。但是，牙行在经营活动中，利用其居间地位和封建特权，甚至采取贿赂的手段，与官吏相勾结，垄断市场，操纵物价，对买卖双方敲诈勒索。他们诓骗商人，侵噬客货，侵吞客商资本，与商人争夺商业利润。有时还勾结地方上的流氓势力，采取种种手段剥削小生产者，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商品交换的正常进行。

　　清代乾隆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牙行之间出现了竞争的现象。为了防止竞争的发展，有些同行牙行组织了自己的公所，以保证加入公所的牙行对经纪业务的垄断权，避免牙行间的竞争；禁止未加入公所的“散帮”、“私牙”对市场经纪业务的争夺，同时在公所内部保证按等级分配牙佣。此后，在商人势力发展、商人会馆不断兴起的情况下，某些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牙行制度开始进入衰微期。如在土布等商品的交换过程中，客商开始在产地自行设庄收购，从而逐渐把牙行从商品流通领域里排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有的牙行自己垫支商业资本收购农业和手工业产品，而成为批发商；有的牙行不得不放弃经纪业务，专营旅店客栈业务，而成为服务业、仓储业的业主。鸦片战争后，上海等城市的商人会馆、公所发展迅速，牙行日益成为商品流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逐渐被取消。但牙行仍在广大内地城镇市集的农副产品买卖中发挥作用。

　　（萧国亮） 
　


    
牙军
  　　牙军

　　唐朝节度使的亲兵名称。主将所居之城因建有牙旗，故称牙城。唐代节度使的官署称为使牙，节度使专门组织一支保护牙城与使牙的军队，叫做牙军，或称衙兵。他们有时也被派到外地作战。

　　牙军是藩镇中最精锐的军队，由节度使派遣心腹将领统管，是他们对抗朝廷、进行割据的重要工具。如田承嗣于广德元年（763）任魏博节度使后，在境内征召十万军队，从中挑选强壮者万人组成牙军。魏博节度使依靠这些牙军，长期窃据于河朔地区，直至天祐三年（906），朱温一举消灭魏博牙军八千人，魏博节度使才臣服于朱温。

　　由于牙军在藩镇军队中地位重要，故所得赏赐极为优厚。他们往往父子相承，世代从军，姻族相连，形成桀骜不驯的骄兵集团，有的节度使反而受到他们的控制。牙兵们稍不如意，就聚众闹事，废立主帅，有同儿戏。唐后期不少节度使就是由牙军所废立的。

　　参考书目

　　堀敏一：《藩镇亲卫军&para;權力構造》，《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20册，东京大学，1960。

　　（方积六） 
　


    
雅克萨之战
  　　雅克萨之战

　　17世纪80年代中国抗击沙俄侵略的战争。17世纪40年代，沙俄侵略者开始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侵占雅克萨（在今漠河东，黑龙江北岸）、尼布楚等地。杀掠骚扰。中国军民对沙俄的侵略进行了自卫反击。至顺治十七年（1660），雅克萨一带和黑龙江中、下游的沙俄侵略者全部被肃清，不久，沙俄侵略者又卷土重来，在雅克萨故址筑堡盘踞，四出掠劫。清政府多次要求俄军撤出雅克萨，但沙俄置若罔闻。于是，清政府决定用武力驱逐沙俄侵略者，收复被占领土。

　　雅克萨之战中清军使用的火炮

　　康熙二十四年（1685），都统公彭春等奉旨统率一支由满、汉、蒙古、达斡尔等族官兵组成的，约三千人的军队从瑷珲出发，至雅克萨城下，清军先向俄军发出通牒，劝其投降，遭沙俄督军托尔布津拒绝，于是清军水陆列阵，开始攻城。清军用炮猛轰，鏖战彻夜，敌军死伤惨重。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向清军乞降，彭春等准其所请，并允其退回尼布楚。清军将城焚毁，旋即班师。同年，托尔布津背信弃义，再次率领侵略军乘隙占据雅克萨。次年，康熙令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率乌喇（今吉林市）、宁古塔官兵及八旗汉军内福建藤牌兵等两千余人再次攻取雅克萨。清军兵临城下，开火炮向城内轰击，并击退出城搦战之敌，又在城下东、南、北三面掘壕筑垒，在西面断其水道。托尔布津被清军炮弹击中，伤重毙命。俄军被围困五个多月，弹尽粮绝，死者枕藉。正当孤城指日可下之际，清政府得知俄方同意举行谈判，乃下令撤雅克萨之围。历时两年多的雅克萨之战至此结束。但1858年沙俄又依《瑷珲条约》将雅克萨割占。

　　（郝建恒） 
　


    
嚈哒
  　　嚈哒

　　（Ephthalites，　Hephthalites） 古代中亚游牧部族。亦作嚈哒、嚈哒、滑等，即西方历史上所谓“白匈奴”。嚈哒人起源于塞北，4世纪70年代初越阿尔泰山西迁粟特；5世纪20年代中渡阿姆河入侵萨珊朝波斯，被巴赫兰五世击退。30年代末又南下吐火罗斯坦，逐走寄多罗贵霜人，遂以此为基地屡犯波斯。453年打败伊嗣俟二世，484年杀死卑路斯，一度夺取了呼罗珊东部。迫使波斯称臣纳贡，以后双方长期对峙。6世纪初，北上同高车争夺准噶尔盆地及其以西地区，扶植傀儡，控制高车。同时，东进塔里木盆地，城郭诸国多被役属，南道抵于阗，北道达焉耆，经由南北道与北魏、西魏、北周、萧梁频繁交往。5世纪中，嚈哒人乘打败伊嗣俟二世之机，曾南侵笈多印度，不久，被塞建陀笈多击退。70年代末，灭亡了乾陀罗的寄多罗贵霜残余势力，立特勤为王，统治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6世纪初再次大举入侵印度，一度推进至摩揭陀，终被马尔瓦的耶输陀曼战胜，撤至印度河以西。约558～567年间，萨珊波斯与北亚新兴的游牧部族突厥联姻结盟，夹击嚈哒。嚈哒国破，领土被分割，部众散处中、南、北亚各地。

　　嚈哒人从事畜牧，长期逐水草移徙，进入中亚后，才走向定居，兼营农业。有刑法，盗一责十；葬以木为槨，累石为藏；有殉死、剺面、截耳等习俗，而以一妻多夫最为特异。其原始信仰不得而知，西徙后独尊祆教。随着景教势力的东渐，部分成了景教徒。进入北次大陆者则逐步改宗婆罗门诸教派。嚈哒人不信佛，但未必迫害佛教，历来认为嚈哒兴起乃中亚佛教一劫之说不足凭信。嚈哒人无文字，语言系属不明。其族源、族属异说纷纭，如中国古史有高车、车师、大月氏、康居诸说。亚美尼亚、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史家把它和匈奴、突厥乃至贵霜混为一谈。近人除敷衍旧说外，更创悦般、柔然、蒙古、伊朗、鲜卑等说，迄无定论。

　　（余太山） 
　


    
《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

　　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又名《滇案条约》、《芝罘条约》。

　　1874年（同治十三年），英国陆军上校柏郎率领一支近二百人的武装探路队探测从缅甸到中国云南的陆路交通，英国驻华使馆派遣翻译马嘉理前往滇缅边境接应。次年（光绪元年）2月，马嘉理引领柏郎一行未先行知会地方官，由缅甸八莫进入云南。滇西边境居民对突如其来的人马深感疑惧，2月21日在腾越（今云南腾冲）曼允杀死马嘉理及随从数人。柏郎一行被迫折回八莫。是称“马嘉理事件”或“滇案”。事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乘机要挟清政府，把事件的发生归咎于中国边吏的指使，要求将云贵总督岑毓英等提京审讯，并称要撤使、绝交和用兵；同时提出广泛的讹诈要求，包括减免税厘、增开通商口岸和开放云南边界贸易等等。清政府与英交涉历时一年多，采取了一再退让的态度，先谕令岑毓英从速调查该案，继派湖广总督李瀚章赴滇究办，后又申斥岑毓英办事拖延，并捕杀十多名边民以示“惩凶”。1876年8月21日，经赫德斡旋，北洋大臣李鸿章与威妥玛在烟台举行正式谈判。9月13日，双方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

　　《烟台条约》分十六款，及另议专条一款。主要内容为：①英国得派员到云南调查，准备商订滇缅边界及通商章程。②洋货在各口租界内免收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华商洋商一律只纳子口税，全免内地说。③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开放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轮船停泊码头；英国可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④凡遇内地各省或通商口岸有关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使馆可派员前往“观审”；各口发生中外诉讼案件，应由被告所属国官员各按本国法律审断。⑤英国可派员经甘肃、青海、四川前往西藏及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⑥中国对滇案及1876年以前中英间各案赔款二十万两，并派员赴英表示“惋惜”。

　　《烟台条约》签订后，清政府立即批准。但英国一直到1885年7月与清订立《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限定对鸦片税厘征收额后，才予批准。《烟台条约》的签订，加深了中国西南边疆危机，并且扩大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所规定的外国特权。

　　（夏良才） 
　


    
焉耆
  　　焉耆

　　中国古代西域城郭王国，唐安西四镇之一。又称乌夷、■夷、乌耆等（均为焉耆语Argi的音写）；佛教文献作亿尼、忆尼或阿耆尼，则是梵文Agni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定名为喀喇沙尔。光绪二十四年（1898）改回焉

　　印欧种，操印欧语系的焉耆语（又名吐火罗语A方言）。9世纪以后，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清代在此安置蒙古土尔扈特部（见厄鲁特蒙古），又有大批陕、甘、青回族迁徙到此。

　　焉耆国位于天山中部的焉耆盆地（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环抱在天山、霍拉山和库鲁克塔格山间，东临博斯腾湖，东通高昌，西临龟兹，盛时领地包括今焉耆、库尔勒、博湖、和硕、和静、尉犁等县市。都员渠城，又称河南城（今博格达泌古城，一说今焉耆县城）。

　　西汉时，人口三万二千余，隶属于匈奴。匈奴西边日逐王设置控制西域的僮仆都尉，经常驻扎在焉耆、危须、尉犁间，向各国征收赋税，转输匈奴。汉武帝刘彻通西域并征服大宛后，开始在渠犁等地屯田。宣帝时，日逐王降汉，僮仆都尉罢。神爵二年（前60），汉始置西域都护，驻焉耆西南乌垒城，监护北道诸国。王莽代汉后，与匈奴绝和亲，匈奴攻西域，焉耆首先响应，攻杀都护但钦。天凤三年（公元16），王莽遣五威将军王骏、西域都护李崇讨焉耆，焉耆诈降，袭杀王骏，不久李崇也殁于龟兹。东汉初，焉耆受治于莎车王贤。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向汉遣子入侍并献珍宝，请都护。汉光武帝刘秀不出兵，侍子留敦煌，后逃归。明帝永平十六年（公元73），汉攻匈奴，取伊吾。翌年，重置都护。十八年，明帝死，焉耆与龟兹攻杀都护陈睦及吏士二千余人，归属匈奴，匈奴率其攻于阗。和帝永元三年（公元91），班超迫降龟兹，汉重设都护，唯有焉耆、尉黎、危须三国不肯降。六年，班超率诸国兵讨焉耆等国，斩焉耆王广、尉黎王汎等，立焉耆左候元孟为王。汉安帝永初元年（106），西域复乱，元孟归降匈奴。延光三年（124），班勇平车师，焉耆等国不降。汉顺帝永建二年（127），敦煌太守张朗与西域长史班勇攻入焉耆，元孟遣子入献。汉灵帝建宁三年（170），随戊己校尉曹宽讨疏勒。东汉时，焉耆人口达五万二千，有兵两万余，势力增强。

　　三国时，汉、匈奴势衰，焉耆乘机兼并其旁尉梨、危须、山王等国，成为北道大国。西晋武帝太康中，焉耆王龙安遣子入侍。龙安曾为龟兹王白山所辱，安子会即位后，为父报仇，攻杀白山，自占龟兹，遣子熙归焉耆为王，国势大振，葱岭东诸国多归属。会后为龟兹人杀死。晋穆帝永和元年（345），前凉张骏派沙州刺史杨宣进征西域，龙熙拒战失败而降，入贡于前凉。前凉西域长史李柏也曾遣使其国，有书信往还。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吕光伐龟兹，兵至焉耆，国王熙（一作泥流）率旁国请降。北魏太武帝太延年间（435～440），数次遣使朝贡，魏使董琬也曾至其国。太平真君三年（442），魏灭北凉，北凉残部在沮渠无讳率领下，经鄯善、焉耆入高昌。九年，北魏以焉耆剽劫使者为名，派成周公万度归率车师王车伊洛、伊吾唐和等攻伐，焉耆王鸠尸卑（毕）那率四五万人拒守，被魏军击败，都城陷，鸠尸卑那逃奔龟兹，龟兹王纳为女婿，待之甚厚。魏在此设镇，使唐和留守，万度归西掠龟兹而还，车伊洛父子及唐和也在正平初年（451～452）由焉耆东入魏都。焉耆经魏军的攻掠，国势大衰，不久即受治于北方的柔然、高车。5世纪末、6世纪初，又被嚈哒破灭，国人分散，无法自立，请求高昌王麹嘉派第二子入焉耆为王。其后，焉耆龙姓王族重新执政。北周武帝保定四年（563），曾向北周遣使献马。入隋，势力极衰，仅有兵千余人，附属于西突厥。隋文帝开皇末（约594），铁勒诸部起兵打败突厥处罗可汗，焉耆又归附铁勒，称臣纳贡。隋炀帝大业年间（604～618），国王龙突骑支遣使入隋贡方物，但同时又隶属于西突厥。

　　唐太宗贞观六年（632），突骑支遣使入唐，请求开辟焉耆直通敦煌的大碛道以便使者、商贾往来。高昌国由此失掉途经吐鲁番的中转贸易之利，于是在贞观十二年与西突厥处月、处密等部联合，击破焉耆五城，掠男女一千五百人而回。唐太宗李世民以此为由，派兵在十四年灭高昌国，归还其所掠焉耆人。同年，西突厥大臣屈利啜弟娶焉耆王女，联合与唐对敌。十八年，安西都护郭孝恪率军出银山道，攻下焉耆城，擒突骑支，以其弟栗婆準摄国事，俘突骑支至长安。唐军一撤，西突厥屈利啜囚栗婆準，以西突厥吐屯摄领焉耆，遣使入唐，太宗责之。焉耆使龟兹杀栗婆準，立其从父兄薛婆阿那支为王，仍以西突厥为声援。二十二年，阿史那社尔率唐军征龟兹，擒斩薛婆阿那支，立其从父弟先那準（一说婆伽利）为王。唐高宗初年，焉耆王死，唐遣龙突骑支归国为王，死。龙嬾突立。显庆三年（658）阿史那贺鲁乱平，焉耆成为唐安西都护府下属四镇之一。上元年间（674～676）设焉耆都督府。调露元年（679），唐为切断吐蕃与西突厥余部的联络，以碎叶代焉耆备四镇。焉耆地位下降，国小人寡。唐玄宗开元七年（719），龙嬾突死，焉吐拂延立。因十姓可汗徙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代碎叶备四镇。唐在此屯田，总有七屯。安史之乱后，吐蕃进攻西域。唐德宗贞元四年（788），焉耆王龙如林与唐镇守使杨日祐仍率军坚守，直到贞元六年前后为吐蕃攻占。但不久回鹘败吐蕃，焉耆归属漠北回鹘汗国，国王与回鹘族官吏共同执政。840年回鹘汗国崩溃后，庞特勤率西迁回鹘主力入据焉耆。一大批焉耆人由龙姓王率领，东入伊州及河西走廊，成为甘州、沙州一带的部族之一，号龙家。焉耆的龙姓王朝终结，此后，这里成为西州回鹘国的组成部分，为回鹘五城之一，一般称作唆里迷。11世纪龟兹脱离西州回鹘后，焉耆成为其西部边镇。直到蒙古兴起后，它仍是畏兀儿国（即西州回鹘）下属的兀鲁思（ulus，领地，“国”）。13世纪末，畏兀儿王国在元朝与西北蒙古宗王的战争中被消灭，焉耆也结束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时代。后经察合台后王和准噶尔等部的统治，最终归入清朝版图。

　　焉耆依山临水，农牧渔业兼营，丝路贸易也很兴盛。焉耆佛教在龟兹影响下以小乘信徒居多，境内有著名的明屋千佛洞。近代以来，在这里发现过一些梵文、焉耆文佛教文献，其中有焉耆佛教大师圣月（Ariacintri/Arya-candra）从梵文译成焉耆语的《弥勒会见记》剧本，表明这里还流行上演佛教戏剧。而且，一些焉耆语佛教文献直接影响了回鹘文佛典的形成。焉耆还是中古时期西域摩尼教的传播中心之一，吐鲁番曾出土有关焉耆摩尼教寺院的中古波斯文和回鹘文文书。

　　（荣新江） 
　


    
阉党
  　　阉党

　　明代依附于宦官权势的官僚所结成的政治派别。明朝宦官专权十分严重。英宗时的宦官王振，宪宗时的宦官汪直皆曾树有党羽，但至武宗时宦官刘瑾专权，阉党势力始形成，刘瑾与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等号称八虎。瑾掌司礼监，永成掌东厂，大用掌西厂。大学士焦芳、刘宇、吏部尚书张綵、兵部尚书曹元锦、锦衣卫指挥杨玉和石文义等皆为刘瑾心腹，他们排斥异己，广取贿赂，权擅天下，威福任情。公侯勋戚以下忤意者，谪斥有差；并屡兴大狱，冤号遍道。

　　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专权，一大批朝官依附其权势，形成明代最大的阉党集团。其成员，内监有王体乾、李朝钦、王朝辅等三十余人。外廷有大学士顾秉谦、魏广微等，其中文臣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其他又有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名号。此外，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均置死党。魏忠贤也依靠这个集团的势力，打击反对派，扩大权势。顾秉谦、魏广微协助魏忠贤兴起杨涟、左光斗大狱，又以三案为题，残酷镇压东林党。著名东林党人高攀龙、杨涟、周顺昌、魏大中、顾大章等均被迫害致死。阉党崔呈秀等更劝魏忠贤定《三朝要典》，企图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崇祯初，魏忠贤被诛，诏定逆案六等，阉党主要人物自旧辅以至庶僚，入逆案者凡两百六十余人（见明代宦官）。

　　（李洵） 
　


    
鄢陵之战
  　　鄢陵之战

　　春秋中期，晋、楚为争霸中原进行的一次大战。公元前575年春，楚人诱使郑国叛晋归楚。五月，晋厉公率师伐郑，楚共王领兵救郑，两军相遇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楚军采用以往的策略，在黎明时突然逼近晋军营垒。晋军填井平灶，疏散行道，列队应战。由楚逃晋的苗贲皇献计晋厉公。他认为楚中军兵力强大，左、右军兵力薄弱，应首先改变晋军中、下军严整的军容，诱使楚左、右军进攻中军，这时，晋中军先分兵进击楚左、右军，俟其陷入包围时，再由上、下军配合中军聚而歼之，然后集中上、中、下军与新军共击楚精锐的中军王卒。晋厉公听从了苗贲皇的计谋。楚共王见晋军兵力薄弱，遂率中军进攻，遭到抗击。共王伤目，中军后退，晋军乘势猛攻楚左、右军。激战自晨至暮，楚军伤亡惨重，只得暂时收兵，在夜间补充士兵，准备鸡鸣再战。后因主帅子反醉酒，不能商议军机，楚军被迫夜遁。子反因贻误军机自杀。

　　鄢陵之战使晋国巩固了霸业，楚国削弱了霸权。晋军创造的攻弱避坚的战术，成为古代战争中著名的范例。

　　（应永深） 
　


    
燕
  　　燕

　　先秦姬姓诸侯国。战国七雄之一。燕本作匽，又称北燕，以区别于姞姓的南燕（今河南延津东北）。周公东征后，周太保召公奭被封于燕，他自己留辅王室，而令其子就封，成为第一代燕侯。

　　西周、春秋时期，燕的疆域主要包括今北京地区和辽宁西部的大凌河流域，都城在蓟（今北京）。其周围分布着许多戎、狄和■貊部族，仅东南与齐邻接，同中原各国来往较少，国力一直不强。

　　北京玻璃河出土的堇鼎铭文关于燕侯的记载

　　燕下都出土饕餮纹半瓦当

　　燕下都出土兽面纹半瓦当

　　燕下都出土双龙纹半瓦当

　　关于西周时期的燕国，史书记载很少，只知当时共有十一代燕侯，第一至八代名号不详，最后三代为惠侯、釐侯和顷侯。

　　春秋时期的燕国，史书记载也较少，《春秋》经传和《国语》都很少提及。《世本》、《竹书纪年》和《史记·燕世家》记录了这一时期的燕世系，但彼此龃龉不合。春秋早期，承西周晚期夷狄交侵的局面，燕国常常受到北方山戎的侵扰。据《世本》记载，燕桓侯曾一度把都城南迁到临易（今河北雄县西北，或疑为今易县）。公元前664年，山戎侵燕，齐桓公出兵相救，恢复了燕的疆界及其与中原周王室的联系，阻止了山戎南下，此后（或更早），燕的都城又北迁到蓟。

　　战国时期，燕在各大国中实力最弱，但在当时的列国兼并战争中也起过重要作用。燕与齐、赵、中山相邻，四国经常发生冲突，到战国中晚期，争战愈演愈烈。公元前323年，燕易王称王。易王卒，子燕王哙即位，相邦子之深受重用。公元前316年，燕王哙把王位禅让给子之，又收回秩禄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官玺，让子之重新任命，并由他决断国事，实行政治改革。公元前314年，子之行新政三年，将军市被与太子平聚众作乱，围攻子之。子之反攻，杀死市被与太子平。双方激战数月，死伤甚众。在孟轲的劝说下，齐宣王出兵伐燕，五旬将燕攻下。燕王哙死难，子之出亡，被齐擒获而醢其身。中山也乘机攻占燕大片土地。各国见齐国无意退兵，打算吞并燕国，遂谋伐齐救燕。公元前312年，秦、魏、韩出兵救燕，败齐于濮水之上。次年，赵武灵王召燕公子职于韩，派兵护送回燕，立为燕昭王。昭王即位于燕破之后，立志报仇雪耻，卑身厚币招聚天下贤士，得乐毅等人，励精图治，燕从此强大。这一时期，燕国设有两个都城，上都为蓟，下都为武阳（今河北易县东南），但也有一说认为汉良乡县为燕的中都。燕将秦开破东胡后，将领土扩大到辽东，设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有今滹沱河以北的河北北部及辽宁之大部。公元前284年，燕以乐毅为上将军，联合秦、楚、赵、魏、韩五国伐齐，攻入齐都临淄，连下七十余城，齐城不下者只有莒和即墨。齐湣王逃入莒，被齐相淖齿杀死。齐人立湣王子法章为齐襄王，距守。燕引兵东围即墨，即墨大夫战死，城中推举田单为将。双方相持长达五年。公元前279年，燕昭王死，惠王即位。惠王猜忌乐毅，改用骑劫为将。田单进行反攻，收复丧失的七十余城，燕从此国势不振。到燕王喜时，又屡败于赵。公元前251年，燕派栗腹、庆秦攻赵，为赵将廉颇所败。公元前243年，赵派李牧攻取燕的武遂、方城。次年，燕派剧辛攻赵，又为赵将庞煖所败。公元前236年，庞煖攻取燕的狸、阳城。秦乘燕、赵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也不断攻取三晋之地。公元前228年，秦破赵，虏赵王迁，兵临易水，直接威胁到燕国。次年，燕太子丹派荆轲入秦刺杀秦王，没有成功。秦派王翦、辛胜击溃燕、代联军于易水以西。又次年，王翦拔取燕都蓟，燕王喜迁都辽东。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取辽东，俘虏燕王喜，燕国灭亡。

　　参考书目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文物出版社，北京，1984。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李零） 
　


    
延祐经理
  　　延祐经理

　　元仁宗延祐年间在江南地区查勘田粮的行动。经理，即查核田土顷亩、理算租税钱粮。当时江南富豪和诸王、寺观等大量隐占官、民田产，强者田多税少，弱者产去税存，赋役不均，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收入。延祐元年（1314），为检括漏隐田产，追征税赋，增加财源，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采纳中书平章政事章闾（一作张驴）的建议，分别派章闾、你咱马丁、陈士英等往江浙、江西、河南三省经理，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其法：出榜示民，限四十日内赴官府申报本户所有田土亩数，重新登记，作为征收租税的依据；如有欺隐，许知情者告发，依法论罪。由于各级官吏贪刻，且与地方富豪互相勾结，延祐经理成了流毒三省的一项暴政，至有逼死人命及拆毁民屋、发掘民墓以虚张顷亩之事。江西经理田粮，赣州一路受害最深。延祐二年四月，宁都州民蔡五九聚众起兵，七月间两次包围州城。八月初元军破围，蔡五九退入山中称王。不久，元军袭破其所据守的山洞。蔡五九移兵攻汀州路宁化县，福建震动。九月，江浙、江西两省元军合力剿捕，擒杀蔡五九于石城（今属江西），起义失败。同年，仁宗被迫下诏，凡在三省经理中查出的漏隐田土，免征租税三年。五年，又下诏罢河南新括民田，依旧例输税；江西部分地区，因民众反抗，亦曾诏免新税。但实际上，许多地方都以这次经理确定的田土亩积登入籍册，作为征收赋税的依据。后来所谓“尽革虚增之数”，只是封建史家的溢美之辞。

　　（姚大力） 
　


    
严复
  　　严复

　　（1854～1921）　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初名传初，后易名宗光，字又陵，又字幾道，晚号瘉壄老人，别号尊疑、尺盦等。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人。父亲是医生。严复童年曾从师当地宿儒黄宗彝读四书五经，十四岁时，父卒，家计困难，乃投考沈葆桢所办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以首名被录取，次年入学。这是严复接受西方科学知识的开始，为他以后钻研西学奠定了基础。1871年（同治十年），以最优成绩毕业，派至军舰实习五年，先后随舰巡历新加坡、槟榔屿、黄海及日本各地。1874年，又曾随船政大臣沈葆桢到台湾测量海口、筹备海防。1877年（光绪三年），严复被选送英国学习海军驾驶，先肄业于朴次茅斯，后又入格林尼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考课屡列优等”。他留心英国社会政治状况，潜心研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术文化，曾到英国法庭实际观察，作中西异同比较。当时清政府驻英公使郭嵩焘对他极为赏识，引为忘年交。

　　1879年，严复卒业归国，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次年，李鸿章新建北洋水师学堂成立，又奉调北上，任该学堂总教习，后升任会办、总办。在此任事达二十年，直到1900年才离职他去。在此期间，严复感于仕宦不达，言不见重，曾先后四次应科举考试，欲博一第，但都未能如愿。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举国震动，严复深受刺激，开始致力译著，主张变法图强以挽救民族危亡。同年，在天津《直报》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著名政论，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窃国者”，尖锐揭露八股取士“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制。他还指出欲求中国富强，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张。1897年，严复与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以“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情”为宗旨，著文立说，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积极倡导变法维新，使《国闻报》成为与上海《时务报》南北齐名的当时影响最大的报纸。

　　严复最重要的活动，也是他毕生最大的贡献，是对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的翻译介绍。其第一部，也是影响最大的译作，是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　（Evolution andEthics，今译《进化论与伦理学》）。该书始译于1895年，正式出版于1898年。西方进化论在中国广泛传播，可以说是从严复开始的。《天演论》出版后，给当时中国思想界以巨大震动，它使进化论的新思想在中国传播开来，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书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给面临民族危亡的中国先进分子以爱国救亡、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启迪人们奋发图强寻求振兴国家的出路，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成为当时在知识界流传最广的新格言。辛亥革命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曾评论说，《天演论》出版，“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继续奋力于译事，到1909年（宣统元年），先后又译出亚当·斯密的《原富》（AnInquiryinto Nature and Causes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斯宾塞的《群学肄言》（TheStudy　of　Sociology）；穆勒的《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和《名学》（A System　of　Logic）；甄克思的《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孟德斯鸠的《法意》（L’espritdes　Lois）以及耶芳斯的《名学浅说》（Logic　the　Primer）等书，共一百六十多万字之巨，而且几乎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名著，足见其功力之深，笔耕之勤。在这些译作中，所加按语多达数百条，十七八万字，除少数为诠释名物外，其余大都为他本人的见解和主张。他还提出“信、达、雅”三条翻译准则，至今仍为致力译事者所尊崇，引为楷模。严复学贯中西，被誉为“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他是近代中国系统地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第一人。

　　严复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后，1900年曾开名学会于上海，讲演名学。又参加唐才常创立的“国会”，被推为副会长。1902年，他受聘为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1905年，参与创办复旦公学，并在次年一度任校长。1912年，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文科学长。同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校，复被荐为首任校长。

　　辛亥革命后，严复趋于保守。1913年，他参与发起孔教会，极力主张尊孔读经；1915年，又列名于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筹安会。此后，他还支持宣扬迷信的灵学会。1919 年五四运动中，还对青年学生的爱国行动加以诋毁，保守思想日趋严重。晚年衰病，　1921年10月27日卒于故里。

　　参考书目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北京，1982。

　　（王汝丰） 
　


    
严耕望
  　　严耕望

　　（1916～　 ）　 中国历史学家。号归田。安徽桐城人。以研究中国中古史、地方行政制度及历史地理而知名。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转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任职，并随钱穆、顾颉刚等研习历史。1945年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自荐，得入该所工作，专心撰述《两汉太守刺史表》（1947）、《唐仆尚丞郎表》（1956）、《秦汉地方行政制度》（1961）、《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　（1963）等书。后两者为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开拓门路，《唐仆尚丞郎表》考辨精细入微，是其中年以前的代表作。

　　严耕望于1963年应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其间曾以访问学者的身分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作学术交流。1970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自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退休后，继续任该校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香港新亚研究所教授。在香港教学之余，又出版《唐史研究丛稿》（1969）、《治史经验谈》（1981）、《治史答问》（1985）及《唐代交通图考》等书。“治史”两书是他毕生治史经验的总汇，内容平实，最便初学。从两书中，可知其治学功夫扎实，对基本史料能进行精细研读，更能持之以恒，故能有所成就。《交通图考》是他中年以后的力作，从1946年起，便致力于此项研究，共用了四十多年的时间，至今仍未完成。该书从文献史料入手，兼参考考古发现，辨析入微，是近代考史的杰出著作，也是全面研究中国交通史的作品。

　　（刘健明） 
　


    
严嵩
  　　严嵩

　　（1480～1567）　 明朝权臣。字惟中，一字介溪。江西分宜人。弘治十八年（1505）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旋病休归里，在分宜城南之钤山，读书八载，诗文峻洁，声名始著。正德十年（1515），奉旨还朝。久之，进侍讲，署南京翰林院事，召为国子祭酒。嘉靖七年（1528），迁南京礼部右侍郎，奉命祭告显陵，归而极言祥瑞，明世宗朱厚熜喜，迁其为吏部左侍郎，进南京礼部尚书，寻改吏部尚书。十二年，以贺“万寿节”至京师。时值廷议重修《宋吏》，遂留京以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街主持其事。他善伺帝意，以醮祀青词，取得宠信，加为太子太保。二十一年八月，拜武英殿大学士，入直文渊阁，仍掌礼部事。后解部事，专直西苑，累进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师、少师、华盖殿大学士。

　　严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专国政近二十年，同其子世蕃、义子赵文华等广结党羽，操纵国事。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者奔走其门，行贿者络绎不绝。他利用世宗“果刑戮，颇护己短”的弱点，以事激怒世宗，戕害他人以成己私。大力排除异己，先后杀害首辅夏言、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曾铣，以及揭露其罪行的杨继盛等。他还吞没军饷，废弛边防，加剧了“北虏南倭”之患；招权纳贿，肆行贪污，进一步败坏吏治；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晚年，渐为世宗所疏远。御史邹应龙、林润等先后弹劾严氏父子罪行。四十一年五月罢职；四十四年三月，被削籍抄家，子世著及其党羽罗龙文等伏诛。两年后老病，寄食墓舍以死。著有《钤山堂集》四十卷。

　　关于严嵩的评价，近年来有人提出严嵩不仅是颇有名气的诗人，而且能引用贤才，奖掖后进，对北虏南倭的政策正确，也无诬捏他人至死之事。因此称其为奸臣值得商榷。

　　（彭云鹤） 
　


    
沿海贸易权
  　　沿海贸易权

　　独立国家所固有的一项主权。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沿海贸易权逐步为列强所攫取。

　　中英《南京条约》及《通商章程》并无允许外籍船舶参与沿海贸易的条款。中美《望厦条约》及中法《黄埔条约》规定，美、法船只装载洋货来华，可以进入根据条约对外开放的五个口岸的任何一口，如货物并未销售完毕，可以转运其他的开口岸销售，亦未允许外国商人和船只享有经营中国土货沿海贸易的权利。但是，外国商人和外国船只并不遵守条约的规定，经常任意闯进中国沿海未经条约开放的口岸；外国海盗商人又在中国沿海放肆抢劫中国商船，迫使中国商船雇请外国武装船只护航，或雇佣外国船只载运土货，进行沿海贸易，遂造成外国船只经营土货沿海贸易的既成事实。

　　1847年春，厦门地方当局警告中国商人不得用英船装运货物。英国公使德庇时出面干涉。两广总督耆英允许英国商船为华商运货，只是必须缴纳吨税，华商托运货物的税款由华商自行缴纳。这只是一项约外权利，并无条约依据。但外国侵略者却极力扩大中国土货沿海贸易的权益。1850～1860年间，从事中国沿岸土货贸易的外籍船舶，数量增加极快。如1850年大英轮船公司只有一艘轮船定期航行于上海、香港之间各口，三年以后，就增加到五艘。

　　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尚无允许外商船只从事土货沿海贸易的条款。同年中英《通商章程》只允许外船在通商口岸间贩运铜钱、米谷。牛庄、登州豆石本系禁止外船贩运，后因太平军进驻杭州、宁波，并有入海的动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1862年（同治元年），奏请拟准外商船只装运豆石。

　　对于外国侵略者所造成的既成事实以及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起义而出卖的部分主权，当时掌握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赫德要求总理衙门予以承认并给以合法地位。总理衙门起初主张重税，以防止华商以外国船舶为护符，并阻止外商进入内地，后来和英、法公使交涉结果，规定外籍船舶从事土货沿岸贸易，所运出口货物征收按税则规定的出口税，进入他口，按出口税率征收半额，称复进口半税。

　　1861年9月8日（咸丰十一年八月初四），海关税务司赫德发布通令，凡外籍船舶从事土货沿岸贸易，在出口口岸缴纳出口税，在进口口岸缴纳半税。同年11月又补充规定，已纳复进口半税的土货，如果再欲运往他口，发给免重征执照，到他口时不再纳税；如果运往外国，以三月为期，发还已缴半税。1863年又把复出口期限延长为一年，对复出口往外国的土货，发给存票以代替发还现款。随后又规定复出口往其他口岸的土货，也发给存票，以代替过去的免重征执照。这实际上已不限于沿海口岸的转运贸易，而是发展到通商口岸间土货贸易。自长江三口（镇江、九江、汉口）开放以后，不仅海船可以直航长江，领有“江照”的外国船舶，还可以专门从事长江航运，关税待遇除缴纳方式外，基本上与沿海贸易相同。这样，外人在华沿海贸易的特权更加扩大。1863年中国与丹麦订立《天津条约》，又把上述权益订入约章，从此外国人和外国船只便享有经营任何土货沿海沿江贸易的特权，而且不得到外国侵略者的一致同意，中国政府不得改变进出口税率，也不能收回此项特权。

　　赫德一手确定的洋船沿海贸易的征税制度是重征土货，轻税洋货。土货在出口时须缴纳5％ 的出口税，在复进他口时须缴纳2.5％的复进口税，而洋货仅在进口时缴纳5％ 的进口税，复进他口，并不重征。洋货在运入内地时，享受子口税的特权，而复进口土货则无此优惠。这样就大大便利了洋货的推销，阻碍了土货的流转。例如洋煤进口每吨纳税0.05两，土煤由此口运往彼口，须纳出口税每吨0.0672两，然后又须纳复进口税0.0334两，合计一两有奇，为洋煤进口税的二十倍，遂致土煤开采不旺。同样，在华南市场上，华北棉花的关税负担也高出印度棉花50％。这种重税土货，优待洋货的措施严重阻碍着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加速了华商帆船航运业的衰落。

　　参考书目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三册，中华书局，北京，1962。

　　（姚贤镐） 
　


    
沿纳
  　　沿纳

　　宋两税附加税名。源自唐末五代，是在两税以外临时加派的各项税目钱物逐渐固定下来而形成的。计有农具钱、桥道钱、盐钱（绸绢、绵、米）、■钱、加耗、斗面、脚钱、率分纸笔钱、铺衬芦茇、析生望户钱、军须钱、牛皮钱、甲料丝、鞋钱、公用钱米等等，各地名品烦细，其类不一，随夏秋两税送纳。宋朝统一后，废去一些，绝大多数沿袭下来，统称沿纳，又称沿征或杂变。明道二年（1033），曾下诏将沿纳物以类并合为一，悉除诸税名。可是直至宋末，有些税名仍然存留。唐末五代，江东西酿酒才纳■钱，食盐才输盐米，宋代则江南榷酒仍收■钱，民不得盐而入盐米，某些沿纳的征敛，比五代还要苛刻。

　　参考书目

　　周藤吉之：《南唐北宋■沿徵》，《宋代经济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62。

　　（梁太济） 
　


    
盐法
  　　盐法

　　国家对食盐征税和专卖榷禁的各种制度。中国盐法，代有变迁，由简而繁，由疏而密，日趋完备。唐玄宗开元以前为食盐征税和专卖制度建立时期，开元以后为食盐专卖制度日益完密的时期。

　　先秦夏、商、周三代，盐与其他土产一样，大率是在产地征税，或作为土贡上缴国家，听民自由开采运销贩卖，实无专门盐法可言。迄至春秋时期，管仲相齐桓公，兴盐铁之利，国家对食盐的生产、销售和买卖加以管理，开中国盐法之始。其法以官制食盐为辅、民制食盐为主，官收官运官销，寓租税于官府专卖盐价之中，以增加国家收入，齐国由是富强，称霸诸侯。然春秋战国时期，除齐国对食盐实行专卖之外，其他诸侯国仍只对食盐征税，唯税率逐渐加重。史载秦自商鞅变法（见商鞅）后，赋盐之利二十倍于古，盐价昂贵，盐商富累巨万，人食贵盐，小民贫困，至秦亡而未改。

　　汉汉初开关梁山泽之禁，允许私人经营盐业，国家征税，税入归主管皇室财产的少府，属皇帝宫廷所有。诸侯王国亦得经营盐业以自富，收入不归中央。西汉中期，汉武帝刘彻内修法度，外开边疆，频年用兵，财用不足，于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始将盐业归入中央的大司农，纳入国家财政，实行官营。在产区和主要中转地设置隶属大司农的盐官，主管盐的生产、分配及大规模的转运。西汉末年，设置盐官的郡国和县共三十七处，分布于二十七个郡国（见秦汉盐官）。其官营办法为募民制盐、官收官运官销。私自煮盐受钛（套在脚上的铁器）左趾的刑罚，工具和产品没官。盐的销售，或设肆售卖，或通过特许商人分销。盐的官营，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盐价逐渐昂贵，致有强迫抑配买盐，私人盐贩乘机牟利，导致官盐滞销，盐利所入不敷其费。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领大司农，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往各县，平均调配，调节盐价，济以平准之法，弊始少革，国用乃赡（见两汉平准）。汉宣帝时，贤良文学曾大力攻击盐铁官营，致有盐铁之议。但事关财政收入，官营仍旧。东汉时，汉光武帝刘秀废除食盐专卖之法，罢私煮之禁，听民制盐，自由贩运。于产盐较多地区设置盐官，征收盐税。其间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年）因财政困难，采纳尚书张林建议，官自煮盐，恢复汉武帝时期的官营办法。汉和帝永和元年（公元88）即行废止。此后，盐官仍主税课，盐业民营，直至汉末。

　　三国两晋南北朝　三国时期，战乱频仍，官府对食盐多行专卖，以敷军国之用。魏有司盐都尉、司盐监丞，并遣使监督盐官卖盐。魏明帝太和四年（230），还兴京兆、天水、南安盐池，以益军资。蜀有盐府校尉、司盐校尉主管盐政，盐铁之利，岁入甚多，有裨国用。吴设司盐校尉、司盐都尉管理盐政，亦主专卖。

　　晋承魏制，仍实行食盐专卖。盐务隶于度支尚书，设司盐都尉、司盐监丞管理盐政，规定不得私自煮盐，犯者四岁刑。东晋迁居江左，军国所需，随其土地所出，以为征赋，对食盐实行征税制，历南朝的宋、齐、梁、陈，沿而不改。北魏继西晋对食盐实行专卖，又仿南朝征税制，屡兴屡废，乃无常制。534年，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西魏初行正税制，后改为官营专卖，禁百姓煮盐。北周继西魏之后，继续实行专卖。东魏和北齐则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赡”，对食盐实行官营专卖。

　　隋唐隋初盐池盐井皆禁百姓开采，由官府专卖食盐。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开盐池盐井之禁，与百姓共之，废除官卖，并免于征税。至唐开元时期的一百三十年间，很少有征收盐税的记载，为中国食盐无税时期。

　　唐玄宗开元初年，始议榷盐收税。其后检校海内盐铁之课，征收盐税。但各地盐法并不统一。有设军屯，由士兵生产军用食盐者；有官督私营，按等征课者；有按井纳税者；有免租纳盐者。法令疏阔，只不过使盐法从无税转向有税而已。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王朝财政陷入困境。天宝十五年（756），颜真卿于河北榷盐以供军需。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为盐铁使，总管全国盐政，初变盐法，“就山、海、井、灶收榷其盐，官置吏出粜，其旧业户并浮人愿为业者，免其杂役，隶盐铁使，盗煮私盐罪有差，”创民制官收官运官卖的食盐专卖制度。盐利收入达四十万缗。政府还在产盐区设“监院”，管理盐务，严禁盐的私制私卖。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刘晏为盐铁使兼转运使，再变盐法，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专卖制度：①在产区设置四个盐场和十个盐监，负责食盐的生产和收购，切断盐商与盐户的关系，保证官府的专卖权。然后现场转卖给盐商，准其自由出售。商人如果以绢代盐，每缗加钱二百。遂获既推销食盐又收军用绢帛之利。②在全国又设十三个巡院，负责推销食盐、缉查私盐，兼管不设盐监地区的产销工作。③在重要地区设置盐仓，常积盐两万石，除卖给商人外，担负平抑盐价的作用，商人不至，则减价出卖。这些措施改善了民众的食盐供应，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唐代宗大历末年（779）盐利收入达六百万贯，“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唐德宗建中初年（780），刘晏去职，自此以后，盐法混乱。官府不断提高盐价，至有以谷数斗，易盐一斤。官盐既贵，私贩公行。官府乃不断整顿盐政，盐法日密。唐宪宗时开始划定盐商粜盐区域，并严禁私盐。其后犯私盐均受严刑峻法惩处。然非但不能杜绝私盐，反而激起人民的反抗。唐末，王仙芝、黄巢均以贩卖私盐而积蓄力量，进而组织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使唐王朝走向崩溃。此外，唐后期因藩镇割据，盐利亦往往被地方势力截留。

　　五代五代盐法逐年严密，成为人民一大祸害。后唐时全面榷盐，划区供应，对盐的生产和经销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凡官场卖盐的地区，严禁私煎、私买、私卖，犯者处以严刑。又在乡村创蚕盐钱，于二月将盐赊给乡村人户，五月丝蚕收获时收回盐钱，并严禁乡村人户将食盐倒流城镇。后晋初年，盐禁较为松弛，取消官场卖盐，允许商人贸易，由官府向民户按户等配征食盐钱。其后取消商人卖盐，重行榷禁专卖，而过去按户等征收的食盐钱仍然照征。后汉时更是全面禁止私产、私卖、私买，而由政府专卖，违者一斤一两也要处死，成为中国历史上盐禁最严酷的时期。后周时虽逐步放宽盐禁，但榷禁亦严，并一度在城镇新增随屋盐钱。

　　宋宋朝建立了更为完备的食盐专卖制度。中央财政机构三司设盐铁使主管盐政，直属三司的京师榷货务主办盐的专卖和盐课收入。地方由朝廷委派高级官员或当地官员兼管盐政。产盐地设监置场，均派官管理盐的生产。北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又在路一级设置提举茶盐司，主管盐的生产和销售。盐的生产，一是官制，二是民制官收。官制食盐皆召募农民，给口粮工钱，按年完成官定课额，全部食盐归官府。民制食盐，专置户籍，称盐户，官给煮盐工具和煎盐本钱，免除科配徭役，只以盐货折纳二税。盐户产量由官府定额，全部按官价收买。超产食盐称为浮盐，略增价钱收买，任何人不得私卖。其食盐销售，宋初是“官鬻通商，随州县所宜”，没有固定的制度。

　　官卖法就是官运官销，盐利收入主要由地方支配。宋初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食盐都是实行官运官销法。在东南漕运地区，利用运官粮的返程空船运输官盐，其他地区则派衙前、厢兵和征用民夫运盐。盐到州县后由官府置场或设铺出售。由于官盐价贵质劣，民不肯买，往往强制抑配。售盐办法主要有令民缴纳丁盐钱的按丁配盐法；二月育蚕时按户配盐，六月蚕事完毕随夏税用丝绢折纳的蚕盐法；按财产多少和户等高下强迫购买一定数量食盐的计产配盐法；把一个地方的盐利收入承包给商人，令其先纳钱入官，准其领盐贩卖的买朴法。如此等等，弊病百出，残害人民，引起反抗。加上朝廷扩大通商地区，增加中央盐利收入，官卖法就逐渐被通商法代替。到北宋末年和南宋时期，官卖法只在福建、两广一些地区继续实行。

　　通商法是官府把官盐卖给商人销售，盐利归中央直接支配。它主要有交引法，盐钞法和盐引法三种。交引法始行于宋太宗雍熙二年（985）。当时为解决沿边军需困难，令商人向边郡输纳粮草，按地理远近折价，发给交引作为凭券到解池和东南取盐贩卖。随后又允许商人在京师榷货务入纳金银钱帛和折中仓入纳粮米，发给交引支盐抵偿。由于商人操纵物价，牟取暴利，亏损国家盐利收入，交引法逐渐被破坏，不能继续执行。宋仁宗庆历八年（1048）范祥为制置解盐使，乃行盐钞法。即按盐场产量定其发钞数量，统一斤重，书印钞面。令商人在边郡折博务缴纳现钱买盐钞，到解池按钞取盐贩卖。并在京师置都盐院储盐，平准盐价，盐贵卖盐，盐贱买盐，还允许商人凭钞提取现金。这样就保证了钞值的稳定，保证了消费者和商人的正当利益。官盐得以畅销，盐利得以增收。宋神宗时，东南地区也实行盐钞法，买解盐发解盐钞，买东南盐发末盐钞。末盐钞由京师榷货务发行。崇宁以后，蔡京执政，盐钞法普遍推行于东南地区。随着官府加紧聚敛，滥发盐钞，钞与盐失去均衡，商人持钞往往不能领盐。蔡京又印刷新钞，令商人贴纳一定数量的现钱，换领新钞。此举加重了商人负担，并使盐钞失去信用。宋徽宗政和三年（1113）蔡京乃创行盐引法，用官袋装盐，限定斤重，封印为记，一袋为一引，编立引目号簿。商人缴纳包括税款在内的盐价领引，凭引核对号簿支盐运销。引分长引短引。长引行销外路，限期一年，短引行销本路，限期一季。到期盐未售完，即行毁引，盐没于官。故引仍是变相的新钞，时盐引又称钞引，只不过在盐钞取盐凭证的基础上增加了官许卖盐执照的性质，并在行销制度方面更为严密而已。盐引法在南宋一直继续实行，唯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赵开在四川创行的盐引法则略有不同。其做法是：井户煮盐不立课额，商人纳钱请引，缴纳引税、过税、住税，向井户直接买盐出售。官置合同场负责验视、秤量、发放，以防私售，并征收井户的土产税。废除官买民盐然后卖给商人的中介环节，直接征收井户和盐商的税钱。

　　为了保证食盐专卖制度的贯彻执行，官府还规定了各产地食盐的贩卖区域，越界、私卖、私制和伪造盐引，超额夹带食盐者都予严惩。故宋朝盐法较唐朝更为完备和严密，盐利收入更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源。

　　辽金辽朝对食盐实行征税制。在辽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使主管盐政。会同初，后晋献燕云十六州，得河间煮盐之利，又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今河北香河），但其制史无详载。

　　金初循辽之旧，对食盐实行征税制。贞元二年（1154）始仿宋制行钞引法，设官置库，印造钞引。在北京（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西京（今山西大同）等七处设盐铁使司，负责批卖钞引。各盐场则设管勾等官负责监制和收纳盐斤。商人在京于榷货务，在外于附近盐司输纳现款，请买盐钞，即可赴盐场支盐，到划定的行销区域贩卖，卖盐后向地方州县官缴引。钞必须与盐司的钞引簿相符，引必须与州县批缴之数相同。盐载于引，引附于钞。钞以套论，引以斤论。如解盐司以盐一百五十斤为一席，五席为一套，一套为一钞，一席为一引。凡商人买引者皆以引计。

　　元元初政事简易，未设盐官，只征收盐税。1230年始行榷法，沿金朝旧制设置盐官制盐，仿宋折中之法，募民入粟，或收现钱给盐引支盐。灭宋以后，复采宋制，专用引法。全国盐务政令悉归户部。在主要产盐区置都转运盐使司，非主要产盐区置茶盐转运司或盐课提举司管理地方盐务。并置批验所批验盐引。盐场则设官负责监制、收买盐户食盐和支发盐商食盐。其卖引法为户部主印引，盐司主卖引。盐司按销盐状况确定引额，由户部按额印造，颁发各区盐司收管。卖引用盐司钤印，据行盐区域和规定的引价，随时填写发卖。每引一号，书前后两券，用印钤盖其中，折一为二，以后券给商人，谓之引纸，以前券作底簿，谓之引根。商人持引纸到盐场，盐官检验相符，于引背批写某商于某年某月某日某场支盐出场，即可将盐运到行盐地区售卖。盐场盐袋由官监制，按每引额重四百斤装为二袋，均平斤重，不得短少或超过。并在盐袋上书名编号以防伪冒。凡商人运盐至卖盐地区，必须先行呈报，由运司发给运单，盖印后写明字号、引数、商号和指定销盐县份。沿途关津，依例查验，验引截角。每引一张，运盐一次，盐已卖尽，限五日内赴在所地方官缴引，违限不缴，同私盐罪。其立法比宋更为严密，故引法起源于宋，完毕于元。盐法既密，导致引价日增。元世祖至元十二年（1276），江南盐一引，值中统钞九贯，到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每引增至一百五十贯，造成官盐既贵，私盐愈多。加之军人违禁贩运，权贵托名买引，加价转售，而使官盐积滞不销。于是官府又扩大官卖食盐区域，强配民食，不分贫富，一律散引收课，衣民卖终岁之粮，不足偿一引之值。元惠宗至正年间（1341～1368）虽罢食盐抑配，然民困已深，祸机已伏，盐贩张士诚、方国珍与其他农民起义军揭竿而起，元朝遂亡。故史家谓元朝亡于盐政之乱。

　　明明朝盐法，初承元制，其后略有变动。中央户部只颁给盐引，审核解部课银，稽核奏销，办理考绩。盐务行政分于地方。另设巡盐御史，或由巡河御史、按察史兼中央特派员监督地方盐务。产盐地区设都转运盐使司或盐课提举司，并下设分司，主管盐务。盐场则设盐课司主食盐的监制收买支卖事宜。其盐法除在某些地方按户收取粮、钞的户口配盐法及官吏以盐折俸法外，主要行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开中法”和民制商收商卖的“纲法”。

　　开中法，又称开中，即召商纳粮、纳马、纳铁、纳帛、纳银等官需之物，而以纳粮为主，易之与盐。凡边地缺粮，由户部出榜召商，赴边纳粮。仍先编制二底簿，分立字号，一发各布政司及都司卫所等收粮机构，一发各盐运司及提举司等盐务机关。俟商人纳粮，即由收粮机关填写纳粮数、应给引数、盐数，并填给仓钞，由商人持其至盐务机关经检验相符，则按数给引，派场依次支盐，按区行销售卖。其检放、截角、缴引及途程等手续均与元朝相同。开中法实行初期，商人并就边地召民垦种，谓之商屯。寓屯于盐，收转运省、边储充和殖边开边之效。史称“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但永乐以后专于北京等少数地区开中，其余各处相继停止，已失开中实边初旨。明中叶以后，权势豪要纷纷以纳粮、纳银占中盐引，然后贱买贵卖，遂使商人失利又难以按时支盐，从而影响商人纳粮报中，致边地商屯尽废。明英宗正统初，因商人赴各场支盐，多寡悬殊，乃创“兑支”之例，如淮浙盐不敷分配，则准持引赴河东、闽广诸场支取；不愿兑支者听其守支。这种办法仍无法解决商人支盐的矛盾，正统五年（1446）乃将食盐分为“存积”和“常股”两部分。常股价贱，由守支商人依次支盐；存积价贵，边事有急，召商人入中，引到即支。存积与常股盐一般维持三七或二八的比例，后来存积盐的比例稍有上升。存积盐的设置并没有缓解开中法的危机，反而使常股盐壅滞、兑支制度加强，破坏了原定支盐地域界限，并产生出“代支”制度。代支即盐商几年几十年支不到盐，年久物故，允许亲属继承支盐权。于是又产生了有的商人把引目与人的“伙支”，把引目典当与人的“卖支”，委托别人贩卖，坐收盐利。这样，代支的出现就使单一的开中商人分化为专以报中售引为业的边商和以守支贩盐为业的内商。边商成为粮商和引商，内商才是经营盐业的盐商。由于内商之盐不能速得，边商之引不愿贱售，报中无人，存积盐滞销，致边储无着。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正式实行开中折色，召商纳银，汇解国库，分给各边以济军饷。加上弘治二年（1489）因无盐支给盐商，实收余盐开禁，允许盐商购买灶户正课之外的余盐以补正盐之缺，令灶户每引交银后直接卖盐与商人，更加引起私盐泛滥。而官府对灶户的剥削，造成灶户破产，官课正盐逐年减少，更完全动摇了开中法的基础。

　　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海盖兵备道呈海州盐税书

　　纲法行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即为销积引，将商人所领盐引编成纲册，分为十纲，每年一纲行税引，九纲行现引。册上有名者具有世袭包销权利。其后，官不收盐，令盐户将应纳课额，按引缴银，谓之“仓盐折价”。官府卖引，由商人自行赴场收运，政府将食盐收买运销之权悉归商人。从此开中法废纲法兴，确定了盐法中的商买商卖的包销制度。

　　清清朝中央户部管理全国盐务，盐政之权分于各省。初差御史巡视，后改归总督、巡抚兼管，终则设置盐院。产盐地区设都转运使司，或以盐法道、盐粮道、驿盐道、茶盐道兼理盐务。盐运使以下分别置官设署掌政令、征课、批引、掣放等盐务。其盐法以继承明末官督商销的纲法行之最久。

　　官督商销，即召商办课，由专商垄断盐引和引岸（见盐商）。商人向政府缴纳引税后领取盐引，买盐及销售均有地点限制。盐商中收盐者为场商，行盐者为运商。运商中又分引商、运商。引商均子孙世袭，称为“引窝”，垄断盐引购买权，大都脱离流通过程，靠出卖盐引，坐收“窝价”为生。运商活跃于流通领域，垄断盐的运输和销盐地区的引岸权。运商中又有总商和散商之别。散商即个别的盐商，总商即散商的首领。官府把散商隶总商名下，总商负督征盐课和查禁私盐之责，并将散商花名引数送盐政衙门备案，然后按所领引数行盐纳课。官督商销使专业盐商垄断了盐的收买、运输和销售，得以任意剥削食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随着官府财政的需要，不断增引加课，雍正时又开“报效”之例，每遇军兴、庆典、营建，皆令盐商捐资。国家为奖励盐商，初则准其加价，继则准其加耗。加之官吏勒索成风，私盐盛行，盐法紊乱，商民皆受其害。于是从雍正时起，在一些地区陆续对盐法进行改革。或废引截商，官运官销，或将盐课摊入地丁，就场征税，听民运销。道光十一年（1831），遂在主要产盐区行票盐法。

　　清两浙盐运道发给盐商江岫云的执照

　　票盐法，即取消盐引私引商，设督销局，招贩行票，在局纳课，领票买盐，直赴运岸行销。票盐法废除了引商、运商对食盐的垄断，具有降低盐价、打开销路及增加盐税等作用。咸丰以后，百货抽匣亦及盐务，谓之“盐厘”，盐课收入，恃盐厘为大宗。厘金征收方法有包办和散收。包办即由会馆或同业公所向匣金局承纳包额，商民可免匣金局留难殊求；散收即各厘金局直接向货主个别征收。同治三年（1864）整顿两淮票法，聚多数散商为少数整商。五年，李鸿章在淮南行循环票法，盐商只要能照章完纳盐匣，即可享受循环运盐之权，不准新商加入。从此，票商专利同于引商。光绪年间，因赔款、练兵、要政、海防、兴办铁路等名目而增收盐匣，数逾正课。自此盐价日贵，私盐日甚，引岸多废。省亦各自为政，或官运，或民运民销，或官运商销，制度不一，但仍以官督商销为主。盐商专利之弊，与清朝相始终。

　　民国1913年，在中央的财政部设盐务署和稽核总所分管盐政和税收。盐务署的下属机构有产盐地区的盐运使司，并有盐场设场知事，掌盐务行政、产制贮藏、仓坨盐警、盐督捆运、征收场课；销盐地区的榷运局主管收盐发盐。稽核总所的下属机构有产盐地区的稽核分所，销盐地区的稽征处、收税总局，主管收税放盐。时值袁世凯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了善后借款合同，以盐税为担保。按照合同规定，盐务稽征总所及其所属机构必须聘请外籍人员分掌盐务；征收的盐款不得存入银行团之外的银行，非经外籍任职人员签字不能提取，致使中国的盐政主权落入外人手中。1917年以后，善后借款本息改由关税支付，1928年国民政府始将盐税存款改存中国银行，收回盐政主权。1932年和1935年政府曾对盐务机关进行改组，扩大盐务稽核总所职权。1937年再次改组盐务机关，盐务稽核总所改为盐务总局，直隶财政部，综理全国盐务，于产盐地区设盐务局、销盐地区设盐务办事处。撤销原盐务署，财政部设盐政司，专司指导与审核事宜。

　　民国初年，军阀割据，省自为政，盐法紊乱较晚清为甚。其后逐渐建立盐法制度，规定非政府许可不得开采。政府于盐场适宜地点建立仓坨储盐，盐场所制之盐必须全部存于指定的仓坨，由政府检查质量，秤发出纳，就场以百担为单位征税。商人买盐须先向代理国库银行纳税，领取完税凭证后再至仓坨买盐。仓坨出售之盐，由场长召集全体制盐人代表，按等议价公布。盐商在产区缴纳之场税及中央附加税称正税，销区缴纳之岸税及中央附加税称销税。政府还建立盐警缉查私盐。其运销制度，在稽核总所成立初期，虽曾在一些地区取消票权，开放自由贸易，但难于在全国推行，不少地区仍然实行专商包运包销的引岸制。盐税税率，据30年代统计，约占盐价的四分之三。抗日战争爆发后，政府加强了对食盐的官运官收，以增加收入。内战爆发后，民国政府更是不断增加盐税，以挽救其财政崩溃。

　　参考书目

　　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商务印书馆，上海，1937。

　　陈诗启：《明代的灶户和盐的生产》，《厦门大学学报》，第1期，1957。

　　杨德泉：《清代前期两淮盐商资料初辑》，《江海学刊》第11期，1962。

　　（贾大泉） 
　


    
盐商
  　　盐商

　　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垄断食盐运销经营特权的食盐专卖商人。他们借此特权而攫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成为清代显赫一时的豪商巨贾。

　　清初盐法沿袭明制，基本上实行封建的引岸制度。盐商运销食盐，必须向盐运使衙门交纳盐课银，领取盐引（运销食盐的凭证），然后才可以到指定的产盐地区向灶户买盐，贩往指定的行盐地区销售。但领取盐引则须凭引窝（又称窝根、根窝），即证明拥有运销食盐特权的凭据。盐商为了得到这种特权，须向政府主管部门认窝。认窝时，要交纳巨额银两。握有引窝的盐商就有了世袭的运销食盐的特权。

　　清代盐商主要有窝商、运商、场商、总商等名目。他们在食盐流通过程中具有不同的职能，其中以总商的势力为最大。

　　窝商，亦称业商。清初，无窝商、运商之分。有引窝的盐商都是自己运销食盐。以后，有引窝的盐商，因资本短缺，无力贩运，遂将引窝祖予无窝之商运销食盐，便有了窝商、运商之分。窝商并不经营盐业，而靠垄断引窝，坐收巨利。

　　运商，亦称租商。运商认引贩盐，先向窝商租取引窝，缴付“窝价”。然后，赴盐运使衙门纳课请引，凭盐引到指定产盐区向场商买进食盐，贩往指定的销盐区（即“引岸”）销售。运商在食盐流通过程中起着食盐产地与销售地之间的桥梁作用。

　　场商，是在指定的盐场向灶户收购食盐转卖给运商的中间商人。场商具有收购盐场全部产盐的垄断特权，并采取不等价交换的手法，残酷剥削食盐生产者而攫取商业利润。

　　总商，又名商总。清政府盐运使衙门在运商中选择家道殷实、资本雄厚者指名为总商。其主要任务是为盐运使衙门向盐商征收盐课。总商经济势力雄厚，与官府的关系最为密切，是盐商中的巨头。

　　盐商垄断了全国食盐流通的全过程，肆意压低买价，抬高卖价，剥削灶户和消费者，获取巨额的商业垄断利润。他们大多生活奢侈，尤以扬州的两淮盐商为甚。

　　盐商与朝廷及各级官府的关系十分密切。乾隆帝（清高宗弘历）屡次南巡时，长芦、两淮等地盐商承办差务，供亿浩繁，以博乾隆帝的欢心。此外，康乾以来，清政府每遇重大军需、庆典、赈务、工程之时，盐商往往踊跃捐输巨额银两，多则数百万，少亦数十万。乾嘉年间，各地盐商报效捐输军需就达白银三千万两之巨，其中两淮盐商为支持清政府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从嘉庆四年（1799）到八年的短短四年之间，连续六次捐输，共达白银五百五十万两。对盐商的报效捐输，清政府在政治上奖给职衔，使其本身官僚化；在经济上给予优恤，初则准其“加价”（提高官定售盐价格），继则准其“加耗”（增加每引捆盐斤数），甚至豁免积欠盐税。此外，遇到盐商缺乏资本，清政府又借给帑金，俾资周转，谓之“帑本”；盐商每年交纳息银，谓之“帑利”。盐商和政府之间这些政治和经济的联系，说明清代盐商是为封建政治、经济服务的商人资本集团。同时，盐商又将其所获的商业垄断利润购置土地，把这种利润转化为封建土地所有权，使其本身封建地主化。

　　乾嘉以来，盐商报效捐输渐多，又要支付清政府的“帑息”，加之官吏的勒索和本身的奢侈生活消费，便日渐陷入外腴中瘠，入不敷出的困境。盐商为了克服深重的危机，不断抬高盐价，加紧对消费者的搜刮，贫苦百姓至于淡食，引起民怨鼎沸。结果私盐因官盐价高而盛行畅销，官盐壅积滞销，盐课欠额日多，直接影响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清政府为了增加盐课收入，对盐法进行改革。道光十二年（1832）两江总督陶澍改淮北引盐为票盐，三十年，两江总督陆建瀛又行票盐于淮南。以后，票盐法又逐渐推行于福建、两浙、长芦。在票盐法施行中，取消了引窝，无论官绅商民，只要纳税之后皆可承运，并且在销售区域之内，无论何县，都可随便销售。

　　同治五年（1866），两江总督李鸿章为凑集军费，责令票商捐款，并且准其作为世业，以后不再招新商。从此以后，盐商仍是获有世袭垄断特权的专卖商人。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被推翻，但盐商仍作为专卖商人而沿袭下来。

　　（萧国亮） 
　


    
盐税
  　　盐税

　　民国时期政府对盐的产制运销所征的捐税，是历届政府主要财政收入之一。又称“盐课”。1913年，北洋政府与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签订善后借款，以盐税抵押，于是帝国主义开始干涉中国的盐务，中国政府仅能使用盐税收入抵债后的余款（即盐余）。北洋政府为增加盐税收入，乃筹议改良，而盐商群起阻挠，广行贿赂，使盐制积弊日深。1913年12月，北洋政府颁布《盐税条例》，规定每百斤征税二点五元（后改为三元），此外不得以他种名目征税。从此各种不同之税率得以逐渐趋于划一。据盐务稽核所统计，1914年全国盐税之收入为六千六百八十六万元，至1919年增为八千七百五十万元。嗣后内战频兴，各省军需浩繁，遂相继截留盐税，并纷起增加盐税附加，盐政之积弊更深。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着手改革盐政，1931年5月公布的《新盐法》，以“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为原则，规定每百公斤征税五元，渔盐征税零点三元，工业、农业用盐一律免税。此立法有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由于专商暗中阻挠，加之财政当局深恐改革后税收短少，迟迟不予实施。直至1934年12月国民党五中全会决定，限于1936年底完全施行。后因格于时势以及抗日战争爆发，新盐法仍未实行。然而盐税收入已很可观。据统计，1927年全国盐税收入为八千五百二十四万元；到1937年全国（东北未在内）已达二亿二千八百六十三万元，占财政总收入的22.9％。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于1942年1月1日起停征盐税，实行食盐专卖，后因成绩不佳，于1945年又改专卖为征税。

　　（齐福霖） 
　


    
《盐铁论》
  　　《盐铁论》

　　根据盐铁之议记录写成的重要史籍。西汉桓宽撰。宽字次公，汉宣帝时举为郎，官至庐江太守丞。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下诏把各郡国推举的贤良文学召集到京师，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提出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民间疾苦的原因，要求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这一主张受到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反对，双方对为政得失展开了一场全面的辩论，此为著名的盐铁之议。贤良文学服膺儒家，桑弘羊信奉法家，双方对民间疾苦的根源、同匈奴的和战政策、治国的方针和理论等重大问题申述了不同的见解。当时辩论有记录，桓宽根据记录进行“推衍”和“增广”，写成《盐铁论》一书，成为研究西汉中期历史和桑弘羊其人的重要历史材料。书分六十篇，各标题目，内容前后连贯。桓宽曾治《公羊春秋》，与贤良文学思想相一致。因此，书中流露出对贤良文学的赞同和对桑弘羊的不满。参加盐铁之议的有贤良文学六十亲人和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以及桑弘羊和田千秋的僚属。书中对各方问答的记述，虽笔墨不多，却比较生动地刻画出各自不同的情态，再现了盐铁之议的辩论情况。明弘治涂祯刊本是现存较早、较好的版本。今人郭沫若有《盐铁论读本》，王利器有《盐铁论校注》。

　　《盐铁论》（清刻本）

　　（吴树平） 
　


    
盐铁使
  　　盐铁使

　　唐代后期主管盐、铁、茶专卖及征税的使职。盐指食盐的生产及专卖；铁泛指矿冶（包括银、铜、铁、锡等）的征税；茶在唐代认为是山泽之利，故其征税亦由盐铁使主管。盐铁使后与转运使合为一职，称盐铁转运使。

　　唐初不重盐利，玄宗开元元年（713），姜师度始奏请于安邑（今山西运城）盐池置盐屯，大获其利。同年，左拾遗刘彤上表请收山泽之利，玄宗遂令姜师度、强循等俱摄御史中丞出使，检查全国盐铁之课。当时设置盐屯，仿照屯田制度，征发人民充当屯丁，或出租给有力之家经营，按定额征税。盐屯由地方官管理。安史之乱起，军用浩繁，肃宗乾元元年（758），第五琦以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为诸道盐铁使，这是盐铁置使之始。第五琦立盐铁法，于产盐处招民为亭户，专业煮盐，盐以每斗十钱之价，尽数交纳给官府。由官府加价至一百一十钱出售，各地置监院管理，严禁私人盗煮及贩卖。从此，征税变为专卖，政府收入大增，上元元年（760），刘晏继为盐铁使，又改进专卖制度。按新办法，官府将贱值收购亭户的盐高价卖给盐商，随其所至贩卖，禁过境州县征税以保证官盐畅销。江南、岭外诸州距产地遥远，盐商少到，则于其地置常平盐仓，商人不至而盐贵时，平价售与平民。江淮要冲及产地置四场、十监以储盐、售盐，又置十三巡院以主持盐务，查禁私盐。在他初任盐铁使时，盐利只有四十余万缗，到建中元年（780）他离职时，盐利增加到六百余万缗，约占政府全部财政收入的半数。从此，盐利为唐朝除两税外的最大收入。宝应元年（762），刘晏为盐铁使时又兼任转运使，以盐利为漕运经费，使二者密切结合。自刘晏以后，二使常由一人兼任，于是盐铁使与转运使变为一职。

　　矿冶在唐初由少府管理，铜、铁任人开采，但须向官府纳税。开元十五年，初征银锡税。德宗时，户部侍郎韩回建议山泽之利宜归王者，自此，矿冶征税权收归中央，由盐铁使专掌。文宗开成元年（836），一度划归州县征收。宣宗时，复归盐铁使。唐代矿冶税收不多，每年全国不过七万缗，不敌一县之茶税。由于盐铁使主管矿冶，故有时也兼管铸钱，或兼领铸钱使。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始征茶税。贞元九年（793）盐铁使张滂奏立税茶法，在各地茶山及其附近的要道路口征税，按时价抽十分之一，每年得钱四十万缗。穆宗时，王播为盐铁使，奏请增茶税百分之五十。文宗大和九年（835），宰相王涯自兼盐铁使，行榷茶法，令茶衣移茶树于官场中栽植，采摘茶叶后即在官场中制茶，旧有积贮，一律焚除。王涯置榷茶使，由自己兼领。此法招致人民极大怨愤。令狐楚继为榷茶使后，乃奏罢榷茶，仍由盐铁使主管，实行产地收税办法，由政府所承认的茶商转运贩卖而禁止私人贩运。

　　盐铁使为财经要职，常以重臣领使，或由宰相兼任。后来，盐铁使与转运使合为一职，其下属机构亦皆合并。唐代后期，盐铁使与度支、户部二使合称三司，至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遂合并为一职，称三司使。

　　参考书目

　　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三联书店，北京，1959。

　　（陈仲安） 
　


    
盐铁之议
  　　盐铁之议

　　汉昭帝时，中央政府召开的一次由盐铁官营问题所引起的有关国家政策的辩论。汉武帝刘彻在元狩年间起用桑弘羊等人，制定和推行一系列新经济政策，如统一币制，盐铁和酒类官营，实行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虽然充裕了封建国家的财政，为汉武帝的文治武功奠定了经济基础。但是，伴随农业生产的发展，土地兼并的现象日益尖锐，广大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盐铁官营等政策的弊端，如铁器苦恶，价格不平，主管官吏废公法、谋私利，强征农民冶铁煮盐等等，也直接贻害农民，加剧了农民与封建国家之间的矛盾，致使农民的反抗斗争日益频繁。而且依靠盐铁官营等政策所聚敛的财货，无法维持战争的长期消耗。因此，至武帝晚年时，已是“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另一方面，经过汉王朝的连年出击，匈奴力量大为削弱，边患有所缓和。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晚年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征和四年（前89）武帝在诏令中指出，此后务在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应致力农耕。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汉初的“与民休息”政策。

　　汉武帝在政策上的转变，对于稳定汉王朝的统治是必要的，但统治集团内部意见并不一致。武帝死后，继位的昭帝年幼，大权掌握在霍光手里。为了保证“与民休息”政策的实行，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贤良文学，询问民间疾苦所在。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有名的盐铁之议。

　　在盐铁会议上，双方辩论的主要内容有：①民间疾苦的原因。贤良文学认为民间疾苦的根源在于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提出废除盐铁、酒榷、均输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认为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堵塞豪强大家的兼并之路，有益于农民。因此，他坚持推行盐铁官营等事业。②对匈奴的政策。贤良文学主张偃兵休士，厚币和亲，企图依靠德政的感化维持和亲局面。桑弘羊则认为匈奴反复无信，不能采用德政感化，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匈奴的侵扰，保证汉王朝的安全。他强调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当世之务，后世之利”。③关于施政方针和治国的理论思想。贤良文学信奉儒家的仁义学说，主张德治，认为行仁政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他们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批判严刑峻法，指为亡国之道，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原因。桑弘羊以法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令是教育百姓的，法是督察奸邪的，有了严刑峻法，百姓就小心谨慎，奸邪自然止息。他所坚持的经济政策和治国方法都与法家思想相联系。此外，这次会议上的辩论还涉及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和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以及如何看待古与今的关系等问题。西汉桓宽编撰的《盐铁论》详细记载了盐铁之议的情况。

　　贤良文学是来自社会下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比较体察社会实况。他们在霍光的支持下与桑弘羊展开的辩论，反映了统治阶级内部对汉武帝晚年以后经济和政治形势的不同认识，以及由此而提出的不同的治国政策。经过这次辩论，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贤良文学活跃一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类专卖。“与民休息”的政策进一步得到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吴树平） 
　


    
盐铁转运使
  　　盐铁转运使

　　见盐铁使、转运使。 
　


    
阎立本
  　　阎立本

　　（？～673） 唐朝画家。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隋将作少监阎毗第三子。少时好读书。

　　武德时为秦王（李世民）府库直，贞观时为主爵郎中，显庆中任将作大匠，代兄立德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升任右相，封博陵县男，咸亨元年（670）迁中书令。咸亨四年卒。

　　立本父阎毗擅长工艺，多巧思，工篆隶书，善画，隋文帝和隋炀帝均爱其才艺。立本与长兄立德受父影响，皆机巧有思，也都擅长绘画。父子三人并以工艺、绘画驰名隋唐之际。

　　阎立本的绘画艺术，先承家学，后师张僧繇、郑法士。据传他在荆州见到张僧繇壁画，在画下留宿十余日，坐卧观赏，舍不得离去。后人说他师法僧繇，人物、车马、台阁都达到很高水平，特别长于刻画人物神貌，笔法圆劲，气韵生动。他的《太宗真容》、《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图绘唐太宗李世民及众臣，形象逼真传神，是当时名作，时人誉之为“丹青神化”。北宋宣和年间，御府尚藏有阎立本作品四十二件，其中有《王右军（羲之）像》、《窦建德图》、《李思摩像》、《凌烟阁功臣图》、《魏徵进谏图》、《步辇图》等。现存相传为阎立本的作品（或摹本）有《历代帝王图》（现藏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萧翼赚兰亭图》、《步辇图》、《职贡图》等。《步辇图》描绘唐太宗同迎接文成公主入藏的吐蕃使臣会见的情景，是反映汉藏和亲的历史画卷。

　　（张弓） 
　


    
阎若璩
  　　阎若璩

　　（1636～1704）　清代汉学家。山西太原人。字百诗，号潜丘。早年，随其父祖客居江苏淮安。康熙元年（1662），返太原。十八年，入京应博学鸿儒科试，落第。二十九年，受徐乾学聘，南下江苏洞庭山参与修纂《大清一统志》。晚年仍居淮安，专意著述。四十三年，为皇四子胤禛（清世宗胤禛）召见，抱病赴京，卒于京邸。他一生为学，博览群书，长于考证，遇有疑义，反复穷究。长期研治《古文尚书》，潜心三十余年，撰成《古文尚书疏证》八卷，引经据古，——揭其伪迹。《古文尚书》为东晋梅赜伪作，遂成铁案。他亦精于地理之学，山川形势，州郡沿革，了如指掌。撰成《四书释地》五卷，兼及名物训诂、典制考实，旁参互证，多所贯通。于同时学者好加讥评，仅服膺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三人。曾为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纠举舛错，为顾炎武《日知录》订正讹误。他以记诵博赡，考核精审名著一时，此后乾嘉考据学风受其影响甚大。其主要著述除《古文尚书疏证》、《四书释地》外，尚有《潜丘札记》、《毛朱诗说》等。

　　（陈祖武） 
　


    
阎锡山
  　　阎锡山

　　（1883～1960）　山西军阀。字伯川。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今属定襄县）一个地主兼商业高利贷者家庭。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1年留学日本，先入振武学校，后入陆军士官学校，　1905年10月加入同盟会。1909年归国，任山西陆军小学堂教习，后升监督。1910年升任山西新军标统。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率部起义占领巡抚衙门，任山西都督。此后，依附袁世凯、段祺瑞等，长期盘踞山西。1916年7月后，任山西督军兼省长。1917年派兵赴湖南与护法军作战，遭惨败。北洋军阀混战时期，投机钻营，扩充实力。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追随蒋介石反对共产党，通电声称拥护三民主义，自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乘机收编军队，扩大实力，所辖军达十多万人。旋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山西实行“清党”反共。1928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参加对奉军作战。3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太原分会主席、北平分会代主席和平津卫戍总司令等职。1929年后兼任国民政府政务院内政部长、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等职。因其势力扩张，同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1930年8月，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在北平组织政府，任主席。随后爆发了蒋阎冯大战，失败后逃往大连。“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回山西，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再次控制山西、绥远两省。

　　抗日战争爆发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1937年9月，日军侵入山西境内时，曾在代县指挥所部积极对日作战，组织忻口会战，重创日军。其后态度逐渐变化，接受蒋介石密令，制造反共摩擦，1939年12月制造“晋西事变”，进攻抗日决死队和八路军，破坏抗日民主政权。曾暗中与日军勾结，在降日和抗日之间投机。抗日战争胜利后，参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1945年9月派主力部队侵占解放区，在上党战役中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歼灭性打击。1947年，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兼山西省政府主席。但在人民军队的进攻下，其军事力量不断被歼，　1949年3月从太原逃到南京。6月，在广州就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后又逃往四川，12月飞赴台湾省。1950年3月任台湾当局总统府资政兼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1960年5月23日病死于台北。

　　参考书目

　　山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阎锡山统治山西史实》，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郑则民） 
　


    
颜佩韦
  　　颜佩韦

　　见五人墓。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

　　南北朝时期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颜之推撰。七卷，共二十篇。之推（531～591以后），字介。颜氏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554），西魏破江陵，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之推南归之愿未遂，即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家训一书在隋灭陈（589）以后完成。

　　颜之推出身士族，深受儒家名教礼法影响，又信仰佛教。但他博识有才辩，处事勤敏，应对闲明，所以在南北胡汉各政权之下，先后都受宠任。他年逾六十的一生中，“三为亡国之人”，行踪遍及江南、河北、关中，又死在南北统一之后的隋开皇年间，所以经验、阅历都较丰富，非南朝或北朝局促一隅的高门士族所可比拟。该书虽流露一些迂腐观点，但也包含不少有关南北朝社会、政治、文化的细致的观察和通达的议论。书中记载的许多情况，有很高史料价值。诸如对南北士族风尚的异同、治学为文之方法，乃至语言杂艺都进行比较，求其得失。谈到梁代子弟之脆弱、邺下读书人教子之方法，以及江南侨姓之未有力田等等，都是密切有关南北朝史事的。《书证》、《音辞》两篇，反映了颜之推的学术成就。注释该书的，有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周法高《颜氏家训汇注》。该书有邓嗣禹的英文译本。

　　（周一良） 
　


    
颜元
  　　颜元

　　（1635～1704）　 清初哲学家，颜李学派创始人。原字易直，后改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他早年怀抱经世之志，阅史籍，读兵家书，向往上古的三代之治。二十四岁以后，笃信陆王心学，尔后又转宗程朱理学（见理学）。至其中年，将程朱陆王之学尽行摈弃，力倡周孔之学。自此为学，崇实致用，以习行并重。他重视实践、讲求实用的学术风尚，对清初朴实学风的形成产生过积极的影响。颜元极为重视教育的职能，提出了“本原之地在学校”的思想。主张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来教育学生。在他开设的讲堂上，安放着琴、竽、弓、矢、筹、管，每日带领学生从事礼、乐、射、书、数的学习，探究兵农水火等实用之学。晚年，应聘主讲肥乡章南书院，拟定规制，分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后书院为水淹，返归故里。康熙四十三年（1704）卒。颜元之学，名为复古，实则自创一说。他的实学思想为其学生李塨继承和推衍，形成清初学术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流派。史称“颜李学派”。颜元一生不以著述为事，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习斋记余》。《四存编》有中华书局1957年标点本。

　　（陈祖武） 
　


    
奄蔡
  　　奄蔡

　　古代游牧部落。一作阖苏，东汉三国时又称阿兰。希腊、罗马文献称Aorsoi、Alanorsi，奄蔡、阿兰即其音译。奄蔡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咸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嗣后，因北匈奴西迁，阿兰亦逐渐西徙，部分去欧洲，停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部分则滞留在高加索以北。公元4世纪中叶，Huns（一说即西徙之部分北匈奴）越顿河，侵吞了阿兰，杀其王。5世纪中叶，Huns王阿提拉（Attila）率阿兰人西征，直抵法兰西中部奥尔良。在此以前，部分阿兰人在5世纪初先已西南行，停住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后与该地西哥特人融合。

　　（孙毓棠） 
　


    
衍圣公府明清档案
  　　衍圣公府明清档案

　　曲阜衍圣公府家藏文书。衍圣公是宋、元、明、清朝廷册封孔子嫡系子孙的世袭爵号。衍圣公府，通称孔府，设在山东曲阜阙里。它以世袭罔替、不随王朝改换而衰落的特殊贵族地位，得以保存比较系统的文书档案。孔府档案中，有许多与朝廷官府往来的文书奏折，反映了封建朝廷官府与贵族地主的相互依恃与矛盾、斗争，还有许多文书档案记载了庙佃人户的抗差抗租斗争。现存的衍圣公府档案，起自明嘉靖十三年（1534），迄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前后达四百余年，总数不下二十万件。孔府原只按“千字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几字对档案粗分大类，未列细目，散置各处，任其尘封霉烂。因系私家文书，鲜为世人知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在国家档案馆专家指导下，系统整理了全部档案，并归类编号，成九千余卷。齐鲁书社出版了《曲阜孔府档案史料选编》。曲阜衍圣公府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贵族地主的典型。它保留下来内容宏富的文书档案，对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思想、宗法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胡一雅） 
　


    
《弇山堂别集》
  　　《弇山堂别集》

　　记录明朝史事的私人著述。明王世贞撰。成书于万历十八年（1590）。弇山堂为王世贞堂号。作者以诗文为正集，以此无当于经术政体，故称别集。因该书记载明朝典故，时人比之一代实录。全书共一百卷，计皇明盛世述五卷，记诸帝功德；皇明异典述十卷，记典制沿革；皇明奇事述四卷，记稗史异闻；史乘考误十一卷，考史职阙谬；表三十一卷，包括功臣公侯伯、恩泽公侯伯、三师、公孤、内阁铺臣、六部尚书、都察院左右都御史，大都督府左右都督、通政使司、大理寺、南京协同参赞大臣等。考三十六卷，包括亲征、巡幸、亲王禄赐、各府禄米、诸王公主岁供、命将、谥法、赏赉、赏功、科试、诏令、兵制、市马、中官等。此外，有帝系帝统一卷，郡王宗系三卷。其中以史乘考误和各考较为精深。该书记述丰富，考订周详，可补实录会典之阙。其方法则开清代考证史学先河。该书有明万历十八年刻本、和清光绪年间广雅书局本。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了点校本。

　　（毛佩琦） 
　


    
郾城之战
  　　郾城之战

　　宋金战争的一次著名战役。绍兴九年（1139），金朝统治集团内完颜宗弼一派得势，主张再次以武力迫使南宋屈服，夺回河南、陕西。次年，金朝分兵四路，东起两淮，西至陕西，向宋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宋廷被迫命令各路宋军进行抵抗。

　　由岳飞率领的岳家军数万人，自湖北出发，很快进入河南中部，连败金军，占领军事重镇颍昌府（今河南许昌）、淮宁府（今河南淮阳），并乘胜收复了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地。岳飞还派梁兴等人渡过黄河，联合河东、河北义军，在金的后方痛击金军，收复了不少州县。

　　完颜宗弼见岳家军兵力分散，又探知岳飞只带有少量军队驻于郾城（今属河南），决定亲率精锐骑兵一万五千人，直插郾城，企图一举消灭岳家军的指挥中心。七月初八，宗弼与龙虎大王、盖天大王等，在郾城北与岳家军对阵。岳飞令其子岳云率轻骑攻入敌阵，往来冲杀。金军出动重甲骑兵“铁浮图”作正面进攻，另以骑兵为左右翼，号称“拐子马”，配合作战。岳飞遣背嵬亲军和游奕军马军迎战，并派步兵持麻扎刀、大斧等，上砍敌兵，下砍马足，杀伤大量金兵，使其重骑兵不能发挥所长。岳家军中的勇将杨再兴单骑突入敌阵，打算活捉完颜宗弼，杀金兵数百人。双方从下午激战到天黑，金军大败。

　　十日，金兵再犯郾城，岳飞在城北之五里店再败金兵，杀死金将阿李朵孛堇。完颜宗弼集兵十二万屯于临颍（今属河南）。十三日，杨再兴以三百骑兵出巡，在小商桥与金兵遭遇，杀死金兵两千多人以及万户撒八孛堇等一百多名将领，宋军也全部壮烈牺性，杨再兴所中箭镞有两升之多。十四日，张宪率岳家军再战，逐金兵出临颍县界。同日，岳家军又大破进犯颍昌的金军主力。

　　郾城之战是宋金双方精锐部队之间的一次决战，宋军以少胜多，给金军以沉重打击。宋军如能乘胜前进，收复故疆大有希望。但宋高宗赵构和秦桧只图利用胜利，作为对金乞和的资本，遂下令班师，断送了这次战争的胜利成果。

　　（周宝珠） 
　


    
《晏子春秋》
  　　《晏子春秋》

　　记载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晏婴言行的书。一说成书于战国时期，也有人认为是原籍为齐的秦代博士所写。该书采用史料和民间传说编纂而成，其中晏婴劝告君主不要贪于逸乐，要爱护百姓、任用贤能和虚心听取不同意见等统治经验，常为后世所取法。晏婴本人恪守传统礼制、生活节俭，也常为后世统治者所称道。该书中许多生动的情节描写，表现了晏婴的聪慧和机智，如“晏子使楚”等，曾在民间广为流传。书中还通过总结政治经验，分析了“和”、“同”两个概念。晏婴认为对君主随声附和即“同”，不足可取；只有敢于向君主提出建议，补其不足，也就是“和”，才是正确的。这一具有辩证法思想的论述在中国哲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晏子春秋》竹筒

　　《晏子春秋》曾经刘向整理，共内、外八篇，二百一十五章。清代校定者有七八家，清末有苏舆《晏子春秋校注》、张纯一《晏子春秋校注》；近有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材料较全。在日本也有不少研究著作和注本。

　　（李申） 
　


    
燕铁木儿
  　　燕铁木儿

　　（El-temür， ？～1333）　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权臣。钦察人，功臣土土哈之孙。怀宁王海山镇守称海，燕铁木儿备宿卫十余年。海山即位，是为元武宗，封燕铁木儿同知宣徽院事。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任佥书枢密院事，掌宿卫。同年七月，泰定帝卒于上都。时燕铁木儿留大都，谋立武宗子为帝。八月，发动兵变，捕泰定帝在大都的支持者，夺中书省、枢密院权，遣人至江陵迎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至京。九月，图帖睦尔即位，是为文宗；同时，左丞相倒剌沙在上都立泰定帝子阿剌吉八为帝，是为天顺帝。双方激战，倒剌沙兵败投降。燕铁木儿以拥立之功，封太平王，拜中书右丞相、知枢密院事，加答剌罕号。图帖睦尔让位于当时远在漠北的长兄周王和世■。天历二年（1329）正月，和世■即位于和林之北，是为明宗，并立图帖睦尔为皇太子。三月，燕铁木儿北上迎和世■，加拜太师。八月，途经王忽察都（今河北张北）时，与图帖睦尔合谋，将和世■毒死，图帖睦尔再次即位，燕铁木儿独秉大权，所获赏赐不计其数，生活极端腐朽。至顺三年（1332）文宗卒，遗命立明宗之子为帝。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是为宁宗，在位五十三日死，燕铁木儿欲立文宗子燕帖古思，文宗后不允，遂立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是为顺帝。燕铁木儿惧怕杀害明宗的阴谋败露，心情不安，不久病死。子唐其势继为中书左丞相，女伯牙吾氏为顺帝后，元统三年（1335）均被右丞相伯颜杀死。

　　（邱树森） 
　


    
杨州
  　　杨州

　　传说时期和商周的九州及汉十三州之一；魏晋南朝长江下游的要州和经济基地；隋唐以后，为重要的经济都会（见隋唐都市）。

　　自汉武帝设扬州刺史部，至魏晋初，扬州辖境广阔，几乎包括今之苏、皖、浙、赣、闽五省。晋惠帝时，分西部置江州。东晋南渡，分江北、江西置侨州郡。宋初，分江南部分郡县隶南徐州和南豫州。孝建元年（454），又分东南置东扬州，辖境日蹙。大明三年（459），废扬州，以其地为“王畿”，东扬州为扬州。八年改回。永光元年（465）省东扬州，梁、陈又置。最多时领郡十八，最少时仅领三郡。

　　魏、吴相争时，扬州二分：魏领合肥以北，治寿春；吴领合肥以南，初无固定治所，后治建业。西晋统一，仍吴旧治，后避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东晋治建康西州城。宋大明初移治建康东府城，齐、梁、陈沿其制。建康故城在今江苏南京市，为六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扬州地处长江下游，临淮倚江，交通便利，随着东南地区的开发，军事、经济地位日益重要，成为魏、吴激烈争夺之地。东晋南朝，扬州作为“王畿”，地位在诸州之上，号称“神州”。建康城内一直屯驻重兵，刺史常兼骠骑、车骑、镇军、中军、抚军等中枢将军号，成为外抗侵略，内防叛乱的军事重镇。扬州物产丰富，三吴地区尤为著名粮仓，手工业、商业十分发达，成为保障偏安朝廷生活稳定的重要经济基地。因此偏安朝廷始终非常重视扬州。东晋宋初，扬州刺史多由宰相兼领。此后，为了便于控制，一方面分割扬州，行削弱之策；一方面专任宗室，使大权不旁落。因此，基本维持了扬州的稳定。

　　十六国、北朝亦置扬州。前秦扬州治下邳（今江苏邳县南），东魏北扬州治陈郡（今河南沈丘），北齐扬州治淮南（今安徽寿县）。

　　（王素） 
　


    
羊祜
  　　羊祜

　　（221～278）　西晋大臣。字叔子。泰山南城（今山东费县西）人，家世二千石。妹徽瑜为司马师妻（景献羊皇后）。曹魏末年羊祜受封为鉅平子，任相国从事中郎，和荀勗等参与司马昭的机密。泰始五年（269）为尚书左仆射、卫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后授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坐镇襄阳十年。他本欲乘隙灭吴，而吴镇军大将军陆抗都督西陵等地诸军事，防御有方，羊祜乃屯田兴学，安抚远近以收揽民心。泰始八年羊祜率兵数万迎接举城来降的吴叛将西陵都督步阐，但祜所部荆州刺史杨肇被吴将陆抗击败。陆抗也无力继续进攻，只能与羊祜相互周旋，各保分界。陆抗卒，羊祜即力请伐吴，计划各道分兵，水陆俱下。举荐王濬留任益州刺史，加龙骧将军，监梁、益二州军事，督造战舰，以图凭借长江上游形势，直捣建业（见建康）。他认为孙皓暴虐，正宜吊民伐罪，统一中国。如果吴人易主而治，晋虽有百万之众，也难以越过长江天堑。但伐吴之议为贾充、荀勗、冯紞等反对派所阻挠。咸宁四年（278）春，羊祜病重，入朝洛阳，推荐杜预继任其职，并力陈伐吴之策，旋卒。晋以羊祜生前所献谋略用兵伐吴，两年后，吴平，晋武帝认为“此羊太傅之功也”。祜博学能文，著有《老子传》等，虽出身士族，但力行节俭，常将禄俸散给族人、军士，家无余财。襄阳百姓在岘山立祠建碑纪念羊祜。道途相望，相率流涕，杜预因称为“堕泪碑”。

　　（杨廷福） 
　


    
杨国忠
  　　杨国忠

　　（？～756）　唐玄宗李隆基时外戚和权臣。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南）人。武则天时倖臣张易之之甥，杨贵妃之堂兄。本名钊，玄宗改其名为国忠。

　　国忠少嗜赌好酒，不学无行，为亲党所鄙视。年三十，从军于蜀，授新都尉。天宝初，杨贵妃得宠，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欲结为内援，使杨钊携财贿入京，杨氏姊妹荐于玄宗，以樗蒲（一种赌具）为供奉官，累迁监察御史。宰相李林甫曾与之勾结以危害太子，陷害政敌。他善于窥测玄宗好恶，得其欢心。天宝七载（748）擢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此后，与李林甫争权交恶，斥逐林甫之党。十一载，林甫死，国忠代相，兼吏部尚书，领四十余使，怙权仗势，台省官有才名而不为他用者都被排斥。他主管铨选官吏，为了取悦人心，不问贤愚，年资深的一概补官；又破坏制度，在其私第召集选人和吏部、门下省官进行唱名注官，废弃三注三唱、门下复审之法。十三载，水旱为灾，他归咎于不附己的京兆尹李岘，将岘贬官；又派御史按问报告水灾的扶风太守房琯，使得内外官吏不敢反映灾情。国忠平时所受赏赐及贿赂不计其数，生活极为奢侈腐朽。

　　天宝十载及十三载，在他鼓动下，唐两次发兵进攻南诏，均全军覆没，丧师二十万。国忠反以捷书上奏。他与安禄山争宠，屡言禄山必反，十四载，又围搜安禄山的长安居宅，贬谪亲附禄山的官员。禄山本有野心，这时即以诛杨国忠为名起兵叛唐。次年六月，国忠猜忌防守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的宿将哥舒翰，劝玄宗令翰出关作战，因致大败，潼关失守。他又劝玄宗入蜀，随驾奔蜀，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为从驾士兵所杀。

　　（杨志玖） 
　


    
杨靖宇
  　　杨靖宇

　　（1905～1940）　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马尚德，字骥生。1905年2月26日（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二十三）生于河南省确山县李湾村。父亲马锡龄是一穷苦农民。杨靖宇八岁时进私塾读书。1918年入确山县高等小学读书。1923年进开封纺织染料工业学校，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3月，为迎接北伐军胜利北进，领导了确山农民起义。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初调到中共河南省委工作，在洛阳、开封等地先后三次被捕入狱。1929年奉中共中央之命赴东北，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同年秋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狱，任哈尔滨市委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代军委书记等职，积极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1933年任中国工农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政委、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委。1934年任南满抗日联军总指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等职。1936年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指挥兼政委，基本队伍有六千余人，分布南满一带开展抗日斗争。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杨靖宇发动西征，经常出击日军，支援关内的斗争。1938年5月，召集南满党和军队干部开会，讨论坚持游击战争策略。会后，在通化、临江一带开展抗日斗争，给敌伪军以沉重打击。同年冬，日军加强对南满抗日根据地的摧残，抗日联军的处境更加艰难。杨靖宇率第一路军一部一千四百多人，进入长白山密林中。次年，在濛江县境与敌人战斗中受重大损失，队伍剩四百多人。1940年1月，为解决部队给养问题，命部队主力北上，自己带领一支小部队东进。2月23日，在吉林濛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前三道崴子与敌遭遇，经过激战，壮烈牺牲。

　　（蔡钊珍） 
　


    
杨涟
  　　杨涟

　　（1572～1625）　 明末大臣，东林党的重要人物。字文孺，号大洪。湖广应山（今属湖北）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进士，任常熟知县。后擢户科给事中，转兵科右给事中。天启初，因移宫（见三案）而遭劾辞职。天启二年（1622）起为礼科都给事中，旋擢太常少卿，次年拜左佥都御史。四年进为左副都御史。

　　杨涟在光宗、熹宗时的内廷“红丸”、“移宫”事件中，劾崔文昇用药无状：首促诸大臣拥太子入慈庆宫即位，又力促李选侍移居仁寿宫。天启时，宦官魏忠贤用事，与朝廷中群小结成阉党，迫害正直大臣。杨涟与吏部尚书赵南星、左佥都御史左光斗、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等激扬讽议，务植善类，抑奸邪。魏忠贤及其党对杨涟等恨之入骨，遂兴汪文言狱，诬大中、光斗等交通文言，肆为奸利，事虽获解，但东林党人处境日危。四年六月，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致魏忠贤恨甚，十月，矫旨责涟无人臣礼，与光斗等并罢官，次年再兴汪文言狱，以“党同伐异，招权纳贿”等罪名，捕杨涟等入狱。七月，杨涟与光斗遭酷法拷讯，惨死狱中。崇祯初，为杨涟等平反昭雪，追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著作收入《杨忠烈公文集》五卷、《杨大洪先生集》（二卷）中。

　　（傅同钦） 
　


    
杨溥
  　　杨溥

　　（1372～1446）　明朝前期大臣。字弘济。湖广石首（今属湖北）人。与杨荣、杨士奇并称三杨。因居地、郡望，在三杨中时称“南杨”。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永乐初，选直东宫，进司经局洗马兼编修。永乐十二年（1414）东宫遣使迎帝迟，被汉王高煦谗言，与文渊阁臣黄淮等同时系锦衣卫狱十年。仁宗即位后释出，擢行在翰林院学士，寻擢太常寺卿，不久命掌弘文阁事。洪熙元年（1425）六月，宣宗嗣位，罢弘文阁，命其入内阁与杨荣、杨士奇等共典机务。修永乐、洪熙两朝《实录》，命为总裁官。后宣德九年（1434）迁礼部尚书，兼翰林学士，值内阁如故。英宗即位初年，与荣、士奇等多所扶正，正统三年（1438），《宣宗实录》成，进少保、武英殿大学士。诸大臣与其议事有争者，均平心处之，人皆叹服。入内阁在士奇、荣后二十余年，三人共掌朝政，辅佐三朝，海内清平。十一年七月卒，诏赠太师。

　　（王其榘） 
　


    
杨荣
  　　杨荣

　　（1371～1440）　 明朝前期大臣。初名子荣，字勉仁。建安（今福建建瓯）人。与杨士奇、杨溥并称三杨。因居地、郡望，在三杨中时称“东杨”。建文二年（1400）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朱棣率“靖难”之师进入南京（见靖难之役）时，请朱棣先谒太祖陵，然后入宫，得朱棣赏识。成祖即位后，入直文渊阁，付之密务。更名荣，日承顾问，勤于政事。累官翰林院修撰、侍讲和右谕德，侍皇太子讲读。永乐五年（1407）受命往甘肃经划军务，规划多称旨，进右庶子，兼职如故。八年至二十二年，从朱棣五次北征，参决军事。十一年，从征蒙古，为明成祖朱棣陈说经史，兼领尚书事。十四年进翰林学士。十六年掌翰林院事。十八年进文渊阁大学士。仁宗即位，进太常寺卿，寻进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兼工部尚书。宣德元年（1426），汉王高煦反于乐安（今山东广饶），他首赞帝亲征。其后，帝每巡边皆充扈从。五年进少傅，英宗正统三年（1438）进少师。其性警敏通达，善观察形势，以善顺从帝意得历事四朝。在文渊阁治事三十八年，谋而能断，老成持重。遇人触帝怒致不测，往往以微言导帝意，辄得解。周习地理，凡边徼险易、边将勇怯，无不周知，故其谋划多中肯。重修《太祖实录》及太宗、仁、宣三朝实录，皆为总裁。时人将其比为唐良相姚崇。五年乞归，途至杭州而卒。诏赠左柱国太师。著有《后北征记》、《杨文敏集》等。

　　（王其榘） 
　


    
杨赛因不花
  　　杨赛因不花

　　（YangSayin-Buqa，　1281～1320）元代播州世袭土官。原名汉英，自号中斋。至元十三年（1276），其父邦宪降元，任绍庆（今四川彭水）、珍州（今贵州正安东北）、南平（今四川綦江）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安抚使。二十二年，邦宪卒，汉英年仅五岁，随母田氏朝觐元世祖忽必烈于上都。世祖命袭父职，颁发金虎符，赐名赛因不花，后加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二十八年，升播州安抚司为宣抚司，改任播州军民宣抚使。元成宗铁穆耳即位，赛因不花几次入朝，奏改云南驿道，减郡县冗员，免屯丁粮三分之一。成宗立云南征缅分省，由右丞刘深等领军征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大德五年（1301），军队由湖广经播州西行，赛因不花发夫卒全力供运军粮。征八百媳妇军至贵州等地，因沿途征发民夫和勒索当地百姓，土官蛇节和宋隆济率部众起义，赛因不花参与镇压，使起义归于失败。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赐给佛经、佛像、金帛。延祐四年（1317），黄平府卢崩和黎鲁率众起义，赛因不花奉旨出师招抚，卢、黎二部降。六年，又奉诏同思州宣慰使田茂忠共同征讨。七年，与茂忠商定分兵扼守险要，病死于军中。子嘉贞袭官。

　　赛因不花笃好儒学，喜读宋代理学家的著作；兴建学校，招揽四川等地名士。他也能写诗文，著《明哲要览》九十卷、《桃溪内外集》六十四卷。

　　（方龄贵） 
　


    
杨慎
  　　杨慎

　　（1488～1559）　 明代大臣、文学家。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为少师杨廷和之子。正德六年（1511）殿试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十二年八月，武宗微行，始出居庸关，慎抗疏切谏。寻移疾归。明世宗朱厚熜即位，起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大礼议起，帝喜桂萼、张璁倡继统不继嗣之说，召二人为翰林学士。六月，慎偕同列三十六人上疏，言与璁等学术不同，不能与之同列，乞罢。奏上，世宗大怒。罚夺俸两月。七月，慎等又伏左阙门力谏，帝震怒，命执首事者下诏狱，慎等撼门大哭，帝益怒。悉下诏狱，廷杖之。十日之间，慎两遭廷杖，死而复甦者再，乃被削籍，谪戍云南永昌（今云南保山）。八年，其父死，获许归葬。自是或归蜀，或留戍所，颇得地方大吏善视。十一年正月，受聘修云南通志。十九年又得预纂蜀志。三十六年，巡抚遣骑逮之还。三十八年七月卒。

　　杨慎幼善诗文，入京后授业于大学士李东阳门下，曾预修武宗实录。谪戍云南后，以投荒多暇，手不释卷，博览群书。明世记诵之博，著述之富，慎可推为第一。其诗虽不专主盛唐，仍有拟右倾向。贬谪以后，特多感愤。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选辑为《升庵集》八十卷行世。

　　（王其榘） 
　


    
杨士奇
  　　杨士奇

　　（1365～1444）　明朝前期大臣。名寓，号东里，以字行。江西泰和人。与杨荣、杨溥并称三杨。又以居地、郡望，时人称为“西杨”。少孤贫而勤学，以授徒自给。建文元年（1399）以荐入翰林院，充史馆编纂官。不久授吴王府审理副，仍供馆职。永乐初擢为编修，寻选入内阁进侍讲，典机务，并辅佐东官讲读。永乐二年（1404）进左中允，五年升左谕德，兼侍讲。六年，明成祖朱棣北征，命辅太子监国。十二年遭汉王朱高煦谗劾，系锦衣卫狱，仍力言东宫仁孝，太子赖以得全。仁宗即位后，进为礼部侍郎兼华盖殿大学士，历少保、少傅，兼兵部尚书。英宗即位后，与杨荣、杨溥共辅幼主，进少师。

　　士奇受知于仁宗、宣宗、英宗三朝。直文渊阁四十年，任职时间之长为有明一代第一。廷修《太宗实录》、《仁宗实录》、《宣宗实录》，皆为总裁。其为官举止恭谨，善应对，论事存大体，言辄有中。宣宗时，高煦之叛平后，力言赵王高燧不叛，使其未受株连。并请蠲逋赋薪刍钱，减官田额，理冤滞，汰工役；又请抚逃民，察墨吏等，民皆大悦。英宗时，首请练士卒，严边防，设南京参赞机务大臣，罢侦事校尉、慎刑狱、严核百司等，与杨荣、杨溥同心辅佐，朝政清明。士奇又善识人，所荐皆名士，但荐士必出其门，有攻己者，必欲斥逐。任其子杨稷横虐乡里，侵暴杀人；中官王振擅权，不能匡救，士论以此少之。正统九年以子下狱，忧死。诏赠左柱国太师。编著有《三朝圣谕集》、《奏对录》、《历代名臣奏议》、《文渊阁书目》、《东里文集》等。

　　（王其榘） 
　


    
杨嗣昌
  　　杨嗣昌

　　（1588～1641）　明末大臣。字文弱。湖广武陵（今湖南常德）人。博涉文籍，多识先朝典制。万历三十八年（1610）进士。万历、天启两朝，历官杭州府教授、南京国子监博士、户部郎中等。崇祯元年（1628），起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守霸州。四年，移山海关饬兵备。五年，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今河北卢龙）、山海关诸处。七年，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山西军务。当时，中原饥荒，农民军到处蜂起，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划，帝异其才。九年，起为兵部尚书，十年至京。嗣昌锐意振刷，深受崇祯帝信任，所奏请无不听。在对待清兵与农民起义军问题上，力持应把主要力量用来镇压农民军，然后再来对付清兵的“安内方可攘外”的方略，奏请增兵十二万、增征“剿饷”（见三饷）、团练壮丁，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战术，企图三个月之内以“剿抚兼行”的策略扑灭农民起义军；如各级将帅不用命者，严加处置。但在起义军的抗击下，其计划被粉碎。十一年，改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十一年九月至十二年三月，清兵长驱直入内地，连下七十余城，明廷斩杀自总监、分监、巡抚、总兵、副将以下至州县有司不得力者凡三十六人，而一意主和的杨嗣昌未受贬削，反而复议请增征“练饷”。于是民不聊生，参加农民起义军的越来越多，加以连年灾荒，故该年五月，张献忠于谷城（今湖北谷城）再起。朝廷特命杨嗣昌以大学士督师，赐尚方剑，前赴湖广、陕、川指挥围剿张献忠等农民军，大败张献忠于玛瑙山。时多支农民军皆集于四川，杨嗣昌认为川地扼塞，如官军四面合围，可尽扑灭，遂入川。但官军内部矛盾重重，诸将多不用命；而杨嗣昌本人，事必躬亲，经常贻误战机，故农民军得以从容作战，声势益盛。十四年初，李自成军乘机攻陷洛阳，杀福王常洵，而张献忠以轻骑一日夜驰三百里出川奇袭襄阳，杀襄王翊铭，于是，朝野震惊。嗣昌遂畏罪自杀。著有《杨文弱先生集》、《武陵竞渡略》、《野客青鞋集》、《地官集》等。

　　（张显清） 
　


    
杨素
  　　杨素

　　（？～606） 隋代著名将相。字处道。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北周宇文护引为中外记室。后从周武帝宇文邕平齐有功，封成安县公。大象二年（580），相州（今河南安阳南）总管尉迟迥以丞相杨坚谋代周，起兵反抗，荥州（今河南荥阳西）刺史宇文胄响应。杨坚以杨素为大将军过平宇文胄，迁徐州总管，位柱国，封清河郡公。隋朝建立后，他几次上攻取陈朝的计策，隋文帝杨坚任命他为信州（今四川奉节东）总管，令他监造战船。开皇八年（588），隋出兵大举伐陈，杨素为行军元帅，率水军过三峡，在长江中游作战，屡败陈军，威震江南。以功领荆州（今湖北江陵）总管，进爵郢国公（后改越国公），转官纳言、内史令。十年，旧陈境内沈玄■、高智慧等许多地方势力起兵叛隋。文帝以杨素为行军总管，逐一讨平，巩固了南北统一的局面。十二年，晋升尚书右仆射，与高颎专掌朝政。次年，受命监造仁寿宫，督役严急，死役者甚众。十八年，为行军总管，大败西突厥达头可汗；仁寿二年（602），又率兵大败东突厥思力俟斤于云内（今山西大同），使突厥势力退出了碛南。文帝废太子勇，立次子广为太子，杨素参与其事。四年，文帝病重时，察觉杨广行为不端，欲重立杨勇。时杨素侍疾宫内，闻讯即更换宿卫，控制宫中出入。七月，文帝死，隋炀帝扬广即位。文帝之死，或疑是杨广勾结杨素等所下的毒手。八月，并州总管汉王谅举兵反，炀帝以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讨平汉王谅。大业元年（605），杨素为尚书令，与宇文恺等奉诏营建东部。次年又进位司徒，改封楚公，同年病死。杨素贪财货，营求产业，邸店田宅以千百数，东西京居宅侈丽，家僮数千，姬妾众多。杨素工草隶韦，善属文，有集十卷，今不存。子杨玄感，大业中反隋，兵败被杀。

　　（胡守为） 
　


    
杨秀清
  　　杨秀清

　　（1821～1856）　 太平天国前期主要领导者。广西桂平人。出身贫苦农民家庭，幼失双亲，由伯父杨庆善抚养成人，靠种田烧炭为生。后因阅历较广，足智多谋，为冯云山赏识，邀入拜上帝会。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冬，冯云山被捕入桂平县监狱，洪秀全返广州设法营救，拜上帝会主持无人，杨秀清即假托天父附体，取得代天父传言的地位，并与洪秀全、冯云山等结为异姓兄弟，称天父第四子（洪秀全为天父次子）。

　　1851年1月参加金田起义，后任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12月，在永安（今广西蒙山）封东王，称九千岁，掌握军、政大权，节制其他各王。次年指挥太平军由广西永安突围，进入湖南，和西王萧朝贵联名发布《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揭露清朝政府的黑暗腐败，阐明太平军志在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公平正直的太平新社会，号召群众“各各起义”响应。旋与洪秀全等商定循江东进、夺取南京的战略方针，率军攻克湖北汉阳、汉口和武昌。1853年3月（咸丰三年二月）占领南京后，提出就地建都的主张，使太平天国政权正式建立。其后，策划组织了北伐、西征等重要战役，成为太平天国起义前期的实际指挥者。

　　随着起义的发展，杨秀清逐渐自恃功高，专擅跋扈，与天王洪秀全明争暗斗，常以天父名义，否定洪秀全的主张。建都后，洪秀全发起完全否定孔孟及诸子百家学说，他则宣布四书、十三经不必废，对经书给予积极评价。洪秀全刊印新、旧约圣经，他下令中止，还以洪秀全苛待宫中女官之细故，要杖责洪秀全。对同僚如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燕王秦日纲、豫王胡以晃、兴国侯陈承镕、卫天侯黄玉昆等，也苛责挫辱，加以压制。这使他在领导集团中一方面位高权重，一方面处境孤立。1856年春，太平军解救镇江之围，又乘胜击溃屯兵天京城下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在胜利的形势下，他志得意满，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一说没有逼封）。洪秀全密召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等带兵回京图之（一说无密诏）。韦昌辉带三千多人从江西入天京，9月2日凌晨攻入东王府，刺杀杨秀清。杨秀清大批亲信、部属也在交战中被杀或被诱杀。这一事件引发巨大内讧，使太平天国大伤元气。

　　太平天国以宗教立国，天父代言人被杀后如何宣告于众，文献残缺，现无可考。据现存史料，至迟至1857年11月，太平天国已恢复了杨秀清的地位和爵号。1859年，洪秀全将其死日定为“东王升天节”，以志纪念。

　　（贾熟村） 
　


    
杨玄感
  　　杨玄感

　　（？～613）　隋末最先起兵反隋炀帝杨广的贵族首领。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父杨素，曾协助炀帝夺取皇位与平定汉王谅的叛乱，假楚公，位至司徒。玄感以父功为柱国、礼部尚书，自以为家世显贵，朝臣中多其父故吏；又见朝政紊乱，炀帝猜忌大臣，他内心不安，遂和诸弟阴谋推翻炀帝的统治。

　　大业九年（613）春，炀帝二征高丽，玄感在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北）督粮。这时，隋末农民起义已经爆发，义军星罗棋布，遍及全国。玄感见有机可乘，于是滞留漕粮，召集亲故，于六月三日率兵据城，置官属，造兵甲，征丁夫；又伪称征辽东的水军总管来护儿谋反，传书傍郡，令发兵会黎阳。李密自长安应召至军，为玄感谋主。李密认为：北据幽州，断炀帝后路，为上策；西入长安，控制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为中策；就近攻洛阳，胜负难测，为下策。玄感以下策为上计，引兵从汲郡（今河南淇县东）渡河，围东都洛阳。玄感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为号召，从者如流。余杭民刘元进等也举兵响应。玄感起兵，是隋统治集团的大分裂，贵族官僚子弟如观王杨雄子恭道、韩擒虎子世谔等四十余人都来军中，光禄大夫赵元淑、兵部侍郎斛斯政等也与他通谋。玄感起兵给隋政权震动很大，炀帝闻讯后仓皇从辽东撤军南下。玄感屯兵洛阳城下，久战不克，隋援军到来，玄感腹背受敌，被迫西撤，为追兵所及，大败，奔上洛（今陕西商县），八月初，死于葭芦戍。玄感起兵为时虽短，但它削弱了隋统治势力，促进了农民起义。

　　（黄惠贤） 
　


    
杨炎
  　　杨炎

　　（727～781）　 唐代宰相，两税法的创制者。字公南。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初以文章知名。

　　唐代宗大历时，杨炎官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与常衮同掌诏敕的撰写，其文笔受到朝士的赞许，称为“常、杨”。大历九年（774）杨炎升为吏部侍郎。与当时宰相元载有戚谊，又受到元载的赏识和提拔。十二年，元载得罪被杀，他也遭到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十四年，唐德宗李适即位，崔祐甫推荐杨炎可以重用，因而从贬所召回，任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中央财赋，本储存太府寺所属的左藏库。安史之乱后，移贮宫廷的大盈内库，由宦官掌管。宦官中饱私囊，帐目混乱，不可究诘。杨炎入相后，首先提出国家租赋不能变成皇帝私产，建议把大盈内库财赋仍拨归有关部门管理。德宗采纳了他的建议。建中元年（780），他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创立并推行了两税法，为后代所沿用，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制度一大改革。

　　建中二年，卢杞入朝为相，杨炎与卢杞不合。同年十月，遭卢杞诬陷，被贬为崖州司马。途中赐死。

　　（赵守俨） 
　


    
杨业
  　　杨业

　　（？～986）　北宋抗辽名将。原名重贵。麟州新秦（今陕西神木）人。父信，为后汉麟州刺史。杨业青少年时为后汉河东节度使刘崇部将，951年，刘崇割据太原，建立北汉政权，赐名为刘继业，擢建雄军（今山西代县）节度使、侍卫都虞候，长期守代州，抵御辽朝的侵扰，屡立战功，时称“刘无敌”。

　　开宝二年（969），宋太祖赵匡胤率兵围太原，杨业曾力劝北汉主袭取辽朝援兵，籍河东之地归宋，但未被采纳。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赵炅亲率大军围攻太原，杨业随北汉主降宋，遂复姓杨，名业，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不久，知代州（今山西代县）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次年，辽军犯雁门，杨业领麾下数百骑抄小路绕至敌后，与潘美前后夹击，大败敌兵，杀其节度使驸马侍中萧咄李，生擒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海，以功迁云州观察使。

　　雍熙三年（986），宋军分三路北伐辽。潘美为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朔（今山西朔县）等州都部署，杨业副之，率兵连克寰（今山西朔县东）、朔、应、云四州。但因东路军失败，奉命撤军，并护送云、应四州之民内迁。此时，辽朝兵势甚盛，杨业提出一个可保万全的作战计划，遭到潘美和王侁等人的反对及诬蔑，被迫冒险迎敌。杨业临行，泣求潘美等在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接应，不然，将会全军覆没。潘美等以为辽军败走，擅离谷口，不久听到杨业兵败的消息，非但不前去援救，反而率兵逃跑。杨业遭到辽军伏击，拼死血战，自日中至暮，辗转退至陈家谷口，见无援兵，再率部下力战。他受伤数十处，士卒也死伤殆尽，最后因坐骑重伤不能行走，被俘，英勇不屈，不食三日而死。杨业之死，使北宋朝野震动，宋太宗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潘美削三任，王侁等除名编管。

　　杨业勇而有谋，与士卒同甘苦，英勇抗辽，功绩卓著，不愧为北宋名将。其子延昭（即延朗）、孙文广等抵御辽和西夏也多有战功，故后人称为“杨家将”。

　　参考书目

　　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北京，1977。

　　聂祟岐：《麟州杨氏遗闻六记》，《宋史丛考》，中华书局，北京，1980。

　　（张希清） 
　


    
杨一清
  　　杨一清

　　（1454～1530）　 明朝中期大臣。字应宁，号邃菴，时人称为石淙先生。云南安宁人，后徒居丹徒（今江苏镇江）。八岁以奇童荐为翰林院秀才，成化八年（1472）进士。初任中书舍人，继任山西按察佥事、陕西提学副使、太常寺少卿、南京太常寺卿等。弘治十五年（1502）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清牧地，整顿茶马贸易，使当地的苑监官牧出现复兴局面。次年受命经略边务，兼巡抚陕西，选卒练兵，罢斥冗官贪吏，军纪肃然。正德元年（1506）改总制延绥、宁夏、甘肃三镇军务，升右都御史。为加强战备，他提出修浚墙堑、增设卫所、经理灵夏、整饬韦州等安边四策，但不附当权太监刘瑾，未得实施。次年被迫离职。五年安化王朱寘鐇之乱起，受召总制军务，与太监张永前往宁夏讨之，未至而乱平，劝说张永入京揭发刘瑾罪恶。刘瑾被处死后，以张永荐，被召入京，拜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六年改任吏部尚书。寻以积极谋划镇压中原农民起义，加少保、太子太保。后进少傅、太子太傅。十年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十一年，因受佞倖钱宁等排挤，解职家居。嘉靖三年（1524）诏以少傅、太子太傅改兵部尚书、左都御史，总制三边军务。他认为防边“无事时当如有事时提防，有事时当如无事镇静”，经常率领诸将演习行阵，故使西北边防安堵。时人比之为唐郭子仪、姚崇。不久诏其还京，为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寻加少师，仍兼太子太傅，又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后又加特进左柱国、华盖殿大学士，六年二月任首辅。八年九月，受阁臣张璁等攻讦而致仕。次年，被削官闲住。以忧恨疽发于背而死。

　　杨一清博学善权变，为政通练，尤晓畅边事，曾一夕占十疏，悉中机宜。一生四次在陕甘一带任职，对整饬西北边防有很大影响。卒后三年复故官。二十七年赠太保。著有《关中奏议》、《石淙类稿》、《西征日录》、《车驾幸第录》等。

　　（南炳文） 
　


    
杨遇春
  　　杨遇春

　　（1760～1837）　 清嘉庆时名将。字时斋。四川崇庆州人。六岁入家塾，十七岁时因家道中落转而习武，乾隆四十四年（1779）中武举人，次年拣选入伍。后随福康安镇压甘肃田五起义、台湾林爽文起义及贵州、湖南苗民起义，深受福康安的赏识。嘉庆二年（1797），开始参与镇压川楚白莲教起义，为经略大臣额勒登保所倚重。五年，以提督率军独立作战。起义军著名领袖覃加耀、罗其清、冷天禄、阮正隆、王廷诏等多人先后被其杀害或俘获。嘉庆十一年六月，陕西宁陕镇驻兵因减发银两而哗变，变兵攻城劫狱，杀死官员，发展到一万余人，清廷派德楞泰、杨遇春等率军平定。嘉庆十八年，杨以参赞大臣率兵镇压了天理教起义后，又镇压了陕西南山厢工起义。道光五年（1825），署理陕甘总督。该职此前很少由汉人承当。六年，平定张格尔叛乱。八年，实授陕甘总督。十五年，以一等昭勇侯致仕。十七年，卒，谥忠武。追赠太子太傅。

　　（许曾重） 
　


    
杨增新
  　　杨增新

　　（1864～1928）　 1911～1928年新疆军政首领。字鼎臣。云南蒙自人。1864年3月6日（清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八）生。1888年中举，次年联捷进士。初署甘肃中卫知县、河州知府，1900年任甘肃提学使兼武备学堂总办。1907年入疆任新疆陆军学堂总办，兼督练公所参议官。1911年升任镇迪道兼提法使。中华民国成立后，被袁世凯任为新疆都督兼民政长，拥护袁世凯称帝，并受封一等伯爵。袁死后，长期担任新疆省长。杨主政新疆先用以柔克刚的“和平谈判”手段，取消在辛亥革命中成立的伊犁临时革命政府，以新疆都督兼行伊犁将军事；嗣后派兵击败帝俄侵略军，平息乱事，改阿勒泰特区为阿山道，完成了新疆的统一。杨在新疆十七年，笃信李聃“小国寡民”的政治思想，奉行“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整顿吏治以“消患未萌”，裁减兵员，奖励垦荒，提倡封建迷信，阻挠兴办学校和传布科学文化，鼓吹“纷争莫问中原事”、“浑噩长为太古民”，以闭关自守和愚民政策统治各族人民，使新疆地区各方面均停滞不前。对于不时觊觎边陲的外国侵略势力，则折冲肆应，力求自保，维护了边疆的和平。1928年他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易帜归附，7月1日就任新疆省政府主席职。同年7月7日被政敌刺杀。著有《补过斋文牍》、《补过斋日记》、《读易学记》等。

　　（严如平） 
　


    
洋钱
  　　洋钱

　　清代对外国流入的银铸币的称谓。又称番钱、番饼。外国银币流入中国，始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19）。欧洲是最早铸造银币的地区，远在9世纪就有银币出现，但大量铸造则是在16世纪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领墨西哥之后。西方殖民主义侵入东方，用银币来换购中国的丝、茶和其他土产。在多达数十种流入中国的外国银币中，西班牙本洋和墨西哥鹰洋以数量大、流通广而著名，并一度成为中国市场上重要的流通货币。

　　本洋和鹰洋均在墨西哥铸造。墨西哥当时是世界产银最多的国家，从1553年起即已建立造币厂，1732年起用机器铸造新式银币。西班牙本洋的币面花纹有查理第三、第四和费迪南等西班牙帝王肖像，广东一带亦称之为佛头。这种银币由菲律宾、印度等地辗转流入中国。由于英国政府禁止输出本国银币，故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向中国购茶也使用这种西班牙本洋。1821年墨西哥宣布独立后不久，本洋即停止铸造。1824年，墨西哥开始铸造本国银币，币面花纹有该国国徽的图型，故被称为鹰洋，约在1854～1856年（咸丰四年至六年）间流入中国。此外，流入中国的还有英国在香港和印度铸造的站人洋（因币面花纹有人持杖站立，故名），日本在明治时代铸造通用的银币，法国在安南（今越南）铸造的安南银币和美国贸易银币等。所有这些流入的外国银币中，以墨西哥鹰洋的成色、质地最优，故行使最广，流入最多。

　　洋钱流入中国后，因其按枚计值，便于应用，民间使用日益广泛。缴纳钱粮和商贾交易，都普遍使用洋钱。甚至有先将银两兑换洋钱，再将洋钱兑换制钱使用的情况。它与中国银两和制钱的比价也逐渐上升。1833年（道光十三年），洋钱一枚，通常可作漕平七钱三分，价昂时可作七钱六分；　1837年时可换八钱一二分。每枚洋钱所值制钱， 1814年为七百二三十枚（粤、闽一带）至八百余枚（江浙一带），1843年为一千三百文，50年代为一千四五百文，1855年（咸丰五年）昂至一千八九百文，　1857～1858年后才有所回跌。

　　洋钱流入后，对中国经济和金融都产生重大影响。在本国境内流通外国银币，反映出封建晚期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货币制度的落后。但这种计算和授受均极方便的银币，较清朝原有的银两与制钱并行的货币制度更有利于商业贸易的进行，故在中国境内广泛流通，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助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然而，它又使中国币制更趋于复杂，有利于外国进行经济侵略并大量套取中国现银出口。因此，中国有识之士如林则徐等人认识到中国自行铸造银币的必要，提出了如何使货币制度趋于合理的拟议。

　　终清一代，流入的外国银币估计约为十一亿元，其中墨西哥鹰洋占有数额较大，约为四五亿元。光绪中叶，中国自铸银元后，流入的数量稍受影响。1914年颁行《国币条例》，铸造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它在成色、重量方面比清朝自铸银元更合标准，因而在中国城乡广泛流通，鹰洋居于重要流通货币的地位才有所改变。以后洋钱或由于移运出口，或被熔化，数量日渐减少。五四运动后具有特殊地位的鹰洋行市被取消。

　　（洪葭管） 
　


    
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

　　清朝政府于19世纪6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引进和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并相应地改革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和某些政府机构等多方面的活动。

　　洋务运动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中央和地方一部分当权的官僚在严重的“内忧外患”形势下所采取的“自强”措施。1856～1860年（咸丰六年至十年），清政府面临太平天国和英法联军的双重威胁，在内外交困中，经过四年的酝酿和争论，决定“两害相权取其轻”，首先把“心腹之害”的太平天国和捻军镇压下去，而后再设法抵御被认为是“肢体之患”的外国侵略。为此，它开始实行“自强新政”，主要内容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首先是军事技术。在这方面，以对外国侵略者退让妥协的策略，争取其军事上的支援，加强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军事力量。当时主张办“洋务”的一批贵族和官僚，被称为“洋务派”。其中主要人物，在中央有奕䜣、桂良、文祥，在地方官僚中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了适应形势需要，1861年清政府成立了以奕䜣为首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办理外交事务为主，同时办理以“自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活动。

　　初期军事工业的发展　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其直接目的是镇压人民反抗，因此，一开始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

　　1861年，曾国藩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制造弹药、炸炮等军火。该所以手工制造为主，未雇洋匠，是清末最早官办的近代军事工厂。而购买西方近代军事武器较早而又较多、创办近代军用工业的规模较大而又较早者，是李鸿章及其统率的淮军。1862年4月（同治元年三月），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看到洋兵“队伍既整，炸炮又准”，非常羡慕，认为“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于是大量购买洋枪洋炮装备淮军，并相应地改变操练技术；又于是年冬聘用英国人马格里在松江筹建洋炮局，并令韩殿甲、丁日昌先后在苏州办了两个洋炮局，制造弹药和短炸炮、前膛枪等武器。淮军使用洋枪洋炮的速度发展很快。据1864年8月至1865年6月十一个月的军需支出报告，支放购买外洋各项军火价值银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余两；支放制造西洋炮火各局工匠物料并京营弁兵薪粮等项银十一万零六百余两；而支放旧军备则仅六万九千余两。

　　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用企业早期规模最大的有四家：①江南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等将容闳从美国买回的“制器之器”的机器设备，加上在虹口购买的旗记铁厂，和原来的上海洋炮局合并建成，主要制造军火和轮船。②金陵机器制造总局。1865年李鸿章将苏州炮局部分设备西迁南京，并加以扩充建成，主要为“剿捻”制造枪支弹药。③福州船政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专造兵、商各轮船（参见彩图插页第116页）。④天津机器制造局。1866年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创办，主要制造华北地区用来“剿捻”的军事装备。设立这四个企业的目的，除了用于生产军事装备这一主要任务外，也带有制造机器轮船、发展民用工商业的意图，这在江南、福州二局表现得比较明显。

　　清政府创办的近代军用工业虽然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依赖性很强，具有比较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但毕竟是新的近代大工业生产，其部分产品以商品形式出售，所雇用的工人又都是出卖劳力的产业工人，因此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资本主义的因素。

　　后期军工和民用企业的发展　19世纪70年代初，形势发生了变化。1870年（同治九年）发生天津教案，1871年沙俄派兵进踞伊犁，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海防、塞防同时告警。外国资本主义的加紧侵略，破坏了1860年建立起来的“中外和好”的局面。在国内继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失败之后，少数民族起义也于1873年被镇压下去，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另一方面，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乘“中外和好”之机，加强和加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侵略。尤其外国廉价商品输入激增。在40、50年代，每年中外贸易额不过一千万至三四千万海关两之间，　1864年即达到一亿零五百万海关两。外国商品输入增长率最高的是与人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纺织品。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逐步变为入超。于是在一部分开明官僚士绅和具有资本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抵御外侮和挽回利权的思潮。

　　为了维护自身的封建统治，适应当时的内外形势，清政府在军事上大力建设海军、增强海防，编练区别于湘淮军的新式陆军的练军；在经济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用工业之外，主要着重于民用工业企业的创办和经营，以期与洋商竞争。1873年创设的轮船招商局，是由军用工业为主向民用工业企业为主转变的标志。由于洋务运动的任务和内容有了某些改变，洋务派在原有官僚集团之外，又加了一些买办商人和有维新倾向的知识分子。

　　为了建立新式海军，清政府除设厂制造兵船外，还以重金向外国购买军舰。建立海军、购买兵船早在1839年（道光十九年）就已开始，兹后三十余年间陆续买了各式兵船多艘，主要用于在长江和沿海某些要害处建立水师。当时虽有建立南洋、中洋、北洋三洋水师的设想，但并未实现。把三洋正规海军的建立提到日程，始于1874年。由于“东瀛小国”日本侵略台湾，清政府受到震动，一时“海防议起”。为了加速建立海军，清政府先后向英、德等国订购舰只，建立了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和北洋水师。中法战争中，福建以及南洋水师受挫。1885年（光绪十一年）后，重点建设北洋海军。为了避免中法之战中“局势太涣、畛域太分”之弊，又成立海军衙门以统一事权，以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庆郡王奕劻、直隶（约今河北）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此后陆续向外国订购的定远、镇远、济远等铁甲舰和其他比较先进的舰只，均投入北洋海军舰队。1888年北洋舰队初步成军，舰队编制基本采自英国。拥有战舰铁甲二艘，巡洋舰七艘；守船六艘；辅助战守各船鱼雷艇六艘；其他还有练船、运输船等，共计二十五艘。与海军建设相适应，沿海各重要海口还设置了炮台等防御工事。1875年后，先后筑有烟台、营口、旅顺、大连、威海等处炮台。这些军事设施，在中法战争和中日甲午战争中，虽然起了一定的抵御外侮的作用，但因清朝统治的腐败而终于惨败崩溃。

　　洋务派创办民用工业企业，一为“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并获得饷源；同时也为军用工业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炭燃料可以由自己创办的这些工业得到供给，减少对外国的依赖。民用工业企业主要有四项：①轮船航运。轮船招商局自1873年开业后，即与太古、怡和及旗昌等轮船公司展开激烈竞争。1877年收买旗昌船产，竞争力加强，后又迫使怡和、太古与之订立齐价合同，在经营中赢利丰厚。②开采煤矿和采掘、冶炼其他金属矿藏。1875年开始在直隶开平、台湾基隆、湖北广济三处兴建用机器开采的煤矿厂，同时开采和冶炼平泉、云南、淄川等处铜、铅矿藏。90年代初，张之洞在湖北办成以汉阳铁厂为中心兼采煤采铁的钢铁联合企业。③电报。从1880年津沽架设电线之后，李鸿章即委派盛宣怀督办津沪、长江、沪浙闽粤等地电线架设，并逐渐推广全国，实现与欧洲通报。④纺织业。有80年代初左宗棠在兰州利用当地驼、羊毛办起的机器织呢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前者为官本官办，由于销路不畅和技术落后等原因，未能成功。后者为官督商办，经过十年筹建于1890年投产，并拥有十年专利权，产品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纱、洋布的进口。1893年机器织布局毁于火灾，李鸿章又委派盛宣怀规复并新建规模更大的华盛纺织总厂。

　　1894年建成的汉阳铁厂

　　洋务派办的民用工业企业，除少数为政府出资的官办者之外，大多为官督商办。官办企业和官督商办企业在资金来源和经营管理上虽有差别，但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它们虽然在外国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抑制下，得不到正常发展，但毕竟是冲破了中国的自然经济结构而出现的近代新的生产方式，并且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新式人才的培养　与工业企业和新式海军等事业的需要相适应，在洋务运动期间还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洋务运动起步之初，引进西方近代技术设备，兴办军事工业及购买洋枪洋炮和轮船等种种事宜，主要是依靠外人和“洋匠”办理。为培养翻译人员，清政府于1862年（同治元年）在北京设立了同文馆，随后又设立了上海、广州广方言馆。以后，洋务派又在实践中认识到，要真正办好“洋务”，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中国必须有通晓洋务的人才。为培养这样的新式人才，一是派遣人员出国留学，二是开办学堂。

　　派遣学生出国始于1872年的幼童留美。此事由容闳倡议，丁日昌支持，曾国藩、李鸿章会奏促成。由于幼童学习领悟较快，时选十二岁至二十岁之聪颖者，共一百二十人，分四批出国。所选者在国外由小学、中学升至大学，主要攻读铁路、船政、矿务、电学、军事技术、外交等专业。但由于顽固派反对和经费短缺等原因，80年代初被中途裁撤。尽管如此，在留美幼童中，许多人后来仍成为学有专长的人才，如詹天佑等。在派遣留学生的过程中，清政府逐渐认为，出国留学人员应以经过外语训练的成年人为宜，学习期限三至五年。当时具备这个条件的主要是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所以自70年代中期以后派遣出国的留学生以福州船政局者居多。首批为三十人，学习制造和驾驶；1881年（光绪七年）续派十人；　1885年第三批三十人，均赴英、法学习。此外，还有派赴德国学习陆军和张之洞派赴欧美学习冶炼钢铁的一些留学人员。

　　80年代清政府在国内创办了许多专门性的学堂。1880年起先后在天津、上海、南京等处开办电报学堂，1880年在广州创办西学馆，　1883年在吉林创办表正书院，1887年在台湾创办西学堂，此外还办有商务学堂、医务学堂、矿务学堂等等。在近代军事学堂方面，有天津、广州的水师学堂，广州水陆师学堂，威海水师学堂等。

　　洋务运动的失败　19世纪70、80年代，是洋务运动兴旺发达时期，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产生，新式海军、防御工事的建设初见成效，新式人才的培养也提到议事日程。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在艰难曲折中向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洋务运动发展到80年代，随着洋务事业的开展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传入，特别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具有倾向资本主义的早期改良主义社会思潮。王韬、郑观应等就是这一思潮的佼佼者。他们把东西方各国的君主专制、民主共和、君民共主三者加以比较研究，认为君主立宪的民主制最适合于中国，提出了开国会、设议院的要求。

　　然而，洋务运动的指导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要用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即用科学技术为手段，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目的。洋务派官僚不愿也不敢提出把专制制度改革为民主的政治制度的要求。正是由于洋务运动本身既不能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控制，又不可能摆脱封建势力的阻挠和浸蚀，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失败的命运。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和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证明了富强未能达到，也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参考书目

　　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中国史学会主编：《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全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夏东元） 
　


    
妖书案
  　　妖书案

　　明末的一大疑案。发生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明神宗朱翊钧皇后无子，王恭妃生子常洛，为皇长子。后郑贵妃生子常洵。郑妃得神宗宠爱，神宗有意立其子为嗣，故迟迟不立长子朱常洛。为此朝臣多次力争早日册立东宫。先是刑部侍郎吕坤撰《闺范图说》，太监陈矩购入禁中，神宗赐给郑贵妃。贵妃亲自作序，其兄郑国泰重刻此书，增刊后妃，起于汉明德皇后，终于郑贵妃。二十六年秋，有人撰写闺范图说跋，名曰《忧危竑议》，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言郑贵妃欲夺储位，吕坤等助之。郑妃之党疑出自主张册立皇长子的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全椒知县戴玉衡之手，神宗为此谪戍二人，了结此事。二十九年，神宗迫于朝臣压力，册立朱常洛为东宫太子，然仍不遣福王朱常洵至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又出现《续忧危竑议》一书。书中言神宗立东宫为不得已，又不齐备东宫官属，含有日后改易之意；另外，神宗命朱赓入阁，是因赓、更同音，也寓有改易之意；书中并附有依附朱赓的内外官员名单。是书署名为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禅撰，四川道监察御史乔应甲刊。因其言词诡妄，所以当时称作妖书。神宗见书后大怒，立即命厂卫搜缉，大索奸人。项、乔两人上书自明，帝不问。其时浙党党魁沈一贯当国，与东林党人积怨已深，东林党人欲以此逐之，而沈一贯则反借此案诬陷次辅沈鲤、侍郎郭正域，兴起大狱。一时京师缉校交错，捕风捉影，株连甚众。最后因太子为保全曾为他讲官的郭正域而出面讲话，东厂提督陈矩也因狱主无名恐辗转攀累不已，沈一贯等才归罪于有诈骗郑国泰前科的顺天府斥黜生员皦生光。次年四月，磔生光于市，草草了结此案。这一案件虽然不了了之，却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万明） 
　


    
尧
  　　尧

　　中国历史上传说的古帝王之一。始见于《楚辞·天问》、《国语》、《左传》等书。尧、舜禅让，是流传很广的故事。《山海经》神话中有“帝尧”之名，但在古帝世系中却没有，说明他在最早的神话传说中地位不高。但在儒、墨两家文籍中，尧是古代的圣王，儒家对他尤其推崇。《论语·泰伯》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尚书》还专门编撰了一篇《尧典》来颂扬他的政绩和德行，以及传位与舜“光被四表”的盛业。但《竹书纪年》等书则说“舜囚尧于平阳，取之帝位”。在战国末年编成的古帝世系《帝系》篇里，尧被编为黄帝曾孙帝喾的第三子。《世本》还说“帝尧为陶唐氏”，但《吕氏春秋·古乐》历叙古帝，陶唐氏位在黄帝前，而尧则在黄帝后第三位，可知二者原非一人。《史记》沿用《世本》的说法，史籍中遂称尧为“唐尧”，与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名号一致，成了战国后期流传下来的“二帝三王”历史系统中的唐帝。另外，在《五帝德》中，尧又被编为古代“五帝”之一（见三皇五帝）。

　　传说时期的“帝”字指上帝，“帝某”常指某一天神。恩格斯指出“每个氏族都起源于一个神”。帝尧就是这样一个氏族、部落的宗祖神，但也有可能为该部落一个杰出首领神化而成。就尧、舜传说故事来看，当时应属父系家长制氏族部落联盟的盛期濒临解体前的时期。尧、舜只是军事民主制中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而不是帝王。

　　（刘起釪） 
　


    
姚苌
  　　姚苌

　　（330～393）　 十六国时期后秦的创建者。字景茂。羌族。姚弋仲第二十四子。在位约十年。357年，兄姚襄率部与前秦军战于三原，兵败被杀。姚苌领众降于前秦，为苻坚部将，累建战功。肥水战后，384年，据岭北（今陕西礼泉九嵕山以北）的北地、新平、安定等郡，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元立国，史称后秦。羌胡十余万户归附。385年姚苌杀死苻坚，次年称帝于长安，改称常安，国号大秦。姚苌多谋略而不善于征战。386年苻坚族孙苻登自立为前秦主后，后秦原苻坚旧部氐、羌和汉人归之者十余万。其与姚苌转战相持，西北起安定（今甘肃泾川北），东南到长安，屡次大败后秦军。391年，姚苌破苻登军于长安以东，苻登又转攻安定。姚苌北行拒守，后秦不断受到苻登的攻击，政权始终未得稳定。393年姚苌死，其子姚兴继立，次年击溃苻登，灭亡前秦，消除肘腋之患，后秦才兴盛起来。

　　（周一良） 
　


    
姚崇
  　　姚崇

　　（650～721）　 唐朝开元初名相。本名元崇，字元之。陕州峡石（今河南三门峡东南）人。武则天时以字行，玄宗时避开元字讳，改名崇。

　　姚崇以门荫出身，应“下笔成章”制举，授濮州司仓。武则天时五迁为夏官（兵部）郎中。时契丹扰河北，军书烦剧，姚崇剖析若流，受到则天赏识，擢为侍郎。圣历元年（698）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在一次奏对中，论列过去因谋反罪而身死破家者都是酷吏严刑逼供、自诬而死的事实，表示愿以身家担保现任内外官吏无反逆者，被则天大为赞赏。中宗复位后，姚崇出为毫州、常州刺史；睿宗即位，再次入相，但因奏请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被贬为申州刺史，移任徐、潞、扬、同等州，为政简肃得人心。先天二年（713），被玄宗召入为相，建议十事，如以仁义治天下，三数十年不求边功，宦官不得干政，皇亲国戚不得任台省官，停止破格滥用人，以法制抑佞倖，公卿、方镇、戚里不得“贡献求媚”，不再增建寺观宫殿，开言路纳谏诤，杜绝外戚干政等，基本为玄宗所采纳。姚崇还反对度人为僧，取缔伪滥的僧徒一万二千亲人，勒令还俗。开元三四年间，山东大蝗，朝臣及地方官以为蝗是天灾，不能捕。姚崇坚持捕杀，并推行夜间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埋之法，颇见功效。开元四年（716），以幕僚受贿事请避位，荐宋璟自代。但仍受优礼，玄宗时常以国事咨询。开元九年死。遗嘱薄葬，阐明信佛之害，不让子孙为其延请僧道、抄经造像和追荐冥福。

　　姚崇三次为相，皆兼兵部，对于边境屯戍及士马器械无不谙记。为政注意用人，罢冗职，修制度，择百官各当其材。他和宋璟并称“姚、宋”，同为后世称道的良相。

　　（杨志玖） 
　


    
姚从吾
  　　姚从吾

　　（1894～1970）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士鳌，字占卿，号从吾，中年以后以号行。河南襄城县人。生于1894年10月7日（光绪二十年九月初九）。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文科史学门。1920年夏毕业后，又考上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1922年夏，由北京大学选派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专攻历史方法论、匈奴史、蒙古史及中西交通史。1929年，任波恩大学东方研究所讲师。1931年，任柏林大学汉学研究所讲师。1934年夏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讲历史方法论、匈奴史、辽金元史及蒙古史择题研究等课程。1936年，兼历史系主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9月，任河南大学校长。1949年初去台湾，受聘为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创办辽金元研究室。1958年4月，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组院士。1970年4月15日病逝。遗著由门人札奇斯钦、李守孔、陈捷先等辑为《姚从吾先生全集》（共十册），由台北正中书局陆续出版。《全集》之外，姚氏尚与札奇斯钦合撰《汉字蒙音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刊载于《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九至十一期。

　　姚从吾是中国现代辽宋金元史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吸收西方史学思想和方法，学贯中西，促进了传统史学向现代史学的转变。他重视史料的整理，完成《蒙古秘史》第一部全译本。他提出着眼于民族融合的“国史扩大绵延观”，认为在各民族文化不断融合的基础上，中华民族的历史才得以广大绵延，形成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的文明古国；而辽金元时期则是一个重要的融合时期，在国史中具有重要地位。姚氏就是以这样的观点，深入研究辽金元史，建立起辽金元史体系。他进而倡导宋史与北亚、中亚史的研究，写成《余玠评传》等一系列论文及所辑《蒙古与南宋争夺巴蜀始末》的专题资料，开宋蒙关系研究之先。1958年，他又倡导组成台湾“宋史研究会”（后改名为“宋史座谈会”）。姚从吾本通蒙文，晚年又学习满文，并倡导组成“边疆语文研究会”，积极推动北亚及中亚史研究。他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河南大学、台湾大学执教三十六年，桃李满天下。当今以研究辽宋金元史蜚声国内外的一些著名学者，多为他的弟子。

　　（姚瀛艇） 
　


    
姚广孝
  　　姚广孝

　　（1335～1418）　 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元至正十二年（1352）出家为僧，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苏州人。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善诗文。与文学家宋濂、高启等交友，又从灵应宫道士席应真习道家《易经》、方术及兵家之学。二十三年于径山从遇庵大师潜心于内外典籍之学，成为当时较有名望的高僧。但始终未曾放弃成就大业的抱负，追求功利，仰慕元初僧人出身的开国功臣刘秉忠，欲成开国建业之功。明初，因其故友多被明太祖朱元璋所杀，对洪武朝政治怀有强烈不满。

　　洪武十五年（1382），朱元璋选高僧侍诸王，为已故马皇后诵经荐福。广孝以荐入选，随燕王朱棣至北平（今北京）住持大庆寿寺。从此经常出入燕王府，参与夺位密谋，成为朱棣的重要谋士。朱棣“靖难”称兵前，他曾推荐相士袁珙以占卜等方式，并通过对当时政治、军事形势分析，促使燕王朱棣坚定信心；又于王府后苑训练军士，打制军器，作好军事准备；建文元年（1399）六月起兵前夕，计擒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使谢贵。靖难之役中，他留守北平。十月，辅佐燕王世子率万人固守北平，击溃朝廷数十万北伐之师。此后，仍多赞谋帷幄，终使朱棣夺得皇位。朱棣即位后，初授官僧录司左善世，永乐二年（1404）再授为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晚年，姚广孝既厌惧官场争斗的凶险，又不甘心放弃毕生事业的追求，故虽然受官，却未改变僧人身分，主要承担太子、太孙的辅导讲读，及主持《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等书的修纂。其博通精深的学识和修养对皇太孙（即明宣宗）有较大影响，对《永乐大典》的完成也起了很大作用。

　　主要著作有《逃虚集》、《逃虚子诗集》、《逃虚类稿》等。

　　（商传） 
　


    
姚枢
  　　姚枢

　　（1201～1278）　 元初政治家、理学家。字公茂，号雪斋、敬斋。先世自营州柳城（今辽宁朝阳）入居内地。少时学习勤奋。金朝末年，父姚渊任许州（今河南许昌）录事判官，徙家于许。1232年，蒙古军破许州城，姚枢到燕京（今北京）投靠杨惟中，被引荐北觐窝阔台汗。1235年，皇子阔出统兵攻南宋，诏姚枢从杨惟中随军访求儒、道、释、医、卜等类人才。蒙古军陷德安（今湖北安陆），姚枢从俘虏中访得名儒赵复，力劝其北上讲学授徒，此后理学在北方传布渐广。姚枢从赵复处尽得程朱传注诸书，始攻习理学。1241年，出任燕京行台郎中，旋因与主管官员意见不合，弃官，隐居于辉州苏门（在今河南辉县北）。1250年，忽必烈召姚枢至漠北访问治道，姚枢上书陈述儒家传统的帝王之学，治国之道，深受器重。忽必烈受命总制漠南汉地军事，姚枢建议在与南宋接壤地区屯兵，积谷守边，徐图灭宋，被采纳。后从忽必烈攻大理、鄂州（今湖北武汉），咨谋军中，屡谏屠戮。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姚枢以藩府旧臣预议朝政，参定一代制度，任东平宣抚使、大司农、中书左丞，出为河南行省金事，入拜昭文馆大学士，终于翰林学士承旨职位。

　　（姚大力）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

　　（1190～1244）　13世纪蒙古国大臣。字晋卿。契丹人。辽太祖耶律亿九世孙。父耶律履，仕金，官至尚书右丞。楚材世居金中都（今北京），自幼就学，博览群书，旁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金章宗时曾任开州同知，宣宗时任左右司员外郎。

　　1215年，蒙古军攻占中都。1218年，成吉思汗召耶律楚材至漠北，次年同行西征。耶律楚材追随成吉思汗多年，被当作书记官和占卜星相家使用，虽为亲近，但未能施展其才。成吉思汗去世，拖雷监国期间和窝阔台即位后，他日益受到重用。1231年，任掌汉文字的必阇赤长（汉人称为中书令或中书侍郎），于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政策与措施。

　　在经济方面，楚材通过在中原设立十路课税所，每年为蒙古政权征收到大量财赋。他阻止蒙古贵族改农田为牧场的企图；建议把汉族武装地主私占的奴隶、农奴和蒙古诸王大臣将校的驱口收为国家编户；劝阻大规模屠城，保护了大量社会劳动力；反对蒙古贵族的苛征暴敛，反对西域商人对人民的高利贷剥削和汉、回商人的扑买课税剥削制度。他的主张有一部分得到实施，使多年来遭到战争破坏的中原汉地社会经济初步得到恢复。

　　在政治方面，楚材既反对蒙古诸王功臣“裂土分民”，又限制割据各地的汉族武装地主所掌握的军、政、司法、经济权力，制定和实行了一些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如定君臣礼、五户丝制（见科差）、军民分治制等。

　　北京颐和园内耶律楚材祠前殿和碑刻

　　在文化方面，楚材推行了保护、优待、任用儒士的政策。1230年，由他奏请后任用的十路课税正副使共二十员，都是儒士。1238年，奏请在中原诸路举行儒士考试，选取儒士四千零三十人，这些中选儒士有不少人后来成为元世祖时名臣。

　　在窝阔台晚年及去世之后，皇后乃马真氏宠信奥都剌合蛮等，耶律楚材渐被排挤。不久，抑郁而死。

　　耶律楚材的著作有诗文集《湛然居士集》、《西游录》及《庚午元历》等。

　　参考书目

　　王国维：《耶律文正公年谱》，《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内编，1927。

　　韩儒林：《耶律楚材在大蒙古国的地位和所起作用》，《江海学刊》1963年6月号。

　　（余大钧） 
　


    
耶律斜轸
  　　耶律斜轸

　　（？～999）　辽景宗、圣宗朝名将。字韩隐。契丹族。于越耶律曷鲁之孙。保宁元年（969），由北院枢密使兼北府宰相萧思温荐于景宗，遂受器重，授西南面招讨使。八年，升南院大王。乾亨元年（979），宋太宗赵炅统军攻北汉都城太原，耶律斜轸奉命与南府宰相耶律沙、冀王耶律敌烈援北汉，在白马岭战败。宋军乘胜灭亡北汉，进围辽南京幽都府（今北京）。辽军迎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耶律斜轸与耶律休哥分左右翼夹击，大败宋军，宋太宗乘驴车逃走。同年，以燕王韩匡嗣等南攻宋，败还。辽圣宗统和元年（983），为枢密副使、守司徒。承天皇太后执政，耶律斜轸在太后前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互易弓矢鞍马，约以为友，进为北院枢密使。三年，为都统，与驸马都尉萧恳德领兵征女真。次年，宋军兵分三路攻燕云。耶律斜轸为山西路兵马都统，随承天皇太后救燕，取蔚州（今河北蔚县）、寰州（今山西朔县东）、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地，俘宋将杨业，以功加守太保。后封魏王。十七年，从承天皇太后南下攻宋，死于军中。

　　（韩志远） 
　


    
耶律休哥
  　　耶律休哥

　　（？～998）　 辽景宗、圣宗朝名将。字逊宁。辽皇族。应历（951～968）末，任惕隐（职掌皇族政教的官）。景宗乾亨元年（979），宋太宗赵炅亲征辽，破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南京统军使萧讨古等所部，围南京幽都府（今北京）。耶律休哥代耶律奚底率五院军驰援，与南院大王耶律斜轸所率六院军分进合击，大败宋军于高梁河。耶律休哥身负三伤，乘轻车逐宋太宗至涿州（今河北涿县）。二年，升北院大王，总领南面戍兵，败宋军于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因功获得于越尊号。统和元年（983），改任南京留守，兼南面行营总管，总南面军务，许便宜从事。任上均戍兵，立更休法，劝农桑，修武备，成效颇著。四年，大破宋军主力幽州道行营都部署曹彬、幽州西北道行营都部署米信等部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封宋国王。复从承天皇太后南征，充先锋，于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大败宋将刘廷让军。耶律休哥在戍守南边时，能省赋役，恤孤寡，且戒戍兵无事不得犯宋境，以便于军民休息。十六年死。

　　（张正明） 
　


    
耶律乙辛
  　　耶律乙辛

　　（？～1083）　辽道宗朝大臣。字胡覩衮。辽五院部人。辽兴宗重熙（1032～1054）间，由文班吏累迁护卫太保。道宗清宁五年（1059），为南院枢密使，不久改知北院，封赵王。后平耶律重元之乱，拜北院枢密使，进封魏王。咸雍（1065～1074）间，加守太师，受诏对四方军旅许便宜从事。他擅权跋扈，势振中外，贿赂公行。大康元年（1075），皇太子耶律濬始预朝政，总领北南枢密院事，使其不法行为受到限制。耶律乙辛曾诬告太子母皇后萧观音和伶人赵惟一有私，致道宗赐皇后死。三年，又与北府宰相张孝杰勾结，诬太子耶律濬谋篡位。道宗废耶律濬为庶人，并派刺客杀耶律濬于囚所。此后，道宗对他的用心逐渐有所觉察。五年，他虽获得于越尊号，但改官为知南院大王事；近一年后，又贬官为知兴中府事。七年末，以鬻卖禁物入外国的罪名，被囚系。九年，他密谋逃亡，事泄，被缢杀。

　　（张正明） 
　


    
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

　　（Jesuits）　耶稣会（The Society ofJesus）成员的统称。外文通常在人名之后用S.J.表明；在中国又多指在华传教的耶稣会传教士。耶稣会为天主教修会之一。又名耶稣连队。

　　1534年由西班牙贵族伊纳爵·罗耀拉在巴黎创立，1540年教皇保罗三世批准。其最高权力机构是耶稣会公会，隶属于教皇，下分省会、协作区、独立的副省会等。耶稣会士须立“三绝”誓愿，绝对效忠教皇和服从总会长。1773年，教皇克雷芒十四曾解散该会。1814年，教皇庇护七世又予恢复。耶稣会成立不久，即开始向亚洲、非洲、美洲派遣传教士。它向中国派遣传教士始于明嘉靖年间。第一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1506～1552）于嘉靖三十年（1551）抵广东海面上川岛，次年卒于该岛。三十九年第一批耶稣会士抵达澳门。万历四年（1576）澳门教区成立。崇祯六年（1633）前，所有派往中国的欧洲诸国耶稣会士，均由里斯本出发，经澳门进入中国内地。

　　万历三十二年，中国内地耶稣会从澳门教区独立出来。四十三年经总会长阿瓜维瓦批准，成为独立的副省会。至明末，历任中国耶稣会首领和副会长的有卡布拉尔、孟三德、利玛窦、龙华民、罗如望、阳玛诺、傅泛济、艾儒略。自1552年至1800年，在华外国耶稣会士约七百八十多名，中国耶稣会士约一百三十多名。来华耶稣会士中，葡萄牙籍最多，其次是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瑞士籍的。耶稣会在中国发展很快，崇祯十年有教徒四万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达三十万。康熙六年有教堂一百五十九座，遍布于今浙江、福建、河南、湖北、江苏、广西、广东、山西、陕西、山东、四川、云南、河北等省及北京。

　　利玛窦墓碑北京阜成门外车公庄

　　中国耶稣会的开创者是意大利人利玛窦。他于万历十一年入居肇庆。在耶稣会远东巡视员范礼安领导下，为耶稣会在华传教需要，他制订了一整套入乡随俗的“调和策略”，主要内容包括：结交中国士大夫和中国朝廷；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和其他人文科学；遵行儒家习俗，尤其赞同中国教徒实行祭祖祭孔礼仪。这一策略为后来大多数耶稣会士所执行。他们结交的士大夫，如沈一贯、叶向高、徐光启、邹元标、焦竑、沈德符、李贽、李之藻、章潢、方以智、何乔远、袁宏道、袁中道、杨廷筠等均是万历、天启、崇祯朝的重要人物与知名之士。其中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受洗入教，成为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南明时的耶稣会士中，毕方济与弘光、隆武、永历三帝结交；瞿安德在永历朝掌管钦天事；卜弥格曾作为王太后使节出使罗马。在中国学者与文人帮助之下，耶稣会士翻译、撰写了许多种有关天文、历算、地理学、物理学以及语言学的著作，把西方科学技术和人文科学传播到中国。其影响显著者，数学有利玛窦口授、徐光启笔译的《几何原本》；天文学有徐光启督领、耶稣会士邓玉函、龙华民、罗雅各和汤若望参加修撰的《崇祯历书》（一百三十七卷）；地理学有利玛窦编著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地图和艾儒略的《职方外纪》；物理学有邓玉函口授、王徵绘译的《奇器图说》；语言学有利玛窦《西字奇迹》（今改名《明末罗马字注音文章》）和金尼阁《西儒耳目资》。

　　对耶稣会士传播的基督教，明末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徐光启等认为它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南京礼部尚书沈漼等人则认为它“诳诱愚民”，“志将移国”。因而导致明末思想界护教与反教的论争。这种论争一直延续到近现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术界从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角度，对明清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成就、影响和作用等，相继发表过一些著述和评介。一般认为，明清传教士作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的媒介，在中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活动中，向中国传播西方知识，向西方介绍中国思想文化，对丰富当时中国学者的知识、开阔中西学者的眼界，对明末清初思想、学风的变革，都有一定贡献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传教士是否向中国引入了近代科学，尚存在争论。有些学者认为，当时的传教士是“宗教反改革的先锋”，其学说是为“宗教反改革服务的”，是为反对近代思想与近代科学服务的，其思想体系是陈腐不堪的经院神学，是与近代科学和近代思想格格不入的，因此他们传入中国的多非近代科学，在思想理论上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

　　（林金水） 
　


    
也里可温
  　　也里可温

　　（Erkehün）　 元朝人对基督教徒和教士的通称。又译作也里克温、也立乔。或称迭屑（tarsa），即唐代《大奏景教流行中国碑》所见的“达娑”，是袭用波斯人对基督教徒的称呼。也里可温一词的语源迄无定说，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源自希腊语ερχων。基督教的聂思脱里一派在唐初传入中国，称大奏景教。845年唐武宗灭佛，所有西来的宗教都被禁止，景教遂趋绝灭。辽、金时期，它在中国西北和北方的一些游牧民如乃蛮、克烈、汪古等部中又颇为盛行。蒙古几次西征中，大批西亚、东欧的基督教徒被裹胁或俘掠东来，充任官吏、军将、工匠或勒充驱奴，其中大多数随着蒙古统治者进入内地，分散居住在全国各地。据载元初仅大都地区就有聂思脱里派教徒三万多人，设有契丹、汪古大主教区管理，西北地区还有唐兀等大主教区的设置。罗马天主教则是在1294年左右由教皇派遣东来的圣方济各会士孟特·戈维诺所传入。戈维诺在大都城中曾建有教堂两所，先后受洗礼的约有六千人。所有组成为左卫、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的阿速人都是天主教的信奉者，人数达三万。罗马教廷在1307年正式任命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大主教与东方总主教。随后在泉州也建立了主教区。

　　元朝对于各大宗教的基本政策是广蓄兼容。基督教和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一样，可以自由传教，为皇帝祷告祝寿。在中央设立崇福司，秩从二品，掌领马儿（mar，景教主教的尊称）、哈昔（hasia，僧侣）、列班（rabban，教师）、也里可温、十字寺祭享等事。仁宗延祐二年（1315），改司为院，省并天下也里可温掌教司七十二所，足见当时基督教在全国分布之广。在元朝的公牍中，常以也里可温与各路诸色人户并举，也说明这种人遍及各路，人数相当多。以镇江为例，就建有大兴国、云山、聚明、四渎安、高安、甘泉、大光明、大法兴等八所聂思脱里教派的道院；在三千八百四十五家侨寓户中，也里可温为二十三家。元政府对待也里可温人户，同佛、道、答失蛮和儒户一样，优免差发徭役，但规定“种田入租，贸易输税”。这些教徒依仗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多方逃避赋税，因此这一条规定屡申屡坏。当时的大商人中，不少是基督教徒。任平章政事、领崇福使的爱薛，镇江府路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御史中丞马祖常等都是当时有名的基督教徒。其他以政事、特长而见于记载的基督教徒甚多，他们中有的已具有颇高的汉文化修养。

　　随着元朝的灭亡，基督教又一度在中国泯灭。直到明朝后期，才又见天主教东来的记载。

　　参考书目

　　周良霄：《元和元以前中国的基督教》，《元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北京，1982。

　　（周良霄） 
　


    
也先
  　　也先

　　明代蒙古瓦剌部首领。又译额森。出身于准噶尔部，姓绰罗斯氏，顺宁王马哈木孙，脱懽子。祖孙世掌瓦剌之政。正统四年（1439）脱懽死，也先嗣位，称太师淮王，常与明朝有贡使往还。可汗脱脱不花仅以元裔之名为君，不相临制。也先在脱懽兼并蒙古各部的基础上向外扩张，西攻哈密，又大规模地出讨蒙兀儿斯坦，并与沙州（今甘肃敦煌）、赤斤蒙古（今玉门市西北）诸卫首领通婚；东破兀良哈，胁逼高丽。使东至女真，西至赤斤蒙古的广大地区，皆受其约束，正统十四年（1449）大举侵明，在土木之变中俘虏明英宗，并胁裹英宗包围北京城，后被于谦击却，议和，送还英宗，恢复贡市。此后，他杀脱脱不花，自立为大元田盛（天盛）大可汗，建号添元，设左右丞相及行省，又采取一系列统治措施。但也先的统治为时很短。先是女真诸部起而为乱；后兀良哈因不堪其征敛与骚扰，也起而反叛；内部又因其合兵南侵，利多归于己，而弊则均受，引起部下不满。也先荒于酒色，恃强益骄，致其众日益离心，走散大半。景泰五年（1454）为部下阿剌知院等所杀，瓦剌势衰。

　　（贾敬颜） 
　


    
野利仁荣
  　　野利仁荣

　　（？～1042）　西夏开国重臣。西夏景宗李元昊皇后野利氏疏族。学识渊博，熟悉历史。西夏建国前后创制典章制度，多参与谋划。曾建议根据西夏境“蕃汉杂处、好勇喜猎”的特点，“顺其性而教之功利，因其俗而平以刑赏”，使“民乐战征，习尚刚劲”，对景宗规定各种制度有重大影响。大庆元年（1036）秉承景宗旨意创造蕃书（见西夏文），成十二卷，字形方整，笔画繁复。群臣上表称颂，景宗遂下令改元，确定为国字，颁行境内。又设蕃汉二字院，分别掌管与宋朝、吐蕃、回鹘等王朝的文字往来。

　　景宗正式称帝时，野利仁荣和大臣杨守素实为谋主。立国后，官为没宁令（即天大王），主持政务。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建蕃学，又受任主其事，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以蕃文书写，教授蕃、汉官僚子弟，使学成后量授官职。各州也设置蕃学。五年死，赠富平侯。天盛十四年（1162），西夏仁宗李仁孝为表彰其制蕃字功，追赠为广惠王。

　　（史金波） 
　


    
野史
  　　野史

　　见中国史学史。 
　


    
叶什勒库勒
  　　叶什勒库勒

　　清代旧地名。原名伊西洱库尔。因其南有伊西洱库尔淖尔（又名叶什勒池）而得名。该地原是清朝西布鲁特（柯尔克孜族）的游牧地，牧者夏聚秋散，北有小径通安集延，西限大岭，逾岭而南，则拔达克山境。乾隆二十四年（1759），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后，制乾隆御碑（又称乾隆纪功碑）立于伊西洱库尔淖尔北十里的伊西洱库尔，即叶什勒库勒。乾隆御碑处后又称苏满，今名苏满塔什。光绪十年（1884），中俄签订《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自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向南”。1889年，于乾隆御碑处设苏满营卡。1892年，俄国侵吞帕米尔，清政府被迫撤去苏满等营卡。叶什勒库勒等地遂为俄国占领。

　　（王铨忠） 
　


    
叶适
  　　叶适

　　（1150～1223）　南宋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宋孝宗赵眘淳熙五年（1178），中进士第二名。官至太常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曾向丞相推荐永嘉学派的前辈陈傅良等三十四人，后皆召用，时称得人。宋光宗嗣位，由秘书郎出知蕲州（今湖北蕲春），入为尚书左选郎官。宋宁宗时，历任权吏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以战功进宝文阁待制，兼江、淮制置使。韩侂胄仓促发动对金战争，兵败被诛。叶适被诬附和韩侂胄起兵，落职奉祠者凡十三年。晚年居永嘉城外水心村，潜心著述，人称水心先生。

　　政治上，叶适是主战派，但主张首先修筑堡坞，巩固边防，徐图进取，反对冒险进军。经济上，他主张理财，称“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并认为应当把“理财”同“聚敛”区别开来。思想上，他主张“务实”，反对理学家坐而论道，脱离实际，指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特别是后期，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等著作中，对传统哲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反思。他反对道“先天地生”和“尽遗万物而特言道”的唯心主义观点，将《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的命题改换成“不可须臾离物也”，并认为这才是孔门儒者的真正传统，所以“《周官》言道则兼艺”，“《诗》称礼乐未尝不兼玉帛、钟鼓”。此外他对理学家奉为宗旨秘义的“太极”作了根本的否定，认为把《易传》当作孔子的著作，本身就是一种附会。同时，他还通过否定“曾子亲传孔子之道”的说法，批判了理学家的道统传授说。朱熹则批评叶适的永嘉之学“大不成学问”。

　　叶适学说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和批判精神，继承了北宋中期以来宋学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的优良传统，在儒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在“天下争言性命之学”的时候，叶适挺身而出，和陈亮同倡事功之学，与当世大儒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分庭抗礼，鼎足而三，尤属难能可贵。在诗文创作上，叶适才气奔逸，雄赡风发，自成一家。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习学记言序目》行于世。

　　（陈植锷） 
　


    
叶挺
  　　叶挺

　　（1896～1946）　 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军事家。字希夷。1896年9月10日（清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四）生于广东省惠阳 县周田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次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赴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9月回国后到广州，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处处长、独立团团长。1926年，在北伐战争中率独立团为先遣队讨伐军阀吴佩孚，在湖北汀泗桥和贺胜桥等战役中屡建战功，被誉为“北伐名将”。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1927年8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后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同年12月参加领导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司令。在中国革命的转变关头，为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广州起义失败后，因受到中共广东省委领导的责难和共产国际某些人的冷遇而消沉，与党脱离关系，流亡欧洲，后到澳门隐居。抗日战争爆发后，出任新四军军长，指挥部队挺进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5月，穿越日军封锁线，北渡长江，在皖中主持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部队挺进皖东敌后，在津浦路东西两侧建立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初，日军五千余人在空军配合下进犯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他指挥军直属队顽强苦战，毙伤日军数百人，将敌击退。1941年1月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身陷囹圄，坚贞不屈，曾作《囚歌》明志。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多次交涉，于1946年3月4日获释。出狱后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被中共中央批准。4月8日自重庆赴延安，因飞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遗体葬于延安“四八”烈士陵园。

　　（姚仁隽） 
　


    
叶宗留起义
  　　叶宗留起义

　　明代正统年间叶宗留领导的矿徒起义。明朝初年，金银等矿皆属官矿，由国家经营，严禁民间开采。明中叶后，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普遍使用白银，朝廷更屡下禁令，封禁矿区，加重“盗矿”处罚，以达到严格控制矿源的目的。但明中叶土地兼并日趋激烈。农民处境急剧变化，他们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背井离乡进入深山，从事开矿，以图温饱。叶宗留，庆元（今属浙江）人。正统七年（1442），他与王能、郑祥四、苍大头、陈恭善等聚众千余人，进入浙闽赣交界的仙霞岭山区开采银矿，但在朝廷的逼迫下，仍然不能维持生计，遂于十年起义。起义军进攻永丰（今江西广丰），大败明政府派往镇压的官军，但永丰知县邓容以招抚手段使王能等三十五人投降，又诱杀郑祥四、苍大头等三百多人。叶宗留率众逃到处州（今浙江丽水）、云和（今属浙江）、政和（今福建松政东南）等地，继续采矿，同时积聚力量，准备伺机再起。十二年叶宗留重举义旗，自称“大王”，攻打政和县城后，还师庆元，发展队伍，训练部卒，随后转战福建浦城、建阳、建宁（今福建建瓯）。不久，分兵于江西铅山（今上饶西南）车盘岭，控制了闽、浙、赣交界地带，声势大振。十三年春，福建爆发邓茂七起义，明朝统治者派遣都御史张楷，都督刘得新、陈荣前去镇压，叶宗留为配合福建义军，将这支官军阻于广信（今江西上饶）、铅山等地，使之不得进入福建。十一月，在建阳黄柏铺，叶宗留起义军与官军进行了殊死战斗。叶宗留身着红衣，率领起义军奋勇杀敌，不幸中流矢牺牲。起义军拥戴其子叶希八为领袖，在玉山（今属江西）十二都激战，大败明军，杀都督陈荣、指挥戴礼，都御史张楷逃奔福建。此后，起义军更加壮大，与邓茂七起义军互为声援，明军两面受敌，疲于奔命。叶希八又率师回浦城，攻占龙泉（今属浙江），屯于云和、丽水。陶得二、陈鉴胡率众加入。以后，主力入据云和山中。不久，直捣处州。守将频频告急，明廷命都指挥徐恭为总兵官，率兵两千驰往救援，也为起义军声势所吓，守城不敢出。叶希八一面攻打处州，一面声言夺取金华，又分兵广信，杀永丰知县邓颙。陈鉴胡破浙江松阳（今浙江丽水西）、龙泉，活动于浙江武义、义乌、东阳一带，自称太平国王，改元泰定。但不久受招降。十四年五月，明军在镇压了邓茂七起义后，由闽入浙，集中兵力围攻叶宗留起义军余部。在张楷的诱逼之下，景泰元年（1450），叶希八、陶得二先后投降，起义失败。明统治者血腥屠杀这一地区的起义者及百姓，在起义军主要根据地铜塘封禁数十里，山塘地皆不得耕种，并为加强统治，于次年在浙江分丽水、青田两县为云和、宣平、景宁三县，在福建置永安、寿宁两县。

　　（万明） 
　


    
邺
  　　邺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富庶繁盛的大都市之一。魏王曹操、后赵、前燕、东魏、北齐先后在此建都。邺本有二城。北城为曹魏在旧城基础上扩建，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北临漳水，城西北隅自北而南有冰井、铜爵、金虎三台。近代漳水南移，故址大都已在漳水之北，即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三台村迤东一带。南城兴建于东魏初年，在今漳水之南，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较北城大，在今河南安阳县境内。

　　邺原为东汉末年冀州治所，河北平原统治中心。韩馥、袁绍前后为州牧居地。建安九年（204），曹操破据有邺城的袁氏残余势力，领冀州牧，即以邺为根据地经营河北。继而为丞相，封魏公，晋爵魏王。此后，东汉名义上的都城在许（今河南许昌东），实际政治中心是魏都邺城。

　　石狮　河南临漳邺城铜雀台遗址出土

　　曹丕代汉建魏后迁都洛阳，邺长期为北方商业和军事大城市。魏文帝黄初二年（221），以广平（今河北鸡泽东南）、阳平（今河北大名东）、魏（治所在邺）为“三魏”；同时又以长安（西汉故都）、谯（魏帝本贯）、许昌（汉献帝旧都）、邺与洛阳合称“五都”，足见邺之重要。

　　十六国时，后赵石虎将都城从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迁至邺城，改太守为魏尹。此后汉人冉闵建立魏国，亦都于此。前燕慕容儁灭冉魏，初都于蓟（今北京），后亦迁都于邺。前秦苻坚曾以王猛为冀州牧，居邺。北魏孝文帝立相州，以邺为州治。东魏天平元年（534），高欢入洛阳，立孝敬帝，迁都于邺。北齐亦建都于此，改魏尹为清都尹。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北齐，改邺为相州魏郡治所。周静帝大象二年（580），大丞相杨坚企图代周之际，相州总管尉迟迥从邺起兵讨伐，失败。杨坚焚毁邺城，千年名都化为废墟。

　　（卢开万） 
　


    
夜郎
  　　夜郎

　　汉代西南夷中较大的一个部族。或称南夷。原居地为今贵州西部、北部、云南东北及四川南部部分地区。秦及汉初，夜郎已进入定居的农业社会。地多雨潦、少牲畜、无蚕桑，与巴、蜀、楚、南越均有经济联系。蜀地的枸酱等土产，常经夜郎运到南越。

　　西汉初，竹王多同兴起于遯水（今贵州北盘江），自立为侯。建元六年（前135），武帝遣唐蒙入夜郎，招抚多同，并于元光四至五年（前131～前130）在其地置数县，属犍为南部都尉。汉对西南夷的经营从此开始。元光六年，汉在西南夷地区设置驿站，以便交通；同年，司马相如等又奉使宣抚。元鼎五年（前112），武帝征南越，因夜郎等不听调遣，乃于翌年发兵平定西南夷之大半，在其地设牂柯郡（治今贵州关岭境）与夜郎等十余县，同时暂存夜郎国号，以王爵授夜郎王，诸部族豪酋亦受册封。西汉末，夜郎王兴与鉤町王禹、漏卧侯俞连年攻战。河平二年（前27），牂柯太守陈立杀夜郎王兴，夜郎国灭。夜郎立国共三四百年。建夜郎国者究系何族，众说纷纭，主彝、苗、仡佬、布依等族先民者均有之。传世贵州古彝文经典《彝族世系》有“彝族天生子，多同来抚育”，“多同权威高，多同天宫主”，“祖宗变山竹，山竹即祖宗”等记载；传说多同亦称金竹公，可见彝族视多同为祖先。又据，今在威宁县出土的汉代陶器上有刻划符号四十多个，其中二十八个一般认为是古彝文，果然如此，则汉代贵州西部已住有彝族先民，并具较高文化，夜郎国或即为彝族所建。按夜郎及其附近诸部落自战国时代以来便与秦、楚、南越诸地有贸易关系，至西汉成为汉郡县后，日益受到汉文化影响，中原的钢铁制品、手工业品、生产工具与灌溉技术等都很快输入夜郎地区，近年考古工作者在这一带挖掘的很多汉墓中的遗存足资证明。但这些遗存同时证明一部分土著习俗文物也遗留了下来。

　　夜郎人的青铜矛　贵州清镇玡珑坝出土

　　（侯哲安） 
　


    
“一·二八”事变
  　　“一·二八”事变

　　1932年1月2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武装进犯上海的事件。因为遭到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又称“一·二八”淞沪抗战。“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其占领中国东北、拼凑伪满洲国的注意，及蓄谋占领上海，于1932年1月18日制造了日本僧人无故寻衅滋事被殴的“日本和尚事件”。21日，日本以此为借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及四项无理要求，即道歉、惩凶、赔偿损失和取缔民众排日运动等。28日夜11时许，在上海市政府答复接受其所提要求后，又提出撤除闸北中国驻军及防御设施问题。12时，不等答复，即向闸北中国驻军发起攻击，战争爆发。

　　日军炮兵轰击上海市区

　　蒋廷锴在阵地指挥第十九路军抗击日军

　　当夜，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兼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等人领导下奋起抵抗，迫使日军于次日晚表示接受英美等国调停，暂行停战。2月3日，战事复起，日军分三路围攻闸北，同时猛攻吴淞，但均被击退。7日后，日本先后增调混成旅团、师团各一到沪参战，并两次改任司令官，加强指挥。20日起日军向吴淞、江湾、闸北发动全面进攻。23日，十九路军在庙行与日军展开决战，击毙日军三千余人，自身也阵亡将士两千余人。

　　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日本工厂的工人举行抗日总同盟罢工；上海各界人士组织反日救国会，纷纷参加抗日义勇军、运输队、救护队等。但南京政府妥协退让，2月24日后日本再次改派司令官，增援两个师团到沪参战。十九路军除得到第五军前来助战外，未获南京政府的任何援助。3月1日，日军发动以江湾为中心的总攻击，十九路军不得不下令撤退。2日，日军占领大场、浏河。3日，在英美等国调停下，日中双方宣布停战，24日开始谈判。5月5日国民政府同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规定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而日军则可留驻上海。日本通过“一·二八”事变，达到了拼凑伪满洲国（3月1日宣布成立）和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屈服的双重目的。

　　（曾业英）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今北京）爆发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

　　1935年，日本为继续向华北扩张，加紧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自治运动”。5～7月，通过“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分主权。11月，提出《华北高度自治方案》，诱胁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宣布“自治”，并策动河北省滦榆区兼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率先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坚持妥协退让的方针，于6月10日发布“睦邻敦交令”，12月7日批准成立半独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整个华北面临着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危险。

　　在这民族危机空前加剧的紧急关头，中共中央发表了《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1月13日再次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北平学生成立了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决议发动各校学生吁请南京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何应钦宣布抗日。12月9日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东北大学、北平第一女子中学、北师大女附中等大中学校学生冲破军警阻拦，结队前往行政院驻平办事处所在地中南海请愿，“一二·九”运动爆发。

　　12月9日上午十时半，除清华、燕京等城外各校学生因军警关闭城门受阻于西直门外，以东北大学为首的城内各校学生一二千人汇集新华门前，要求面见何应钦，并提出六项要求：①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②宣布中日交涉经过；③不得任意捕人；④保障地方安全；⑤停止一切内战；⑥保障言论、集会、结社、出版自由。何避而不见，派秘书出面敷衍，学生们遂愤而改请愿为示威游行，高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沿西长安街、西单、西四，转道沙滩向天安门进发。途中，辅仁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学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增至二三千人。在王府井南口，学生们再次遭到军警木棍、皮鞭、水龙的袭击，不少学生受伤、被捕。为抗议当局的镇压，各校学生自10日起实行总罢课。（参见彩图插页第135页）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出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6日成立的消息。市学联决议是日发动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16日上午十一时左右，城内万余学生齐集天桥广场举行市民大会，通过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八项决议案。随后，学生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整队向前门进发。由于城门关闭，在前门外再次召开市民大会，通过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九项决议案，并在宣武门一带为进内城与军警展开搏斗。是日总计被捕学生二三十人，受伤近四百人。

　　北平学生游行队伍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全国青年学生、社会各界和海外侨胞的广泛响应和支持。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相继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广州、上海及沪杭甬的铁路、邮务工人先后集会，通电声援学生运动。上海等地的工商、妇女、文化、宗教界和海外侨胞纷纷成立救国会，发表宣言，支持学生斗争，呼吁抗日救国。北平学联为击破南京政府拉拢学生“赴京聆训”等阴谋，决议组织学生到农村去扩大宣传。1936年1月初，平津学联联合组成“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平汉铁路沿线的华北农村，宣传抗日救国，并在斗争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进青年群众性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

　　学生在群众大会上演讲，动员人民起来抗日

　　“一二·九”运动掀起了中国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开辟了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青年学生运动的正确方向，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的光辉篇章。

　　（曾业英）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

　　明代中叶后赋役方面的一项重要改革。初名条编，又名类编法、明编法、总编法等。后“编”又作“鞭”，间或用“边”。主要是总括一县之赋役，悉并为一条，即先将赋和役分别合并；再通将一省丁银均一省徭役，每粮一石编银若干，每丁审银若干；最后将役银与赋银合并征收。

　　一条鞭法改革主要是役法改革，也涉及田赋。明代徭役原有里甲正役、均徭和杂泛差役。其中以里甲为主干，以户为基本单位，户又按丁粮多寡分为三等九则，作为编征差徭的依据。丁指十六至六十岁的合龄男丁，粮指田赋。粮之多寡取决于地亩，因而徭役之中也包含有一部分地亩税。这种徭役制的实行，以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广泛存在及地权相对稳定为条件。明中叶后，土地兼并剧烈，地权高度集中，加以官绅包揽、大户诡寄、徭役日重、农民逃徙，里甲户丁和田额已多不实，政府财政收入减少。针对这种现象，不少人提出改革措施，国家从保证赋役出发，遂逐渐把编征徭役的重心由户丁转向田亩。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作用的上升，也为这一变革创造了条件。

　　早在宣宗宣德年间（1426～1435）江南出现的征一法，英宗正统年间（1436～1449）江西出现的鼠尾册，英宗天顺（1457～1464）以后东南出现的十段锦法，至成化年间（1465～1487）浙江、广东出现的均平银，弘治年间（1488～1505）福建出现的纲银法，都具有徭役折银向田亩转移的内容。但这些改革只是在少数地区实行。推行全国的一条鞭法是从嘉靖九年（1530）开始的。实行较早的首推赋役繁重的南直隶（约今江苏、安徽）和浙江省，其次为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但这时也只限于某些府、州、县，并未普遍实行。由于赋役改革触及官绅地主的经济利益，阻力较大，在开始时期进展较慢，由嘉靖四十年至穆宗隆庆（1567～1572）的十多年间始逐渐推广。万历初首铺张居正执政时期，经过大规模清丈，才在全国范围推行，进展比较迅速。万历十年（1582）后，西南云、贵和西北陕、甘等偏远地区也相继实行。但即在中原地区，有些州县一直到崇祯年间（1628～1644）才开始实行。这一改革由嘉靖至崇祯，前后历经百年。当时积极主张实行的，中央大吏除桂萼、张居正等人外，嘉靖间有大学士顾鼎臣、御史傅汉臣、吏部尚书霍韬；地方官吏中，嘉靖年间有江南巡抚欧阳必进、应天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江西巡抚蔡克廉、广东巡抚潘季驯等，而以历任广东、南直隶、浙江等省高级地方官的庞尚鹏，历任应天、江西巡抚的周如斗，以及隆庆间江西巡抚刘克济、应天巡抚海瑞、凤阳巡抚王宗沐等人推行尤力。

　　一条鞭法的实行，在役银编征方面打破了过去的里甲界限，改为以州县为基本单位，将一州县役银均派于该州县之丁粮。编征时并考虑民户的土地财产及劳动力状况，即所谓“量地计丁”。据隆庆四年（1570）户部奏：江南布政司所属府、州、县各项差徭，通计一岁共用银若干，照依丁粮两项编派，有丁无粮者作为下户，仍纳丁银；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俱照丁粮并纳”。此经批准“著为定例”。可见“量地计丁”是当时编征役银的基本原则。

　　一条鞭法执行过程中，各地区具体做法有很大差异。有的固定丁粮编征的比例，如南直隶江宁、庐州、安庆等府，河南邓州（今河南邓县）和新野等县役银按“丁一粮三”比例编征，陕西白水县役银按“丁六粮四”比例编征；有的固定民每丁、粮每石或地每亩摊征的银额，如江苏嘉定县每丁摊征役银一分、每亩摊征役银七厘七毫，浙江余姚县每丁摊征役银五分、每亩摊征役银四厘，山东曹县每丁摊征役银七分二厘、每大亩摊征役银七分一厘；也有将役银全部摊派于地亩的，如广东始兴县每粮一石带征丁银二钱六分，山东鱼台县将役银均派于税粮。就役银由户丁摊入地亩的比例而言，除明代晚期少数地区将役银全部摊入地亩，户丁不再负担役银者外，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类：①以丁为主，以田为辅，以州县为单位，将役银中的小部分摊入地亩，户丁仍承担大部分役银。②按丁田平均分摊役银，即将州县役银的一半摊入地亩，另一半由户丁承担。③以田为主，以丁为辅，即将州县役银中的大部分摊入地亩，其余小部分由户丁承担。

　　差徭和田赋，对农民来说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剥削。在未实行一条鞭法以前，差徭之中虽然有一部分摊派于田亩，但所占比重很小。实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由户丁负担的部分缩小，摊派于田亩的部分增大，国家增派的差徭主要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已初步具有摊丁入地的性质。它不只减少了税目，简化了赋役征收方法，更重要的是赋役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具体反映了两个过渡，一是现物税和现役制向货币税过渡，一是户丁税向土地税过渡。但除少数府州县外，绝大多数地区的人丁还须承担多寡不等的役银，清代实行摊丁入地后，这一过渡才最终完成。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一条鞭法的出现具有一定历史意义。首先，明代中叶后，由于官绅地主的剧烈兼并，各里之间的土地多寡日益悬殊，原以里甲为编审单位的徭役制使民户的负担越来越不平均，不少农民破产逃徙。改行一条鞭法后，役银编审单位由里甲扩大为州县，对里别之间民户负担畸轻畸重的现象有一定调节作用，使由赋役问题产生的阶级矛盾暂时缓解，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其次，明初为保证赋役征发而制定的粮长制和里甲制，对人户实行严格控制，严重限制了人民的行动自由。一条鞭法的实行，使长期以来因徭役制对农民所形成的人身奴役关系有所削弱，农民获得较多的自由。另外，相对明初赋役制而言，一条鞭法较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商品生产的发展具有一定促进作用。赋役的货币化，使较多的农村产品投入市场，促使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为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明一代，一条鞭法未能认真贯彻执行。在已实行的地区，有的地方官府仍逼使农民从事各种徭役；有的额外加赋，条鞭之外更立小条鞭，火耗之外复加秤头；更严重的是藉一条鞭法实行加赋，有的地区条鞭原额每亩税银五分，崇祯年间有的加至一钱以上。

　　（李文治） 
　


    
一行
  　　一行

　　（683～727）　唐朝的天文学家、高僧。本名张遂。魏州昌乐（今河南南乐）人。贞观名臣张公谨的曾孙。张遂自幼聪敏，青年时期博览经史，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时人比之为孔子高徒颜回。武则天侄武三思慕名请与结交，遂隐入嵩山，削发为僧，师事禅宗大师普寂，法名一行。他访师求学，先后到剡州天台山、荆州当阳山学习佛教经律和天文。开元五年（717）唐玄宗李隆基礼迎一行至长安，向他征询治国之道。开元八年，天竺僧金刚智至长安传授密宗。一行从金刚智灌顶受法，此后成为唐代密宗的一位领袖。

　　开元九年，因据当时行用的历法所推算的日蚀多误，唐玄宗招请一行改历。一行首先对梁令瓒设计制造的黄道游仪（古代浑仪中一种，用于测量天体的坐标位置）木模进行了鉴定，支持梁令瓒用铜铁铸造成器。开元十二年，一行用此仪测量恒星的赤道坐标和对黄道的相对位置，并做了同汉代观测结果的比较研究。开元十三年，一行和梁令瓒合作设计制造了水力运转的浑象（类似于现代的天球仪），其上还附有自动报时的机械装置，被称为开元水运浑天俯视图。从开元十二年起，一行组织了全国十多个点的天文大地测量。其中南宫说等在今河南省四个点的测量工作最重要。他们测量了当地的北极高度、夏至日正午八尺标竿的影子长度，还测量了这四个位处一条子午线上的观测点之间的距离。经一行归算，求得南北两地相距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唐代尺度），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开元十三年，一行着手编历，逝世之前完成草稿。此后经张说、陈玄景等人整编成册。其中包括：《开元大衍历经》一卷七篇、《七政长历》三卷、《历议》十卷、《历立成》十二卷、《古今历书》二十四卷、《略例奏章》一卷、《天竺九执历》一卷。其中《历经》全文被录入新、旧唐书《历志》，《历议》、《略例奏章》被摘要录入《新唐书·历志》，因得存留至今。自开元十六年起，每年颁发根据《大衍历》推算的次年的历书。经检验证明，《大衍历》比以前所有的历法都更精密。其结构严谨，演算步骤合乎逻辑，为后世历法所师。《大衍历》对太阳周年视运动中速度变化的规律描述得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实际。它在日食计算中首次考虑了全国不同地点的见食情况。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的计算也比以往的历法更合乎科学。开元二十一年，《大衍历》传入日本。

　　一行在数学上也很有成就。他在《大衍历》中提出了自变数不等间距的二次差内插法；吸收印度传入的正弦函数，并用于编制天文数表；提出了含有三次差的近似内插公式。

　　一行叔祖父张大素撰《后魏书》，其中《天文志》未完成，后由一行续成为两卷。后人将此两卷补入魏收所撰《魏书》，为《天象志》的第三、四两分卷。一行还曾助金刚智译《陀罗尼经》；助印度善无畏译《大日经》七卷（存），并自撰《大日经疏》二十卷（存）；奉敕撰《释氏系录》一卷；著《摄调伏藏》十卷，《梵天火罗九曜》一卷（存）等。

　　参考书目

　　严敦杰：《一行禅师年谱》，《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1期，北京，1984。

　　（薄树人） 
　


    
伊本·拔图塔
  　　伊本·拔图塔

　　（IbnBattūta，1304～1377）元顺帝时来中国访问的非洲著名旅行家。摩洛哥（即宋元汉籍所载之默伽腊国）丹吉尔城人，伊斯兰教教徒，出身于法官世家。1325年，离乡赴麦加（元代史籍称为“天房”）朝圣，后决意周游世界。数年中，凡三至麦加，并游历了波斯、阿拉伯半岛和非洲东岸各地，曾至伊利汗国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及报达（巴格达）等城。1332年，由麦加出发，经埃及、叙利亚、小亚细亚，渡黑海，至速答黑（在苏联克里木半岛南部），入钦察汗国境。同年，随从钦察汗月即别之妃、东罗马公主省亲，至君士坦丁堡。返回钦察汗国都城撒莱（别儿哥汗所建新撒莱，今苏联伏尔加格勒附近）后，即继续东行赴印度，穿过里海北的钦察草原，经过察合台汗国的不花剌（布哈拉）、撒麻耳干（撒马尔罕）等城，于1333年秋抵印度河，至德里。他在德里留居约八年，德里算端授以哈的大师之职，待遇颇厚。1342年，元顺帝遣使臣至德里通好，德里算端命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随同元朝使臣回访中国。使团从古里（Calicut，今印度半岛西南海岸科泽科德）启航后，遇风漂没，伊本·拔图塔未及登舟，得免于难。元朝使臣脱难后来至俱兰（今印度西海岸奎隆），从这里搭本国商船回国。伊本·拔图塔因失去随员、礼物，不敢回德里复命，辗转游历于马尔代夫群岛、僧加剌（今斯里兰卡）、马八儿（在今印度半岛东南岸一带）等地，两三年以后始从朋加剌（孟加拉）乘商船至苏木都剌（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西北部八昔河下游，一说在其西的三马郎加），由此航海抵泉州。他在泉州幸遇先已回国的元朝使臣，由使臣转介于泉州地方官，奏报朝廷。在候旨期间，伊本·拔图塔曾到广州游历，回泉州后，即奉旨北上大都觐见。他大概只到过杭州，即折回泉州，乘船西还，1347年到达印度，决定返回故乡。途经阿拉伯半岛东岸、波斯湾、报达、叙利亚等地，又一次到麦加朝圣，然后回国，于1349年底抵摩洛哥都城非斯。此后他又去西班牙和中非、西非各地旅行。1354年，奉摩洛哥国王之命回到非斯，口述其旅行见闻，由国王所派书记官伊本·术札伊（Ibnjuzayy）用阿拉伯文笔录，著为旅行记一书。伊本·拔图塔的旅行记由于卷帙浩繁，一直以节本流传，从19世纪初起，先后被选译或全译为欧洲文字。其后法国人在摩洛哥发现了该书原本手稿全文。1853～1858年，由德弗列麦里和桑吉涅底二人合作校勘，连同其法文译文，分四卷出版。1958年，又出版了吉布的英译本。伊本·拔图塔在旅行记中，对中国的泉州、广州、杭州、大都等大城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述，尤详于各城伊斯兰教徒的情况。对当时中国与印度、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各地的贸易，以及中国航海船的构造等情况，书中也都有不少记载。此书对研究元代中外关系、中国伊斯兰教历史和西北诸汗国历史，都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伊本·拔图塔旅行记中关于中国纸币的记载

　　参考书目

　　Henry Yule，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vol.Ⅱ，Lon-don，1866。

　　H.Gibb（tr.），The Travels of lbn Battūta，Vol.Ⅰ，1958。

　　（陈得芝） 
　


    
伊犁
  　　伊犁

　　清新疆重镇及对新疆地区的泛称。汉称伊列，唐作伊丽，元称亦列，明清为瓦剌，是厄鲁特蒙古牧地。清伊犁将军管辖天山南北路，故伊犁可泛指新疆全境。一般仅指乾隆二十七年（1762）所设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的直辖区，即今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流域和拜卡达姆以东的培拉斯河、吹河、伊赛克湖流域。其南阻天山与喀什噶尔相连，东北隔勒布什河与塔尔巴哈台相接，西、北与右、左哈萨克为邻，西南与浩罕为邻。

　　境内以和（霍）尔果斯河为界，分东西两路。东路居伊犁河上游，筑九城。其中，惠远（今新疆霍城南）驻将军与参赞大臣，为新疆首府；绥定、塔勒奇、广仁、瞻德、拱宸（皆今霍城县境）及惠宁、熙春（皆今伊宁县境）等七城，驻扎屯田绿营官兵及满营；宁远（今新疆伊宁市）驻阿奇木伯克，管辖阿克苏等处移来维吾尔族屯田农民。西路广袤，居伊犁河中下游，除东部一隅有少量屯田分布外，均为哈萨克、布鲁特（今柯尔克孜族）牧地。清驻防官兵按时前往巡边、征税。

　　咸丰元年（1851），开惠远（后移宁远）为商埠，并驻领事官。同治三年（1864），新疆各地动乱，俄国趁机逼迫清廷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九年，俄国派兵侵占伊犁，至光绪七年（1881）曾纪泽使俄立《中俄伊犁条约》后始退离。据该两项不平等条约，伊犁西路尽为俄国所占。

　　光绪十年，新疆废旧制改建行省。十四年，置伊犁府，隶于伊塔（伊犁、塔尔巴哈台）道，设宁远、绥定二县，分驻道府。伊犁将军驻绥定，专辖伊塔边防及驻防营兵，兼管伊塔道。

　　（纪大椿） 
　


    
伊利汗国
  　　伊利汗国

　　（Il-qanulus）元朝西北宗藩国，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中叶统治波斯的蒙古汗国。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所建。旭烈兀及其继承者自称伊利汗。伊利（il），突厥语“从属”之意。

　　1221～1222年，成吉思汗在攻灭花剌子模的战争中，占领了波斯东部呼罗珊诸城。1231年，窝阔台遣大将搠里蛮统诸部军三万西征，攻灭在波斯西部复国的花剌子模算端（Sultan，阿拉伯语“国王”之意）札阑丁，征服和招降了波斯大部分地区。其后，谷儿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鲁迷（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王朝）等国也先后归附蒙古。窝阔台命搠里蛮领所部军队镇戍波斯，并设置了管辖阿母河以西波斯各省的行政机构。1251年蒙哥即位后，置阿母河等处行尚书省，以阿儿浑为行省长官，设治于呼罗珊的徒思城（今伊朗马什哈德附近）。1252年，蒙哥遣同母弟旭烈兀分镇波斯，统兵征讨尚未降服的国家，以搠里蛮军和出征怯失迷儿（克什米尔）等处的蒙古军并隶旭烈兀，又命诸王各从所属军队中签发十分之二随从出征。1256年，旭烈兀军攻灭盘踞祃拶答而（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诸山城的“木剌夷国”（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势力。其他伊斯兰教徒称他们为mulāhidah，意即“异端者”）。1258年攻陷报达（伊拉克巴格达），杀末代哈里发（Khalifat，伊斯兰教主的称号），灭黑衣大食（阿拉伯帝国阿拔斯朝）。1259年，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次年春，旭烈兀得知蒙哥卒于四川，于是留先锋怯的不花继续征进，自率其余军队退回波斯。九月，怯的不花军在阿音札鲁特被密昔儿（埃及）算端忽秃思军击溃，蒙古所占叙利亚诸城尽失。

　　旭烈兀回波斯后，获悉忽必烈已经即大汗位，并与幼弟阿里不哥发生了汗位之争，遂不再东返蒙古。他向争位双方派出使者，表示拥护忽必烈为大汗，指责阿里不哥。元世祖忽必烈遣使传旨，将阿母河以西直到密昔儿边境的波斯国土和该地蒙古、大食军民划归旭烈兀统治。于是，原由大汗政府直接管辖的波斯地区，实际上成为旭烈兀的领地，从而建立了又一个汗国。其领土东起阿母河和印度河，西面包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旭烈兀以蔑剌哈（今伊朗阿塞拜疆马腊格）为都城，设宰相以掌管全国政务，任命了各省长官，命长子阿八哈领汗国东部呼罗珊等省地。1262年，钦察汗国别儿哥汗为争夺旭烈兀控制下的阿塞拜疆地区，发兵来攻，双方激战两年多。别儿哥虽然退回，但此后两蒙古汗国经常为领土争端发生冲突。

　　阿八哈汗及其子阿鲁浑

　　1265年旭烈兀卒，诸王、大臣奉阿八哈嗣位。阿八哈以未得大汗许可，只权摄国政，同时遣使报丧，于是忽必烈派使者持诏立他为汗。现存1279年阿八哈颁发的一张敕令上，盖有汉字“辅国安民之宝”方印，当是忽必烈颁赐给他的王印。阿八哈即位后，始定都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以蔑剌哈为陪都。忽必烈大举攻宋，征工匠于阿八哈，回回炮手阿老瓦丁、亦思马因等入京应命，回回炮技术因而传入中国。1282年阿八哈卒，弟帖古迭儿（又名阿合马）继立。1284年，阿八哈子阿鲁浑声言其父尝受大汗册命，汗位应当属己，于是在权臣不花支持下起兵推翻其叔，并遣使入元奏报。忽必烈命他继承汗位，并授不花为丞相。在此之前，忽必烈遣孛罗丞相等出使伊利汗国，1284年到达。孛罗在元朝历任要职，学识丰富，阿鲁浑将他留在汗廷参议政事。阿八哈、阿鲁浑父子为夺取叙利亚之地，采取与欧洲基督教国家结盟的政策，和拜占廷帝国结亲，并遣使赴罗马教廷及英、法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1291年阿鲁浑卒，弟海合都（又名亦邻真朵儿只）继立。海合都挥霍无度，国库空虚，于是仿效元朝钞法，在孛罗丞相指导下印造发行交钞（见钞），但行用未久即废。1295年，权臣谋杀海合都，奉诸王拜都为汗，阿鲁浑子合赞起兵讨灭叛者，夺取汗位。合赞为取得当地封建主和穆斯林的支持，改信伊斯兰教，并定为国教。他的即位和改变宗教信仰，都得到元成宗铁穆耳的承认。1298年，合赞遣使入朝，贡珠宝等物。蒙哥时，曾以彰德路为旭烈兀分地，这时，成宗即将旭烈兀分地历年应得岁赋赐合赞。现存1302年合赞致法国国王信上，钤用汉字“王府定国理民之宝”方印，当是元朝新颁给伊利汗的王印。合赞即位后，大力进行社会改革，制定新的土地、赋税、驿站、货币等制度，限制蒙古贵族、将校和官吏对人民的横征暴敛，使农业、工商业得到发展，财政收入增加。他还鼓励发展科学文化，在首都兴建天文台，设立学校，命宰相拉施都丁编纂《史集》。合赞通晓多种语言，对天文、医学和许多工艺都颇有知识，尤精通历史，被誉为贤君。他与密昔儿的马木路克王朝为争夺叙利亚多次发生战争，察合台汗国的笃哇汗乘机攻占伊利汗国东部的吐火罗（今阿富汗东北部）之地。1304年合赞卒，弟合儿班答继立，号完者都汗，迁都于新建的孙丹尼牙（今伊朗阿塞拜疆苏丹尼耶）。合儿班答遵循其兄政策，仍用拉施都丁为宰相，继续发展经济、文化。拉施都丁除完成《史集》巨著外，还编纂了一部《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介绍中国历代的医学成就。这时，元成宗与笃哇、察八儿达成和议，蒙古皇室的内争暂停，东西驿路畅通，伊利汗国和元朝的使节往来更加频繁。1305年，合儿班答致信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宣告此事，信上钤用汉字“真命皇帝和顺万夷之宝”方印。1316年合儿班答卒，子不赛因嗣位，还都桃里寺。权臣出班有拥立之功，不赛因为他向元朝请封，1324年泰定帝授出班“开府仪同三司、翊国公”，赐银印、金符。出班专擅国政，诸子皆居要职，与不赛因发生矛盾。不赛因杀其第三子，出班举兵叛，兵败被杀。经过这次内乱，国势削弱，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和国内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同时迸发。

　　伊利汗国汗系表

　　1335年不赛因死后，伊利汗国迅速瓦解，权臣、统将各自拥立傀儡可汗，互相攻杀。1355年，钦察汗国札尼别汗攻入桃里寺，杀操纵朝政的出班后人，伊利汗努失儿完不知所终。在纷乱中，一些地方贵族也乘机独立，形成割据局面。据有报达的蒙古贵族哈散（札剌亦儿氏）于1340年自立为汗。1358年，其子兀洼思汗兼并阿塞拜疆等省地，移都于桃里寺，史称札剌亦儿朝，14世纪末被帖木儿帝国所灭。

　　参考书目

　　Paшид-ад-дин，сборнцк леmоnuсеu,т．ш,лереB．слерсидского,МоскBа-Ленинград,1946.

　　J.A.Boyle，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5.

　　多桑著，冯承钧译：《多桑蒙古史》下册，商务印书馆，上海，1936。

　　（陈得芝） 
　


    
伊利可汗
  　　伊利可汗

　　见突厥。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

　　7世纪初穆罕默德于阿拉伯半岛麦加城创立的一神教。与佛教、基督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中国旧称回教、清真教或天方教。伊斯兰一词，阿拉伯语意为“顺从”。该教尊奉安拉（中国穆斯林亦称真主）为唯一的神，认为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世上一切事物都由安拉安排，人们必须绝对服从安拉的意志。伊斯兰教的根本经典《古兰经》，是立法和行为道德规范的依据。穆罕默德创教不久，因受迫害，于622年动员大批教徒从麦加迁至麦地那，并在那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穆斯林公社（Ummah）。后来穆斯林把这一年作为伊斯兰教历元年。632年，穆罕默德完成了创教和统一阿拉伯半岛的事业。以后他的继承人（哈里发）对外进行征服战争，建立了在中国史籍上称为“大食”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随之在亚、非、欧广大地区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

　　史学界一般认为，伊斯兰教于7世纪中叶开始传入中国。651年8月25日（唐永徽二年八月初四）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唐书作噉密莫末腻）首次派使臣来长安，觐见唐高宗李治。这是伊斯兰教国家与中国第一次遣使聘问。但民间交往可能更早。早期来中国的大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他们通过西北陆路和东南海路来到中国。陆路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经天山南北、河西走廊来到唐都长安。当年的长安有西市，内有“波斯邸”、“胡店”。海路前来中国的商人由波斯湾和阿拉伯海出发，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分别到达广州、泉州、扬州、福州、杭州等沿海通商口岸。唐书上称他们集中居住的地区为“蕃坊”，这些商人被称为“蕃客”。他们在蕃坊内建造清真寺，过宗教生活，对伊斯兰教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作用。

　　751年（唐天宝十载）为争夺石国（今塔什干），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发生一次“怛逻斯之战”，唐败，唐军有大批人员被俘往西亚。其中，杜环回国后撰有《经行记》，原书已佚。其叔父杜佑所撰《通典》中有他介绍伊斯兰教情况的片断记载。

　　中唐时，为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向大食等国借兵。两京收复后，肃宗允许大食兵世居华夏，可与中国妇女通婚。据传天宝以后留居长安一带的蕃兵胡贾几达四千人。

　　宋代与阿拉伯之间的交往绵延不断，来华穆斯林有增无减。为扩大贸易，宋朝廷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今浙江宁波）等港口专设市舶司。五代、北宋之际，伊斯兰教开始传入中国新疆地区。到15、16世纪，在新疆地区已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元代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进入了全面发展的时期。1219年起，成吉思汗率蒙古军大举西征，占领了今中亚及东欧、伊朗北部大片土地，建立了横跨亚、欧的蒙古大汗国。其孙旭烈兀举行第三次西征，攻陷了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建立了伊利汗国。蒙古贵族把上述被征服地区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组成“西域亲军”，率之东来，并把他们编入探马赤军，参加忽必烈在中国各地的征战；战后就地屯聚牧养。这些东来的“回回”在中国各地定居后，与当地居民通婚，繁衍子孙，逐渐形成回回民族。元代“回回”属色目人，社会地位仅次于蒙古人，不少穆斯林在中央政府任重要官职，穆斯林人口也急剧增加，遍及全国各地，有“元时回回遍天下”之说。伊斯兰教得到元统治者的保护，同佛教、道教等有同等地位，称为“清教”、“真教”或“回回教”。

　　明朝开国功臣中有不少是穆斯林，如常遇春、胡大海、蓝玉、沐英等。明朝历代统治者对穆斯林采取怀柔政策，穆斯林在朝中为官的不乏其人。七次下西洋、到麦加朝圣并带回天房图的郑和就是其中之一（见郑和下西洋）。经过长期的共同生活，穆斯林到明代正式形成了民族共同体——回族。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等在明代也相继接受了伊斯兰教。

　　清朝统治者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实行歧视和高压政策，各族穆斯林的武装起义此伏彼起。

　　明清时期是形成带有中国社会特色的中国伊斯兰教阶段，创办了经堂教育，开展用汉文结合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来阐发伊斯兰教义的译著活动，出现了苏非派神秘主义思想与中国封建宗法制度相结合的伊斯兰教门宦制度。

　　中华民国时期，当局经常挑起和制造民族纠纷，并采用“以回制回”的策略，扶植、利用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中反动上层和封建势力，对广大穆斯林进行残酷统治，并多次挑起教派之争。各族穆斯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积极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运动，共同创建新中国。这一时期，随着时代前进，伊斯兰教自身也有革新，如倡兴新式教育，派遣留学生，翻译出版伊斯兰教典籍和刊物，组织全国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回教学会和宗教团体——中国回教俱进会，出现宗教革新的派别，等等。

　　（张伟达） 
　


    
伊尹
  　　伊尹

　　商初大臣。名挚，尹是官名。传说伊尹出身奴隶，生于伊水边，原为有莘之君的近身奴仆，听说商汤“贤德仁义”，而心向往之。商汤与有莘结亲，他作为有莘氏女的陪嫁之臣来到商汤手下，成为汤的“小臣”。他身为庖人（厨师），便乘机用“割烹”作比喻向商汤陈说，要他“伐夏救民”。据《韩非子·难言》载，伊尹曾对汤“七十说而不受”，可见耐心陈说之情形。后伊尹受汤的赏识，被任以国政，帮助商汤攻灭夏桀，并潜入夏王朝内部以“间夏”，在商汤被夏桀扣押后，伊尹等人又给桀送去大批珍宝，使汤得以释放。

　　《管子·地数》称伊尹“善通移轻重、开阖、决塞，通于高下徐疾之■”。他辅佐商汤先后灭掉葛、韦、顾、昆吾等方国，最后一举灭夏，建立了商王朝。伊尹被商汤尊为“阿衡”（相当于宰相）。商建国初，伊尹总结海内万邦存亡的教训，制订出君臣之间的关系准则。汤去世后，他又历佐汤子外丙、中王两王。中王后，汤之孙太甲继位，商朝实权落到身居相位的伊尹手里。因太甲不理国政，破坏了商汤之法制德行，伊尹将他放逐，囚禁于桐，自摄行政当国。太甲居桐三年，悔过自新，伊尹还政于太甲。太甲死后，伊尹作《太甲训》三篇（今佚），并尊太甲为“中宗”。据说伊尹活了一百余岁，卒于沃丁时，沃丁以天子礼葬之。伊尹在商代受到诸王隆重的祭祀，殷墟甲骨文中就有祭祀伊尹的卜辞，可见他的地位之高。

　　春秋时期叔夷钟铭文(摹本)

　　另一种说法是，伊尹为篡夺王位，将太甲放于桐而自己亲政。他自立为王统治了七年，因得不到拥护，太甲便乘机从桐逃回王都，将他杀死。

　　（胡厚宣） 
　


    
伊州
  　　伊州

　　唐在今新疆境内所置三州之一。领伊吾、柔远、纳职三县，治伊吾（今新疆哈密）。贞观四年（630）初置时名“西伊州”，六年去“西”字。天宝、至德时改名伊吾郡。

　　伊州地处瓜州（今甘肃安西东南）、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与西州之间，是戈壁滩上一片较大的绿洲，农业开发较早。东汉明帝时击败匈奴，取其伊吾卢地，筑伊吾屯城，置“宜禾都尉”，于此屯田。此后，大多为屯田镇兵所居住。隋朝在伊吾屯城之东新筑伊吾城，为伊吾郡郡治。隋末又为杂胡所据，依附于西突厥。贞观四年，唐派西北道安抚大使李大亮运去粮食，对伊吾地区杂胡进行招慰，伊吾城主石万年以伊吾等七城归唐，唐因此置州。

　　伊州居民除汉人外，有西突厥、昭武九姓及杂胡，最多时达万余口。景龙四年（710）唐置伊吾军，驻兵三千，马三百匹。先天二年（713）隶属于驻北庭都护府的伊西北庭节度使。为了补充给养，伊吾军在这里进行了营田。代宗宝应元年（762）伊州陷于吐蕃。宣宗大中四年（850）沙州张议潮收复此地，重建伊州。

　　参考书目

　　羽田亨著，万斯年译：《唐光启元年写本沙川、伊州地志残卷考》，《唐代文献丛考》，商务印书馆，北京，1957。

　　（陈国灿） 
　


    
衣食客
  　　衣食客

　　两晋南朝时官僚贵族、地主豪强荫庇的依附人口。衣食客之名最早出现于西晋，太康元年（280）颁布的户调式规定了各级官僚有荫族、荫客的权利。衣食客即荫客之一，在贵族官僚庇护下获得复除，可免去承担国家赋役。各级品官荫占衣食客的具体数量是：第六品以上官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诸低级武职皆一人。此后，东晋南朝也规定，“都下人多为诸王公贵人左右、佃客、典计、衣食客之类，皆无课役”。六品官以上并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官各二人，第九品官为一人。

　　衣食客的身分地位历史记载不明确。品官占有衣食客的数量多至三人，少则一人，不仅绝对数比佃客少得多，而且从西晋到东晋一直没有增加，这反映出衣食客的需要量很少。衣食客往往和佃客、典计等相提并论，说明他们既不同于从事耕作的佃客，也不同于管理家务的典计，可能是一种由主人供给衣食办理杂事的随从。他们虽然不是直接生产者，但要听主人的差遣，并且只能注籍于主人的户籍上，不得独立为户，因而对主人也有依附关系。

　　（赵凯球） 
　


    
《仪礼》
  　　《仪礼》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1068～1077）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刘起釪） 
　


    
夷
  　　夷

　　先秦时期非华夏民族泛称之一。夷又有诸夷、四夷、东夷、西夷、南夷、九夷等泛称。一般多用以泛称环渤海而居，南至江淮的中国东方各族，亦称东夷。先秦时，东夷民族众多，主要指以传说时代的太皞、少皞为代表的部落集团及其后裔，《禹贡》称为鸟夷。太皞，风姓，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少皞，赢姓，自穷桑（今山东曲阜北）登帝位，后徙曲阜。相传禹拟授“帝位”的皋陶也是东夷人，生长在曲阜。皋陶早死，其子名益。或传禹死启立，“益干启位，启杀之”，然后建立起夏王朝。夏与东夷屡有斗争，曾夺取夏太康王位的“有穷（在今山东德州）后羿”，就是东夷的一支。相传商汤先世活动在今山东、河北的渤海湾一带，学者多以为商人本亦为东夷民族。商王朝建立后，仍与东夷斗争不绝，史载“桀为暴虐，诸夷内侵，殷汤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蓝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余年。武乙衰敝，东夷渐盛，遂分迁淮、岱，渐居中土”。故殷末帝乙、帝辛（纣）都多次征皻方、盂方、夷方（皆东夷），驻跸之地，遍及济、汶以东。东夷被征服，商王朝也国力耗尽，后为周所灭。周武王建立周王朝之初，殷的余部及殷的与国东夷势力仍强。武王死，殷裔武庚在商奄（在今山东曲阜）、蒲姑（在今山东博兴）、徐戎（徐夷）、淮夷等东夷国家支持下发动叛乱。周公东征，杀武庚，灭不少赢姓之国，平定叛乱，又以蒲姑地封齐，以商奄地封鲁，但徐戎、淮夷仍长期存在于淮水流域。周穆王时，“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厉王时，“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及至春秋，徐、淮犹盛，尚能“病杞”、“病鄫”。这时，还有奉祀太皞的任（今山东济宁境）、宿、须句（山东东平境）、颛臾（今山东费县境），自称少皞之裔的郯（在今山东郯城），皋陶后的六（在今安徽六安）、蓼（在今安徽霍丘）等国，以及与徐同祖的群舒（舒蓼、舒鸠、舒庸、舒龙、舒鲍、舒龚等）和九夷等东夷部落国家，活跃在山东半岛和江苏、安徽的淮水流域，成为齐、楚两霸必争的与国。他们都与华夏诸国早有通使、会盟关系，而诸夏国又或“用夷礼”，夷、夏遂逐步接近以至融合。近年出土的春秋徐国铜器，其文字、形制、纹饰已与中原器物无别。“九夷”之名犹见于战国，但秦并六国后，淮泗夷皆散为民户，到汉时已不见夷、夏之别。

　　参考书目

　　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拾遗》，《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20辑，成都，1983。

　　（蒙默） 
　


    
夷陵之战
  　　夷陵之战

　　三国时期吴、蜀两国之间争夺荆州的重要战役。因交战于夷陵（今湖北宜昌东南），史称夷陵之战；又因最后决战于猇亭（今湖北宜都北），亦称猇亭之战。赤壁之战后，三国分立。不久，刘备入蜀占据益州，留大将关羽坐镇荆州。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率军围曹操大将曹仁于樊城，水淹曹操七军，降于禁、斩庞德，震动许都。曹操采纳谋士司马懿、蒋济建议，利用孙、刘之间的矛盾，劝孙权向荆州进攻关羽后方，以缓和关羽北上的压力。

　　居于建业上游的荆州直接关系孙权江东政权的安危，又是蜀与魏争夺中原的战略要地，一直为吴、蜀所必争。当年十月，孙权趁关羽与曹军在樊城作战之际，派大将吕蒙袭取了荆州治所江陵。关羽腹背受敌，十二月南返至章乡（今湖北当阳东北），与子关平皆为吴将俘杀。孙权占领荆州，吴、蜀联盟关系破裂。

　　夷陵之战图

　　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章武元年（221），不顾臣僚反对，决定进攻东吴。七月，刘备亲率大军东进，前军四万人在巫县（今四川巫山北）初战告捷，随即占领秭归。翌年正月，蜀水军屯驻夷陵，占领长江两岸。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率军五万迎战。二月，刘备自秭归率诸将所统军队向前推进，连营数百里，前锋屯驻夷道（今湖北宜都）和猇亭。陆逊据守有利地形，坚持以逸待劳，采取防御方针，不与蜀军决战。吴、蜀两军在夷陵对峙数月。闰六月盛夏，刘备决定移入密林结营，准备秋后再战。陆逊见蜀军营帐皆集丛林之中，便发起火攻，大火席卷蜀营。陆逊率领诸军全线出击，连破蜀军四十余营，阵斩张南、冯习及沙摩柯等将领；蜀将杜路、刘宁等纷纷投降。蜀军舟船器械、水步军资，损失殆尽，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刘备逃至附近的马鞍山（今湖北宜昌西北），准备集结残部，又遭吴军包围。蜀军最后土崩瓦解，死者以万计。刘备带领残兵连夜西逃，至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不久忧愤而死。

　　夷陵战后，孙吴占据荆州，将蜀汉遏制在三峡之内，稳住了西边的屏障；蜀汉战败，据险立国。曹魏仍是吴、蜀大敌，客观上孙、刘仍需联合抗曹，不久，双方重修盟约。因此，魏、蜀、吴三方鼎峙的形势得以继续维持。

　　（卢开万） 
　


    
移宫案
  　　移宫案

　　见三案。 
　


    
移剌窝斡起义
  　　移剌窝斡起义

　　金代西北路契丹人的反金斗争，其领导者为移剌窝斡。金灭辽后，对契丹人的防范和镇压十分严酷。正隆五年（1160），金海陵王完颜亮准备南侵宋，派牌印燥合等征发西北路契丹丁壮从军。契丹译史撒八、孛特补等人杀燥合及招讨使完颜沃侧，夺取招讨司兵甲三千幅，举行起义。起义声势浩大，山前山后广大牧民纷起响应。移剌窝斡先参加撒八领导的起义军，为六院节度使。撒八欲率众西走，往依西辽，山前契丹人多不乐从，移剌窝斡与陈家等杀撒八，自为都元帅，拥众东还至临潢府东南新罗寨（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东南），攻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擒总管移室懑，兵至五万。六年十二月，移剌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此后率军北上攻泰州（今吉林白城市东南），声势大振。复攻济州（今吉林农安），被金军击败，西走至临潢西南霿松河。又攻懿州（今辽宁彰武西）不克，逐破川州（今辽宁北票东北黑子古城），向山西进军，至花道（今内蒙古赤峰东南）与金军相遇，乃转移至袅岭西陷泉（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被金军追及，大败。移剌窝斡率余部转入奚地。后北走沙陀。部下稍合住与神独斡擒之，至金军投降。移剌窝斡被押送中都处死。起义军余部仍坚持斗争，直至大定四年（1164）五月，才被最后镇压下去。

　　（张博泉） 
　


    
颐和园
  　　颐和园

　　清代皇家园林。位于北京西北郊，由万寿山、昆明湖两大部分组成。万寿山原名瓮山。山南麓，玉泉、龙泉等泉水汇成一湖，称为瓮山泊。元初，郭守敬主持疏浚瓮山诸泉，作为通惠河水源之一。明代，瓮山泊周围开辟了水田，湖山之间，兴建了一些寺庙，成为北京西郊有名的风景区，也称为西湖。

　　清乾隆十四年（1749）仿照杭州西湖的形状进行疏浚，将湖面向东招展，并于湖的西北端将水面沿着瓮山西麓往北伸延，再转而向东，沿着瓮山的北麓开凿后湖。湖中挖出的泥土，堆叠了瓮山的东麓。乾隆十五年（1750），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为在次年向其母后祝寿，在瓮山圆静寺的旧址建造了大报恩延寿寺，瓮山改名万寿山，西湖改名昆明湖，随后将这座园林命名清漪园。此后，陆续兴建楼台殿阁，乾隆二十九年全部竣工，历时十五年，共用银四百四十八万余两。该园与畅春园、圆明园以及玉泉山的静明园、香山的静宜园被称为“三山五园”。

　　咸丰十年（1860），清漪园和圆明、畅春、静明、静宜等皇家园林一起被英法联军焚毁。同治年间（1862～1874），慈禧太后两次准备修复圆明园，未能实现。光绪十一年（1885），设立海军衙门。十二年恢复昆明湖水操，于是借办海军之名，重修清漪园。十四年，慈禧以光绪的名义发布上谕，将清漪园工程公开，并取“颐养冲和”之意，改名颐和园。颐和园工程，主要修葺了万寿山前山和昆明湖中的南湖岛、西堤部分，其布局基本和清漪园相同，只是有的建筑物的形状和名称有所改变。主要建筑有：仁寿殿、玉澜堂、乐寿堂、排云殿、佛香阁、长廊、谐趣园、德和园大戏楼等。二十一年，裁撤海军衙门。颐和园工程随之停止。这一工程，前后将近十年，耗银约六百万两。颐和园建成后，一年的大部分时间，特别是夏天，慈禧、光绪帝都在这里居住，处理政事。外国人称之为“夏宫”。二十六年，颐和园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二十八年，慈禧又动用巨款加以修复。

　　辛亥革命后，根据《优待清室条件》，颐和园仍为清室所有。1914年，颐和园作为溥仪的私产售票开放。1924年，颐和园由北京市政府接管，改为公园。

　　（王道成） 
　


    
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

　　清末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民反瓜分、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又是长期以来遍及全国各地的反教会斗争的总爆发。

　　义和团的兴起　义和团原称义和拳，是长期流行于山东、直隶（约今河北）等地的许多民间秘密结社中的一种。虽然这个秘密结社重在“拳”而不在“教”，但清政府历来把它当作“拳教”加以查禁，使它难以发展。甲午战争后，德国占领胶州湾，强划山东全省为其势力范围；外国教会亦在山东扩展势力，纵容、包庇不法“教民”（即中国教徒），遇有民教涉讼事件，它们往往出面干预，胁迫地方官袒教抑民，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群众对教会积恨成仇，各地反教斗争接踵而起（见教案）。义和拳遂成为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重要组织形式。

　　1898年10月（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山东冠县义和拳以阎书勤为首，联合直隶威县赵三多等，聚众烧毁红桃园教堂，占领犁园屯，震动了鲁、直两省的毗连地区，成为义和拳反帝斗争兴起的讯号。次年10月，朱红灯、本明和尚为首的义和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森罗殿等处，与地方营队战斗，促进山东许多州县反侵略斗争的迅速发展。12月，直隶南部枣强县以王庆一为首的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冀州开元寺武修和尚亦率众焚毁景州苏古庄等处教堂。山东、直隶两省毗连地区的反教斗争连成一片。

　　山东义和拳开展反教会斗争后，当地传教士要求清政府严加镇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则建议清政府改义和拳为团练，以便控制，并将义和拳改名为义和团；毓贤继任山东巡抚后，企图瓦解分化义和拳，采取“分别良莠”的办法，对参加义和拳的一般群众称为良民，默许他们设厂练拳，对武装反抗的人则诬蔑为“匪徒”，捉拿惩办。张汝梅、毓贤的计划虽未达到预期目的，却有利于义和拳的发展。山东各地大刀会、红拳会以及其他秘密结社的成员和一般群众纷纷参加义和团，使其成为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灭洋”团体。

　　义和团的主要参加者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劳苦大众，贫困和愚昧使他们的反抗斗争只能沿袭过去农民起义利用秘密结社的办法，采取设立神坛的方式发展组织，操练拳术，吸引群众。义和团分乾、坎、艮、震、巽、离、坤、兑等八门。其中乾字号（以黄布为标记）和坎字号（以红布为标记）力量最大（有些地方出现“中”字号）。但各个字号之上以及每个字号本身都没有统一的组织和集中的领导。义和团的基层组织是坛，又称坛场或拳厂，是敬神、练拳、聚会、议事的场所。有的地方几个或更多的坛口之上有总坛口，它们之间也无统属关系。义和团的首领一般称为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也有称总大师兄和祖师的。各坛口往往各自进行分散的斗争，但当需要联合行动时，即使数百里外，也派人接应，义和团参加者绝大部分是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旧式交通运输工人、和尚道士、散兵游勇，也有少数封建知识分子、中小地主和官吏，还有地痞、流氓卷入。义和团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用画符念咒、请神附身等“术法”动员群众，广泛宣传“持符念咒、神灵附体”来鼓舞斗志。他们信奉的神祇除佛、道以外，还有小说、戏曲、民间故事中的神怪和人物。义和团散发各种传单、揭帖，以朴素的语言和歌谣形式，进行驱逐侵略者、保卫国家的宣传。同时这些传单、揭帖中也带有迷信落后意识和盲目排外的情绪。

　　早在1898年反教会斗争兴起时，义和团就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这个口号在初期曾吸引广大群众参加，壮大了义和团的声势，但同时也反映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模糊认识，以至后来因此受统治者的欺骗利用，最后被出卖。

　　清政府对义和团的“剿”与“抚”义和团在山东反侵略斗争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者的恐惧和仇视，他们指责地方官吏没有采取有力措施保护教士、教民，对毓贤尤为不满。1899年12月初（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国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卫右军统领袁世凯为山东巡抚，以便统带所部新军镇压反教群众。清政府接受了这项无理要求。袁世凯就任后，把镇压义和团当作主要任务，发出布告称义和拳“向干例禁”，要群众“传送首犯”，隐匿不报者作为窝主治罪。他命令各属悬赏购缉义和团，并派道府大员督同营队四出攻剿。在袁世凯的镇压下，在黄河北岸领导斗争的义和团首领王玉振、王立东、孙洛泉等先后被捕杀，山东义和团实力遭到重大摧残。

　　从义和团运动兴起时起，清政府官员在对待义和团问题上，一直存在着主“剿”和主“抚”两种不同意见。前者认为义和团源自白莲教，必须严加取缔，坚决镇压，以防止事态扩大；后者认为对义和团采取高压政策，很可能对清朝统治带来严重危险，主张实行“招抚”，加以操纵利用。这两派意见交互影响清政府，使它举棋不定，对义和团的镇压忽松忽紧。1900年1月11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凯就任山东巡抚后半个月，清政府发布一道谕旨，命令各省督抚严饬地方官，在办理教案时，必须实行区别对待的政策，“只问其为匪与否，肇衅与否，不论其会不会、教不教”。这表明清政府采纳了主“抚”派的意见。各国驻北京公使对这道谕旨反应强烈，断定清政府有意纵容义和团。法、美、德、英等国公使会商后，于1月底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全面镇压义和团。3月上旬，他们又胁迫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如果中国不接受要求，各国公使将报请本国政府派军舰来华，实行武装干涉。清政府于是又颁布谕旨，命令直隶、山东督抚出告示严禁义和团。清政府的态度反复，同当时国内局势有关。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再次主政，幽禁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主持、拥护变法的官员或死或逃，或被革职监禁，统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虚弱。当义和团开展反侵略斗争时，中国正面临被瓜分的严重危险，因此清政府对镇压义和团不能不有所顾忌。清政府利用义和团，还同统治集团内部权力斗争和废立问题有关。端王载漪、军机大臣刚毅等顽固派，力图废黜光绪帝，拥立载漪之子溥即位，以巩固权位，但得不到外国公使的支持。载漪等人计划受挫，蓄意进行报复。他们看到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巨大声势，又相信义和团的“法术”，幻想利用群众斗争来实现夺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与“抚”之间的徘徊，导致义和团在受挫于山东后，又将反教斗争转至直隶地区。当地官员对此虽十分惊恐，却不敢贸然进行武力镇压。义和团因此迅速发展。当清政府下谕旨明令在直隶严禁义和团后，直隶总督裕禄才调淮军右翼统领梅东益所部六营及武卫前军邢长春马队两营到冀州、深州、河间等地镇压。义和团避实就虚，转向西北，势力大振。清军疲于奔命，顾此失彼。裕禄惊呼“燎原大祸，恐在目前”。5月22日，涞水义和团会同安肃、定兴拳众，在石亭地方设伏，击毙淮军副将杨福同及清军多人。裕禄急调武卫前军杨慕时所部三营到芦保铁路沿线，又派武卫前军统领聂士成亲率所部到杨村、丰台实行镇压。义和团为阻止清军调动，破坏芦保铁路和电线。27日义和团进驻涿州城，“城头上万头攒动，刀矛林立”，“老团、新团，时出时入，常有一万余人”，接着又破坏涿州到长辛店铁路沿线的车站、桥梁，逼近北京。义和团的空前发展，已使清政府既无决心、亦无可能在短期内将其镇压下去。

　　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　清政府在义和团问题上犹豫摇摆，各国公使决定用武力胁迫清朝统治者就范，遂调集停泊在大沽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余人，于5月底、6月初分两批到北京。6月10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又统率多国联军（史称八国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直趋北京，形势愈发紧张。时旅顺俄军一千七百人赶来参加西摩特遣军，因迟到滞留在天津租界内，待机出动。6月中旬，大批义和团亦准备进入北京城。清政府这时失去对局势的控制，为了保住政权，必须作出抉择，或者利用义和团抵抗西摩联军，或者联合西摩联军镇压义和团。义和团声势浩大，反抗斗争得到北京广大居民的同情和支持，部分北京驻军也倾向义和团，加之“扶清灭洋”的口号，更使清政府感到义和团无意与它为难，大可利用；而西摩联军气势汹汹，来意不明，且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等奉命到使馆交涉，要求其中途折回，遭到坚决拒绝，更增加清政府的疑惧。清政府派军机大臣刚毅、赵舒翘等分批前往涿州“视察”义和团后，6月13日终于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准许他们进入北京内城。

　　当西摩统率联军自天津出动时，义和团拆毁铁路，阻挡侵略军前进。11日和12日，联军只前进40多英里，13日下午义和团与西摩联军在落垡、廊坊交锋。他们使用大刀、长矛、抬枪等落后武器，同侵略军浴血苦斗，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参见彩图插页第117页）。义和团在拆除通北京的铁路后，又破坏落垡以东的铁路、电杆，烧毁杨村大桥，断绝了侵略军同天津租界的交通和电讯联络。18日，董福祥统率的武卫后军（甘军）加入战斗。西摩联军遭到痛击，被迫撤退到杨村，夺得几只木船，运载伤员和辎重，顺流而下。其余军队沿河徒步向天津方向逃窜，一路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追击和堵截。22日，他们抢占西沽武库，获得喘息机会，接着又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直到26日才被天津开来的一支援军救出，狼狈逃回祖界，死伤近三百人。西摩承认，“义和团所用设为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没”。

　　被八国联军俘瞄的一个英勇不屈的义和团团民

　　西摩联军被围后，与外界消息不通。6月15日，大沽各国海军将领会商营救办法，俄国提出各国军队联合夺占大沽炮台。16日晚，他们向中国守军发出通牒，限第二天清晨二时前交出炮台营垒，由各国接管，否则届时以武力夺取。大沽守将罗荣光断然拒绝。当晚，英、俄、日、德等海军组织突击队，在炮舰掩护下向大沽炮台发起猛攻。守军英勇抵抗失利，炮台陷落，天津的门户被打开。大沽炮台失守消息传到北京，21日，清政府发布对外宣战的谕旨。义和团和清军开始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

　　义和团运动的大爆发，特别是义和团进入北京和清政府对外宣战，促使人民群众反帝斗争很快席卷全国。直隶全省、顺天府（治今北京）所属三十四州县，几乎全投入反抗斗争。山西五十多个州、厅、县，共拆毁教堂九十多处。内蒙古广大蒙、汉、回族群众积极参加进攻天主教堂的斗争，持续到9月中旬。山东拆毁曹州府大小教堂。东北地区群众破坏沙俄在奉天境内强修的铁路，焚毁吉林、长春、呼兰等处教堂。河南省黄河以南的教堂，除南阳、新野外，全被拆除。浙江秘密结社群众毁教堂，在衢州杀死教士多名。江西群众捣毁法、英、美、德教堂三十九处，湖南烧毁衡州天主堂，安徽宿松等处教堂被焚。江苏南京、福建厦门、广西象州、甘肃凉州等地出现义和团揭帖，号召进行反教会斗争。云南昆明群众烧毁法、英教堂，四川大邑、邛州、名山等地十多处教堂被焚毁。广东顺德、南海等地会党集合，焚毁教堂。贵州相梓县传习义和拳，分棚操练。陕西渭南哥老会捣毁华县等地教堂。天津派人到新疆的伊犁地区开场练拳。帝国主义直接统治下的上海租界内也“谣言繁兴，人心惶惑”，使侵略分子坐立不安。

　　义和团运动形势图

　　天津义和团在大沽炮台陷落前，已焚毁仓门口、望海楼等处教堂。租界内的侵略军出来干涉。盘踞老龙头火车站的俄军炮击义和团，造成重大伤亡。曹福田统率的义和团进攻租界和火车站，揭开天津战斗的序幕。他们破坏铁路，阻击从大沽开来的援敌，顽强奋战。大沽失陷的消息传到天津，聂士成所部武卫前军参加战斗，炮击天津租界。大沽各国军队急速向天津进犯，企图与祖界内侵略军会合。6月21日，义和团与清军击退俄美军队的联合进攻。23日，俄、英、美军两千余人强行闯入租界。英、美等国军队接踵赶到，人数增至八千以上。西摩联军逃回租界后，天津联军总数超过一万。他们组织力量反扑，对天津城外围发起攻击。27日，大队俄军联合英、美军队进攻海河东岸贾家沽的北洋机器局（东局子），守军顽强抵御后失利，机器局被夺占。6月底，张德成率静海独流镇义和团到天津参战，驻扎山海关内外的武卫左军马玉昆部也陆续开到天津。7月初，清军与义和团组织了一次联合作战。张德成率领的义和团和马玉昆部清军进攻租界，曹福田为首的义和团攻击老龙头火车站，聂士成所部守南门外海光寺机器局（西局子），并派出一部分军队与练军进攻东局子。这次战斗，义和团与清军互相配合，打得主动顽强，使侵略军胆战心寒。

　　7月9日，各国军队联合进攻海光寺一带，聂士成率部迎战，中炮阵亡，海光寺西局子被夺占。聂士成勇敢善战，与租界敌军恶战多次，为侵略军所惧惮。当时人记载称：“西人谓自与中国交战以来，从未遇此勇悍之兵。”聂士成战死后，所部步马三十营多半溃散，天津城防因此削弱。次日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到天津主持战局。13日，联军大举进犯，炮轰天津城，全城大火。时俄、德军为一路，由俄军中将率领进攻东北角水师营炮台（黑炮台）；另一路由日、美、英、法、奥军组成，约五千人，由日本福岛少将任指挥，从海光寺直扑天津南门。南门外原是水塘和洼地，义和团掘堤放水，顿成一片泽国。马玉昆部和何永盛部练军，凭城固守，炮击敌军。义和团在城外濠沟里和芦苇丛中阻击敌人，战斗中击毙美军第九步兵团上校团长及其以下军官多名，打死八百余人。这是天津战役中最激烈的一次战斗。当晚，裕禄在马玉昆等保护下，逃到北仓。14日，日本工程兵轰塌南门，敌军从城墙缺口攻入天津城，黑炮台也为俄军占领。天津失陷后，侵略军大肆焚掠，残暴罪行，令人发指。

　　天津陷落后，俄军统帅召集各国高级军官开会，成立天津临时政府（即“天津都统衙门”），企图由俄军上校担任行政首脑，其他国家表示反对，遂改由俄、英、日各派一名军官组成委员会（后来又增加德国军官一名）。这个机构对天津及其附近地区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殖民统治，直到1902年8月被撤销。天津刚失陷，俄国即抢占海河东岸近六千亩地方，划为俄租界，超过原来英、法、德、日祖界的总面积。其他在天津没有租界的比利时、奥匈帝国、意大利要求建立租界，已占有租界的英、德、日则要求扩大，因此出现了帝国主义分割天津的局面。

　　7月14日联军占领天津后，内部矛盾重重，对何时进犯北京争吵不休。直到8月4日，各国联军约两万人，从天津出发进攻北京，其中日军约八千，俄军四千八百，英三千，美两千，法四百，意、奥不满一百人，德军没有参加。侵略军兵分两路，日、英、美军为右翼，沿北运河西岸前进；俄、法、意、奥军为左翼，沿北运河东岸推进。当时没有统帅，商定每晚各国头目开会，制定第二天作战方案。清军为阻敌前进，在北仓修筑阵地，决堤放水，淹没西沽、北仓间的大片地段，并在有些地方布了水雷和地雷。次日，联军以日军为主进攻北仓。清军奋力抵御，毙伤敌军四百人，但北仓失陷。6日，英、俄、美军进攻杨村，清军迎战失利，裕禄自尽。清政府宣战后一个多星期，就指示驻外各使馆，要它们向各国政府保证，由它“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并命令军机大臣兼武卫军统领荣禄派人到外国使馆商议停战，后来又一再向俄、日、英、法、德、美政府乞情，请求它们出面调停。但清政府的一切求和活动都没有结果。8月7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议和代表，电商各国停战，前线将领因而更无斗志。11日，联军逼近张家湾，帮办武卫军务大臣李秉衡自杀。12日，侵略军占领通州。次日，俄军率先进攻东便门，日军随即攻朝阳门、东直门。战斗都很激烈，大队清军前去增援。广渠门守备空虚，英军乘隙攻入。14日北京失陷。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于次日清晨仓皇出逃。16日围攻西什库教堂的战斗结束。慈禧在流亡途中，颁布“剿匪”谕旨，通令各路官兵剿办义和团，要做到斩尽杀绝。联军占领北京后，大肆烧杀抢劫。除侵略军官兵外，传教士、外交官和侨民亦有参与掠劫者。北京许多房屋成了瓦砾堆，被杀者的尸体到处可见。八国联军将北京全城分为几个占领区，实行军事统治，镇压居民反抗。英、德、法等军继续派出部队，四出攻城略地。9月间，俄军占领北塘、唐山、秦皇岛等地，控制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德国元帅瓦德西又率领两万德军到中国，并任联军统帅。10月中，他派出德、英、法、意军队从北京、天津两路进攻保定。直到次年4月，瓦德西组织了四十六起“讨伐队”（其中三十三起为德军）四出侵扰，西至直晋边境的娘子关、紫荆关，西北到张家口，南到直鲁边境。所到之处烧杀掠劫，无恶不作。

　　1900年8月，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列强颁发的分区占领北京的布告

　　东南互保当西摩统率联军两千余人从天津向北京进犯，遭到义和团阻击，与外界消息隔绝时，英国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于6月14日电告其外交大臣索尔斯伯理，建议英政府如果同北京政府决裂，最好与湖广、两江总督立即取得谅解。他相信张之洞、刘坤一如能得到英政府的有力支持，“必能尽力维持其辖区内的秩序”。索尔斯伯理复电采纳霍必澜的建议，授权他向刘、张等提出保证，如果决心“维持秩序”，就能得到英国军舰的全力支持。英海军部又电令在上海的高级海军将领派军舰到南京、汉口，传达英政府的决定。英国为了阻止群众起来响应北方义和团的反帝斗争，排除其他帝国主义乘机可能在长江流域扩充势力，决定利用地方当局保护它在中国的侵略利益。刘坤一、张之洞经过几度电商后，同意霍必澜的计划。大沽炮台失守的消息传来后，京广铁路督办盛宣怀竭力劝说刘坤一、张之洞赶紧与上海各国领事而不是单独同英国订约，成立所谓“东南互保”。刘坤一认为北方战事无法避免，电告张之洞及江苏、安徽、江西巡抚：“为今计惟有力任保护，稳住各国”，“事至危急，未可拘泥。”清政府宣战诏书发表后，两广总督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相互约定扣押这道谕旨，防止泄漏消息。他们又以“矫诏”为由，拒绝执行朝廷的命令。

　　刘坤一、张之洞接受盛宣怀的主张，于6月26日，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代表，邀约各国领事商订所谓《东南互保章程》九条。主要内容为：“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各国领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声明订约必须得到各国政府的授权。刘、张对各国领事保证，不管此后北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仍照所议办理，断不更易”，并拒绝清政府要他们“招团御侮”的命令。以后，实行“互保”的地区，从原来的江苏、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扩大到浙江、福建、广东、山东。福建省还单独与福州各国领事直接达成类似的协议。

　　上海道台不断催促各国领事正式订约，但这个“中外互保章程”最后并没有签字。7月4日，索尔斯伯理告诉中国驻英公使说：“中外互保章程其意甚美，自当竭力体会，惟只能作为条陈，不能作为约章，因其中有英国权利不便委弃，中国责成不便越俎。”7月13日，上海领事团根据各国政府指示，照会余联沅，拒绝在“互保章程”上签字。这个章程虽没有订立，但由于刘坤一等地方督抚竭力镇压群众响应义和团运动，“互保”的局面终于保持下来。

　　辛丑条约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慈禧太后、光绪帝经太原逃往西安。出逃前，已派出李鸿章为代表乞和，但侵略者不急于立即开议。各国经过反复商议后，才决定与清政府议和并继续维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统治。法国于10月4日向各国提出备忘录，包括惩凶、赔款，在北京及其附近地区驻军、平毁大沽炮台等六项要求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为各国所赞同。英、俄、德、日、美等国又在法国提议的基础上加以补充，扩大为议和大纲十二条，于12月24日强迫清政府接受。此后它们又依照大纲拟出详细条款，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与清政府代表奕劻、李鸿章正式签订《辛丑和约》（又称《北京议定书》，通称《辛丑条约》）。这个条约除正约外，还有十九个附件。它的主要内容有：①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利息在内，共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史称“庚子赔款”。指定海关税、通商口岸常关税及盐税作为偿还赔款之用。俄国索取赔款最多，达一亿三千余万两，占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九；其次为德国，占百分之二十。②拆除大沽炮台，北京设使馆区，界内不准中国人居住。除使馆区驻兵外，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十二处驻扎外国军队。③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参加具有反帝性质的集团，违者一律处死；地方官自总督、巡抚以下，对其辖区内发生伤害外国人或违约行为，如不及时弹压惩办，“即行革职，永不叙用”；对附和过义和团的官员，中央自王公大臣以下，地方自巡抚以下，监禁、流放和处死一百多人；发生过反帝斗争的城镇，一律停止科考五年。④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班在各部之前”，由清朝近支王公主管，另设尚书二人，其中一人为军机大臣。⑤修订新商约，清政府将通商行船各条“均行议商，以期妥善简易”，并疏浚天津、上海河道等。《辛丑条约》规定的赔款之大，条件之苛刻，都是空前的。它是对中国人民的一次大勒索、大屈辱，也使清政府完全丧失了独立地位。

　　义和团运动是群众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没有统一的组织、集中的领导和协同一致的行动，失败是必然的。但义和团群众从切身的感受中，认识到外国侵略者是中国人民最主要的敌人。从这一感性认识出发，他们奋不顾身，对帝国主义侵略者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斗争，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不甘屈服的反抗精神。

　　参考书目

　　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二册，中华书局，北京，1959。

　　中国史学会主编，翦伯赞等编：《义和团》，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丛编》。

　　（丁名楠） 
　


    
义净
  　　义净

　　（635～713）　唐代泛海赴印度的求学僧、译经师。俗姓张，字文明。齐州（今山东济南）人，祖籍范阳（今北京）。幼时出家，遍访名师，专研戒律。他敬慕法显、玄奘业绩，立志西游。咸亨二年（671）三十七岁时，只身自今广东番禺附波斯船赴印度，四年二月在恒河口之多摩梨帝（今印度西孟加拉邦米德纳浦尔县塔姆鲁克）登岸，此即昔日法显登舟离印返国之处。义净在印度十三年，历三十余国，其中以在王舍城北的那烂陀寺（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县巴腊贡村与旧王舍村之间）留学时间最久。先后得梵木经、津、论近四百部，合五十万颂。武周垂拱元年（685）离开那烂陀，仍循海路归国，又在南海滞留近十年，于证圣元年（695）到达洛阳。

　　义净归国后，备受唐廷优礼，武则天赐予三藏之号，安置他在洛阳佛受记寺，使之专心译经。义净先与于阗僧实叉难陀等共译《华严经》，对华严宗的建立有很大贡献。久视元年（700）以后，义净自行翻译，计在东、西两京先后译出佛典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另有未定稿七八十卷。从义净的译作来看，他用力最勤并热心加以传布的是律部。当时帮助他润色文字的有崔湜、卢灿、李峤、韦嗣立、赵彦明、张说、苏颋等文士。先天二年（713）义净卒，葬于洛阳延兴门东之平原，卢灿撰有塔铭。

　　义净的著述有《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等五种。《寄归内法传》四卷记述了室利佛逝（尸利佛逝，或简作佛逝，学者大多认为，唐时其都城为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巨港或占碑）、末罗游（末罗瑜，一般认为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占碑河流域）、羯荼（一般认为即今马来半岛西岸吉打一带）、裸人国（今尼科巴群岛，某些学者认为兼指安达曼群岛等地以及印度本土）等东南亚地区的社会、文化情况，特别是佛教流行的情况。其中有关羯荼、裸人国等地区的记载可与9世纪以来阿拉伯地理文献，如伊本·胡尔达德比赫（IbnKhurdādhbih）的《道里与诸国志》的记载相互印证。《求法高僧传》二卷记载了约六十名僧人赴印求法的行程。这些僧人多舍陆而泛海，反映了7世纪下半期吐蕃雄据西域、黑衣大食东侵呼罗珊、吐火罗故地而造成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南海寄归内法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书是研究7世纪中外交通史的要籍。他翻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孔雀王经》等对日本奈良、平安时期（8～12世纪）的佛教有重要影响。

　　（张广达） 
　


    
义役
  　　义役

　　宋代役法之一。南宋乡村民户为了减轻上户轮差保正、保长的重役，自行结合，割田出粮，帮助当役户，称为“义役”。义役始于婺州（今浙江金华）、处州（今浙江丽水）等地。约在宋高宗赵构绍兴年间（1131～1162），婺州金华县长仙乡的一些“大姓”，因轮派保正役而时起纠纷，乃创议合伙捐田一百亩，帮助当役者应差；每年三月旧保正将田移交给新保正，作为应役之资。由此，“义役”便在民间实行，并于绍兴三十二年得到知婺州吴帝的称赞。大约与婺州义役同时，处州民间也实行义役，宋孝宗乾道时（1165～1173），知处州范成大言于朝廷，于是义役遂从两浙路扩展到江东、江西和福建等路，各地上户纷纷实行。义役的实行有所谓“义役规约”，各地虽颇不相同，但其主要内容是：①由本“都”或本“甲”的上户担任役首，主持义役的实施，如收取役田租课，排定各户服役顺序等。但有的地方不设役首。②役户按年月顺序轮流充当都保正、副都保正、保长或户长，义役田均给保正、保长或户长，收取租课，以供服役费用。③一都或一甲全体人户按户等高低割田或捐粮、钱，置义役田庄。有时地方官府亦买田支助。有的地区只由乡户自行按户等商定服役顺序，不置义役田；有的地区则集资雇人代役。④有些地区在义役田租课有剩余时，则另置新田，将旧田归还原主。义役大都由乡村上户把持，实际上减轻了上户的负担。原来役轻或无役的中下户，在上户勒索敲诈之下，加以吏胥的阻挠和破坏，负担增重，以至破家荡产，因而义役成为“不义之役”。

　　（朱瑞熙） 
　


    
议政王大臣会议
  　　议政王大臣会议

　　清代前期满族上层贵族参预处理国政的制度。“议政王大臣”之名正式出现于崇德元年（1636）以后，但满族上层贵族与议国政的制度，却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汗国之初即已形成。当时满族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之际，尚存有浓厚的奴隶主贵族军事民主的习俗。后金的军国大事，都由诸贝勒等人共议裁决。诸贝勒大都是努尔哈赤的子侄等宗室贵族。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创建八旗制度之后，又置议政大臣五人，理事大臣十人，与诸贝勒每五日朝集一次，协议国政。天命六年（1621）二月，努尔哈亦命四大和硕贝勒按月分值，国中一切机务，俱令值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赤又谕令八旗旗主贝勒共议国政。至天聪年间（1627～1636），除宗室贵族中被封为贝勒者充当议政的成员外，八旗固山额莫（见都统）也兼充议政。至此，在天命及天聪年间，这种由宗室贵族及八旗中的五大臣、固山额真等组成的议政制度，虽无议政王大臣会议之名，实际上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的早期形态。

　　崇德元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清。将原来的旗主贝勒全部封王，并令除八旗固山额真继续兼议政大臣外，每旗另设议政大臣三员，在清代历史上正式出现了“议政大臣”的职名。此后，清王朝宗室贵族中的王与八旗固山额真、议政大臣共同议政的形式，即称为“议政王大臣会议”。因参与议政的宗室贵族除亲王、郡王以外，还有贝勒等人，故又称“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会议的成员虽由上层贵族及八旗大臣所组成，但不是所有上层贵族、大臣都可以出席。“议政”是一种正式的职衔，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地位，必须经过皇帝的任命。同样，在必要时，皇帝也可以撤销某一贵族及大臣的“议政”资格。

　　清王朝统一全国后，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成员有较多的增加，贵族中除亲王、郡王、贝勒参加者政外，贝子及公一级也有参加议政的。议政大臣除满洲八旗的固山额真和大臣外，蒙古八旗（见八旗制度）的固山额真及六部满、蒙尚书也列为议政大臣。其他如皇帝的侍从官员——内大臣、侍卫，以及王、贝勒府中的长史、旗下闲散等，也有被列为议政者。汉军八旗的大臣如范文程、宁完我等人也曾一度参预议政。当时在内廷还专设“议政处”，作为议政王大臣的办公处所。凡军国重务，不由内阁票拟者，皆交议政王大臣会议。其议政形式有二：一为廷议，一为交议。在清王朝统一全国过程中，用兵频繁，军情险急，议政王大臣会议对重大决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

　　随着国家的逐渐统一及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象征着贵族政治权力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必然与皇权产生矛盾。议政王大臣会议人数的增加，较低级别的贵族和大臣的参加议政，实际上降低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与地位。顺康时期，由内阁处理政务，而雍正时又设立军机处，作为赞襄皇帝决策的机构，使权力日益集中于皇帝。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继续存在，但所议之政，已只限于军务、皇帝出巡、旗务、少数民族事务及重大刑审案件等具体事务，无关乎军国大事。至乾隆五十六年（1791），乾隆帝取消了议政王大臣职名，自此议政王大臣会议制度也随之消失。

　　（刘子扬） 
　


    
亦力把里
  　　亦力把里

　　明代新疆一个地方政权的名称。14世纪中叶，统治中亚的蒙古察合台汗国分为东、西二部，东察合台汗国的国王（汗）主要活动于别失八里（八里为突厥语，意“城”）之地，明人记载即称之为别失八里国。统治者是蒙古人，过着游牧的生活。洪武二十四年（1391），东察合台国王里的儿史者遣使向明朝进贡，是与明朝正式联系之始。永乐十六年（1418），歪思成为东察合台汗国的国王，举众西迁伊犁河谷（今新疆伊宁地区），改称亦力把里。“亦力”应即伊犁的另一音译，“把里”疑即八里。歪思与明朝继续保持联系，贡奉不绝。宣德七年（1432）歪思卒，其后裔互不相下，东察合台汗国分裂。后裔中一支仍采用亦力把里的名义，与明朝往来；另一支则以土鲁番为中心，自立为汗，与明朝抗衡。成化元年（1465），明朝政府以西域各国进贡的次数和人数太多，疲于迎接，便加以限制，规定亦力把里三五年一次，每次不得过十人。此后朝贡渐稀。16世纪初，据有土鲁番的一支势力扩大，统一了东察合台汗国，土鲁番成为汗国的首都。明人记载即称之为土鲁番，亦力把里再不见于记载。

　　（陈高华） 
　


    
异姓诸侯王
  　　异姓诸侯王

　　汉高祖刘邦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和建立西汉王朝之初所分封的非刘姓的诸侯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废除了周代以来的分封制，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郡县制。诸子和功臣仅赐以爵禄，不封给土地。尽管如此，分封制的社会基础并未消除，割地封侯的思想还相当普遍地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起义后，六国贵族的残余势力纷纷乘反秦之机割地称王。当时，齐国的田儋自立为齐王，魏咎立为魏王，韩广为燕王，武臣为赵王等等。秦朝灭亡后，反秦武装中力量最强大的项羽，为了巩固自己的盟主地位，不仅承认了六国贵族并立为王的局面，还自封为西楚霸王，并继续分封自己的亲信为王。于是，形成了所谓十八路诸侯。在楚汉战争过程中，刘邦为了分化瓦解项羽的势力，一方面拉拢项羽所分封的诸王，如张耳、英布、吴芮、臧荼等，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满足其重要将领割地分封的要求，陆续封了一些诸侯王。这些诸侯王不是刘姓宗室，故称为异姓诸侯王。如汉四年（前203）春，韩信在平定齐地后，请求立为假王（暂署为王），刘邦为了笼络他，就听从张良的意见，封他为齐王。同年七月，封英布为淮南王。次年十月，刘邦为调动兵力围歼项羽于垓下，又以睢阳以北至谷城分封彭越。西汉初年，由于社会经济凋敝，统治秩序尚待重建，因此汉高祖不得不维持现状，封功臣大者为王，小者为侯。但是为加强中央权力，对诸侯王的封国也作了调整，如彭越封为梁王，齐王韩信徙为楚王等等。当时异姓诸侯王共有七人，即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长沙王吴芮、韩王信。

　　异姓诸侯王的封国跨州连郡，占据了战国时期东方六国大部分的疆域，又握有重兵，对于中央权力的稳定与巩固是很大的障碍。汉五年七月，张耳、吴芮死。不久，燕王臧荼谋反，刘邦亲自领兵讨平。剩下的四人中，楚王韩信、梁王彭越和淮南王英布对西汉王朝的建立立有大功，力量最强，成为汉高祖刘邦的心腹之患。高祖在吕后的协助下，采取了新的对策，一一翦除了异姓诸侯王势力。高帝六年（前201），韩王信在匈奴骑兵的围攻下，以马邑投降匈奴。次年，刘邦亲自领兵征讨，韩王信逃入匈奴。同年，楚王韩信在封国“陈兵出入”，被人告发企图谋反。汉高祖借口巡游云梦，会诸侯于陈，乘机逮捕韩信，带至洛阳，贬为淮阴侯。十一年，陈豨谋反，韩信与陈豨暗通声气，并于次年乘高祖率军平叛之机，图谋诈诏赦诸官徒奴，袭击吕后和太子。由于为人告发，被吕后骗至长乐宫钟室处死，夷三族。之后，高祖又以梁太仆告发彭越谋反为由，逮捕彭越，废处蜀地。吕后为消除后患，将彭越诱至长安，指使其舍人诬以谋反罪，随即处死，夷三族。韩信、彭越被诛，使淮南王英布十分恐慌。他私下集合军队，加强警戒，结果也被人告发谋反。高帝十一年七月，英布起兵反汉。刘邦抱病征讨，并于次年十月平定淮南地。至此，异姓诸侯王中只剩下势力最弱的长沙王，对汉王朝已经没有什么威胁了。

　　（田人隆） 
　


    
邑
  　　邑

　　先秦民众聚居地，包括城市或村镇及其附属田地。商代甲骨文即有“作邑”的记载，并称都城为“大邑商”，还卜问其年成收歉；《尚书·盘庚》亦称所迁都城为“新邑”。说明邑可指最大的城市首都并包括其附近农田。同时，甲骨文又有“土方征于我东鄙，■二邑”，以及“廿邑”、“卅邑”等语，则应是指边区的小居民点。这种情况在西周同样存在，文王“作邑于丰”。周公“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均指兴建都城；而康王封宜侯赐“邑卅又五”，厉王赐鬲从田“十又三邑”，则是指地方上的小居民点。沿袭到春秋时，便有“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等说法，表明聚居地规模大小可以相差悬殊。所以，有的诸侯赏赐大臣一次能多到“二百又九十又九邑”。有的国，卿可以享有百邑，大夫享有九十邑；而另一些国，诸侯赏赐卿六邑；晋国的邑甚至拥有百乘兵力，其规模相当一位大臣的全部采地。进入战国，“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城邑也迅速扩大增多。较大的都邑常有版筑城垣环绕，传说王都方九里，诸侯国都方五里或三里不等，国内其他城邑则相应缩减规模。所谓“邑无百雉之城”，是说国都之外的城市最大的也不过城周三百丈而已，这当是春秋以前的情况。汉以后，皇后、公主所食之县曰邑，各级封爵的封国亦往往称之为“封邑”或“国邑”。

　　（罗世烈） 
　


    
驿传
  　　驿传

　　中国古代政府设置的一种供使臣出巡、官吏往来和传递诏令、文书等用的交通组织。始于春秋战国，称遽、驲（古代驿站专用的车）、邮、传等。《左传》中有关记载不少，《孟子·公孙丑》也说，“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可见当时邮驿制度相当发达。

　　秦汉　秦平定六国前后，由于统一和中央集权的需要，驿传制度已很完备。据《晋书·刑法忘》所载《魏律序》云，秦代有厩置、承传、副车、食厨等有关驿传的法律。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许多部分都有驿传及其制度的记载。汉承秦制，驿传制度进一步完备。当时，用车传送称“传”，用马传送称“驿”，步递称“邮”，三种称呼常通用，也称为“置”。

　　汉代驿传制度是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置一驿（一般为三十里左右），即供应人夫车马和食宿的交通站。驿有传舍，可供歇宿。各级来往人员及其从者的膳食和驿马的饲料，都有一定的标准。持有官府颁发的符、传，过

　　汉“传舍”印章封泥

　　汉“传亭”印章封泥

　　所的旅客都可在传舍止息。驿与驿之间或不设驿的一般道路上，则由主察奸盗的亭兼管文书传递。十里一亭，五里一邮。亭也可止宿。文书由驿及亭、邮传送，有很具体的规定。例如文书的传递，举凡传递的方向，文书的性质（书檄、诏书等），封数及其装束，发文者的封泥印章，收文的单位或人员，传受的邮站及其吏卒姓名，邮站收发时刻，规定的里程和时程，传送的方法（如邮行、亭行、■次行、吏马行）等，都要做详细记录，即“邮书课”。不按规定失期失程的要依律受罚。紧急文书则由驿骑持赤白囊递送，称“奔命书”。除文书传递、官吏往来外，方士、贤者有诏命征召的，也得乘传；吏民告急上变的，亦可要求借用轺传至京师言事。

　　中央政府中管理驿传的部门，西汉不详，东汉时为太尉属下的法曹，地方政府中郡太守属下亦有法曹，但从汉简的记载看，邮驿事务至少在边郡系属都尉管理。驿的主管官员为置尉、置佐、驿候、置候、驿丞，下属有驿小史、传舍斗食啬夫等。驿传所需人夫车马由官府置备，但也有征发民夫和民间车马的。

　　交通手段除人力外，主要是传车和驿马。使用时按官职高低、任务轻重和时间缓迫分为不同的等级。四马高足（好马）称“置传”，四马中足称“驰传”，四马下足称“乘传”，一马二马的为“轺传”，急事骑一马称“乘”。在个别情况下，传车马匹可超过规定，最多的达七乘传。使用驿传需持政府颁发的一尺五寸长的木传信，封以御史大夫印章，依封印的多少定使用车马的等级，从一马一封到置、驰传的五封不等。东汉时为节省费用，则往往但设骑置而无车，由于法律规定驿传只能用于公事，西汉大贵族大官僚也有私置驿传的。

　　驿传效率很高，西汉时，从金城（今甘肃永靖西北）到长安，公文往返只需七天。东汉时，奉天子玺书使者三骑行，一昼夜可达千里。这就大大便利了政令的传达和各地的联系，起了巩固中央集权统一国家的效能。驿路也是重要的商道，有利于人民的往来和各地经济的交流。随着汉朝势力的向外发展，汉政府把国防设施和交通邮递结合起来，加强了边疆地区驿传的建设。汉武帝通南夷，从元光六年（前129）起沿途置邮亭。

　　东汉陶马车　四川成都扬子山出土

　　张骞通西域后，酒泉亭障展筑到玉门，后又延伸到盐泽（今新疆罗布泊），以后直到东汉，这带地区仍是“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驿传制度不仅加强了内地与边疆的联系，有利于国防，也对汉族与边疆各族以及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起了积极作用。自然，为了满足统治者的贪欲，驿传有时也不免成为一种残民的措施。东汉时令南海献龙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腾阻险，死者继路，就是例子。　（宁可）

　　唐　自三国分裂迄于隋代，驿传制度缺乏详细记载。唐代全国空前统一，驿传的设置，规模超过前代，制度更加完备。全国共置驿一千六百四十三所，其中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一般为三十里置一驿（地势险阻或须就水草处不限）；水驿二百六十所；津渡处置水陆相兼之驿八十六所。陆驿驿马，京城都亭驿七十五匹，诸道之驿视其繁闲分六等，依次为六十、四十五、三十、十八、十二、八匹；水驿驿船，繁者四只，次三只，再次二只。其驿夫（水驿称水夫）征取民户承役，凡三马给丁一人，一般给丁三人。初，州县江驿家中富强者充诸驿驿长，称为“捉驿”，上元、宝应年间（760～763），始以吏主之。驿马、车、船由官府提供，诸驿并给钱以市什物、食品。驿馆多建在州县城内，后有迁置城外者；馆舍有上厅、别厅（或西厅、东厅）以接待不同品级官员住宿，并设有茶、酒等库。诸州有专项税钱以给驿传经费，每年一小税，总额四十万贯；三年一大税，一百五十万贯。随近拨给驿田以种植饲料，大抵驿马一匹给地四十亩，传递马二十亩。给驿的范围，主要为奉差赍送公文使者、入觐莅任官员及各种特遣使臣。根据使命缓急，或给驿，或给传，前者日行六驿，后者四驿，赦书日行十驿。乘驿皆凭驿券传牒，在京由门下省发遣，在外由留守及诸军州发遣，滥发有罪。给驿马数依官品有差，给驿者自一品八匹递减至七品以下二匹，给传者自一品十匹至八、九品一匹，有特敕始可限外加马。其携带私物，乘马不过十斤，乘车不过三十斤，乘船所带衣粮什物限二百斤。止驿供给食宿，不得超过三日；五品以上官员私行，许投驿止宿，但不享受饮食。驿传的管理，中央由兵部驾部郎中负责，诸道各设馆驿巡官四人以及判官专知其事，诸州由兵曹司兵参军分掌，诸县令兼理。开元中，命御史出使就便校察驿传。后度支郎中第五琦曾充诸道馆驿使，又京兆尹曾兼本府馆驿使。大历十四年（779），定监察御史一人兼馆驿使，往来巡察。但后来又有以官充馆驿者。唐中后期，由于给驿频繁，乘驿官员多违制骑乘及索要饮食、馈献，加以经费不足，以致驿夫困苦、驿马死损缺额、馆舍破败现象越来越严重。

　　（陈得芝）

　　宋　宋代驿传制度大致沿袭唐代而又有较大发展。驿道四通八达，郊野都鄙之间，二十里有歇马亭，六十里有馆，水行州县有水驿，需持驿券。驿券由枢密院发给，称“走马头子”或“递马头子”。太平兴国三年（978）一度取消驿券，改用银牌；端拱二年（989）复旧。初，内外官员乘驿给马数缺乏统一规定。嘉祐四年（1059），三司使张方平始据旧例和有关宣敕令文纂集删改，编为驿券则例七十四条，赐名“嘉祐驿令”，颁行全国。

　　传递文书则有递铺，每十八里或二十里、二十五里置一铺。递铺有步递、马递、急脚递（又称急递铺）和金字牌急脚递之别，南宋复有斥堠铺和摆铺。各种递铺传送文书种类和日行途程不同。皇祐元年（1049）规定，马递昼夜行四百里，急脚递五百里。金字牌急脚递始设于宋神宗时，牌长尺余，木制，朱漆刻金字，曰“御前文字不得入铺”，“凡赦书及军机要务则用之”。日行五百里，不以昼夜，鸣铃走递，过如飞电，望之者无不避路，前铺闻铃，预备人出铺就道交受。元祐六年（1091）规定：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事干外界或军机及非常盗贼文书入急脚递，日行四百里；如无急脚递，其要速并盗贼文书入马递，日行三百里；常程文书入步递，日行二百里。其中递送赦降的“马递”，即指金字牌急脚递。斥堠铺和摆铺也是急脚递的一种，前者始建于建炎三年（1129），“专一传递日逐探报斥堠文字”，每十里置一铺，每铺限三刻承传。后者亦高宗时所置，本为“通接沿边探报军期急切及平安文字赴行在”而设，因其要求经由州军并取便路互相联结置铺，故名摆铺。初以三十里、二十里置一铺，后改为九或十里一铺，日行三百五十里。除御前之朱漆金牌外，枢密院给发军期急速文字，另有雌黄青字牌，沿边州军并诸军统制司申奏军期急切文字，则有黑漆白粉牌，均创于乾道三年（1167），皆日行三百五十里，淳熙二年（1175），尚书省遣发急切不可待时文字，亦用雌黄青字牌。绍熙四年（1193），雌黄青字牌改为黑漆红字牌，期限减作日行三百里。

　　入递的文书又称递角。除“御前不入铺”文书径由入内内侍省发递外，其余文书的收发均需经过进奏院。进奏院元丰改制后隶门下后省，其任务迄为“掌受诏敕及诸司符牒、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并受天下章奏、案牍、状牒以奏御、分授诸司”。交付急脚马递铺的文书均需当官实封、不题事目，只排字号并题写遣发官司和期限日时，用印以蜡固护，装入筒内。筒有皮筒、竹筒和纸筒三种。登记递角入铺时刻和件数的簿历分大历和小历，大历是存于各铺的底簿，小历由铺兵随身携带，交接时由下铺批注回铺时刻。除官府文书外，雍熙二年（985）还规定允许私书附递，从而使私书附递成为有宋一代的定制和宋代驿传制度的显著特点。

　　递铺虽以传递官府文书为主，但接待使客，运送官物，乃至提供马匹车船等交通工具之事，亦所在多有。由于递铺组织的完善和普遍，驿馆相对衰落，其职能遂为递铺所取代，或与递铺交织不可分。

　　主管驿递的机构，元丰改制前，中央主要是枢密院，改制后则由尚书兵部之驾部掌其事，但枢密院之教阅房仍负有“催督驿递”之责。在地方，路一级由转运使一员提举，以“提举××路马递铺”系衔，另设巡辖使臣，每千里或两州一人，巡回检察；其下，州由通判点检，县由县尉、知县催促。驿递的服役者，北宋建国伊始，即于建隆二年（961）下令以厢兵代百姓为递夫。这是有宋一代的定制，亦为驿递制度的一大变革。递铺铺兵，要路每铺十或十二名，僻路四或五名，各差“小分”一人充曹司。急脚马递铺兵每二十人补节级一名，五百人置将校一名，“部辖及往来催赶递角官物”。

　　（梁太济）

　　辽金　辽有军国重事（如抽发兵马），遣使传旨，用银牌（镀金），长一尺，上刻契丹字，文为“宜速”及“敕走马牌”，由皇帝亲授与使者带在项上驰驿，并手劄给驿马若干匹，驿马缺则取他马代，最快一昼夜行七百里，其次五百里。银牌使者所至，如皇帝亲临，需索物品、更易（驿马），无敢违抗。使回纳还银牌，也由皇帝亲受，付牌印郎君收掌。又有长牌，亦银质镀金，由南内司收掌，遣使赴诸道取索物色及进奉宋朝物品用之；木牌，用于遣使往女真、鞑靼各部取要物色和抽发兵马，均带在腰间左边走马（驰驿）。据宋人使辽行记和《武经总要》记载，设有从白沟至中京、上京和四季捺钵的驿道，宋使入辽即行此道，还有从中京至东京的驿道。两驿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一百余里不等，其间设有中顿，供使客午餐。初，诸县人民承担驿递、马牛之役，至辽末，始使民出钱，由官府募役。

　　金太宗天会二年（1124），始自上京（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至南京（今北京）每五十里置一驿，又令置驿于上京至春州、泰州。后诸路并置。给驿用牌符。乘驿者按官品规定其随从人数、给马数和饮食钱数，从一品以上随从八人、马十匹、食钱三贯十四文，下至八、九品随从一人、马二匹、钱四百六十文。泰和六年（1206）始置递铺转送文牒，十里一铺，每铺设铺头一人、铺兵三人，从所辖军射粮军内差充。凡元帅府、六部支移，凭勅递、省递牌子入递、日行三百里。

　　元　元代驿传又称“站赤”，为蒙古语■amu■i的音译。站，■am的音译（最初曾音译为“蘸”），即汉语“驿”的意思，元代汉文文献中有时兼用汉、蒙语，作“站驿”或“驿站”；站赤，意为司驿者，元代汉文文献中除用于称站官和站户外，还混用于称驿站。

　　成吉思汗时即仿效中原的驿传制度，在境内设立驿站。窝阔台即位后，又命各千户从所管百姓中签发站赤、兀剌赤（ulaha■i，马夫）承当站役，出备马、牛、车具等物，选地立站；增设了从蒙古本土通往察合台和拔都封地、从国都和林通到中原汉地的驿站；颁布了乘驿的规定等。元朝建立后，全国遍设驿站，据至顺二年（1331）成书的《经世大典》记载，总数达一千五百多处（不包括西北诸汗国的驿站在内），构成以大都为中心的稠密交通网。驿路东北通到奴儿干之地（今黑龙江口一带），北方通到吉利吉思部落（今叶尼塞河上游），西南通到乌思藏宣慰司辖境（今西藏地区），范围之广，为前代所未有。驿站分陆站和水站，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分；辽东黑龙江下游地区则置狗站，用狗拉雪橇行于冰上，运载使者、货物往来。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了运送外国使臣进贡的奇异货物，特设从泉州到杭州的海站，二十八年罢。陆站两站之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数十里不等；如相距路程较长，则于中间置邀站以供使者休息。每站当役站户和所备马、牛、舟、车数目，视其交通繁闲程度而多寡不同。繁忙的站，站户多至两三千户，一般为百余户至数百户，江南轿站则只有一二十户。步站置搬运夫，专为运送货物而设。

　　管理站赤的中央机构，世祖初年为中书省右三部，至元七年（1270）设立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以汉地驿站事属中书兵部，通政院只管蒙古驿站。延祐七年（1320），仍命通政院统一掌管全国驿站。地方管理体制也几次变化。初，各地驿站由本处府、州、司、县官兼管；至元元年，命路达鲁花赤、总管亲自提调站赤。十一年定制，各站皆直隶于路，革去州县一级的管理，其站户家属依军户、奥鲁例仍属原籍州县管领。至大元年，离路城远的驿站复命当地州县长官就近提调；延祐七年，又改由路直接管辖，州县官不得干预。提调长官要时常检查所辖各站，督责站官人等勤慎奉职，务令人马、舟车、馆舍、饮食一一完备。各站设置站官，称驿令、提领。大站设驿令一二人，提领二三人；小站一般只设提领。驿令以杂职人员担任，受敕，颁给俸禄；提领由地方提调长官从本处站户中选任，只受部劄，即充本人身役，不给俸。江南地区的驿站，为防范南人，特命以色目人或汉人一名任提领，给俸；另选本处站户一名为副使。此外，每一百户站户设百户一名，每站设司吏一至三名，皆以现役站户承当。在重要都市或交通枢纽处的驿站设脱脱禾孙（检查官），专职稽察过往使臣真伪及人员、物品是否违反乘驿规定，因此这些站又称为脱脱禾孙站。

　　乘驿凭证有圆牌、铺马圣旨和劄子。圆牌也称圆符，按规定专为军情急事遣使之用，由朝廷铸造、掌管（掌管部门为典瑞院），诸王公主驸马及出征、守边军帅和地方官府，各按其地位或需要颁给若干面，以备随时差遣。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圆牌乘驿，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佩银字圆牌。初，圆牌上铸有海东青图像，因称海青圆牌；至元七年改换牌面，不用海东青，改铸蒙古新字（即八思巴字）。据现存圆牌实物，牌面文字汉译为：“长生天气力里皇帝圣旨：违者治罪。”佩带圆牌的使者，有择骑良马、兼程驰驿、马乏时可以夺骑官民马匹等特权。一般公事差遣人员，皆给以铺马圣旨乘驿。

　　元站赤腰牌

　　铺马圣旨也称御宝圣旨，用蒙古文字书写，每道圣旨上都分别标明起马数目，从一匹至十几匹不等；通常经由中书省奏准，颁发给诸王贵族以及中央、地方各官府，并填写领受官府名称，以限定在职责范围内使用。各官府领取的圆牌和铺马圣旨，由担任长官的蒙古人掌管、遣发。元初，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行省、行台等官府有公事差遣，都可以自出铺马劄子给驿；至元十九年定制，一律凭铺马圣旨乘驿，诸官府不得自出劄子，仅经行水站者不用圣旨，仍从中书省出给船劄。此外，诸王也可以自发铺马令旨给驿，但他们滥发令旨遣使，严重扰害站赤，朝廷曾多次下令限制或拘收，始终未能禁绝。诸官府以圆牌或铺马圣旨遣使，一般需随附差劄（或称印信文字、别里哥文字），开列差遣事由、正使和随从员数、起马数目等项。站官验看圆牌、圣旨和差劄后，方能应付铺马、饮食。使者应按其使命由规定的驿路行走，不得绕道驰驿、乘机探亲访友或游玩，公事完毕，即将所领乘驿凭证纳还原发官司，不得稽留。乘驿人员应给的马、舟、车数目，视其官品高下、公事大小而多寡不同。其饮食分例（元代文献中常称为“首思”，系蒙古语■ihüsün的音译）也有规定：在驿馆住宿者，正使每日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肉一斤，油盐杂钞三十文，随从只给米、面；过路者减半。冬月每日另给炭五斤。

　　元代驿传的弊端更甚于前代。泛滥给驿的情况一直非常严重，圆牌常被用于非军务差遣，如僧道宗教祈祭、捕猎、采办珠宝异物等，甚至发给斡脱商人往来贸易；诸王贵族官吏更常以铺马圣旨、令旨差人乘驿办理私事。使者往往恃势勒索站户，多取铺马、饮食；或违制急驰，超重驮载，以致损伤车马，却逼令站户补置。政府常不按时发下祗应官钱，至有连续三年不支者，遂令站户轮当库子（负责供应物资的驿站司吏）赔办供应；加以管站官吏聚敛侵克，差役不均，迫使贫难站户卖妻鬻子以应役。这些都造成站户逃亡，铺马短缺，驿传制度因而日益衰败。

　　传送公文的邮驿，称急递铺（简称递铺），基本上沿用宋、金之制。中统元年（1260）置燕京（今北京）至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开平至京兆（今西安）急递铺，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五里设一铺，每铺置铺兵五人，于各州县取不能负担差发的贫户及漏籍户充役，免其差发。不久即令各州县依例设置，与邻境所置铺相接，路府州县委正官一人提调。至元三十一年（1294），于大都置总急递铺提领所，秩九品，设提领三员；各路置总铺，设提领一员。至治三年（1323），又于每十铺置一邮长。初定中书省、六部、御史台、枢密院及各行省、行台行下公文及地方申省公文方许入递，其后扩大入递范围，凡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官府来往公文均可入递。传递办法：省、台、院及边关紧急重要公文，用木匣封锁，用黑油红字书写号码，并标明发送、承受衙门及入递时刻，随到随送。一般公文皆付承发司，按所投下处分类装封，每件系一牌，用绿油黄字书写号码，交铺传递。各铺收到入递公文，由铺司（铺兵头目）于铺历上登记文目及到铺时刻、传递人姓名，即令铺兵装裹停当，随带回历一本，急速送递至前铺交割；前铺铺司验收后于回历上签押，付来人持回，随交本铺兵送往下一铺。如此依次传递至目的地，一昼夜需行四百里，急件五百里。铺兵腰系铜铃、持枪、挟雨衣，夜则持火炬，沿途其他人闻铃应为让路。除大都、上都间可递送御膳菜果外，其余急递铺只递公文，不许将物件及十斤以上帖册入递。

　　（陈得芝）

　　明　明代驿传机构，在京城设会同馆，地方分别设水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

　　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正统六年（1441），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在北京；南馆三所，在南京。设大使一员、副使二员，总辖馆务。内以副使一员，分辖南馆。弘治（1488～1505）中，添设礼部主客司主事一员，专一提督。凡各王府差遣人员、辽东建州等卫、西北诸国使臣及云贵四川湖广土官番人等，俱于北馆安顿。瓦剌、朝鲜、日本、安南等国进贡使臣，俱于南馆安顿。馆夫额设四百名，南馆一百名，北馆三百名。

　　①水马驿。两京十三布政司共设水马驿一千处以上。马驿六十里或八十里一置，冲要去处，设马八十匹、六十匹、三十匹不等，其余亦设马二十匹、十匹，以至五匹。各驿马匹分上、中、下三等，马膊上悬挂小牌，明写等第。马夫备有铜铃，遇有紧急公务，悬铃身上，前路驿听候铃声，随即供应，不致妨误。水驿设船，使客通行正路每驿二十只、十五只、十只；其分行偏路，亦设船七只、五只。每船设水夫十名。

　　②递运所。在陆路者设置车辆大车能载米十石者，每车人夫三名，牛三头，布袋十余。小车人夫一名，牛一头。在水路者设置船只，船俱用红油刷饰，每船置牌一面，开写本船字号、料数、水夫姓名及樯、柁等一应浮动什物数目，以供点视。六百料者，每只水夫十三名；五百料者，每只十二名；四百料者，每只十一名；三百料者，每只十名。递运所或置或革，时有变动，据万历会典的统计尚有一百四十余处。

　　③急递铺。每十里设一铺，每铺设铺长一名，铺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四名，专一传送公文。每铺设日晷一个，以验时刻。递送公文，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三百里。公文到铺，随即递送，无分昼夜。鸣铃走递，前铺闻铃，铺司预先出铺交收，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赍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以凭稽考。

　　明弘治年间驿马符验

　　乘驿需凭符验。传送文书亦须盖有印信，以防作伪，这种印信为加盖骑缝半印，以凭板勘对合，故称“勘合”。

　　应合给驿的范围，主要有：①赍擎讼旨及奉旨差遣给驿者。②飞报军情重事者。③亲王进表奉贺及差人奏事者。④各藩属使臣之进贡及回国者。⑤文武官员到任在一千五百里以外者。⑥职官病故，其尸体及家属回乡者。另外，孔子后裔也享有给驿待遇。

　　驿传夫役，由各地州县，按照配定的名额，在本地粮户内佥编应役。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制。上马一匹佥编民户纳粮在一百石以上者备马到站应役，中马八十石，下马六十石；水夫由民户纳粮五石以上十石以下者充当；急递铺铺兵由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以上二石以下者充当。一户粮额不足，允许众户合粮凑足一夫，称“朋编”；当地粮额不足编佥，可由同府其他州县佥夫协充，称“协济”。嘉靖年间，驿传夫役计粮折银正式实行，称“站银”，由官府雇役承当。

　　驿递的管理，掌于兵部车驾清吏司，在地方则由布政、按察二司共同负责。对违制者规定了处罚条例。

　　（傅贵九从翰香）

　　清　清代驿传，以京城皇华驿为中心，通达全国。各省所设称驿，属所在厅州县兼管，间有设驿丞专管者；盛京所设亦称驿，专设驿丞管理，不隶州县。通达西北边疆军报所设者称站（自京城回龙观站而西，分两道，一至张家口，接阿尔泰军台，一往山西、陕西、甘肃出嘉峪关，接安西州军塘）；吉林、黑龙江所设亦称站，统于吉、黑将军；自喜峰、古北、独石、杀虎四口分道达于内蒙古各旗，亦设站（蒙旗境内为蒙古站），于四口各派理藩院章京统之。西北两路所设者称军台，分隶于阿尔泰军台都统、乌里雅苏台将军、科布多大臣、库伦大臣、伊犁将军及新疆诸城大臣。安西、镇西、哈密所属特设军塘以通军报，设营塘以通寻常文报。计全国（除西藏外）所设驿、站、台、塘共两千余处，统称驿站。

　　清初亦置递运所，后并归驿站，惟甘肃一带犹存其制，各设牛马专司运载。各省皆设铺司，各以铺夫、铺兵走递公文。

　　各站驿夫，经行大路每站设一二百名或七八十名，偏僻小路二三十名，兵部会同馆（皇华驿）四百名。驿夫工食每日给银二三分至七八分不等，由驿站钱粮内开销。蒙古站及西北两路军台，则由蒙古各旗及新疆各部、各城人民供役。

　　各站驿马、驴、牛皆有定额，会同馆六百九十匹，其余视冲要或偏僻，自百余匹至一二十匹不等，并按各地道路险易规定每年的折损（倒毙）比例。驿车及水站驿船则规定了大、小修和拆造年限。

　　驿站仍归兵部总管。凡应给驿者，发给邮符为验，称勘合、火牌，其往来应供马匹、廪给及跟役人数、口粮，按品级为等差，皆于勘合上填注。驿递则验以火票，定其迟速之限（自日行三百里至六百里），按所达之路程计其时日。铺递亦同。对驿站马匹车船廪给有缺，递送公文迟误失损，驰驿者多要马匹廪给、多带跟役、行李或枉道驰驿，入递文册物品夹带私物等情，都规定了治罪条例。但违例之事时有发生，特别是奉差驰驿官员骚扰、诸官司泛滥交递及州县官贪污克扣驿站钱粮，以致夫马疲敝缺损，驿递迟误严重，虽屡令整治，迄无成效。咸丰间，冯桂芬力陈驿站积弊，建议裁减，效西法设邮政局。咸丰、同治以后，随着轮船、铁路、电讯、邮政相继发展，驿站逐渐变得无足轻重。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始特立邮传部以掌轮、路、电、邮，在此前后，驿站相继裁去。

　　（陈得芝） 
　


    
奕劻
  　　奕劻

　　（1838～1917）清末皇族大臣。满族，爱新觉罗氏。乾隆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自幼过继庆郡王绵慜为嗣。1850年（道光三十年）袭封辅国将军。后历封贝子、贝勒。1884年（光绪十年），慈禧太后罢斥恭亲王奕诉，他因缘得接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持外交，并进封庆郡王。次年设立海军衙门，受命会同醇亲王奕劻办理海军事务。1894年，封庆亲王，权位渐崇，而庸碌无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与光绪帝逃往西安，奕劻奉命留京与李鸿章同任全权大臣，与各国议和。次年，代表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后，他仍任总理大臣。1903年，荣禄病死，奕劻入军机处任领班军机大臣，旋又管理财政处、练兵处事务，集内外大权于一身。

　　奕劻为人贪鄙，与其子载振、大臣那桐卖官鬻爵，被时人讥为“庆那公司”。1904年，御史蒋式瑆奏劾他任军机大臣以来，“细大不捐，门庭如市”，“异常挥霍尚能积蓄巨款”，在英商汇丰银行存入一百二十万两私产。1907年，御史赵启霖再次奏参他为段芝贵谋巡抚职，受贿十万两，其子载振并纳段芝贵所献歌妓杨翠喜。但奕劻因得慈禧太后宠信，两案都不了了之。奕劻初主军机时，袁世凯就用重金笼络，使之成为袁在朝廷中的内援。

　　1911年（宣统三年），清廷裁撤军机处，奕劻任“皇族内阁”总理大臣。武昌起义后，他竭力主张起用被罢黜的袁世凯。不久，袁入京代他为内阁总理大臣，重新组阁，奕劻改任弼德院总裁。宣统帝退位后，奕劻避居天津租界。1917年1月29日病死。

　　（陈东林） 
　


    
奕䜣
  　　奕䜣

　　（1832～1898）清末重要大臣、洋务派首领。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詝异母弟。奕詝十岁丧母，由奕䜣生母抚养长大，与奕䜣关系亲密。1850年（道光三十年），道光帝病死，奕詝继位，年号“咸丰”。次年，奕䜣封恭亲王。1853年（咸丰三年），在军机大臣上行走。1855年，母病死，不顾咸丰帝反对，强行为其争皇太后封号，被咸丰帝斥责疏略礼仪，罢去官职。虽于1857年复授都统，1859年又授内大臣，然其兄弟关系已甚不融洽。1860年，英法联军攻逼北京，咸丰帝逃亡热河（今河北承德），奉命为与英法议和的全权大臣，并与英、法、俄国签订《北京条约》。在此期间，不仅与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礼部侍郎宝鋆等结成权势集团，也得到外国势力的支持。1861年，奏请改变清政府外交、通商制度，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受命主其事。同年，咸丰帝病死，与慈禧太后密谋发动辛酉政变。处死赞襄政务王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被封为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及总理衙门。

　　任内主张对外妥协，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兴办洋务新政。太平天国失败后，与慈禧太后发生权力之争，于1865年（同治四年）被罢去议政王等一切职务。旋经王大臣多人奏请，复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等职。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又被慈禧太后以“委靡因循”为借口罢其一切职务。以后家居十年。1894年，中日战争期间，起用管理总理衙门，并总理海军，会同办理军务。旋又督办军务，节制各路统兵大臣，授军机大臣。1898年病死。

　　（贾熟村） 
　


    
益兰州
  　　益兰州

　　（Ilan■iu）　 元代北境地名。益兰（Ilan），突厥语，意为蛇。传说居民曾在山中见一巨蛇，因以名州。至元七年（1270），元世祖忽必烈任命刘好礼为吉利吉思、昂可剌、乌思、撼合纳、谦谦州等五部断事官，下设经历、知事等官员，以益兰州为治所，兴建了官衙、仓库和驿舍。因此，益兰州成为元朝统治谦河（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和昂可剌河（今安加拉河与叶尼塞河中下游）广大地区的政治、军事、交通中心。几年后，因宗王叛乱，刘好礼南还大都，其地遂为叛王所据。三十年，元将土土哈收复益兰州所辖五部，屯兵镇守。苏联考古学家在今图瓦自治州境内，乌鲁克穆河南支流埃列格斯和麦日盖河汇流处，曾发现夹河而建的四个相连的城镇遗址，当地名登帖列克（Д&euml;H-Tepek）。出土的钱币、瓷器、农具皆可证明这是元代古城，城中有巨大的建筑和大量的琉璃砖瓦遗址，当是重要的官衙或贵族府邸。其余居民区、作坊甚多。现已肯定是益兰州故址。

　　（周清澍） 
　


    
《逸周书》
  　　《逸周书》

　　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后亦称《汲冢周书》。今本全书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四十二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余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四十五篇。今传六十篇本，盖又经后人改编。有人认为今本盖后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

　　《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第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后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后，《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为韵语，纯系说教。

　　今存五十九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纪》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于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于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于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十有余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斠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后案》，均可参考。

　　（黄怀信） 
　


    
殷
  　　殷　商代晚期都邑，位于今河南安阳西北洹河两岸。据古本《竹书纪年》等书载，商汤始居于亳，至第十一王仲丁迁于嚣（即隞，今河南荥阳东北），第十三王河亶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东南），第十四王祖乙迁于邢（今河南温县

　　东），第十八王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到第二十王盘庚，又从奄迁到北蒙，即殷。由于自汤以来，都邑已有五迁，民众忧怨，不愿再行迁徙，盘庚遂告谕诸侯大臣，即今《尚书》的《盘庚》三篇。有些古书说盘庚以后的商王仍有迁都之事，但古本《竹书纪年》说，从盘庚到第三十一王帝辛（纣）灭亡的二百七十三年间，未再迁都。从现代考古研究看，后说更合于事实。因此，商代后期国号也称为殷，或称殷商。商灭亡以后，殷渐归荒废，被称为殷虚（墟）。

　　北宋时期，殷墟已有商代青铜器出土，并见于当时著录。1899年，商代甲骨文得到王懿荣的鉴定，后罗振玉查清其出土地就在殷墟，王国维对殷墟的历史性质也作了论证。1928年考古工作者始在殷墟进行发掘，迄今这一工作仍在继续。

　　殷墟遗址东西长约六公里，南北宽约四公里，即东至郭家湾，西至北辛庄，北到三家庄，南到苗圃北地，面积共约二十四平方公里。其间洹河以南小屯村东北为宫室、宗庙基址，周围分布有作坊遗址、一般居住遗址、墓葬群等；洹河以北侯家庄、武官村一带，则为陵墓区。遗址分为相连续的四期，下限到商末，个别遗存可能更晚。

　　（李学勤） 
　


    
殷浩
  　　殷浩

　　（？～356）东晋大臣。字渊源。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东北）人。好《老子》与《周易》，善谈玄理，颇负盛名，屡辞征召。曾为庾亮记室参军，累迁司徙左长史，后辞官隐居近十载。永和二年（346）因褚裒推荐，始受命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次年，桓温灭成汉，威震朝廷。会稽王司马昱（简文帝）执政，以殷浩声名影响朝野，引为心腹，参预朝政，统率扬州之众以抗衡荆州的桓温。五年后赵石虎死，冉闵展开反羯斗争，北方混乱，晋朝乘机北伐。殷浩以恢复中原为己任，于永和六年就任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并广开屯田，以为军储。他无军事经验，又为桓温掣肘，八年进军至许昌（今河南许昌东），处置失当，败于前秦。次年又大举进军，派羌族酋长姚襄为前锋，十月至山桑（今安徽蒙城北），姚襄反叛，伏击浩军，辎重尽弃，死伤万余，溃退谯城（今安徽亳州）。桓温上疏加罪，十年二月废为庶人，徙东阳信安县（今浙江衢州），十二年卒。

　　（杨廷福） 
　


    
殷墟发掘
  　　殷墟发掘

　　殷墟为殷商王朝后期都城遗址，发现于20世纪初，1928年开始发掘。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洹河两岸，面积约二十四平方公里。自盘庚迁都于此至纣王（帝辛）亡国，商以此为都（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共经八代十二王、二百七十三年。

　　1899年，王懿荣在中药“龙骨”上发现契刻文字，后经罗振玉、王国维等考证、调查，确认为商代甲骨，出土于安阳小屯村。1928年10月，董作宾主持了试掘。同年12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考古组，负责殷墟的发掘工作，先后主持工作的有董作宾、李济、梁思永、郭宝钧等。自1928年10月至1937年6月，共发掘十五次。发掘大墓十一座、方坑一个、小型墓和祭祀坑一千二百多座，以及大量建筑基址，出土刻字甲骨近两万片和大量陶器、铜器、玉器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迅速恢复殷墟的发掘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有：发掘武官村大墓、后冈祭祀坑，1973年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土刻字甲骨四千多片；发现规模较大的商代铸铜遗址、妇好墓，等等。殷墟发掘，是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发掘。该处丰富的出土文物为商史研究中的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实证资料，引起国内外的重视。1961年经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汪朝光） 
　


    
银锭
  　　银锭

　　中国古代货币。即熔铸成锭的白银。始自汉代，其后各代皆有铸造，但流通不广。至明代盛行，但不是国家法定货币。至清，始作为主要货币流通。重量不等，因以“两”为主要重量单位，故又称银两。

　　明太祖朱元璋即位前后，民间交易多用金银。洪武八年（1375）发行宝钞（即钞）后，朝廷多次下令禁止民间以金银为货币进行交易，违者冶罪。但政府发钞铸钱（见制钱）仍以银价为标准。银钞之间、银钱之间都有一定比价，同年定价，银一两当钱一千文，当钞一贯。明英宗即位后，放松用银的禁令，收赋有米麦折银之令，并减少各种纳钞项目，以米银钱当钞。

　　正德十年(1515)铸银锭

　　《明史》记载，此时“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惟折官俸用钞”。成化以后，田赋、商税、盐钞、匠役以及言俸等项收支中，折银的范围日趋广泛。银两逐渐成为主要的支付手段。此时，形式上银两与铜钱并用，但铜钱的价值太小，发行量又不大，不能适应大宗交易的需要，在交易中银两使用的比重逐渐增大。有人估计，隆庆四年（1570）的市场交易中，十分之九以上用银支付，用钱不过十分之一，银在政府的财政收支中所占的比例更大，万历九年（1581），太仓银库岁入银三百七十万四千二百八十一两，钱二千一百七十六万五千四百文，按钱一千文折银一两换算，此项钱仅合银二万一千七百六十五两，不及银数百分之一。

　　自明初开银禁后，物价多以银两计算。从以银表示的金价、米价、绢价看，明代白银的购买力大大高于宋、元时期。宋、元时，金一两约合银十两三钱左右，明时为六两四钱七分；宋、元时江南米一石约值银一两八钱四分，明时仅九钱四分多，宋、元时，绢一匹约值银一两五钱七分，明时仅六钱。按此价综合计算，明代白银的购买力约比宋、元时期提高一倍左右。但明代仍无银币。作为通货用的白银，主要是铸成两端翘起的船形银锭（银元宝），银条和码形的银锭都少见，小额交易则使用碎银。元宝银锭大小不等，大元宝一锭有重至五十两者，也有重二十两的。其上有铸造地点、重量和银匠姓名等文字。小锭上的文字多少不一。银锭和碎银的重量不划一，成色也各有差异，每次支付时都需秤称分量和鉴定成色，多有不便。

　　（从翰香）

　　清代实行银钱平行本位制度，规定制钱一千文准银一两。银两是法定通货，不仅民间交易收藏使用，官府收纳地丁捐税也使用。由此形成银两制度。

　　清朝的银两多以马蹄形的元宝出现，故亦称为宝银。经过熔铸，又可分为大锭、中锭、小锭，通称银块或银锭此外还有碎银。由于各地均可自行熔铸宝银，以致宝银的种类和名称虽然全国大体一致，但成色与重量并不一律。各地使用不同成色名目的银两，相互兑换均有一定的折算比率。

　　银两有实银和虚银之分。虚银是指它作为价值符号或计帐单位。清初法定的纹银、咸丰年间出现的上海规元银、汉口的洋例银以及天津的行化银，都是作为通行的计算单位的虚银，但它们可以随时折合兑取实在的银两。此外，还有作为特定用途从而具有特定衡量标准的虚银，主要有用作官库收捐纳税标准的库平银、用作征收进出口货物关税标准的关平银和用作征收漕粮折色的漕平银。

　　鸦片战争后，外国洋银（见银元）大量流入和自铸银元流行，并没有根本改变或取代银两制度的地位。混杂的货币制度，在对外贸易的金融调度上和在与英镑比价的变化上，都符合外国资本的需要。1933年宣布废两改元后，银两不再使用。

　　（洪葭管） 
　


    
银两
  　　银两

　　见银锭。 
　


    
银元
  　　银元

　　清末中国自铸银币的通称。清代，把外国流入的银铸币称为洋钱，把中国自铸的银币称为银圆（元）。

　　广东省银币(光绪十三年　1887)

　　四川省银币(光绪二十四年　1898)

　　乾隆时曾开铸镌有班禅头像的纪念性银币，道光元年（1821）鼓铸了赏赐用的银币，但用机器自铸新式银元则始于光绪八年（1882）吉林机器局铸造的厂平（吉林通用银两）一两币，因铸造数量甚少，后世罕见，时市面流通的银币主要是洋钱。张之洞督■，于十三年奏准由广东造币厂试铸，每枚重库平七钱二分，币面镌有龙形，越二三年铸成，在市面流通，是为龙洋的起源。以后光绪、宣统年间各省所铸银元均统称为龙洋。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又在武昌设立银元局铸造一两银元。以后各省仿效，相继奏准铸造，但因质劣及成色、重量不符标准，不受民间欢迎，甚至在流通中不能按枚计值，只能按重量计值。二十九年，清政府曾下令划一银元，但未贯彻。宣统二年（1910）清政府将铸币权统一于中央，规定以圆（元）为单位，每元重七钱二分，定名为“大清银币”，由湖北、南京两个造币厂铸造，预定于十月发行。辛亥革命爆发后，所有已铸成的银币均充作军饷，故终清一代，只有各省自铸的银元，而无成色、重量都符合标准的全国统一铸造的银币。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铸造的镌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和国民政府铸造的镌有孙中山头像的银元，是自铸银元中流通最广的两种。进入民国后，仍维持着银两、银元并行的货币制度，直到1933年实行废两改元，银元才成为单一的主币。1935年实行纸币政策，不准行使银元，并用“法币”收兑银元（见币制改革）。以后银元虽间或有在市场上出现，或被个人窖藏，但银元作为主币的时代已宣告终结。

　　（洪葭管） 
　


    
尹
  　　尹

　　先秦官名。商、周时常指官长。甲骨卜辞中有王令尹、多尹从事农作或作王寝者。另外又有所谓族尹，当为一族之正长。

　　西周时，尹可以是官吏之泛称。《尚书》和金文中的“百僚庶尹”、“百尹”、“诸尹”，意即百官、百僚。但当时尹又是作册、内史之长，如铜器铭文中常见作册尹、内史尹之名。尹为世职，故又被称为尹氏。《诗·小雅·节南山》有“赫赫师尹”，师尹即太师、尹氏之简称。尹氏在西周时一直是高官，到西周末尤为重要。

　　春秋战国时，中原各国以尹为官名者不多。现在能见于文献的尹多为较低的职务，如《国语·周语》称关吏、门吏为关尹和门尹。《礼记》的《檀弓》有“工尹商阳”，工尹是工官之长；《月令》提到的奄尹，是宦寺之长；《杂记》所说的里尹，则为一里之魁首，亦即后来里正之类的乡官。

　　南方的楚，官名中带尹者极多。百官中最高者为令尹。另有左尹、右尹，为位次于令尹的尊官。又有王尹、箴尹、连尹、陵尹、郊尹、扬豚尹、中厩尹、宫厩尹、监马尹、环列之尹等。县有县尹，如武城尹之类。见于战国器物铭文、玺印、竹简者，有连尹、大工尹、集尹等。湖北随县曾侯墓出土的竹简，上有左尹、右尹、大工尹、宫厩尹等曾国的官名。曾和楚关系密切，故官制多袭楚制。秦汉以后，亦有尹官，如汉时的京兆尹、河南尹，均为京畿的地方长官。

　　（吴荣曾） 
　


    
英美烟公司
  　　英美烟公司

　　英美资本垄断烟草业的国际托拉斯组织。1902年，美国烟草公司、英国帝国烟草公司等六大烟草公司，共同出资三千万美元（约六百万镑），组成英美烟公司。总公司设于伦敦，分支机构遍布欧、美、澳、非、亚等洲六十余国。公司成立当年即进入中国，收购原属花旗烟公司的上海浦东烟厂，最初投资为二十一万元，职工总数一百七十余人，销售量为一万二千六百八十二箱。1919年设驻华总部于上海（1936年迁香港）。随后在上海、天津、汉口、郑州、青岛、哈尔滨、沈阳、营口、香港等地设卷烟厂十一个。1930年设启东烟公司，1934年设颐中烟草公司，经营卷烟制造业务。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设厂的同时，还建立原料供给基地。1913年起先后在山东、河南、安徽等省推广种植美烟，并设六个大型烤烟厂。它又通过买办合组永泰和烟草公司及其专设的颐中烟草运销公司，形成了一个买办经销网，以上海为中心，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边疆，遍布全中国。此外，还设立六个印刷厂、一个包装材料厂和一个机械厂等，形成庞大的“烟草王国”。

　　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生产和经销，从一开始就凭借不平等条约，先后从清政府、北洋政府及国民政府取得捐税的优惠待遇，从而以极大的优势逐步巩固和扩大了它在中国卷烟业产销上的统治地位，从而获得巨额利润。

　　抗战前夕，英美烟公司在中国及香港地区的工厂和销售机构及其附属企业共三十三个，资本已达两亿一千五百五十四万元，职工总数两万五千人。1937年的销售量已达一百一十万箱，占全中国销售量的三分之二，致使中国民族卷烟工业受到严重摧残。抗战初期，英美烟公司在各地的工厂托庇于租界，并与敌伪合作，其年产量仍能保持在较高水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日军接管。抗日战争胜利后，英美烟公司伦敦总公司决定，紧缩在华企业，继续外移资金，南迁设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英美烟公司在中国的生产、经销宣告结束。

　　（齐福霖） 
　


    
《瀛涯胜览》
  　　《瀛涯胜览》

　　明人记述15世纪中外交通的史籍。马欢著，郭崇礼协助编撰。马欢字宗道，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永乐十一年（1413）、十九年和宣德六年（1431），先后参加了郑和下西洋第四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出访活动，以亲身经历各国的见闻，撰成该书。书中记载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的巨港）、暹罗（今泰国）、满剌加（今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哑鲁（今苏门答腊的日里河流域）、苏门答剌、那孤儿（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黎代（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南浡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小葛兰（在今印度柯钦南）、柯枝（今印度柯钦）、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溜山（今马尔代夫）、祖法儿（今阿曼西部沿岸的多法尔）、阿丹（今亚丁）、榜葛剌（今孟加拉国及印度孟加拉邦地区）、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天方（今沙特阿拉伯的麦加）等二十个国家的情况。

　　《瀛涯胜览》书影

　　每一个国家都单独成篇，以简洁的文字，对其位置、沿革、重要都会港口、山川地理形势，社会制度和政教刑法，人民生活状况、社会风俗和宗教信仰，以及生产状况、商业贸易和气候、物产、动植物等，作了翔实而生动的叙述，较《星槎胜览》所记更为具体详赅，为研究15世纪初这些国家的基本状况，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书中对郑和使团访问各国时的一些情况，也作了真实的记录，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该书有《纪录汇编》本、《国朝典故》本、《胜朝遗事》本和《三宝征彝集》本。1935年冯承钧据前三种版本作《瀛涯胜览校注》，商务印书馆列入“史地小丛书”内出版，1955年中华书局重印。

　　（郑鹤声） 
　


    
应昌
  　　应昌

　　元代蒙古地区重要城市，故址在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西北达里诺尔西。1214年，成吉思汗分赐弘吉剌部按陈那颜牧地于漠南，以答儿脑儿（今译达里诺尔）为营幕中心。弘吉剌贵族将从金境俘掠来的工匠、农民安置于答儿脑儿西岸，形成人烟聚落。灭金以后，又在民匠杂居的村落以西建成公主离宫。至元十年（1270），按陈孙斡罗陈万户及其妻囊加真公主向朝廷请求于此建城，经元世祖忽必烈同意，定名为应昌府。次年，修建起城郭、宫室、衙署等。二十二年，改应昌府为路，辖应昌一县。除路、县各有衙署官吏外，因弘吉剌万户首领受封为鲁王，又另有王傅府。王傅府下辖衙署四十余，官员七百余。此外，在应昌还先后兴建有罔极、报恩、龙兴等佛寺，以及孔庙、儒学和其他庙宇。应昌当岭北行省至两都间的交通要冲，沟通漠南北的帖里干（蒙语，意为车）驿道由此通过。元朝在应昌设有和籴所、仓库，收购粮食北运。应昌还是全国一百二十处屯田之一。

　　明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占领大都。次年六月，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由上都逃至应昌，临时建都于此。三年四月，元顺帝死于应昌。五月，应昌被明军占领，以后此城被废弃。应昌城址南北长约六百五十米，东西宽约六百米，城墙、建筑物轮廓现在还清晰可见。

　　（周清澍） 
　


    
佣作
  　　佣作

　　秦汉时，雇佣劳动称为佣、佣作。雇佣劳动战国时已出现。秦末农民战争领袖陈胜少时就曾为人佣耕。汉代土地兼并加剧，破产农民多数沦为佃客。甚至一些没落的贵族、官僚、地主及其子弟也有潦倒到为人佣作的。使用雇佣劳动的范围也相当广泛，农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建筑业中，都见有使用佣工的。西汉倪宽家贫为人佣耕；东汉第五访少孤贫，常佣耕以养兄嫂；合浦太守孟尝也曾身自耕佣。在手工业中，武帝官营盐铁之前，豪强大家采铁煮盐，往往役使大量流亡人民充当他们的佣工。盐铁官营之后，采铁煮盐，大抵使用卒、徒。但郡中卒轮到践更时多有雇人以代的。私人采矿业如采黄金珠玉及东汉的治家，使用佣工，亦见记载。司马相如设酒肆，与佣保杂作；东汉李固幼子为避祸变姓名为酒家佣，则是商业特别是酒店中使用佣工的事例。此外，漆器制作、纺织、运输、官府的治河、修陵等工程，以及官府、学校的烹炊、舂米、抄写等，也都有使用佣工的，东汉班超投军从戎之前，即曾为官佣书。佣工有的是短期出卖劳动力，有的是长期佣作为生。佣工一般由主人供给饮食及付工资，也有只付工资或仅供饮食的。汉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佣值各有差等。西汉政府参照市价规定的女工雇值为每月三百钱，一些记载中提到男子的雇值每月由一千至两千钱。农民在农忙时也有雇工或按雇值换工的。东汉章帝元和元年（公元84）诏无田农民应募迁徙他乡，官府赐与公田，为雇耕佣。佣作在两汉农业生产中也占一定的比重。

　　佣工对主人的关系，可分两种类型。一种是自愿的雇佣，自来自去，有行动自由，其身分和雇值都较高，有些佣工还是士人出身，在受雇期间可以自己读书。这类雇佣可称为“卖佣”、“市佣”。另一种是依附性的雇佣，逃罪、逃债、逃税、逃役的农民和其他人，流亡他乡，“依倚大家”，受其雇佣，脱离名籍，失掉爵命（亡命），逃避了国家的赋役负担，却作为依附，对豪强大家有一定的人身隶属关系，身分地位较低（近似农奴）。西汉前期私人盐铁主一家聚众至千人的即为这种依附性的雇佣劳动。这类雇佣有“隶佣”、“仆赁”之称。史书所说的“流庸”大都为隶佣。

　　依附性雇佣在手工业中较多，人数也比战国时增加，但不是自由的雇佣关系，而带有封建的依附关系，所以不成其为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在农业中，自由身分的雇佣关系虽有不少记载（如上述的倪宽、孟尝，还有匡衡、第五访等人，在为官前都曾为人耕佣），农忙时短工更是属于自由的“市佣”，但毕竟还是一种零星现象、救急办法，临时外出佣耕者一般都有自己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所以，秦汉时的佣作还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雇工完全不同。

　　（宁可） 
　


    
庸
  　　庸

　　先秦对某些地位较低的劳动者的一种称呼。商代史料里尚未发现指称劳动者的“庸”字。在西周时期，“庸”似指从事农业等主要生产劳动的被奴役者（不包括从事农业等劳动的臣妾）。《诗·鲁颂·閟宫》说，成王封鲁时赐鲁侯以“山川”与“土田附庸”。“附”应该读为“仆”。仆是主要使用在军事上的被奴役者，庸是主要使用在生产劳动上的被奴役者。《诗·大雅·崧高》叙述周宣王封申伯于谢的事说：“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意即把谢地人民赐给申伯当庸。西周后期的询簋记载周王命询管理由夷人充当的“先虎臣、后庸”。虎臣的性质与仆相似，他们在战争中被驱使去冲锋陷阵，所以称为“先虎臣”。庸在战时大概要跟随在军队后面服劳役，所以称为“后庸”。西周时期称为“庸”的，似乎大都是被征服的异族人。他们一般同周族庶人一样，也有家室、邑落，但所受剥削压迫比周族庶人为重。

　　春秋战国之间，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相适应，“庸”所指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在战国时期的史料里，“庸”有时作“傭”（佣），多指雇佣劳动者。但战国初期，国家对私家使用雇佣劳动者大概有一定控制。《吕氏春秋·上农》说“农不上闻，不敢私籍于庸”，《商君书·垦令》等篇也说，为了驱民归农应该禁止私家取庸。由于贫民不断增加，商品经济不断发展，以及剥削阶级越来越需要积极性较高的劳动力，到战国后期，雇佣劳动发展极快，国家实际上已无法控制。《管子·治国》说：“耕耨者有时而泽不必足，则民倍贷以取庸矣。”可见为了不失农时，连一般农民都需要雇工。在发生饥荒的时候，统治者有时也用以工代赈的办法来救济贫民。《管子·乘马数》说，如果碰到凶年，就应该大兴土木，“以前无狗后无彘者为庸”。

　　从现存战国史料来看，使用雇佣劳动的工种有耕耨、决窦（渎）、灌园、缮冢墓、理宫室、立台榭、筑墙垣、煮盐等，范围已相当广泛。

　　《管子·山至数》、云梦秦简和《荀子·议兵》都提到“市庸”或“市佣”。可见当时的市场里集中了很多待人雇佣的劳动者。《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主人要做美味的饭菜款待“卖庸而播耕者”，还要准备优质的钱、布做酬劳。这不是“爱庸客”，而是为了要他们深耕熟耨。庸客努力劳动，也不是“爱主人”，而是因为这样做，饭菜就美，给的钱、布就好。这段话对战国后期比较自由的雇佣关系作了生动的描述。《韩非子》有“卖庸”、“买庸”（即“买人功”）的说法。《荀子·议兵》也有“佣徒鬻卖之道”的话。《韩非子》还把雇佣劳动者称为“庸客”。战国后期，庸客的大量出现，与统治阶级所豢养的，不同于“家臣”、“徒役”的宾客、食客的大量出现，是平行的现象，很值得重视。不过，雇佣劳动者大多数是无家业的贫民，社会地位低下。他们不但要从事辛勤的劳动，受雇主剥削，而且还会受到有权势的雇主的压迫虐待。

　　战国时期，“赁”字意义同“庸”（佣）相近。《荀子·议兵》“是其去赁市佣而战之，几矣”，《史记·范雎传》有“范雎曰：臣为人庸赁”。《韩非子·显学》说“儒者破家而葬，赁子而偿”，大概是让儿子给债主当佣工抵债的意思。战国时期，楚国铸有一种供旅行者过传舍用的铜节，铭文说：“王命，命传赁一擔（担），飤之。”“赁一擔”可能是租给持节者一个担负东西的役徒的意思。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崔氏之乱，申鲜虞来奔，仆赁于野，以丧庄公。”有人认为这是关于雇佣的最早记载，但是《左传》的内容并非都是当时的实录，似乎不能仅仅根据这条材料就断定春秋时期已有雇佣关系。古书中有“赁”当读为“任”的例子。“任”可以当担负重物讲，载运东西的车古代也称为“任车”。如果把《左传》的“仆赁”读为“仆任”，解释为给人赶车，给人搬运东西，似乎也讲得通。

　　参考书目

　　杨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裘锡圭：《战国社会性质初探》，《中国古史论集》，吉林人民出版社，长春，1981。

　　（裘锡圭） 
　


    
永佃权
  　　永佃权

　　土地关系中佃方享有长期耕种所租土地的制度。佃农在接租佃契约交纳地租的条件下，可以无限期地耕作所租土地，并世代相承。即使地主的土地所有权发生变化，佃农的耕作权一般仍不受影响。永佃权最早出现在宋代，明代有所发展，有永耕、长租、长耕等名。明代中叶以后，首先在福建等东南省份的某些地区流行，清代盛行于东南诸省及华北、西北、华南的部分地区，民国时范围又有所扩大。

　　永佃权的形成与定额地租形态的发展有密切关系。在定额地租形态下，地主只是收租，而不关心土地的经营情况，这使土地所有权与耕作权的分离成为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佃农或因垦荒付出工本，或因投资改良土地，或因支付“佃价”，或因长期租种同一块土地，或因集体“霸耕”而获得永佃权。另外，也有自耕农出卖土地、仅保留耕作权而结成永佃关系。在地广人稀地区，有的地主为保障土地收益，也强迫佃农结成永佃关系。永佃权的产生和发展，有利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土地收益的提高，也有利于佃衣经济独立性倾向的发展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削弱。但当地主权势嚣张时，每每任意改变永佃条件，使佃农丧失永佃权，明清时代经常发生佃农争取耕作权的斗争。有永佃权的农民往往“私相授受”，将田面出顶、典押或买卖，还有的保留或转移征租权，造成土地所有权的再分割。许多官绅、豪民、债主也竞相从自耕农或永佃农手中掠取或购置田面，进行地租剥削。这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关系中出现“一田两主”、“一田多主”现象的渠道之一。在“一田多主”制下，出租田面的人都是二地主，俗称面主、皮主、赔主。在永佃制下，土地所有权和耕作权的名称因地而异。又有田骨田皮、田底田面、大苗小苗、大租小租、大田小田、大卖小卖、大买小买、大业小业、粮田税田、粮田质田等，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清宣统三年（1911）编纂的《大清民律》草案在承认永佃权的同时，又规定其存续时间为二十至五十年，实际上否认其永久性。1929年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基本沿袭上述规定。

　　（杨国桢）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

　　明代官修的大型综合性类书。始纂于永乐元年（1403），永乐五年完成。初名《文献大成》，后经增订重修，命名为《永乐大典》。计两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三亿七千万字。主编为解缙、姚广孝等。

　　编纂始末　建文四年（1402）明成祖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夺取皇位之后，深感臣民对其夺位有不平之气，难以力服，故欲修典笼络朝野儒士，使之乐为其用，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

　　永乐元年七月，朱椽以天下古今事物，浩如湮海，散载诸书籍，查找不易，命翰林学士解缙等将“凡书契以来，经、史、子、集、百家之书，至于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之言”，备辑为一书，毋厌浩繁。解缙等奉诏编纂，依韵编次，于次年十一月，奏上成书送呈朱棣。朱棣赐书名为《文献大成》，此即《永乐大典》的前身。但朱棣不满于该书的急就速成，认为采摘不广，记载太略，又于三年正月，敕谕解缙等在原书的基础上重修。并增派太子少师姚广孝和礼部尚书郑赐为监修，刑部左侍郎刘季篪为副监修，又增设正、副总裁；命礼部简派官员以及四方宿儒文学之士充纂修，开馆于文渊阁，命光禄寺给以朝暮膳。参加编纂的官员前后多达三千余人。永乐五年十一月，全书编成，朱棣更赐书名为《永乐大典》，并亲撰序言以纪其事。

　　规模与体例《永乐大典》正文为两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凡例目录六十卷，装订为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书面硬裱，以黄绢连脑包过。封面左上首签题《永乐大典》四字。其篇幅之大，搜罗之广，缮写之工整，装潢之精湛，为当时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永乐大典》编纂之初，定有凡例二十一项，对材料的取舍、分类、排比等都有明确规定。全书按《洪武正韵》的韵目编排，以韵统字，以字系事。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凡入辑之书，不许任意删节涂改，必须按原书一字不差地整部、整编、整段分类编入。这种编辑方法虽有“依韵缀字、踳杂不伦”、“差错无序”等缺点，但宋元以前之佚文释典，赖其多得而传世。保存了明代以前的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明写本）

　　收藏与版本　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很少利用。据《明实录》载，直到弘治时，孝宗朱熜樘才查阅，并曾命人将中所搜辑的药物、禁方抄出给御医药房，而且亲自书写书中的一些金匮秘方赐给太医院应用。明世宗朱厚熜入继皇位后，为在大礼议中取胜，曾多次翻阅古礼义之书，以作为自己“继统”的依据；其后世宗崇信斋醮，每有疑隙，均按韵索览。嘉靖三十六年（1557）四月，皇宫大火，三殿和文、武两楼等主要建筑物全部焚毁，《永乐大典》由于朱厚熜的宝爱，特别督促抢救才幸免于灾。四十一年八月，朱厚熜命文渊阁臣徐阶、礼部侍郎高拱等召集儒臣照原本誊写副本一部，隆庆元年（1567）完成。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

　　崇祯二年（1629）五月，因为初一日的日蚀时刻不验，侍郎徐光启奏准选刻《永乐大典》中日蚀一类。这是该书在明代唯一的刊刻记载。明末文渊阁被焚，《永乐大典》正本可能在这时毁于大火。清雍正时，副本由皇史宬移藏于翰林院，翰林学士得以借阅。乾隆元年（1736），该年进士全祖望被分至庶常馆进习，他从中抄出《宋元图经》等海内孤本若干种，并撰《钞永乐大典记》以纪述其事。乾隆三十八年，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时，《永乐大典》已散佚两千余卷，但仍然从中辑出佚书五百余种。此后该书又陆续散佚，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和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永乐大典》遭浩劫，部分被烧毁，部分被抢走，余者寥寥无几。（参见彩图插页第10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该书加以多方搜集整理。到1959年为止已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1960年由中华书局影印出版，共装订成两百二十册，书前有郭沫若序。1977年台北世界书局又加印行。后又在国内外征集到六十三卷。1986年中华书局将已征集到的现存的《永乐大典》近八百卷，缩印精装出版。

　　（王其榘） 
　


    
永乐迁都
  　　永乐迁都

　　明成祖朱棣将都城由南京迁至北京（原名北平）。以发生于永乐年间（1403～1424），故名。永乐四年诏以明年建北京宫殿，十九年正式迁入。

　　朱棣以篡弑得天下（见靖难之役），为封建礼法所不容。所以，当他进入南京时，建文朝大臣出迎者寥寥无几，余者或四处逃匿，或面斥其非，或图谋行刺，朱棣虽严刑诛杀，大肆株连，而建文诸臣却蹈死如归，奋臂不顾。这一状况，不能不给朱棣造成巨大的威胁；而北平是朱棣兴王之地，他在此经营三十多年，情况熟悉，统治比较稳定；另外北平处于北方农业区与牧区接壤处，交通便利，形势险要，是汉蒙各族贸易的中心以及北方政治与军事要地，定都于此不仅可抗击自北入侵的蒙古人，且可进一步控制东北地区，有利于维护全国统一。因此，朱棣即位后，即开始准备迁都。永乐元年，诏以北平为北京，设北京留守、行后军都督府、行部国子监，改北平府为顺天府；徙直隶、苏州等十郡、浙江等九省富民近四千户实北京。二年和三年又徙山西民两万户实北京。四年闰七月，诏以明年五月建北京宫殿，遣官分道采木于四川、湖广、江西、浙江、山西。六年，除北京永乐五年以前逋赋，免诸色课程，罢北京诸司不急之务及买办，以解民困；流民来归者复三年；七年，营山陵于昌平之黄土山（后改名天寿山）；九年，命工部尚书宋礼等修会通河。十三年五月，平江伯陈瑄等开凿淮安附近之清江浦，使久废的运河重新畅通；十四年十一月，复诏群臣议营建北京。于是公侯伯、五军都督府暨在京武职、六部、都察院文职官先后上疏，称有必要营建北京，得旨允行。十八年九月，诏自明年改京师为南京，北京为京师（见明都城）。十二月，北京郊庙宫殿成。十九年正月，朱棣在北京御奉天殿，朝百官，大祀南郊。迁都大政至此基本完成。同年四月，因奉天、华盖、谨身三殿火灾，有些官僚言迁都之非，要朱棣重返南京，遭拒绝。洪熙元年（1425），明仁宗朱高炽曾欲还都南京，诏北京诸司悉称行在。正统六年（1441）十一月，明英宗重申定都北京，文武诸司不称行在。此后至明亡，北京一直是明朝的京师。

　　（李广廉） 
　


    
《涌幢小品》
  　　《涌幢小品》

　　明人笔记。朱国祯（？～1632）撰。国祯字文宁，浙江乌程（今吴兴）人，万历年间进士，历官至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

　　该书共三十二卷。始撰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春。

　　天启元年（1621）冬完稿。初名《希洪小品》，寓意仰视洪迈《容斋随笔》。后筑木亭名涌幢，意指海上涌现出佛家的经幢，形如时事变幻好比昙花一现的意思，书沿其名。记载明朝掌故，大而朝章典制、政治经济、徭役、仓储备荒、清军勾补、遵化冶炼技术，小至社会风俗、人物传记。其中有关明代中叶戴冠、王守仁、沈周、吴昂等人的琐闻逸事，叙述相当生动；对于嘉靖年间倭寇骚扰东南沿海，隆庆、万历以来的农民起义、兵变及王朝佐、葛贤等领导市民抗税（见城市民变）等史事，叙述颇具条理。作者熟悉明代之事，所记多质实可信。最早有明天启年间朱氏家刻本。中华书局1959年出版了铅印本。

　　（谢国桢韦祖辉） 
　


    
幽蓟十六州
  　　幽蓟十六州

　　后晋时石敬瑭割与契丹的十六个州。

　　北宋后习称“燕云十六州”。五代后唐清泰三年（936）五月，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南），后唐发兵讨伐。敬瑭求救于契丹，向契丹主耶律德光称臣，并以父礼事之，约定解围称帝事成后割让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九月，耶律德光亲率骑兵击破包围晋阳的后唐军队。十一月，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石敬瑭依前约，将卢龙道的幽（见幽州）、蓟（今河北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北）、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东南）、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和雁门关以北的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朔县东北）、朔（今山西朔县）、蔚（今河北蔚县西南）共十六州割付契丹。

　　幽蓟十六图

　　十六州为契丹占有后，中原王朝失去了北面防守的天然屏障，给北方牧骑的南犯提供了方便条件。

　　（陈国灿） 
　


    
幽州
  　　幽州

　　古九州及汉十三刺史部之一；隋唐时北方的军事重镇、交通中心和商业都会。据《周礼·职方》载，“东北曰幽州”。其范围大至包括今河北北部及辽宁一带。周武王平殷，封召公于幽州故地，号燕。战国时，燕与其他六国并为七雄。秦始皇灭燕，在燕地置渔阳、上谷、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汉高祖时分上谷置涿郡；此外又设燕国。汉武帝设幽州刺史部，部刺燕地诸郡国。武帝开边，置玄菟、乐浪等郡，亦属幽州。东汉时，幽州治所在蓟县，故址在今北京市城区西南部的广安门附近。魏晋以后，幽州辖境日渐缩小，至北魏时仅领燕、范阳、渔阳三郡。隋炀帝大业初罢州置郡，故改幽州为涿郡。唐武德元年（618）复为幽州，天宝元年（742）改为范阳郡，乾元元年（758）又为幽州。州治蓟县。另有范阳县，本幽州或范阳郡属县，大历四年（769）后为涿州治所，故治即今河北涿县，与此不同。

　　幽州原是河北平原北端陆路交通的枢纽。隋大业四年（608）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北达涿郡；七年，隋炀帝杨广乘龙舟自江都（今江苏扬州）经黄河入永济渠，至涿郡；同年，又动用江淮以南民夫、船只运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南）、洛口（在今河南巩县东北）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由于永济渠的凿通，运河的终点涿郡又成为北方水陆交通的中心。

　　隋唐时，幽州的军事地位十分突出。隋炀帝在涿郡筑临朔宫作为行宫，大业七年后三次用兵高丽，都以涿郡为基地，集结兵马、军器、粮储。唐贞观十八年（644）出兵高丽，分水陆两路，陆路也以幽州为后方大本营。唐代中期，东北诸族势力强盛，先天二年（713）置幽州节度使于此，以控制奚、契丹等族。天宝元年改为范阳节度使，兵力九万余人，约占全国十节度使兵力的五分之一。天宝末，安禄山身兼范阳、平卢（治柳城郡，今辽宁朝阳）、河东（治太原府，今山西太原西南晋源镇一带）三节度使、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即以范阳为根据地，发兵反唐，掀起“安史之乱”。乾元二年（759）史思明自立为燕帝，以范阳为燕京。广德元年（763）改范阳节度使为幽州节度使，史朝义部下李怀仙降，唐即授为幽州节度使；时平卢已没于北族，惟存平州（今河北卢龙），平州城内驻有卢龙军，幽州节度使遂兼领卢龙节度使。此后或称幽州，或称幽州卢龙，或只称卢龙。幽州为安史乱后长期不奉朝命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之一。直至五代后梁乾化三年（913）十二月为晋王李存勗所灭，割据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天福元年（936），后晋石敬瑭以幽蓟十六州割让契丹，次年契丹以幽州为南京。据房山云居寺石经题记，安史之乱前幽州城内有白米行、屠行、油行、五熟行、果子行、炭行、生铁行、磨行、丝帛行等，行是当时经营同类行业的组织，可见当时幽州商业和手工业之盛。

　　参考书目

　　侯仁之：《关于古代北京的几个问题》，《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曾毅公：《北京石刻中所保存的重要史料》，《文物》1959年第9期。

　　（赵永复） 
　


    
邮电
  　　邮电

　　中国的新式邮电始于清末，到民国时期，国家才逐步独立地办理邮件及电信传递业务，但都比较落后。

　　邮政清政府于1866年在海关税务司下设邮务办事处，从此中国有了新式邮政。1896年成立邮局，至1911年关邮划分，邮政才自成系统。民国成立以后邮政归交通部管辖。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邮政控制在外国人手里。1928年以后，逐渐转由南京国民政府控制。

　　中国邮政组织在中央设邮政总局，划全国为二十四个邮区，大致每省为一邮务区，即于省城之内设一邮务管理局；在管理局下于各县镇乡地方分设有一、二、三、四各等邮局，于市设支局；邮局以下还有邮政代办所、信柜、邮票代售处、村镇邮站等机构。

　　民国时期邮政事业发展缓慢。1911年有邮政员工一万五千二百余人，1936年增至两万八千余人，1904年全国有邮政局所一千三百一十九处、邮路总长五万零五百公里，1936年分别增至七万二千六百九十处、五十八万四千八百一十六公里。1914年中国虽正式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与世界各国建立了通邮关系，但国际邮电数量少而速度低。抗日战争前，各城市之间以公路、河流及铁路运输邮件，大城市用少数汽车及自行车，而小城市及县城全靠人力、兽力及简单车船等。抗战后，因沿海、沿江重要商埠以及铁路干线相继沦陷，于是邮政总局重新开辟公路作为运输干线，并抽调汽车于铁路、轮船阻断地段连络运邮。同时，进一步发展了航空邮路。

　　电信主要是电报和电话。电信与政权关系密切，民国时期历届政府都严格控制国内电信，而对外电信则长期被外国公司所把持。1907年电信局、所共二百三十九处，电报线路总长度为三万七千公里，1936年分别增为一千二百七十二处、九万三千九百九十多公里。民国以前长途电话线路只有北京至天津的一段，到1937年已达五万三千多公里。1910年市内电话交换机总容量为七千八百六十五门，1937年增至十万零四千四百多门。

　　民国时期的邮电还处于落后状态，且邮政局、所线路分布极不合理，东北、东南密集，西北、西南甚稀，通信十分不便。此外，在1927年以后，各革命根据地及解放区均创办人民邮政，单独发行邮票，开展各种邮政业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政总局改为邮电部，邮电通信事业才有了较大的发展。

　　（齐福霖） 
　


    
于谦
  　　于谦

　　（1398～1457）明朝大臣、军事家。字廷益。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宣德初授御史，宣德三年（1428）巡按江西，严惩贪污，平反冤狱，有惠政。五年超迁为兵部右侍郎，巡抚山西、河南，因得内阁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的支持，锐意兴革，在各州县设平淮仓，调节粮价，赈济贫苦，又注意兴修水利，加固黄河堤岸，设亭长专司督修，深得民心。后迁兵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三月遭司礼监太监王振诬陷，一度下狱论死，获释后降为大理少卿。后以山西、河南吏民千余人诣阙上书，并得周王、晋王的保举，复巡抚山西、河南，十三年被召入京，复任兵部左侍郎。次年，瓦剌太师也先率军大举南下，攻掠宣府（今河北宣化）、大同等地，明英宗在王振挟持下亲征，在土木堡（今河北怀来东）大败被俘（见土木之变），京师大震。时英宗弟■王朱祁钰监国，侍讲徐■（后改名有贞）献计南迁。于谦严词斥之，力主抗战，被任为兵部尚书。九月，与吏部尚书王文等拥立朱祁钰为帝（即景帝）；朝中乏将，遂即征调，并集重兵，加强战备，十月，瓦剌军进至北京城下，于谦统军二十二万，在北京城外击败瓦剌军，迫使也先撤退。以功加少保，总督军务，乃增兵守卫真定（今河北正定）、保定、涿州（今河北涿县）、易州（今河北易县）等地，并派大臣镇守山西，严防瓦剌南下。景泰元年（1450）也先见明军有备，无隙可乘，遂将英宗释归。于谦以和议难恃，上安边三策，改革军制，首创团营建制，选拔精兵，分营集中团操，各以都督统率，从此兵将相识，号令划一，军势日盛。其行事章奏，悉合机宜，号令明审，中外威服。且他爱国忘身，自奉俭约，所居之屋仅蔽风雨，景帝曾赐与第宅，他固辞说：“朝廷多事之秋，非臣子安居之日。”八年正月，武清侯石亨、太监曹吉祥与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发动夺门之变，迎英宗复位。于谦遭诬陷以谋逆罪被杀，籍没时家无余资。弘治二年（1489）赠特进光禄大夫、柱国、太傅，谥肃愍，万历中改谥忠肃。著有《于忠肃集》十三卷，系其被害约二十年后编集而成。

　　（谈宗英） 
　


    
于阗
  　　于阗

　　中国古代西域城郭王国，唐安西四镇之一。又称于■，可能是*Godan的对音，其完整形式Gostāna由古代于阗人种名go加伊朗语后缀-stāna组成，意为“牛地、牛国”。当地佛教徒编造的建国传说附会为梵文的Gos-tana，意为“地乳”。于阗一名的早期于阗语形式作Hva-tana，发展成晚期于阗语的Hvamna—/Hvana-/Hvam-，汉文对应词为“涣那”。因受原始阿尔泰语圆唇音谐和律的影响，于阗一名音变为*’Odan故元代又称五端、兀丹、斡端等。清朝在伊里齐新城设和阗直隶州，在克里雅设于阗县，使旧名易地。古代居民属塞种，操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东伊朗语支的于阗语（一称于阗塞语）。11世纪为黑汗王朝所灭后，人种和语言逐渐回鹘化。

　　于阗地处塔里木盆地南沿，中心地区在发源于昆仑山的喀拉哈什河（墨玉河）和玉龙哈什河（白玉河）之间，东通且末、鄯善，西通莎车、疏勒，盛时领地包括今和田、皮山、墨玉、洛浦、策勒、于阗、民丰等县市，都西城（今和田约特干遗址）。

　　西汉时，有户三千余，人口一万九千余，士兵两千四百人。东汉初，被莎车王贤攻破，另立国王位侍，后又杀之，不立国王，而由莎车将君得镇守于阗。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于阗贵族都末兄弟杀君得，旋即为贵族休莫霸和汉人韩融所杀。休莫霸自立为王，两败莎车，但未捷先死；四年，兄子广德继位灭莎车，从精绝西北到疏勒十三国皆服从于阗。匈奴得知，遣五将率焉耆、龟兹等十五国兵围于阗。广德降，以太子入质匈奴，每年纳■、絮，匈奴派使者监护其国。十六年，汉军司马班超至于阗，广德杀匈奴使者降汉，班超以此为根据地，北攻姑墨，西破莎车、疏勒，于阗都出兵相助。汉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于阗杀匈奴所立莎车王，另立新主。汉安帝永初元年（106）以后，西域复乱，相互攻伐，莎车叛归疏勒。汉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攻降焉耆，于阗服属于汉。四年，于阗王放前杀拘弥王兴，立已子为王。六年，遣侍子赴汉贡献。汉朝使放前重立拘弥国，放前不应。阳嘉元年（132），敦煌太守徐由派疏勒王臣磐率兵二万击破于阗，重立拘弥王成国而还。汉桓帝元嘉元年（151），西城长史赵评在于阗病死。翌年，王敬继长史任，拘弥王成国因与于阗有仇，诬称赵评为于阗王建害死。王敬至于阗，杀建。于阗侯将输■率众斩敬，欲自立为王。国人不服，杀之而立建子安国。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安国攻杀拘弥王，汉戊已校尉、西域长史发兵立拘弥在汉的侍子定兴为王，时仅辖人口千余。于阗在东汉时势力强盛，户增至三万二千，人口八万三千，有兵三万人。公元2世纪末，在贵霜和汉朝的影响下，于阗王曾打制一种钱币，铭文一面是汉文重量单位，一面用■卢文记王名，名“汉■二体钱”。

　　汉末魏初，仍向中原王朝进贡，国王山习曾向魏文帝曹丕献名马。又兼并戎卢、■弥、渠勒、皮山等国。西晋时，与鄯善、焉耆、龟兹、疏勒并为西域大国，晋朝封国王为“晋守侍中大都尉奉晋大侯亲晋于阗王”。前凉建兴二十三年（335），张骏遣杨宣伐西域，于阗遣使入贡。前奏灭前凉后，于阗向前秦朝贡。北魏太平真君六年（445），魏太武帝拓跋焘击败吐谷浑，吐谷浑王慕利延率众西逃，攻入于阗国，杀死国王百姓数万人。吐谷浑走后，于阗复国，但势力已衰。北魏文成帝太安三年（457），遣使入贡，并纳女于文成帝为夫人，号仙姬。北魏献文帝末年（468～470），柔然攻袭于阗，于阗向北魏求援，北魏以道远未出兵。柔然退后，又隶属于西方强国■哒，纳贡物。太和末（495）、景明中（502）及其后，又与北魏往来。梁天监九年（510）以后，还不断遣使南朝，曾向佞佛的梁武帝萧衍献外国刻玉佛。北周建德三年（574），进贡名马。不久被新兴的突厥汗国所控制。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三年（639）且遣子入侍唐廷，有的侍子如尉迟乐（智严）留居长安不返。十八年，玄奘从印度取经回国，在于阗逗留很长时间，受到款待和护送。二十二年，唐军攻占龟兹。明年，副将薛万备率兵至于阗，于阗王伏■（尉迟的异译）信随万备入朝，唐高宗封为右骁卫大将军后还国。高宗显庆三年（658），于阗编为唐安西四镇之一，成为丝路南道最重要的军政中心。四年，西突厥思结部曾攻于阗，被唐将苏定方击破。吐蕃势力进入塔里木盆地后，联合西突厥弓月等部，于龙朔三年（663）和麟德二年（665）两次进攻于阗。由于唐廷救授，暂得保全，终在咸亨元年（670）被吐蕃攻占。吐蕃率于阗攻陷龟兹拨换城，唐被迫罢四镇，撤回安西都护府。上元元年（674），于阗王伏■雄击走吐蕃，亲自入唐，唐在于阗设毗沙都督府，下辖六城等十羁縻州，任命伏■雄兼都督。此后，唐蕃争夺西域的斗争主要在碎叶、疏勒一带展开，于阗稍得安定。武则天垂拱二年（686），吐蕃再次占领于阗等四镇。至天授三年（691）初，于阗又归属唐。伏■雄死，唐册封其子■（一作瑕）为于阗王。长寿元年（692）十月，唐复置四镇，并派兵驻守，高仙芝、杨和等先后任于阗镇守使。开元十三年（725），于阗王尉迟眺曾引突厥谋叛唐，很快被安西副大都护杜暹派兵擒杀，更立新王。此后，尉迟伏师战、伏■达、尉迟■、尉迟胜相继为王。天宝中（749年前后），尉迟胜入唐献名玉良马，唐玄宗李隆基嫁以宗室之女，并授予右威卫将军、毗沙府都督。归国后，与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合力击破播仙、萨毗界内的吐蕃势力。安禄山起兵叛乱，尉迟胜闻讯后，以其弟曜摄国事，自率兵五千赴中原之难，乱平后，终老长安。唐肃宗乾元三年（760），唐授尉迟曜兼四镇节度副使，并管理本国事。他率领当地民众与唐镇守军一起戍守于阗，坚持到唐德宗贞元六年（790），为吐蕃攻占。吐蕃并未断绝于阗尉迟氏王统，而是以羁縻形式统治，其军政中心设在于阗都城北的神山堡（今新疆麻札塔格）。9世纪中叶，吐蕃内乱势衰，于阗获得了独立，仍由尉迟氏执政。9世纪末叶，开始和敦煌的沙州归义军政权交往。912年，Vi■a’Sambhava继位为王，汉名李圣天，年号同庆。后娶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女为妻，双方往来频繁，且通过敦煌，遣使中原王朝。天福三年（938），后晋高祖遣张匡邺、高居诲等出使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此后，于阗与中原特别是敦煌地方政权关系更为密切，常有大批于阗人留居敦煌，并在莫高窟留下了他们的供养像。

　　北宋初，于阗使臣、僧人数次向宋进贡。宋太祖赵匡胤乾德四年（966），李圣天之子从德（Tcūm-ttehi：）亲自入朝宋廷。明年归国，继位为王，即Vi■a’■ūra。自970年左右，信奉伊斯兰教的疏勒黑汗王朝，开始进攻信奉佛教的于阗，战争持续了三十余年，黑汗王朝终于在11世纪初攻占于阗，尉迟家族统治的佛教王国灭亡，部分民众东迁沙州，甚至远到青海。于阗在黑汗王朝的统治下，有相对的独立性，仍单独向宋朝进贡，有大批商人来贸易。但语言和人种逐渐回鹘化，并陆续皈依了伊斯兰教。后经西辽、蒙古、元朝、察合台后王及准噶尔部的统治，到清高宗弘历乾隆二十四年（1759）入清版图，光绪九年（1883）置和田直隶州。

　　于阗以农业、种植业为主，是西域诸国中最早获得中原养蚕技术的国家，故手工纺织发达。特产以玉石最有名，曾远销东西各国。于阗自2世纪末传入佛教后，逐渐成为大乘佛教的中心，曹魏时第一个汉族西行取经僧朱士行，就是到于阗访求梵本大品《般若》的。魏晋至隋唐，于阗一直是中原佛教的源泉之一，如华严部经典，就大多是从于阗取得梵本，于阗僧人提云般若（Devapraj&ntilde;a）、实叉难陀（Sikshānanda）等，都为汉译华严经典作出贡献。近代以来在和田、敦煌发现了许多于阗文、梵文佛典，如长达六百多行的《佛本生赞》，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佛教文献。于阗人民喜爱音乐、戏剧，在绘画方面具有印度、伊朗的混合风格，著名画家尉迟乙僧于唐初至长安，绘有许多壁画，与唐人吴道子、阎立本齐名。

　　（荣新江） 
　


    
余玠
  　　余玠

　　（？～1253）南宋末抗蒙名臣。字义夫。蕲州（湖北蕲春南）人。初为淮东制置使赵葵幕僚。嘉熙年间（1237～1240）任知招信军，于汴城、河阴战败蒙古军，升淮东提点刑狱兼知淮安军。淳祐元年（1241），赴援安丰，败蒙古军，升淮东制置副使；六月，任四川宣谕使。次年，改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后又兼四川总领兼夔路转运使。自蒙古军攻入四川，蜀地残破，宋朝将吏各专号令，犹如一盘散沙。余玠到任后，大改弊政，遴选守臣，惩杀悍将、溃将，整顿军政；轻徭薄征，设置屯田；修学养士，延纳贤才。同时加强战备，用冉琎、冉璞计，修筑钓鱼城（今四川合川东），又陆续修筑大获（今四川苍溪南）、青居（今四川南充南）、云顶（今四川金堂南）神臂（今四川合江西北）、天生（今四川万县西）等十余城，皆因山为垒，或为诸州治所，或用屯兵积粮；驻重兵于大获城以控扼自陕入蜀孔道，驻重兵于青居、钓鱼、云顶以保障嘉陵江、长江，形成一个防御网。余玠又作《经理四蜀图》上报朝廷，自许十年之内手挈蜀地还宋。从淳祐三年到四年，余玠与蒙古军大小三十六战，战果显著。后又率军北攻兴元（今陕西汉中），还击退进扰成都、嘉定（今四川乐山）的蒙古军。然而云顶山统制姚世安勾结权相谢方叔等，造谣中伤余玠。宝祐元年（1253），宋廷命余晦代余玠，召余玠回朝。余玠闻召不安，七月，突然死去，或说饮毒而亡。参考书目陈世松：《余玠传》，重庆出版社，1982。

　　（胡昭曦） 
　


    
鱼鳞图册
  　　鱼鳞图册

　　为征派赋役而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册。以所绘田亩状如鱼鳞而得名，简称鱼鳞册。据文献记载，南宋绍熙元年（1190）漳州等地即开始编制这种图册，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始于明洪武二年（1369），进入清代后渐废。洪武元年春，明太祖朱元璋针对两浙富民诡寄田产、逃避赋税之弊，派遣周铸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核实田亩。并在松江编制鱼鳞图册。二年，又派国子生武淳等分别巡行州县，全面清丈土地，查实田亩，编造土地清册，即鱼鳞图册。具体办法是：根据各县税粮多少，将一县分

　　洪武鱼鳞图册

　　为若干区，每区又按土地的自然形态分为若干地段，由粮长率里长、甲首进行丈量，以田地为主，编排字号，详列土地面积地形、四至、土质优劣及上中下等税则。有的图册还有“分庄”一栏，以备土地买卖时粮差过户或父子兄弟析产之用。各州、县、都、里将所辖境内的田地图编在一起，栉比排列，制成鱼鳞总图册。各州县年终统一造册解府汇编成一府总册。图册一式四份，分存于县、府、布政使司、户部。

　　明代鱼鳞图册，就其所登记的项目而言，已是相当完备的土地登记册。它的编制，使赋役的征收具备了确实根据，多少防止了产去税存或有产无税的弊端，使政府税收有了保证，耕地及税额也有所增长。据洪武十四年统计，全国土地面积是三百六十六万七千七百多顷。到二十四年，增至三百八十七万四千七百多顷；赋税收入仅米麦一项，也由洪武十四年的两千六百一十万余石，增至二十四年的三千二百二十七万余石。鱼鳞图册的编制，对于巩固高度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经济基础，曾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但明代中叶后，鱼鳞图册与实际逐渐不相符合，而流为具文。清朝建立后，已名存实亡。

　　（黄启臣） 
　


    
虞集
  　　虞集

　　（1272～1348） 元朝文学家。字伯生，号邵庵、道园。

　　先世为蜀人，生于衡阳。南宋亡，随父汲侨居崇仁，与吴澄及南宋名公遗老交游，以能文章著名。成宗时被荐举为大都路（今北京）儒学教授，自此，先后供职于国子学、翰林院、集贤院、奎章阁等，历仕八朝，秩至从二品。朝廷诏告典册、四方碑文，多出其手。元文宗图帖睦尔时修《经世大典》，先与赵世延同任总裁，后又专领其事，对该书的编成作出了贡献。虞集曾奉文宗之命起草诏书，说明宗和世■素来认为妥欢贴睦尔不是他的亲生子。元顺帝妥欢贴睦尔继位后，虞集惧祸告归。晚年乡居，仍颇受尊崇。虞集诗文都享有盛誉，被视为中元以后的文章大家。他曾建议在京畿濒海筑堤围田，募富民经营屯垦。元末置海口万户，便是受该建议的启发。虞集自题其存稿名《道园学古录》，至正元年（1341）由幼子翁归等编定，又有《道园类稿》，均为五十卷，并行传世。

　　（姚大力） 
　


    
虞洽卿
  　　虞洽卿

　　（1867～1945）　航运业资本家。名和德。浙江镇海人。生于1867年6月19日（清同治六年五月十八）。十五岁至沪入瑞康颜料行当学徒。1895年起，先后任德商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1908年在沪集资设立宁绍商轮公司。1914年辞宁绍公司总经理，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继而又创办宁兴、鸿安两轮船公司，到抗战前夕，三公司共有船三十余艘，总吨位为九万一千余吨，为民营之冠。此外，他还投资于上海中法大药房、信谊化学制药厂、大华无线电公司、江南造纸公司、宁波永耀电灯公司等企业。

　　虞洽卿为江浙财团的“台柱”，在政治上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右翼。他历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淞沪市政会办、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等职。五四运动时，他以上海总商会会长身分操纵会务，阻挠罢市斗争；五卅运动爆发后，又操纵上海总商会，破坏“三罢”斗争。1926年11月，亲自前往南昌谒蒋介石，代表江浙财团许以金钱资助。翌年“四·一二”政变后，被聘为上海警备司令部顾问。从此，虞一直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1927年后，历任上海特别市市政会办、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上海租界纳税华人会主席、上海市轮船公会主席等职。1937年“八·一三”上海抗战后，任上海难民救济协会理事长，打着“救济”旗号，利用海轮运输洋米牟利。1941年，虞离沪去渝，在重庆与王晓籁等合组三民运输公司，又与缪云台合营三北贸易公司。1945年4月26日在重庆病故。

　　（熊尚厚） 
　


    
虞允文
  　　虞允文

　　（1110～1174）　南宋抗金名臣。字彬甫。仁寿（今属四川）人。绍兴二十四年（1154）登进士第，累官至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颜亮统率金军主力越过淮河，进迫长江。两淮前线宋军溃败，金军如入无人之境，南宋王朝再度岌岌可危。虞允文时任督视江淮军马府参谋军事，被派往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市）犒师，正值金海陵王大军谋由采石渡江。虞允文见形势危急，毅然把散处沿江无所统辖的军队，迅速组织起来，挫败金军渡江南侵的计划，赢得了著名的“采石大捷”（见采石之战）。金海陵王移兵扬州，虞允文又赶赴镇江府（今江苏镇江）阻截。金军内部矛盾激化，金海陵王为部下所杀，金军北撤，南宋转危为安。虞允文在南宋朝野上下获得极高声誉。

　　绍兴三十二年，虞允文任川陕宣谕使。宋孝宗赵眘即位后，因反对朝廷放弃陕西五路之议而罢官。后出任湖北、京西宣抚使，又因反对放弃唐（今河南唐河）、邓（今河南邓县）二州再度罢官。乾道三年（1167），召为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四川名将吴璘死，虞允文接替他出任四川宣抚使兼知枢密院事，积极整顿正规军和民兵，减缩军费开支。五年拜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八年改为左丞相兼枢密使。同年秋，授少保、武安军节度使、四川宣抚使，封雍国公，再度赴四川综理军政事务。他到任一年多，因筹划四川地区的出师北伐，积劳成疾，淳熙元年（1174）病死。

　　（郦家驹） 
　


    
《舆地纪胜》
  　　《舆地纪胜》

　　南宋地理总志。编纂者王象之，字仪父，婺州金华人。父师古，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及第，历任州县官。象之青少年时期，随父遍历江、淮、荆、闽等地。庆元二年（1196）登进士第，宝庆元年（1225）前后，任潼川府（今四川三台）文学，又曾任知县等职，以博学多识著称。仕宦之余，收集地理书及诸郡县地志、图经，随时编集，于嘉定十四年（1221）开始综合编纂，州县沿革一般亦以此时为限，约于宝庆三年成书。该书以南宋统治区为限，起行在所临安府，迄剑门军，共计府、州、军、监一百六十六，有些府、州分为上下两卷，合计二百卷。每一府、州，一般分为府州沿革（为监司等机构驻地，另叙有关沿革于后）、县沿革、风俗形胜、景物上、景物下、古迹、官吏、人物、仙释、碑记、诗、四六等十二门，间亦变通而有所分合。《舆地纪胜》主要是节录当时数以百计的各地的方志、图经编纂而成，对各种方志、图经中的山川、景物、碑刻、诗咏，一概收录，而略于沿革，以符合“纪胜”的要求，受到南宋史学家李■、目录学家陈振孙的赞赏。王象之对各书记载的异同，加案语进行考订，“收拾之富，考究之精”，为当时所称。另有《舆地图》十六卷，逐路为卷，尤详于四川各州。《舆地纪胜》宋时有刻本传世，明代曾将其中的《碑记》，辑为《舆地碑记》四卷刻印，其时《舆地纪胜》全书已缺七卷。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重刻时，全书已缺三十一卷，另十七卷亦有缺页。刘文淇（1789～1854）及其子刘毓松，依据清张鉴、吴兰修的校记、按语，车持谦、许瀚的《舆地碑记》校记，以及史书、文集等，于道光二十七年撰《舆地纪胜校勘记》五十二卷；岑建功（？～1848）于次年撰成的《舆地纪胜补缺》十卷，基本上是据各书所引《舆地纪胜》的原文辑录而成，两书对《舆地纪胜》的整理，甚为有益。《舆地纪胜》引用的大量方志、图经，绝大部分早已散佚，所引《高宗圣政》、《孝宗圣政》、《中兴遗史》等，亦已早佚。该书保存了不少史料，对研究宋史，尤其宋代地理，颇有裨益。该书有清道光岑氏刊本传世。

　　（陈振） 
　


    
宇文护
  　　宇文护

　　（515？～572）北周权臣。小字萨保。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宇文泰之侄。早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与东魏的交战中屡建战功，又与于谨南征梁朝江陵。西魏恭帝三年（556）宇文泰死，诸子幼小，遗命宇文护掌管国家大政。护名位素卑，在于谨的支持下统理军国大事。他以宇文泰嗣子宇文觉幼弱，想乘宇文泰的权势和影响尚存时早日夺取政权，因迫使西魏恭帝禅位于周。次年，宇文觉称周天王，建立北周。护为大司马，封晋国公，旧日与宇文泰并肩的大将赵贵、独孤信对宇文护不服，宇文觉也不满他专权，图谋诛护不果，反被其先发制人，杀赵贵，令独孤信自杀。宇文觉被废黜而死。宇文护迁大冢宰（当时的宰相），并拥立宇文泰另一个儿子宇文毓（周明帝）。明帝好学有识，为宇文护所畏，武成二年（560）又被他毒死，立宇文泰四子宇文邕（周武帝），改元保定，实际大权仍由宇文护掌握。护虽性宽和而不识大体，委任非人而久专权柄，又素无戎略，两次伐齐都大败而归。诸子贪残，僚属恣纵，蠹政害民。宇文邕与弟卫王宇文直策划，于建德元年（572）杀死宇文护。

　　（周一良） 
　


    
宇文化及
  　　宇文化及

　　（？～619） 隋末叛军首领。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隋大将宇文述之子。年少时不守法度，长安人称他为“轻薄公子”。杨广为太子时，他领禁军，出入卧内，很受宠信。隋炀帝杨广即位，授他为太仆少卿，又以其弟士及娶南阳公主。化及受宠骄横，曾违禁与突厥交市，因公主的缘故，才免一死。宇文述临终前乞求炀帝看顾其子，炀帝于是授化及为右屯卫将军。大业年间，义军、叛军蜂起，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不敢回京城，而称为“骁果”的随从禁卫多关中人，不愿从炀帝久驻扬州，打算自行回本土。统领骁果的武贲郎将司马德戡等得知此状，便集兵数万，于大业十四年（618）发动叛乱，推化及为主，缢杀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化及自称大丞相，引兵十余万西归。不久发生内讧，德勘等被杀。时东都群臣奉越王侗继帝位于洛阳，招瓦岗军领袖李密为太尉，使讨伐化及。双方战于黎阳（今河南浚县北），化及屡败，北走魏县（今河北大名西南），将士屡叛归李密。化及自知必败，叹曰：“人生固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毒杀杨浩，即帝位于魏县，国号许，改元天寿。武德二年（619），唐遣李神通攻化及，化及东走聊城（今山东聊城东北）。时窦建德已立夏国，遂以讨逆为名，往攻聊城，神通退兵。同年闰二月，建德攻陷聊城，擒化及，槛送襄国（今河北邢台），与其两子同时处斩，许亡。宇文化及被杀地点，《隋书》本传作河间；《北史》本传、两《唐书·窦建德传》作大陆；《资治通鉴》作襄国，今从《资治通鉴》。

　　（胡守为） 
　


    
宇文恺
  　　宇文恺

　　（555～612）　隋代建筑家。字安乐。祖先是鲜卑族，西魏以来汉化。父亲宇文贵，西魏十二大将军之一，仕周，位至大司徒。次兄宇文忻，周、隋时名将，隋时官至右领军大将军，为隋文帝杨坚所忌，被诛。宇文恺为武将世家，父兄皆以弓马显名，他独好学，擅长工艺，尤善建筑。隋代著名工程，他多参预。

　　开皇二年（582），隋文帝下诏营建新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以恺为营新都副监，时高颎虽为大监，不过总领大纲，而规模计划皆出自宇文恺。开皇三年，新都建成，而仓廪尚虚，需要大量转运关东米粟，渭水多沙，不便漕运。四年，下诏兴建漕渠，令宇文恺率领水工凿渠，引渭水通黄河，自大兴城东至潼关三百余里，名叫广通渠。渠成后，转运便利，隋唐关中的富庶颇得益于此。其后，他受到其兄宇文忻被杀事件的牵连，一度罢官居家。开皇十三年，隋文帝要在岐州（今陕西凤翔）建仁寿宫，经右仆射杨素推荐，文帝任命恺为检校将作大匠，后又拜为仁寿宫监、将作少监。在杨素主持下，仁寿宫建造得非常华丽，成为隋文帝经常临幸的别宫。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要营建洛阳，又以恺为营东都副监，后迁将作大匠。宇文恺把东都建筑得极其壮丽，因此被升为工部尚书。他曾经建造大帐，帐下可以容纳数千人。又造观风行殿，殿上可以容纳侍卫数百人，行殿下装轮轴，可以迅速拆卸和拼合。他曾建议按古制建筑明堂，“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并曾用木料制作了模型。虽然没有兴建，却表现了他的巧思和学识的渊博。大业八年（612）宇文恺卒。

　　宇文恺设计和督造的工程中，以两都的营建及广通渠的开凿最有影响。长安（大兴城）及洛阳的建筑规模使后代学者为之倾倒，并为后代王朝所仿效，为邻近国家所学习。他著有《东都图记》、《明堂图议》、《释疑》。除《明堂议表》见于本传外，其他均已失传。

　　（陈仲安） 
　


    
宇文泰
  　　宇文泰

　　（505～556）北周的实际创建者。小字黑獭（一作黑泰）。其先出于匈奴，自后燕归魏，徙居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泰子宇文觉称帝后，追尊为太祖，谥文帝。北魏末年六镇起义中，宇文泰参加鲜于修礼和葛荣的起义军。尔朱荣镇压葛荣后，宇文泰随例迁晋阳，隶尔朱荣部将贺拔岳麾下。永安三年（530）尔朱天光、贺拔岳入关中镇压万俟丑奴起义，宇文泰从贺拔岳平定关陇。尔朱氏失败后，高欢命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宇文泰是他的有力辅佐。永熙三年（534）党于高欢的侯莫陈悦在平凉（今属甘肃平凉西南）杀死贺拔岳，宇文泰继统其军众，击败侯莫陈悦，东进据长安。魏孝武帝与高欢不睦，入关就宇文泰，任命其为大将军、雍州刺史兼尚书令。次年，宇文泰杀孝武帝，立元宝炬为帝（文帝），改元大统，是为西魏，政权实际掌握在宇文泰手中。

　　宇文泰善于谋略和指挥。在军事上主要依靠来自北镇尤其是武川的镇人，他们以后又成为西魏、北周政治上的支柱。宇文泰与东魏多次作战，互有胜负。大统三年（537）春，东魏攻潼关，宇文泰率精锐出潼关左面的小关，攻其不备，大败东魏军，东魏大将窦泰自杀。秋间，东魏十万人进至沙苑（今陕西大荔南），宇文泰以不满万人的弱势兵力，乘东魏军轻敌不为行列，亲自鸣鼓奋战，获得大胜，俘虏七万人。西魏军曾两次进到洛阳。九年邙山之战，宇文泰率军黑夜登山进击，高欢仅而获免。次日再战，宇文泰军不利退还。西魏财力兵力都不如东魏，军事上以守势为主，如玉壁城（今山西稷山西南）曾多次抵抗东魏来攻。西魏的东境，大体与东魏以黄河为界。

　　为了集中力量与东魏争强，宇文泰与柔然妥协，以巩固北边。西魏文帝娶柔然公主为皇后，并废原来的皇后为尼，最后赐死，以取悦于柔然。对于突厥，亦曾遣使通好。但宇文泰对南朝则采取攻势，先后夺取了益州和荆雍之地。废帝二年（553）他计划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而众议畏缩。只有尉迟迥认为蜀与北方隔绝一百多年，恃险自守，如以铁骑急行袭击，定无不克。宇文泰遂遣尉迟迥从散关进军，围成都五旬，取得胜利。次年，宇文泰利用梁元帝萧绎（据荆州）与萧■（据雍州）叔侄间矛盾，和萧绎的懦而无谋，多疑少断，派于谨、宇文护率军五万进攻江陵。经过激战得胜，虏获大量财宝，又取百姓男女数万口为奴婢，驱归长安。立萧■为梁王，自襄阳徙镇江陵，成为西魏政权控制下的傀儡，史称后梁。宇文泰注意屯田以资军国之用，同时十分关心行政效率，大统元年采纳苏绰建议进行改革。他制定了公文格式，以朱色、墨色区别财政支出与收入，定出户籍册和胪列次年课役大数的计帐制度。大统十三年的计帐残卷，在敦煌石室里保存下来。大统七年，苏绰又制定地方官必须遵守的六条诏书：清心、敦教化、尽地利、擢贤良、恤狱讼、均赋役。宇文泰很重视这个六条，置座右，并规定不通六条、不能造计帐者不得任地方大小长官。他建立府兵制，扩大了兵源，这一制度为隋唐所沿袭。他还曾在行台设学，命所属官员日间办公，夜晚学习。对于儒士表示尊敬，从江陵俘来的王褒、宗懔等受到礼遇，又听从庾季才的话，放免被俘为奴婢的梁人数千口。以后又命令卢辩仿照周礼更改官制，甚至政府文告也要仿先秦文体。复古的另一表现是恢复鲜卑旧姓。北魏初年三十六国、九十九姓的后裔在西魏大都灭绝，宇文泰于是恢复元氏为拓跋氏，已改复姓为单姓者一律复旧；而且命令汉族部将资历高者袭三十六姓，次者袭九十九姓，所将士卒也改从主将的胡姓。他们形式上成为一批胡化了的汉人。

　　（周一良） 
　


    
禹
  　　禹

　　西周文献《诗》、《书》中的古代天神。相传商、周族人都居住生息在他所敷布的土地上。据《楚辞·天问》记载，禹和其父鲧均为神。鲧治水失败被刑后从腹中育出了禹。禹治水成功，娶涂山氏女，生子启。后来启代益为君主，建立了夏王朝，禹遂为夏宗神。《国语·周语下》则说因禹治水有功，上帝嘉奖他使有天下，并赐姓姒，称有夏氏，故《郑语》称之为“夏禹”。

　　《天问》中和鲧、禹同时提到的另一个神是共工。“共工”和“鲧”可能是同一神名的分化，而共工（鲧）是姜姓族的宗神。姜姓族即羌族，亦即当时的西戎（其族自称羌、被称戎）。禹之为夏宗神，实际是由先为西戎的宗神来的，故曾称为“戎禹”。羌族九州之戎的一支，曾步其前辈黄帝族的前进路线，东进创造了夏文化，形成为夏族。禹也由原来羌戎的宗神成为夏的宗神。夏族把自己的宗神宣扬为敷布土地、奠定山川的天神，商、周也都一致尊信。而羌戎的另一支四岳族为夏的姻亲氏族，曾协助过禹，它的宗神鲧（即共工）遂亦为夏族所尊奉。当二族宗神安放在同一祭坛时，因鲧的时间在禹前而排列在前，遂演化成父子关系，并附以动人的神话传了下来。

　　在春秋文献中，禹的业绩除敷土、治水之外，又增加了划分九州的传说。战国文献中，禹还被崇奉为社神。而到儒、墨两家著述中，禹和尧、舜被推崇为古代实行禅让的三个圣王。儒家编《尧典》颂扬他们，并称禹为平水土的“伯禹”；又将一篇地理名著加工成《禹贡》，作为记载他治水分州的经典。《墨子·兼爱》则宣扬他治水的盛业。还有人编造了他辛苦治水十余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事迹。禹遂成了从茫茫洪水中拯救人民的“大禹”，受舜禅位而为天子。

　　作为历史人物的禹，可以这样理解：他是起自西北进入中原的夏族部落的一位杰出的首领。或者后来被神化为宗神；或者以他在本族中的威望作为本族原有宗神的化身出现，承用了宗神的名字。他和东方鸟夷族部落中杰出的首领尧、舜，由于民族融合而结成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他们处的时代正是由部落联盟制的极盛走向解体的时期（见传说时期，参见彩图插页第2页）。

　　（刘起釪） 
　


    
庾亮
  　　庾亮

　　（289～340）东晋外戚、大臣。字元规。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好老庄、善谈论。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时任西曹掾，颇受器重。后以亮妹为皇太子（晋明帝）妃，庾亮侍讲东宫，与太子交好。明帝即位，任中书监，为王敦所忌，托病去官。太宁三年（325）明帝卒，庾亮为中书令，与王导共辅六岁太子司马衍（晋成帝）继位，庾太后临朝，政事决断于亮。苏峻以平王敦、沈充功，进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太守，统精兵万人。咸和二年（327），庾亮拟夺其兵权，苏峻与祖约以诛执政庾亮为名，联合举兵反晋，亮任都督，专征讨事。建康陷落，奔寻阳（今江西九江）投温峤，不得已共推陶侃为盟主。乱平后，为避物议，出为豫州刺史，镇芜湖。九年六月陶侃卒，庾亮以帝舅领江、荆、豫三州刺史，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诸军事，镇武昌，拟发兵废黜王导，被郗鉴阻止。石勒死后，亮议请北伐，郗鉴以为不可大举。咸康五年（339）四月王导卒，朝廷以其为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庾亮不就，以弟庾冰为中书监。咸康六年正月病卒。

　　（杨廷福） 
　


    
玉昔帖木儿
  　　玉昔帖木儿

　　（&Uuml;stütemür，1242～1295）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的大臣。又译玉速帖木儿，阿鲁剌氏。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右手万户那颜博尔术的嫡孙。二十岁时袭父职为万户那颜，驻军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不久，奉元世祖之召，来到大都，以元勋世臣身分任怯薛官，深受信任，被称为月儿鲁那颜（&Ouml;rlügnoyan，又译月吕禄那寅，蒙古语，意为“能官”）。至元十二年（1275）出任御史大夫，任职二十年，为维护和扩大御史台的监察权力作了许多努力。至元二十四年，宗王乃颜发起叛乱，元世祖亲征，玉昔帖木儿率领先遣部队战胜了乃颜。次年，又在黑龙江流域同叛王哈丹作战。由于当时漠北地区局势极不稳定，反朝廷的海都等藩王的军队出没无常，至元二十九年，玉昔帖木儿被派去驻守杭海岭（今杭爱山）地区，加官知枢密院事，总领当地蒙古、色目和汉人军队。在这期间，与抚军漠北的皇孙铁穆耳（元成宗）结成了十分密切的关系。元世祖死后，玉昔帖木儿联合勋臣伯颜，不顾宗室中的异议，抛开元世祖诸子和真金太子的长子、次子，迅速拥立了元成宗铁穆耳。他和伯颜利用军权镇慑诸王大臣，又让御史台官员制造“皇天定命”的舆论，是这次帝位继承的最大策划者。元成宗即位后，封为太师，仍驻镇漠北。不久入朝议边事，病死在大都。

　　（亦邻真） 
　


    
预备立宪
  　　预备立宪

　　清政府在辛亥革命前夕宣布为预备实行君主立宪所采取的一系列措置。亦称“筹备立宪”。义和团运动后，各地群众的反抗斗争此伏彼起，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广泛传播，反清武装起义接连不断；资产阶级改良派为抵制革命，展开了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运动，并取得了清廷中央和地方一些汉族官僚的支持。这些情况，使清政府不得不采取一些姿态，应付立宪运动，并乘此加强皇权，以便镇压正在兴起的民主革命，挽救清朝统治的灭亡。

　　预备立宪的最初步骤是，1905年10月（光绪三十一年九月），清政府派载泽、端方、戴鸿慈、李盛铎、尚其亨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同年11月，又命政务处王大臣等筹定立宪大纲，设立“考察宪政馆”。1906年8月，出洋考察的五大臣经由欧、美各国及日本考查后归国，拟出立宪方案。载泽并在《奏请宣布立宪密折》中指出，立宪可以使“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弥”，并说明“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慈禧太后很赏识载泽的意见，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并经御前会议反复筹划，于9月1日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

　　这道谕旨中宣布了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预备实行的时间是“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视进步之迟速，定期限之远近”。预备内容是“将各项法律详慎厘订，而又广兴教育，清理财务、整饬武备、普设巡警，使绅民悉明国政，以预备立宪基础”。这些措施实际还是清末“新政”的内容。清政府要求天下“臣民”必须“各明忠君爱国之义”，“尊崇秩序，保持平和以预储养成立宪国民之资格”，并强调先从“厘定官制”入手。

　　清政府“预备立宪”既同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密切相关，又包含压抑革命派的用意。在立宪问题上，立宪派与革命派存在着尖锐的对立。从1903年起，立宪派就积极宣传君主立宪，要求迅速加以实行；革命派则坚决反对，并进一步发动反清武装起义。当清政府颁布“预备立宪”的时候，立宪派与革命派立即围绕“预备立宪”展开了大

　　国会请愿同志会代表合影

　　论战。立宪派不但盛赞“五大臣”出洋考查宪政，还把“君主立宪”看作是救民于大旱之及时雨。革命派则著文立说揭露“君主立宪”的欺骗性。有的革命党人如吴樾，还身怀炸弹去北京车站谋炸出洋的五大臣。

　　“预备立宪”谕旨颁布后，立宪运动也由宣传推动阶段进入了发展阶段，各地纷纷建立立宪团体，国内立宪派建立的有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会长郑孝胥，副会长张謇、汤寿潜），湖北的宪政筹备会（会长汤化龙）、湖南的宪政协会（会长谭延闿）、广东的自治会（会长丘逢甲）等。海外的立宪派也积极响应。1907年2月，康有为将保皇会改组为国民宪政会。同年10月（九月），梁启超与蒋智由等又在东京组成政闻社，鼓吹“预备立宪”。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以后，在清政府“预备立宪”的诱动鼓舞下，立宪运动逐步进入高潮，立宪派发动了几次召开国会的请愿。清政府于1908年8月为拉拢立宪派，采取欺骗手法，宣布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十四条，规定皇帝有权颁行法律，黜涉百司、设官制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帅海陆军、总揽司法权等，事实上仍同封建专制没有什么区别。11月，慈禧太后、光绪帝（即清德宗载湉）死去，溥仪继位。1909年改元宣统，3月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立宪派在各省咨议局中占据了领导地位。12月，十六省咨议局代表组成国会请愿同志会，在1910年又三次请愿要求速开国会。10月，资政院在北京成立，亦要求1911年召开国会。清政府不得已将预备立宪期九年改为五年，定于1913年召开国会，1911年先成立内阁。同时下令驱散各地请愿代表。

　　1911年5月，清政府裁撤军机处等机构，公布所订内阁官制，组成新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在十三名国务大臣中，汉族官僚四名，蒙古旗人一名，满族八名，其中皇族又占五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至此，清政府借“预备立宪”欺骗国人，达到贵族集权、镇压民主革命的目的完全暴露，立宪派的幻想随之破灭，民主革命更加高涨。

　　（乔志强） 
　


    
预租制
  　　预租制

　　清代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预先向农民收取地租，而后才允许农民耕种的一种比较普遍的租佃制度。

　　预租分实物预租和货币预租。其中货币预租占主要地位。地主向农民收取预租，一般采用的办法有：①主佃关系建立后，地主向农民预收当年地租的一部分，这是从预租制发展初期沿用下来的方法。②主佃关系建立后，地主向农民预收当年全部地租。第二年以后，地主向农民预收地租时间不完全相同，或在当年秋收后即向农民收取来年全部地租；或在次年春耕前向农民预收该年全部地租。后者是预租中最为普遍、最为通常的作法。③主佃关系建立后，地主一次向农民预收数年地租。这种作法不很普遍，一般是由于地主急需用钱所致。

　　清代前期预租制已相当发展。到乾隆年间（1736～1795），因预租事发生诉讼案件所涉及的地区有：直隶（今河北）、山西、陕西、甘肃、江苏、浙江、湖北、四川、广东、盛京（今辽宁）等。乾隆嘉庆年间（1736～1820），收取预租的不仅有民田地主，还有旗地地主。在直隶地区，收取预租的旗地地主多于收取预租的民田地主。鸦片战争后，预租制在更大范围里推广。民国时期，预租制仍在发展。

　　预租制的广泛推行，是因为实物定额租的发展和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以及农民抗租斗争的激化和客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主佃间的封建依附关系和封建宗法关系日趋松懈，地主若按过去秋熟收租或夏秋两季收租办法实现地租已没有保证。预租制于是应运而生，并得以迅速推行，从而通过经济手段保证了地主阶级对地租的榨取。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租佃制度的一个特点。

　　（江泰新） 
　


    
御史大夫
  　　御史大夫

　　秦代最高的监察官，始皇时此官位次于左、右丞相，后逐渐成为御史台长官。西汉时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故丞相、御史并称，丞相府和御史大夫府合称二府。凡军国大计，皇帝常和丞相、御史共同议决。丞相位缺，也可由御史大夫升任。御史大夫之秩为中二千石。由于御史和皇帝亲近，故群臣奏事须由他向上转达，皇帝下诏书，则先下御史，再达丞相、诸侯王或守、相，因而皇帝可利用御史大夫督察和牵制丞相。西汉初，诸王国也设此职，景帝中元三年（前147）时省去。

　　先秦的御史本为殿中执法官。西汉时御史大夫虽居副丞相之位以协助丞相综理大政，但仍偏重于执法或纠察，不仅可劾奏不法的大臣，而且还可奉诏收缚或审讯有罪的官吏。

　　御史大夫属官有御史中丞、侍御史、绣衣御史等。御史中丞之秩为千石，其职掌是外督部刺史或守、令，在朝可举劾百官，又主管朝中或地方上某些有关刑狱之事，如武帝时御史中丞咸宣治主父偃及淮南王狱。侍御史员十五人，秩为六百石。汉代所谓的御史，有时就是指侍御史。其职掌是举奏百官的非法和违失，也可奉诏逮捕和拷问有罪的官吏。绣衣御史不常置，其职务主要是奉命镇压人民的武装反抗活动。

　　成帝绥和元年（前8），更名御史大夫为大司空，并将

　　汉“御史大夫“印章封泥

　　其禄秩提高到丞相的标准，与丞相、大司马合称三公。哀帝建平二年（前5），复为御史大夫。元寿二年（前1），又改名大司空。从此到东汉，遂沿续不变。献帝时，在曹操专权的情况下，又恢复了丞相和御史大夫。

　　西汉晚期，从原来的丞相、御史大夫、大司马变为三公并立，是汉代官制中一大变革。到东汉初年，御史大夫的官属，由御史中丞总领，中丞替代御史大夫而成为执法和监察机构的首脑人物。

　　魏晋南北朝有时也恢复御史大夫，或替代司空，或替代御史中丞。隋、唐以后所设御史大夫，除宋代为虚衔外，均为御史台长官，不再具有汉、魏三公的性质。明改御史大夫为都御史，自此其官遂废。

　　（吴荣曾） 
　


    
御史台
  　　御史台

　　东汉至元设置的中央监察机构。秦及西汉，御史属御史大夫府。大夫佐丞相理国政，兼管监察。下有两丞，其一为御史中丞，又称中执法，在殿中兰台，外督部刺史，内镇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举劾按章，具体掌握监察权力。西汉末改御史大夫为大司空，不再兼管监察，御史中丞出为台主。东汉因袭，称御史台。曹魏一度改御史中丞为宫正，后复原名，历晋、宋、齐、梁、陈不变。北魏改中丞名为中尉，威望甚重，北齐复名中丞。北周行六官制，其秋官大司寇下之司宪中大夫即御史丞之职（见北周六官）。隋废六官制，复立御史台，因避讳，御史中丞改称御史大夫，为台主，治书侍御史为副。唐初沿袭隋制，贞观末，因避太子李治讳，改治书侍御史为御史中丞。高宗龙朔二年（662），改台名为宪台，咸亨元年（670）复旧。武则天光宅元年（674），改称肃政台，分为左右，各置肃政大夫（御史大夫）、司宪大夫（御史中丞），左台专监在京百司及军旅，右台按察诸州文武百官。中宗神龙元年（705），复名左右御史台。睿宗延和元年（712），又合而为一。

　　唐御史台有三院：①台院：置侍御史四人（或六人），掌纠举百僚，推鞫刑狱。此外，监太仓、左藏出纳，监督没收赃款及收纳赎款等职，也由侍御史分工负责，其中以资历深者一人知台内杂事，称为杂端，权力最大。②殿院：置殿中侍御史九人，掌整齐朝班，检察仪仗；京城内分左右街巡察，检举巡内不法之事；又助侍御史推事，监太仓、左藏出纳。③察院：置监察御史十五人，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监决囚徒。监察御史多奉敕出使，巡察诸道，称巡按使；检察馆驿，称馆驿使；监军则清点俘获，审查功罪；监屯田、铸钱则审计盈亏，纠劾过失；又监岭南黔府考选。其在京师，则以监察御史分察尚书六部，又以二人助殿中侍御史分察左右巡及整饬朝班仪仗。

　　御史台的职责虽极繁多，最重要的实为两项：一是弹劾百官。御史可以据风闻弹事，弹劾不必先禀告长官，也可弹劾台内长官和同僚。二是推鞫刑狱。有的案件由当事人自赴朝堂申诉，由中书舍人、给事中及侍御史受理，称为三司受事；也有投牒匦中，由侍御史监督处理，称为理匦；更多的是奉敕推鞫。御史台本无监狱，所推问的罪人寄囚于大理寺。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始别置台狱。自大夫以下诸御史都可以拘捕人入狱。武则天时为了消灭反对势力，用酷吏为御史，大杀宗室、大臣，又令御史中丞来俊臣别置狱于丽景门，入狱者大都被处死，因此世人称此门为例竟门。到玄宗开元十四年才由御史大夫崔隐甫奏准依旧制，废台狱。需要拘留者，止于台中诸院寄禁。

　　三院御史为清要之官，虽秩品不高，但威权甚重。唐玄宗时常用御史充任各种重要使职，如宇文融以监察御史为覆田劝农使，他所奏置的判官十人也都兼御史衔。后来，他又充租地安辑户口使，官位也经侍御史擢升到御史中丞。其后杨慎矜、王鉷、杨国忠等人也都是从监察御史历侍御史至御史中丞，担任各种重要财政使职。因为御史权重可畏，易于集事。玄宗以后，凡节度使、观察使无不兼大夫、中丞衔，所属判官也多带侍御史、监察御史衔；度支、盐铁、户部三使的巡院官也多兼“宪衔”，就是这个原因。这些由外官兼摄的御史被称为外台，加上检校等字样，以示非中央御史台正员。到了后期，方镇的将校也多带“宪衔”，宪衔遂滥。

　　按唐制，御史监察百官，本身却要受尚书左右丞监察，纠弹不当要受劾治。但在御史台权力膨胀时期，左右丞很少能执行这种监察权力。

　　御史制度是监制百官、巩固皇权的制度，当唐代后期皇权削弱时，御史的威权也随之下降。御史监军的权力早在唐玄宗时已被宦官取代。安史之乱后，外则藩镇割据，内则宦官专政，御史很难在他们势力范围之内行施监察权。贞元十九年（803）监察御史崔薳遵循旧制到神策右军巡察，被军中执奏，笞四十，流配崖州（今广东海南岛琼山东南）。重要诏狱（皇帝下诏审问的案件）也多交给两种策军中尉在仗内鞫讯，御史承审诏狱之权也被剥夺。

　　唐代东都洛阳也置御史台，高宗、武则天常驻洛阳，其台颇为重要。中宗以后，洛阳只置留台，以中丞一人、侍御史一人、殿中侍御史二人、监察御史三人组成。中叶以后，常以东都留守官兼任中丞，所属御史也不全备，只是形式存在而已。（陈仲安）

　　宋沿唐制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兼理重难案件，御史台下分三院，侍御史主台院，殿中侍御史主殿院，监察御史主察院。北宋前期，官名御史者多出任其他差遣，而以其他官员任御史，置推直官以治理案件。不设御史大夫，以御史中丞为台长，以侍御史知杂事（知杂御史）为副长官。太平兴国三年（978）任命监察御史，是为正名举职之始。资历浅的官员任御史，加“里行”，称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天禧间（1017～1021）一度设言事御史（谏官御史），庆历五年（1045）又设言事御史，称为言事官，御史兼有谏官的职责。元丰三年（1080）复建六察制度，御史台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案，分察中央政府各行政机构，后又以户案兼察转运使，刑案兼察提点刑狱。御史台的六名御史中三人（后增为六人）分领六案，官制改革后分察尚书省的六部、寺监及其他在京百司；另三人为言事官，兼察秘书省、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等少数中央机构。元丰七年，改知杂御史称侍御史，改言事官称殿中侍御史，六察官为监察御史，其他所兼使名，以及里行、推直官等并罢，沿用至宋末。宋代御史许风闻言事，以广言路。

　　金、元基本上沿唐宋之制，略有变化。明初将御史台改称都察院，一直行用至清末。

　　（陈振） 
　


    
豫湘桂战役
  　　豫湘桂战役

　　1944年4至12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华北到华南以至印度支那的大陆交通线而发动的一次大规模战略进攻。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展开反攻，日军节节失利，逐渐迫近日本本土。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已被切断，它在中国的长江补给线在美国空军的监视下也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侵略者决定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平汉、粤汉、湘桂铁路，掌握一条陆上交通线，以摧毁美国在中国的空军基地，阻止美军对日本本土的轰炸。日军从本土及中国东北调集了各兵种部队总计约五十一万，是中日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进攻战。

　　战役的第一阶段河南会战，日军出动了约十五万兵力，国民党军集中了三十五万至四十万兵力。4月18日拂晓前，日军利用新架铁桥强渡黄泛区，接着分三路展开攻势：一路西犯郑州，一路沿平汉路南迫新郑、密县，又一路南侵尉氏，经鄢陵斜出许昌。同时，新乡之日军亦渡黄河逼进郑州，22日，郑州、新郑陷落。尔后，日军即以主力向陇海路西段猛进，指向洛阳；并以另一部沿平汉路南下，5月1日侵占许昌。同时，原在信阳的日军也沿平汉路北犯，5月8日南北两路日军会师西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此时山西垣曲之日军渡河侵犯渑池，沿陇海路东犯，孟津之敌也从北面拊洛阳之背，形成三面包围洛阳态势，5月25日洛阳失陷。

　　日军攻占洛阳的同一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畑俊六将南京的前进指挥所推进到汉口，开始了战役的主要阶段的湘桂作战。日军以十三个师团为基干，总共投入了三十六万余兵力；中国方面投入三十多万兵力。5月27日拂晓，日军左翼部队在湘北发动攻势，中路及右翼部队也于同日晚及次日分别发起攻击。6月1日，左翼日军攻陷平江，进逼浏阳。6日，右翼日军攻占沅江，分道攻宁乡和益阳。中路日军也渡过汩罗江，攻占湘阴县城。日军运用从正面展开的广大钳形攻势，迂回围攻长沙。6月18日，长沙陷落。之后，日军继续南下，先后占领渌口、醴陵、攸县，逼进衡阳。6月26日，日军派一千多名官兵组成敢死队，占领衡阳机场；另一部日军渡湘江绕道衡阳之南，形成包围态势。中国政府调集各路援军增援，但未有一支部队突入包围圈。四万守军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反复同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使日军受到重大伤亡，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和守军兵疲粮缺，阵地被日军突破，8月8日放弃衡阳。随后，日军从湖南、广东及越南三个方面向广西进攻，开始了桂柳作战。日军进攻开始后，国民党军接连失利后撤。11月上旬，日军逼近桂林，同时由桂林以西迂回柳州。10日，日军陷桂林、柳州。接着，一部日军沿桂黔公路北犯，12月2日占领独山。国民政府因之震动，被迫集中一切可用之兵力投入贵州作战，8日收复独山，迫使日军后退到河池。此外，由北海及雷州方面进犯南宁的日军，与越南东犯的日军，于12月10日在绥禄（今广西扶绥）会合。至此，日军打通了从华北到华南以至印支的通道。

　　在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六七十万人，丧失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丢掉城市一百四十六座，失去空军基地七个、飞机场三十六个，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更是不计其数。日军在付出重大代价之后，虽然打通了大陆交通线，但始终也没能全线通车，更未能挽救日本军国主义败亡的厄运。

　　参考书目

　　郭雄等：《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重要战役介绍》，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1985。

　　曹聚仁等：《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上海，1947。

　　（齐福霖） 
　


    
元
  　　元

　　中国历史上蒙古族统治者建立的统一王朝。1206年，成吉思汗建国于漠北，号大蒙古国；1235年，窝阔台建哈剌和林城（即和林）为国都。通过不断的征服战争，大蒙古国统治了亚洲和欧洲广大地区。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的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以及旭烈兀西征后据有的波斯之地（见伊利汗国），先后成为名义上是大汗藩属实际上拥有独立地位的汗国。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遵用汉法，改革旧制；以开平为上都，燕京（今北京）为中都，将政治中心南移。1271年，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改国号为大元；次年，升中都为大都。1276年，灭南宋。又传九代，至1368年，明军攻入大都，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退出中原。其继承者据有漠北，仍用元国号，史称北元。明初官修《元史》，自成吉思汗建国迄元顺帝出亡（1206～1368），通称元朝。

　　蒙古的兴起

　　13世纪前的蒙古　蒙古族名称始见于唐代。当时，分布在大兴安岭北段的室韦诸部中有一蒙兀室韦部，居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之东。蒙兀即蒙古的唐代汉文译名。辽、金、宋时代，又有萌古、朦骨、盲骨子、萌古斯、蒙古里、蒙古等异译，或与其他部落一起被泛称为鞑靼，又称黑鞑

　　元时期形势图

　　元人绘《沙原放牧图》

　　靼，以别于漠南的白鞑靼（汪古部）。大约在唐代末叶，蒙古一部逐渐迁到原来铁勒人的居地斡难河（今蒙古鄂嫩河）上游不儿罕山（今蒙古肯特山）地区。蒙古人传说，远古时，蒙古部落被他部所灭，仅两男两女幸存，逃到名为额尔古涅昆的山中，后来子孙繁衍，分为许多支，山谷狭小不能容纳，因而移居草原。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名叫孛儿帖赤那（B&ouml;rte-■ino，意为苍狼），妻子名叫豁埃马阑勒（Qohai-maral，意为白鹿），他们迁到斡难河源头不儿罕山居住。蒙古人的祖先传说，反映了他们的先人从额尔古纳河西迁的事实，以及蒙古人远古的图腾观念。

　　蒙古原为森林狩猎部落，进入草原后，游牧畜牧业很快发展起来。在辽朝的统治下，他们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影响，特别是铁的输入，促进了蒙古各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的氏族制度迅速瓦解，私有制日益发达。部落中的伯颜（富者，蒙语bayan的音译）多担任首领，社会分化成世代当首领的那颜（贵族，蒙语noyan的音译，意为“官人”）和依附于贵族的哈剌抽（平民，蒙语qara■u的音译）。

　　蒙古驯鹰人图像

　　贵族通过掠夺战争获得更多财富，并俘掳人口作为孛斡勒（奴婢，蒙语bohol的音译），世袭占有。有势力的贵族拥有从属于个人的那可儿（军事侍从，蒙语n&ouml;k&ouml;r的音译，原意为“同伴”），大首领还组织了护卫军（turqahud）。斡孛黑（氏族，蒙语oboq的音译）组织的形式虽还存在，但已不是原始的血缘氏族，其成员包括了贵族和来自不同氏族或部落的侍从、属民与奴婢。贵族的儿子继承父亲分配的一份属民和奴婢，分别自立家业，并继续扩展，由此不断分衍出新氏族。在频繁的相互掠夺战争中，一些氏族和部落为了保全自己，扩大势力，结成了联盟。约11世纪上半叶，蒙古部首领海都（成吉思汗六世祖）攻灭了斡难河南的强部——札剌亦儿部，从此“形势寖大”。海都次子察剌哈宁昆（又译察剌孩领忽）受有辽朝的“令稳”（即领忽，小部族官）官号，其子想昆必勒格升号“详稳”（即想昆，大部族官），父子相继任辽属部官。金初，全蒙古各氏族和部落组成大联盟，推举海都长子之孙葛不律（又译合不勒，成吉思汗的曾祖父）为汗（qan，意为君主），蒙古部首领自此始用汗号。察剌哈宁昆的后裔号泰赤乌氏（Tayi■ihud），葛不律汗家族号乞颜氏（Qiyan），各自都拥有许多部众，成为蒙古部中最有势力的贵族。

　　葛不律汗曾入朝金朝皇帝。金朝君臣深恐蒙古势力强大会成为边患，企图将他杀死，蒙古于是叛金。此后数十年，蒙古与金朝经常发生战争。金朝利用属部塔塔儿攻打蒙古，俘杀咸补海（又译俺巴孩）汗等蒙古首领，并派兵到蒙古剿杀掳掠；蒙古也多次攻掠金朝边境地区。此时，蒙古高原上势力强盛的部落集团除蒙古外，还有塔塔儿（Tatar，居地在今呼伦湖、贝尔湖之西、南）、克烈、乃蛮和蔑里乞（Merkid，居地在今色楞格河下游一带）等部。各部贵族为了掠夺人口、牧畜和扩大统治地域，也互相争战不休。蒙古与其邻部蔑里乞、塔塔儿是世仇，更经常处于敌对之中。

　　大蒙古国的建立　 在诸部争战中，蒙古乞颜氏贵族铁木真的势力逐渐壮大。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他先依靠克烈部首领王汗的支持，打败蔑里乞部，又相继消灭了蒙古部内强大的主儿乞氏（■ürkid＝■ürkin）和泰赤乌氏贵族，击溃以札答阑（■adaran）部首领札木合为首的各部贵族联盟，乘胜灭塔塔儿，降服弘吉剌诸部。1203年，又出奇兵攻灭王汗，尽取克烈部众。这时，漠南汪古部首领也遣使献降。1204年，铁木真举兵攻灭乃蛮太阳汗部，又先后兼并了蔑里乞残部和乃蛮不欲鲁汗部，完成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1206年，蒙古贵族在斡难河源举行忽里台，奉铁木真为大汗，尊号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将全蒙古游牧民统一编组为数十个千户（《元朝秘史》记载最初编组的千户数为九十五个，但其中包括了一些后来组成的千户），分授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那颜，使其世袭管领，并划定其牧地范围。千户既是军事组织单位，又是地方行政单位。成吉思汗又命大将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统领东面直到哈剌温只敦（今大兴安岭）的各千户军队；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统领西面直到按台山的各千户军队；纳牙阿为中军万户。万户是最高统兵官。成吉思汗将原来的护卫军扩充为一万人，包括一千宿卫，一千箭筒士，八千散班，从各千户、百户、十户那颜和白身人子弟中选身体健壮、有技能者充当。护卫军职责是保卫大汗金帐和跟随大汗出征，平时分四队轮番入值，因此总称四怯薛，由“四

　　13世纪初漠北形势图

　　杰”博尔术、博尔忽、木华黎、赤老温四家子弟任四怯薛之长。大汗直接掌握这一支最强悍的军队，足以“制轻重之势”，控御在外的诸王和那颜。又设立了“治政刑”的札鲁忽赤（断事官）一职，掌管民户分配和审断案件，命养弟失吉忽秃忽担任，这是蒙古国的最高行政官。千户制、怯薛制和断事官的设置，是蒙古国初建时最重要的三项制度。按照传统的分配财产习惯，成吉思汗将一部分蒙古民户分封给其弟、子，各得一份子（忽必，qubi）。后来又划分了诸弟和诸子的封地。弟搠只哈撒儿封地在也里古纳河（今额尔古纳河）、海剌儿河和阔连海子（今内蒙古呼伦湖）地区，合赤温封地在兀鲁灰河（今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乌拉根果勒）南北，铁木哥斡赤斤封地在哈勒哈河以东，别里古台封地在怯绿连河（今克鲁伦河）中游，总称东道诸王；

　　蒙古骑士图

　　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封地在按台山以西，总称西道诸王。分民和封地均由受封宗王世代承袭，管辖分民的千户那颜即成为所属宗王的家巨。大部分民户和蒙古中心地区归成吉思汗领有，按照传统的幼子守产习惯，由幼子拖雷继承。蒙古人原来没有文字，蒙古高原西部的乃蛮人使用畏兀儿文。蒙古灭乃蛮后，即借用畏兀儿字母书写蒙古语，从此有了蒙古文，用来发布命令、登记户口、记录所断案件和编集法律文书，使蒙古人的文化大大提高了一步。蒙古人原有许多从古代相传下来的约孙（yosun，意为道理、体例），成吉思汗灭克烈部和建国以后，又相继发布了一系列札撒（■aSaq，意为法令）。1219年，成吉思汗召集大会，重新确定了札撒、约孙和他历年的训言（bilig），命用蒙古文记录成卷，名为《大札撒》。其后每代大汗即位或处理重大问题，都必须依例诵读《大札撒》条文，以表示遵行祖制。

　　成吉思汗建国以后，就开始向邻境发动掠夺性战争。1205年、1207年和1209年三次攻入西夏，迫使夏国称臣纳贡。西夏既降，接着

　　全力攻打金朝。1211年，成吉思汗统兵攻入金西北路边墙，取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郊）、抚州（今河北张北）等山后诸州，于野狐岭（在今河北万全西北）

　　蒙古军百户印

　　大蒙古国图

　　北击溃金三十万守军，追至浍河堡，歼其大半。1213年，于怀来再灭金军精锐。因居庸关防守坚固，成吉思汗采用迂回战术，率主力从紫荆口入关，进围中都（今北京）。同年，分兵三道南下，破黄河以北数十州县，大肆杀掠。1214年，金宣宗献公主、金帛请和，乃退驻鱼儿泺（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金宣宗南迁汴京（今河南开封），驻守中都南的糺军叛金降蒙，蒙古军再入。1215年，攻占中都，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成吉思汗退回漠北。1217年，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命统汪古、弘吉剌、亦乞列思、忙兀、兀鲁诸部军以及投降的契丹、女真、糺、汉诸军，专责经略中原汉地。木华黎逐渐改变以前肆行杀掠、得地不守的作法，着重招降和利用汉族地主武装攻城略地。自1217～1229年，除先已归降的永清土豪史秉直父子兄弟等外，易州（今河北易县）张柔、东平严实、济南张荣、益都李全（见李璮）等地方武装头目相继降蒙，两河、山东大部分地区为蒙古所占。蒙古对各地归降的官僚、军阀，多沿用金朝官称，授以元帅、行省等官衔，使世袭其职，在其所献地继续统军管民，称为世侯。

　　蒙古骑兵作战图

　　1217～1218年，蒙古相继征服北境的火里（Qori）、秃麻（Tumat）诸部（在今贝加尔湖地区）、吉利吉思及其他森林部落，攻灭被乃蛮贵族屈出律所篡夺的西辽政权。1219年，以花剌子模（Khwārezm）杀害蒙古商队和使臣为理由，成吉思汗亲统大军西征，分兵攻下诸城，进围其新都撒麻耳干（今苏联乌兹别克撒马尔罕）。花剌子模国王摩诃末先已弃城逃亡，成吉思汗遣哲别、速不台率军追赶，摩诃末避入宽田吉思海（今里海）中岛上，病死。1221年，术赤、察合台、窝阔台攻克花剌子模旧都玉龙杰赤（今苏联土库曼库尼亚乌尔根奇）；成吉思汗与幼子拖雷分兵攻取呼罗珊（今阿母河以南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地区）诸城，继而会师击溃花剌子模新王札阑丁的军队于印度河上，札阑丁退入印度。1223年，成吉思汗置达鲁花赤等官镇守撤麻耳干，率军回蒙古。哲别、速不台军在抄掠波斯各地后，越过太和岭（今高加索山），攻入钦察（Qib■aq），1223年，于阿里吉河（在今苏联乌克兰日丹诺夫市北）战役中击溃斡罗思（Oros＝Ros）诸国王公与钦察汗的联军，进掠斡罗思南境，又转攻也的里河（苏联伏尔加河的突厥名，又译亦的勒）上的不里阿耳（BulYar）国，然后东返蒙古。

　　1226年，成吉思汗又出兵攻西夏，连取肃（今甘肃酒泉）、甘（今甘肃张掖）等州，于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附近黄河边歼灭西夏主力，进围中兴府（今宁夏银川）。1227年，西夏国主李晛投降。同年七月，成吉思汗病逝军中，幼子拖雷监国。

　　窝阔台统治时期　1229年蒙古贵族大聚会，遵照成吉思汗遗命推举窝阔台为大汗。窝阔台即位后，决定亲征金朝，遣大将搠里蛮（又译绰儿马罕）往征波斯。时札阑丁已从印度回波斯，花剌子模旧将及各地诸侯奉他为主，据有波斯西部。搠里蛮急速进兵，1230年冬抵阿塞拜疆，札阑丁从都城桃里寺（今伊朗阿塞拜疆大不里士）出奔，次年，为曲儿忒人所杀。搠里蛮军留镇波斯，攻打诸国，谷儿只（苏联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鲁迷（小亚细亚的塞尔柱突厥王国）等国先后归附蒙古。搠里蛮死后，由拜住那颜代领其军。

　　1231年，窝阔台与诸王在官山（今内蒙古卓资北）会议攻金方略，议定分兵三路南下，约次年春会师汴京。窝阔台自统中路军经山西取河中府（今山西永济），由白坡（在今河南孟县西南）渡河，进屯郑州；铁木哥斡赤斤统东路军由济南进兵；拖雷统右翼军，按成吉思汗遗策假道宋汉中地，沿汉水东下，由邓州（今河南邓县）入金境。1232年初，拖雷于钧州（今河南禹县）南三峰山击溃金军（见钧州三峰山之战），北上与窝阔台会合，攻汴京。三月，窝阔台、拖雷北还，留速不台统兵围汴，久攻不克。同年底，汴京城中粮尽援绝，金哀宗出奔归德（今河南商丘）。次年初，金元帅崔立杀汴京留守，献城投降。蒙古军追围金哀宗于归德，金哀宗又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都元帅塔察儿率蒙古军及汉军万户史天泽等部进围蔡州，并遣王檝出使南宋，约请出兵共同灭金。宋将孟珙自襄阳提兵北上，攻取唐（今河南唐河）、邓两州，抵蔡州，与蒙古军分攻南、北城。1234年初，城破，金哀宗自杀，金亡。在攻金同时，蒙古还多次发兵入侵高丽。1233年，据有辽东的东真国也为蒙古所灭。

　　灭金后，蒙古宗王、贵族大会，筹划进兵南宋和远征西域，继续进行征服战争。1235年，窝阔台遣其子阔出统兵攻宋荆襄地区，阔端统兵攻四川，对南宋的战争从此开始。同年，窝阔台又召集大会，定议遣各支宗王长子统兵，出征钦察、斡罗思等国。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以长子从征，以拔都为西征军统帅，速不台为先锋。1237年，蒙古军灭不里阿耳、钦察，攻入斡罗思。三年之中，蹂躏了大部分斡罗思国土。1241年，拔都分兵两路，侵入孛烈儿（波兰）、马札儿（匈牙利）。蒙古军在里格尼茨（今波兰西部）一役，大败孛烈儿、捏迷思（德意志）联军，欧洲震动。1242年，拔都闻窝阔台死讯，率军东返，留驻也的里河下游，统治所征服的钦察、斡罗思等地区。

　　窝阔台在位期间，大蒙古国的政治、经济制度逐步完备。1229年，制定了蒙古民户的羊马抽分及其他差发（见科差）制度，限制诸王、那颜任意科取；进一步健全驿站（见站赤）制度，从各千户签调站户当役，规定使臣往来需经由驿路，以免骚扰沿途百姓，乘驿者需持有牌子文字，方许付给驿马、饮食；又命人在沙漠地区掘井，以扩大牧场。1235年，签调汉族工匠，于斡耳寒河（今蒙古鄂尔浑河）旁建立哈剌和林城廓，作为都城。对所征服的定居农业地区，其统治和剥削方式也作了初步改革。窝阔台即位后，即采纳耶律楚材的建议，在中原汉地实行征税办法，规定“汉民以户计，出赋调”，以耶律楚材主管其事。1230年，设立十路课税所，专掌征收钱谷。1234年灭金后，下令检括中原民户，命失吉忽秃忽为中州断事官，主持括户。次年，各路同时编籍户口，总数一百一十多万户，称为乙未（1235）户籍。按照蒙古分封制度，窝阔台将一部分中原州县民户分赐给诸王、贵戚、功臣为食邑，计七十多万户，其余民户则作为皇室共有财产，直属大汗政府。又采纳耶律楚材建议，规定受封贵族只在分地置达鲁花赤监临，由朝廷设官征赋，按其应得份额颁给。分民每两户出丝一斤纳于政府，每五户出丝一斤纳于受封者，称为五户丝。同时制定了各类人户的丁税、地税以及商、盐诸税之法。在西域地区，实行征收丁税的办法，以花剌子模人牙老瓦赤主管其事，并先后设立了管理河中和呼罗珊等地的行政机构。窝阔台晚年信用回回商人，任命牙老瓦赤为中州断事官，准许富商奥都剌合蛮扑买中原课税，加倍搜括中原人民。1241年窝阔台去世，皇后乃马真氏称制，政事愈坏，对人民的剥削更加沉重。

　　从贵由到蒙哥 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立为大汗。拔都与贵由不和，借口患病不参加选汗大会。蒙古皇室的内讧开始激化。次年，贵由任命亲信大臣野里知吉带为西征军统帅，授以统辖波斯及其以西诸地的全权。1248年，贵由亲率护卫军西行，声言到叶密立养病。拖雷妻唆鲁禾帖尼认为贵由此行当是谋攻拔都，秘密遣人向拔都报信。拔都严兵为备。三月，贵由死于横相乙儿之地（今新疆青河东南），皇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时拔都驻兵于其封地东境，召集诸王会议，推举拖雷长子蒙哥为大汗。察合台、窝阔台两系诸王拒不参加会议，亦不承认其推选有效。次年，蒙哥又于怯绿连河上游成吉思汗大斡耳朵之地召集大会，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再次抵制，拖延了两年。1251年，到会的东西道诸王、诸将始定议奉蒙哥即位。窝阔台孙失烈门、脑忽和脱脱三人率其部属密谋来袭，谋泄被捕。蒙哥开始镇压两系政敌，杀斡兀立海迷失及贵由亲信大臣镇海、野里知吉带等，将失烈门等三王发配军前效力。

　　自窝阔台去世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愈演愈烈，选汗大会一再推延，以致大汗之位两度虚悬约八年。在这期间诸王贵戚各自为政，滥发牌符，遣使四出，征敛珠宝财物。斡脱商人各持令旨，恃势勒索。蒙哥即位后，极力恢复大汗的权威和政令的统一。他下令整饬民政，尽收旧发牌符；加强汉地、中亚和波斯三大行政区的统治机构（汉文史籍称为燕京、别失八里、阿母河三行尚书省）。又命弟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统兵南征大理、南宋；命弟旭烈兀总领波斯之地，统兵西征未服诸国。1252年起，在全蒙古国范围内重新进行户口登记，编造籍册，并再次分封诸王贵族。

　　忽必烈受命后，即南驻金莲川（在滦河上源），建立藩府，继续招聘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访问治道。他采纳刘秉忠、张文谦、姚枢、史天泽等人意见，奏准设立邢州安抚司和河南经略司，整顿地方行政，设立屯田。1253年，统兵征大理，以为迂回包抄南宋之计。分军三路，取道吐蕃之地，过大渡河，抵金沙江，降摩些（纳西族）部。十二月，克大理城，用刘秉忠、姚枢之策，下令禁止杀掠。留兀良合台继续征讨云南诸部，自己班师北归。1254年，在所受京兆分地设立关中宣抚司加以治理。1256年，命刘秉忠于滦河上游选地建城，营造宫室，名为开平（见上都）。

　　旭烈兀军于1256年消灭盘踞波斯北部诸山寨的“木剌夷国”（阿拉伯语mulahidah的音译，意为异端者，此指伊斯兰教亦思马因派）；1258年攻陷报达（今伊拉克巴格达），灭回回哈里发（Khaiifai，伊斯兰教领袖的称号，阿拉伯语意为继承者。此处指阿拔斯朝）。次年，旭烈兀分兵三路侵入叙利亚。

　　蒙哥于1257年亲统大军征宋。他自领西路军攻四川，命宗王塔察儿统东路军攻荆襄、两准。蒙哥见中原诸侯、士人归心忽必烈，关中、河南财赋又多为藩府所得，甚为猜疑，便夺忽必烈兵权，不使领兵出征，并遣大臣阿蓝答儿等到陕西主管政务，钩考关中、河南钱谷，尽罢忽必烈所置宣抚、经略诸司。1258年七月，蒙哥入川，与原在四川掌管军事的蒙古都元帅纽璘、汉军万户刘黑马、巩昌总帅汪德臣等合兵，沿嘉陵江南下。南宋守臣凭险抵抗。1259年二月，蒙哥率军围合州钓鱼山（今四川合川县东），连攻五月不克（见钓鱼城之战）。

　　塔察儿所统东路军略地至长江，无功撤回，蒙哥不得已于1258年底改命忽必烈统率。1259年春，忽必烈会东路诸王、将领于邢州；七月，至汝南，申明军令，戒诸将勿妄杀，并使杨惟中、郝经等宣抚江淮。同月，蒙哥病逝于钓鱼山下。忽必烈得知蒙哥死讯，仍继续渡淮南下，进围鄂州。这时，留镇漠北的阿里不哥力图乘机控制漠南，发诸部兵直趋关陇，并派亲信至燕京掌管汉地政务，签诸道军。忽必烈恐阿里不哥先踞汗位，遂采纳郝经等人建议，

　　旭烈兀军攻击报达城图

　　1218-1260年

　　与南宋贾似道密订和约，立即回师北归。

　　1260年春，旭烈兀在叙利亚得到蒙哥死讯，也引军退回波斯，留先锋怯的不花继续征进。九月，怯的不花军在阿音扎鲁特（今耶路撒冷北）被密昔儿（埃及）军击溃，蒙古西征之役至此告一段落。

　　元朝的统治

　　元王朝的建立　1260年三月，元世祖忽必烈在开平召集忽里台，即大汗位，建元中统，任用汉地士人，建立起中书省、十路宣抚司以及负责中原汉地政务的燕京行中书省等行政机构，巩固了在中原地区的统治地位。阿里不哥也在漠北召开忽里台，称汗，据有漠北地区。驻军六盘山的蒙古军主帅浑都海、奉蒙哥命主管陕西政务的刘太平，以及四川蒙古军的一些将领，拥护阿里不哥为汗，企图以秦蜀之地响应。忽必烈遣廉希宪为京兆等路宣抚使，急驰赴任，杀刘太平、霍鲁海和四川军中附阿里不哥的将领。不久，诸王合丹、汪良臣等合军，击败浑都海和逾漠南下应援的阿蓝答儿，于是完全控制了关陇川蜀地区。同时，忽必烈亲自率师北征，前锋移相哥败阿里不哥军，迫使他退守吉利吉思。次年秋，阿里不哥又移师东还，袭败移相哥，大举南进，与忽必烈激战于昔木土脑儿，双方死伤相当，各自退兵。因忽必烈切断了汉地对漠北的物资供应，阿里不哥陷于窘境，便派阿鲁忽（察合台孙）前往主持察合台兀鲁思。但阿鲁忽取得汗位后，拒绝向阿里不哥提供物资，并扣留其使者，于是阿里不哥举兵西击阿鲁忽，残破亦列河（伊犁河）流域。至元元年（1264），阿里不哥众叛亲离，势穷力竭，向忽必烈投降。至此，忽必烈终于控制了岭北局势，并将势力伸入畏兀儿地区。

　　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争位战争之初，即已承认旭烈兀对阿母河以西土地的统治权，原来由大汗直接领有的波斯诸地遂变为大汗的宗藩伊利汗国。伊利汗国与立国于钦察草原的术赤后王（见钦察汗国）之间又为领土争端爆发了长期战争。大蒙古国分裂了。

　　中原汉地成为忽必烈政权的重心，他顺应时势，全面推行“汉法”，改革蒙古统治者对汉地的统治方式。

　　石狮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双凤麒麟石雕　北京元大都遗址出土

　　1262年，山东行省大都督李璮趁北边有战事，结宋为外援，占据济南，并企图策动华北各地诸侯响应。忽必烈调集重兵围攻济南，七月城破，李璮被杀。忽必烈因势利导，罢世侯，置牧守，分民、兵之治，废州郡官世袭，行迁转法。由于中原各地数十年专制一方的大小诸侯的势力受到限制和削弱，中央集权获得加强。中统、至元之初，元廷博采汉族士大夫建议，遵循中原传统制度，同时也采取了充分保障蒙古统治者特殊权益的各种措施，大体奠定了元朝一代政制的规模。中统四年（1263），以开平为上都。至元元年，升燕京为中都。四年，始于中都旧城东北建造新城。至元八年十一月，诏告天下，正式建国号大元。九年，升中都为大都。

　　统一全国　北方政局稳定后，忽必烈决定采用南宋降将刘整建议，先拔襄阳，浮汉水入长江，进取南宋。至元五年（1268），命阿术、刘整督师，围困隔汉水相望的襄、樊重镇，襄樊军民拒守孤城达六年。至元十年初，元军攻下樊城，襄阳守帅吕文焕出降（见襄樊之战）。次年六月，忽必烈命伯颜督诸军，分两路大举南进。左军由合答节度，以刘整为前锋，由淮西出师。伯颜本人与阿术领右军主力，九月，自襄阳出发，沿汉水入长江；同时，命董文炳自淮西正阳南逼安庆，以为呼应。十二月，元水师入长江，克宋江防要塞阳逻堡。宋汉鄂舟师统帅夏贵遁，汉阳、鄂州宋军降。伯颜分兵留阿里海牙经略荆湖，自领水陆大军顺流而东，以吕文焕为前锋。宋沿江诸帅多为吕氏旧部，皆不战而降。十二年二月，贾似道被迫督诸路精兵，抵御元军。这时，他仍企图奉币称臣议和，被伯颜拒绝，只好在池州下游丁家洲勉强与元军会战。因宋军内部不和，一触即溃。同年秋，伯颜从建康（今江苏南京）、镇江一线分兵三道趋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十三年正月，宋幼帝赵■上表降元，宋亡。十六年，完全占领四川，又追灭南宋卫王于崖山，完成了全国的统一。元朝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藩镇割据以来国内的南北对峙、五六个民族政权长期并存的分裂和战乱局面，推动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远征海外　灭宋后，忽必烈对邻近诸国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至元十一年，侵日军无功而还。十八年，又分两路进攻日本，由唆都率蒙古、汉军、高丽军从高丽东渡对马海峡，范文虎率新附军（元政府收编的南宋军队）从庆元（今浙江宁波）浮海北进。元军在日本鹰岛遇飓风，战船多坏，将卒溺死者众，又遭日军掩杀，几乎全军覆没。十九年，遣唆都从广州渡海攻占城，连战逾年。二十一年至二十二年，镇南王脱欢（忽必烈子）发兵侵安南（今越南北部），命唆都从占城北上助战，南北夹攻。安南王撤离都城，其主力走匿山林，避免与元军决战；待元军疲惫，又出而攻扰。五月，脱欢因暑雨不止、瘟疫流行，被迫退师。唆都战死。二十年、二十二年，元兵两次从云南出侵缅国（今缅甸），二十四年，进至蒲甘，迫缅国定岁贡方物后退回。同年再侵安南，次年以粮尽师老北还。二十九年十二月，史弼、亦黑迷失、高兴从泉州起航出侵爪哇（今印尼爪哇岛）。爪哇统治者降元，并请元军助讨其敌国葛郎，打败葛郎王以后复举兵拒元，元军力竭退师。

　　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　从攻南宋以来，连年战争，加以宫廷廪禄、宗藩岁赐，都需要巨额经费来支持。忽必烈急于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因而日益信用以“理财助国”邀宠的大臣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主持国政。至元七年至九年、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间，两次设尚书省综理财用。尚书省的理财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税收、兴铁冶、铸农器官卖、“括勘”（追还被私人、寺院夺占的南宋公田，起征田赋）、“理算”（追征各地历年积欠的钱粮）、变更钞法等，使国家的收入显著增加。但由于吏治腐败，专注搜刮，流于横征暴敛，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东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征发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至元二十年，江南各族人民起义凡两百余起，二十六年更增至四百余起。在这前后，爆发了广州欧南喜、黎德和福建黄华、钟明亮等人领导的几次规模较大的起义。

　　与北方诸王之战　至元初年，忽必烈巩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立即着手恢复大汗对西道诸王的政治控制。他诏令窝阔台后王海都入觐，把察合台系诸王八剌从朝廷派回察合台兀鲁思，控制当地局势。海都拒不入朝，至元五年，在按台山挑起兵端。返回中亚夺得察合台兀鲁思汗位的八剌也为争夺斡端（新疆和田）与元朝开战。六年，海都、八剌和术赤后王忙哥帖木儿在答剌速河谷举行忽里台，划分各自在中亚草原的势力范围及河中农耕区的财赋收入，联合反对大汗和伊利汗阿八哈。至元八年，忽必烈命皇子北平王那木罕出镇阿力麻里。此后，元政府采取置驿、遣使安抚、设畏兀儿断事官等措施，不断加强对天山南北的统治，企图相机西进。十三年，那木罕所部宗王昔里吉（蒙哥子）等叛，械系那木罕与安童，逾按台山占领吉利吉思，并于次年分道东进。八月，伯颜率元军破昔里吉于鄂尔浑河。战事延续五年之久，元军虽收复岭北，海都在畏兀儿之西的势力却迅速发展起来。二十二年，海都拥立的察合台兀鲁思汗笃哇（八剌子）围畏兀儿都城火州，大掠后退兵，以后又连续进犯畏兀儿地区。二十四年，东道诸王以斡赤斤后王乃颜为首，又在辽东叛乱。忽必烈亲征，败叛军主力，擒乃颜。次年，诸王合丹等复叛，被元军击溃东逃，数年后败亡。二十五年，海都、笃哇举兵东犯，二十六年春，掠称海，至杭海山，击败镇边宗王那木罕以及甘麻剌（忽必烈孙），进据和林。忽必烈最后一次率军亲征，复和林，留伯颜镇守。至元之末，元政府已明显地收缩了天山南部的防线，而在岭北却顺利地将海都逐过按台山，牢固地掌握了祖宗“肇基之地”。

　　至元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在大都去世，庙号世祖。皇太子真金先死，其子铁穆耳受皇太子宝，抚军于漠北，闻报赶回上都，大会诸王宗亲，四月即位，是为成宗。元贞二年（1296）秋，西北诸王药木忽儿（阿里不哥子）、兀鲁思不花（蒙哥孙）粮匮厌乱，归投元廷。成宗得讯，遣土土哈载粮西迎。从大德元年（1297）至四年，元军与海都、笃哇在北边屡次交锋。五年，海都、笃哇东逾按台山，下营于铁坚古山。皇侄海山与大将床兀儿、晋王甘麻剌、太师月赤察儿合力苦战。海都先胜后败，受伤后与笃哇退出岭北，在这年秋冬之间病死。

　　成宗“守成”　元成宗铁穆耳称帝前长年在北边带兵，即位五年多，对六部官员尚“未知其人为谁”。但他委政于世祖旧臣完泽、不忽木、哈剌哈孙等人，罢征日本、安南之役，内政以奉行忽必烈成规为务，国家相对安定，因而被称为守成之君。这时对诸王宗亲的赐予为数日巨，一年修佛事五百余次，加上战争开支，国用匮乏，岁入不足，一再借支钞本，财政方面始终未摆脱慢性危机。大德五年，元廷派刘深出侵西南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元军沿途骚扰，道出顺元（今贵州贵阳），向当地少数民族征发丁役、勒索金钱和马匹。土官宋隆济和女土官蛇节举兵围刘深于穷谷，云南行省东部人民皆起而响应。十一月，诏刘国杰往镇。七年春，蛇节、宋隆济先后被俘杀，南征之师亦罢。

　　大德七年，笃哇和海都之子、窝阔台兀鲁思汗察八儿遣使请息兵，“通一家之好”。八年，元廷与笃哇、察八儿约和，各遣使臣偕往伊利汗朝宣谕和平。大汗虽完整地保有岭北行省，但被迫承认了察合台兀鲁思控制哈密力（哈密）以西地区的事实。此后除延祐年间曾与察合台兀鲁思发生一次战争外，终元之世，西北边地大体上安定无事。

　　“武仁授受”与南坡之变　成宗晚年连年患病，皇后卜鲁罕掌权。大德十一年初成宗卒，因皇太子早死无后，卜鲁罕与左丞相阿忽台等人相结，图谋立镇守河西、拥兵十五万的安西王阿难答为帝，定于三月三日举事。右丞相哈剌哈孙则秘密遣使北迎出镇朔漠的怀宁王海山，南迎被卜鲁罕排挤出京的海山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爱育黎拔力八达母子先至大都，立即派李孟与哈剌哈孙秘密定议。三月二日，爱育黎拔力八达率卫士入宫，诱执阿难答，诛阿忽台等，奉御玺北迎海山。五月，海山至上都，大会诸王，处死卜鲁罕、阿难答，即帝位，是为武宗。次月，下诏立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海山长年抚军北方，昧于政事，即位后斥去世祖旧臣哈剌哈孙，对中书省进行大改组，几乎全部改任自己的亲信，政令失当，朝政紊乱。国家的用人制度和财政制度都被破坏。即位仅三个月，近臣获得高官厚禄的约达九百人。为广示恩宠，“遥授”职衔，名爵冒滥，冗员充斥。世祖时枢密大臣六员，这时增至三十二员。滥赏泛赐和建寺修佛事比前代更加没有节制。残酷的剥削加上连年天灾，农民破产流亡，仅江浙一省流民已达一百三十多万。为弥补国家财政亏空，至大二年（1309），诏乞台普济、乐实、三宝奴等立尚书省敛财，变更钞法；税课以大德末旧额为率，增收三成以上。

　　至大四年正月，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由东宫入总大政，罢尚书省，杀乐实、三宝奴。五月，即位于大都，是为仁宗。他受教于名士李孟十余年，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改革朝政和吏治，如：严禁近侍擅传圣旨；由朝廷派官任投下份地达鲁花赤，降诸王投下所任命者为副达鲁花赤；规定吏员入官只能升至从七品，并于皇庆二年（1313）下诏，恢复自宋亡以后中断了几十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延祐初，元廷还派人检括河南、江西、江浙等地漏隐田土，核实税入。但由于官吏奉行过当，延祐经理变成对百姓的巧取豪夺，江西受害尤甚。延祐二年（1315）四月，宁都蔡五九举众起义。元廷调两省兵力镇压，九月，蔡五九兵溃被杀。仁宗对母后答己奉命惟谨，答己得肆意干预朝政，擢升贪奸不法的私党铁木迭儿为中书省右丞相，势倾朝野。仁宗对宗戚勋旧过于软弱，在诸王压力下不断让步。他还背毁传位给武宗子嗣的誓约，诱逼武宗长子和世■出京就藩，在答己和铁木迭儿参与下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从而引起海山旧部和一部分反对政治改革的蒙古贵族的不满，也导致仁宗本人对答己及其党羽的妥协。由于这些原因，仁宗后期，改革实际上中止了。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卒。铁木迭儿先已罢职，答己下旨复任为中书右丞相，大肆更换省官，将私党调进中书省，矫命杀害仁宗时参劾过他的前中书平章萧拜住等人。三月，硕德八剌继帝位，即英宗。英宗刚毅而思有作为，答己当初以为他柔懦易制，所以立为皇太子，此时深为后悔。五月，答己幸臣失列门等谋废立事泄，英宗将他们尽加诛杀，以木华黎后裔拜住为中书左丞相。至治二年（1322）秋，铁木迭儿和答己相继病死。英宗摆脱掣肘，专任拜住，锐意于改革。朝廷召集有治国经验的退职老臣，优其禄秩，使议事中书；行助役法，民田百亩抽三，以岁入助役；正式颁行《大元通制》，督责各级官吏遵循国家的政制法规，改变政令不一、罪同罚异的混乱现象；裁罢冗职，节省浮费，减免赋役，以舒农力。这时，拜住揭发了铁木迭儿生前贪赃巨万的旧案，追夺其官爵封赠，籍其家。时铁木迭儿党羽御史大夫铁失兼典左、右阿速卫亲军，遂与心怀不满的蒙古宗戚密谋，欲刺杀英宗，并与抚军漠北的晋王也孙铁木儿（甘麻剌子）联络，相约事成后推他为帝。至治三年八月，英宗自上都南归，驻跸南坡（内蒙古正蓝旗东北）。铁失等以阿速卫为外应，入皇帝行帐，杀拜住，弑英宗，并于当夜驰回大都，收封省部印信，遣使奉玉玺至漠北晋王镇所。九月，也孙铁木儿在漠北即位，次年改元泰定，史称泰定帝。

　　两都之战和燕铁木儿专权　泰定帝在位五年。在他统治时期，元廷对贵族赐予益奢，兴役造作益多，国家财源已呈枯竭，吏治更加腐败。致和元年（1328）七月，他病死于上都。八月，留守大都的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床兀儿子）凭借所掌怯薛发动兵变，控制大都，遣使迎武宗次子图帖睦尔入京。同月，梁王王禅（泰定帝侄）、丞相倒剌沙奉泰定帝年幼的皇太子阿剌吉八即位于上都，改元天顺，分诸道进攻大都。这时，图帖睦尔已从藩所江陵北上，武宗藩邸旧臣、河南平章政事蔑里乞氏伯颜邀截经河南北解的国赋以为军资，亲自带兵护送图帖睦尔至大都。九月，图帖睦尔即位于大都，改元天历，并宣布待长兄和世■归自北边将立即让位。而辽东、关陕、川蜀等地先后起兵响应上都。两都之战发展成为大规模内战。大都政权控制了财赋所从出的南方各省，实力占居优势。十月，大都所部军乘上都守备空虚，从辽东出兵，袭围之。倒剌沙以城降，被诛。阿剌吉八不知去向。王禅兵败被俘后赐死。图帖睦尔遣使迎异母兄和世■于北边。天历二年（1329）正月，和世■受朔漠诸王奉戴，在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随即启程南返。三月，燕铁木儿奉玺北迎明宗。明宗虽宣布凡图帖睦尔所用百官并仍其旧，却擢拔不少亲信入省、院、台供职；他的从官中有些人对燕铁木儿“不为之礼”。这就使一心想专任独署的燕铁木儿深怀怨俱。八月，明宗和自大都出迎的图帖睦尔会于旺忽察都之地（今河北张北）。仅数日，明宗中毒暴死。燕铁木儿立即带着帝玺偕图帖睦尔急驰上都。八月中，图帖睦尔再次即皇帝位于上都，是为文宗。

　　元文宗图帖睦尔复位后，遍赏天历之初为其效命的阿速军士，以燕铁木儿独任丞相，总裁天下事，甚至亲祭燕铁木儿生祠。元廷严厉地镇压了企图以明宗太子为名发动政变的蒙古贵族，又动用数省兵力，历时一年，平定了驻在云南的蒙古诸王叛乱。这时燕铁木儿的威焰权势远远超出了在他之前的任何一个元朝权相，以致他的儿子唐其势扬言“天下本我家之天下”。文宗受制于燕铁木儿之时，元朝国势日趋衰微，处于迅速腐化之中的统治阶级在政治上已难以振作。尽管文宗本人对中原封建文化比较熟悉和了解，所能做的不过是用“文治”来粉饰危机日益加深的统治。文宗初即位，就建立奎章阁，集儒臣于阁中备顾问，又置艺文监，以蒙古语翻译儒书，刊刻经籍。至顺二年（1331），敕编《经世大典》书成。该书由赵世延、虞集先后主持修纂，是记录元朝一代制度故事的珍贵文献。

　　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卒，临危遗诏立明宗之子为帝。燕铁木儿利于立幼，于同年十月拥明宗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宁宗。宁宗逾月而卒，时年七岁。燕铁木儿在文宗后坚持下，被迫把被文宗放逐于静江（治今广西桂林）的明宗长子妥欢贴睦尔迎入京都，但迁延数月不肯立君。直到他因纵欲过度而死，妥欢贴睦尔才得在至顺四年六月即位于上都，史称顺帝。

　　社会诸矛盾的激化元朝末年，吏治腐败，财政破产，军备废弛。燕铁木儿死后，伯颜独秉国政，政治势力迅速扩大。中书省、枢密院官员大都出其门下，每罢朝，一拥而退，朝廷为之一空。他一次所受赐田多达五千顷。大批蒙古贵族、官僚通过受赐、占夺等方式转化为大土地所有者。汉族地主也大肆兼并土地。广大农民在沉重的封建负担下丧失土地，破产流亡。伯颜当权时，中原连年灾荒，人口存亡相半，朝廷竟不加救济。官吏勒索、贿赂公行，民间将他们与“贼”一样看待。后至元（1335～1340）间，广东朱光卿、河南棒胡、四川韩法师、福建李志甫、江西彭莹玉及周子旺等相继举众起义；东北、西北、湖广各族人民也起兵反元。以伯颜为代表的一部分蒙古贵族，企图用加剧民族压迫的政策来镇压以汉族人民为主体的反元斗争。忽必烈在位时，就将全国居民按种族、地域分为四等（见四等人制），对汉人、尤其是南人中的平民加以各种防范压抑。这时，伯颜继废止科举之后进一步下令禁止汉人、南人学蒙古、色目文字，以阻塞他们的仕途；并扬言要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伯颜还企图废顺帝另立。他的所作所为使当时的社会危机更加深刻。至元六年，伯颜侄脱脱得到顺帝支持，乘伯颜出外行猎，将他贬黜。顺帝起用脱脱当政，次年，改元至正，宣布“更化”，恢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政治一度较为清明。至脱脱第二次出任中书右丞相时，国库空虚，灾荒频仍，为解救危机，他变更钞法，勒黄河回故道以拯治河患，在京畿附近营田，募人佃种以救北方粮荒。但这些都未能缓和已全面激化的社会矛盾，而开河、变钞直接催发了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大起义。

　　元末农民起义和元朝的灭亡

　　元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极端尖锐化，终于导致了元末农民起义。这次起义规模大、时间久，以红巾军为主力的农民起义军沉重打击了元朝在全国各地的统治，为朱元璋最后推翻元朝创造了条件。

　　起义的爆发　至正四年（1344）五月，黄河暴溢，北决白茅堤、金堤（今河南兰考东北）。沿河州郡先遇水灾，又遭旱灾、瘟疫，灾区人民死者过半。黄河决堤后，冲坏山东盐场，严重影响元朝政府的国库收入。十一年四月，顺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今河南开封）、大名等十三路十五万民工及庐州（今安徽合肥）等十八翼两万军队，开凿两百八十里新河道，使黄河东去，合淮河入海，时紧工迫，官吏乘机舞弊，人民痛苦更深。十年底，顺帝又决定变更钞法（见钞），滥发纸币，造成物价飞腾。“开河”和“变钞”促使元末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贾鲁开河后，北方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及其教友刘福通等决定抓住这一时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一面加紧宣传“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一面又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并暗地里凿了一个独眼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河道上。独眼石人挖出后，河工们惊诧不已，消息传出，大河南北，人心浮动。

　　至正十一年五月初，韩山童、刘福通、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韩咬儿等，聚众三千人于颍州颍上（今安徽颍上），杀黑牛白马，誓告天地，准备起义。刘福通等宣称山童为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自称南宋名将刘光世后代，当辅之。山童发布文告，称：“蕴玉玺于海东，取精兵于日本；贫极江南，富称塞北。”又打出“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的战旗，表示推翻元朝，恢复大宋的决心。不幸谋泄，遭到地方官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其妻杨氏、子韩林儿逃到武安（今江苏徐州）。刘福通等仓促起兵，于五月初三一举攻克颍州（今安徽阜阳）。起义军头裹红巾为标志，故称红巾军；起义军多为白莲教徒，烧香拜佛，故又称香军。红巾军占领颍州后，元廷遣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及各路汉军前往镇压，被击败，接着，红巾军占领亳州（今安徽亳县）、项城（今河南项城南）、朱皋（今河南固始北）。九月，克汝宁府，又克息州（今河南息县）、光州（今河南潢川），众至十万。江淮各地纷纷起兵响应。

　　元廷把刘福通领导的主力红巾军，视为“心腹大患”。至正十一年九月，顺帝令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卫王宽彻哥率诸卫兵十余万人前往镇压。十月，又派军增援。十二月，元军攻陷上蔡，韩咬儿被俘遇害。十二年三月，元军屯兵汝宁沙河岸，被刘福通击溃。但畏吾儿人察罕帖木儿、罗山人李思齐纠集地主武装，号称“义兵”，与红巾军为敌，对刘福通起义军威胁很大。

　　刘福通在颍州发动起义成功后，对在江淮一带从事秘密活动的南方白莲教僧人彭莹玉及其门徒鼓舞很大。至正十一年夏，彭莹玉（又名彭翼）及其徒赵普胜等起兵巢湖，八月，麻城（今湖北麻城）铁工邹普胜、罗田布贩徐寿辉等在蕲水（今湖北浠水）发动起义，他们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攻克蕲水、蕲州（今湖北蕲春南）。十月，以蕲水为都，建立政权，国号天完，改元治平，徐寿辉称帝，邹普胜为太师，设中书省（称莲台省）及六部。天完政权建立后，分兵四出，从至正十二年正月开始，先后攻占湖广、江西、福建的许多地区，其中由彭莹玉、项普略（又名项甲、项奴儿）率领的一支东去江州（今江西九江），到安徽，抵浙江，又折回浙西、安徽、江西，转战数千里，影响很大。南方红巾军提出“摧富益贫”的口号，具有很大号召力。至正十三年十二月，元廷集中兵力攻陷天完的都城蕲水，徐寿辉等被迫遁入黄梅山及沔阳湖中。曾转战江浙一带、拥有百万之众的巢湖水师也被迫退守巢湖。江淮的起义军处于不利境地，起义进入低潮。

　　龙凤三年(1357)铜印“元帅之印”河南固始出土

　　其他非红巾军系统的起义军，以方国珍、张士诚两支最强大，活动范围最广。盐贩方国珍，早在至正八年春即起义于台州黄岩（今浙江黄岩），聚集数千人，劫夺漕运粮，扣留元海运官员。元廷招降，国珍屡降屡反。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正月，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招集盐丁，起兵反元，乘胜攻下泰州，连克兴化、高邮。十四年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祐。九月，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见投下）、诸省各翼军马，出征高邮，号称百万。高邮正危在旦夕时，脱脱受到中书平章哈麻等弹劾，被免职流放，元廷另以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等代领其兵。由于临阵易将，元军不战自溃，张士诚则乘机出击，元军解体。从此元军丧失了优势。

　　起义的发展和失败　高邮之战对整个战局发生了有利于农民起义军的变化。北方红巾军从至正十五年（1355）开始主动出击。二月，刘福通将韩林儿从砀山夹河迎至亳州，建立北方红巾军的政权——宋，建元龙凤。韩林儿为帝，又号“小明王”。中央设有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和六部，地方设行省。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罗文素、刘福通为平章，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杜遵道擅权，为刘福通所杀，福通为丞相，封太保。从十六年起，福通分兵出击，三路北伐。

　　至正十六年九月，李武、崔德率领的西路军猛攻潼关。次年初，李武、崔德占领商州（今陕西商县），二月，进逼陕西行省首府奉元（今陕西西安）。元廷令察罕帖木儿、李思齐等解围，红巾军战败。闰九月，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等入陕，夺取兴元路（今陕西汉中），又克秦（今甘肃天水）、陇（今陕西陇县），进据巩昌（今甘肃陇西）。十月，红巾军攻凤翔（今陕西凤翔），察罕帖木儿往援，红巾军失利。十八年，一部分西路红巾军在李喜喜等率领下进入四川，称“青巾”，后投奔陈友谅。李武、崔德等向李思齐投降。

　　东路军由毛贵率领。毛贵原是赵君用的部将，至正十七年二月，从海宁州（今江苏连云港市西南）由海道入山东，连克胶州（今山东胶县）、莱州（今山东掖县）、益都路（今山东益都）、滨州（今山东滨县西北）、莒州（今山东莒县）等地。七月，元镇守黄河义兵万户田丰响应毛贵起义。十八年二月，毛贵攻克济南。至此，山东各地大部分已为毛贵、田丰所占领。宋政权在山东设益都等处行中书省，以毛贵为平章。毛贵设“宾兴院”，选用以前的元官，并派姬宗周等为地方官，又于莱州屯田，以储备粮食。官民田十收二分。在攻克济南后，毛贵进军河北，三月，克蓟州（今天津蓟县），至漷州枣林、柳林（均在今北京通县境内），进逼大都。但因孤军深入，败于柳林，遂退师济南。十九年四月，淮安赵君用奔山东，杀毛贵。七月，转战至辽阳的毛贵部将续继祖折回益都，杀赵君用。山东红巾军各部由于自相仇杀，从此一蹶不振。二十一年夏，察罕帖木儿进攻山东，田丰、王士诚等投降。十月，察罕帖木儿进围益都，毛贵原部将陈猱头等坚守。次年六月，田丰、王士诚杀察罕帖木儿。察罕帖木儿养子扩廓帖木儿袭父职，继续围攻益都。十一月，益都陷。田丰、王士诚被杀，陈猱头被俘送大都。山东红巾军被镇压下去。中路军由关先生（即关铎）、破头潘（即潘诚）、冯长舅、沙刘二等率领。至正十七年九月，越太行山，进入山西。至正十八年二月，毛贵遣其部将王士诚、续继祖等与中路军汇合。由于元军在山西、河北的兵力很强，中路军的主力转向晋北，原拟由山西入河北，与毛贵军会合的计划未能实现。九月，关先生等克完州（今河北完县），十月，占领大同、兴和（今河北张北）等路。十二月，克上都，破全宁路（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乌丹城）、辽阳路（今辽宁辽阳）。十九年十一月，红巾军进入高丽。二十二年正月，关先生、沙刘二等在高丽战死，余众在破头潘率领下败退辽阳。四月，破头潘在辽阳被俘。

　　在三路北伐的同时，刘福通也开始出击。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攻占汴梁，定为宋政权都城。这时，北方红巾军出现了鼎盛局面。但由于三路北伐相继失利，形势逆转。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率领的两支元军，对宋政权的包围进一步紧缩。十九年八月，汴梁城破，刘福通保护韩林儿冲出重围，逃奔安丰。

　　至正二十三年二月，早已占领了壕州的张士诚，趁安丰空虚之机，遣其将吕珍进攻安丰。刘福通等顽强抵抗，小明王遣人向朱元璋求救，朱元璋率军救出小明王等，安置在滁州。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部将廖永忠迎归小明王至应天，途经瓜步，将其沉死。宋亡。

　　南方红巾军在元军高邮大败后，乘机吸收了一部分元军，壮大了自己的队伍。至正十五年正月，天完将倪文俊率领红巾军占领沔阳。十六年正月，天完政权据汉阳为都，以倪文俊为丞相，改元太平。十七年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篡夺帝位没有成功，自汉阳逃奔黄州，被部将陈友谅杀死。陈友谅夺得军权后，把进攻重点放在东南，十八年正月，与巢湖水师赵普胜攻克安庆，乘胜连克江西、福建许多地区。陈友谅为篡夺天完帝位，于十九年九月先杀赵普胜，同年底，又逼徐寿辉徙都江州，伏杀其部属，自称汉王。二十年五月，陈友谅攻占太平，杀害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闰五月，陈友谅出兵集庆，企图一举消灭朱元璋，却在龙湾中伏大败而归。

　　陈友谅杀徐寿辉后，天完陇蜀省右丞明玉珍在四川重庆称陇蜀王，脱离陈友谅独立。至正二十二年三月建国大夏，改元天统，自称皇帝，占据全蜀，进兵云、贵，但在进攻盘踞于云南的元梁王时，不利而退。

　　张士诚在高邮转危为安后，至正十六年二月，攻克平江路（今江苏苏州），改平江路为隆平府。分兵克常州、松江、湖州、杭州。这时朱元璋的军队已克集庆，势力向东伸张，两军发生交战。十七年，朱元璋连克长兴、常州、泰兴、江阴、常熟等地，张士德也在常熟为朱元璋军擒获。张士诚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他在军事上继续与红巾军为敌，在政治经济上支持元朝统治，生活上腐朽堕落。趁宋政权三路北伐的时机，势力扩张到济宁、濠州一带。二十三年春出兵安丰，逐走小明王。九月自称吴王。

　　元末农民战争形势图

　　方国珍自至正八年至十四年六年间，曾三降元朝。十六年三月，又降元，官至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十八年底，朱元璋的军队已经东下衢州、婺州，逼近方国珍割据的温、台、庆元诸路。次年，方国珍献温、台、庆元三郡之地于朱元璋，被授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不久，又接受元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职，并于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每年派大批海船，运送张士诚的十余万石粮到元大都去。顺帝封他为江浙行省左丞相，赐爵衢国公。

　　垂死挣扎的元末统治集团　脱脱在高邮前线被贬后，元朝统治集团更加腐朽不堪，内部倾轧，军阀混战，终于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哈麻因阴荐西番僧“演揲儿”（意为“大喜乐”）法，深受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所宠，继任中书左丞相，弟雪雪拜御史大夫，妹婿秃鲁帖木儿亦受宠。顺帝终日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国家大权尽归哈麻兄弟。哈麻、雪雪阴谋废顺帝，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并杀秃鲁帖木儿等。事泄，反被顺帝、秃鲁帖木儿定计杀掉。顺帝命搠思监为右丞相、太平为左丞相。皇太子生母奇皇后与爱猷识理达腊仍谋废立，令宦官朴不花与左丞相太平商议，太平不肯，于是宫廷内分为支持皇太子的搠思监、朴不花一派和支持顺帝的老的沙、秃鲁帖木儿一派。

　　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元军在起义军打击下土崩瓦解。但依靠地主武装起家的察罕帖木儿、答失八都鲁、李思齐、张良弼等逐渐崛起，形成了新的军阀集团。答失八都鲁在北方红巾军的打击下兵败病死，其子孛罗帖木儿继之；察罕帖木儿死后，其养子扩廓帖木儿继之。这四家军阀出于争权夺利，长期以来互相攻伐不已。皇太子为了控制朝政，以扩廓帖木儿为外援，老的沙等则依靠孛罗帖木儿来对抗。

　　至正二十四年，右丞相搠思监、朴不花指责孛罗帖木儿图谋不轨，于是就下诏削其官爵，解其兵权。孛罗帖木儿拒不从命。遣秃坚帖木儿出兵大都，顺帝不得已将搠思监、朴不花缚送给他，并复其官爵。皇太子很不甘心，命扩廓帖木儿出兵攻打孛罗帖木儿，孛罗帖木儿又出兵攻大都，皇太子战败，逃奔冀宁。孛罗帖木儿入大都，顺帝命孛罗为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二十五年，皇太子下令扩廓帖木儿讨孛罗帖木儿，孛罗战败。七月，孛罗帖木儿被刺死于宫中，余党被杀。九月，皇太子和扩廓帖木儿入京，命扩廓帖木儿为中书左丞相。奇皇后要扩廓逼顺帝让位，扩廓不从，请求带兵外出。闰十月，顺帝封扩廓为河南王，代皇太子总制关、陕、晋、鲁诸道兵马，出征南方。但李思齐不服。二十七年，李思齐、张良弼、孔兴、脱列伯等结成联盟，与扩廓交战。十月，顺帝罢扩廓兵权，其原统军兵由白琐住、虎林赤、貊高等分别统率。另立抚军院，由皇太子总制天下兵马，专防扩廓。这时朱元璋即将北伐，元朝行将灭亡。

　　朱元璋领导的统一战争　至正十二年，定远富豪郭子兴于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北）起义。朱元璋原是郭子兴部亲兵，以战功升为总兵。郭死后，升任左副元帅。十五年，收降部分巢湖水师，渡长江东进。十六年，据集庆，宋政权任命他为江南行省左丞相。屡败陈友谅、张士诚，势力扩展至苏、浙、皖、赣。

　　至正二十三年，陈友谅特制数百艘“楼船”，兵号六十万，包围洪都（今江西南昌），守将朱文正率军死守八十五天。七月，朱元璋亲率二十万大军来救，陈友谅退至鄱阳湖迎战，这就是著名的鄱阳湖大战。陈友谅大败，中流矢死。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称吴王。二月，朱元璋率水陆大军征武昌，陈友谅子陈理请降。汉亡。至正二十六年五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檄》。这篇檄文虽然仍用大宋“皇帝圣旨”和“龙凤”年号，却完全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污蔑红巾军。八月，朱元璋令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万攻张士诚。徐达等先后攻占湖州、杭州、绍兴、嘉兴等地，形成对平江的包围。十一月，开始围攻平江，四周筑长围以困之。吴元年（1367）九月，城破，张士诚被俘，自缢死。

　　吴元年九月，朱元璋灭张士诚后，遣军分两路进攻方国珍。十一月，方国珍投降。同月，又派军南下征陈友定。陈友定本为驿卒，因袭击红巾军有功，官至福建行省平章，占有闽中八郡，一直效忠元朝，与朱元璋为敌。次年正月，朱元璋即皇帝位，建国号为明，年号洪武。同月，明兵攻取建宁，进围延平，陈友定被俘，福建平定。接着，两广也为明朝所有。

　　正当元朝统治下的北方处在军阀混战的时候，吴元年十月，朱元璋命中书右丞相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平章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军二十五万北伐。他再三申明行军纪律，又发布了北伐檄文，提出“驱除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根据朱元璋的作战部署，徐达率军先抵淮安，攻占山东全境。洪武元年三月，徐达等进入河南，同时，由冯宗异率领的偏师克陕州，扼潼关，西略华州，以防李思齐等援兵东犯。五月，朱元璋抵汴梁，准备进军大都。闰七月，明兵会集德州，步骑舟师继续沿运河北上，下长芦，克清州，至直沽，大都震惊。七月二十八日，当明军占领通州后，元顺帝率后妃、太子逃到上都。八月初二，徐达率北伐明军进入大都，元朝政权被推翻。时扩廓帖木儿拥兵山西，李思齐、张良弼等盘踞陕西，纳哈出据守辽阳。九月，徐达、常遇春等进兵山西。十二月，扩廓帖木儿乘北平（明改大都为北平）空虚，率军出雁门关企图夺取北平，徐达等直取太原，又偷袭扩廓兵营，扩廓大败，仅以十八骑逃遁，太原失陷，山西平定。洪武二年四月，常遇春、冯宗异等率军入陕西，李思齐投降。常遇春、李文忠又率军直捣上都，元顺帝再往北逃，次年四月病死于应昌。

　　元朝的制度

　　蒙古国对华北的统治方式，是草原贵族原有的统治体系在它所征服的定居农耕地区的延续。汉地户口的一部分直接领属于大汗；一部分被大汗分封给诸王、宗戚和勋臣。蒙古统治者把主持军事、财赋征敛的部分官员和监临各级地区的达鲁花赤派到华北，同时又以款服入质、领军从征、缴纳差发为条件，允许自金末战乱以来出现在北方的大小军阀世侯，继续行使在各自势力范围内的实际统治权。世侯们集兵刑赋役之政于一己，俨若列藩，不相统属。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这种局面才获得根本转变。他借鉴金代制度，在以“藩邸旧臣”为核心的中原知识分子参议下推行“汉法”，同时保留能充分保障蒙古贵族特权地位的种种制度，重新在华北确立了封建的中央集权制统治体系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中统、至元间的创置，奠定了有元一代制度。元朝制度多沿袭金制，同时又有不少前代所不具备的特点。其中有的反映了中原王朝历代相承的传统体制本身的发展变化，如行省的设立；有的反映了被保留的蒙古旧制，如蒙古、探马赤军中的奥鲁（老小营）建置；也有一些是在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如刑罚体系中某些不同于前代的变化，对吐蕃地区实行的政教合一的统治等。

　　官制　中央政府的军、政统治机构，主要由中书省、枢密院和御史台构成。中书省相当于金代的尚书省，领六部，掌全国政务，枢密院掌兵，御史台掌督察。此外，元世

　　元朝帝系表

　　达鲁花赤铜印

　　祖忽必烈曾于至元三年（1266）设制国用使司，总理全国财政，以后一度成为与省、台、院并立的最重要的国务机构之一。七年，罢制国用使司，立尚书省，统六部，并改天下行中书省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建置虽仍被保留，但实际上已改由尚书省总领国政。九年，罢尚书省，以其职权归并中书省。至元后期和武宗至大年间，元廷又两次立尚书省，分别历时五年、三年，以“理财”为施政中心。主持全国释教及吐蕃地区军、民之政的宣政院，由于职掌的特殊性，自成系统。蒙古国初期，即置札鲁忽赤治天下刑政。随着元朝国家机器的完备，设大宗正府为札鲁忽赤官署，主要治理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刑名等公事，时而兼管汉人刑狱。在宗教、文化方面，元代比较独特的中央机构还有管理也里可温的崇福司、掌回回历法的回回司天监、蒙古翰林院及其所属蒙古国子监等。

　　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在忽必烈即位之初，为十路宣抚司；同时，他又委派重臣以都省官“行某处省事”系衔，到各地署事，行使中书省职权，简称行省。至元后期，行省官员不复以中书省官系衔，行省逐渐由临时性的中央派出机构定型为常设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除“腹里”（河北、山东、山西）直隶于中书省，吐蕃由宣政院辖理以外，所置有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云南、甘肃、江浙、江西、湖广等行省。在距离省治较偏远的地区，分道设宣慰司，就便处理军民事务，“与职民者，省治之；职军者，院临之”。边陲民族地区的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及其所统路府州县或宣抚、安抚、招讨等司，多参用当地土官任职。御史台在地方上也有相应的分设机构，即监临东南诸省的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简称南台）和陕、甘、滇、蜀地区的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简称西台）。中台和两个行台下各设若干道肃政廉访司（元初称提刑按察司），定期检查各种案卷帐目，监督纠劾各级官吏，复按已审案件。御史台（或行台）与诸道肃政廉访司相衔接，构织成全国范围的垂直监察系统。为了征伐或镇抚的需要，枢密院有时也在有关地区设置行枢密院（简称行院）。行省以下的行政机构，分别为路、府、州、县。诸王、勋戚在内地各行省的封地上仍保留相当的特权，但这些封地在行政建置方面同样被纳入郡县制体系。路治所在城镇，并没有一个或几个录事司，管理城区居民。

　　元政府在许多中央机构、行省以下的大部分地方行政机构和许多管军机构中都设立达鲁花赤一职，一般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担任，以此保障蒙古贵族对全国行政、军事系统实行严密监控和最后裁决的权力。路、府、州除蒙古人任达鲁花赤，又以汉人为总管、知府（或府尹）、知州（或州尹），以色目人为同知，使他们互相牵制，以利于民族防范和阶级统治。元代主要行政、军事统治机构的领属系统如下页表所示。

　　军事制度　元代在漠北草原的蒙古人，仍过着兵民合一的游牧生活，战时出军，平时便屯聚牧养。在汉地和江南，元朝军士的来源采取从固定的军户中签发的办法。蒙哥二年壬子（1252）大规模籍户时，已明确地区分民户和军户。进入内地的大多数蒙古人户及被收编的金、宋降军之家，皆以军户著籍；此外还有一些汉族或其他各族人户陆续被新签为军户，一般都由中户充当。军户种田，可免税粮四顷，称为“赡军地”。蒙古、探马赤军和汉军（金朝降军和蒙古政权、元政府在华北签发的军队）军户，都是通过奥鲁进行管理的。奥鲁的主要职责，一是从军户中起发丁男当军应役，并及时起征亡故军人的“户下弟男”承替军役，弥补军队缺员。二是负责按时为本奥鲁起发的当役军人置备鞍马、器杖、盘费等军需。蒙古、探马赤军的奥鲁，隶属于该奥鲁当役军士所在的万户、千户之下，汉军奥鲁由所在地区的管民官兼领。新附军（南宋降军）未设奥鲁。

　　元代军事防卫分为两大系统，即戍卫京师（大都和上都）的宿卫系统和镇守全国各地的镇戍系统。宿卫军队由怯薛军和侍卫亲军构成。忽必烈建国后，保留了成吉思汗创立的四怯薛轮番入侍之制，用他们列值禁庭以充护卫侍从，常额在万人以上，由皇帝或亲信大臣直接节制。侍卫亲军用于环卫京畿，到元朝末年先后置三十余卫，卫设都指挥使或率使，品秩与万户相当（正三品），隶属于枢密院。进入内地的色目人军队，由于战斗力较强，相当一部分被编入侍卫亲军。镇戍诸军的布局，腹里主要由蒙古军和探马赤军戍守。华北、陕西、四川等地的蒙古、探马赤军由各地区的蒙古军都万户府（都元帅府）统领，隶属于枢密院。南方以蒙古军、汉军、新附军相参驻戍，防御重点是临江沿淮地区。隶属行省的镇戍诸军，方面有警时由行枢密院统领；平时日常事务归于行省，但调遣更防等重要军务仍受枢密院节制。全国军马总数，只有皇帝和枢密院蒙古官员知道，行省兵马也只有为首的蒙古官员知道。

　　法律　元代始终没有颁布完备的法典。至元八年（1271）以前，中原汉地断理狱讼，基本上参用金泰和律定罪，再按一定的折代关系量刑。至元八年十一月，在建“大元”国号同时，下令禁用泰和律。以后曾数次修律，都没有完成。判狱量刑，主要根据已断案例，类推解释，比附定刑，与其他封建王朝相比，司法的随意性较显著。其他方面的立法行政，也都以诏制、条格（经皇帝亲自裁定或直接由中书省等中央机关颁发给下属部门的各式政令）为依据。因此，元朝的法制体系，主要是由因时立制、临事制宜而陆续颁发的各种单行法构成的。政府下令，凡在朝及地方各衙门均应分别类编先后颁发的各种格例，使官吏有所持循。当时“内而省部，外而郡府，抄写条格，至数十册。遇事有难决，则检寻旧例，或中所无载，则施

　　行比拟”。条格和断例岁增月积，繁杂重出，互相抵牾。元政府有时将历年所颁降的某一方面的条例重加“分拣”、“斟酌”，厘定“等第”，形成新的法律文字，作为“通例”公布。同时，对国家的政制法程，也几次召集老臣，从以往颁发的政府文书中选出“可著为令者，类集折衷，以示所司”，所成《大元通制》、《至正条格》等格律类聚都是具有法典性质的政书（见《通制条格》）。

　　元朝法律大体上遵循前代“同类自相犯者，各从本俗法”的原则。“五刑”的刑罚体系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某些变化。同时，由杀人者向被害者家属偿付烧埋银，以及将刺字断放的前科罪人发付原籍，由官司籍记充“警迹人”，交由村坊邻右监督等规定，从元代开始制度化。对伤害罪，规定由加害者交付给受害者一定数量的“赡养之资”、“医药之资”，对加害者所处的实刑则比前代相应减轻。元代法律从维护地主阶级利益出发，制定了种种不平等规定，如地主殴死佃客，只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丧葬费）五十两。又在许多方面明确规定四等人的不同待遇（见四等人制）。禁止汉人、南人收藏兵器、练习武艺、甚至集场买卖。法律规定杀人者死，但蒙古人因争斗和乘醉殴杀汉人，不须偿命，只罚出征，征烧埋银。蒙古人、色目人殴打汉人、南人，汉人、南人不得还报。因而元代刑法带有鲜明的民族压迫色彩。有些蒙古法，如对偷盗牲畜处以赔九之罚、倍赃制，屠宰牲口时禁抹喉放血等，对施临于汉族居民的刑罚体系也有一定的影响。

　　官员铨选制度　中统初，定都省及左三部、右三部之制，吏、户、礼为左三部，兵、刑、工为右三部。至元元年（1264），罢诸侯世守，裁并路府州县官吏，行迁转法。至此，任命、迁调各级官员的权力始收归中央，初定一代铨选制度。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用人得自选闻奏；此外，百官的任免进退，一般都须经过中书省系统。职官升迁，从七品以下属吏部，正七品以上属中书省，三品以上由皇帝决定。实际上，一般外任官都难以升到从四以上的品秩。高级官僚阶层基本上为世袭的蒙古、色目贵族和极少数汉族官僚所垄断。从怯薛中不断选拔人员担任军、政要职是保持这种垄断的重要途径之一。中下层官僚的来源大部分是掾史、书吏。他们的晋升途径，首先是从县吏经州、府做到路吏，然后被选入廉访司，经御史台或行台书吏升为省部掾史，遂出职为从六或正七品官；也有从儒人中直接荐入廉访司为吏而逐渐晋升者。常选之外，还有所谓“别里哥选”。别里哥为蒙语belge音译，意为“符验”。“别里哥选”指皇帝以特旨委任官员。由省部掾史出职往往比从九品官员依常例迁转至七品更快，所以元代有许多人宁可已官而复掾。据元人自己的估计，由吏入仕者占元朝官员总数的十分之八以上。元朝科举的最初尝试是窝阔台时期的“戊戌选试”（1238）。延祐年间，元政府始正式设科取士。直到元末，开科共十六次，取士人数仅占文官总人数的百分之四，其规模远不足与唐宋两代相比拟。南人想要入仕尤其困难，能做官的，大多数也不过州县卑秩。

　　户籍制度　元代户籍制度非常特殊，相当复杂，将全国居民按照不同职业以及其他某些条件（如民族）划分成若干种户计，统称诸色户计。他们所承担的封建义务有所不同，隶属和管理系统也不尽相同，而且一经入籍，就不许随意更动。诸色户计主要分为以下几类：

　　军户，出军当役的人户。站户，在站赤系统服役的人户。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内免税，四顷以外依例课税。元代前期军户、站户都可以豁免杂泛差役，中期、后期部分军户、站户有时也要负担杂泛差役。匠户，为封建国家从事各种工艺造作的人户。他们须缴纳地税，中叶以后也要负担杂泛差役。灶户，又称盐户，以煎盐为生的人户，按国家规定的数量缴纳额盐，支取工本钞或口粮，严禁私卖盐货。盐户的其他赋役经常得到宽免或优待。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宗教职业者，也各有专门户籍。他们占有的土地中，凡属于皇帝赏赐和元初旧产都可以免税，续置土田须验地科征。终元之世，他们基本上享受免役的优待。儒户，验地缴税，元代中期曾一度负担杂泛差役。打捕户及鹰房户，专门为皇室猎兽以及捕养行猎时所用鹰隼等动物的人户。按元政府规定，打捕户必须送纳皮货以代替其他户计缴纳的丝料和包银。民户，一般的种田户等。对北方民户大体上征收丁税和科差，南方征两税（见税粮）。民户须负担杂泛差役。

　　此外还有医户、运粮船户、舶商等项户计。诸王、勋戚和功臣还各自拥有一部分私属人户，他们不承担国家赋役，完全供其领主役使。这种私属人户中也包括一部分匠人、打捕鹰房、金银铁冶户等。

　　赋役制度　元朝的赋税制度南北相异，北方主要是税粮、科差，南方征夏、秋两税。窝阔台八年丙申（1236），更定赋税制度，史称丙申税制，基本上确立了元代在华北地区的赋税体系。忽必烈即位后，对赋役数额有所调整，并在申明旧制的基础上，明确规定输纳之期、收受之式、封完之禁、会计之法，使之更趋完善。正税主要是税粮和科差。税粮分丁税和地税两项。地税白地每亩三升、水地每亩五升。以后又一律改为亩输三升；丁税每丁二石。各色户计分别按照不同的规定输纳丁税、地税之中的一种。官吏、商贾纳丁税。工匠、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儒户等验地交地税，军户、站户占地四顷以内者免税，逾此数者纳地税。一般民户大多数交纳丁税，中叶以后，在两淮、河南等地区，也有改征地税的。由于土地买卖、富户漏税等各种原因，在征收税粮时往往出现混乱和纠纷，经常有一户并纳两种税的情况发生。科差内容包括丝料、包银和俸钞三项。丝料户一斤六两四钱。系官民户所纳的丝料全归政府；分拨给诸王、贵戚、勋臣的民户所纳丝料中，有一部分经过政府转交给封主，其数额以每五户二斤为率，所以这一部分民户称为“系官五户丝户”。

　　包银每十户额当钞四十两，此外还要按缴纳包银的数额，每四两增纳一两，以给诸路官吏俸禄，即俸钞。各色户计，按编入户籍的先后、丁力多少、家业贫富等具体情况，缴纳税粮、科差的标准都有所不同。

　　灭宋以后，元政府没有把在北方实行的税粮、科差制度向南方推行，基本上承袭南宋旧例，继续征收夏、秋两税。两税之中，以秋税为主，所征为粮食，也有一部分折钞征收，江南秋税的税额没有统一的标准，各地差别较大。夏税一般以秋税征粮额为基数，按一定的比率折输实物或钞币。江东、浙西自世祖年间就开始起征夏税，浙东、福建、湖广等地区自元贞二年（1296）起征。江南也有科差，即户钞（相当于北方的五户丝）和包银，江南征收包银的范围很小，时间也很短。

　　盐税收入，占全国钞币岁入的一半以上。盐的生产由国家垄断。政府将工本钱发给灶户，所生产的盐全部由国家支配。盐场附近一般划为“食盐区”，由政府置局，按户计口发卖食盐。其余大部分地区为“行盐区”，由盐商向政府纳课换取盐引，到盐场支盐，再运到规定的行盐地区贩卖。岁课的对象是山林川泽的特产，如金、银、珠、铜、玉、铁、硝、碱、竹木之类。或设总管府、提举司等机构经理，分拨一部分民户从事采伐加工，或由民间自行开采生产，政府以抽分等形式收取税金。两种来源的收入都属于岁课收入。

　　杂课中还包括茶课、酒醋课、“额外课”等。商税也是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杂泛差役，主要包括政府为兴役造作、治河、运输等需要而征发的车牛人夫，以及里正、主首（农村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隅正、坊正（城镇基层行政设施的职事人员），仓官、库子（为官府保管财物的职事人员）等职役。元代前期，民户以外的其他户计一般都不承担杂泛差役，按元政府规定，分配差役时，应根据当役户的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成宗大德年间改革役法，此后关于诸色户计的当役规定，不时变更，当役面有所扩大。元代的杂泛差役，是劳动人民十分沉重的负担。

　　社会经济

　　蒙古兴起后连年发动战争。所过之处，人民遭屠戮，农田受破坏，工匠被驱役，财物被掠夺。蒙古统治者用统治草原畜牧经济的方式来管理中原高度发展的封建农业经济，使中原地区社会经济逆转。随着岁月的推移，成吉思汗的继承者们逐步认识和适应了中原地区的封建经济，统治方式随之改变。到忽必烈继承大汗，采用“汉法”后，这种统治方式转变的过程已经基本完成，社会经济走上了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元代社会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前期由恢复到发展，中后期由发展到停滞、衰敝。由于元朝地域辽阔，民族之间交往增多，对外开放，使农业、手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具有相应的特点。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各民族的生产技术互相交流，对外贸易空前发达，交通运输业有很多创举。

　　土地占有和阶级状况　蒙古统治者在占领全国过程中，除没收金朝和南宋的官田外，还占有大量无主荒田和侵夺有主民田，也有新开垦的屯田。官田、屯田、牧场等，都是以蒙古皇室为中心的官僚机构和王公贵族所控制的。

　　元代劳动人民生产形象图　据《农书》、《元代狩猎图》绘制

　　蒙古王公贵族圈占民田为牧场的情况，在蒙古国和元王朝初期是相当严重的。忽必烈时，东平人赵天麟上疏说：“今王公大人之家，或占民田，近于千顷，不耕不稼，谓之草场，专放孳畜。”在陕西地方，甚至有恃势冒占民田达十余万顷者。

　　元朝政府除直接管理一部分官田外，还把大部分官田赐给皇亲、贵族、功臣、寺观。如忽必烈赐给撒吉思益都田一千顷，元文宗图帖睦尔赐给安西王阿剌忒纳失里平江田三百顷，元顺帝时权臣伯颜前后共得赐田两万顷之多。寺院道观也拥有大量田地财产，大护国仁王寺、大承天护圣寺拥有田地数以十万顷计。

　　金、宋末年的汉族大地主，许多人因投降蒙古保持了自己的田地财产。江南大地主受到的损失很小，他们继续兼并土地，一些富户占有两三千户佃户，每年收二三十万石租子。如松江曹梦炎占有湖田数万亩，瞿霆发占有私田并转佃官田达百万亩。

　　在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广大劳动人民的处境十分悲惨。其中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的是驱口。驱口是元朝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他们大部分是战争中被掳掠来的人口，后来也有因债务抵押、饥寒灾荒卖身，或因犯罪沦为驱口的。驱口有官奴、私奴之分。官奴主要从事官手工业劳动；私奴是主人的私有财物，子孙永远为奴，可以由主人自由买卖。佃户有官佃和私佃两种。私佃的地租率很高，一般都在五六成，甚至八成；官佃的地租率，在元代初期一般低于私佃，以后越来越高，中叶以后往往超过私佃的地租率。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十分严重，有的地方佃户可以被地主典卖，或者随土地一起出卖；个别地方，佃户生男便供地主役使，生女便为女婢，或充当妻妾。自耕农占有极少量土地，他们常常因经受不了地主转嫁的沉重赋役而倾家荡产。

　　贵族官僚掠夺土地，地主富豪兼并土地，使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元朝政府承认：各地的地主一般多从“佃户身上要的租子重，纳的官粮轻”。徭役不均的现象也日益严重。以元末福建崇安为例，富豪只占全县纳粮户的九分之一，所占土地却有六分之五，而官府却将富户应承担的徭役强加在“细民”身上，“贫者受役旬日，而家已破”。因此，广大佃户、自耕农因破产而典卖妻女、牲畜，或沦为驱口，或离乡流亡，是十分普遍的。

　　农业生产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建立管理农业的机构——劝农司，指导、督促各地的农业生产，并以“户口增，田野辟”作为考课官吏的主要标准；编辑《农桑辑要》，推广先进生产技术；保护劳动力和耕地，限制抑良为奴，禁止占民田为牧地；招集逃亡，鼓励垦荒；军民屯田；减免租税；设置粮仓、常平仓，赈济灾民，储备种子；举修水利等。这些措施是元代前期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至元十三年（1276）全国基本统一时，共有九百五十六万七千二百六十一户，约四千八百万口。由于历经兵燹，这个数字比1200年左右金和南宋的户口合计数两千零七十一万六千零三十七户、八千一百三十七万七千二百三十六口要少得多。到至元三十年时，全国已有一千四百万零二千七百六十户，约七千多万口。

　　由于部分地区统计缺漏，诸王、贵族隐占人口，军户、站户人等也不计在民户数之内，所以元代实际户口数字当不止于此。元代户口最高数估计在元顺帝妥欢贴睦尔（1333～1368在位）初年，可能达到八千万口左右。

　　元初因战争破坏，北方耕地荒芜严重，南方破坏较少，故屯田多集中在今河北、山东、陕西、江淮、四川一带，如枢密院所辖河北军屯，垦田达一万四千余顷，洪泽万户府所辖屯田达三万五千余顷。边区亦广泛开展屯田，据《元史·兵志》不完全统计，全国屯田面积达十七万七千八百顷之多。南方农垦发达地区，则多与水、与山争田，前者如围田、柜田、架田、涂田、沙田，见于滨江海湖泊之地；后者如梯田，行于多山丘陵之地。元代耕地面积在战争期间大量荒芜的基础上逐步得到扩大。

　　元代农业生产的技术也有所提高。从天时地利与农业的关系，到选种、肥料、灌溉、收获等各方面的知识，都已达到新的水平。农具的改进尤其显著。耕锄、镫锄、耘荡等中耕工具比宋代有所发展。镰刀种类增多，还创造了收荞麦用的推镰。水力机械和灌溉器具大有改进，水轮、水砻、水转连磨等更趋完备，牛转翻车、高转筒车已有使用。

　　粮食生产不平衡。元初北方和中原农业破坏最甚，恢复程度不一，大致以关中、江淮、山东恢复最为显著。世祖时关中麦已盛于天下，两淮屯种的荒闲田岁得粟数十万斛。但北方大都等地的粮食供应仍依赖江南。南方粮食产量在南宋的基础上继续增加。

　　棉花很早就自南北二道传入中国，宋时棉花种植除西域、海南外，主要在闽广一带，元中后期已遍及全国，耕种方法也随之传布。至元二十六年，在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等地设木棉提举司，岁输木棉十万匹，元贞二年（1296）规定江南夏税输木棉、布绢等物，可见产量已相当高。苎麻、西瓜、红花、蚕豆在元代已广泛种植。

　　边疆地区的屯田，主要有蒙古地区的怯绿连（今克鲁伦河）、吉利吉思、谦谦州、益兰州（均在今叶尼塞河上游）、杭海（今杭爱山）、五条河、称海、和林、上都等地，东北的金复州（今辽宁金县）、瑞州（今辽宁绥中西南）、咸平（今辽宁开原北老城镇）、茶剌罕（今黑龙江绥化、安庆一带）、剌怜（今黑龙江阿城南）等地，西北的忽炭（今新疆和田）、可失哈耳（今新疆喀什）、别失八里、中兴、甘州、肃州、亦集乃等地，云南的威楚（今云南楚雄）、罗罗斯等十二处。其中刘好礼在益兰州，哈剌哈孙在称海，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屯田成绩尤著，他们将中原地区的先进耕种方法和农具、种子，推广到边区，使当地农业生产或从无到有，或改进了耕作技术，大大提高了这些地区的粮食自给率。水利建设则以云南、宁夏地区最为成功。

　　元代中期以后，由于统治机构的腐败和地主阶级剥削的加重，以及水旱灾荒的频繁，农业生产的发展呈现停滞、衰敝现象。元成宗铁穆耳以后，劝农机构形同虚设，水利建设渐见减少，军民屯田多有废弛，赋税徭役不断增加，农户逃亡破产者增多，大德、至大、天历、至正年间都有大规模天灾发生，农业生产破坏日益严重。

　　手工业生产　官办手工业分属工部、将作院、武备寺、大都留守司、地方政府。诸王贵族名下也有手工业局院。官手工业有充足的人力、物力，有战争中俘掠来的无数工匠供其驱使，有以和雇和买名义搜刮来的廉价原料，虽然生产效率不高，但规模大，产品多，远远超过宋金时的官手工业。

　　元代的民间手工业由于封建官府的控制和压制，始终未能充分发展。经营范围主要是纺织、陶瓷、酿酒等。产品从规格、定额到销售，也多受官府限制、控制，甚至因和买、强征遭到摧残。民间手工业多数是自给自足的家庭手工业，一些城镇和纺织等行业中出现了手工作坊，产生了作坊主和雇工。民间手工业设备和生产条件差。但工人生产积极性较高，因而效率高、成本低，有些产品质量和生产技术超过官手工业。

　　官私手工业的主要行业及其生产状况如下：

　　①毡罽业。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入居中原后，将他们织造毡罽的技术传布到内地。宫廷、贵族对毡罽的需要量很大。诸凡铺设、屏障、庐帐、毡车、装饰品等均有需求，因而官府、贵族控制的诸司、寺、监都生产毡罽，产量很高。如泰定元年（1324）随路诸色民匠打捕鹰房都总管府所属茶迭儿（■atir～■adir，蒙语意为“庐帐”）局，一次送纳入库的就有白厚毡两千七百七十二尺，青毡八千一百一十二尺，四六尺青毡一百七十九斤。品种很多，仅随路诸色人匠总管府所造地毯，就有剪绒花毡、脱罗毡、入药白毡、半入白矾毡、无矾白毡、雀白毡、半青红芽毡、红毡、染青毡、白袜毡、白毡胎、回回剪绒毡等十三种。

　　②丝织业。从事丝织生产的织染局遍布全国，主要产地在建康（天历二年改集庆，今江苏南京）、平江（今江苏苏州）、杭州、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等地，产品供宫殿王府装饰和皇室、贵族、官僚穿着之用。产量很高，如镇江府岁造缎五千九百零一匹，建素路仅东织造局一处，岁造缎四千五百二十七匹。花色品种繁多，如镇江府岁造丝织品中有纻丝、暗花、丝䌷、胸背花、斜纹等品种，有枯竹褐、秆草褐、明绿、鸦青、驼褐等颜色。在宋缂丝基础上发展而成的织金纻丝，其繁华细密超过缂丝；集庆官纱，质轻柔软，诸处所无。丝织业也是民间最普遍的手工业，多为家庭手工业，杭州等地还出现了手工作坊。产品中织金纻丝很普遍，品种很多。如嘉兴路所产丝绸品种有：绡、绫、罗、纱、水锦、克丝、䌷、絺、绮、绣、绤等。

　　③棉织业。随着植棉的推广，棉纺业开始成为一项新兴手工业。元贞年间，黄道婆自海南岛返回家乡松江乌泥泾后，推广和改进黎族纺织技术。据王祯《农书》记载，元中期已有搅车、弹弓、卷筳、纺车、拨车、軠床、线架、织机等工具。黄道婆又传授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方法，产品有棉布织成的被、褥、带、帨（手巾），上面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印染技术也大有发展，元末时松江能染青花布，有人物花草，颜色不退。

　　木棉搅车(模型)

　　④麻织业。主要集中在北方。织麻工具较前代有很大提高。如中原地区用水转大纺车纺织，一昼夜可纺织百斤；山西使用的布机有立机子、罗机子、小布卧机子等；织布方法有毛絁布法、铁勒布法、麻铁黎布法。河南陈州、蔡州一带的麻布柔韧洁白。山西的品种有大布、卷布、板布等。

　　⑤兵器业。元初中央由统军司，以后由武备寺制兵器；地方由杂造局制造兵器。除常用的刀枪弓箭外，火器发展尤为显著。金末火炮以纸为筒，可能为燃烧性火器。元代所制铜火铳，系利用火药在金属管内爆炸产生气体压力以发射弹丸，为管状发射火器，使中国火炮技术有了重大进步。现存至顺三年（1332）、至正十年（1350）两尊铜火铳，制作精细。

　　⑥制盐业。元代设盐运司（转运司、提举司）管理盐业，全国有两淮、两浙、山东、福建、河间、河东、四川、广东、广海九盐运司。两淮、两浙、山东等处盐运司下设若干分司。各盐运司（或分司）下共辖一百三十七所盐场，场下有团，团下有灶，每灶由若干盐户组成。产盐之地遍于全国，有海盐、池盐、井盐之分。天历年间，总产量达两百六十六万四千余引，每引重四百斤，约合十亿多斤。

　　⑦制瓷业。景德镇是元代新兴的制瓷中心。元政府设浮梁瓷局加以监督，令民窑承担御器制作，产品极精。新产品有青花瓷和釉里红，都是釉下彩瓷器。青花瓷色白花青，色彩清新，造型优美；釉里红用铜的氧化物作彩绘原料，花纹红色。元代龙泉窑范围扩大，产品全为青釉。钧窑多花釉、变色釉，窑址数量多、规模小。磁州窑产品多白釉黑花，品种多样，区域扩大。德化窑多白釉、象牙黄釉。元代的青白瓷生产沿袭宋代，产品造型端重雅致，胚体厚实，便于远途销运。

　　商业　由于农业、手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统一的货币在全国流通，元代的商业也很活跃。但国内外贸易主要控制在政府和贵族、官僚、色目商人手里。

　　元时在全国范围内使用了纸币——钞。全国货币实现统一，促进了经济交流和商业的发展；但元朝统治者通过滥发纸币弥补财政赤字，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又起着阻碍作用。

　　政府对国内许多商品采取专利垄断政策，其形式各不相同，

　　青花釉里红开光镂花大罐　河北保定出土

　　影青瓷枕

　　至正之宝

　　部分金、银、铜、铁、铁器、盐等，由政府直接经营；茶、铝、锡和部分盐等，由政府卖给商人经销；部分金、银、铁等矿业，以及酒、醋、农具、竹木等，由商人、手工业主经营，政府抽分。天历年间，盐课钞年收入达七百六十六万一千余锭，约为全国财政收入之半。民间贸易收商税，大体三十取一。

　　元世祖忽必烈进期的纸币──至元通行宝钞

　　贵族、官吏和寺院依靠他们的特权也从事经商活动。色目商人资金雄厚，善于经营，因而出现许多大商贾。他们发放的高利贷叫“斡脱钱”（见斡脱）。一般民间商人多为小商小贩，他们处境艰难；少数汉族大商人，也有获得巨额利润的。盐商致富者尤多，时人有“人生不愿万户侯，但愿盐利淮西头；人生不愿万金宅，但愿盐商千料舶”之说。

　　元代海外贸易的规模超过前代，由政府直接控制。至元十四年（1277）后曾在泉州、庆元、上海、澉浦、温州、杭州、广州设立过市舶司，至治二年（1322）后定为泉州、庆元、广东三市舶司。有市舶则法，规定市舶抽分：粗货十五分取一，细货十分取一，另纳舶税三十分取一；审核批准出海贸易的船只、人员、货物；发给公验、公凭。外国商船运载货物来华，也依例抽分；外国商船返航亦由市舶司发给公验、公凭。

　　与中国有贸易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很多，据汪大渊《岛夷志略》记载，中国商人到过的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各沿海国家和地区达九十七个之多。自庆元到高丽、日本的航线畅通，贸易规模很大。陆上与国外贸易也很发达，主要通过钦察汗国与克里米亚和欧洲各国建立联系，通过伊利汗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联系。

　　中国出口的物资有生丝、花绢、缎绢、金锦、麻布、棉布等纺织品，青白花碗、花瓶、瓦盘、瓦罐等陶瓷器，金、银、铁器、漆盘、席、伞等日用品，水银、硫磺等矿产品，白芷、麝香等药材。从亚非各国进口的商品，以珍宝、珍珠、象牙、犀角、玳瑁、钻石、铜器、豆蔻、檀香、木材、漆器等为主。

　　泰定元年铜权　陕西渭南出土

　　国内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原有的一些大城市有所发展。内地出现了一批新兴工商业城市。边疆地区也有新兴的城镇。京师大都号称“人烟百万”，是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马可·波罗说：“应知汗八里（即大都）城内外人户繁多。……郭中所居者，有各地来往之外国人，或来贡方物，或来售货宫中。……外国巨价异物及百物之输入此城者，世界诸城无能与比。……百物输入之众，有如川流之不息，仅丝一项，每日入城者计有千车，……此城为商业繁盛之城也。”大都城内有米市、铁市、皮毛市、马牛市、骆驼市、珠子市、沙剌（珊瑚）市等，商品丰富。

　　交通运输　沟通南北大运河的开凿、海运航线的开辟、遍布全国驿站的设置，使元代交通运输业有了新的发展。

　　元灭南宋后，全国实现统一，南北经济交流进一步扩大。北方（主要是大都）所需之粮食及其他物资，多由江南供应。江南物资主要依靠运河北运。由于旧运河曲折绕道，水陆并用，劳民伤财，极其不便，故忽必烈时有重开运河，另辟海运之议。

　　元代大运河是逐步开凿完成的。其中镇江至杭州的江南运河，淮安经扬州至长江的扬州运河，大抵为隋代旧道；徐州至淮安段系借用黄河下游；自山东东平境内的汶水南下与黄河相联接的济州河，至元十八年（1281）开凿；自山东临清经东昌（今山东聊城）到东平路须城县西南安山的会通河，二十年开凿；通州至临清段为御河（今卫河），大都至通州为通惠河，二十八年由郭守敬主持开凿。

　　元代海运是指国内近海航运。始于至元十三年，时伯颜下临安，取南宋库藏图籍，招海盗朱清、张瑄由崇明入海道运至直沽，转至大都。十九年始命罗璧、朱清、张瑄造平底船运粮。其路线几经开辟，至三十年形成，由刘家港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转西，经刘家岛、登州（今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口，至直沽。

　　运河的开凿和海运的开辟，对商业的发展，大都的供给和繁荣，南北交通的畅通，官民造船业的扩大，航海技术的提高，都起了重大作用。运河通航后，岁运米至大都五百万石以上，来自江淮、湖广、四川及海外的各种物资、旅客源源不断地运至大都；海运粮到元代中期时达二三百万石，天历二年（1329）达三百五十二万二千一百六十三石。据估计，河漕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三四，海运比陆运的费用省十之七八。

　　陆路交通也很发达。全国各地设有驿站（见站赤）一千五百多处，其中包括少数水站。在驿站服役的叫站户。与驿站相辅而行的有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急递铺，其任务主要是传送朝廷、郡县的文书。驿道北至吉利吉思，东北至奴儿干，西南至乌思藏、大理，西通钦察、伊利二汗国，所谓“星罗棋布，脉络相通”。站、铺的设立，有利于国内交通的发展和国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

　　文化和科学技术

　　元代的文化艺术和科学技术有很高的成就。各族人民在文学艺术（包括戏曲、诗歌、绘画等）、史学、哲学等方面创作了许多优秀作品。元曲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许多发明创造。元朝疆域辽阔，国内各民族之间和中外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加强，为天文、地理、农学等学科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条件。13、14世纪的欧洲尚处在“黑暗时代”，而元代的文化科学水平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

　　文学艺术　戏曲艺术在元代有很大的发展。元曲和南戏先后出现繁荣局面。元曲包括杂剧和散曲，而杂剧以其艺术上的创造性、内容的现实性，成为这个时代文学的突出成就。

　　杂剧陶俑

　　河南焦作元墓出土

　　杂剧是中国历代歌舞艺术、讲唱伎艺长期发展而成的新的戏曲形式，它把歌曲、宾白、舞蹈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元代创作杂剧见于名目的共约六百多种，现存两百多种，杂剧作家有两百人左右。13世纪50年代到14世纪初，是元杂剧鼎盛时期。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康进之、高文秀等，活动中心在大都，著名作品有《窦娥冤》、《拜月亭》、《西厢记》、《墙头马上》、《汉宫秋》、《李逵负荆》等。14世纪初至60年代，活动中心移至杭州，主要作家有郑光祖、乔吉、宫天挺、秦简夫等，主要作品有《倩女离魂》等。其中关、马、郑、白被誉为“元曲四大家”。散曲起源于民间小曲和少数民族音乐，分小令、带过曲、套曲三种基本格式。前期散曲家有关汉卿、马致远、卢挚等，后期有张养浩、刘致、张可久、乔吉等。少数民族作家也有许多成就，女真人李直夫创作了杂剧《虎头牌》，蒙古人阿鲁威，女真人奥敦周卿、王景，畏兀儿人贯云石，回回人萨都剌、丁野夫等都是著名的散曲家。南戏原是浙江温州一带的地方剧，宋时已盛行，元初衰落。到元朝后期，杂剧由盛转衰，南戏则得到了发展。它不象杂剧那样在折数和宫调上有严格规定，押韵和宫调都较自由，登场演唱的角色可生可旦，声腔也各有发展。现存元代南戏剧本十六种，片断一百一十九种，存目三十三种，以高则诚的《琵琶记》成就最高。

　　元代诗词总的说来较平庸，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被称为“元诗四大家”。萨都剌的词风格豪迈。张养浩、迺贤、王冕、杨维桢等的作品，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

　　长篇小说兴起于元末。施耐庵和罗贯中分别于元末明初创作了《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两部长篇章回小说在艺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它们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已发展成熟。

　　绘画、书法的成就较为突出。元代不设画院，故元代画家摆脱了南宋画院的形式主义习气。前期书画家以赵孟頫为最著名，他擅画山水、花竹、人马，书法用笔圆转流美，骨力秀劲，世称“赵体”。后期画家有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称“元画四家”。少数民族著名画家有回回人高克恭、丁野夫等。书法家有康里人巙巙、畏兀儿人贯云石等。龟兹人盛熙明著有《书法考》八卷。元代壁画艺术也很出色，现存山西永济县永乐宫壁画是极其珍贵的实物。（参见彩图插页第83、88页）

　　王冕《墨梅图》

　　赵孟頫《趵突泉诗》

　　吴镇《墨竹图》

　　史学　元代官私史学著作很丰富，少数民族也有自己的史学著作。胡三省以毕生精力撰成《资治通鉴注》，对《通鉴》作校勘、解释、考证，并对史事有所评论，或直言不讳地表达自己对宋亡的哀痛，或隐晦曲折地抨击元朝统治。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是杜佑所著《通典》的进一步丰富和扩大。《通考》共分二十四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通典》所无；其余十九门，则在《通典》基础上离析其门类，加以充实而成。凡天宝以前史实，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1212）作续修，所载宋制最详。《通考》材料取舍严格，注意历史变通，在治史方法上值得肯定。作者还常常通过历史叙述表达对人民的同情和对统治者的抨击。

　　元朝按前代设局修史的传统制度，分别于至正四年、五年修成《辽史》、《金史》和《宋史》。当时的中书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傒斯等为总裁官。其中铁睦尔达世是康里人，参加三史纂修的还有唐兀人斡玉伦徒，畏兀儿人廉惠山海牙、沙剌班等。

　　成书于13世纪中叶的《元朝秘史》是蒙古族最早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乌思藏著名学者布思端（Bu-ston　rin-po-che）所著《吐蕃佛教源流》和公哥朵儿只所著《红册》，是元代藏族最重要的两部历史名著。元代还有许多汉文书籍译成少数民族文字，也有一些蒙古等少数民族著作译成汉文。

　　哲学　元朝统治者以理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蒙古统治北方之初，北方儒士对南方理学了解极少。公元1235年蒙古军占领德安（今湖北安陆）时，俘理学家赵复至燕，理学始在北方广为传布，于是出现了许衡、郝经、姚枢、窦默、刘因等理学家。及统一江南，南方朱学人物张■、吴澄、许谦等，陆学人物陈苑等，均为一代理学名家。其中许衡、刘因、吴澄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元代理学在学说上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大创造，但也自有特色：朱陆之争渐变为朱陆“和会”，以吴澄最明显；以许衡为代表的理学家与过去空谈性命不同，比较倾向日用生理，提出“治生论”；以刘因为代表的理学家提出返求六经的主张，比较务实。元代理学的这些演变，在理学发展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成为明清理学思想的滥觞。

　　除了正统的理学思想外，元代还出现了邓牧的“异端”思想和谢应芳的无神论思想。邓牧自称“三教外人”，表示不列入儒佛道行列。他在《伯牙琴》中对“君”和“吏”进行了无情的抨击，揭露皇帝是最大的剥削者和掠夺者，幻想重新出现尧、舜时代。谢应芳一生致力于破除世俗迷信和反对佛、道宗教迷信，所著《辨惑编》是反对迷信的专著。

　　科学技术　元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有：

　　①天文学。杰出的天文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为编订《授时历》，创制了简仪、仰仪、圭表、景符等十余种天文观测仪器，在元朝控制的范围内陆续设立了二十七所观测台、站，在测定黄赤大距和恒星观察等方面取得了丰富准确的数据。至元十八年（1281）正式颁布了《授时历》。这部历法以365.2425日为一年，废除上元积年、日法，采用近世截元法，在人类历法史上取得了重大成就。

　　②地理学。《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河源的探索、《舆地图》的问世是元代地理学的主要成绩。《大元大一统志》由孛兰盻、岳铉主编，虞应龙等参加修撰，成书于大德七年（1303）。该书对全国路府州县的建置沿革、坊郭乡镇、山川里至、土产风俗、古迹人物，皆有详述，取材多于宋、金、元地志，因而具有很大价值。至元十七年，元世祖忽必烈令女真人都实探求黄河河源，认为星宿海（火敦脑儿）即河源。都实的考察经过由潘昂霄撰成《河源志》。道士朱思本考察了今华北、华东、中南十省地理，参阅《大元大一统志》等地理著作，以“计里画方”法，制成《舆地图》。

　　③农学。元代三部农书的发行标志着元代农学有很大发展。由司农司编写的《农桑辑要》，反映了6世纪到13世纪末中国植物栽培的进展，总结了中国13世纪以前的农业生产经验，保存了大量古农书资料。王桢著的《农书》是一部对全国农业作全面系统研究的农书，全书共分《农桑通决》、《百谷谱》、《农器图谱》三大部分。作者认为不违农时，适时播种，因地制宜选择作物，选择良种，及时施肥，改造土壤，兴修水利是取得丰收的保证。他总结了各种农作物的栽培方法，其中关于棉花的种植法更有现实意义。他绘制了各种农具、农业机械图三百零六幅，对提高耕作技术有很大作用。畏兀儿人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依崔寔的《四民月令》为体例，按月记载农事操作和准备，以补《农桑辑要》岁月杂事之不足。

　　④医学。元代也有很多新成就。李杲、朱震亨在伤寒、肺痨等内科学上有新的学说，均属“金元四大家”；葛可久精于医治肺痨；危亦林在麻醉、骨折复位手术上有新创造；滑寿善针灸。

　　元代在印刷术、火炮技术、造船术、航海术、水利工程技术等方面也有许多成就。

　　对外关系和文化交流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对外关系发展的极盛时代。传统的陆路、海路交通范围比前代扩大，来往也更加频繁。由于蒙古统治者势力扩展的结果，其统治地域西达到黑海南北和波斯湾地区。在这个辽阔境域之内，从前的此疆彼界尽被扫除，元朝与钦察汗国、伊利汗国有驿路相通。元人形容其时“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足见交通之便。元朝政府容许和鼓励各国商人在境内经商或经营国际贸易，蒙古贵族且利用回回商人为之牟利，给予种种特权，因而各国商人来华者极多。元朝统治者对各种宗教、文化采取兼容并蓄政策，也有利于东西文化的交流。

　　与西北藩国的关系　立国于钦察、斡罗思之地的术赤兀鲁思（习称钦察汗国）和立国于波斯的伊利汗国，名义上是元朝的“宗藩之国”，承认大汗为其宗主，朝聘使节往来频繁。元时中国与上述诸地区的联系远较前代密切。

　　忽必烈战胜阿里不哥后，钦察汗国别儿哥汗表示承认他的大汗地位。后因受海都阻隔，双方政治关系一度疏远。忽必烈曾多次遣铁连出使钦察汗国，约共图海都，但没有得到积极响应。至大德七年（1303），察合台后王笃哇、海都子察八儿与元成宗铁穆耳约和，钦察汗国与元朝的关系始恢复正常。早在窝阔台时，即置驿道通于拔都营帐，其后由斡罗思和钦察草原通往东方的交通日益发达。西方使节、商人东来者，多取此道。经过也的里河下游的钦察汗国都城萨莱，至阿母河下游玉龙杰赤；复经河中地区的不花剌、撒麻耳干等城，至阿力麻里；自此北取金山南驿路至岭北行省首府和林，接岭北通中原的驿路；东由哈密力（今新疆哈密）路通往中原。据当时欧洲商人、教士和阿剌伯旅行家说，走这条道路虽艰难，但很安全。萨莱成为沟通东西的国际性都市，输入中国产品极多。不少中国工匠被迁至钦察汗国，从事铸造铜镜等行业，而钦察、阿速、斡罗思等族将卒、工匠人等入居元朝的为数更多。钦察军、阿速军是元朝军队的重要部分，宿卫军中的隆镇卫和右、左钦察卫以及右、左阿速卫等即由二族军士组成。钦察贵族至成为元朝手握重兵、左右朝政的权臣。元文宗图帖睦尔时收聚境内斡罗思人一万为军，置宣忠扈卫亲军都万户府以总之，于大都附近给田一百顷屯种。大批斡罗思人移居中国，为历史上前所未有。

　　伊利汗国和元朝统治者同属拖雷后裔，关系较其他汗国尤为密切。在元朝与察合台、窝阔台两系后王的斗争中，伊利汗总是站在元朝方面，双方使臣往来十分频繁。忽必烈大举征宋时，遣使征炮匠于伊利汗国，阿八哈汗应命派回回炮手东来，把回回炮技术传入中国。至元二十年（1283），元世祖忽必烈遣孛罗丞相出使伊利汗国，后留居波斯，参议政事。元代，伊利汗国境内波斯、阿拉伯各族人入元做官、经商、行医和从事手工业者甚多，汉族官员、文人、工匠留居伊利汗国者亦为数不少，双方来往如同一家，经济、文化交流达到空前规模。通过伊利汗国境的传统丝绸之路和从波斯湾到泉州、广州的海路都十分活跃。

　　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从1231年起，蒙古统治者曾数次遣兵攻打高丽。忽必烈即位后，诏许高丽“完复旧疆”，

　　蒙元时期中外交通图

　　并以公主嫁给高丽国王之子王睶，睶子璋亦尚公主，与元朝皇室结为“甥舅之好”。元于高丽设立征东行省，即以高丽国王为丞相，仍保留其原有政权机构和制度，“刑赏号令专行其国”，“征赋……唯所用之，不入天府”（姚燧：《高丽沈王诗序》），与元朝国内的其他行省不同。后王璋让位于其子，以驸马、沈王身分侨居大都，召著名诗人李齐贤等为侍从。李齐贤与元朝名士大夫交往甚密，相互切磋，学问大进。他所著的《益斋乱稿》，被誉为高丽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此外，尚有不少高丽人在元朝做官。中国与高丽的经济、文化关系有很大发展。中国商船经常来往高丽，或经高丽往日本贸易。棉花种植、火药武器等技术皆于元时传入高丽。

　　忽必烈两次大举侵日，使中日关系一时恶化。成宗即位后，罢征日之役，遣普陀寺僧宁一山附商船出使日本，后侨居其国，极受朝野敬重，死后封为国师。元代赴日寓居的中国名僧十余人，对日本佛教思想、制度、文学诸方面有很大影响。来元学习的日本僧人很多，有姓名可考者达两百余人，他们游历名山大刹，进修禅学、诗文、书画，收集佛经、经史、诗文等书籍带回日本。日僧邵元所撰碑文，华瞻流畅，足见其汉文化水平之高。中日间经济交往也未因战争影响有所衰歇，且日趋兴盛。元代中日商船来往，有记载的即达四十余次，实际上远不止此数。日本船多在庆元停泊，由市舶司依例抽分后，即许自由买卖。日本还招聘中国雕刻工匠以发展印刷业，寓日雕刻工甚多，福建人俞良甫、陈伯荣和江南人陈孟祥等最为著名，对日本文化发展作出了贡献。

　　元灭宋后，即遣使“诏谕”东南亚各国来朝，许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但忽必烈企图用武力征服各国，先后遣兵侵入安南、占城、爪哇、缅等国。因遭到各国的顽强抵抗，加以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义反对造船工役和军需征发，使忽必烈的海外扩张均告失败。元成宗即位后，下诏罢征南之役，中国与东南亚各国传统的经济、文化联系渐次恢复。当时安南陈朝儒学、佛教都很兴盛，入元使者多以儒士充任，喜结交元朝文人学士，赋诗赠答，并带回元朝赠送的大批佛经、儒学经典和诗文著作，对安南文化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元杂剧传入安南，促进了安南歌剧艺术的形成。暹国自忽必烈末年以后多次遣使或以王子来元通好，据暹史记载，暹王敢木丁曾亲至大都，并请回许多中国陶瓷工匠，开创了暹国的陶瓷业。元朝侵爪哇军撤回后，爪哇麻匿巴歇朝即以当政大臣充使者来元通好。爪哇商船经常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经营国际贸易；泉州等地商人到爪哇经商者也很多，常获大利。元世祖时，真腊（又译干不昔、甘不察，今柬埔寨）就遣使来进乐工、药材等方物。成宗元贞二年（1296），温州人周达观随使臣出使真腊，归著《真腊风土记》，对该国政治、经济生活及风土人情作了详细记载，是研究吴哥时代柬埔寨历史的最重要资料。据他说，真腊人对输入的中国器皿、布帛及其他生活用品极为喜爱，争相购买；到真腊经商或侨居的“唐人”与真腊人民友好相处，很受欢迎。

　　元朝与印度的交往主要通过海路，印度半岛南部马八儿、俱兰两国是波斯湾通往中国的必经之地，商船往来较他国尤多。据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记载，当时中印间的交通，多由中国海舶承担，大者至用十二帆，可载一千人。至元十六年（1279），马八儿国遣使来元。忽必烈因俱兰国未通使节，于至元十六年至二十年，四次遣杨廷璧出使“招谕”，并访问了马八儿国。俱兰国王随即派使者来元进宝货杂物，元朝回赠甚厚，并以金符授其王瓦你。至正二年（1342），元顺帝妥欢贴睦尔遣使者至德里，赠与德里算端男女奴隶及锦绸等名贵物品，要求在印度建造佛寺，德里算端遣寓居印度的伊本·拔图塔率领使团入元报聘。有元一代，中印间互派使者达数十次。

　　元朝与阿剌伯半岛的交往也较前代频繁。当时入居元朝的西域伊斯兰教徒前往麦加朝圣者当不在少数。《岛夷志略》载，云南有路可通天堂（指麦加），一年以上可至其地。这应是居住云南的伊斯兰教徒经常往来于麦加的记录。

　　与非洲各国的关系　大德五年（1301），元成宗遣使赴马合答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征取狮豹等物，同时还遣使臣四起，计三十五名，前往刁吉儿（可能是摩洛哥丹吉尔）取豹子等希奇之物。元人汪大渊随商船出海游历，也到达了非洲的层拔罗（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等国。元代与非洲各国的交往，也见于当时非洲人的记载。据伊本·拔图塔说，当时有摩洛哥人寓居中国，经商致富；大量精美的中国瓷器运销海外，转销到摩洛哥。

　　与欧洲各国的关系　1241年里格尼茨战役后，欧洲各国对蒙古势力的强盛始感到震惊。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召集宗教大会商讨对策，又先遣使者赴蒙古议和，并侦察蒙古情况及其意图。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奉命出使，于1246年7月抵和林附近之昔剌斡耳朵。同年，携大汗贵由致教皇诏书返国。1920年在梵蒂冈档案中发现贵由致教皇诏书原件，系用波斯文写成，上钤蒙古畏兀儿字大汗玺。1248年，法国国王圣路易驻塞浦路斯岛，有蒙古统将野里知吉带遣使往见，言贵由大汗愿保护基督教徒，圣路易即遣教士安得烈出使蒙古，至叶密立，受到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接见。1253年，圣路易复遣教士卢布鲁克往见拔都，请许在蒙古境内传教；拔都命他入朝大汗蒙哥。卢布鲁克至和林南汪吉河行宫谒见蒙哥，次年携蒙哥致法王信返回，将所见所闻的蒙古军事、政治、民情风俗等情况向法王作了详细报告。随着东西交通的通畅和欧洲人对东方的了解，欧洲商人、使臣、教士东来者渐多。1260年前后，威尼斯商人尼哥罗兄弟至萨莱、不花剌等地经商，后随旭烈兀所遣入朝大汗使者到达上都。忽必烈向他们询问了欧洲情况，并派他们出使罗马教廷。1271年，尼哥罗携其子马可·波罗回元朝复命，1275年到达上都。从此，马可·波罗居中国十七年，游历了很多地方，于1291年随护送伊利汗妃的使者由海道回国。其所著行记对后代欧洲人了解中国影响极大。1287年，伊利汗阿鲁浑遣大都人、基督教聂思脱里派教士列班·扫马出使欧洲各国，访问了罗马、巴黎等地，会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英王爱德华一世和教皇尼古拉四世。中国人历访欧洲诸国，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扫马出使后，教皇益信蒙古诸汗尊奉基督教，遂于1289年遣教士孟特戈维诺往东方传教，1294年到达大都后即留居，直到1328年去世。教皇因其传教有成绩，任命他为大都大主教，并多次派教士来元朝。1313年到达大都的教士安德烈，被派到泉州当主教，死后葬泉州，其墓碑尚存。1316年，又有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来东方旅行，1321年由海路至广州，经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扬州等地，到达大都，留居三年，复往中国西部旅行，然后回国。其所著旅行记流传甚广。根据这些来元教士的记载，当时在大都、扬州、杭州、泉州等地，都住有欧洲商人和教士，并兴建了教堂。1336年，元顺帝遣使教廷，阿速将官知枢密院事福定等亦附使者上书教皇，请派新大主教来大都接替已故大主教孟特戈维诺主持教务。1338年，使者抵法国阿维尼翁（教皇驻地），随后游历欧洲各国。教皇遣马黎诺里等随元使来中国，向元顺帝进献一匹骏马，被称为“天马”。“拂朗国进天马”传为元代中外关系的佳话。

　　经济和文化交流　元朝中西交通发达，促进了中国与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国印刷术、火药武器制造技术等重大科学发明，都在这一时期西传。波斯、阿拉伯素称发达的天文、医学等成就，也大量被介绍到中国。旭烈兀西征时，曾带去许多中国炮手、天文家、医生等，后来多留居波斯，波斯著名天文家纳速剌丁·徒昔奉命建蔑剌合天文台，编纂天文表，均有中国学者参加工作，徒昔向他们学习了中国天文推步之术。伊利汗亦邻真朵儿只（海合都）为填补国库空虚，欲仿元朝发行纸币，即请孛罗丞相指教钞法，其所印之钞及行用制度，与元朝全同，虽行用不久，但影响颇大，至今波斯语尚称纸币为“钞”。合赞汗时，整顿驿站制度，颁发乘驿圆牌，其法亦仿自元朝。拉施都丁奉合赞之命编纂《史集》，得到寓居波斯的中国学者相助，尤以熟悉元朝典故的孛罗丞相对他的帮助最大，因此能利用中国史料。拉施都丁还主编了一部《伊利汗的中国科学宝藏》，介绍中国历代医学成就。

　　元朝时入居中国的西域各国人极多。他们散居各地，被统称为色目人，享有许多特权，或仕至大官，或为富商大贾，擅水陆之利，其中不少人对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叙利亚人爱薛精通星历、医药之学，贵由在位时来蒙古，后入忽必烈藩府，忽必烈即位后，命掌西域星历、医药二司事。大都、上都各设有回回药物院，配制御用药物。回回医生除服务于宫廷、京师者外，还有不少散在各地行医，很受民间欢迎。各种西域药物、医法输入中国，丰富了中国的医学宝库。早在成吉思汗时，波斯、阿拉伯历法就被介绍到中国。忽必烈居藩时，征召回回星历学者，波斯人札马鲁丁应召东来，后主西域星历司，至元四年（1267）撰进《万年历》，并制造了一套西域仪象，包括浑仪、天球仪、地球仪等七种。后立回回司天台，即以札马鲁丁为提点，吸收了不少西域天文学者在其中工作。波斯、阿拉伯天文历法、数学、医学、史地等各类书籍于元时大量传入中国，仅秘书监所存者即达百余部，其中包括兀忽里底（欧几里德）几何学著作。现存明初刻本《回回药方》，即元人所译阿拉伯医书。阿拉伯学者赡思精通汉文，曾参与编纂《经世大典》，所著《西国图经》、《西域异人录》等书，当系译介阿拉伯史地著作，惜今不存。窝阔台曾令木速蛮工匠在和林北一日程的春季驻地建迦坚茶寒殿。忽必烈时，又有阿拉伯建筑家也黑迭儿参加了大都皇城和宫苑的建设。自成吉思汗西征以来，大批西域工匠被俘东迁，后散居漠北、中原各地，立局造作，有织造金锦的纳失失局以及金玉等匠局。由于东西贸易兴旺，输入中国的西域玉石、纺织品、食品以及珍禽异兽源源不断，满足了元朝宫廷、贵族、官僚、富豪的奢侈生活需要。元人忽思慧所撰《饮膳政要》，载有多种回回食物及烹调方法，马思答吉汤（肉汤）、舍儿别（果汁）等均为元宫廷、贵族所喜爱。

　　元朝的历史地位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短的朝代，但却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首先，它是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空前发展、壮大的时期。自唐朝中叶开始出现的分裂局面（先是南诏自立，继以藩镇割据），历五代、辽、宋、西夏、金时期的几个政权并存状况，持续达五百多年。至元朝，不仅结束了长期的南北分裂，且实现了包括辽东、漠北、西域、吐蕃、云南等地区的大统一，幅员之广超过汉、唐，尤其是吐蕃地区从此并入版图，意义更大。前代封建王朝统治诸边疆地区，多只限于羁縻。元朝除西域地区为宗藩封国外，基本上都实行了统一的行政建制，署行省分治之（宣政院辖吐蕃地区三个宣慰司，藏文史籍谓“等于一个行省”），地方官出自朝命，人民承当赋役，中央政府的管辖程度远高于前代。各民族之间的接触和交往更加密切，人口大批地相互流动，交错居处，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相互补充，相互吸收，形成元朝文化多样性的显著特色。涌现了大批精通汉文化的非汉族文人学者，尤为前代所未有。

　　其次，社会经济和文化有所发展，若干方面超过前代。元统一后，受到长期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很快恢复，生产关系的某些倒退现象逐步消除。元朝编纂和颁行农书以推广生产技术，棉花生产普及于南北，在边疆地区大规模开辟屯田，都是农业发展的标志。由于全国的统一，驿传制度（站赤）的完善和海运的开通，国内外交通空前发达，商业比唐、宋时代有更大的发展，城市十分繁荣。手工业方面，新兴的棉纺业、毡罽业都达到相当高水平，瓷器、印刷等业也有较大进步。科学、文化方面，天文学的成就居于当时世界最先进地位，数学、医学都在世界先进之列；戏曲、小说创作繁荣，元曲成为与唐诗、宋词并称的优秀文学遗产。

　　其三，元朝是古代中外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的鼎盛时代。陆路、海路都通畅、繁盛，交往范围扩大，人员来往多而频繁，均非前代所可比拟。大量科学技术成就和制度文化的互相传播，对各自经济、文化的丰富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如中国印刷术（见活字印刷）、火药武器西传对欧洲社会的进步，回回天文、医药在中国，都有深远影响。

　　此外，元朝在政治、军事制度方面也有发展。如建立行省制度（见行中书省），使地方行政管辖体制更趋完善，一直为后代所沿用。元朝的统治也给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消极、落后的影响。

　　（韩儒林陈得芝 邱树森 姚大力） 
　


    
《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

　　13世纪蒙古国官修的史书。蒙文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Mongqol-unNihu■ca Tob■ciyan，蒙古秘史）。此书原文是畏兀儿体蒙古文（见蒙古文字），作者佚名。书后识“鼠儿年七月”“写毕”，对这一年份，学界有不同解释，分别认为是1228年戊子、1240年庚子、1252年壬子和1264年甲子。书中记载成吉思汗先人谱系、成吉思汗生平业迹和窝阔台汗统治时期的历史，个别内容涉及窝阔台汗以后的史实，可知不是一次成书，而是经过续修的。原文早已散失，在罗藏丹津（Lobsangdan■in）的蒙古文史书《黄金史》（Altan Tob■ci）中还能找到三分之二左右的佚文，但已经过不少改写，并非全是原貌。现存的文本是明四夷馆的汉文本。明初翰林译员出于教学蒙语的需要，用汉字音写蒙古语原文，逐词傍注汉译，并分段作了节译，题名《元朝秘史》。明初刻本分正集十卷和续集二卷，《永乐大典》收录本则分十五卷，所以现行本有十二卷本和十五卷本。全书按明四夷馆的分段节译共有二百八十二节，学界一般都习惯于按节编序引用。1936年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本，不仅影印了质量较好的顾广圻监抄本，还配有四十一页明刻本残页，是目前最好的版本。

　　明初刻本《元朝秘史》残页

　　《元朝秘史》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祖先写起，记载了许多蒙古氏族和部落的起源。书中突出描述成吉思汗早年的艰难经历和他在战乱中壮大自己势力，建立蒙古汗国的过程，记载蒙古国南征金、夏，收服畏兀儿，进兵中亚，远征欧洲的情况。在这部书中包含关于12、13世纪蒙古社会状况的丰富资料，涉及当时生产力、生产关系、社会组织、政治军事制度、部落战争、社会意识等各个方面，是一部重要的蒙古史典籍。元代的《圣武亲征录》和波斯蒙古汗廷史官修撰的《史集》，很多材料都与这部书相同，可资相互印证。但是，书中对某些年代和史实的记载不确切，有的错乱。作者是褒扬成吉思汗皇家的，特别倾向于维护成吉思汗第四子拖雷后人的统治权利。

　　《元朝秘史》是13世纪古蒙古语的典范文献，保存了大量的古词和古蒙古语特有的语法现象。明翰林译员在对每个单词加注的傍译中保存了蒙古语古词义，标示了数、格、时制、人称变位等语法形式。如“骟马每自的行”，“每”（们）表示复数，“自的行”表示自返宾格，意思是“把自己的一些骟马”；又如“气力与我”，“与我”表示动词“与”（给予）的第一人称变位，意思是“（我）出力”“（我）效劳”。依靠这种傍译，许多古蒙古语词语今天才有可能得到正确解释。音写蒙古语的汉字准确地反映了原文的语音，形成了一套周密的音标体系。如，用匣、晓母字的声母表示蒙古语h辅音，而傍注“中”字便表示q辅音（例：忽=hu，中忽=qu）；以来母字声母表示l辅音，而傍注“舌”字便表示r辅音（例：列=le，舌列=re）；闭音节收尾辅音用小字标出（例：阿惕=at，答勒=dal）等等。这部书在历史语文学上的研究价值是很高的。

　　书中收入了一些传说故事，有许多韵文和使用文学手法的描写，语言和形象富有草原民族特色。学界公认《元朝秘史》是蒙古民族第一部文学经典作品。

　　清以来，中国学者不断从事《元朝秘史》的研究，有史地考证、版本源流研究、笺证注释等方面的论著，还有两三种现代汉语译本。《元朝秘史》从19世纪就已流传到国外，现在，日、法、德、苏联、英、美、匈牙利、捷克、蒙古、芬兰、澳大利亚、波兰、土耳其等许多国家都有研究《元朝秘史》的学者。该书已被全部或部分地译成日、德、俄、匈牙利、英、法等文字，日、苏、德、法、匈牙利等国还出版过拉丁音写原文本。欧美学者治《元朝秘史》，多以语言研究为主，训诂、语法分析、语音复原的论著较多，日本则兼顾历史和语文，研究方面比较广阔。据粗略统计，国内外发表过的关于《元朝秘史》的各种论著，包括音写和译注，已达三百项以上，作者有百余人。《元朝秘史》的研究，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领域。

　　参考书目

　　《元朝秘史十五卷本》，东方文献出版社，莫斯科，1962。原山煌：《元朝秘史关系文献目录》，日本モソコル学会，东京，1978。

　　（亦邻真） 
　


    
《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名臣事略》

　　元朝人物传记资料选编。元苏

　　《国朝名臣事略》目录首页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书堂刊本

　　天爵（见《元文类》）编，十五卷，原题《国朝名臣事略》。书前有天历二年（1329）序，故成书不得晚于此时。全书有元朝开国功臣、文臣、武将、学者四十七人的传记，前四卷收蒙古、色目十二人，后十一卷收汉人三十五人。该书仿南宋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的体例，直接利用诸家文集中碑传等原始资料成篇，但又不象杜书那样全文照录，而是按年按事选辑有关人的行状、碑文、墓志、家传及其他记载，分段注明出处，取详去简，弃去重复和芜词，使文字首尾一贯。每传前有提要，概述传主的氏族、籍、贯、简历、年岁等。传主祖先功业卓著者，在正文下用小字摘注其事迹。文中涉及的事件、人物有它书可补充的，也用小字注出。这是中国传记类史籍中一种创新的体裁。全书共引文一百三十余篇，其中选自元初著名文人王鹗、王磐、徐世隆、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十余人的作品占一半以上，他们的文集今已不存，若干名篇赖该书得以保存，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四库全书》和据它翻刻的几个版本脱误甚多，加上专名经过改译，面貌全非。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的元统乙亥（1335）建安余氏勤有书堂刊本，是该书最好的版本。

　　（周清澍） 
　


    
元成宗铁穆耳
  　　元成宗铁穆耳

　　（Temür，1265～1307）元朝第二代皇帝。蒙语称完泽笃皇帝（&Ouml;l■jeitü-qahan）。元世祖忽必烈次子真金第三子，母弘吉剌氏伯蓝也怯赤，又名阔阔真。至元二年（1265）生。十年，忽必烈立真金为皇太子，二十二年真金死后，忽必烈一直未确定继承人。至元末，铁穆耳受命平乃颜余党合丹。三十年，统军镇守漠北，受皇太子宝。三十一年正月，忽必烈去世。四月，蒙古诸王贵族召开选举皇帝的忽里台于上都。会上，铁穆耳与长兄晋王甘麻剌为继承皇位竞争激烈。由于其母阔阔真可敦与权臣伯颜、玉昔帖木儿等的支持，铁穆耳继帝位。建元元贞（1295～1296），后改大德（1297～1307）。铁穆耳鉴于忽必烈晚年宠信桑哥、用兵海外等错误，优礼汉人旧臣，限制诸王投下的非法活动，罢侵日本、侵安南之役，减免江南地区的一部分赋税，又令编辑整理律令。这些措施使社会矛盾暂时有所缓和。因此，他在位前期基本上保持了守成的局面。但是，为了酬谢拥立他的诸王贵戚而滥增赏赐，很快造成国库“向之所储，散之殆尽”，“岁入之数，不支半岁”的枯竭局面，只能依靠挪用钞本来维持，导致钞币迅速贬值。在用人上，他所倾心任用的仍是伯颜（赛典赤孙）、阿里等一批色目官僚。他在位后期，因连年患病，这些色目官僚与皇后卜鲁罕内外勾结，淆乱朝政，官场中贪污因循的风气大盛。为了能建功后世，提高威望，铁穆耳又发兵征讨八百媳妇（今泰国北部等地），使西南大扰，酿成云南、贵州各族人民起义。这些举措都导致国力空虚，政治日趋黑暗。但他在位时，元军成功地击败了海都、笃哇的侵扰，迫使察合台和窝阔台两兀鲁思的统治者息兵请和，重振大汗在西方诸汗国中的宗主地位，基本上结束了西面延续四十多年的皇室内争。大德十一年正月，铁穆耳病逝。在位十四年。庙号成宗。

　　参考书目

　　J.A.Boyle，The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trans.fromRashīd al-Dīn： the Jāmi‘al-Tawārīkh，New York，1971.

　　（周良霄） 
　


    
元代海运
  　　元代海运

　　指元朝政府组织的将南方粮食由海路的调运。元朝首都大都和北方部分地区的粮食供应主要取自南方，南方的粮食经海道运至直沽（今天津），再经河道运达大都。至元十九年（1282），元廷采用太傅、丞相伯颜的建议，命罗璧、朱清和张瑄载粮四万余石由海道北上。次年，立二万户府管理海运。数年后，运数增至五十余万石，于是粮食运输逐步以海运为主，传统的内河运输退居次要地位。二十四年，立行泉府司专领海运，并增置二万户府。二十八年，行泉府司撤销后，原四万户府削减为二，以朱清、张瑄为首。三十年，又增立万户府一，提调香莎糯米的征收和运输。大德七年（1303），朱清、张瑄以“叛逆”罪名被杀，三万户府合而为一，称海道都漕运万户府，于平江府（今江苏苏州）开司署事。经调整，万户府下按地区分设七个千户所。与海运有关的北方接运系统，于至元二十五年定局，在直沽河西务（今天津市武清县西北北运河西岸）设都漕运使司，负责接受南来的粮食物资及所属各仓公务；在大都设立京畿都漕运使司，负责将前司接纳的粮食物资运赴大都各仓。

　　漕粮主要取江南官田岁入。岁运之数，至元、大德年间为百余万石，后来增至三百余万石。元代岁运的最高额为天历二年（1329）的三百五十余万石。随着元代政治

　　元代海运主航道示意图

　　的衰敝和农民起义的爆发，海运日益衰落，约从至正十二年（1352）起，正常的漕粮征集和运输告终，元王朝仅仅依靠江浙的张士诚、方国珍和福建的陈友定每年运来的数十万石粮食，维持供应，直至灭亡。

　　海上航道前后有三次变更：第一次航道从至元十九年（1282）沿用到二十八年，主要是傍海岸航行，遇沙搁浅，艰难曲折，航期长达两月余。二十九年，朱清聘请长兴（今属浙江）人李福开辟新航道，部分取远洋航行，路线较为径直，航期半月至月余。三十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又开新航路，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开洋至崇明三沙（今上海崇明西北），东行入黑水洋（江苏北边以东一带海面）至成山（今山东荣成县成山角），然后西北航行入直沽。此路线主要取远洋航行，顺风十日即可驶达。有时粮船也从山东半岛或直沽口外分道驶往辽东。此外，福建至浙江、江苏之间也常有粮船往返。漕粮分春夏二运，至元三十年新航道开辟前，一般是正月集粮，二月起航，四月至直沽，五月回帆运夏粮，八月重返本港。新航道开辟后，起运时间一般为三月。

　　在航行实践中，劳动人民在航途上树立航标，确立港口导航制，编出通俗的口诀，对水文和气象进行预测预报，为开发中国东部海域的航运作出了贡献。同时，海运的开通和发展，加强了南北物资和文化的交流，促进了造船技术的提高和外贸事业的发展，沿海城镇也由此而繁荣，对元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产生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元朝统治阶级也因海运而因循苟且，依赖江南，忽视了对北方地区的开发和治理。

　　参考书目

　　章巽：《元“海运”航路考》，《地理学报》22卷第1期，1957。

　　（高荣盛） 
　


    
《元典章》
  　　《元典章》

　　至治二年（1322）以前元朝法令文书的分类汇编。全名《大元圣政国朝典章》。在元成宗时期，曾规定各地官府抄集中统以来的律令格例，“置簿编写检举”，作为官吏遵循的依据。《元典章》就是地方胥吏汇抄法令的一种坊刻本。

　　编排体例全书分诏令、圣政、朝纲、台纲、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十大类，共六十卷，记事至延祐七年为止；又增附《新集至治条例》，分国典、朝纲以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共八大类，不分卷，记事至至治二年止。各大类之下又有门、目，目下列举条格事例，全书共有八十一门、四百六十七目、二千三百九十一条。这种编排体例属于《唐六典》类型，而且很可能与当时的官衙架阁书档分类有关。

　　内容和价值　《元典章》是研究元代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之一，全部内容都由元代的原始文牍资料组成。元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侧面在书中都有具体生动的反映。有关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封建的身分等级制、对民众的剥削压迫、不平等的民族等级划分等方面的资料十分丰富。社会经济史料主要集中在户部各卷中。地产、土地买卖、租佃等有关土地关系的资料，对研究封建制度十分重要。户计文档提供了关于元代居民结构和居民对国家的封建义务的重要资料。元朝的农业政策和村社制度在书中有清楚的反映。各种差发科敛都有详细的记载。名目繁多的捐税文档，不仅记载课税制度，

　　《元典章》书影

　　而且生动地反映了农村副业、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许多细节。有关钞法、物价和钱债的各条，提供了元代币制、货币流通和高利贷盘剥的具体情况。这些都是价值很高的史料。吏部各卷中收有关于元代官僚制度的大量文档，各类官吏的官职、品级、职责、任免、升转、考核，各种公规，乃至文牍程式，都有系统的资料可查。全书中篇幅最大的是刑部各卷，提供了元代司法制度的详细资料。大量的词讼文字和判例从多方面反映了元代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动荡的社会生活，尽管元廷镇压和防范，人民的反抗连绵不断；贪赃枉法屡见不鲜，揭示了元朝统治的腐朽；各式各样的犯罪活动，反映出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当时社会心理、风习的特点。这些都对研究元代法制史和社会史极有价值。书中抄引的圣旨和中书省、御史台文件，保存了元朝最高统治集团议决政务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元朝政府决定和处理政务的准则、方法、过程。《元史》和其他史籍中的许多记载能在《元典章》中得到更为详细明确的印证或补充。现存的有关元代社会的各种史料，可以说以《元典章》最为丰富、集中和具体生动。

　　对元代法制，时人曾有“有例可援，无法可守”的议论。《元典章》中单项法令、个别指令和判例多，作为普遍定制的法律条文少，正反映这种法制特点。

　　文体和版本　《元典章》文体独特，不仅使用一般书面语，词讼文字中又常用元代口语。此外还有圣旨、令旨和省、台文件中使用的以口语硬译蒙古语的特殊文体，语法特征与汉语大不相同，有许多硬性翻译蒙古语的奇特词语，如“肚皮”（贿赂）、“勾当里交出去”（黜罢）。有时在同一文牍中混用这些不同文体。书中元代俗体字很多，从中能够看出当时社会上企图简化汉字的自发趋向。

　　明以来，《元典章》有多种传抄本。1908年，北京法律学堂刊行由沈家本作跋的刻本，世称沈刻本。民国年间，在北平故宫发现了元刻本。1972年，台湾故宫博物院影印了这部元刻本，使《元典章》得以原貌重新问世。

　　国内外对《元典章》的研究很重视，很广泛。1931年，陈垣有《元典章校补释例》发表。日本学界研究《元典章》的大小论著为数不少。岩村忍、田中谦二有校本《元典章·刑部》出版。京都大学曾组织专门的《元典章》研究班。

　　（亦邻真） 
　


    
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

　　宋神宗赵顼元丰年间（1078～1085）对职官制度的一次重要改革。宋初以来的职官制度存在许多问题，一是机构重叠，既无定员、无专职，又有许多徒有其名而无所事事的冗闲机构和官员；二是莅其官而不任其职，官职名实之间悖离、混乱。熙宁（1068～1077）变法期间，王安石主张，只要各个机构能恢复职能和作用，就算达到了改革的目的。如司农寺、都水监等已对革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收到“董正官制之实”。宋神宗并不以此为满足，熙宁末年，又令校勘《唐六典》，元丰三年，在蔡确、王珪的协助下，对职官制度作了改革。宰辅制度恢复了唐三省制规模，以尚书左、右仆射为宰相，左仆射兼门下侍郎，行侍中之职，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借以发挥中书揆议、门下审复、尚书承行的职能，实际上权归中书。同时，参知政事改称中书侍郎、门下侍郎和尚书左、右丞。同年八月下令，凡省、台、寺、监领空名者一切罢去，使各机构有定编、定员和固定的职责；许多机构便或省或并，如三司归户部和工部，审官院并于吏部，审刑院划归刑部。过去“官”仅用以定禄秩、序位著，此次改革，一律“以阶易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将仕郎共为二十五阶（宋徽宗时包括选人共三十七阶），此后升迁、俸禄等都按新定的《元丰寄禄格》办理。神宗改革职官制度时，没有征询王安石的意见，改制后，行政效率没有提高，比过去还显得拖沓，神宗有些后悔。但由于冗员和冗散机构的裁撤，节省了两万缗的开支，神宗又颇感安心。

　　（漆侠） 
　


    
《元丰九域志》
  　　《元丰九域志》

　　以疆域政区为主体的北宋神宗元丰时综合性地理总志。全书分十卷，始于四京，次列二十三路，终于省废州军、化外州、羁縻州，分路记载所属府、州、军、监及其距京里程、四至八到、主客户数、土贡、领县数和名称；每县下又详列距府州方位里程、所领乡数、镇、堡、寨名目以及名山大川。府川县皆标出其等第。文直事赅，条理井然。书中记述州县沿革，以元丰以前为主，涉及唐、五代只一笔带过。该书虽文字记载简要，但内容丰实，独具一格。书中除记载当时疆域政区外，又备载各地户数、元丰三年（1080）土贡数额及城、镇、堡、寨、山岳、河泽的分布，据统计仅镇即达一千八百八十余个，山岳、河泽亦各在一千以上。这是研究历史经济地理和历史自然地理的宝贵资料。其中所列土贡数额远较以往任何史书、地理总志为详，而所载镇名更为宋时其他地理总志所无。

　　《元丰九域志》为北宋王存、曾肇、李德刍共同编修。王存（1023～1101），字正仲，丹阳（今属江苏）人，历官秘书省著作佐郎、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史馆检讨、知太常礼院、同修国史、尚书左丞等。累上书陈时政，常为宋神宗赵顼所采纳。曾肇（1047～1107），字子开，南丰（今属江西）人，历官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国史编修、吏部侍郎等，与其兄曾巩皆以才学闻名当世。李德刍，邯郸（今属河北）人，官光禄寺丞，长于地理学，著有《元丰郡县志》三十卷、图三十卷。

　　该书通行版本有中华书局点校本。

　　（魏嵩山） 
　


    
元好问
  　　元好问

　　（1190～1257）金元之际著名诗人。字裕之，号遗山。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系出拓跋魏，金末名士元德明之子。十四岁师事郝天挺，二十岁出游京师，诗名大噪。兴定五年（1221），登进士第。不仕，往来箕、颍间，创作甚富。正大三年（1226）起，先后为镇平、内乡、南阳县令，擢尚书省掾。后历任左司都事、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等职。金哀宗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好问在围城中。崔立叛金降蒙古，元好问被迫为崔立写功德碑。他又上书当时在蒙古国执政的耶律楚材，推荐冯叔献、王鹗、杨奂等五十余人，请为安置存养，以存斯文。蒙古军既据开封，他与其他降蒙的金臣被拘管于聊城。其后，他频年游历在山东、河北、山西各地，成为当时北方文坛的领袖。1252年（蒙哥二年），他与张德辉赴漠北，觐见蒙古藩王忽必烈，奉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希望利用忽必烈来振兴儒学。1257年病死。

　　他的诗作，五言诗风格高古沉郁，七言乐府不用古题，特出新意，歌谣、长短句慷慨激昂。力矫前此金诗在江西诗派影响下的形式主义颓风。在内容上，反映了当时北方人民在兵变之余，连年丧乱的苦难。他对诗词创作理论也有独特的造诣。著有《杜诗学》一卷、《东坡诗雅》三卷、《锦■》一卷、《诗文自警》十卷。晚年以编纂金史自任，四处搜集史料，著录达百万字，取名为《野史》，成为元人修《金史》的重要参考资料。又辑金代诗人两百五十余人的诗作，并以诗存史，各系作者小传，名《中州集》。当时一些名人的碑铭、墓志多出其手。有《元遗山先生全集》传世。

　　参考书目

　　施国祁注：《元遗山诗集笺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1958。

　　（周良霄韩志远） 
　


    
《元和郡县图志》
  　　《元和郡县图志》

　　唐代地理名著。是中国现存最早又比较完整的地理总志。李吉甫撰。原本四十卷，另有目录二卷，共四十二卷。该书完成于元和八年（813）。据宋人洪迈跋，书中卷四关内道，记载元和九年准吉甫奏请在经略军故城置宥州事，可能是成书后又有增补。

　　李吉甫于元和二年、六年两度入相，是中唐时期比较有识见、有学问的宰相。另著有《六代略》、《元和国计簿》、《百司举要》等。

　　《地和郡县图志》目录（清乾隆本）

　　《元和郡县图志》以贞观（627～649）时划分的十道为纲，配以宪宗时的四十七镇，每镇有图，冠于叙事之前。然后分别记述各镇所属州县的等级、地理沿革、四至八到、贡赋、古迹、山川形势、盐铁、垦田和军事设置。作者在序文中说，过去的地理书“或搜古而略今”，“传疑而失实”，所以他的著作力矫前人之弊，尤其留意于山川形势，攻守利害。可见作者是从政治、军事的角度着眼。

　　宋代以后，该书的图和目录均已亡佚，所以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改称之为《元和郡县志》。今本缺第十九、二十、二十三、二十四、三十五、三十六卷，正书仅存三十四卷。卷十八、二十五也不完整。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周梦棠补州县目录一卷，又辑逸文四十二条；光绪七年（1881），缪荃孙又补辑了一些逸文。张驹贤作有《考证》，于原书多所订正。该书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乾隆三十八年武英殿聚珍本，在此之前仅有钞本流传下来。现在通行的比较好的本子是1983年中华书局校点本。该本以光绪六年金陵书局本为底本，参校了钞本四种，以及有关的地理书和史籍，吸收了张驹贤的《考证》，加以标点，附印周、缪补逸，并编有地名索引。

　　（赵守俨） 
　


    
《元和姓纂》
  　　《元和姓纂》

　　唐代谱牒姓氏之学的专著。原本十卷，今有十卷本、十八卷本两种。唐宪宗时宰相李吉甫命林宝修撰，元和七年（812）成书。

　　作者林宝，济南人（一作三原人），约经历了唐德宗至穆宗四朝，做过同州冯翊县尉、太常博士、沔王府长史等官，当时即以擅长姓氏之学知名。曾与崔郾等共同审定《格后敕》，并参与修撰《德宗实录》和《皇唐玉牒》。

　　该书详载唐代族姓世系和人物，于古姓氏书颇多征引，因而也保存了一些佚书的片段。原书体例以皇族李氏为首，然后按四声韵部分系姓氏。唐代崇尚门第，家谱往往攀附望族以自重。《姓纂》取材包括私家谱牒，故所述族姓来源未必都翔实准确。原书久已失传，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再用宋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辨证》等补缺，重新分为十八卷，此为《四库》辑本。

　　《永乐大典》采录的《姓纂》已不完整，而且割裂原文，《四库》辑本也有遗漏。清孙星衍、洪莹及近人罗振玉都做过校补。孙、洪校本又分为十卷，以从其旧，于嘉庆七年（1802）刊版。现在流传的金陵书局本即翻刻此本。此后岑仲勉又重行校勘，写成《元和姓纂四校记》。所谓“四校”，指第四次校勘，以《四库》辑本为一校，孙、洪为二校，罗振玉为三校，岑氏所作为第四校。其校记重点在于“芟误”、“拾遗”、“正本”、“伐伪”。该书晚出，后来居上，功力最深，收获也最大。

　　（赵守俨） 
　


    
元曲
  　　元曲

　　元代具有创造性的文艺，包括散曲和戏曲。它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散曲有小令和套数两种体裁。小令源于晚唐五代，依一个曲牌填写一支小曲，是词的发展。元代小令在前代基础上，有所创新。每句用韵，并加衬字。由不同曲牌同一宫调的若干支小曲联缀成套，称为套数或散套。两种体裁的散曲在元代都很盛行。自贵族官员至民间文士，多能作曲。元散曲继承宋金人词，吸收民间俗曲，形成独具特色的新体文艺。元杨朝英选录元人散曲，编成《朝野新声太平乐府》、《阳春白雪》等曲集传世。明朱权编《太和正音谱》收录了元散曲作家共一百八十七人，其中包括蒙古、女真和色目作家多人，元代著名的剧作家也多有散曲流传。

　　戏曲　在元代形成完备的形态，有杂剧（北曲）和南戏（南曲）两个系统。①杂剧。金末元初，在金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逐渐形成。杂剧以唱为主，唱词由同一宫调的套曲组成，句尾入韵，并有科（动作）白（念白）以配合表述剧情。一本通常分为四折（四幕），剧前或两折之间可加“楔子”。一个剧本由一个演员（正末或正旦）演唱到底，其他演员只作配合的科白。这种新体制的杂剧，较诸宫调更便于表演戏剧情节，赋予思想内容。杂剧初盛于今山西、河北地区（参见彩图插页第86页）。元代著名剧作家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号为四大家。关汉卿被誉为“编修师首”、“杂剧班头”，对杂剧的发展贡献最多，对当时和后世影响很大。他生平编剧六十余种，现存十余种。其中如《窦娥冤》、《单刀会》、《拜月亭》等是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名作。剧作家王实甫所编的《西厢记》杂剧，共五本，二十一折，是少见的长剧，后世广泛流传，影响极大。杂剧演员中以女演员朱簾秀最为著名，兼长驾头、花旦、软末泥，号为“当今独步”。

　　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

　　明崇祯刊戏曲选《酹江集》插图

　　杂剧陶俑　河南焦作元墓出土

　　元末，钟嗣成撰《录鬼簿》，编录元代剧作家事迹及作品名目，共收作家一百五十二人，剧目四百余种。见于其他记载的杂剧名目，还有两百余种。明臧晋叔编选元杂剧一百多种，题为《元曲选》。近人隋树森又自诸家曲集收辑百余种，题为《元曲选外编》。现存完整的杂剧剧本，略备于此。②南戏。形成于南宋时期温州一带，又称“温州杂剧”或“戏文”。南戏也由唱词和科诨组成，唱词多采民间俚谣巷曲，不限宫调，不限折（出）数，一剧演唱也不限一人。形式较北曲杂剧自由，但题材远不如北曲杂剧丰富而有思想内容。元朝灭宋后，关汉卿等北方杂剧作家和朱簾秀等演员相继来到江南，杭州成为杂剧的胜地。南戏吸取北方杂剧的题材而得到发展。著名的南戏有《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等。元末，高明作《琵琶记》，改编蔡伯喈、赵五娘故事，宣扬“全忠全孝”，充满理学的说教。见于记载的宋元南戏有一百六十八种，现存残本十二种。近人钱南扬有《宋元戏文辑佚》、《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校注》，可略见梗概。元代戏曲，仍以北曲杂剧为主，先后盛行于北方和南方。南戏只是作为地方剧种而流传。明初，南戏渐衰。嘉靖以后，演变为“传奇”而又得到发展。

　　（蔡美彪）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

　　（Ayurbarwada，1285～1320） 元朝第四代皇帝。

　　蒙古语称普颜笃皇帝（Bu- yantu　qahan）。元成宗铁穆耳兄答剌麻八剌次子。母弘吉剌氏答己。早年师事李孟，接受儒家思想影响。大德九年（1305）奉成宗诏出居怀州。十一年，奔成宗丧，回到大都，与丞相哈剌哈孙合谋，拥立统军北边的长兄海山（即元武宗）为帝。武宗封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传。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他力图改变武宗时造成的财政枯竭、政制混乱的局面，罢尚书省，废至大银钞（见钞），处死武宗权臣脱虎脱、三宝奴等人，整顿朝政，减裁冗员，停止浩大的土木工程，限制诸王驸马横行害民，开始编纂律令，并在延祐元年（1314）施行科举。又在江浙、江西、河南经理田土（见延祐经理），进行田产登记，由于地主阶级的抵制和执行官吏的苛暴，引起人民反抗，这一措施终于被迫停止。在西北，任用大将床兀儿统军，连败察合台后王也先不花，从此西北边疆未再发生叛乱。但是他的统治对前朝的弊政并没有太多的改善。倖臣铁木迭儿依仗答己太后的宠信，贪赃枉法，作恶多端，仁宗虽厌恶他，终不能制裁。按照武宗即位时的盟约，爱育黎拔力八达的皇位应由武宗子和世■继承，但他毁约，立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元英宗）为皇太子，令和世■出居云南，和世■于中途抗命，失败后避往阿尔泰山以西。这一事件，招致不少诸王和武宗旧臣的不满。延祐七年，爱育黎拔力八达病逝。在位十年，年号皇庆（1312～1313）、延祐（1314～1320）。庙号仁宗。

　　（周良霄） 
　


    
《元史》
  　　《元史》

　　记录元朝史事的纪传体史书。宋濂（1310～1381）、王濂（1322～1373）主编。全书二百一十卷，包括本纪四十七卷、志五十八卷、表八卷、列传九十七卷，记述了从蒙古族兴起到元朝建立和灭亡的历史。

　　明洪武元年（1368），即元亡的当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编修《元史》。第二年，以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濂为总裁，赵埙等十六人为纂修，于南京天界寺开局编写，仅用了一百八十八天，便修成了一百五十九卷。接着又派欧阳佑等往北平搜集元顺帝一朝的史料，于洪武三年重开史局，纂修除赵埙外，另召朱右等十四人参加，用了一百四十三天续修成五十三卷。然后合前后两书，按本纪、志、表、列传厘分后，共成二百一十卷。全部编撰工作历时只三百三十一天。

　　《元史》由于成书仓促，而且出于众手，出现了不少谬误，历来就遭到学者们的非难。所指出的问题主要是：随得随抄，前后重复，失于剪裁；又不彼此互对，考定异同，时见抵牾。如本纪或一事而再书，列传或一人而两传。同一专名，译名不一。史文译改，有时全反原意。沿袭案牍之文，以致《河渠志》、《祭祀志》出现了耿参政、田司徒、郝参政等官称而不记其名。又据案牍编宰相年表，仅删去其官衔而不予考订，以致有姓无名。

　　《元史》（明递修本）

　　列传照抄碑志家传之类，取舍不当之处甚多。改写纪年的干支，竟有误推一甲子六十年的情况，使史实完全错乱。史料中没有具体庙号的皇帝，改写时弄错的例子甚多，如将太祖误为太宗，太宗误为太祖，宪宗误为世祖，世祖误为宪宗等。纂修人对前代和元朝蒙古族的制度也不熟悉，如宋朝各州另有军号、郡名，《地理志》述沿革，却写成某州已改为某军、某郡之类。又如蒙古各汗的斡耳朵，汗死“其帐不旷”，由后代后妃世守以享用其岁赐，《后妃表》编者竟据此名单列为某一皇帝的妻妾。如此等等。所以清人钱大昕嘲笑“修《元史》者，皆草泽腐儒，不谙掌故”，因此下笔“无不差谬”。

　　但是，作为研究元代历史的史料来看，《元史》比其他某些正史的史料价值更高。①元代的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已经失传，其部分内容赖《元史》得以保存下来。②《元史》的本纪和志占去全书一半，而本纪占全书近四分之一，《文宗纪》竟多达一年一卷。有人批评它不合定例，不知芟削。然而这种作法却起到保存上述失传史料的作用。列传部分，由于元代史馆的资料就不完备，汉人（特别是文人）常有碑传可资参考，而一些蒙古名臣往往无从搜寻，因此立传有详于文人，略于蒙古将相大臣的现象。如丞相见于表的有五十九人，而立传的不及一半。太祖诸弟、诸子仅各有一人有传，太宗以后皇子无一人立传。可是就见于列传的蒙古、色目人而言，其中有一小半人已没有别的史料可供参考，后世对这些当时有很大影响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只能通过《元史》才能了解。③纂修者违反了修史的惯例，没有删去儒家学者认为不屑一提的史实。如有人批评“作佛事则本纪必书，游皇城入之礼乐志”。又批评它“列传则先及释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史遗规”。《元史》中保留或增加了这些内容，正是反映元代一些重大社会内容的史实。此外如《地理志》附录河源、西北地、安南郡县等项，《祭祀志》附国俗旧礼，《食货志》增创岁赐一卷，这都是根据元代实际情况保留下来的重要史料。

　　书成不久，就有朱右作《元史拾遗》，解缙作《元史正误》。解缙还奉旨改修。清朝以来，不断有人重修《元史》。留传到现在的，有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曾廉的《元书》，柯劭■的《新元史》，屠寄的《蒙兀儿史记》等。但它们都不能取代《元史》原书。

　　《元史》于明洪武三年（1370）冬刻成（参见彩图插页第87页）。嘉靖时南京国子监用洪武旧版重印，损坏的版页则重新补刊，称为南监本。193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衲本《元史》，是以九十九卷残洪武本和南监本合配影印的，但其中有描修的错误。1976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元史》标点校勘本，以百衲本为底本，校对了北京图书馆藏原书、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百四十四卷残洪武本及其他版本。除本书互校外，又参考有关史料进行了校勘，并吸取了前人的考订成果，是目前较好的版本。

　　（翁独健周清澍） 
　


    
元世祖忽必烈
  　　元世祖忽必烈

　　（Qubilai，1215～1294）元朝的创建者。庙号世祖，蒙语尊称薛禅皇帝（Secěn　qahan）。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的第二子（参见彩图插页第81页）。

　　蒙古灭金，据有中原地区以来，习惯于游牧的蒙古贵族，把他们原有的落后制度强加于汉地，造成了政治混乱，生产破坏的恶果。这种情况，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影响蒙古的统治，因而需要有所改革。忽必烈为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热心于学习汉文化。先后召僧海云、僧子聪（刘秉忠）、王鹗、元好问、张德辉、张文谦、窦默等，问以儒学治道。1251年，长兄蒙哥即大汗位，忽必烈以皇弟之亲，受任总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雨驻爪忽都之地。先后任汉人儒士整饬邢州吏治，立经略司于汴梁，整顿河南军政，屯田唐、邓，都收到积极效果。1253年，受京兆（今陕西西安）封地，忽必烈又在这里任诸儒臣兴立屯田，兴复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使关陇地区的吏治有了明显的进步。这些成效更加深了忽必烈采行汉法的认识，并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他们中的代表人物，通过交相引荐，聚集在他的幕府里，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社会基础。同年，忽必烈受命与大将兀良合台远征云南，灭大理国。年底，班师北还，留兀良合台继续经略云南诸地。1256年，命僧子聪卜地桓州东、滦水北的龙岗，建开平城，修筑宫室。忽必烈采行汉法的活动招致了蒙哥的不满。1257年，蒙哥遣使勾考关中、河南财赋，藩府诸臣都受罗织致罪。忽必烈采用姚枢建议，送家口前往和林，以为人质，并亲身入觐，始取得蒙哥谅解。蒙哥停止了勾考，但仍尽罢其所设置的行部、安抚、经略、宣抚、都漕诸司。1258年蒙哥兴师伐南宋，忽必烈初以足疾家居休养，后因负责东路的诸王塔察儿进攻襄、郢地区无功受谴，蒙哥授命忽必烈代总东路军。1259年九月，忽必烈率师抵淮河，蒙哥在合州前线病逝的消息传来，忽必烈仍挥军自阳逻堡渡长江，围鄂州（今湖北武汉），并以军接应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合台军。这时，得悉留守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擅自征兵，图谋汗位的消息，忽必烈立即采纳汉人儒士郝经的献计，与宋约和，轻骑北返燕京。

　　1260年三月，忽必烈在部分诸王的推戴下，即汗位于开平，建元中统。在诏书中明确提出了“祖述变通”，“稽列圣之洪规，讲前代之定制”，提倡“文治”的政治纲领。它的基本精神是要更改蒙古旧制，采行汉法，建立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集权制封建政权。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以王文统任平章政事，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汉人儒士为使。同年五月，阿里不哥也在部分留居漠北的诸王拥戴下，称大汗于和林。忽必烈以汉地丰富的人力、物力的依托，出兵击败阿里不哥。在与阿里不哥鏖战的同时，中统三年（1262）春，益都行省李璮乘机叛乱，被忽必烈迅速镇压。这两件事都对当时的政治带来了重大的影响。阿里不哥的失败意味着草原诸王保守势力受到挫折，使忽必烈能较少牵制地推行仪文制度改从汉法的基本政治纲领，而李璮的叛乱又强烈地引起了忽必烈对汉人的猜忌，于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废除汉人诸侯的世袭制度，削弱这些家族的军权，在地方上实行军民分治等等，一方面以加强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则可严密对汉人的防范。此外，又在各级政权中引用色目人分掌事权，使与汉人官僚相互牵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与政治意图下兴建的新王朝，其创制立法，始终着眼于在保持蒙古贵族统治特权的前提下，对旧制作必要的更改，使政权机构能大体上符合汉地的统治需要，又足以确保蒙古贵族的既得利益。

　　中统五年八月，忽必烈又改元为至元。经过从中统元年到至元初年的增改损益，新王朝的各种制度大体上确立下来。至元八年（1271），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国号为大元。次年，确定以大都为首都，标志着新王朝的政权建设已全部完成。元朝政权在总体上是取法于中原前代王朝的体制，与中原的封建经济基础基本上是相适应的。但也保留了不少蒙古的落后旧制。因此，这个政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作用也比较复杂。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恢复了正常的统治秩序，对人民的赋役剥削限制在一定的数额之内，较之前此的黑暗混乱是一大进步。忽必烈很重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措施，立司农司，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等。在他统治期间，社会经济逐步恢复，有些地区有所发展，边疆地区得到开发，出现了“户口增，田野辟”的景象。这些都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但是，这个政权也保留了大量的蒙古落后旧制。如：分封采邑制度（投下二五户丝制）；遍及于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度；商业中的斡脱制；贵族世袭的选举制度以及民族压迫政策等等。这些制度在元朝一代始终保留下来，严重地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使元朝的社会矛盾愈益激化。

　　在建成新王朝、稳定对北方统治的同时，忽必烈又积极着手统一南宋的战争，至元十一年，命伯颜大举伐宋。十三年，下临安，十六年最后消灭了流亡在崖山的南宋残余势力，完成了全国的大统一。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发展了国内各民族的经济文化交流。南北方的统一也为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前景，其影响都十分深远。

　　全国统一以后，忽必烈的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了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这时，早年追随忽必烈，并在元王朝的创制中起过重要作用，对忽必烈具有影响的汉人官僚或逐渐被疏远，或相继谢世。忽必烈所依任的是回回人阿合马。阿合马从中统初便主管中央财政，多方搜刮，权势日重。至元十二年右丞相安童出镇西域后，阿合马独擅朝政。汉人官僚不满于阿合马所为，斗争一直很激烈。忽必烈始终左袒阿合马而逐渐疏远汉官，朝政进一步向黩武嗜利的方向发展。十九年，大都发生了王著、高和尚刺杀阿合马事件，反映了社会矛盾的加剧。此后，忽必烈又先后任卢世荣、桑哥专理财政，都以失败而告终。同期，忽必烈接连派遣军队远征日本、安南、占城、缅甸与爪哇，都遭到失败。外侵战争不仅给邻国造成破坏，带来痛苦，而且对本国人民也是极大的灾难，因而受到人民的反对和抵制。但抗击海都、笃哇等西北诸王的侵扰和平服东北诸王乃颜叛乱，却保护了东北和西北广大边疆的安全，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按照蒙古习俗，忽必烈置四斡耳朵，分处四皇后。大斡耳朵属长妻弘吉剌氏察必皇后。十八年，察必去世，继娶其妹南必为皇后。忽必烈素有足疾，晚年体弱多病，相臣常不得入见，往往通过南必奏事，因此南必皇后颇干预国政。至元三十一年（1294），忽必烈病逝，年八十，在位三十五年。子十一人。第二子真金早立为皇太子，先忽必烈去世。至元三十年，始以皇太子宝授真金第三子铁穆耳（元成宗），确定为皇位继承者。

　　参考书目

　　J.A.Boyle，The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trans.fromRashīd al-Dīn：the Jāmi‘al-Tawārīkh，New York，1971.

　　（周良霄）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
  　　元顺帝妥欢贴睦尔

　　（Toqon-temür，1320～1370） 元朝末代皇帝。蒙古语乌哈笃皇帝（Uqahatuqahan）。元明宗和世■长子。和世■被害暴死后，其弟图帖睦尔（元文宗）取得帝位，将妥欢贴睦尔徙居于高丽大青岛，一年后，又移居静江（今广西桂林）。至顺三年（1332）文宗去世，遗诏让位于明宗子，明宗次子懿璘质班即位，是为宁宗，在位五十三日而卒。四年六月，妥欢贴睦尔即位于上都。

　　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命有拥戴之功的伯颜为中书右丞相。伯颜与左丞相唐其势（见燕铁木儿）等争权夺利，斗争激烈。元统三年（1335），伯颜以唐其势集团“私蓄异志”为名，杀唐其势及其弟塔剌海，鸩死其妹皇后伯牙吾氏。于是伯颜独秉国政，专权自恣，排斥儒生，废除科举制。当时政府横征暴敛，贵族、官僚、寺院获得大量赐田，一般地主加紧兼并土地，统治集团纵情享受，挥霍浪费，自然灾害不断发生。处于苦难深渊的广大劳动人民，被迫纷纷发动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相继失败，但震撼着元朝的统治。妥欢贴睦尔为了加强统治，下令严禁汉人、南人私造私藏兵器和喂养马匹，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加剧。

　　后至元六年（1340），妥欢贴睦尔支持脱脱逐走伯颜，起用脱脱为中书右丞相，复科举取士，开马禁，减盐额，修辽、金、宋三史，颁《至正条格》，史称“脱脱更化”。但这些新政并没有能挽救元朝的社会危机。至正四年（1344）黄河泛滥，导致沿河州郡灾荒连年，人民死亡过半，国库空虚。妥欢贴睦尔被迫于十年改变钞法，十一年用贾鲁修治黄河。钞法变更，导致物价上涨；修河时紧工迫，官吏乘机对百姓敲榨勒索；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终于爆发了元末农民大起义。

　　妥欢贴睦尔对农民起义进行血腥镇压。至正十一年至十四年，主要由脱脱及其他地方长官，用中央及地方军队，甚至诸王、爱马（见投下）的军队进行镇压。十五年至二十三年，主要依靠察罕帖木儿等地主武装进行镇压。二十三年后，朱元璋势力壮大，渐次统一南方，元朝已无力对抗。与此同时，元统治集团日益腐败，内部斗争加剧。十四年，中书平章哈麻等乘脱脱出兵高邮，劾他劳师无功。妥欢贴睦尔听信谗言，贬脱脱，于是国家大权尽归哈麻、雪雪兄弟。妥欢贴睦尔更怠于政事，荒于游宴。十六年，哈麻、雪雪谋废妥欢贴睦尔，立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事败被杀。其后，皇太子及其生母奇皇后仍谋废立。宫廷内分为两派，一派拥护皇帝，一派支持太子，各自分别和统军将领孛罗帖木儿或扩廓帖木儿相勾结。自至正二十四年起，两派矛盾尖锐化，北方陷于军阀混战的局面，元军将领为了争夺地盘和权势，互相攻伐，妥欢贴睦尔的号令已失去作用。

　　二十七年十月，朱元璋开始北伐。洪武元年（1368）七月，明兵逼近大都。七月二十八日，妥欢贴睦尔率后妃太子奔上都。八月初二，徐达率明兵入大都，元亡。

　　洪武二年六月，明将常遇春、李文忠攻上都，妥欢贴睦尔奔应昌。次年四月，因痢疾死于应昌。庙号惠宗，明太祖朱元璋加号顺帝。

　　（邱树森） 
　


    
《元文类》
  　　《元文类》

　　元朝诗文选集。本名《国朝文类》。元苏天爵（1294～1352）编，七十卷。天爵，字伯修，真定（今河北正定）人，撰著有《元朝名臣事略》、《滋溪文稿》等，生平事迹见《元史》本传。该书成于顺帝元统二年（1334），共收窝阔台时期至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延■时期约八十年间名家诗、文八百余篇，按文体分作四十三类，故名。苏天爵留意本朝史事，曾三居史馆，预修武宗、文宗实录，编辑该书也从留存史事着眼，“以载事为首，文章次之”。元朝官方称该书“虽文字固富于网罗，而去取多关于政治”，把它与姚铉《唐文粹》、吕祖谦《宋文鉴》相比。元代著名文人王鹗、李谦、阎复、元明善等各家文集今已不存，他们的一部分诗文赖该书得以保存。又收姚燧所作碑铭墓碣四十余篇，因现存姚燧《牧庵集》文字经过清朝四库馆臣篡改，由该书得见其部分原貌。书中收录之《经世大典序录》，对研究元代史事尤为重要。今人通用《四部丛刊》影印至正二年（1342）杭州路西湖书院刊本。

　　（杨讷） 
　


    
元文宗图帖睦尔
  　　元文宗图帖睦尔

　　（Tuq-temür，1304～1332）元朝第十二代皇帝。蒙古语称札牙笃皇帝（■Jayahatu qa-han）。武宗海山次子。英宗时出居海南，泰定帝时召还，封怀王，居建康，后迁江陵。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死，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谋立武宗子为帝，遣使至江陵迎接入都，道过河南，行省平章伯颜发兵护送北上。八月，梁王王禅、丞相倒剌沙等拥立泰定帝子阿剌吉八于上都，改元天顺，发兵攻大都。九月，图帖睦尔接帝位于大都，改元天历，在燕帖木儿及其所属钦察军团和一部分武宗旧部的支持下，击败王禅、倒剌沙等，取上都；接着又调兵平定了四川、云南的反对集团。武宗长子和世■在仁宗时被迫出走，留居按台山（今阿尔泰山）以西之地，图帖睦尔在即位诏中曾表示“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并遣使迎接和世■回朝。天历二年（1329），和世■得讯南还，在和林北即帝位，是为明宗。当明宗南行至上都附近的旺忽察都（在今河北张北县北）时，名义上已逊位的图帖睦尔与燕帖木儿前往迎接，伺机毒死明宗。于是图帖睦尔复于八月即位于上都。次年，改元天历。他在位期间，创建奎章阁，编修《经世大典》，封赠先儒，亲祀南郊，颇有意于兴文治。当时回回官僚集团，因倒剌沙等的失败而受到严重打击，因此色目人在朝廷上的政治势力被削弱，而钦察官僚集团则权势大增。燕帖木儿独揽相权，“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政事一决于他，甚至立太子也要先取得他的同意。燕帖木儿擅权恣纵，故吏治继续败坏，财政愈趋竭蹶，贵族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一直很尖锐。至顺三年（1332）八月，病死。庙号文宗。

　　（周良霄） 
　


    
元英宗硕德八剌
  　　元英宗硕德八剌

　　（■Sidibala，1303～1323）元朝第九代皇帝。蒙古语称格坚皇帝（Gegehen qahan）。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长子。生于怀庆（今河南沁阳），自幼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延祐三年（1316），立为皇太子。七年正月仁宗死，即帝位。时仁宗母答己太后任过去被仁宗罢黜的权臣铁木迭儿为右丞相，相互勾结，排除异己，诛杀前平章政事萧拜住、杨朵儿只，权倾朝野。硕德八剌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立太祖功臣木华黎后裔拜住为左丞相，极力抑制答己、铁木迭儿一党的势力。至治二年（1322）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去世。十月，立拜住为右丞相，表示要“励精求治”、“一新机务”。此后数月，采取了一些改革性的措施：广泛起用汉族地主官员和儒士，如张珪、吴元珪、王约、吴澄、王结、宋本、韩镛等人一时均得擢用；发布《振举台纲制》，要求推举贤能，选拔人才；罢徽政院及冗官冗职，精简机构，节制财用，行助役法并减轻徭役；颁行《大元通制》，以加强法制，推行汉法；清除铁木迭儿余党，查处他们的贪赃枉法事件。这些措施遭到一部分保守的蒙古贵族的反对。三年八月初，尚存的铁木迭儿余党、御史大夫铁失阴谋发动政变，密遣心腹去漠北，约晋王也孙铁木儿为援，许以事成后立之为帝。当月五日，硕德八剌、拜住由上都启程返京，途中宿营于上都西南二十里南坡店，被铁失等刺杀。史称“南坡之变”。也孙铁木儿闻讯后称帝，是为泰定帝。

　　参考书目

　　萧功秦：《英宗新政与“南坡之变”》，《元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北京，1983。

　　（邱树森） 
　


    
元祐更化
  　　元祐更化

　　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在元祐年间（1086～1093）推翻王安石变法的事件。元丰八年（1085）春，宋神宗赵顼病死，其子赵煦（宋哲宗）即位，年仅十岁，其母宣仁太后以太皇太后的身分执政。宣仁太后是前此宫廷中反对变法的后台，掌权后遂援引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到政府中，各种反变法的力量聚集在一起。司马光打着“以母改子”的旗号，反对新法。他把变法的责任都推给王安石，攻击“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接着全盘否定了新法，诬蔑新法“舍是取非，兴害除利”，“名为爱民，其实病民，名为益国，其实伤国”。新法大部废除，许多旧法，一一恢复。如差役法，知开封府蔡京依司马光的限令，在五天之内全部恢复，对社会的危害较熙宁以前还要严重。通过变法而积聚起来的钱财，也在反变法派执政的几年当中“非理耗散殆尽”。与此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打击变法派。章惇曾对司马光恢复差役法的主张一一进行批驳，反变法派动员全部台谏力量，对章惇屡加击逐，直至被迫赋闲。列为王安石等人亲党的变法派官员，全被贬黜，其中蔡确写《车盖亭诗》，以为皆涉讥讪，贬死于新州。变法派人人怀自危，惶惶不安，吕惠卿在谪籍不敢喝口冷水，唯恐因此得病，而被反对派抓住把柄。对西夏，则继承了熙宁以前的妥协政策，把已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偷安一时。这些倒行逆施，激起社会上广泛不满。头脑较为清醒的人们曾劝告司马光，要为年幼的宋哲宗设身处地，异日若有人教以“父子义”，唆使哲宗反对今天的“以母改子”，后果不堪设想。司马光说：“天若祚宗社，必无此事！”司马光及其后继者，无视小皇帝，因而愈益激起宋哲宗的不满。哲宗亲政后说，他在垂帘听政期间“只见臀背”，斥责反对派全不懂君臣之义。宣仁太后一死，复辟旧制的反变法派随之垮台，并受到倍加沉重的打击。

　　参考书目

　　邓广铭：《王安石》，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漆侠） 
　


    
元稹
  　　元稹

　　（779～831） 唐中叶诗人。字微之。河南洛阳人，北魏皇族拓跋氏的后裔。父宽，曾任比部郎中。稹八岁丧父，家境贫寒，刻苦自学。十五岁明经及第，二十四岁以书判拔萃科登第，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二十八岁时，应制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居第一，拜左拾遗。屡上疏议论时政，为宰相所憎，出为河南尉。后为监察御史。元和四年先后劾奏故东川节度使严砺等地方大吏的不法行为。宰相怒其不庇亲党，借故贬为江陵士曹参军，后徙通州司马，移虢州长史。穆宗即位后，以诗文为穆宗所知。他在《连昌宫词》里提出的“努力庙谋休用兵”的主张也深合穆宗之意，故很快由膳部员外郎转祠部郎中，知制诰，不久又迁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长庆二年（822）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元稹初居官，勇于谏诤，弹劾权贵无所规避。经过十年摧折困顿之后，急于求进，与宦官知枢密魏弘简相善，并陷入与李宗闵、裴度争权位的斗争中。不久出为同州刺史，改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大和五年（831）卒于鄂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任所。在任地方官期间，他比较注意民生，在同州曾令百姓自报土地顷亩以均平赋税，在越州命属吏组织百姓修筑陂塘，春贮雨水，夏溉旱苗。

　　元稹是新乐府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所写乐府诗有组诗《乐府古题》十九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以及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等。或“寓意古题，刺美见事”，或直接揭露现实黑暗，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情况。他与白居易为诗友，诗名相埒，当时言诗者称元、白，号元和体。元诗传入宫廷，妃嫔近习皆诵之，宫中呼为元才子。他写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著名的元代杂剧《西厢记》就是根据它改编的，但思想内容有较大区别。传世诗文集有《元氏长庆集》。1982年中华书局出版《元稹集》，附诗文集佚。

　　（吴宗国） 
　


    
身毒
  　　身毒

　　印度河流域古国名。始见于《史记》，为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原文为梵语Sindhu，古波斯语讹为Hindhu，古希腊语更转为Indus。其后中国古文献中亦作申毒、辛头、信度、身度、天竺、贤豆、印度等，皆同音异译。其领域有时亦包括印度河以东的南亚次大陆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8年左右到达帕米尔以西的大夏，听说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身毒国，并在大夏看到从身毒国贩运来的邛竹杖和蜀布。张骞认为大夏在汉西南，而身毒在大夏东南，则身毒应距中国蜀郡不远。汉武帝听信此言，从蜀郡四道出使，企图从中国的西南地区经身毒通往大夏，但因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拦没有成功。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载，中国在2世纪时对身毒的地理、物产、宗教、政治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且知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月氏”，即早期贵霜帝国（即贵霜）。这是由于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的缘故。

　　（孙毓棠） 
　


    
爰田
  　　爰田

　　即易田，指休闲耕作。始见于《左传》僖公十五年。晋惠公时，晋受挫于秦，为取悦于民而作爰田。《国语》也记此事，“爰田”作“辕田”。战国时，有的地方仍保留此制。

　　爰亦作■。《说文解字》有■字，许慎以“■田易居”释之，又说“爰”，“籀文以为车辕字”，则“爰”、“辕”、“■”相通，有换、易之义。对爰田的解释，唐以前人说法不一。东汉贾逵《国语注》以为“辕，易也，为易田之法，赏众以田。易者，易疆界也”。唐孔颖达《左传注疏》云：“服虔、孔晁皆云，爰，易也。赏众以田，易其疆畔。”则服、孔基本上沿袭贾说，认为晋作易田之法，又赏给晋民田地。晋杜预《左传注》以为晋将一部分公田之税免去，使民得利。和贾说爰田应包括“易田之法”和“易疆界”之说颇有不同。除以上各说外，贾逵还有另一说，以为辕即兵车，有根据田地数摊派车赋之意。这一说法最难成立。韦昭《国语注》指出晋作爰田的目的是为了“赏众”而非要民增加军赋。《汉书》的各家注，对爰田的解释似胜于贾、杜等家，如张晏以为：“周制三年一易，以同美恶，商鞅如割裂田地，开立阡陌，令民各有常制。”指出古代爰田制就是三年一易田，以使民之受田做到好坏轮换。而孟康注则更加明确，以为商鞅之前就有爰田，和商鞅时不同之处是还要“易居”。这和《诗·魏风·硕鼠》记载的“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情况相合。郑玄以为由于田地连续种植三年之后，地力耗竭，需要抛荒若干年，于是农民易迁他处，去垦辟经过休闲的田地。可见爰田和易居有连带关系。

　　春秋时，随着农作技术的发展，土地使用率提高，休闲期相应缩短。《周礼·地官·大司徒》载：“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遂人》又云：“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颁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五十亩，余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亩、莱百亩，余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亩、莱二百亩，余夫亦如之。”因土地肥瘠的差别较大，国家授与农民的田地也分成不同的品级（其中“莱”，是指休耕地）。《大司徒》所说的“不易之地百亩”，当是最好的土地，年年都能耕种。但其余两种，要休闲一年或两年。《遂人》所说“中地”、“下地”和《大司徒》的“一易”、“再易”一样，要休闲一至两年。其上地的田和莱共为一百五十亩。清沈彤《周官禄田考》以为是“三分百五十亩而岁耕其二”，即每年耕百亩休五十亩。《周礼》中所记述的田制，当是春秋晚期、战国早期的情况，表明当时只爰田而不易居。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田地休耕的年限也相应缩短，最长不过两年，和过去休闲三五年或更长时间大不相同。特别是其中部分田地已无须休闲，表明爰田制正在走向消亡。战国时，爰田制停止的时间随地而异。据《吕氏春秋》，魏武侯时魏国大部分地方的田地可以连续耕作，而邺还需保留隔年休闲之制。秦在经济上的发达程度似不及魏，故商鞅变法后犹有爰田的残余。

　　（吴荣曾） 
　


    
袁晁
  　　袁晁

　　（？～764） 唐中叶浙东农民起义领袖。明州（今浙江宁波南）人。初为小吏。安史之乱时期，唐政府在江浙一带加紧搜括，这一地区的农民纷纷反抗。当地统治者命令袁晁擒捕，他拒不受命，于宝应元年（762）在明州翁山（今浙江定海东）聚众起义。八月攻克台州（今浙江临海），赶走刺史史叙。随即建元宝胜，署置公卿数十人，都是农民出身。一时，“民疲于赋敛者多归之”。起义军向北、西、南发展，先后攻下越州（今浙江绍兴）、衢州（今属浙江）、信州（今江西上饶）、温州（今属浙江）、明州、杭州（今属浙江）及婺州（今浙江金华）等十余州，参加义军的群众达二十余万人，与附近起义的方清、陈庄等部相呼应，形成对唐朝的严重威胁。唐统治者十分恐慌，急令李光弼镇压。光弼部将张伯义、王栖曜等首先集中全力进攻袁晁。九月，信州沦于唐将领张镐之手。十二月，义军失利于衢州。广德元年（763）三月，袁晁与唐军大战于台州，连日十余战，终以众寡悬殊而失败，袁晁被俘。不久，其弟袁瑛所率残部也被镇压，起义终告失败。二年十一月，袁晁被执送长安，遇害。

　　（胡如雷） 
　


    
袁崇焕
  　　袁崇焕

　　（1584～1630）　明末著名军事统帅。字元素。广西藤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福建邵武知县。时明军在辽东与后金对峙，日趋被动。崇焕虽身为知县，却天下为己任，以边才自许。天启二年（1622），入京朝觐，因御史侯恂之请，被破格擢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清太祖努尔哈赤夺占广宁，大臣廷议守山海关，以防御京师。危急之际，崇焕单骑巡阅山海关内外，还朝备陈关上形势和方略，请兵御守山海关。廷臣称其才，升为佥事，监督关外军。他力主坐镇宁远（今辽宁兴城），守关外以捍关内，深为大学士、蓟辽督师孙承宗之倚重。修筑关外重镇宁远城，进兵备副使，再进右参政。后高第继孙承宗任蓟辽督师，崇焕拒绝执行高第撤守关内的命令，刺血为书，激励将士，誓死守卫宁远孤城。大败后金十万围攻大军，炮伤努尔哈赤，赢得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宁远大捷”），一扫明军望敌而溃的暮气，收复辽西大片土地。

　　袁崇焕墨迹

　　袁督师庙　北京

　　朝廷擢其为右佥都御史、辽东巡抚。时魏忠贤遣其党羽刘应坤、纪用等出镇辽东，他抗疏进谏，不纳。七年，后金兵渡鸭绿江南下，他采取积极战略，遣将修缮锦州、中左、大凌三城，破后金主力，取得宁锦大捷。战后终因不附魏忠贤，被其党所劾去职。熹宗崩，崇祯即位，魏忠贤被诛。朝臣纷请召袁崇焕还朝。崇祯元年（1628）命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七月入都，帝召见平台。他慷慨陈词，计划以五年时间恢复辽东，并疏陈方略，依靠辽东人民保卫辽东土地，筑城屯田，坚壁清野，待机而进攻，对当时辽东军事形势作了全面的估计和筹划。到任后，即加强防守，收复失地，安抚流亡。杀皮岛（今朝鲜椴岛）守将毛文龙，整顿军制，以严明纪律。翌年，清太宗皇太极避开其防守地区，率军十万取道喜峰口入关。崇焕闻讯自辽东千里驰援，十一月抵达蓟州（今天津蓟县），在后金攻占遵化、直抵北京城下的紧急关头，率军入卫京师，与后金兵鏖战于广渠门外，取得京师之捷。皇太极屡受重挫之后，乃设反间计，朝士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崇祯性情多疑，听信谤言，崇焕竟被下狱，三年八月被冤杀。有《袁督师遗集》。

　　（万明） 
　


    
袁绍
  　　袁绍

　　（？～202） 东汉末军阀。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出身名门大族，自曾祖父起四代有五人位居三公。少折节下士，知名当世。灵帝死，大将军何进与司隶校尉袁绍合谋诛宦官，事泄，何进被杀，袁绍率军尽诛宦官。董卓专权，绍政见不同，逃奔冀州。董卓拜其为勃海太守。初平元年（190），关东州郡牧守联合起兵以过董卓，袁绍被推为盟主，自号车骑将军，声势颇大。董卓畏惧，挟汉献帝西入关中，不久被杀。关东军内部开始互相兼并，袁绍夺取冀州牧韩馥地盘，自领冀州牧，此后又夺得青州、并州。初平四年进攻黑山起义军，杀数万人。建安四年（199），袁绍消灭幽州公孙瓒。至此，袁绍已跨据黄河下游的四州之地，领众数十万，成为当时最大割据势力。豪强为其社会支柱，恣意兼并；下民则贫困痛苦，倾家不足交纳租赋。同年，袁绍准备向曹操发起进攻，直捣许都，劫夺汉帝。监军沮授、谋士田丰劝其进屯黎阳，据守黄河，以逸待劳。遣精骑以搔扰曹军，这样不出三年可击败曹操。而以郭图、审配为代表的一部分将领主张迅速决战。袁绍采纳后者的意见。五年，袁绍发布讨曹檄文，率十万大军、战马万匹，进军黎阳。当年与曹操决战于官渡（见官渡之战）。袁绍兵力虽数倍于对方，由于丧失民心，主骄将侈，又“有才而不能用”，故被曹操偷袭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火烧全部军粮，主力七万多人被消灭，只与其长子袁潭带八百多骑败回河北。两年后惭愤病死。诸子亦败灭，所据之地尽并于曹操。

　　（祝总斌） 
　


    
袁世凯
  　　袁世凯

　　（1859～1916） 北洋军阀首领，中华民国大总统。字慰庭，号容庵。河南项城人。

　　叔祖甲三以督办安徽团练镇压捻军起家，累官至漕运总督。父保中系地方豪绅。叔父保庆曾在甲三军中带兵，官至江南盐巡道。袁世凯自幼过继保庆为嗣子，少年时随嗣父先后到济南、南京等地读书。保庆死后，复随甲三子、户部侍郎袁保恒至北京就读。1876年（光绪二年）和1879年，两次乡试都未考中，遂决计弃文就武。1881年5月，袁世凯至山东登州，投靠保庆的结拜兄弟吴长庆，任“庆军”营务处会办。吴长庆为淮军统领，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次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当时朝鲜和中国有宗藩关系，吴长庆受命前往镇压。袁世凯负责前敌营务处，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吴长庆回国。由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举，袁世凯任驻汉城清军“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12月，朝鲜开化党在日本驻汉城公使馆支持下发动政变，捕杀事大党多人。袁世凯闻讯率领清军干涉，使事大党重掌政柄。日本政府借此要挟，袁被调回国。次年，复任清政府“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并以道员升用，加三品衔。1893年，升为浙江温处道，仍留在朝鲜。至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化装逃出汉城，回到天津。战争爆发后，被派赴东北前线，协助前敌营务处周馥，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由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等奏派扩练驻天津小站的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聘德国军官十余人担任教习，又从天津武备学堂中挑选百余名学生任各级军官，并引用和培植一批私人亲信，以加强对全军的控制。这些人以后大都成为清末民初的军政要人。如徐世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曹锟、张勋等。小站练兵是清末新式军队发展的转折点，也奠定了袁世凯一生事业的基础。从此，声誉鹊起，扶摇直上。1897年，擢直隶（今河北）按察使，仍主持练兵。

　　时康有为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蓬勃开展，袁世凯捐资参加强学会，以示赞同维新。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密谋发动政变，推翻新政，光绪帝处境孤危，遂接受了维新派“抚袁（世凯）以备不测”的建议，于9月16日召见袁世凯，特赏候补侍郎。次日，维新派谭嗣同密访于法华寺，要求他统率新军进京，“除旧党，助行新政”。袁世凯当面应允，但随即回天津向慈禧太后的宠臣、直隶总督荣禄告密。21日，慈禧太后囚禁光绪帝，宣布重新临朝“训政”。次年6月，袁世凯升任工部右侍郎。12月，署理山东巡抚，率领全部新军（时称“武卫右军”）前往济南。时山东境内义和团运动爆发，他认定义和团为“左道邪教”，派兵到各州县残酷镇压。一跃而成为中外所瞩目的实力人物。1901年11月，继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次年实授，权势更加显赫。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施行新政。袁世凯表示极力拥护，并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1902年，兼任政务处参预政务大臣和练兵大臣，在保定编练北洋常备军（简称北洋军）。次年，清政府在北京设立练兵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任会办大巨，掌握实权。创办各种武备学堂，并聘请大批日本军官担任教习。至1905年北洋六镇编练成军，每镇一万二千五百余人，除第一镇系满族贵族铁良统率的旗兵外，其余五镇都在他的控制之下，重要将领几乎都是小站练兵时期的亲信军官。同时，袁世凯还兼任督办电政大臣、督办铁路大臣及会议商约大臣。在此期间，他在发展北洋工矿企业、修筑铁路、创办巡警、整顿地方政权及开办新式学堂等方面，都颇有成效。通过办理新政，他得以“内结亲贵，外树党援”，处心积虑扩张权势，很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庞大的北洋军事政治集团。

　　北洋集团势力的扩张，对掌握中央政柄的满族亲贵集团的世袭地位构成严重威胁，双方权力之争日趋激化。皇室亲贵煽动一些御史上疏屡弹劾袁世凯权高势重，任用私人，甚至预言将步曹操、刘裕后尘。1906年，袁被迫辞去各项兼差，并将北洋军一、三、五、六各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次年，又被调离北洋，到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年幼的溥仪继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为摄政王。次年初，袁世凯被载沣罢去一切职务，令回籍“养疴”。但他的许多部属依然位居要津，实权在握，袁世凯时刻准备东山再起。

　　1911年10月（宣统三年八月）武昌起义爆发，汉阳、汉口相继被革命军攻占。载沣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于10月27日任钦差大臣，节制湖北前线陆海军。11月1日又被任命为内阁总理大臣。指挥北洋军攻占汉口后，即进京组阁，并迫使摄政王载沣退回藩邸，接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又命令北洋军攻占汉阳，迫使革命党人接受了停战议和的建议。12月，派唐绍仪南下与革命党人谈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坚持以清帝退位和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作为选他当大总统的先决条件。于是，袁世凯借革命党人的声势，逼迫宣统帝于1912年2月12日（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退位。次日，向南京临时政府保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1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辞职，参议院一致选举袁世凯继任，并议决请他到南京就职。但他以北京发生“兵变”为借口，拒绝南下。参议院不得不允许他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虽然当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但从就职伊始便极力图谋专制独裁统治。1912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并试图组织政党内阁，以对袁的权力加以限制。因此，袁把国民党视为实行集权的最大障碍，策动北洋军警干涉政治，逼迫国民党人退出内阁，裁减南方各省的革命军队，派人刺杀国民党的领导人宋教仁。同时，拉拢以梁启超为首的清末立宪派，资助他们组成进步党，以此来与国民党人对抗。在外交方面，他得到英国的有力支持，从五国银行团获得两千五百万英镑借款。经过一系列的准备，袁世凯于1913年7月公然派北洋军南下，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把北洋势力伸向长江流域各省。同年10月，袁世凯派军警胁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并取得列强的正式承认（参见彩图插页第129页）。接着，解散国民党和国会，另行召集政治会议和约法会议，作为独裁统治的工具。1914年5月，宣布废除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临时约法》；撤销国务院，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通过这次改组，迫使支持过他的进步党人退出政府，剥夺了段祺瑞等人的军权，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不仅可以终身连任总统，还可以指定继承人。

　　1914年底，袁世凯以为做皇帝的条件已成熟，示意心腹爪牙四出煽动，制造舆论，声言共和制度行不通，只有改为帝制，国家才能富强。为了取得日本政府对帝制的支持，他不惜出卖国家主权，于1915年5月接受了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中的大部分条款（见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不久，又唆使一些北洋官僚政客出面组织筹安会和请愿团，加紧了复辟帝制的活动。至12月11日，御用的参政院以国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推戴他为“中华帝国大皇帝”。在假意推辞之后，于次日发布接受帝位申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准备于1916年元旦加冕登极（见洪宪帝制）。

　　袁世凯重新穿起龙袍在天坛祭祀

　　但是，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全国各阶层的义愤。不仅孙中山、梁启超等人坚决反对帝制，北洋将领段祺瑞、冯国璋等也深为不满。帝国主义列强亦不断对他提出警告。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起义，发动护国战争，讨伐袁世凯。贵州、广西相继响应。北洋派内部危机四伏。袁世凯被迫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年号，起用段祺瑞为国务卿兼陆军总长，企图依靠段团结北洋势力，支持他继续担任大总统。但起义各省不承认他有再做总统的资格。段祺瑞也逼他交出军政实权。广东、浙江、陕西、湖南、四川纷纷通电宣告独立或与袁世凯个人断绝关系，袁世凯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5月下旬忧愤成疾，6月6日在举国声讨中去世。

　　（李宗一） 
　


    
袁枢
  　　袁枢

　　见《通鉴纪事本末》。 
　


    
袁术
  　　袁术

　　（？～199）　东汉末军阀。字公路。汝南汝阳（今河南周口西南）人。袁绍从弟。自曾祖父起四世中有五人位居三公。举孝廉，除郎中，累迁至虎贲中郎将、后将军。避董卓之祸，由京师洛阳出奔南阳，割据其地。南阳户口数百万，手工业、商业较发达，袁术征敛无度，百姓苦之。他对袁绍充当关东牧守的盟主很不服气，远交幽州公孙瓒，而袁绍也联络荆州牧刘表以牵制袁术。初平四年（193），袁术进军陈留，与曹操交战正酣，刘表从襄阳进逼其根据地南阳，袁术被曹操击败，向襄邑（今河南睢县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一带退却。退至扬州九江郡，赶走刺史陈瑀，自领其州，以寿春为根据地。袁术自负出身名门大族，以为海内鼎沸，乃英雄有为之时，不顾部下反对，于建安二年（197）在寿春称帝。称帝后，先为吕布所破，后为曹操所败。在他统治下，“士卒冻馁，江淮间空尽，人民相食”。四年，袁术资实耗尽，众叛亲离，想前往青州投靠袁绍长子袁潭，又怕曹操邀击，愤惭呕血死。袁术一生，罪恶累累，后代史家称他“无毫芒之功，纤介之善”。

　　（祝总斌） 
　


    
圆明园
  　　圆明园

　　清代著名的皇家园林。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即清圣祖玄烨）将北京西北郊畅春园北一里许的一座园林赐给第四子胤禛，并亲题园额“圆明园”。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即清世宗胤禛）在圆明园南面增建宫殿衙署，占地面积由原来的六百余亩扩大到三千余亩。此后，圆明园不仅是清朝皇帝休憩游览的地方，也是他们朝会大臣、接见外国使节、处理日常政务的场所。乾隆帝（即清高宗弘历）即位后，在圆明园内调整了园林景观，增添了建筑组群，并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兴建了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均属圆明园管理大臣管理，称圆明三园。

　　圆明三园面积五千二百余亩，一百五十余景。其中最著名的有上朝听政的正大光明殿，祭祀祖先的安佑宫，举

　　焚烧后的大水法残亦（摄于19世纪末叶）

　　乾隆时期铜版画《圆明园·大水法》（西洋楼）

　　行宴会的山高水长楼，模拟《仙山楼阁图》的蓬岛瑶台，再现《桃花源记》境界的武陵春色。一些江南的名园胜景，如苏州的狮子林，杭州的西湖十景，也被仿建于园中。长春园内还有一组欧式建筑，俗称西洋楼。

　　圆明园还是一座大型的皇家博物馆，收藏着许多珍宝、图书和艺术杰作。

　　咸丰十年（1860）8月，英法联军攻入北京。10月6日，占领圆明园。从第二天开始，军官和士兵就疯狂地进行抢劫和破坏，为了迫使清政府尽快接受议和条件，英国公使额尔金、英军统帅格兰特以清政府曾将英法被俘人员囚禁在圆明园为借口，命令米启尔中将于10月18日率领侵略军三千五百余人直趋圆明园，纵火焚烧。这场持续了两天两夜的大火，将圆明园烧成一片废墟。

　　同治年间（1862～1874），慈禧太后准备修复圆明园。后因财政困难，被迫停止。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又一次遭到破坏。清朝覆灭后，一些军阀、政客、官僚，纷纷从圆明园盗运建筑材料，圆明园遗址遭到进一步破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分重视圆明园遗址的保护。1979年，圆明园遗址被列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后，圆明园遗址的整修工作逐步展开。（参见彩图插页第115页）

　　（王道成） 
　


    
圆仁
  　　圆仁

　　（794，一作793～864） 日本入唐求法的天台宗僧人。俗姓壬生氏。下野国（今日本枥木县）人。九岁出家，师事广智，十五岁师事最澄。838年随遣唐使到中国，847年携带大批经典和佛像、佛具等自登州（今山东蓬莱）乘船归国。在京都比叡山延历寺任第三世天台座主，兼传密教，著《金刚顶经疏》、《苏悉地经略疏》，为日本天台密教奠立了基础。圆寂后，朝廷赐号慈觉大师，为日本大师称号之始。

　　圆仁留唐近十年，他广泛寻师求法，曾到五台山巡礼，足迹遍及今江苏、安徽、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河南诸省，并留居长安近五年。他用汉文写的日记《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是研究唐代历史的宝贵资料。圆仁的记述涉及唐王朝皇室、宦官和士大夫之间的政治矛盾，他与李德裕、仇士良的会见，社会生活各方面如节日、祭祀、饮食、禁忌等习俗，所经过的地方的人口、出产、物价，水陆交通的路线和驿馆，新罗商人在沿海的活动和新罗人聚居的情况等等。关于唐代南北佛教寺院中的各种仪式等，圆仁更有详细记载。他在唐时适值武宗废佛（见会昌废佛），关于845年（唐会昌五年）正式下诏废佛之前对佛教徒的种种迫害措施以及朝廷大臣、宦官对废佛的不同态度，不同年龄的僧尼和外国僧人所受的不同待遇等等，在其书中都留下了生动的第一手资料。

　　参考书目

　　小野勝年：《入唐求法巡禮行记の研究》Ⅰ-Ⅳ卷，铃木学衍财团，东京，1964～1969。

　　（周一良） 
　


    
月赤察儿
  　　月赤察儿

　　（&Ouml;■ci■cer，1249～1311）元前期大臣。又译月赤彻儿。蒙古许兀慎（Hühü■sin）氏，成吉思汗“四杰”之一博尔忽之曾孙。年十六，以勋臣后裔召入朝为怯薛官，至元十七年（1280），任第一怯薛长。次年，授宣徽使，掌管宫廷饮膳、怯薛给授、诸王赏赐及蒙古人民财赋等事务。曾率所部怯薛和属僚参与开凿通惠河。三十年，加授知枢密院事，仍为宣徽使，与伯颜、安童、完泽等同为元世祖忽必烈亲信重臣。大德四年（1300），拜太师。当时，海都、笃哇势力强盛，常侵掠漠北，于大德二年，乘守边诸王备御怠忽之机，大败元军。元成宗铁穆耳急遣皇侄海山（元武宗）出镇称海，统领防边诸军；五年，又派月亦察儿到漠北，辅佐晋王甘麻剌督军。这年秋，海都、笃哇大举东犯，月赤察儿分领一军，配合海山、甘麻剌等，与敌激战于帖坚古山，击退敌军。十年，又率军从海山西逾按台山（今阿尔泰山），讨伐叛王明里铁木儿（阿里不哥子）等，降之，并掠取察八儿妻子、部众十余万口而还。

　　十一年，武宗即位，立和林等处行中书省，以月赤察儿为行省右丞相，封淇阳王，漠北诸王、诸将皆听其指挥。时西北叛王部众多归降，月赤察儿奏请移军驻戍并屯田于按台山之北，而安置降人于山南，以便防范，于是西北边境安宁。因功先后受赐江南田万亩，又得增赐清州民户一万七千多户为食邑。至大四年（1311）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入朝，病死于大都。

　　（陈得芝） 
　


    
乐毅
  　　乐毅

　　战国时名将。中山灵寿（今河北灵寿西北）人，魏将乐羊之后。因贤而好兵，为赵人所推举。及赵武灵王沙丘之乱，乐毅离赵至魏。后闻燕昭王立志报齐之仇而广延天下贤士，于是由魏使于燕。燕昭王待以客礼，遂委质为臣，任亚卿。燕昭王经过长期准备，欲出兵伐齐。乐毅认为齐乃霸国之余，不易独攻，乃亲自出使约赵，别遣使约楚、魏等国共伐齐。燕昭王二十八年（前284），燕悉起兵，以乐毅为上将军，赵惠文王又以相国印授之。于是乐毅率燕、赵、秦、韩、魏五国之师伐齐，济西一战，大破齐军。乐毅遣还诸国军队，独率燕军乘胜深入，攻下齐都临淄（今山东淄博东北）。燕昭王亲至济上劳军，封乐毅于昌国（今山东淄博东南），号昌国君。除莒（今山东莒县）、即墨（今山东平度东南）外，齐七十余城先后被乐毅攻下。乐毅于整军经武的同时，还在齐地采取了一些收拢人心的政治措施。燕昭王死后，继位的惠王与乐毅有旧隙，齐将田单便乘机纵反间于燕。燕惠王误使骑劫代将而召还乐毅，乐毅畏诛，遂西奔赵，被封于观津（今河北武邑东南），号望诸君。乐毅去后，燕破军亡将，齐乘势复国。燕惠王悔惧，使人谢于乐毅，乐毅则报书于燕惠王以自明心志。是后燕复封乐毅子乐闲为昌国君，乐毅则兼为燕、赵出力，两国皆任之为客卿。后乐毅卒于赵。

　　（葛志毅） 
　


    
岳飞
  　　岳飞

　　（1103～1142）南宋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字鹏举。河北西路相州汤阴（今属河南）人。出身农家，曾当佃客。宣和四年（1122），投军，参加征辽之役。靖康元年（1126），金军南侵，攻破东京开封府（今属河南），康王赵构在相州（今河南安阳）建置兵马大元帅府，岳飞志愿从军抗金。

　　建炎元年（1127），北宋亡，宋高宗赵构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即位，岳飞上书言事，力请高宗返回开封，恢复失地，被宋廷削夺军职。后随张所、王彦、宗泽等抗击金军，屡立战功。建炎三年冬，金完颜宗弼率军渡江，企图一举灭宋。岳飞时任江、淮宣抚使司右军统制，当各军溃败之际，整饬所部，招集散兵游勇，转战广德军（今安徽广德）等地。建炎四年，又率军屯驻宜兴县。金军自临安府（今浙江杭州）沿运河北撤，岳飞率军袭击常州，克复建康府（今江苏南京），金军退至江北。宋廷委派岳飞任通、泰镇抚使，驻军于江北泰州（今属江苏），进援楚州（今江苏淮安），在承州（今江苏高邮）等地与金兵鏖战，因众寡悬殊，被迫退军江南。绍兴元年（1131），岳飞隶属张俊，转战于江南西路和淮南西路，击破盗匪李成军，招降张用。绍兴二年，又出兵荆湖南路和广南东、西路，击破盗匪曹成军。绍兴三年，镇压了吉州（今江西吉安）和虔州（今江西赣州）的农民起义军。绍兴四年，任江南西路、舒、蕲州兼荆南、鄂、岳、黄、复州、汉阳军、德安府制置使，统兵北上，破金与伪齐联军，克复郢州（今河北钟祥）、襄阳府（今属湖北）、随州（今湖北随县）、邓州（今河南邓县）、唐州（今河南唐河）和信阳军（今河南信阳），自承宣使晋升节度使。当年冬，出兵救援庐州（今安徽合肥），击败金、伪齐军。绍兴五年，晋升两镇节度使，采用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镇压为辅的策略，瓦解了洞庭湖一带的杨么起义军（见钟相、杨么起义），自制置使升招讨使。绍兴六年，又迁宣抚副使，再次出师北上，攻占镇汝军、虢州（今河南卢氏）、商州（今陕西商县）、西京河南府的伊阳（今河南嵩县）、长水（今河南洛宁西南）等地。当年冬，又击破金军与伪齐军的进犯，兵临蔡州（今河南汝南）。绍兴七年，升任宣抚使，计划并统刘光世等军，大举北伐，并提议丧失生育能力的宋高宗建储，遭高宗、秦桧等人猜忌，宋廷取消北伐计划。绍兴八、九年，岳飞反对高宗、宰相秦桧等人降金乞和，重申收地两河，唾手燕云的壮志。

　　绍兴十年，金军毁约南侵，宋廷被迫命令各军抵抗。岳飞早已制定了“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此时便挥师大举北上，分兵攻占北至郑州、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等处的广大地域，派遣梁兴等深入黄河以北，组织游击军，袭扰金军后方。金朝都元帅完颜宗弼乘岳家军兵力分散之机，亲率大军反攻。岳家军先后在郾城、颍昌（今河南许昌）等地，以少击众，大败金军主力（见郾城之战）。宋廷反而迫使岳飞班师。绍兴十一年，出兵增援淮西，旋被招回临安。罢宣抚使，改任枢密副使，解除兵柄。岳飞仍反对和议，力图保全韩世忠及其旧部，遭秦桧党羽弹劾，罢官赋闲。十月，秦桧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设置冤狱，诬陷岳飞。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1.27），被害于大理寺狱，其子岳云和部将张宪也惨遭杀害。

　　宋孝宗赵眘继位后为岳飞平反昭雪。淳熙五年（1178），谥武穆。宋宁宗嘉泰四年（1204）追封鄂王。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改谥忠武。

　　岳飞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民族英雄，南宋最杰出的将帅。他重视人民抗金力量，提出和贯彻了“连结河朔”的战略方针，主张黄河以北的游击军和正规军互相配合，夹击金军，以收复失地。岳飞治军，赏罚分明，纪律严整，又能体恤部属，以身作则，岳家军号称“冻杀不拆屋，饿杀不打虏”。连金军也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岳飞反对

　　岳飞抗金图

　　宋廷“仅令自守以待敌，不敢远攻而求胜”的消极防御战略，一贯主张积极进攻，以夺取抗金斗争的胜利。他是南宋初唯一组织大规模进攻战役的统帅。

　　参考书目

　　邓广铭：《岳飞传》（增订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83。

　　王曾瑜：《岳飞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邓广铭） 
　


    
岳钟琪
  　　岳钟琪

　　（1686～1754）清朝名将。字东美，号容斋。四川成都人。康熙五十年（1711），由捐纳同知改武职，任四川松潘镇中军游击。五十七年，任四川永宁协副将。五十八年，准噶尔扰西藏，次年，钟琪奉命率军随定西将军噶尔弼入藏，直抵拉萨，击败准噶尔兵。六十年升四川提督。雍正二年（1724），率军随年羹尧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授三等功，赐黄带。三年，兼甘肃巡抚、署川陕总督。奏请于河州、松潘及丹噶尔寺为互市所，以便各族人民进行交易。五年，在陕甘两省推行摊丁入地。又对四川乌蒙等土司实行改土归流。六年，湖南靖州生员曾静使学生张熙投书岳钟琪，称他是岳飞的后裔，劝他起兵反清。岳钟琪向朝廷告发，曾静等被捕解京，构成雍正朝最严重的文字狱，杀戮惨重。雍正年间，屡征准噶尔。官拜宁远大将军。后因刚愎自用，坐失战机，致使准噶尔入犯哈密，劫掠牲畜，抢夺粮饷，被大学士鄂尔泰、副将军张广泗所劾，削爵夺职，拘兵部，后获释家居。乾隆十一年（1746）金川之役（见大小金川之役），师久无功，因钟琪久官四川，以总兵衔启用。不久，授四川提督。十四年正月，随经略大学士傅恒参与大金川之战，轻骑入勒乌围，说降大金川土司沙罗奔，金川平定。加太子少保，授兵部尚书衔，还四川提督任，赐号威信。乾隆十九年，于镇压陈琨起义时，病死于四川资州（今四川资中）。谥襄勤。著有《薑园集》、《蛩吟集》等。

　　岳钟琪沈毅多智略，御士卒严，而与同甘苦，人乐为用。终清之世，汉族大臣拜大将军，满洲士卒隶麾下受节制，唯他一人。高宗称之为“三朝武臣巨擘”。

　　（刘如仲） 
　


    
越
  　　越

　　中国古代南部民族名。有狭广两义。狭义指先秦时建都会稽（今浙江绍兴），战国初一度强大争霸中原的越国及其部族，在楚怀王二十三年（前306）已为楚国所灭，其部族首领仍称越君。或楚威王七年（前333）为楚所灭；或说，终战国之世，虽为楚所削，但一直延续到秦统一六国。广义是对战国、秦、汉时期长江下游即“自交趾至于会稽七八千里”沿海地区（略当今苏、浙、闽、台、粤、桂六省及越南北部）及其土著居民的泛称。这一地区为《禹贡》扬州之域，故又称“扬越”；因其居民“非一种”，“各有种姓”，故又称“百越”或“越人”。据其语言、习俗和地域的差异，秦汉时的越人依当时的称谓亦可分为瓯闽、南越、西瓯、雒越四个地区的一些部族。

　　瓯闽（略当今浙、台、闽一带）源出先秦之越。越国在战国后期为楚所“灭”，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继灭楚之后，降服了越君，以其地置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北徙越民于乌程、余杭、黟、歙、芜湖、故障等地（今苏、皖、浙接壤地带），而谪徙中土之民以实之。次年，秦统一六国，随即派遣五路大军五十万人进行统一百越的战争。一军指向相传为勾践后裔的瓯闽地区的闽越王无诸和东海王摇，两王都被废黜为“君长”，以其地置闽中郡（今福建福州）；四军指向南越、西瓯（今两广地区），开“新道”、凿“灵渠”以行军运粮，西瓯君译吁宋战死，在南越、西瓯设置南海郡（今广东广州）、桂林郡（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内）、象郡（今广西崇左境），大徙中原之民与百越杂处，共同开发珠

　　越人用器陶匏壶

　　广州龙生岗出土

　　江流域。但西瓯部分余众退据丛林继续抵抗，并曾挫败秦军，秦军统帅屠睢死于此役；同时，包括台、澎等沿海岛屿在内的“东海外越”也还未被征服。

　　秦二世元年（前209），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爆发（见陈胜、吴广起义），不少早已徙居淮北的越人参加了起义军，被废黜的无诸和摇也率领越人随着鄱君吴芮投入起义行列，在推翻秦王朝的斗争中作出了贡献。秦南海郡龙川令赵佗当时代行南海尉事，乘机起兵割据，“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

　　汉高帝五年（前202），汉王朝建立，以助刘灭项功，无诸复立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治今福建福州）；惠帝三年（前192），“举高帝时越功”，摇也复立为东海王，都东瓯（治今浙江温州），时俗号为东瓯王。高帝十一年，汉封赵佗为南越王，都番禺（今广东广州）。十二年，立越裔南武侯织为南海王，居揭阳（今广东揭阳）。这时，西瓯君长也“南面称王”，南徙雒越（今越南北部）的蜀王子也称安阳王。这种百越地方政权相对独立的局面，随着汉中央集权的逐步加强而发生变化。吕后末（前180年前后），西瓯王、安阳王为赵佗所灭，在雒越设置交趾、九真两郡。文帝初（前179～前174），南海王反，汉击平之，徙其民上淦（今江西新干）。

　　越人用器陶桶　广州华侨新村出土

　　武帝建元三年（前138），闽越攻东瓯，东瓯请举国内徙，“乃悉举众来，处江淮之间”。元鼎五年（前112），南越王反汉，次年汉出兵灭南越，以其地置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并开珠崖、儋耳两郡。元封元年（前110），闽越反，汉出兵讨之，闽越诸将杀其王以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至此，百越各族全部置于汉王朝郡县统治下，完成了秦王朝未能完成的统一大业。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推动下，百越地区的经济、文化有着明显的发展。有些地区的出土文物反映出：汉武帝以后的铁制工具显著增加，文化面貌上的民族特点逐渐减弱。部分百越族与汉族在共同的经济生产与贸易活动以及文化的相互影响中，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瓯闽族与汉族混合的“山越”，在东汉末三国初（公元3世纪初）还很活跃，到南北朝后逐渐从历史上消失。在另方面，岭南百越却长期留存。东汉建武十六年（公元40），交趾雒越征侧、征贰曾发动反汉斗争，“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延至建武十九年始克讨平。西瓯，东汉称乌浒，人口众多，灵帝建宁三年（170），郁林太守谷永曾招抚十余万，开置七县。魏晋以后，岭南百越有蜒、儴、俚、僚、■等名称，“随山洞而居”，分布很广，他们是今天壮侗语各族的先民。

　　秦汉时永昌郡西南（今云南省西南与老挝、泰国、缅甸接境地带）的掸国和滇越，珠崖、儋耳的“雒越”，也是百越的一部分，他们当时还较原始，使用“木弓弩，竹矢，或骨为镞”，但也都为开发祖国边疆作出了贡献。

　　（蒙默） 
　


    
越
  　　越

　　春秋末霸国。《史记》以为其君主是夏王少康的苗裔，为姒姓。《世本》则以为乃芋姓。春秋中期始见其与楚盟会，后吴楚交兵，楚采取联越制吴的策略，越人常随楚攻吴，吴、越遂成世仇。公元前506年，吴王阖闾破楚入郢，越军乘虚入吴，为楚声援。越王勾践元年（前496），吴王阖闾伐越，战于檇李（今浙江嘉兴南），吴军兵败，阖闾受伤致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勾践三年，夫差大破越军，勾践率五千残兵退保会稽山，卑词厚礼，忍辱乞降。勾践卧薪尝胆，不忘会稽之耻，他着手改革内政，休养生息，以恢复实力。勾践十五年，越军终于趁夫差北上争霸而国内空虚之机，袭破吴都，杀死吴太子。夫差返国后无力报复，只得忍让言和。其后越军不断进攻，勾践二十四年，吴都被围三年后城破，夫差自杀，吴国终被越国吞并。勾践破吴后，亦北上聘问中原诸侯，宋、郑、鲁、卫等国归附，并迁都琅邪（今山东胶南南），与齐、晋诸侯会盟，经周元王正式承认为霸主。兰时齐、晋内部矛盾尖锐，楚国元气未复，越在四强中最为强盛。进入战国，越势渐衰，越王翳迁都还吴（今江苏苏州），已无力与诸强角逐。楚威王（前339～前329在位）时，越王无彊兴兵伐楚，大败被杀，越遂被楚吞并，其王室贵族也散逃四方，各自称王称君，服属于楚。

　　（罗世烈） 
　


    
云梦秦律
  　　云梦秦律

　　秦律早已亡佚，现在所看到的部分秦律，是1975军从湖北云梦秦墓中发掘所得，因此称为云梦秦律。这些秦律书写在六百多支竹简上，其中包括律文、问答和其他一些文书资料，总共约有一万七千字。律文是秦国从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陆续制订和颁布于世的，是今天所能见到的中国古代最早的法律条文。这批秦律资料已全部著录在197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睡虎地秦墓竹简》一书里。（参见彩图插页第16页）

　　每条律文之后常系有律名，计有《效律》、《田律》、《厩苑律》、《仓律》、《金布律》、《关市律》、《工律》、《徭律》、《均工》、《司空律》、《军爵律》、《置吏律》、《传食律》、《行书》、《内史杂》、《尉杂》、《属邦律》、《除吏律》、《游士律》、《除弟子律》、《中劳律》、《藏律》、《公车司马猎律》、《傅律》、《屯表律》、《捕盗律》、《戍律》。除律以外，还有《工人程》、《封诊式》、《牛羊课》之类的单行法令或条款资料。后世称有的律文为程、式，大概起源于秦。以上诸律，仅《效律》首尾完具，其余皆为摘抄，有的可能还经过抄写人的删节和简括。尽管出土的秦律仅是选抄了秦律一部分，但从众多的律文名目来看，知道秦律分类已臻于相当细密的程度。

　　云梦秦律很大一部分内容属于官府行政法规性质，可见秦的大小官府机构，都制订有若干规章制度。官吏若有违反，就可构成犯罪。由于秦执法很严，凡官吏有舞弊或贪污受贿者，都将受到很重的惩罚。律文中也有一部分和军事有关，其中包括对军队的训练和军纪、奖惩等内容。再有如《田律》之类，是为保护水流、山林等自然资源而制订。保护官府和国家的利益，在秦律中置于重要的地位。

　　法律答问共一百八十七条，和《唐律疏议》里的问答相似，是为解释法令条文而编订的，而且也和法令条文一样地具有法律效力。问答中所涉及的范围很广，以伤害人身、侵犯财产之类的刑事犯罪内容居多。云梦秦律并未选抄盗律、贼律之类的条文，但通过一部分答问可以了解到有关盗律、贼律的某些内容。从问答来看，秦律禁止民间相互斗殴，凡因斗殴而伤害别人肢体发肤的，都要受到较重的刑罚。对盗窃犯的惩处尤为严酷，若偷盗赃物价值满一百一十钱者，便被判处徒刑服苦役若干年；甚至偷采价值在一钱以下的桑叶，也将罚徭三十天。窝赃、分赃都要受重罚。对于盗窃未遂者也要科以严刑。以上情况表明。任何对私有财产的侵犯，都要受到法律的无情惩处。

　　秦律中的刑罚有以下几种：一、死刑：主要有弃市和磔。二、肉刑：有斩足、宫、劓、黥等残害肢体刑。三、徒刑：将犯人拘禁起来，并使服苦役，受这种刑的罪人被称为刑徒，后世徒刑之名即从此沿袭而来。这种刑罚依轻重分为城旦舂、鬼薪、白粲、隶臣、司寇几等。城旦舂又分为黥劓城旦和完城旦。黥劓城旦为徒刑中最重者，故须兼受肉刑，可见秦的徒刑和后世亦不尽相同。从城旦到司寇依次减轻，但拘禁年限不详。秦律中徒刑是常用的刑罚，从盗窃、伤人到官吏的严重渎职，都可判处此刑，故刑徒人数很多，从而使官府获得大量的无偿劳力。史载秦二世胡亥时修建骊山陵墓等大规模工程，使用的刑徒达七十万人之多。四、迁刑：迁为流放之意，史载始皇将嫪毐舍人迁蜀，秦律中屡见迁犯人于蜀边县的话，则蜀是秦经常流放罪人的地方。五、笞刑：即鞭笞之刑，秦律中有笞五十、笞百之类的话。六、赀罚：赀是法律要求罪人向官府交纳财物或提供劳役以达到惩罚的目的。官吏因失职等过失而常常被判以赀盾、赀甲的处分，对于平民则常常判以赀徭之罚。秦律允许某些罪人可用钱财赎罪，律文中常提到赎黥和赎耐，即被判处肉刑或徒刑的罪犯若能交　纳赎金，便可免受刑罚。除钱财外，秦律规定罪人可用自己的军功爵或输纳奴隶赎罪。赎罪制的存在，表示法律在富人和贫人之间是偏颇不平的。

　　从秦律来看，秦已有一套较为细致的检验制。案件发生后，由县令史负责现场及物证的勘查，如属伤人及杀人案件，令史还派法医对伤者或死者作详细的检查。判刑时也按案情的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如犯罪出于过失，就要比故犯为轻。犯人如同时犯数罪，则按其中最重者判刑，罪犯如能自首或检举同伙或他人，可以获得从轻处理。和罪犯有亲属、僚属、邻伍关系的，常常要为共同承担法律责任而受株连。对于控告不实或诬告者要反坐。犯同样罪的人，量刑时视其官爵高低或社会地位不同而有所差别。先秦时有的法家标榜“刑无等级”，秦律中并不存在这种情况。

　　云梦秦律不仅是研究秦从战国到统一后刑法制度的重要依据，而且也是了解秦的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宝贵史料。

　　（吴荣曾） 
　


    
云南回民起义
  　　云南回民起义

　　18世纪50～70年代，云南地区回族人民在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下掀起的大规模反清起义。1856年（咸丰六年），在清朝地方官挑拨下，回、汉人民为争夺南安（今双柏）石羊银矿而发生冲突，遂即转化为起义。之后，云南各地回民相继揭起义旗：马金保、兰平贵起于姚州（今姚安）；杜文秀起于蒙化（今巍山）；马复初起于新兴州（今玉溪）；马如龙起于建水；徐元吉起于澄江；马凌汉、杨振鹏起于昆阳（今晋宁）；马联升起于曲靖，马荣起于寻甸。这些分散各地小股起义队伍，很快形成两支势力强大的起义军。一支以马复初、马如龙为领导，统率徐元吉、杨振鹏等部活动于云南东部、南部；另一支以杜文秀为领导，活动于云南西部。

　　活动于云南东部、南部的起义军，兵马众多，声势很大，但起义军领导者马复初、马如龙皆为回族上层分子。没有反清到底的决心。1857～1861年间，三次围攻省城昆明，时战时和，一直未能攻克，最后投降。

　　杜文秀领导的西部起义军，自蒙化起义后一直坚持抗清，得到各族人民支持与响应。起义军攻克大理后，杜文秀被推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号令，蓄发易服，旗帜尚白，以甲子纪年，联合汉、彝、白等民族建立政权。大理政权在军事上不断打击清军，使起义势力不断扩大，控制云南大半省份。与此同时，起义军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推行一系列加强政治统治与发展社会生产的措施，深受滇西各族人民拥护与支持。1867年（同治六年），起义军二十余万兵分四路，东下围攻昆明，起义势力发展到顶点。然而起义军长期列兵城下，围而不攻，致使清军利用时机重新调整力量。1869年，在清军猛烈反攻下，围城战役失败，此后局势急速逆转，步步失利。1873年，清军兵临大理城下，起义领袖杜文秀服毒后出城与清军议和，被清军杀害。清军统帅岑毓英背弃议和诺言，纵兵血洗大理城。至此，坚持十八年的云南回民起义宣告失败。

　　（马汝珩） 
　


    
云南铜矿
  　　云南铜矿

　　清代重要的矿冶业之一。云南矿藏丰富，尤以铜、锡著名。元统一云南，驱使漏籍户开采铜矿。天历元年（1328）课铜两千余斤，是全国唯一铜课。明初行官矿制，宣德罢官矿，渐以民营为主，年产不足万斤。嘉靖以后，年产亦不过十五万斤左右。至清代，滇铜年产一千余万斤，产量盛时约占全国铜产量的95％以上，是清代全国铸钱业的原料基地。康熙朝（1662～1722）恢复生产，采冶技术视前亦有发展。

　　滇铜的采冶技术清代探矿技术仍停留在凭经验识别地势、地貌、据苗引找矿。滇铜亦然。采矿则阴■甚少，多是沿苗脉凿硐，硐内再分类。主要是斜巷入山，深者长达数里，逐级开采。硐内用木架镶。通风用风柜（大风箱），长巷另开风硐。照明用油灯盏。云南铜矿已广泛利用较为先进的唧筒原理排水，即用人力拉竹木制成的“龙”（往复泵）排水。一个大矿需设龙百余，用工千人。采矿全靠人力锤凿，用麻袋、吊筐背出。劳动条件恶劣，遇积水、崩塌，死者多至数百。采掘工的生产效率一般在日产二三十斤。冶炼方面，在矿石洗拣后，有配矿技术，即将含铜成分不同的矿石相搭配，间用白石、黄土作媒剂，使炉温均匀，同时熔化，易流。所用冶炉均为高炉型。大者高一丈五六尺，小者高七八尺；进料、放渣、出铜及鼓风各有孔道；较之《天工开物》所记明代冶炉（高五尺）颇有进步。另有精炼炉，属平炉型。大炉所炼铜板纯度约80～85％，精炼后可达90％，是当时最佳水平。滇铜多贫矿，须先烧结，再入炉炼，往往须反复烧炼多次，最后失败者亦有之。

　　滇铜的生产与铜政铜系铸币材料，清廷极为重视，管理严格，称铜政。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棠对滇矿实行招商开采，抽税20％，并定奖励办法，产品听民自售。一时各地商人来投资者甚多。四十四年，云贵总督贝和诺建议清廷实行“官买余铜”政策，即除20％铜课外，余铜由官府强制收购。另由官府发给“官本”，属预付货款性质，下月交铜时扣还；商民不借官本者，亦须运铜至官铜店交官收购。官收价每百斤银三至四两，不足市价一半。又派官驻厂监督生产，设役巡缉私铜。商民不堪苛扰，多逃往山区边地私采、私炼以至私铸。清廷因铸钱需铜，于雍正元年（1723），令云南整顿铜政积弊，并令除税课及官府收买供本省铸币者外，余铜听民自卖。铜产由此转盛，雍正四年至十三年，年产铜由二百一十五万斤增至六百四十九万斤。

　　滇铜生产至乾隆朝前期达到全盛。乾隆三年（1738）突破一千万斤，其后最高年产量达一千三百万斤。京师铸钱局铸钱原料开始以滇铜为主，年供京局四百万斤，称“京铜”。以后年额续有增加。三十五年，户部厘定云南每年运京师铜连同加耗高达六百三十万斤左右，遂成定额。滇铜除供京铜和本省鼓铸外，各省也来滇采购，岁有定额。

　　这期间仍实行“官买余铜”和借“官本”政策，但为维持生产，有若干修正。①乾隆初，课税由20％减为10％，连同加征捐耗等约在14％左右。②二十三年起，对几家大厂加借“府本”各数万两，限四至十年归还。③调整收铜官价，乾隆朝调整约六次，大厂每百斤调至六两四钱（一度达七两），中小厂调至五两余，但仍远低于市价。④三十八年起，准许商民有10％的铜自行卖给铸钱局，称“通商铜”，有的厂准卖20％。此外，滇铜虽说官收，但私采私售从未杜绝，小厂大多以此自存。

　　慎铜分布在七十余县，集中于三个产区：①滇北区。这是最大的产区，包括东川、昭通二府，其中又以巧家、大关、鲁甸、永善等县（厅）为盛。著名大厂汤丹、碌碌均在此区，产量曾占全省70％，京铜即仰赖二厂。②滇西区。包括顺宁（今凤庆）、大理、楚雄、丽江等府，以顺宁、云龙、永北（今永胜）等县（厅）为盛，产量次于滇北区。③滇中区。包括云南（今昆明）、澄江、曲靖、临安（今建水）等府，以易门、路南、蒙自等县为盛。全省采矿厂常在三十个以上，最多时达四十六个。但大厂常有子厂，小厂地方官常不呈报，总数多时在三百厂左右。

　　经营方式　滇铜矿厂结构复杂，一厂有多至四五十个硐，一硐有多至数十个尖者；硐、尖和冶炼的炉房都是生产单位，不一定由一个资本经营。经营方式有：①个体生产。主要在偏僻地区，所采多草皮矿、鸡窝矿；不领官本，无统一组织，产品交炉房炼成铜，除纳课外，余铜自售，产量有限，在滇铜中不占地位。②独资生产。一人出资，购备油米，称“锅头”；雇工生产，称“弟兄”或“亲身弟兄”。大多包采一个尖子，两班轮换，共需弟兄二十余人。此为最小生产单位。一般行“四六分财”制，即生产所得银两，除纳课外弟兄得40％。③合伙生产。临时性合伙，用于初挖矿硐，其有雇工者，亦属弟兄，俟开有成效，即另定厂主。长期性合伙，用于经营成矿，系数人集资，购买油米，按米若干石计股，故称“石分”或“米分”。定有合同，可增资、退伙、转让。这种矿均雇工生产，有用弟兄者，有用“月活”（即工人按月得雇价）者。

　　滇铜生产以大厂为主，占总产量80～90％。大厂需投资十至二十万两，大都为四川、湖广、江浙大商人所办。他们办厂，或独资，或合伙，都以雇佣劳动为主。一个硐至少需有一百个劳动力，连同排水、通风，多者在一千人以上。全省铜矿雇工，盛时约二十至三十万人。云南人口稀少，雇工多来自外省。

　　滇铜的衰落滇铜生产自乾隆中期以后，因旧有各厂开采年久，出矿渐少。乾隆三十一年通省旧厂仅获铜八百万余斤。三十二年解办铜不满七百万斤。从此产量逐年减少，嘉庆后期不得不减少京铜。道光时，大厂除宁台厂外均大量减额，西部新矿区也停止发展。咸丰年间云南爆发了回民起义和哀牢山人民起义，清廷将各矿一律封闭。

　　同治十三年（1874），云南巡抚岑毓英准恢复滇铜大厂，仍支官本，委托绅商经办。但经办者多系所部武弁，经营混乱，自光绪元年至十年（1875～1884），运办京铜只五百万斤，以至官私均赔累不堪。光绪十年，清廷令组织云南矿务招商局，在上海募集商股，并购办外洋机器，用新法开采。办理三年，毫无成效。十三年委唐炯督办云南矿务，十五年又由户部拨款一百万两为官本。唐炯专委天顺祥商号为招商局集股，并聘日本矿师勘探，都无结果，仍是放本收铜，抽课14％，准10％为通商铜。每年解运京铜不足一百万斤。至光绪二十四年，招商局亏损过巨，最后歇闭。直到清亡，滇铜年产量不抵盛时十分之一。

　　清廷办理铜政的官吏多无能之辈，贪污勒索，转运变卖，无事不有。官收政策，尤为祸源。如岑毓英恢复各大厂时，滇铜市价每百斤十五至十八两，而收铜官价只十两左右，导致生产无利可图。加之白银外流，银贵铜贱，铜价不能再加，生产只有停顿。

　　云南铜矿几遍全省，但富矿不多，且开采既久，矿巷日深，转运不易，排水费工，成本大增。道光十二年（1832）起，每年都有“水泄银”补助大厂；一般厂只好夏秋停采，或以淹没报废，即所谓“碉老”。加以“山荒”，燃料匮乏。当时炼铜全用柴炭，精炼还需用松炭，每百斤铜需炭一千斤以上。乾隆后期，林木减少，炭价高昂。其后，富矿愈少，需炭愈多，就更难供应了。

　　（方卓芬） 
　


    
运河
  　　运河

　　中国古代的人工水道。

　　先秦　运河的开凿始于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为发展和外界的交往，在所控制的区域内开凿运河，沟通自然水系。

　　江汉运河，又称扬水、子胥渎，楚庄王（前613～前591）时，激沮水作渠，引江水循入古汉水支流扬水，东北流至今湖北潜江西北注入汉水，沟通江汉。楚灵王（前540～前529）时，又自章华台（今湖北监利北）开渎北通扬水以利漕运。楚昭王（前515～前489）时，伍子胥率吴师伐楚，疏浚此运道以入，故称“子胥渎”。这是目前所知中国最早的运河。

　　古江南河，吴国在阖闾、夫差时期（前514～前473）在太湖地区陆续开凿的运河之一。水出吴都平门（今江苏苏州北门），西北行，穿巢湖（今漕湖）、过梅亭（今江苏无锡东南梅村）、入杨湖（今江苏常州、无锡之间）、出渔浦（今江苏江阴利港）、入长江而抵广陵（今江苏扬州蜀岗）。吴都以南，于今海宁境内开“百尺渎”会古钱塘江，以运送粮秣。古江南河和百尺渎，系江南运河的前身。

　　邗沟，周敬王三十四年（前486）吴王夫差筑邗城（古广陵），并于侧近开沟，引江水北出武广（今邵伯湖）、陆阳（今江苏高邮南）两湖之间，下注樊梁湖（今高邮湖），东北流至博芝、射阳两湖（今江苏宝应东），再西北至今淮安北古末口入淮，以通粮道。这条运河利用当时江、淮之间的泻湖加以联缀而成，运道曲远，是今里运河的前身。

　　菏水，又名深沟。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于今山东定陶东北开深沟引菏泽水东南流，入于泗水，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菏水。其故道相当今山东西南成武、金乡北之万福河。菏水的开凿使原来互不相通的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成为中原地区东西往来的主要航道。

　　鸿沟，魏惠王九年（前361），自今河南原阳县北开大沟引黄河水南流入圃田泽（今河南郑州、中牟之间），又自圃田泽引水至国都大梁（今河南开封）城北，绕城趋南，经通许、太康，注入沙水，再南至陈（今河南淮阳）东南入淮河支流颖水。鸿沟的开凿联结了河、济、濮、泗、菏、瞧、颍、汝、涡等数条河道，形成黄淮平原以人工运河为干流，以自然河流为分支的水运交通网。鸿沟水系的形成是先秦运河草创时期的总结。

　　先秦的运河大多借助当时平原地区自然河流、湖泊分布较密，便于人工开凿连通的有利条件，其工程虽未臻完善，却对后世运河的发展影响深远。

　　秦汉　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重新整治、改造先秦留下的运河，并开凿灵渠，将运河水系推展到岭南地区。

　　丹徒水道，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遣刑徒三千人自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顺应丘陵地势，开凿一条弯曲的河道，东南通吴王夫差所开之古江南河，而至会稽郡（今江苏苏州）。又自今浙江崇德向西南开凿新水道抵钱塘（今浙江杭州）。经过改造整治的人工水道奠定了隋代江南运河的基本走向。

　　灵渠，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在今广西兴安境湘水上游开凿灵渠，分湘水一支西流，经今兴安溶江注入大溶江，沟通湘、漓二水，今称兴安运河。灵渠使长江、珠江两大水系接通，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皆有运河相连，黄河流域的船只可以由水路直航岭南地区，这是中国水运史的一大发展。

　　西汉建都长安，“河、渭漕■天下、西给京师”，但是渭水流浅沙多，河多曲折，船行不便。汉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发卒数十万开关中漕渠。自长安城西北（今陕西西安市郊鱼王村附近）引渭水东流，截灞、沋诸水，经今西安、临潼、渭南、华县以北，至华阴县东北之三河口以西注入渭河。全长三百余里，岁运四百万石以上。

　　蒗荡、浚仪渠，西汉重整鸿沟水系，自河南郡荥阳（今河南郑州西北）引黄河水东流分为两支，南支为蒗荡渠，东南入颍水而注淮；东南支自陈留南分流至阳夏（今河南太康）入涡水。又疏汳水为汴渠。在黄、淮之间组成扇形漕运水系。因同受黄河水补给，屡遭河患侵害。东汉汉明帝刘庄永平十二年（公元69）遣王景治河以后，又修汴渠，自浚仪（今河南开封）分蒗荡水东流至徐州入泗水，时称浚仪渠。积石为堰，垒石门作渠口，使浚仪渠逐渐变成维系黄淮间漕运的骨干水道。

　　阳渠，东汉为解决雒阳供水及联系黄河、洛水的水成，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在雒阳城西开渠引雒水一支绕城而东，纳谷、瀍二水，至偃师复注雒水以通漕，时称阳渠。使山东漕船由黄入济，经阳渠直抵都下。

　　邗沟东支，西汉初年，吴王濞开通沿海一带航运，自今扬州茱萸湾向东至如皋幡溪开凿一条新运河，亦称邗沟，系今通（南通）扬（扬州）运河的前身，为当时重要的盐运水道。

　　魏晋南北朝　建安七年（202）起，曹操陆续在华北平原上开凿了六条运河。①睢阳渠，七年正月曹操治睢阳渠。渠自浚仪西至官渡，东下睢阳（今河南商丘），官渡以上利用鸿沟水源，浚仪以下疏拓睢水河床，唯官渡至浚仪段为新开渠。睢阳渠修成，漕粮有济，曹军遂于官渡之战大败袁绍。②白沟，又名宿胥渎。九年，曹操欲攻袁绍据点邺（今河北临漳邺镇），下枋木成堰，遏淇水东入白沟，以通粮道。③平虏渠，十一年，曹操东征乌桓，为解决漳河、滹沱河与泒河、潞河之间的水运联系而开平虏渠。自平虏城（今河北青县西南木门店），南接滹沱水，北通泒水而入潞河。④泉州渠，同年，曹操为解决泒、潞河与东北方泃河之间的水运联系，又开泉州渠。自今天津市区以东海河下游北穿洼泽而接泃河、鲍丘水。因渠近古泉州县（今天津武清上村）而得名。⑤新河，同年，曹操为解决泉州渠以东至滦河间的水运联系，再开新河。自泉州渠北会鲍丘水东侧的盐关口（今天津宝坻林亭口一带）引水东绝庚水（今州河）、巨梁水（今还乡河）、封大水（今陡河）、缓虚水（今沙河）、素河（今泝河）、清水（今清河），会于濡水（今滦河）。此运河横截数条自然河流，必筑堰闸方得通过，开凿工程比较复杂。⑥利漕渠，十八年，曹操为解决邺都的漕粮和交通，开利漕渠引漳水入白沟，自今河北曲周县南至馆陶县西南。此渠开通，白沟水量增加，漕船可溯漳水直驶邺城城下。

　　曹操主持开凿的六条运河有利于北方统一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河北平原海河水系的形成，并为后世隋炀帝杨广开凿永济渠和通济渠奠定部分河段的基础。

　　曹魏代汉，迁都洛阳，又以许昌、谯、邺、长安为陪都。为便利交通，陆续改造旧水道，开凿新运河。魏文帝曹丕在黄初年间开凿沟通汝、颍二水的讨虏渠，以及沟通洧（今颍水支流）、汝水系的贾侯渠。景初二年（238）开沟通漳水、滹沱水和泒水（今大沙河）的鲁口、白马二渠。正始四年（243）开沟通颍水和汝水的广淮阳、百尺二渠。

　　此外，东晋太和四年（369）桓温北伐前燕，率水军溯泗水至金乡，值大旱，菏、济水断流，命毛穆之开渠三百余里，南接菏水（今山东鱼台附近），北通巨野泽，引汶水入渠，使泗、汶、济三水相连，史称桓公沟。江淮流域船只借助桓公沟可自济水（又称清水）入河，西去陕洛。故义熙十二年（416）刘裕北伐姚秦、元嘉七年（430）宋将到彦之率水军攻魏皆取此水道。淮南和江南地区在魏晋六朝时期也陆续开凿整治了一些运河。

　　破岗渎，三国时，孙吴迁都建业（东晋改称建康），为避长江风涛之险，加强首都与主要经济区太湖流域的联系，于赤乌八年（245）发屯田将士三万人，凿句容中道以通吴（今江苏苏州）、会（今浙江绍兴）舰船，号破岗渎。这条运河起自句容小其（今江苏句容西南），横越高阜，东通云阳西城（今江苏丹阳延陵），与原丹徒水道衔接；西连淮水（今秦淮河），直抵建业城下，沿途修建十四埭用以蓄水。南梁时，因破岗渎每值冬春，行船不便，又在其南另开一条“上容渎”，采取“顶上分流”，沿途筑二十一埭，以改善通航条件。至陈朝，上容渎亦堙，转而更修破岗渎。隋灭陈以后，二渎皆废。破岗、上容渎的开凿，使太湖地区船只一度不需经京口入长江而直至建业。

　　丹徒水道，今江苏镇江至丹阳间的运河。秦朝始凿，初无闸坝设施，地势高仰，河水易于走泄，航行不便。孙吴末年修治丹徒至云阳水道，因杜野（今江苏镇江东）和小辛（今江苏丹阳北）间“皆斩绝陵袭，功力艰辛”而罢。西晋惠帝时，陈敏遏马林溪，引长山八十四溪之水蓄为练湖；东晋元帝时，张闿又建新丰湖，皆为调剂运河水量。晋元帝司马睿子司马裒镇广陵，为运江东粮出京口，建丁卯埭于今镇江东南，使丹徒水道通航条件得到改善，为隋代修治江南运河北段打下了基础。

　　浙东运河，古代钱塘江和姚江之间几段运河的总称。绍兴地区河道纵横，越王勾践时即“以船为车，以楫为马”。西晋惠帝时，贺循至会稽郡（今浙江绍兴）主持开凿水道，疏浚旧河使其连接，自绍兴城下东连曹娥江，西通萧山县钱塘江。南朝于西陵（今浙江萧山西兴镇）建牛埭，挽舟过堰以入江，浙东运河已初具规模。

　　扬口运河，西晋初，杜预镇襄阳，在先秦运河基础上，利用江汉多湖荡的便利条件，开扬口（今湖北潜江境内），穿渠西至荆州（今湖北江陵）城下，连通江、汉二水，使零、桂（今湖南广西一带）地区物资北运免去绕行汉水下游的迂远和风险。

　　江都新河，东晋永和年间（345～356）长江主河道南移，江都（今扬州西南）水断，向西开渠六十里置欧阳埭，引江水至广陵城下，与中渎水相联，此渠为今征（仪征）扬（扬州）运河前身。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运河多为分裂时期的产物，它促进了交往，使割据不致成为闭锁的地方系统，也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李孝聪）

　　隋唐隋唐时称运河为漕渠或漕河、运渠。包括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邗沟、江南河、永济渠，至宋代始称运河。

　　隋朝建都大兴城（今陕西西安），关中虽号称沃野，但地狭人众，所产不足以供京师，要依靠东方诸州（郡）的赋税。隋文帝杨坚以渭水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常阻塞漕运，故于开皇四年（584）命宇文恺率领水工另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三百余里，名广通渠。自此漕运通利，关中赖之，故又称富民渠。仁寿四年（604）改名永通渠。

　　开皇七年，隋为平陈作准备，开山阳渎，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东南经射阳湖与邗沟相接。从而沟通了山阳、江都（今江苏扬州）之间自淮河入长江的运道。

　　大业元年（605）隋炀帝杨广营建东京（今河南洛阳），又征发河南、淮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凿通济渠。通济渠西段自东京西苑引谷水、洛水，循东汉阳渠故道东流，至偃师东南入洛，由洛入河；东段从板渚（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牛口峪附近）引黄河水东流，循汴水故道至浚仪（今河南开封）东，折而东南流经陈留、雍丘（今河南杞县）、襄邑（今河南睢县）、宁陵（今河南宁陵东南）至宋城（今河南商丘南），东南入蕲水故道，经谷熟（今河南虞城西南）、酂县（今河南夏邑南）、永城（今河南永城北）、蕲县（今安徽宿州东南）、夏丘（今安徽泗县）至徐城（今江苏洪泽湖西鲍集附近）东南今盱眙对岸处入淮。同年，又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疏浚，并改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所凿沟通江淮的邗沟，取代山阳渎。通济渠、邗沟是隋所开运河中最重要的两段，渠广四十步，炀帝多次乘坐高大龙舟，率领着庞大船队由此往返于东都洛阳和扬州江都宫之间。

　　大业四年，又征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人开永济渠，引沁水南通黄河，又在沁水下游东岸凿渠引沁水下接清、淇水，略循白沟、清河故道东北至今德州（自内黄至武城，渠在卫河之西；武城至德州，渠在卫河之东），沿今南运河抵今天津市，然后利用沽水上接桑乾水（即今天津至武清的白河与武清至北京西南郊的永定河故道）至涿郡（今北京），全长两千余里。大业七年，炀帝准备亲征高丽，自江都坐船取道邗沟、通济渠渡黄河入永济渠，直达涿郡；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

　　大业六年，炀帝在江都欲东巡会稽，又开凿了自京口至余杭（今浙江杭州），沟通长江与浙江间航运的江南河。大致利用六朝以来旧运渠而加以疏导，略同今大运河江南段，唯崇德以南一段在今运河之南。全长八百余里，宽十多丈，使可通龙舟。但“东巡会稽”的打算并未实行。

　　在运河两岸，筑有宽阔的御道，种植成行的柳树。从长安至江都，修建离宫四十余所。此外，沿运河还建立了许多粮仓，作为转运或贮粮之所。其中著名的有黎阳的黎阳仓（今河南浚县东南大伾山麓），洛阳的兴洛仓（后改名洛口仓，今河南巩县东北，周围二十余里，有窖三千，每窖可容粮八千石）、迴洛仓（迴一作回，隋唐洛阳城北七里，周围十里，有窖三百）、含嘉仓（隋唐洛阳城北部，仓城总面积约四十三万平方米，有窖四百以上），河阳的河阳仓（今河南孟县南、黄河北岸），陕县的常平仓（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华阴的广通仓（后改名永丰仓，今渭河入黄河处），京师大兴城的太仓和山阳的山阳仓（今江苏淮安西北运河东岸，贮粮达百余万石）。隋末，到处闹饥荒，百姓饿死无数，而这些仓库里却堆满了粮食。

　　隋代开凿的这一系列运河，西自京师大兴城，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四五千里。它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并把京师、东都、涿郡（幽州）、浚仪（汴州）、梁郡（宋州）、山阳（楚州）、江都（扬州）、吴郡（苏州）、余杭（杭州）等通都大邑联缀在一起，从而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联系。当时运河上“商旅往返，船乘不绝”，它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各段运河至唐代通称为漕渠或漕河，通济渠东段则称汴渠、汴河或汴水，邗沟、江南河被称为官河。永济渠名称依旧，但已与沁水隔绝，专以清、淇二水为源。各段中仍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淮南漕渠最为重要，构成了唐朝的生命线。高祖、太宗之时，每年从江淮地区漕运到长安的粮食约二十万石。自高宗以后，国用日增，至天宝中，每年运米达二百五十万石。肃宗以后，中原残破，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靠江南地区。因而这条运河的通阻，直接关系到皇朝的存亡。永济渠仍为河北地区运输要道，沿渠的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开元时在城西建楼百余间，“以贮江淮之货”，贝州（今河北清河西北）在天宝时被称为“天下北库”。

　　隋唐运河并不能长期全线顺利通航，除有时因战乱被阻断外，自然因素也给航运造成许多困难。例如关中的漕渠，至唐初就淤塞而废弃了。漕运改由渭水达长安。自洛口西赴关中以黄河为运道，中间有三门砥柱之险，经常会发生沉船翻船事故。因此从洛阳到陕州这一段路有时不能不改用极为劳费的陆运。汴渠、淮南漕渠则常因淤积而影响漕运。同时，运河路程既远，沿线各地气候又不一致，或雨或旱，漕运常因运河水浅和黄河水大浪高而停留。

　　为了解决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玄宗时，裴耀卿提出变东都至陕州的陆运为水运，在黄河三门山北岸开一条长十余里的山道，来进行短途车运以绕过砥柱险道。于汴河入黄河口处置一仓，江淮漕米纳入此仓后，即放船归江淮。由此仓入黄河、洛水，由政府雇船载运。于三门山东、西各置一仓，漕舟输米至东仓，然后陆运至西仓，再用船转运到关中各仓。水通即运，水细便止，以免浪费时间和减少损失。开元二十二年（734）八月，玄宗采纳他的意见，下令于汴河口置河阴仓（今河南荥阳东北，河阴故城西三里），三门山东置集津仓，三门山西置盐仓；在三门山北开十八里山道，进行陆运。漕粮从江淮运来的都纳入河阴仓；自河阴仓送东都的纳入含嘉仓，送关中的先纳太原仓（即隋常平仓），然后运至永丰仓（即隋广通仓）、渭南仓、太仓。耀卿被任为江淮、河南都转运使，三年共运米七百万石，节省陆运费四十万贯。但中间三门峡北十八里仍需以车代舟，峡两头都要起卸转搬，还是很艰苦。二十九年至天宝元年（742），陕郡太守李齐物在三门峡的人门以东岩石中开凿了一条人工渠道，史称三门运渠或“开元新河”、“天宝河”。又在山顶上凿成纤路，候河水涨，使纤夫挽舟通过渠道，从而开创了从江淮至关中全程水运之局。但这条渠道不久还是因山石崩塞而罢废。天宝元年，韦坚为水陆运使，开浚关中漕渠，自苑西筑堰（今咸阳西南）引渭水，拦截灞水、浐水，循隋漕渠故道而东，至永丰仓与渭水合。又于长安城东凿广运潭（在隋唐长安城东北九里），以为漕船停泊之所。于是江淮漕船直抵长安，运米达四百万石及其他钱货，创唐代最高纪录。

　　安史之乱时，黄河南北地区和长安附近遭到严重破坏，唐政府更加依赖江淮的赋税，而当时运河被切断，江淮地区的租米与庸调钱货改自长江、汉水而上，经汉中转运入凤翔。这条路线迂回险阻而且劳费。等到乱事平定，欲从运河漕运，而汴渠因为年久失修，所在淤塞，千里无水，无法通航。代宗即位时，长安斗米千钱，宫中无隔夜之粮，京郊农民搓谷穗来输官。广德二年（764），以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晏请疏浚汴渠，并改革法制：造船二千艘，每船载米千石，十船为一队，每队三百人，篙工五十人；用盐利的一部分雇用船夫，不征用民工。沿途派属吏监督，自扬州至河阴遣军队护送。河阴以上，组织专人用竹、麻绳拉船。又根据江、汴、河、渭各段水情的特点和船夫对各段航道熟悉的不同，实行分段转运。规定“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江南之运积扬州，汴河之运积河阴，河船之运积渭口，渭船之运入太仓”。这既保证了行船安全和提高了运输效率，也大大减少了运费和损耗。其时江淮漕渠每年北运百一十万石，四十万石贮河阴仓，三十万石贮陕州太原仓，四十万石运抵长安。刘晏之后，包佶、元琇等继任，皆遵其法。

　　隋唐运河及漕运图

　　德宗时东南漕运屡因藩镇叛乱而被阻断，关中仓廪为之窘竭，引起朝野的极度恐慌。贞元二年（786），在经过历时四年才平定的李希烈之乱后，江南漕米又运到陕州时，德宗高兴地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六军军士得知这一情况，“皆呼万岁”。于此可见运河对维持唐朝统一政权所起的重大作用。但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运河的存在和通航，唐朝中央政府才能够对广大东南地区进行竭尽脂膏的搜刮，所以李方敬在《汴河直进船》一诗中写道：“汴水通淮利最多，生人为害亦相和。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唐末，由于农民战争和藩镇割据，汴渠失于维护，自埇桥（一作甬桥，今安徽宿州城南古汴渠上）东南尽成污泽；埇桥以上至汴口也相继淤浅。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四代未予浚治。至后周显德二年（955）由于准备用兵南唐，才因故堤而疏导汴渠，自埇桥一直抵泗州城。五年、六年又继续予以浚治，东京与江淮间才通行无阻，从而奠定了北宋运河和东京繁荣的基础。（陈可畏）

　　宋金北宋定都开封，改变长期以陕、洛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格局，随着长江流域经济地位日渐提高，宋辽、宋夏对峙局面形成和北宋政权“守内虚外”政策的实行，南北水运意义重大。京师开封平畴万里，四方辐辏，在改造、疏浚前代原有水道的基础上，形成以首都开封为中心向四围辐射的人工水运系统。

　　汴河，“漕运四河”之一，即通济渠，线路基本未变。开封以西，自河阴县汴口（今河南荥阳刘沟村北黄河滩）引黄河水东流，入开封府外郭汴河上水门（今河南开封郑门口村北），穿内城，由外郭汴河下水门（今扬门村北）出城。开封以东河段大体沿今惠济河大势，至泗州城南入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已沉于洪泽湖）。北宋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汴路而进，故汴河乃建国之本。但汴河因与黄河相接，受其涨落不宁和泥沙的影响，需不时维修。北宋一百七十余年间进行的汴河建设包括：

　　①水源建设。汴口因黄河向背不常，每岁变易，北宋改永久性闸门为人工控制汴口深浅宽狭以节制流量：汴河水涨，则垫高塞狭汴口，以减黄河进水量；汴河水落，则挖深浚阔汴口，以增加进水量。设主监官、役卒岁常兴作。此工程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因此不得不再寻找新水源。太祖建隆二年（961）疏导索、须诸水注汴河。神宗元丰二年（1079）又始导洛清汴工程，自巩县任村沙谷口至河阴汴口开河五十里引洛水入汴，断闭引黄水源，十余年间，由于洛水含沙量小，对改善汴河通航起到一定作用。汴河沿线还陆续建造陂塘（“水柜”）以济运。

　　②河道工程。汴河因长期引黄济运，泥沙淤积，河床渐高。浚河清淤工程频繁。其中包括：人工清挖，几乎每岁一次，河床底置石板石人，以记其地里深度准则。狭河工程，开封城东南汴河下水门至应天府段汴河岸阔浅漫，水涩而淤，嘉祐元年（1056）始沿岸置木束狭河身，加速水流，减缓淤积。固护汴堤，北宋遣军士日夜巡护汴堤定为常制，工程要求“沙尽至士为限”，以大锥试堤之虚实，临河岸筑短墙为限隔，以防人马跌落，沿堤植柳以固护堤脚。汴河沿线开减水河置闸控制以备泄减涨水，所有工程尽归提举汴河排岸司管理。

　　北宋汴河的年运额随朝廷靡费与日俱增。从宋初的数十万石猛增到宋真宗大中祥符初年（1008）的七百万石，以后大体维持在六百万石上下，宋朝采用每十至三十只漕船为一纲的“纲运”法组织运输。每年汴河成千上万艘公私船只往还，帆樯如林，不仅沟通全国政治中心同经济重心的联系，促进物资交流和沿岸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对扩大中外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

　　北宋后期，汴河淤浅抬高日益加重，开封东水门下至襄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多，自汴堤下瞰，居民如在深谷。金灭北宋以后，汴河失去漕运价值，任其淤塞。灵璧以东尚能行水，宿州以上河床成陆行大道，维持五百多年的中原水运动脉终于堙没。

　　惠民河，北宋开封西南闵水、蔡河诸运河的统称。“漕运四河”之一。宋初，用兵东南，方隅夫一，京师仓储需取财于京西诸州县。建隆二年（961）始凿闵河。起自今河南新郑县，导洧水（今双洎河）东北流，经宋楼（今河南尉氏洧川镇南）、朱曲（今尉氏朱曲乡）二镇，至开封城西十里注琵琶沟（即蔡河上源），由东京开封府外郭南垣普济水门入城，复由广利水门出城南流。以下河段利用蔡河，即古蒗荡渠、鸿沟。蔡河南流贯穿洧、潩二水，至蔡口镇（今河南淮阳豆门集至项城一带）入颍水。乾德二年（964）又自长社（今河南许昌）北开渠引潩水（今清潩河）分流入闵，以广水源，闵水的开凿不仅增加了蔡河的水源，而且将许、汝州的物资输往京师。开宝六年（973）改闵水为惠民河，其后又作为闵、蔡二水的统称。

　　北宋为开通西南襄、汉漕路，两次开凿方城运河，欲壅白河回入沙、颍，接合惠民河，终因地形高仰复杂而失败。转而三次开修沟通汝、颍水与蔡河中游的运河，自合流镇（今河南西华逍遥镇）引汝水支流商水（今名沙河）北入颍水，复东流经西华县长平镇注蔡河，使豫西南地区与开封间水运不再绕行蔡口，省迂路五百里，此运河亦属惠民河系统。

　　惠民河是北宋维系京师与西南地区的重要运河，岁输陈、颍、许、蔡、光、寿诸州漕粮六十万石，兼钱帛盐茶杂物，尤以京师薪炭多取此路。金灭北宋以后，汴河淤塞不通，惠民河却继续作为金朝通淮右的重要航道。元明以降，在黄河不断夺蔡入淮的影响下才渐次堙没。

　　广济河，一名五丈河，北宋“漕运四河”之一。五代时，为加强京师开封与山东北部滨海地区的物资运输，后周世宗柴荣疏汴水北入白沟（南济水故道），东流入济水，以通齐鲁之漕。河床被展拓至五丈，俗称“五丈河”。北宋立国，东南未平，继续规度齐鲁水道，西引京、索诸水横绝于汴，入开封城东汇于五丈河，以增水量。岁调夫役疏浚河道，沿流置坝牐以助运。开宝六年（973）改名为广济河。

　　广济河西起汴京外郭东北咸通门，东流至济州合蔡镇（今山东郓城西南）入梁山泊，下接济水。北宋立国之初，广济河漕运曾发挥重要作用，岁漕运量由十几万石增至六七十万石，东京十七州粟帛皆自广济河运至京师，东南既定，广济河所运只给太康、咸平、尉氏等县军粮。北宋中期以后，黄河多次南泛，广济河水道浅涩，运力大减，金代堙废。

　　金水河，北宋开封城西人工引水渠。建隆二年（961）开渠导荥阳黄堆山京、索二水东过中牟，凡百余里，抵京城西，架槽横绝汴渠，入城东汇于五丈河，名金水河。此渠水清，一则入宫苑，济京师饮水；二则补五丈河水量，漕运意义不大。史称：汴、惠民、金水、广济河为漕运四渠，或以汴、惠民、广济、黄河合称漕运四河，从而形成以京师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系统。

　　北宋运河除以京师为中心的“漕运四渠”之外，黄河以北还有御河。

　　御河，北宋时隋唐永济渠之别称。河道走向基本未变，北段因宋辽对峙，自乾宁军（今河北青县）入塘泊、界河。御河主要负担宋朝河北边防军粮之送达，江南漕粮由汴入黄，运至黎阳（今河南浚县）转入御河，至大名府东、西济胜仓下卸存储分配，再自大名顺御河转入胡卢、滹沱河及新开凿的深州新河、定州嘉山新渠、保州漕河诸运河分别送至沿边州军。岁运近百万斛，乃备边之命脉。庆历八年（1048）以后，黄河北流多次侵夺御河，致河床淤积，不堪承运。

　　北宋“国家根本，仰给江南”，为集运江南漕粮，重点整治江南运河同天然河流相交的结合部及补给运河水源。

　　①淮南运河（即邗沟、山阳渎）北端，雍熙年间（984～987）自楚州（今江苏淮安）末口至淮阴（今江苏淮阴西南甘罗城）磨盘口之间，开凿四十里沙河；又自淮阴西至洪泽镇开四十九里洪泽渠。元丰元年（1083）再自洪泽镇傍淮水开渠五十里，西南至龟山镇（今江苏盱眙东北），称龟山运河。这三段运河使汴河与淮南运河的联系可免遭楚州山阳湾和长淮风涛之险。江南、淮南、两浙、荆湖诸路租籴悉由淮南运河沿岸真（今江苏仪征）、扬（今江苏扬州）、楚、泗（今江苏盱眙东北）四州置仓受纳，分船入汴而抵汴京。

　　②改造淮南运河、浙西运河（即隋唐江南河）原有堰坝一律为闸牐；改土岸为石纤道，截弯取直。在润州（今江苏镇江）京口闸以东开凿新河、海鲜河、甘露港；以西新凿蒜山漕渠，作为辅渠引江水济运。修治丹阳练湖，补给运河水源。于杭州疏浚茆山、盐桥二河，分受江潮湖水以助运。使淮南、浙西运河稳定通航直到宋亡。

　　南渡以后，南宋偏安一隅，纲运粮饷，仰于十七路州军。但因临安左江右湖，舟船最便，运河继续发挥重要作用。在维护使用淮南、浙西运河同时，南宋全力整治浙东运河。

　　浙东运河西起萧山县西兴镇，东经萧山、越州，至上虞县通明坝，将宁绍平原的钱塘江、浦阳江、曹娥江、余姚江、甬江和大海联系起来。两宋在唐代原有纤路、斗门基础上疏浚旧道、开挖新河，增设闸堰（西兴、钱清北、钱清南、都泗、曹娥、梁湖和通明七堰），使浙东之盐米，帝后之梓宫，高丽、日本之使臣，南海之香药珠犀皆不由钱塘大江，唯泛余姚小江，易舟浮运河而达于行在（杭州）。浙东运河变成支撑南宋政权的生命线。

　　宋代是中国运河发展到较高水平的时期，无论选线、布局，还是水运工程技术皆明显胜过前代，运河发挥了较高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全国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相脱离的情况下，直接影响着国家政权的兴衰。同时，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宋代运河通航和农业灌溉争水的矛盾以及运河给沿线环境生态造成的不良影响也逐渐形成。

　　金都于燕，京师用度仰漕山东、河北之粟。时，黄河南流夺淮，汴河、广济河相继淤废，漕粮转输唯依惠民、御河而已。御河因黄河多次冲注、床浅流涩，世宗、章宗之际命沿河州县官衔内皆带提控、管勾漕河事，岁发山东、河北、大名诸路军夫浚治河道，营护堤岸，遂成定制。永济渠故道久堙，大定十一年（1171）开金口，疏导卢沟河水至京城北入濠，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名闸河。置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今北京积水潭），欲借卢沟水转漕。但因地势高峻，金口河水性浑浊不能胜舟而仍以陆挽。泰和四年（1204）韩玉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建闸节水，减缓坡降，终于使御河漕船行至都下。贞祐四年（1216）右丞侯挚又开沁水入御河以便馈运。金朝于御河沿线诸县分别置河仓，设纲船，分春（冰消行，暑雨毕）、秋（八月行，冰凝毕）两次起运，至通州和中都城通济、丰备、丰赡、广济等仓存储，岁运近百万石。

　　金代还曾于中都东北郊开漕渠通温榆河（即今北京东郊坝河）；开长直沟穿万安湖于今安徽省灵璧县境，连通汴、泗，皆欲通漕粟。金代运河使用的时间都不太长，但是经过金朝的治理，一些行将淤废的运河得以复生，其金中都漕运线路的规划设计尤为元、明、清建设通惠河——大运河系统所借鉴。

　　（李孝聪）

　　元　元代修凿完成北起大都、南达杭州，沟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的大运河。

　　元代大运河全长三千多里，可分为下列各部分：从北京至通州的通惠河；从通州南入大沽河，西南接御河的通州运粮河；从天津南至临清，接会通河的御河（即卫河）；从临清至东平路须城的安山，接济州河的会通河；从须城的安山到济州，接泗水入黄河的济州河；从黄河到扬州入长江的杨州运河；从镇江经苏州、嘉兴达杭州的江南运河。

　　元朝灭南宋后，仍依靠旧运河进行水陆转运，其路线是：由长江辗转入淮河，逆黄河而上达中滦旱站（今河南封丘西南、黄河北岸），陆运一百八十里至淇门（今河南浚县西南），入御河（今卫河），再船运至大都。这条隋唐以来的运河旧道，因历经变迁，久不通畅，漕运诸多不便，所以元朝政府着手陆续修凿大运河。

　　①开通济州河。始凿于至元十三年（1276）一月。至元十八至二十年，由奥鲁赤主持引汶水、泗水，从济州（今山东济宁）西北到须城安山（今山东东平西南）开凿一条一百五十乡里的济州河。漕路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即今黄河下游），经东阿（在今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然后由海运入直沽（今天津大沽口）达大都。此后因海口淤沙壅塞，运道不通，又改由东阿陆运至临清（在今山东临清南）入御河。至此，元代南北航运已大致沟通，所不通者，仅东阿和临清之间一二百里的旱路。会通河开成后，济州河也通称会通河。二十四年实行大规模海运前后，元朝主要是实行海运、水陆和海河转运并重的办法以解决漕运问题。

　　②开辟会通河。至元二十六年采用寿张县（今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等人的建议，派李处巽主持开凿会通河，从安山的西南起，分梁山泺（即梁山泊，在今山东梁山、郓城等县间）的水源北流。经寿张西北到东昌（今山东聊城），又西北到临清入御河。全长二百五十里，历时六个月完成。中建坝闸三十一处。至此南北航运已全线沟通。而黄河在宋、金之际夺淮入海后，北面的一条故道久已减弱，会通河开凿后，黄河的一部分水流便可由此流入御河，北流入海，御河因此有“北黄河”之称。

　　③开辟通惠河。早在中统二年（1261），郭守敬即上水利条陈六条，其中之一是建议引水通金代中都（今北京），东至通州的旧漕河，南向开河至杨村（今天津武清），但通州至大都五十里之间，水源缺乏，仍然需要陆路运输。因此，至元二十八年郭守敬又建议疏导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过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在今北京昌平境）至大都西门入城内，汇为积水潭（亦名海子），再东南出文明门（今崇文门）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全长一百六十四里，置坝闸二十一座。隔年河成，赐名“通惠”，这样，漕船即可一直开进大都城。

　　④整治通州运粮河。通州南下至白河北运河北段一段，上接通惠河，下通大沽河，是南北航行的要道，但是，它所依赖的潞河（由在、榆、浑三水合流而成）水源不足，

　　元代大运河图

　　河道浅涩。至元三十年，元世祖忽必烈采纳漕运使司的建议，另引小渠水入榆河，增加流量，便利行舟。

　　⑤疏浚扬州运河与镇江运河。扬州运河相当于旧邗沟，灭宋后，此河逐渐壅塞。至元末年曾加疏治，但成效不大。延祐四年（1317）始疏浚畅通。镇江运河属江南运河，从镇江至常州武进县吕城坝（今江苏丹阳东南），长一百三十一里。至治年间（1321～1323）疏凿，河面加阔至五丈，底阔三丈，深六尺。同时又开浚了镇江运河的重要水源练湖（今江苏丹阳北）。

　　漕运的管理机构，几经调整，至元十九年改立京畿都漕运使司。二十四年，内外分立两运司：内司即京畿都漕运司，立于大都，管领在京诸仓出纳粮斛及运输等项事宜，下设新运粮提举司（置于至元十六年）和通惠河运粮千户所（置于至元三十一年）；外司即都漕运使司，置于河西务（今天津武漕西北北运河西岸），分司临清，掌御河上下至直沽、河西务、李二寺、通州等处运粮等事，下辖有三十一纲（每纲船三十只），船九百余只，船户八千余户。

　　元代大运河的沟通，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及中外贸易的发展，也为明、清运河的畅通和现代大运河奠定了基础。

　　（高荣盛）

　　明清　元代开京杭大运河使运河贯通南北。但会通河所经山东地段地势较高，河道较窄，加以水源不足常苦水浅胶舟，不任重载。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派平江伯陈瑄疏浚江淮运河。又命工部尚书宋礼修治会通河（包括济州河在内），京杭大运河始畅通。清代继承明代遗制，继续疏浚和整治。

　　清代修治大运河，河道除人工开凿者外，还利用若干段不同水系的天然河道。天然河道，不时变迁，其中，黄河每次泛滥或者改道，必然严重破坏大运河。且天然河道概属东西走向，而大运河横贯南北，河床起伏地降差很大，因此河道工程极为浩繁。每段河道各有特点，除河名外，各有漕名。清代沿明旧，大致可分为七段：①北京至通州段称通惠河，漕称“里漕河”；②通州至天津段称北运河，也称白河、路河或外河，漕称“白漕”、“路漕”或“外漕河”；③天津至临清段称南运河，也称卫河或御河，漕称“卫漕”；④临清至台儿庄段称会通河，也称山东运河，共设节制闸四十余座，故漕称“闸漕”；⑤台儿庄至淮阴段是利用黄河，漕称“河漕”；⑥淮阴至扬州段称里运河，也称淮扬运河、南河或高宝运河。中经宝应、高邮、邵伯等诸湖，故漕称“湖漕”；⑦镇汪至杭州段总称江南运河或转运河。又以苏州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其北段称丹徒运河，漕称“江漕”；其南段称浙江运河，漕称“浙漕”。

　　清代治理运河重点有二：一山东境内会通河，一为江苏境内里运河。会通河地处鲁中山地，南旺号称“水脊”，地势高耸，水源缺乏。明代在戴村筑坝，导汶南旺，分水济运，以解决水源问题，又置水柜陡（牛）门，以调节水源，节制水流，才保证了会通河的顺利通航。但到了清代，水源诸泉多被填塞，会通河淤浅，安山、南旺、马踏、徽山等湖，逐渐淤淀，或被豪户侵占，辟田耕种，以致湖水日少，加以民田灌溉与漕运争夺用水，更影响蓄水济运。清代治理惠通河，除遵循明代旧例，修筑戴村坝，疏浚河道，培护堤岸，引水蓄湖，严闸启闭外，采取了如下措施：①申饬地方疏通泉源；②树立湖塘封界，禁止侵占；③将山东诸湖开浚筑堤，或增高培厚原有堤岸，蓄积湖水；④严禁百姓截流灌溉，违看治罪严惩。经康、雍、乾三朝连续治理，会通河百余年畅通无阻。

　　里运河治理更为艰巨。里运河北端的淮安与清口，为黄、淮、运交汇之处，上有洪泽湖，下有宝应、高邮、邵伯诸湖，南通长江，东连大海，河道纵横交错，地形和水系都很复杂。黄河泛滥，运河必坏。明末清初，河工年久失修，黄河年年泛滥，决口频繁，以致改道，夺淮入江，河水逆入清口，倒灌洪泽湖，合淮水并力东冲运堤。而江北里运河一线，黄、淮、湖、运联成一片，变为泽国，以致运堤崩溃，漕运阻塞。从顺治初年至康熙十五年（1676），治河修运，均乏成效。自康熙十六年，靳辅担任河道总督，在《河道敝坏已极疏》中，提出“将河道运道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筹审治河全局，制定了大修黄、运两河方案。在黄、淮、运三条河干上同时兴工，大规模治河修运。在整治黄、淮河同时，清除山阳、清河、宝应、高邮、江都五州县运河河道淤浅，一律开挖深通，修筑河岸堤工，堵塞运堤决口三十四处，修建闸坝二十六座及涵洞五十四座，筑成清水潭决口东、西堤各一道，开绕西越河即永安河一道。此外，又开烂泥浅引河二道：一自新庄闸西南至太平坝，一自文华寺永济河头，南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也至太平坝，并把南运口移至七里闸，两渠并行，互为月河，俱达烂泥浅，分水十之二佐运，十之八射黄刷沙。以上各项，三年中次第告竣。二十二年，黄、淮两河尽复故道。里运河各项大工完成。于是，运艘及商民船只往来通行，安全无险。

　　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七年初，以黄河风涛险恶，漕运不便，于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遥、缕二堤内，挑开三百里中河一道，再改由仲家庄出口，并建双金闸一座。漕船一出清口，即可截流径渡北岸，由仲家庄运口进入中河（又称中运河），历皂河、泇河北上。自此，中河代替了明代以来的“河漕”，使黄、运分离，避免了黄河一百八十里风涛之险。后来，新任河督于成龙因中河逼近黄河堤岸，不便筑堤，又自桃源盛家道口至清河，弃中河下段，改凿六十里新河一道，是为新中河。康熙晚期，河督张鹏翮以新中河河头弯曲窄浅，漕船行驶不顺，故截用旧中河上段和新中河下段合为一河，重新疏浚，仍名中河，并移中河运口于张家庄。至是，中运河才告最后完成。

　　乾隆晚期，河工日渐松弛。黄河多次决口，淤塞运道，清廷不及时修复，而开始借黄济运，勉强维持漕运。嘉庆时期，河患日深，几乎无岁不决，运道淤塞严重。道光初年，大运河已处处淤塞难通，几乎仅存一线河形而已。至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铜瓦廂决口，改道北徙，穿运挟汶而东，径东阿、历城，由山东利津入海。大运河长江以北运道，大部被黄河淤塞冲毁，京杭运道断绝。

　　（王永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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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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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回民起义
 云南铜矿
 运河
　

　


    
杂泛差役
  　　杂泛差役

　　元、明时期与正役相区别的徭役制度。杂泛主要是征发人夫从事造作官舍、治理河渠、修建城池、递运官物等项力役。差役源于宋代的职役制度，有里正、主首、隅正、坊正、仓官、库子以及弓手等项职役。元代前期，杂泛差役的承担者是汉人和南人中的民户，还有一部分色目人民户。因为享有免役特权的户较多，不少民户亦设法避役。因此元政府于大德七年（1303）发布诏令：原来不当役的军户、站户、匠户、打捕鹰房户和投下户，也要一律当役。这种扩大应役范围的做法引起了较大的争议，实施时也变化无常。

　　杂泛差役的差充是根据资产、丁力进行的。至元二十八年（1291）颁布的《至元新格》规定：根据民户贫富情况，按人丁多少，开具姓名，编定差科簿，作为编发力役的依据。差役的编发标准是“各验丁产，先尽富实，次及下户”，应役对象主要是地主和一部分富裕的自耕农。元朝一代，对力役的服役期限并无明确规定，各级官吏任意签发力役，毫无限制。沉重的力役主要由中下等人户承担。对于可以借机把持地方、鱼肉乡里的里正、主首等役，地主豪强则千方百计营求；若无利可图的差役，则用投充或诡名析户的方法避役，使差役负担转嫁于中下等人户。至于库子、仓官等，因其既无利可图，又极易出现亏空，所以上至富家大户，下至自耕农，皆设法躲避。元朝中后期，赋役不均的情况不断发展，成为元朝社会矛盾加深的一个侧面。

　　（伍跃）

　　明代亦以民户丁粮多寡、事产厚薄的基准，分别编签人丁从事不定期的各种力役。赋役黄册定民户为三等九级，凡遇徭役，发册验其轻重，按照所分上中下三等人户当差。此类杂泛差役，名目繁多，按服役对象，可分为京役、府役、县役及王府役；按服役性质，可分为官厅差遣之役（如皂隶、门子、斋夫、膳等），征解税粮之役（如解户、贴解户、巡拦、书手等），仓库之役（如库子、斗级、仓夫等），驿递之役（如馆夫、水手、铺司、铺兵、渡夫等），刑狱之役（如弓兵、狱卒、禁子、防夫、民壮等），土木之役（如民夫、柴夫、闸夫、坝夫、浅夫等）。随着统治机构的庞大，杂泛差役的征发日趋频繁，正统年间出现了均徭法。定期编审，在赋役黄册外另编均徭册，以税粮人丁多寡为基准均摊杂役。除部分杂役编入均徭者外，其他一切非经常性的使役科派，诸如砍薪、抬柴、修河、修仓、运料等，多属临时编签，名曰杂泛。一条鞭法实行后，杂役折银，按丁地编派，随秋粮带征。

　　参考书目

　　陈高华：《元代役法简论》，《文史》第11辑，中华书局，北京。

　　（樊树志） 
　


    
杂户
  　　杂户

　　属贱民阶层。产生于南北朝时期。鲜卑拓跋部在统一北部中国的过程中，往往把俘虏作为官府役使的各种特殊户口，如工匠、乐人、屯、牧等杂役人，因为名色繁多，故称为百杂之户，即杂户。他们的名籍写在赤纸上，子孙相袭。北魏不仅将俘虏配给官府作为杂役人户，而且也把犯罪入官的人户配没为杂户。因为俘虏和囚犯同被贱视，同样具有奴隶性。在北朝史籍中，常见以杂户充作赏赐的记载。

　　北魏末，东西魏分立。东魏都邺，洛阳官府所属隶户（即杂户）随之转移到邺，经历北齐，因仍不改。北周建德六年（577），周武帝灭北齐，下诏“凡诸杂户，悉放为民”，从北魏洛阳官府遗留下来的杂户到这时被放免了。但这并不意味全部杂户的放免和杂户名目的消失，实际上北周直到隋唐都有杂户存在。北朝杂户不属州县，因而也不承担租调徭役，他们由所属官府役使，职业世袭，不准自由经营，不准与良人通婚。史籍记载，杂户是与奴婢有区别的，但他们仍然是低于良人的贱民。

　　唐代的杂户。除一部分为前代所遗留者外，也有一部分是新以俘虏配没及犯罪没官配隶诸司的人户。唐朝法律对杂户的经济权益、身份地位作了明确规定。按唐律规定，凡反逆相坐，没其家为官奴婢，一免为番户（官户），再免为杂户，三免为良人。据法令，杂户遇赦应即免为良人。由此可见，杂户的身份高于官奴婢及番户，其籍附州县，而番户却属本司。番户、杂户上番服役的番数也不同，番户一年三番，杂户二年五番，番皆一月，计杂户一年上番七十五日。年十六以上当番，若不上番，可纳资代役（官奴婢却是长役无番）。如果杂户被留长上者，由官府配给口粮，丁口每日给三升半，中男三升，其他家口依其性别、年龄分别差等给粮。杂户老免、进丁受田依百姓例，所不同者，良人给园宅地，三人一亩，杂户属贱色则五人给一亩。又各于本司上下，职掌课役，不同于百姓。诚然均田令没有严格施行，受田额与法定数相差甚远，可是在法律上确认了杂户可以拥有土地，每年除一定时间在本司上番外，有一部分时间个体经营，形成少量的私有财产。律令还规定，杂户虽籍附州县，但仍是贱民，若诈贱为良，要处以徒刑。杂户只能当色（同类）为婚，甚至良人收养杂户子为己子亦要治罪；倘若发生斗殴，杂户殴打良人罪加一等，反之则减一等；如发现杂户逃亡，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止徒三年。概而言之，唐代杂户的社会地位低于良人，高于奴婢，在贱民阶层中略高于官户，与太常音声人相等，接近良人，而官户则接近奴婢。唐代杂户是北朝杂户制度的继续和发展。杂户除了伎作、屯、牧之外，其中绝大多数应是在官府各机构充当非生产的杂差，仍是供给官府役使的各项特殊人户。封建国家对杂户是不完全的人身占有，杂户既与被视作财产的奴婢不同，又与编户有别，其地位大致与部曲相似，只不过部曲隶属私人，而杂户隶属国家，可以说这类人户的身分接近于农奴，或者说是农奴化的人口。

　　（程喜霖） 
　


    
杂史
  　　杂史

　　见中国史学史。 
　


    
杂徭
  　　杂徭

　　唐代正役以外的一种劳役。杂徭一名始见于北魏，唐代与租庸调并列为赋役正项。《唐律疏议》指出“丁谓正役，夫谓杂徭”，即服正役的称丁，服杂徭的称夫；正役只由丁男（二十一至五十九岁）承担，杂徭则除丁男外还征发中男（十六至二十岁，有的学者认为杂徭以户为征发单位）。这种劳役由地方官（或中央指令）在有事时临时征发，由府、州的户曹或司户参军事、县的司户佐实际主管。由于杂徭具有地方性和临时性，不仅各州各县的服役项目不尽相同，一州一县每年也不尽相同，均由地方随事支配。大致如修筑城池，维修河道、堤堰、驿路、廨舍等应是较普遍的杂徭征发。吐鲁番文书中所见的被征在官府葡萄园中劳动的人夫则当是西州的特殊项目。杂徭也没有固定的期限，但一般不超过三十九天，超过的便折免其他赋役。据户部式规定：正丁充夫，四十日免役，七十日并免租，一百日以上的课役具免。中男充夫，满四十日以上，免户内地租，无它税，免户内一丁，无丁听旁折近亲户内丁。杂徭无纳课代役的明文规定，但安史之乱后也有纳课的迹象。

　　建中元年（780）颁布两税法，明令“租庸、杂徭悉省”，但事实上征发徭役从未停止。宪宗时徭役作为百姓的普遍义务而重新肯定下来。由于两税法以资产为宗，不以人丁为本，徭役一般由地方官按户征发，宣宗时臣僚曾说“随户杂徭，久已成例”。但那时杂徭已是泛称，色役、差科均可称为杂徭。

　　（王宏志） 
　


    
宰
  　　宰

　　先秦官名。据《说文解字》，宰本意是罪人在屋下执事，而上古的君主常用仆隶等卑贱者为近臣，宰是分掌膳食等事务的宫廷官吏，和其他内臣一样，因和君主亲近而渐渐成为显贵人物。

　　商代已有宰，如商代晚期的宰椃、宰甫、宰丰等人曾为自己制作带铭文的铜器或骨器，表明身分不同寻常。

　　西周的铜器铭文也常提到宰。君主策命贵族或大臣时，常由宰或司徒、司空等立于被策命者之右。宰有时受王命向大臣颁赐赏物，《诗经》中还将宰和卿士、司徒等列在一起，可见宰的地位颇为尊显。

　　春秋时，周王室宰的地位和西周时相似。《左传》记周王多次派宰到鲁聘问。周襄王还派宰孔去参加齐桓公主持的盟会。襄王时任王室之宰者为周公孔和周公阅（即宰孔），这是宰由大贵族充任的实例。

　　侯国官制多同于王室。春秋时，齐、鲁、宋、郑、吴、楚皆有太宰。邾、江、曾等小国也置此官。各国太宰地位各不相同。在鲁、晋、卫等国，太宰并非要职。而宋太宰地位之重要，则异于他国。宋有时以右师、左师、司马、司徒、司城、司寇为六卿，太宰、少宰仅次于六卿。吴国也重此官。夫差时，任此职者为宠臣伯嚭。

　　春秋时，卿大夫家中的家臣也名为宰。当时称为家大夫或家宰。家宰权力很大，可遵家长之命惩治有过的家族成员。国君的公邑及卿大夫的私邑则置邑宰，掌邑内的庶务。邑下的里，亦设里宰，掌里中耕稼、租税等事。

　　春秋末到战国初，太宰常被看作百官之长。《论语》说商代君薨之后，“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左传》说西周初周公旦为太宰。这些说法反映出太宰在朝廷中地位的尊显。

　　《周礼》中冢宰列于六官之首，其权力极大，“王治朝则助听治”，群臣、万民及都鄙都归其控御。又掌管国之贡赋、财用和祭祀，并管理宫廷事务。冢宰的这些职责，和春秋或战国初的实际状况比较接近。《荀子·王制》举出朝中各主要官职的职习后认为：“本政教，正法则，兼听而时稽之，度其功劳，论其庆赏，以时慎修，使百吏免尽，而众庶不偷，冢宰之事。”同书《王霸》也以为“相者，论列百官之长，要百事之听”。战国时，相和太宰无甚差别，都是官阶最高者，有时也可把宰和相连在一起，如在《韩非子·显学》中出现了“宰相”这一名称。《韩非子》以为战国时郑、宋两国政权都被权势很大的太宰所夺取。

　　先秦时期，除了高官的宰或太宰外，在王朝中还有职位较低的宰。常见者有：①小宰，《周礼》中太宰之副贰为小宰。《左传》中宋、楚都有少宰。少宰即小宰。②左宰，《左传》襄公二十三年记，鲁之公鉏以季氏家臣而仕于公室为左宰。③右宰，卫有右宰醜、右宰谷。刑杀似为右宰职掌之一。④内宰，《周礼》有内宰，为宫中事务之主管，凡六宫、九嫔、九御之事皆属之。《礼记·祭统》有宫宰，其职掌与内宰相近似。⑤宰夫，《周礼》之宰夫，主臣下、万民之奏事，又掌朝觐、会同、宾客等礼事，还主王、后或公卿等之丧事。《仪礼·燕礼》有：“膳宰具官馔于寝东。”《礼记·燕义》以为设宾主饮酒之礼，“使宰夫为献主”。则膳宰即宰夫，主管饮膳等事为其重要职掌之一。据《仪礼·既夕》、《礼记·檀弓》所记，主持丧仪是宰夫的又一重要职掌。⑥宰人，此官常见于战国时，《庄子·说剑》、《韩非子·内储说六微》都有关于宰人上食之语，当是为君主掌管饮食之官。

　　（吴荣曾） 
　


    
载沣
  　　载沣

　　（1883～1951）　清末监国摄政王。满族，爱新觉罗氏。

　　字伯涵，号静云。光绪帝胞弟，宣统帝溥仪之父。八岁承袭其父奕譞的醇亲王爵位。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充清廷专使大臣，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在义和团运动时被杀事赴德道歉。次年，由慈禧太后指婚，娶荣禄之女为福晋（夫人）。1908年，任军机大臣。11月，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宣统帝继位，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他畏忌袁世凯权重，在皇族成员支持下将袁开缺回籍。为了集中军权，遂代皇帝任全国海陆军大元帅，设立由他亲自统率的禁卫军，并以其弟载涛、载洵及皇族毓朗等分掌禁卫军、海军、军咨处等军事实权。载沣生性懦弱，缺少统治经验，加之内有隆裕太后、奕劻等掣肘，外有各省督抚抵制，所以没有多少作为。

　　1911年5月（宣统三年四月），清政府迫于全国形势，下谕裁撤旧内阁、军机处、会议政务处，成立责任内阁。新阁多数要职由皇族亲贵充任，被称为“皇族内阁”。载沣原来企图进一步加强皇族的权力，结果却更加暴露了预备立宪骗局的真相，遭到全国的反对。他起用盛宣怀为邮传部大臣，以“铁路国有”名义将已归商办的川汉、粤汉干线路权收为国有，并向四国银行团借款，激起铁路风潮，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线。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载沣无法控制局势，不得已再度起用袁世凯，又以宣统帝名义下“罪己诏”，宣布赦免政治犯。11月，解散皇族内阁，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并颁布《宪法信条》。在革命力量的打击和袁世凯挟制下，载沣于12月6日辞去监国摄政王，退归藩邸。

　　清帝退位后，载沣在京深居简出。1912年9月，孙中山到北京，曾访晤载沣，慰勉他和平交出政权之举，并题照相赠。1928年，载沣移居天津。1934年，曾去东北探视溥仪，月余即归。1951年2月3日，在北京病死。

　　（陈东林） 
　


    
曾布
  　　曾布

　　（1036～1107）　北宋改革家。字子宣。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少年时随其兄曾巩学习，登进士第，历任地方官。熙宁二年（1069），在王安石推荐下，受到宋神宗赵顼赏识，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成为神宗推行新法的重要顾问。升任判司农寺、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主管新法的推行工作，与吕惠卿共同制订免役、保甲等法，卓有成效，又升三司使。熙宁变法初期，他以王安石的主要助手之一，与韩琦等人反变法的活动和言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使守旧派反对实施免役诸法的企图受挫。

　　熙宁七年，守旧派以皇太后及诸王为首，掀起又一次反变法高潮，宋神宗动摇。曾布为迎合宋神宗，乃全面反对市易法，并捏造理由打击主管市易法的吕嘉问等人，引起新法派内部的分裂。他的上述活动遭到吕惠卿的抵制和揭露，遂出知饶州（今江西波阳）。绍圣元年（1094），宋哲宗亲政，在宰相章惇引荐下，曾布任同知枢密院事，力赞章惇“绍述”之说，与章惇一起主持对西夏的开边活动。但在开边、恢复新法和打击元祐党人的活动中，他常与章惇、蔡卞等人持有异议。曾布也阻挠吕惠卿回朝任职。在立宋徽宗赵佶时，曾布附和向太后，排斥章惇，升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后因引用亲戚，为蔡京所攻击。罢相后，屡遭贬责，大观元年（1107）卒于润州（今江苏镇江）。

　　（周宝珠） 
　


    
曾国藩
  　　曾国藩

　　（1811～1872）　晚清重臣、湘军创立者和统帅。初名子城，字居武，号涤生。湖南湘乡（今双峰）人。

　　1838年（道光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为军机大臣穆彰阿门生。1843年，以检讨典试四川，旋升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曾从太常寺卿唐鉴讲求义理之学。与大学士倭仁、徽宁道何桂珍等为密友，以“实学”相砥砺。平时有感于政治废弛，主张以理学经世。

　　1852年（咸丰二年），太平军由广西进军湖南，横扫湘江流域各县境，清廷震恐。适曾国藩丁母忧在籍，奉旨前往长沙，帮同湖南巡抚办理团练。受命后即上奏，力言绿营不堪使用，主张仿照戚继光练兵之法另建新军。遂招募农民为营勇，任用儒生为将佐，朝夕训练，号“湘勇”（通称湘军）。1854年初，湘军练成水陆师一万七千多人，会集湘潭；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极力攻击太平天国起义，誓师出战。湘军初战，连败于岳州（今湖南岳阳）、靖港，曾国藩为此愤不欲生，投水自杀，被其左右救起。后重整军实，复占岳州。于1854年10月攻陷湖北省城武昌，奉诏署湖北巡抚。旋因朝廷恐其于地方势大，又被解署任，以后长期只以侍郎虚衔领兵。1855年初，进攻江西九江、湖口，被太平军重创，退守南昌。在江西期间，受到地方官借饷挟制，多方掣肘，郁郁不得施展。1857年3月，闻其父病逝，遂返籍治丧，要求在籍守制。时湘军反攻，控制湖北，进围九江，胡林翼请其视师。1858年6月，曾国藩奉诏出办浙江军务。清廷以太平军石达开部的去向，先后命其增援闽、川。但曾国藩坚主去天京（太平天国都城，今江苏南京）外围屏障、断芜湖粮路的战略，分军数路进攻太平天国安徽基地。1860年清军江南大营彻底败溃后，加兵部尚书衔，授两江总督，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从此，不但拥有兵权，而且掌握地方大权。次年9月，督其弟曾国荃攻陷安庆。11月，加太子少保衔，奉命统辖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务。旋向朝廷举荐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李鸿章出任江苏巡抚。1862年，以安庆为大本营，命曾国荃部沿江东下，直逼天京；命左宗棠部自江西进攻浙江；命李鸿章部自上海进攻苏南，对太平天国实行战略包围。10月，湘军与李秀成等部数十万太平军在天京城外激战，持续围困天京。至1864年7月，终于攻破天京城池，完成对太平天国起义的镇压。朝廷褒功，封曾国藩为一等毅勇侯，加太子太傅，赏双眼花翎。

　　1865年5月，曾国藩奉命督办直隶（约今河北）、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镇压捻军。他驻营徐州，先后采取重点设防、凭河筑墙、查办民圩的方略，企图在黄河、淮河之间，运河以西，沙河、贾鲁河以东的区域歼灭捻军。因师久无功，次年冬清廷改派李鸿章接替，命其回两江总督本任。1867年，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6月，天津发生教案，奉命前往查办，屈从法国势力，处决、遣戍官民数十人，受到社会舆论谴责。9月，仍还任两江总督。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1861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制造“洋枪洋炮”，后又试制小火轮船。1863年，造成“黄鹄”号轮船，并派容闳赴美国购买机器。1865年至1866年，与李鸿章在上海创办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后为之积极筹措经费，派遣学童赴美留学，成为清末兴办洋务事业的首创者。曾国藩居官治军尤重整饬吏治、端正人心，曾作文劝戒州县：明刑法以清讼，重农事以厚生，崇节俭以养廉。江南任内，在江西、江苏、安徽等省实行减赋、缓征、免征；从太平天国手中重新占领安庆、芜湖、南京等地后，即筹复书院、课试士子，对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统治秩序起了重要作用。

　　曾国藩毕生服膺程朱理学，又主张兼取各家之长，认为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者不可缺一，但始终将理学放在首要地位。于古文、诗词也很有造诣，被奉为桐城派后期领袖。

　　1872年3月在南京病卒。赠太傅，谥文正。后人辑其所著诗、文、奏章、批牍等为《曾文正公全集》。又有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行世。

　　参考书目

　　黎庶昌：《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长沙，1986。

　　（贾熟村） 
　


    
曾纪泽
  　　曾纪泽　（1839～1890）　清末外交官。湖南湘乡（今双峰）人。字劼刚。

　　曾国藩长子。自幼接受严格的传统家庭教育，成年后又接触西学，并自学通英文。1877年（光绪三年），以承袭爵位入京，与在华西方教士和外交官艾约瑟、丁韪良、梅辉立、璧利南、德微理亚等交游，进一步了解外国情况。1878年，派充出使英国、法国大臣，在英办理订造船炮事宜。1880年，兼充出使俄国大臣，往圣彼得堡谈判改订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的《里瓦机亚条约》，于次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争回部分主权。1883～1884年，在巴黎就法国侵略越南问题与法政府谈判，并建议清廷积极备战，坚决抵抗，反对在天津签订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1884年4月，被免出使法国大臣兼职。1885年6月，交卸出使英、俄大臣职。离英回国前，在伦敦《亚洲季刊》上发表“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一文，阐述对中国内政外交和列强对华政策的观点。该文后经人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题作《中国先睡后醒论》，有一定的影响。回国后，先后任兵部右侍郎帮办海军事务，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管库大臣、署刑部右侍郎、派管同文馆事务、署吏部左侍郎，但因朝政腐败，终未施展其才。卒谥惠敏。其主要著作，身后被辑为《曾惠敏公全集》。其《出使英法俄国日记》，1981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等书汇辑、标点收入《走向世界丛书》出版。

　　（钟叔河） 
　


    
曾琦
  　　曾琦

　　（1892～1951）　中国青年党主要创始人和首领之一。原名昭琮，字锡璜、慕韩，别号愚公。1892年9月25日（清光绪十八年八月初五）生于四川省隆昌县一个官僚家庭。1908年入桂林中学堂。1909年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辛亥革命前后，任重庆《民国新报》、《群报》主笔。1914年到上海入震旦大学习法文。1916年赴日入东京中央大学学习宪法和行政学。1918年因反对中日军事密约罢学归国，在北京与王光祈、李大钊等发起组织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赴法留学。其间，兼任上海《新闻报》驻欧记者。1923年12月2日与李璜、何鲁之等人在巴黎创立中国青年党（当时对外称国家主义青年团，1929年始公开青年党党名），被推为党务主任。1924年9月回国，先后任上海大夏、政法、学艺、同济各大学教授。1924年10月10日，与左舜生、李璜等创办《醒狮》周报。1926年，在青年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1927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被捕，出狱后亡命日本，旋至大连、天津、济南、青岛等地，依附当地军阀。“七七”事变前，奉蒋介石召参加庐山谈话会（见庐山军官训练团）。后被聘为国防参议院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在香港与梁漱溟合办《光明报》。香港陷落后，在南京、上海和华北等地曾暗中与汉奸汪精卫和日本侵略者勾结。抗战胜利后，在青年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1946年1月，作为青年党代表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积极支持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政策。同年11月参加南京“国大”；1947年4月参加南京国民政府，先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大会筹委会副主任、总统府资政。1948年秋赴美。1951年5月7日病逝于美国华盛顿。

　　（李义彬） 
　


    
扎萨克图汗部
  　　扎萨克图汗部

　　见喀尔喀蒙古、外蒙古。 
　


    
札鲁忽赤
  　　札鲁忽赤

　　（■arqu■i）　蒙古和元朝的官名。又作札鲁火赤、札鲁花赤，蒙古语■arqu■i（＜突厥语yarru-，判决）的音译，汉译“断事官”。蒙古建国之初，司法行政事务简单，只设札鲁忽赤总领其事，以分封领民和刑罚为主要职掌。它是当时国家最大的司法行政长官。随着蒙古向外扩张，版图扩大，各诸王投下都设札鲁忽赤。成吉思汗曾命失吉忽秃忽为也可札鲁忽赤（大断事官），主持分封千户。窝阔台汗时，失吉忽秃忽又到中原编籍民户，为诸王功臣划分封邑，汉人称之为“丞相”。蒙哥汗时，也可札鲁忽赤忙哥撒儿以酷刑鞫讯反蒙哥汗的窝阔台系诸王和诸将，得宠于大汗。入元以后，札鲁忽赤从总揽各种政务的官员变为司法长官。元朝立太宗正府，以诸王主持府事，设从一品高秩的札鲁忽赤，元成宗铁穆耳以后员额达四十人左右，审理四怯薛、诸王、驸马投下蒙古、色目人的犯罪案件和婚姻、驱良等户籍争讼，也审理汉人、南人的重大刑事罪犯，按检诸路刑狱。有时，边远征伐也派札鲁忽赤领军。仿照札鲁忽赤制度，中书省设三品断事官，员额由三十一人逐渐增至四十一人，从皇室、诸王驸马投下的怯薛等官选用人员，掌刑政，并常派出理算钱谷。枢密院也设三品断事官数员，掌管和处理军府狱讼。宣政院、太禧宗禋院等官衙也曾置断事官，后多罢。

　　参考书目

　　田村実造：《元朝札鲁忽赤考》，《中国征服王朝研究》，京都，1971。

　　（亦邻真） 
　


    
翟让
  　　翟让

　　（？～617） 隋末农民起义中瓦岗军前期领袖。东郡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东南）人。曾任东郡法曹，犯法当斩，狱吏黄君汉知道他骁勇，认为他“可救生民之命”，便不顾个人安危，私自释放他。大业七年（611），翟让与同郡人徐世勣（即李勣）、单雄信起兵于瓦岗（今河南滑县南），参加起义的有故县吏邴元真、善于占卜的贾雄和翟让兄翟弘等。翟让以贾雄为军师，邴元真为书记，徐世勣、单雄信为领兵将校，所部多齐、济间渔猎手。瓦岗军初期活动于东郡一带，后从徐世勣建议，分兵西上，进入大运河所经的郑、宋（今河南东部郑州、商丘一带）界，阻截往来的公私船舶，资给丰足，归附者日众，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万余人。大业十二年，李密参加瓦岗军。他设计袭斩了曾累败起义军的张须陀，次年，夺取兴洛仓，对瓦岗军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十三年二月，翟让推李密为瓦岗军首领，号魏公。不久，瓦岗军围攻洛阳，大批隋军投降，增强了李密在瓦岗军中的地位，因而李密与瓦岗军部分早期将领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翟让的司马王儒信劝翟让自为大冢宰，总领众务。翟让不从。十一月，翟让被李密用计杀死。

　　（吴宗国） 
　


    
詹天佑
  　　詹天佑

　　（1861～1919）　近代著名铁路工程师。字眷诚。生于广东南海。

　　1872年（同治十一年），作为首批留美官学生赴美，时年仅十一。1878年（光绪四年）进耶鲁大学学习土木工程，1881年毕业，同年7月回国。先被派往福州船政局习驾驶，并于1884年参加了中法战争中的马尾之战；后应两广总督张之洞之聘，任广东博学馆教习。1888年，应中国铁路公司之聘，任工程师，参与修建津沽铁路。这是他投身铁路工程之始。此后，又参与了关东铁路、萍醴铁路的修建，并主持修建了新易支线铁路。

　　1904年，清政府宣布将由国家筹款修建京张铁路。经勘测，该线中隔高山峻岭，工程极为艰巨。但路成后，其经济价值甚大。在英、俄两国人极力争夺该线工程师位置的情况下，詹天佑最终受命出任总工程师，并组织了一批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共同建设该线。1905年10月2日正式动工，计划四年完工。在此期间，他集中集体智慧，尽量采用当时的先进技术和工艺，创造性地解决了多项施工难题。在难度最大的关沟段，他采用了33‰的坡度，于青龙桥车站修筑了著名的“人”字形线路，开凿了长达一公里的八达岭隧道和其他三条隧道。最终不仅又快又省地建成了这条世人瞩目的铁路，而且为以后的筑路事业培养了第一批中国工程技术人才。1909年7月4日（宣统元年五月十七），京张铁路全线铺通（10月2日正式通车），全部工程比原计划提前两个半月建成，节余工款银达三十五万六千余两。

　　京张路峻工后，詹天佑又先后担任了张绥铁路、川汉铁路总工程师，河南铁路公司顾问工程师，商办粤汉铁路粤路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等职，并于1909年被选为美国工程师学会会员，同年，清廷授予他工科进士第一名。辛亥革命后，被临时政府任命为粤汉铁路会办、汉粤川铁路会办。1914年，被派为督办。1917年，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铁路技术委员会”会长。1919年4月24日，因病逝世。著有《京张铁路工程纪略》。

　　（李文） 
　


    
占田课田制
  　　占田课田制

　　西晋颁布的土地、赋税制度。战国、秦汉以来“名田”制度和限田政策的产物。名田，即以名占田，人民向国家登记户口并呈报所占田亩数。名田制度导致土地兼并发展，于是西汉中叶董仲舒提出“限民名田”。西汉末年，大司空师丹曾主持制订“限民名田”的具体措施，但未贯彻执行。东汉末年战乱蜂起，人民大量流亡，造成“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情况，曹操在这种条件下推行屯田制度。随着曹魏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自耕农经济的复兴，屯田日益失去存在的条件和意义，于是魏末晋初宣布废除屯田。晋初社会经济和土地兼并有所发展，为加强对自耕农民的控制，限制土地兼并，保证国家赋税徭役的征发，太康元年（280）灭吴统一全国后，西晋政府颁布占田、课田令。

　　占田、课田令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减半，次丁女不课（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为丁，十五以下至十三、六十一以上至六十五为次丁）。官吏以官品高卑贵贱占田，从第一品占五十顷，至第九品占十顷，每品之间递减五顷。此外规定，依官品高低荫亲属，多者九族（一说指本姓亲属，上至高祖，下至玄孙；一说包括他姓亲属，即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从后文与三世对举来看，这里当指前者），少者三世（自祖至孙），荫衣食客，第六品以上三人，第七、八品各二人，第九品一人，荫佃客，第一、二品不得超过五十户（疑当作十五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九品各一户。

　　占田制规定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没有年龄限制，原则上任何男女都有权按此标准占有土地。这种土地不是由政府授与或分配，而是规定人民可以占有土地的法定数量和最高限额，但政府没有任何措施保证人民占有足够数量的土地。占田制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地主和农民所有的土地仍然得以保留，不足规定限额的还可以依限占垦。

　　课田的意义，一是课税，二是课耕，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在占田数内，丁男课田五十亩，次丁男二十五亩，丁女二十亩。课田租额，每亩八升。政府不管人民是否占足限额土地，一律按照上述标准征收田租。只有边远地区少数民族不课田者，交纳“义米”，每户三斛；更远者交五斗；极远者交“算钱”，每人二十八文。

　　占田、课田制的施行，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此制颁布后，出现了太康年间（280～289）社会经济繁荣的局面。太康元年西晋有户二百四十五万余，口一千六百一十六万余；到太康三年有户三百七十七万，增加一百三十多万户。表明在占田制实行后，许多流民注籍占田，使国家户籍剧增。史称当时天下无事，赋税平均，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安居乐业，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牛马被野，余粮栖亩”，农村经济自汉末破坏之后，一度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占田制的精神，一方面是限制官僚士族过度占田，另一方面则企图使小农占有一定耕地，以保证国家赋税收入。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其效果有限，对于官僚地主来说，可以通过品官占田荫客制，大量占有土地和依附人口，不足限额的还可以通过各种途径依限占足，超过限额的，在占田令中又没有规定任何惩处措施，官僚地主得以继续兼并土地，有利于士族地主经济的发展。因此，“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的大土地所有制依然存在。然而占田制对于官僚士族兼并土地、人口毕竟有一定限制作用，西晋土地兼并不如两汉和东晋南朝剧烈。农民虽然名义上有权占有一小块土地，但事实上仍有许多“无业”或“业少之人”。农民所受剥削也较前加重，西晋课田按丁征收田租，租额比曹魏时期增加一倍。而且不论土地占足与否，都按法定课田数征收。

　　西晋占田、课田令颁布后十年，就爆发了统治阶级内争的八王之乱，不久刘渊、石勒相继起兵，北部中国又陷入干戈扰攘的时代，包括占田、课田制在内的西晋典章制度均遭受严重破坏。直到北魏太和九年（485）才颁布均田制，以取代占田、课田制。

　　对于占田、课田令文，学术界理解不一，其关键是对占田、课田的含义、性质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关于占田与课田的关系，一种意见认为课田在占田之外，即每户一男一女占田一百亩，课田七十亩，合计一百七十亩；一种意见认为课田在占田之内，即丁男占田七十亩，丁女三十亩，合百亩，分别以其中五十、二十亩为课田。关于占田与课田的含义和性质，一种意见认为占田是国家授田，是国有土地；一种意见认为占田是私有土地，其收获物归己，但课田是国有土地，收获物全部归政府，即劳役地租。持这种意见的人中，有的认为课田不是劳役地租而是实物地租。一种意见认为占田不是授田而是限田，是一种限制占垦土地于一定数量的办法。持“限田”说的学者，也有认为占田属于国有土地的；一种意见认为占田（含课田）是私有土地；还有的学者主张课田不是土地制度而是赋税制度。由于对上述问题认识的歧异，学术界对于占田、课田制的产生也有不同看法，主要有四：①认为它是西晋新制，与前代制度无关；②认为它是曹魏屯田的继续和发展；③认为它是汉代“限民名田”的发展；④认为它是战国秦汉以来占田制度的总结。

　　占田、课田制是封建国家为保证赋税剥削而制订的一套完整的土地、赋税制度。统治者允许人民占田是为了课田，课田建立在占田基础上，两者密不可分，没有占田，则无从课田，没有课田，则占田也就落空，失去意义。西晋占田、课田制总结了古代土地、赋税制度的经验，规定了占田的最高限额和课田的最低限额，允许人民在这两个限额之间有机动余地，从而既保证了国家赋税收入，又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起到了“劝课衣桑”的作用，有利于促进个体农民经济的发展。

　　参考书目

　　唐长孺：《西晋田制试释》，《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三联书店，北京，1955。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2章第2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黎　虎） 
　


    
战国
  　　战国

　　公元前475年到前221年秦统一以前的中国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各国混战不休，故前人称之为战国。但前人也把春秋、战国合称东周，还有称战国为列国或六国者。战国始于何年，过去有不同的划分法。《史记》的《六国表》定在周元王元年（前475），而《资治通鉴》则以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分晋作为战国开端。前403年似失之稍晚，故现在已很少有人采用这一划分标准。

　　战国和春秋一样，全国仍处于分裂割据状态，但趋势是通过兼并战争而逐步走向统一。春秋时全国共有一百多国，经过不断兼并，到战国初年，只剩下十几国。大国有秦、楚、韩、赵、魏、齐、燕七国，即有名的“战国七雄”。除七雄外，越在战国初也称雄一时，但不久即走向衰亡。小国有周、宋、卫、中山、鲁、滕、邹、费等，后来都先后被七国所吞并。与七雄相毗邻的还有不少少数民族，北面和西北有林胡、楼烦、东胡、匈奴、仪渠，南面有巴蜀和闽、越，至秦统一，已多与汉民族融合。

　　七国的疆域情况是：秦占有今陕西及甘肃之东南部，以后渐进到今四川、山西、河南。都城最初在雍（今陕西凤翔），最后迁咸阳。韩的国土是七国中最小者，今晋东南及豫中、豫西部都属韩地，都城在平阳（今山西临汾），后迁郑（今河南新郑）。赵占有今山西的中部、北部以及河北中部和西北部，后拓地至今内蒙古南部的黄河两岸，都城在邯郸。魏占有今晋南及豫北和豫中偏东一带，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县），后迁大梁（今河南开封）。齐占有今山东北部及河北东南的一部分，都城在临淄。楚占有今湖北、湖南、四川、安徽、江苏、浙江和山东的一部分，都城在郢（今湖北汪陵），后迁于陈（今河南淮阳）、寿春（今安徽寿县）等地。燕占有今河北北部及辽南一带，后又占有今辽东和内蒙古、吉林的一部分，都城在蓟（今北京），其下都在今河北易县。

　　司马迁因当时缺乏完整的战国史专著，故《史记》只能根据保存在《战国策》、《世本》等书中的原始材料写成有关战国史的纪传和世家。银雀山、马王堆、云梦等地所出土的竹简和帛书，以及各种器物上的铭记材料，都有许多重要的史料，可订正或补充《史记》等书。

　　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

　　从春秋晚期到战国，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又和生产工具、技术的改进以及生产者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有密切关系。

　　生产工具方面所出现的革命性变革，主要是铁器的出现和广泛使用。春秋末年已经有了铁器，但不普及。进入战国后，无论农业还是手工业，都已离不开铁工具。在《孟子》书里已提到铁耕。《管子》则以为：农夫必须有铁制的耒、耜、铫，女工必须有针和刀，制车工必须有斤、锯、锥、凿。否则他们就不能成其事。据现在所知，河南、陕西、山西、山东、河北、辽宁、湖南、湖北等省都出土过战国铁工具，可见当时使用铁器的区域异常广阔。而且铁工具的类型也多种多样，如有锄、臿、镰、铚等农具，也有斧、铸、凿、刀等手工工具，在同一种工具中又有大小或不同式样的差异。在青铜器时代，铜工具往往和木、石、骨、蚌制成的工具并存。到战国时，不仅木、石工具渐渐消失，就是青铜工具也日益减少。锐利而坚固的铁工具大量地使用于农业和手工业，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参见彩图插页第10页）

　　铁工具　 河北易县燕下都22号墓遗址出土

　　铁工具　河北易县燕下都22号墓遗址出土

　　战国时井田制瓦解，田地不再由各家共耕，魏国有“行田”之制，即将土地分成小块，每家农民可受地百亩。其他各国也如此，除百亩之田，还有小块宅圃之地。小农对田地虽无所有权而只有使用权，但耕作是由五口之家的小农所独力完成，国家每年按其产量征收十一之税，故耕作可以多收多得，衣民对种田有很大的积极性。另外，社会上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其中有些人因经营得法而发财致富。总之，战国时期，因为农业、手工业中个体经营的加强，促使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经济很快繁荣起来。

　　农业战国时期，农具和耕作技术都有改进和提高。农具仍以耒、臿为主，但不同于过去者是在木制的耒、臿上套上了铁口。其他如锄、铲、镰等也都是铁制的，在长江流域仍以青铜工具为多，但类型也多于以往。各地都大大改变了长期以来以木、石、骨、蚌来制作工具的局面。云梦秦律中有“田牛”和“其以牛田”的记载，表明耕作中已使用牛，有关牛耕的具体情况在文献中记载极少，表明牛耕并不普遍。

　　铁农具使用的结果，既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可耕地面积增多，从而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农产品，又可深耕。《孟子》、《韩非子》有“深耕易耨”，“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的说法，是当时普遍推行深耕的确证。《庄子》说：“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蘩以滋。”耰是除草和松土，若使耰和深耕配合起来，种出的谷物，不仅颗粒饱满，而且结实也更多。《吕氏春秋》说深耕的另一好处是：“大草不生，又无螟蜮。”即可减轻草害和虫害。由于深耕的好处甚多，所以受到人们普遍重视。

　　施肥也有很大发展。《荀子》说：“多粪肥田，是夫众庶之事。”并认为田肥，就可多收谷实。“粪”，是指以水沤草或焚草为灰。当时农民于夏末芟刈杂草，俟其干后纵火以焚之，经过大雨，使田地既不长草，又起到施肥的作用。又有施种肥之法。据《周礼》记载，用不同兽骨之汁浸泡各种种子，能使作物生长得更好。

　　人们对人工灌溉也很重视。《庄子》中说当时有一种名为桔槔的工具，利用杠杆原理以汲水。对于小面积的灌溉颇为方便。田间则普遍修建灌溉的沟渠和水闸或堤防，以便蓄水和排水，保证农田不受旱涝之灾。另外还有大规模的人工河道或其他水利工程。魏在惠王时，曾开大沟，引黄河之水入圃田泽（今河南中牟西），又引圃田之水到大梁。魏襄王时，邺（今河北临漳）令史起，开渠引漳水灌溉邺一带的田地，使盐碱地变为良田。秦昭王时，蜀郡将李冰在今四川灌县修都江堰，解除了岷江的水害，并使成都大平原获得灌溉和航运之利（参见彩图插页第12页）。战国末年，秦用韩水工郑国，在关中开渠以沟通泾、洛二水，即有名的郑国渠，渠两岸的“泽卤之地”四万余顷，变成“收皆亩一钟”的良田，关中成为沃野，秦因此更加富足。这类大规模的工程，改变了某些地区的经济面貌。

　　随着农业经验的丰富，出现了一些有关农学的著作，如《管子》的《地员篇》就记录了许多有关辨认土壤的知识，并指出应根据土壤的情况种植适当的作物。《吕氏春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是战国末农学著作中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书中对整地保墒、间种、行种以及通风日照对作物生长的作用，适时收割的重要性等，都有精当的论述。可见当时农业正朝着精耕细作的方向发展。

　　农业的发达，使产量有所提高。据李悝的估计，魏国一百亩田平常年景可收一百五十石，如遇大丰收可达三百石或六百石。《孟子》说：耕者之所获，一夫百亩，百亩之田，上者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吕氏春秋》也说“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而不可以损”。这些话表明，当时五口之家耕田百亩，其收成除供其家庭消费外，还能养活多少不等的非农业人口，为社会上提供较过去更多的一些剩余产品，从而加强了农业和手工业、劳心和劳力之间的分工。这是战国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重要物质条件。

　　手工业　冶铁是一种新兴的金属冶铸业。最初大约始于春秋末，到战国时有了很大的进展。《山海经》中提到“天下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在叙述某山的各种资源时，常有“其阳多铜，其阴多铁”的话。反映出人们对铁矿资源情况的了解已很充分。《管子》还说：“上有赭者，下有铁”，则当时人已掌握通过辨认矿苗来找矿的方法。

　　20世纪50年代以来，各地出土了大量的战国铁器。其中以农具、手工工具为最多，也有兵器和其他器物。还发现有铸造铁器所用的铁质或泥质的范。根据对出土铁器化验结果得知，当时从块炼法炼制出一种质地较软的铁，但也能将其加工冶炼成坚硬的生铁。由于生铁性脆，时人乃用柔化技术使其变成韧性铸铁。冶工还掌握了将块炼法得到的铁渗炭成钢的技艺。在战国几百年间，能从较原始的块炼法进入到冶铸生铁和炼铁为钢的冶铸方法，技术进步之快，在世界冶金史上少有，表明中国冶铁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已居于领先地位。

　　冶铜业在战国手工业中仍占据颇为重要的地位。湖北大冶的铜绿山，发现一处属于春秋到战国时期的铜矿遗址，矿井深达五十米，井下有纵横交错的巷道，为了防止坍塌，巷道中都架设木制的支架。矿工用青铜或铁制的工具开采矿石，用木辘轳作为提取矿石的工具。据今人的估计，当时在连续几个世纪中，开采的矿石可达十万吨左右，从这一遗址的情况来看，当时开采铜矿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开采技术也较为先进。

　　铁胄(正面)

　　铁胄(北面)

　　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

　　铜除了铸造礼器、乐器之外，还要铸作钱币、符节、玺印、量器等物，社会对铜的需求量很大，故铜器物制造水平仍有提高。据《周礼·考工记》，当时有所谓“钟鼎、斧斤、戈戟、大刃、削杀矢、鉴燧”这样的“六齐”。“齐”指铜、锡的比例，“六齐”即按六类不同器物而定出不同的铜、锡比例。为了更好装饰铜器表面，在铜器表面刻出细槽，再将金、银丝嵌入，形成美观的图案花纹。器物铭文也可采用此法。这就是所谓的错金银，铜器经过这种加工之后，具有更大的艺术魅力。

　　丝麻织物的生产也颇为发达。东方的齐国就以多“文采布帛”而著名当时。一些古墓出土的麻织品中，有很细的麻布，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二十八支，纬线二十四支。在湖北江陵马山的楚墓中出土一批数量很多的丝织品，保存较好，尤属罕见，其中包括绢、罗、纱、锦等不同品种，以绢的数量为最多。绢每平方厘米有经线五十支，纬线三十支。最细密的，经线这一百五十八支，纬线达七十支。绢被染成红、黑、紫、黄、褐等颜色。罗、纱是属于质地稀薄的丝织物。这批织物中最珍贵的锦，是用提花机织出的质地较厚的丝织品，上面有五彩的动物或人物花纹，表明当时已有构造复杂的纺织机，织匠则掌握了难度较高的纺织技巧。出土品中还有不少的刺绣。绣的方法分平绣、锁绣两种，绣于罗或绢上，绣出色彩绚丽的龙、凤、虎等图案花纹。从上述遗物看出，战国时丝织品生产方面，无论是纺织、染色或是提花、手绣，都达到较高的技术水平。

　　战国手工业，一部分为官府经营，一部分属民营，官

　　漆座屏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府手工业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周，战国时不过继其余绪而已，但在经营的门类、规模以及技巧方面都有新的发展。象新出现的冶铁业，也是官府工业中所不可缺少者。当时官府除生产和国计民生关系密切的盐、铁、钱币之外，还旁及于漆器、陶器、纺织和金银玉石等领域。

　　民营手工业约开始于春秋末，进入战国后获得很大发展。盐、铁等重要门类中，有不少民营作坊。如魏的猗顿以经营河东池盐而著名，经营冶铁者尤多，如魏的孔氏，赵的卓氏、郭纵，都以冶铁而致富，史称孔氏“家致富数千金”，郭纵可以和“王者埒富”。也有经营其他矿产者，如秦的巴寡妇清，其先世就拥有出产丹砂的矿山，故能“擅其利数世”。官府作坊的产品，大部分供直接消费，仅有一部分才拿去出售，而私营则不然，其产品主要是供销售。因而民营手工业的发达，可为市场提供更多的商品，对商业交换的兴盛起到重要作用。

　　商业　农业、手工业分工的加强，促进了产品交换的发达。当时手工业者不耕田能得到粮食；农夫不从事手工业，也能得到布帛和陶器、铁器。

　　交换的频繁使许多物品都进入市场而成为可以买卖的商品。《荀子》说当时北方的走马、吠犬，南方的羽翮、齿革、丹干，东方的织物和鱼、盐，西方的皮革、文旄，都出现于中原的市场之上。商业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可以把出产在遥远地方的特产集中在一起。《史记》的《货殖列传》开列出市场上名目繁多的商品名称，从农产品、手工业产品到矿产品、畜牧产品等物，几乎是应有尽有。据云梦秦律，可知秦国从粟、麻、丝、牛、羊、豚、鸡、鱼到脂、胶、筋、角以及铜器、铁器，都是可以买卖的商品。甚至有的不动产如房舍、园圃也开始商品化，土地买卖开始出现，但不普遍。在商品浪潮的冲击下，人也转化成一种特殊商品。如《史记》在说到马、牛、羊这类牲口的同时，还提到“僮手指千”。

　　为了适应商业交换的需要，金属铸币开始大量使用。大约在春秋末年，晋、周等国已有青铜空首布流通于市场，以后变为小型平首布，三晋和燕都铸造这种小布。而燕、齐两国以铜刀币为主。布和刀的发行量很大，上面一般有铸地的地名，常见者有安阳、晋阳、安邑、蒲坂、高都、离石、白人、节墨等一百多个城邑名。三晋和周还铸造过圆孔圆钱。战国晚期，齐、燕则通行方孔圆钱。楚国的铜币较特殊，是仿海贝形的铜贝，俗称“蚁鼻钱”。当时除用铜币外，也以黄金为币，尤以楚为最突出。楚金币是圆形金饼或是锭形金版，上面打有郢爰、陈爰之类的戳印。中原诸国也用圆形金饼，唯数量比楚为少。战国金币在使用时可切割成小块，是与铜币不同的称量货币。各地出土的铜币、金币数量很多，多者几十枚或成百上千，表明当时已有大量的货币投入于流通。

　　随着商业的发达，许多城邑都划出一定的地段、范围作为交易场所的市。市里面分成若干列，即出售货物的“市肆”。市里有国家派去的市啬夫、市掾、市者等官吏，他们的主要职责是收税和维持秩序。

　　大城邑中还开设不少的手工作坊。如在河北易县的燕下都和山东齐临淄古城遗址中发现有制陶、铜器、骨器、铸钱等作坊的遗迹。当时不少的城邑成为货物的产销中心。工商业的影响促使城邑发展。一是人口的大量增加，二是城邑规模的扩大。《战国策》说战国以前，“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战国时则“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从这一对比中，清楚地看到了战国和战国以前的明显差别。《墨子》、《孟子》等书都说当时有“五里之城，七里之郭”，则这类大城郭比比皆是。从城市人口来看，万家之邑并非最大者，据银雀山出土的《库法》，书中指明大县为两万家，中、小县为一万五千家或一万家。则战国时大县，其人口总数当在十万左右。国都的人口更多，如齐的临淄多达七万户，人口达三十余万。《战国策》说临淄城内的大街之上，“车毂击，人肩摩”，“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狗”。这里绘出都市的繁荣，有些居民过着富裕的生活。

　　商业的发展，使商人开始具有独立经济地位，这和以前的商人隶属于官府的情况大为不同。战国时有名的大商人白圭，根据“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准则，在掌握了有利时机后，靠贱买贵卖以获取厚利。当时“言治生，祖白圭”，可见白圭的经商理论被别的商人奉为信条。商人也经营高利贷，当时称高利贷资本为“子贷金钱”，又称“倍贷”。高利贷以小生产者为其主要剥削对象。商人手中掌握了大量的财富后，对生产者起到支配作用。司马迁曾指出：“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百）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富人虽无尺寸之封禄，但可与千户侯相埒，故他称这种富豪为“素封”。大商人子贡来往于各地，所到之处，君主“无不分庭与之抗礼”，极有威势的贵族也都相形见绌。在商业和利润的影响下，社会上的人都逐利不休。有些人甚至为了“利”或“财用”可以“不避刀锯之诛”，社会秩序和道德观念都受到了不断的冲击。

　　商人靠剥削农民和手工业者而致富，损害了国家或君主的利益，因而不少政论家主张“重本抑末”，即对手工业、商业要采取压制或打击的策略，但也有人持不同的看法，认为农、工、商、虞，缺一不可，主张在重农的同时要保护手工业和商业，甚至提出了“农末俱利”才合乎“治国之道”。

　　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各种身分

　　的劳动生产者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人的身分、地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国以前，社会上的自由民为贵族与农民，非自由民为臣妾或仆圉。各个社会阶层的地位比较稳定，当时所谓“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贵族和农民都是代代相传的，身分低贱的奴仆等人当然也不例外。战国时期则不然，由于井田制的瓦解，商品货币关系的发达，封邑制为俸禄制所取代，宗法贵族随之而没落下去，其中的一部分人转变为依靠军事、政治、文化等方面专长而去谋求仕宦出路的游士；农民从井田制的束缚下脱身出来而成为小自耕农；出现了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手工业者和商人。这些士、农、工、商，即当时所谓的“四民”，成为社会上活跃的因素，职业也不再世袭相传。如农民接受文化教育后可以上升为士，也可以弃本而逐末；士通过仕宦可以取卿相之位而飞黄腾达，或如范蠡，子贡因经商而致富，或陷于穷途末路而变成农夫。以往只有贵族才能凭其身分和政治权力而获得大量的财富，而战国时各种不同身分的人都可凭借才能或机缘发财致富。象庶人本属于最贫穷的阶层，但战国时往往“庶人之富者巨万”，这是前所未有的新现象。不过，在对财利的追逐中，既有获胜者，也有失败者。特别是一些小生产者，他们破产后境遇悲惨，甚至卖妻鬻子。这在当时并不少见。贫富分化的加剧，使社会矛盾更加复杂尖锐。但彼此的角逐竞争，又成为当时历史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四民之中以农民人数为最多。他们是当时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之一。小自耕农是国家租税、徭役、兵役的承当者，故各国为了富国强兵，都致力于推行和贯彻有利于小农的政策和方针。如魏国用平籴法，“行之魏国，国以富强”；秦商鞅变法（见商鞅），也因重视农业和农民而能“倾邻国而雄诸侯”。

　　据《孟子》所说，当时的小自耕农，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还饲养着“鸡、豚、狗、彘之畜”，如果没有横征暴敛，“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老者还可衣帛食肉。当时魏国的情况是，“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十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他们为了生活稍能好一点，无不奋力耕作。国家为了多收租税，用赏罚的办法迫使农民多收粮食。如《周礼》中规定，“凡宅不毛者有田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另外象商鞅变法令中也申明，“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国家强令农民多收粮食，实际上也是为本身利益而着想，如《管子》就说：“民事农则田垦，田垦则粟多，粟多则国富。”这里道出了国家的富足必须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上。

　　小农对社会虽然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当时有些君主对农民“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重田野之税以夺之食”。所以不少农民“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农民为摆脱困境，或弃本逐末，即弃农经商或去从事小手工业；或出卖劳力，成为别人的雇工。当时所说的“庸”，就是指雇庸劳动。庸也称为庸夫、庸客。在农耕、水利、手工业方面都可以使用雇庸劳力。当时有所谓“市庸”者，大约有的庸工聚集在市中，以等待受人雇用。国家遇灾荒时，对有些农民实行以工代赈，这类农民也称为庸。据《韩非子》记载，雇主一般付给庸工一定数量的钱币作为酬金，故主人雇工常称为“买庸”，雇庸制是商品货币关系发展的产物。

　　战国时奴隶较多，当时称为臣妾，或僮、虏、仆妾、舆隶、厮舆、胥靡、隶臣、白徒、臧获等。即使在一些平民家中，也常拥有一两名奴隶，改变了过去只有卿大夫等较大贵族才能占有奴隶的旧传统。

　　奴隶来源有几种，一是战争中的俘虏，《墨子》说战争中得到的战俘或敌国臣民，男子为胥靡，女子为舂米、酿酒的奴隶。秦律也规定，凡敌军之降者，一律入于隶臣。胥靡、隶臣皆为官府奴隶；二为自由民沦落为奴者，特别是农民因破产而“嫁妻卖子”，这在战国较为常见。

　　主人一般通过以下两种途径而获得奴隶。一是国家之赏赐。如秦对立军功者则赐虏若干名，秦法还规定，能为破大案提供重要线索者，官府则赐臣妾二人。二是从市场上所买得。在商品货币关系的影响下，奴隶和牛马一样地出现在市场上。《周礼·质人》：“掌成市之货贿、人民、牛马……。”“人民”即指奴隶。云梦秦墓中所出的秦《日书》，其中多处提到“出入人民、马牛、禾粟”，“入臣徒、马牛它牲”。“出入”即买卖之意。可见买卖奴隶和买卖牲畜、谷物一样频繁。从秦律得知，官府可以把部分官奴出卖给民间，百姓也可以信用官府之幼奴，或卖私奴于官府，官私奴隶通过一定的渠道可以相互转化。

　　奴隶劳动除了用于家务劳动外，还广泛地用于各种生产方面。《荀子》、《韩非子》中所提到的臧获，就属于使用于农田耕作的奴隶，秦律中也有关于臣从事于田作的记载。官府的奴隶除负担诸如筑城、修路之类的苦役外，还用于耕作、矿冶、舂米、酿酒和洒扫等方面。

　　三晋、齐、秦等国还有一种和奴隶身分相近的赘婿。贾谊说秦的习俗是，“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

　　赘”。则赘婿多从贫家子弟转变而来，实际上成为富家的奴仆。云梦秦墓中所出的魏《户律》，其中即有不准把田地授与赘婿的规定。其地位低于平民是显而易见的。

　　官僚贵族也剥削一般的平民，如秦国的军将或士卒，得敌人甲首者即可“隶五家”，即从国家的编户之民得到五家以供其役使的权利。还有是官吏或军将以“士卒为弟子”，或者是“臣士卒”。有的农民因租税徭役过重而自动投靠到官吏贵族那里以求庇护。这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剥削关系，即平民也在一定条件下，成为剥削的对象。

　　各国的变法和新的君主集权制

　　魏、楚、齐、韩的政治改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政治上层建筑势必有所调整。从战国初年起，各国的变法运动，正是为顺应经济变化所作出的努力。

　　魏进行变法最早，开始于文侯时。文侯礼贤下士，师事儒门弟子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人，又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这些出身于小贵族或平民的士开始在政治、军事方面发挥其作用，标志着旧的世族政治的终结。

　　李悝是魏文侯、武侯时进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兼采各国成文法而作《法经》，《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六篇。《盗篇》中规定大盗要戍边为守卒，重者则处以死刑。甚至道路拾遗也是有“盗心”的表现，犯者要受刖刑。可见《法经》采用严酷的手段以保护私有权。“贼”指杀人、伤人。“杀人者诛”，其家属则没于官，李悝以为《盗》、《贼》两篇最重要，故刊于《法经》之首。《法经》对人民群众的反抗活动则予以严厉的镇压，如规定一人越城者要处死，“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群相居一日以上则问，三日以上则判死刑”；对于盗窃符、玺者要处重刑；又禁止人民议论法令，违者处死。以上的规定都是为了保护王权和加强专制主义。

　　李悝又作《尽地力之教》。他认为农民治田勤谨，“则亩益三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即要农民增强劳动强度和发挥种田积极性，以保证国库收入。李悝又作”平籴法”，即在丰年时向农民多征粮食以作为储备，供荒年时调剂之用，农民便不致因饥馑而破产或流散。这样既缓和了社会矛盾，又使国家不会失去大量的劳动人手，李悝实行这种保护小农的措施，是魏国能够富强的重要因素。

　　楚在悼王时，魏吴起奔楚，悼王用吴起进行变法。当时楚“大臣太重”，“封君太众”，吴起下令宣布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废公族疏远者”，把一部分贵族流放到边远之地，以此来摧毁和削弱强大的旧世族势力。又“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以贯彻用人唯才的方针策略。

　　楚简(部分)　湖北江陵望山出土

　　楚经过初步的改革，国家收入增多，吴起用来扩充武备，国力开始强盛起来。但进行改革仅一年，悼王死，旧贵族攻杀吴起于悼王之棺旁。肃王即位，以伤害王尸的罪名严惩了这些不法分子，“夷宗死者七十余家”。吴起改革虽受挫折，但楚的旧贵族力量因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而有所削弱。

　　战国初年，齐的大权在田氏手中。后田和得到周王承认而成为齐君。田和之孙威王针对卿大夫专权，国力不强之弊，着手整顿吏治，如即墨大夫治即墨，“田野辟，民人给”，而阿大夫治阿，则“田野不辟，民贫苦”。威王诛阿大夫而重赏即墨大夫。威王又用邹忌为相，邹忌颇注意“谨修法律而督奸吏”。由于齐在官吏中明赏罚，故“齐国以治”，到威王末年，“齐最强于诸侯”。

　　韩在七雄中疆土小而国弱。昭侯时，申不害学术以干昭侯，昭侯用不害为相，申不害的“术”是要求君主“因任以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即君主应有一套控御臣下的策略，以提高官吏的行政效率。故申不害治韩也收到一定的成果，史称申不害“修术行道，国内以治”。

　　秦商鞅变法　秦在战国初年，旧贵族势力较强，阻碍了历史的前进。到孝公时，秦还是“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受到魏、楚两国的侵迫。秦在各国中地位不高，不能参与中原各国的盟会，各国常以“夷狄遇之”。在内外的压力下，秦孝公迫切地要求变法图强。

　　卫人公孙鞅，听说秦正下令求贤，遂入秦，“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立即用他开始变法。后来秦封公孙鞅于商，故又号为商鞅。

　　公元前356年，商鞅下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通过残酷的连坐法以加强对人民的统治；凡民有两子以上不分家者，“倍其赋”，即把大家庭拆散，以便于小农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租税和力役。农民“致粟帛多者”，可免除其徭役或租税，不努力耕作或弃本逐末，其全家都要被罚作奴隶；人民立军功者可得爵，私斗者则受罚；宗室无军功者，便不能获得贵族身分；新的军功贵族按爵位高低来决定他们占有田地、奴隶多少和服装的等次。

　　商鞅的变法令触犯了旧贵族的利益，新法才实行了一年，“秦民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当时太子也违法。商鞅严惩太子的师傅以儆众，从此无人再敢公开反对新法令。

　　公元前350年，秦从雍（今陕西凤翔）迁都咸阳，商鞅又下第二次变法令：为使父子、男女有别，禁止家人“同室内息”。统一度量衡，“平斗桶、权衡、丈尺”。将全国的小都、乡、邑集合成四十一县，县置令、丞，以新的县制取代旧的封邑制；废井田，“开阡陌封疆”，改变了对田地的分配和使用的办法。

　　变法后五年，秦国富强起来，并开始向东发展。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子惠王即位，商鞅被杀。但变法的成果沿袭不变，终于使秦走上日益强大的道路。当时各国都进行变法，以秦取得的成果为最突出，为秦后来翦灭群雄奠定了基础。

　　官制、兵制和法律

　　官制　战国各国都吸收春秋时君权下替的历史教训，建立新的官僚体制以纠过去宗法贵族把持国家大权之失。

　　战国时中央最高的官吏为相邦。相邦是百官之长，治理朝中百事，对大小官吏有赏罚之权。各国都置此官，但名称上略有歧异，有些国家借用太宰、冢宰、令尹之类的旧名。有的国家称为宰相，秦有时不置相邦，而设左、右丞相。

　　较相邦为低并分掌各种具体职务的官吏，有主管民政、军事和工程事务的司徒、司马和司空（见三有事），有管理刑罚和辞讼的司寇或司理。还有专管农业、手工业、山林资源的司田、工师、虞师等官。

　　地方上一般都分成若干县，以替代过去贵族的封邑，秦商鞅变法后，全国共设四十一县，《战国策》说魏有百县。县也称都，古书中常将县都连称。在县以下有乡、里。有的国家在乡、里之间还有州。里之下又分成若干个什、伍，伍是五家，什是十家。县的主管官吏为令，秦或三晋，也称县令为大啬夫。在令之下有丞、尉、御史以及县司空、县司马等官。乡、里设三老、里典、伍长等。县置于君主统治之下，君主的政令可通过地方小吏一直贯彻到乡、里，中央集权制比过去大为加强。

　　各国在边境地区或新占领的地方，往往设郡以统县。如魏在河西设上郡，秦灭蜀后设蜀郡，赵打败林胡、楼烦后建立云中、雁门等郡。战国时的郡都比较大，韩的上党郡有十七县，赵、燕的代、上谷郡都各有三十六县。郡的主管官吏为守，也有称太守者。设郡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地方的军事防御能力，故郡守除治民外，还掌握兵权，可以率兵自卫或出击敌人。

　　从相邦到地方的守、令，都由国君来任免。在任命官吏时要授予官玺。官吏有了官玺才能行使其权力。在免官时君主又要将官玺收回，当时称为“收玺”或“夺玺”。君主通过所谓的“上计”，考核官吏治绩。官吏不称职或有过失者，君主可收其玺而免其官。《荀子》说：“相邦岁终奉其成功以效于君，当则可，不当则废。”相邦为百官之长，如君主对其不满，随时可被免职。可见当时对官吏的考核是比较严格的。正因为如此，各国政府大都能保持较高的行政效率。

　　春秋时实行任人唯亲，官吏主要由公子、公孙担任。战国时任人唯贤比较流行。虽然象齐、楚等国任用宗族的现象仍未断绝，但多数国家都主要从平民中擢用有用人才，甚至象申不害、范睢等出身于贫贱者也能被破格任用。秦多用外来的客卿，广揽天下的英才。秦能最强于天下，与此不无关系。官吏人才多通过大臣或名流之推荐和保举。如果推举者徇私，则将受到一定的惩罚。如秦国对于“凡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

　　官吏一般都是领取实物为俸禄。高官可以食禄千钟，甚至到三千钟、万钟。稍低的俸禄为一千石，依次而下为八百石、七百石、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一百石、五十石。更低者为斗食。按照秦制，六百石以上者皆属高官级别。官吏有特殊功勋者，国家往往赏赐田地。如《商君书》曾说：“得甲首一，赏爵一级，益田一顷。”

　　封爵仍有，但和春秋之制有较大区别。如属宗室或有功之大臣，可获得君或侯之称号，有封邑或封地，主要食租税，仅有一定的治民权。这些封君多终身或传数世，很难长期世袭。稍低者为卿或大夫，一般是奖励给功臣或名贤。秦的爵制，级别较多，从侯到大夫、士。其中的低爵，获得者为平民或士兵。

　　兵制　由于战争频繁，各国都拥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士兵来源于募兵或征兵。当时所说的“练卒”或“练士”，当是招募而来，并经过相当训练、具有较好装备的常备军。但遇大战时，也随时征发适龄男子服兵役。如秦赵长平之战，秦昭王亲赴河内，下令民身高七尺到六十三岁的男子都要开赴上党。各国为了激励士兵奋勇作战，采用不同的奖赏办法，如齐国的技击之士，得敌首者可拿到赏金；魏国的武卒，其家属可以免役。秦国除用奖赏外，还用严刑相胁，这也是秦军战斗力很强的原因之一。

　　战国时王权很集中，故君主都把兵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如军队的将帅都由君主任命。战国早期，军将常由相邦充任，以后则由其他高官为之。将帅非常设官，战事结束后即罢。在调动军队时，君主用虎符为信物。虎符为铜质、虎形，分左右两半，有子母口可以相合。右符在王所，左符在将领之手。王若派人前往调动军队，就需带上右符，经过合符，军将才能听命而动。根据秦国“新郪符”的铭文，地方发兵超过五十人，就必须有王符。可见君主对军队的控制相当严格。

　　法律　战国时各国都用严刑峻法以治国。为此而制订出一批新的成文法典。魏有李悝的《法经》，最为有名。赵有《国律》，燕有《奉法》。但这些法典都早已亡佚。秦律是在《法经》的基础上编订而成，也已不复存在。但1972年出土的云梦秦律和其他有关材料，其中大部分都应是战国时期秦国的法律条文，是了解秦或其他国家法制状况的宝贵资料。

　　秦律将保护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性放在首要的地位，如对犯盗窃罪者处罚极为严酷。凡参与分赃或窝赃者，则将和盗窃者受到同样的惩罚。窃贼盗窃所得，其价值超过六百六十钱，就要被处以次于死刑的重刑。如盗窃别人的桑叶，其价值不到一钱，也要服苦役三十天。

　　其次，法律对官吏的违法行为颇为重视。秦律中有多种的官府法规性质的内容，如有《置吏律》、《效律》、《军爵律》等，还有和生产有关的《田律》、《工律》和《金布律》。官吏在执法时忽于职守者为“不胜任”，对重罪轻判或轻罪重判为“不直”，“不胜任”和“不直”都构成犯罪。“不廉洁”的官吏为“恶吏”，也为法律所不容。官吏因犯小的过

　　战国诸侯称雄形势图(公元前350年)

　　错，则将受到交纳实物的“赀罚”。秦法对官吏约束较严，表明秦十分注意吏治。

　　战国时刑罚残酷。刑罚有死刑、肉刑、徒刑等类。肉刑分髡、黥、刖、劓等。徒刑是使罪人长期服苦役，三晋称这类罪犯为胥靡，秦称刑徒城旦或鬼薪、隶臣。秦徒刑中以城旦为最重，犯人髡发穿赭衣，颈中戴铁钳，脚上戴铁釱。同时还要处以黥、劓等肉刑。城旦在严密的监督下服长期的苦役，实际上成为罪犯奴隶。肉刑在战国时已成为前一时代的残余，而徒刑则变为一种重要的惩罚手段。较轻的刑罚有迁刑、笞刑和罚金、罚徭。迁刑是把犯人迁徙到边地去服役或戍守。犯人的家属也要承担法律责任，《法经》中的三族刑，即犯人的父、母、妻的亲属也要受株连。秦律中所谓的“收”，也是指籍没罪人的妻孥。

　　七国的兼并战争和秦的统一

　　战争规模的扩大　战国时期兼并战争比春秋时更为激烈和频繁，规模也更大。各大国都拥有雄厚的武装力量，三晋、齐、燕各有带甲之士数十万人，秦、楚两国各有“奋击百万”。在作战时更是大量出动，秦、赵长平一役，赵出兵四十多万人；秦为了灭楚，动员兵力达六十万人之多。春秋时的大战，有时数日即告结束，战国时则短者数月，长者可以“旷日持久数岁”。作战双方都要求消灭对方实力，因此一次战役中被杀的士兵多达数万人乃至数十万人。“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野以战，杀人盈野”，已成为常见的现象。战争中消耗的物力也十分惊人。《孙子兵法》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战国策》说一次大战，仅以损失的兵甲、车马而言，“十年之田不能偿也”。

　　各国为了克敌制胜，还竞相改进武器装备。韩、楚两国都以武器制作精良而著称于当时。兵器方面的最大变化是铁兵器开始出现。如《史记》有“楚之铁剑利”的话，《荀子》也说楚的宛（今河南南阳）地所出的戟和铁矛极为锋利。河北易县出土有战国末年燕国的钢戟和钢剑。另外，当时还有铁甲和铁盔。武器中的新品种有弩，弩是在弓上安装木臂和铜制的郭，即利用简单的机械将箭从弓上射出，使箭具有很强的穿透力，象韩国所造的劲弩，可把箭射到六百步以外。作战用的器械也多种多样，如有攻城用的云梯、冲车，水战用的钩拒。有关的情况，在《墨子》的《备城门》等篇中都有记述。

　　作战方法和兵种，也随着战争规模扩大而发生变化。长期以来以车战为主的作战方法，渐退居于不太受地形条件限制的步战之下。在北方民族的影响下，骑兵作为新兵种开始推广。《战国策》说七国各有骑数千匹或万匹。1491

　　为了便于骑战，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命令“将军”、“大夫”、“戍吏”都要穿胡服，即历史上有名的“胡服骑射”。在《孙膑兵法》中，曾提出“用骑有十利”的看法。骑兵的许多长处，非其他兵种所能及，当时兵家对此已深有认识。

　　为了加强防御，各国不惜动用大量人力来修建长城。齐的长城西起于平阴防门（今山东平阴），南面到海边的琅邪。魏为了保护其河西，曾在今陕西洛水以东筑长城。赵国在漳水、滏水流域修造过长城，赵武灵王又在阴山下修长城。燕国在大破东胡以后修造长城，西起造阳（今河北怀来），东止于襄平（今辽宁辽阳）。燕、赵修筑北边长城，目的在于防御北方各族入侵，后来秦、汉长城即在其旧基址上加固而成。（参见彩图插页第12页）

　　魏的盛衰魏是战国初年中原的一个强国。文侯、武侯两世，魏因经过政治改革而国力强盛，东面屡败齐人，又灭中山国，西面则派李悝、吴起守西河，一再挫败秦人的进攻。

　　到惠王时，魏更加强大，从此更加紧侵伐宋、卫、韩、赵等国。公元前354年，魏攻赵，次年，魏攻陷赵的邯郸，齐救赵败魏于桂陵（今山东曹县），后魏将邯郸归还给赵。公元前344年，惠王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开会，“率十二诸侯，朝天子于孟津”，并于是年开始称王，成为七国君主中最先称王者。他在礼制方面处处模仿天子，企图使中原各国都能听从魏的号令。

　　惠王称王是魏国强盛的顶峰，但很快就开始走下坡路。公元前341年，魏军在马陵之战中，为齐伏兵所败，损失十万兵，主将太子申、庞涓都战死，实力大为削弱。魏在西面又受挫于秦，失去少梁（今陕西韩城），河西屏障被秦突破。公元前340年，秦商鞅率兵伐魏，虏魏将公子卬。惠王被迫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由于魏一再在军事上失利，不能继续称雄于中原，公元前334年，魏惠王和齐威王在徐州（今山东滕县）相会，互尊为王，承认魏、齐的对等地位，以共分霸业，并缓和魏、齐的矛盾。

　　由于秦的崛起，秦东向发展，魏首当其冲，成为秦进攻的主要对象。故惠王以后，魏日益削弱。

　　秦的对外进攻和疆土的扩大秦经过商鞅变法，国势蒸蒸日上，不断攻打韩、魏，以扩大秦的疆域。公元前333至前328年，秦接连击败魏军，魏被迫割地求和，失去其全部河西之地。公元前325年，秦惠文王也开始称王。秦强大之后对三晋威胁很大，公元前318年，魏公孙衍起来联赵、韩、燕、楚“合纵”攻秦，结果被秦打败，将帅被秦俘获。公元前316至前313年，秦先后攻占赵的中都（今山西平遥）、西阳（即中阳，今山西中阳），蔺（今山西离石西）。大败韩军于岸门（今河南许昌）。对三晋的攻伐都取得了胜利。

　　公元前312年，秦、楚大战于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楚大败，楚的军将死者七十余人。楚怀王又派兵袭秦蓝田，又败于秦。秦从此取得楚汉中地的一部分，置汉中郡，而楚失去西北的门户。秦又不断攻打义渠之戎，西向而拓地。公元前316年，蜀有内乱，秦惠文王派司马错一举而灭蜀，于是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齐伐燕和燕破齐魏、齐相王以后，齐成为关东的最强者。燕王哙晚年，哙让国于大臣子之，太子平聚众攻子之，引起内乱。公元前314年，齐宣王派田章率兵攻燕，仅五十天就灭燕。齐军对燕人肆意蹂躏，引起燕人反抗，终于赶走齐兵，但燕也因此而残破。赵武灵王护送燕公子职回国继位，是为燕昭王，燕国复定。

　　齐湣王时，武力很强，对外发动了一系列的战争。公元前301年，齐、秦率韩、魏攻楚，败楚于重丘（今河南泌阳一带），杀楚将唐昧。公元前296年，齐又联合三晋和宋等国“合纵”以攻秦，秦不利，故退出一部分侵占别国的土地而求和。齐和燕又战于“桓之曲”，燕损兵十万。湣王因屡胜而更加骄傲自满。公元前288年，齐和秦曾一度互相称帝，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齐和秦成为天下的两强。公元前286年，齐又灭“五千乘之劲宋”，使得“泗上诸侯邹、鲁之君皆称臣，诸侯恐惧”。但齐因连年兴师用众，造成“稸积散”、“民憔悴、士罢弊”。特别在灭宋以后，齐实际上已成为强弩之末。

　　燕昭王即位之后，礼贤下士，乐毅等人都奔赴于燕，经过二十八年而“燕国殷富”。公元前284年，燕联合三晋、秦楚而大举伐齐，齐无力抵御，燕将乐毅很快攻下齐都临淄，湣王出走，不久被杀。齐除莒、即墨以外的七十余城都为燕所占领，并成为燕的郡县。公元前279年，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以骑劫代乐毅，齐将田单举兵反攻，杀骑劫，大破燕兵，收复了所有的失地，迎齐襄王入临淄。齐虽能取得胜利，但国力未能因此而重振。

　　楚的削弱　春秋时楚和晋为两强，进入战国后楚已大不如以前，但因其地广人众，在关东六国中仍是比较强大的一国。魏公孙衍“合纵”攻秦，楚怀王曾被推为纵长。怀王时楚又灭越，楚的疆域扩大到今江浙和鲁南一带。自从秦、齐两国强盛起来之后，楚不断和秦、齐进行斗争，但都遭到失败，最后楚怀王被秦诱至秦国而死于秦。

　　到楚顷襄王时，顷襄王“淫逸奢靡，不顾国政”，又不修城池，不设守备。公元前280年，秦攻下楚的汉北地及上庸（今湖北竹山），司马错又从蜀而攻楚的黔中郡（今湖南西部）。次年，秦将白起更是引兵深入，攻下鄢（今湖北宜城）、邓（今湖北襄樊附近）和西陵（今湖北宜昌西），次年攻占了郢都，秦军继续南进，一直打到今洞庭湖边上。楚的军队溃散而不战，楚顷襄王逃窜于陈（今河南淮阳）。秦在所占领的楚地设立黔中郡和南郡，从此，“楚遂削弱，为秦所轻”。

　　赵向北发展和长平之战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当时在赵北面或西北方面的林胡、楼烦等北方民族，是赵国的强敌。武灵王乃向北进攻，“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武灵王晚年，传位于子惠文王，自号为“主父”，“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占领今内蒙古南部黄河两岸之地，建立云中、九原两郡，又在阴山下修长城。故在战国晚期赵成为实力仅次于秦、齐的军事强国。

　　公元前270年，秦、赵战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赵将赵奢大败秦兵。公元前263年，秦攻占韩的南阳（今河南沁阳一带），使韩和其上党郡隔绝。郡守冯亭便以上党降赵。秦和赵为争夺上党郡而发生了有名的长平之战。公元前260年，赵军被困于长平（今山西高平），因绝粮而全军降秦，秦坑杀赵卒四十余万人。次年，秦军乘胜进围邯郸，攻打两年多而城未下。后因魏信陵君及其他国家派兵救赵，秦才解兵而去。赵经过长平之战和邯郸被围，实力大为削弱。

　　秦灭六国　秦从孝公、惠文王时开始向东进攻，取得不少胜利。到昭王时，灭六国的基础已经奠定。昭王任用足智多谋的魏冉为相，《史记》以为秦所以“东益地弱诸侯，尝称帝于天下，天下皆西向稽首者”，都是魏冉的功劳。后来又任用范睢，睢对外主张远交近攻，对内则主张要清除贵戚大臣之有势者。昭王采用其谋，使秦更为强大。到昭王末年，属于三晋的上郡、河东、上党、河内、南阳等地都被秦所攻占。秦又南灭巴蜀，建立巫郡、黔中郡和汉中郡。其疆土之大，六国中罕有其匹。特别是“天下之枢”的韩魏，是当时经济、文化上最先进的地区。而秦占领了不少韩、魏的领土，两国之君甚至入朝于秦，“委国听命”，秦对中原已起到主宰的作用。

　　到秦庄襄王时，东周、西周都被秦所灭，“秦界至大梁”，其势力进一步深入到关东地区。公元前246年，秦王政（见秦始皇）即位，吕不韦仍为相，招致天下宾客，准备灭六国。公元前237年，秦王政亲自执政，以李斯为佐，开始大规模对关东用兵，为配合军事上的攻势，秦又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以分化其内部。

　　公元前230年，秦灭韩，以韩地为颍川郡。公元前228年，用反间计杀赵将李牧。次年，攻下邯郸，虏赵王迁。赵公子嘉逃到代地，自立为王。公元前226年，秦破燕，燕王喜逃到辽东。次年，秦决河水灌魏都大梁，城坏，魏王投降，魏亡。公元前223年，秦将王翦率六十万人攻楚，虏楚王。次年，秦完全攻占楚地，楚亡。公元前222年，秦攻辽东，虏燕王喜，又攻代而虏代王嘉，燕、赵两国亡。次年，灭齐，中国统一。

　　经过战国，全国从分裂割据的状态走向统一，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从春秋到战国，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农业、手工业、水利、交通、商业等方面都有了较大的发展，使各地区经济上的不平衡性减少，彼此间的联系加强，相互的依赖关系更为密切。经济的发展，为全国统一奠定了基础。政治方面，各国经过变法，建立了百官必须服从君主法令的新的中央官僚制度；地方上原来的贵族分封制为郡县制所取代，从而消除了各自为政的现象。政治制度上的重大改革，为大一统政权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秦能够统一中国的客观原因为：秦据有富饶而又易守难攻的关中地区，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秦变法比关东六国更为成功，对旧势力、旧制度的铲除较彻底，故在经济、政治方面比其他各国更为先进。秦昭王时，荀子曾到秦国去过。他说秦实行法治很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较少，政治清明，故秦从孝公至昭王，军事上屡能获胜，决非偶然。

　　边境内外各族

　　春秋时期中原的戎、狄，到战国时都已和华夏族融合为一了。但在离中原较远的地区仍有许多其他民族，这些民族居住在燕、赵、秦、楚等国境内或境外。

　　胡貉和氐羌　胡貉是当时人对北方各族的泛称。分布在今东北或蒙古大草原上者为东胡和匈奴，分布在今内蒙古东部和河北、山西北部者为林胡、楼烦。这些民族主要以畜牧为生，善骑射，是各族中武力最强者，中原各国受其威胁较大。赵国从襄子时起就不断和其北面的胡貉人作斗争。武灵王时，赵曾经大破林胡、楼烦，把所占领的土地置为赵的郡县，但双方的斗争并未结束，到战国末年，赵将李牧又“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

　　战国后期，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地千里，燕乘胜而进，在边境上修建长城，又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郡。

　　匈奴长期受东胡的控制，和中原国家的关系较少。

　　貉人分布于今辽宁境内，他们以渔猎和农耕为业，不同于以畜牧为主的胡貉各族。在今内蒙古、辽宁等地，发现过不少战国时期的古墓，出土有青铜的短剑、匕首、戈、工具和马饰等物，还有铁器、金银器和燕国的刀币。这些遗物当是貉各族所遗留下来的，因为其中有些器物或花纹具有浓厚的畜牧民族文化的特征。但里面也有些器物是仿自中原，或者就是从中原流入的。这表明当时这些民族和中原各国有来往关系，甚至受到中原文化明显的影响。

　　氐、羌族分布于今西北，和秦邻近者为大荔、义渠，“筑城数十，皆自称王”。秦于战国早期灭大荔，和义渠相周旋时间最长，到公元前272年才灭义渠，并将所得到的土地建立了陇西、北地郡。

　　巴蜀　战国时蜀人分布在今川北和川西一带。巴人分布在川东的嘉陵江、长江沿岸。秦惠王时，秦派司马错率兵灭蜀，同时也灭巴。秦将蜀王降为蜀侯，派陈庄为蜀相以监督蜀人。公元前301年，蜀起来反抗，秦又派司马错定蜀，后来就开始在蜀、巴设立郡县。蜀人的历史很古老，从出土的铜器来看，它早期受商、周文化影响，到战国时则受秦、楚影响较大。在蜀人和巴人的青铜器上，常见有属于他们自创的象形的文字。青铜器制作甚精，和中原各国所作者可相媲美，可见其文化程度之高。

　　越　越人分布地区颇广。今浙江、江西和两广、福建等地都是越人居住和生活的地方。战国文献记载中已有“百越”、“扬越”、“瓯越”、“闽”等名称不同的部族。

　　根据考古发现，可知在浙江和广东、广西一带，战国时期越人在青铜器制作方面已进入发达的阶段，能冶铸出精美的钟、鼎和戈、矛或多种工具。器形、花纹带有地方特色，但也能看出有楚文化的某些影响。在广东的有些遗址中还发现有铁器，尽管数量不多，也表明中原的先进文化已进入到今岭南地区。

　　诸子的思想与学说

　　战国时期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主要是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少数贵族已不能再继续垄断文化知识。随着私学的出现，“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社会上涌现出大量的文学游说之士，为学术文化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齐国国君为了富国强兵而争相礼贤下士，甚至连一些贵族、官僚也招贤养士。齐国在临淄稷门设馆，招徕慎到、邹衍等知名之士，给予优厚的生活待遇，让他们不任职而议论国事，从战国初到战国末，稷下一直是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秦相吕不韦也“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吕氏春秋》一书即由其门客撰写而成。养士之风的盛行，为文学之士提供了活动的环境和条件。他们可以潜心于学术，著书立说，使文化学术获得空前发展。

　　《汉书·艺文志》说：“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说明众多学派的产生是出于不同的政治需要。各国君主不仅对各家“兼而礼之”，不主一家，还鼓励和支持各家之间的相互论战，促进了思想的活跃和学术的繁荣，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显学除孔、墨两大家之外，还有道、法、阴阳、名辩诸家，一家之中也不断分化为更小的学派，如韩非说战国末“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各家都抱着“以其学易天下”的宗旨，而他们确实“皆有所长，时有所用”，对当时政治、文化的发展变化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墨子，名翟，约生于春秋末年，鲁人，是墨家的创始人。墨家的出现较儒家略晚，但墨家对儒家的观点持反对态度，儒、墨成为水火不相容的两大派。流传至今的《墨子》一书，其中保留着墨子的思想和主张，也有部分为其后学的作品，书中提到的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种主张，是墨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墨学带有较强的人民性和进步性，在战国时为显学，但从秦汉开始，墨家某些观点渐被儒家所吸收，其余则因不合世用而得不到人们的重视，故渐趋于衰落。

　　孟子，名轲，邹人，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之门下，是战国中期的儒学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出土的漆箱盖上的二十八宿图象

　　大师。孟子主性善之说。他要求人们通过存心养性，努力使仁、义、礼、智这四种品质扩而大之。在政治方面他提出了关于仁政的学说。仁政的具体内容是要求君主去注意和改善农民的生活处境。他还提出“民贵君轻”的说法。孟子的学说对后代的思想文化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他的仁政和重民思想，对后代开明君主或进步思想家都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北宋以后，孟子的著作也成为儒家的经典。长期以来，孟子因仅次于孔子而被称为“亚圣”，人们也把儒学称之为“孔孟之道”。

　　老子，事迹不详，流传至今的《老子》，是研究老子思想（即道家思想）的主要依据。书中提出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的观点。以为天地都是按照客观规律而运动的。老子在朴素辩证法的指导下，认为世间万物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相互对立转化的联系。他在治国方面则强调“无为”。即要遵循客观规律，不要逆理而动。特别注意宽减农民的租税负担。《老子》书中的许多哲学原理，对后来中国社会有过深远的影响。如统治上层常用“无为”来缓和国家与人民的矛盾，而象小胜大、弱胜强之类的思想，又成为下层人民展开反抗斗争时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

　　庄子，名周，宋人。他曾作过漆园吏，约与孟子同时或稍晚，是战国时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流传至今的《庄子》，涉及了许多有关宇宙万物的探索和讨论。《庄子》把道看作是宇宙的本体。道是自然无为，人只能顺从它而不能超越它或违背它。故崇尚道实际上就是崇尚自然。《庄子》还提出了避免形而上学看问题的相对主义，即“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莫寿于殇子，彭祖为夭”。但相对主义运用到社会政治方面，则认为儒墨孰是孰非无法回答，从而导致认识上走向不可知论的倾向。由于《庄子》崇尚自然，故而强调人的活动必须和客观规律相顺应。但另一方面，只强调适应自然却又否认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末赵人。他批判各家，又吸取各家之长，是战国末儒家之中最有影响的儒学大师。他接受了道家的自然观。所不同的，是荀子以为人定胜天而不应单纯顺应自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著名论点。

　　荀子在人性问题上的见解，与孟子正相反，他主张人性恶，认为经过后天的教育才能使人为善，以至变成圣人。但孟子的重民思想，也为荀子所继承。他还进一步发挥了儒家一贯的崇礼主张，在强调礼治的同时，又提出实行法治的重要性，这是他和以往儒家的不同之处。王霸并用，礼治与法治相辅而行，是荀派儒学的一大特色。

　　韩非，战国末韩人。和李斯都曾师事荀况。他是战国末法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韩非子》一书，是其思想之集大成。他以为人类历史是发展变化的，所以应该根据当时的实际来制订政策，即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当今就必须依靠暴力和法治。在此基础上，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各个法家学派的经验，认为法、术、势三者必须并重。法固然重要，但君主要有一定的权力和威势，否则法令难以贯彻下去。除了势以外，君主还要有一套控驭臣下的权术，否则君主的地位不会巩固。他又以申不害、商鞅为例，说明只有法或只注重术都是有缺陷的。故韩非成为战国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

　　荀子的人性恶为韩非所继承。他认为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因此治国就离不开刑、赏，而且用刑越严越好。他又提出：“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即不允许法家以外各个学派的存在，彻底否定德化和教育的作用，使极端的专制主义贯彻到文化思想领域。以上的一些主张为促进秦统一和速亡都起过一定的作用。但有关法治若干基本准则，在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一直为许多王朝所采用。

　　出现于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是当时文化发展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之一。诸子的学说，是当时人智慧的结晶，对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是中国古代宝贵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吴荣曾） 
　


    
《战国策》
  　　《战国策》

　　战国至秦汉间纵横家说辞和权变故事的汇编。它不作于一时，也不成于一手。战国时，有专门从事外交策略研究者，他们探讨如何揣摩人主心理，运用纵横捭阖的手腕，约结与国，孤立和打击敌国，史称纵横家（见合纵联横）。他们对于谈说之术非常注重，为了切磋说动人君的技艺，就要不断地收集材料，储以备用，有时并亲自拟作，以资练习。《战国策》即因此而产生。

　　《战国策》中的权变故事，大体可分作两类。一类是早期作品，写作时去事件发生的时代不远，说辞大体符合历史事实，史料价值较高，《战国策》中许多中短篇说辞都属于这一类。不过由于传闻不同，同记一事有时也不免互有出入。另一类是晚出的拟作，拟作者对史事已颇茫然，其中许多都是托喻之言，虚构之事，谈形势则扜格难通，言地理则东西不辨，《战国策》中的许多长篇说辞大都属于这一类。司马迁说：“世言苏秦事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其他人的事迹也有类似情形。

　　《汉书·艺文志》共著录了纵横家十二家，二百零七篇。西汉末年，光禄大夫刘向奉诏校书，见到了皇家藏书中有六种记载纵横家说辞的写本，内容庞杂，编排错乱，文字残缺。它们有《国策》（并非今本《战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几种不同的名称。刘向依其国别，略以时间编次，定著为《战国策》三十三篇。东汉时高诱为此书作注。隋代已残缺不全，今仅存十篇。

　　除刘向所见者外，当时还有不少在民间流传的纵横家说辞。1973年12月，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和《战国策》类似的书，由整理者命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这部帛书共二十七章，有十一章见收于《战国策》和《史记》，其余十六章是佚书。

　　由于秦始皇焚书的重点是各国的史书，故《战国策》为后世治史者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资料，司马迁就曾采取其中的九十多事载入《史记》中。而且《战国策》所收多是优秀散文，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

　　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战国策》（部分

　　《战国策》在流传中颇有亡佚，到北宋中期已散佚了十一篇，由曾巩访之士大夫家，才重新补足三十三篇之数。今天所见的《战国策》，按东周、西周、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分国编次，共三十三篇，四百六十章，也有分为四百九十七章的。其所记史事，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中行氏（《赵策一》），下迄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燕策三》），反映了这二百七十年中重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1900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楼兰废墟发现了一张不晚于魏晋时代的《战国策》写本残片，其内容同于姚宏本《燕策》第一章的末尾和第二章的开头，可见今本流传有绪，大体保存了刘向编订的原貌。

　　《战国策》的版本大致有两个系统。南宋初年，剡川（今浙江嵊县）姚宏校注此书，态度谨严，忠于原作，书成于绍兴丙寅（1146），不久就有刻本。此本在清代经黄丕烈影写复刻，收入《士礼居丛书》，流传极广，今通称姚本，其中包括东汉高诱的残注和姚宏的续注。和姚宏同时，缙云（今浙江缙云）鲍彪也为《战国策》作注。鲍氏改动原文，重新编次，受到后世许多人的讥评。元代吴师道撰《战国策》注，对鲍注订误补缺，释疑解滞，甚便读者。《四部丛刊》初编曾把吴书的元至正十五年（1355）刻本影印收入，其他的重刻本流传的也很多。此本今通称鲍吴本。此后，中外学者研究《战国策》的不少，或零篇短札，或巨制宏文，各有所获。

　　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诸祖耿有《战国策集注汇考》，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校注》。

　　（缪文远） 
　


    
站赤
  　　站赤

　　见驿传。 
　


    
站户
  　　站户

　　元朝户籍名称之一。因政府签发部分人户专门承担站役，故得此名。元朝为了“通达边情，布宣政令”，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周密的站赤系统。站有水、陆之分，水道用船，陆道以马、牛、狗等作交通工具，故又有船站户、马站户、牛站户、狗站户等名称。各种站中以马站为最普通，马站户的数量也最多。据统计，全国驿站共有一千五百余处，以每站平均二百户计，站户约达三十余万户，实际数字可能更高。

　　站户承担的站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①陆站站户养马、牛、狗等，水站站户则备船；②马站出马夫，称为兀剌赤，水站出船夫；③部分站户需向过往人员供应首思（蒙语■sihüsün的音译，原义为汤汁，元代以此指驿站过往人员的饮食分例）。江淮以北农业区的站户，大致平均四户养马一匹，每户可免四顷土地的地税；江淮以南对养马户数没有限制，但规定同养一匹马的诸户总共可免税粮七十石。站马来源不一，有的由国家出钱购买，发给站户饲养应役；有的由驿站所在地区诸色户计共同出资购买，发给站户；有的则由站户自行购置。不管来源如何，一旦倒毙，都由站户赔补。站户除可以免税的田亩税粮之外，其余部分仍须纳税。供应首思的站户可以免除和雇、和买、杂泛差役，有一部分地区的站赤由官府供应首思，这些站赤的站户与民户一样承当和雇、和买、杂泛差役。牛站户、狗站户和船站户的情况与马站户差不多。

　　站赤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元朝政府规定，只有军政事务才许乘驿，而且必须持有铺马圣旨或圆牌，作为凭证。但是王公贵族、上层僧侣和各级官吏纷纷巧立名目，乞求铺马圣旨和圆牌，任意乘驿。站道上往来人员日益增多，站马因使用过度不断倒毙，马夫疲于奔命，首思供应不断加多，站户的负担愈来愈重。牛、狗、船等各站户的负担也是一样。再加上站官多方勒索，站户中的富户又与官吏相互勾结，逃避站役，把负担转嫁给一般站户，因而站户日益贫困化，许多人被迫逃亡。为了防止站赤制度废弛，元朝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发放救济物资，限制铺马圣旨和圆牌的使用，重新签发站户进行补充等，但是效果都很有限。元代后期，站户消乏和逃亡已成严重问题，站赤的运行受到很大影响。

　　（陈高华） 
　


    
张伯苓
  　　张伯苓

　　（1876～1951）　现代教育家。原名寿春，字伯苓。1876年4月5日（清光绪二年三月十一）出生于天津一个秀才家庭。早年入北洋水师学堂习驾驶，1897年毕业后服务于海军，不久离职回天津执教于家馆。1904年，张伯苓赴日考察教育，回国后将家馆改建为私立中学，定名敬业学堂。1907年，在南开建成新校舍，遂改称南开中学堂，从此声名渐著。1917年秋赴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次年回国，着手筹办南开大学。1919年秋正式开学。1923年，创办南开女子中学。1928年创办实验小学。1937年以前，南开已形成了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完整体系，他先后担任校长四十余年，培养出不少人才。张伯苓提倡教育救国，办学方针注重理工科教育。他反对学生介入社会政治活动，但也曾保护过进步师生。

　　“七七”事变后，南开被日军飞机炸成废墟，大学部

　　先迁长沙，继迁昆明，与北大、清华合组成西南联大，张伯苓任校委会常委。1938年7月，张伯苓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5年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1946年6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6月，他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不久辞去。1949年拒绝去台湾，留在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伯苓称赞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曾致电周恩来表示祝贺。1950年5月，从重庆到北京，受到周恩来总理欢迎。1951年2月23日在天津病逝。

　　（汪朝光） 
　


    
张昌、石冰起义
  　　张昌、石冰起义

　　西晋末年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开始的八王之乱加深了社会

　　危机，促使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荆州地区的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新野王司马歆“为政严刻，蛮夷并怨”，导致了张昌起义。

　　张昌（？～304），义阳（今河南新野）人，出身于汉化了的蛮族。武力过人，好论攻战，年轻时曾为平氏县吏，永宁元年（301），在李特起义（见秦雍六郡流民起义）的鼓舞下，张昌纠合徒党数千人。晋王朝为镇压李特起义，在荆州强征“壬午兵”（因壬午日发布诏书而得名），调发荆州“武勇”，开赴益州。荆州百姓本不愿背井离乡远戍益州，加以张昌乘机鼓动，坚决不肯应征。诏书催遣严急，凡被征之人在所经郡县界内停留五日者，郡县长官撤职。这些武勇到处受到驱逐，走投无路，纷纷屯聚反抗。张昌改名李辰，于太安二年（303）五月在安陆北面的石岩山起义。各地不愿远征的丁壮和就食江夏（今湖北云梦）的饥民，都踊跃参加。义军首先攻克江夏郡，又大败司马歆派来镇压的大军，立原山都（今湖北谷城东南）县吏丘沈为天子，更名刘尼，冒充汉朝后代。张昌以相国掌实权，其兄弟皆领兵。江汉人民纷纷响应，旬月之间，众至三万。义军头著绛色巾，上插羽毛，作战非常勇敢，分四路进攻。一路黄林率两万人向豫州进发，继而东下，破武昌（今湖北鄂城），斩太守。一路张昌亲率大军西攻宛（今河南南阳），败豫州刺吏军，并于樊城一战斩司马歆，直逼襄阳。一路别帅石冰东破江、扬二州。临淮（今江苏盱眙东北）人封云起兵响应，占领徐州。一路陈贞等南破长沙、湘东、零陵、武陵诸郡（今湖南境内）。这样，义军迅速占领了长江中下游的荆、江、徐、扬、豫五州的大部分地区，多以下层人民担任州郡牧守。

　　司马歆被杀后，朝廷派刘弘代歆为镇南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调集大军，由其部将陶侃率领，进攻张昌的根据地江夏。八月，荆豫地区的义军虽顽强战斗，但终因兵力分散，力量悬殊而失败。永兴三年（304）秋，张昌被俘牺牲。同年三月，徐扬地区的义军也在周玘、顾秘、贺循等江南豪族武装和广陵度支陈敏等官兵的围攻下失败。

　　这次起义不但直接支援了益州的李特起义，而且与北方少数民族的起义遥相呼应，成为动摇和推翻西晋王朝的主要力量之一。起义也沉重打击了荆州地区的封建势力，迫使新任刺史刘弘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如抑制豪强霸占山泽的行为，对流入荆土的梁益流民采用“给其田种粮食，擢其贤才，随资叙用”的办法，以利于荆州地区政局的稳定和生产的恢复。

　　（杨德炳） 
　


    
张诚
  　　张诚

　　（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耶稣会传教士。字实斋。法国人。出生于凡尔登。1670年入耶稣会香槟省修道士传习所。1685年，受法王路易十四派遣，与一批耶稣会士来中国传教。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到达浙江宁波，次年抵北京，由葡萄牙人徐日升神甫引荐觐见康熙帝，与白晋同在宫廷供职，同时学习汉、满文字。二十八年，张诚和徐日升被委任充当中俄尼布楚边界谈判的译员。二十九年入宫为康熙帝讲授欧几里得原理、实用几何学及哲学。三十五年，从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四十六年死于北京。他曾先后八次旅行蒙古地区，皆有详细记述，后汇集为《鞑靼纪行》一书，对所经地理、风俗民情和宫廷中供职的耶稣会士生活状况均有所描写。张诚曾主管北京法国会院，后来任耶稣会总会长。在罗马教廷与中国所谓“礼仪之争”中，他主张尊重中国敬孔祭祖的习俗，不赞同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拜孔的命令。三十二年，康熙帝患疟疾，张诚和白晋进金鸡纳霜。康熙帝康复后，赐地西安门内建造救世主堂（北堂）和住宅，并题赠“万有真原”匾额。著有《满文字典》四卷、《几何原理》（1689年版）、《几何学》（1890年版）、《哲学原理》等。张诚第二次旅行的日记，即自1689年6月13日至1690年5月7日的日记，比较详细地记载中俄《尼布楚条约》的谈判、签订的经过，商务印书馆有中译本《张诚日记》，1973年11月出版。

　　（陈增辉） 
　


    
张飞
  　　张飞

　　（？～221）　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蜀国著名将领。字益德。涿郡（今河北涿县）人。早年与关羽一起追随刘备，参与兼并战争，为别部司马，三人情同手足。刘备从曹操破吕布，张飞因功拜中郎将。随刘备依袁绍，绍败又附刘表。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南攻荆州，追及刘备于当阳长阪（今湖北当阳东北）。刘备败走，张飞领骑二十余人殿后，曹将无人敢近，与关羽皆被誉为“万人之敌”。赤壁之战后，迁宜都太守、征虏将军。刘备率军入蜀，与刘璋反目后，张飞随诸葛亮由荆州西上支援，俘刘璋将严颜，处理得当，所过克捷。益州既平，论功颁赐与诸葛亮、法正、关羽相等。

　　建安二十年，领巴西太守。曹操派大将张■进攻巴西，与张飞相持五十余日。后张飞率精卒万余人突袭张■，大破之。巴西地区安定。刘备称帝后，张飞累迁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进封西乡侯。待下粗暴，时常鞭挞士兵，章武元年（221），从刘备东向攻吴，临发为部下刺杀。

　　（祝总斌） 
　


    
张格尔叛乱
  　　张格尔叛乱

　　19世纪20年代张格尔在新疆南部发动的叛乱。张格尔，大和卓波罗尼都之孙，是逃居国外的伊斯兰教封建贵族。自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南疆大小和卓之乱后，波罗尼都之子萨木萨克逃居浩罕（中亚伊斯兰教国家，时称安集延），生三子，张格尔为第二子。张格尔素有政治野心，阴谋潜回新疆恢复其祖先和卓时代的统治，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到道光八年（1828），在浩罕封建统治者与英国殖民者怂恿、支持下，三次潜入南疆发动叛乱。道光六年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年夏，张格尔率浩罕、布鲁特五百余人，窜回喀什噶尔（今喀什）附近，以礼拜其祖先玛杂（坟墓）为名，利用南疆各族人民的反清情绪及其宗教影响，煽惑群众，集众万余人发动叛乱。先后攻占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等城，自称赛义德·张格尔苏丹，复辟和卓的封建统治。清政府命

　　《生擒张格尔战图》

　　伊犁将军长龄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清军三万余人，会师于阿克苏，组织全面进攻，相继收复喀什噶尔等城。道光二十八年初，张格尔逃至喀尔铁盖山被清军擒获后，解至北京处死，叛乱平定。

　　（马汝珩） 
　


    
张广达
  　　张广达

　　（1931～）中国历史学家。1931年5月27日生于河北青县。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

　　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秘书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中亚文明史》中国编委、法国亚洲学会会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张广达致力于唐史、西域史、敦煌吐鲁番出土官府文书、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他通晓多种外语。治学注意借鉴中外历史学家的经验，重视利用出土文书资料考证中外文献记载。研究重点为西域史地，特别重视研究唐代典章制度和中原文明对西域绿洲国家的影响、唐代以来多民族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各种文化在西域汇聚和汇合的过程。主要论著有《大唐西域记校注》、《海舶来天方，丝路通大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历史联系的回顾》、《天涯若比邻——中外文化交流史略》；利用中外各种语言材料考证地名的论文有《碎叶城今地考》、《唆里迷考》等；区域研究有《唐取高昌国后的西州形势》、《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于阗国的国号、年号及其王家世系问题》、《于阗佛寺志》、《敦煌瑞像图、瑞像记及其反映的于阗》、《和田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等；有关唐代制度和文化交流方面的论文有《论唐代的吏》、《吐蕃飞鸟使与吐蕃驿传制度》、《隋唐时期中原与西州文化交流的几个问题》、《古代欧亚内陆交通》、《唐代的中外文化汇聚和晚清的中西文化冲突》等。此外还有译著多种。

　　（荣新江） 
　


    
张广泗
  　　张广泗

　　（？～1749） 清雍正、乾隆时将领。汉军镶红旗人。由监生捐纳入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选授贵州思州府知府。雍正五年（1727），升贵州按察使。贵州苗民反清起义后（见苗民起义），张广泗率军驻都匀府八寨、黎平府古州、镇远府上下九股等处。因镇压苗民有功，擢贵州巡抚。雍正十年，准噶尔进扰哈密等地，张广泗为副将军，随宁远大将军岳钟琪征讨。钟琪进军至穆垒驻营。广泗奏言，穆垒地处两山间，筑城其中，形同釜底，受敌甚易，制敌甚难。遂奏劾岳钟琪调度失误，罔恤士卒，号令不明，不纳善言等。岳钟琪被革职。授张广泗正红旗汉军都统。十三年，准噶尔求和，师还。授湖广总督。时贵州九股苗反，授张广泗为经略，赴贵州，自将军以下皆听节制。广泗自凯里分兵三路进攻，苗定。授云贵总督，兼领巡抚。乾隆三年，修浚清水江、都江河道，以利商民。又增开十炉铸钱，以济粮饷。十一年三月，金川土司沙罗奔反（见大小金川之役），授张广泗为川陕总督主持金川军务。六月，小金川土司率众投诚。广泗以土兵为前驱进攻沙罗奔，自己则筑堡固守，坚壁自全，迁延观望，久无进展。高宗复命大学士讷亲为经略前往，又启用岳钟琪至军营效力。讷亲、钟琪俱劾张广泗师老气怯，玩兵养寇，措置乖方，贻误军机，广泗遂被革职解京。高宗亲自在瀛台审讯，拒不服罪，以失误军机罪处斩。

　　（刘如仲） 
　


    
张轨
  　　张轨

　　（255～314）西晋凉州刺史。十六国时期前凉建立者张寔之父。字士彦。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家世儒学，少年时受张华器重，在洛阳任散骑常侍。永宁元年（301）出任凉州刺史，在州兴办学校，安抚人民，击败入侵的鲜卑族。

　　“凉造新泉”钱　 张轨为凉州牧时铸

　　西晋以来河西荒残，缣布代替钱币，人民不便。张轨时经济恢复，又用五铢钱。从此钱币流通，人赖其利。西晋末年，中原大乱以后，凉州比较安定，流移人士纷纷来此避难。他效忠西晋皇室司马氏，几次派兵到洛阳，意在保卫京都，匡扶王室。愍帝入关后，又派步骑两万到长安。张轨的后裔保据河西六十余年，俨然独立，但始终尊奉东晋王朝，几次通过成汉、苻秦控制地区，与江东联系。376年苻坚灭前凉，前凉主张天锡被俘。肥水之战苻坚败后，张天锡乘机渡江回到东晋，为十六国君主亡国后唯一投附江南者。张氏政权在河西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给以后河西地方若干以凉为名的政权奠定了基础。

　　（周一良） 
　


    
张浩
  　　张浩

　　（？～1163） 金朝大臣。字浩然。辽阳渤海人。本姓高，曾祖仕辽，改姓张。金太祖完颜旻时，任承应御前文字。金太宗完颜晟天会八年（1130），赐进士第，为秘书郎，主持修建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皇宫。升卫尉卿，权签宣徽院事，管勾御前文字，参预制定朝廷礼仪。后为赵州刺史、大理卿。金熙宗完颜旻天眷二年（1139），参预订立各种礼仪。历任户、工、礼三部侍郎，礼部尚书。曾主持六部事务，后出任彰德军节度使、燕京路都转运使、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尹等职。金海陵王完颜亮天德元年（1150），为户部尚书、参知政事。次年，任尚书右丞。三年，督掌扩建燕京京城，修筑宫室。贞元年间，历任平章政事、尚书右丞相兼侍中、左丞相等职。先后被封潞王、蜀王。正隆三年（1158），主持营建南京开封府（今河南开封）宫室。六年，海陵王迁都南京，任太傅、尚书令，曾劝阻海陵王侵宋。海陵王南侵，留治尚书省事。金世宗完颜雍在辽阳称帝，海陵王被杀，张浩上表称贺。大定二年（1162），拜太师、尚书令，封南阳郡王。次年，病死。

　　（韩志远） 
　


    
张衡
  　　张衡

　　（公元78～139） 东汉著名的天文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石桥镇）人。十六七岁时曾游三辅（今陕西西安及附近一带地区），观察社会历史情况。

　　不久到洛阳，读《五经》，学六艺。永元十二年（100），为南阳太守鲍德主簿。永初二年（108）拜郎中，后迁尚书郎。元初二年（115）任太史令等职。永和元年（136）为河间相，后又拜尚书。永和四年卒于官。张衡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是天文学。他是古代浑天说代表人物之一。在相传为张衡所作的《浑仪图注》中，具体阐述了浑天说：浑天如鸡子，天体如弹丸，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地都乘气而立，载水而浮。浑天说在较长的时间内支配了中国的宇宙结构学说。他著有《灵宪》，解释天地起源及天体演化的一些问题。他以为在中原能看到的星数约二千五百颗，而全部星数则有一万一千五百二十颗之多。《灵宪》中并讲解了月食发生的基本道理。张衡又改进了浑天仪（即现在的天球仪），利用齿轮系统把浑象与计时漏壶联系起来，能在室内观测到恒星的位置。他还设计制造了候风地动仪，仪器用铜铸成，象一个酒樽，中间有一都柱（即震摆），都柱周围平列着八个方向的机械。外面铸有八条铜龙，按八个方向排列并与内部机械相连，每条龙嘴里衔着一枚铜丸，某个方向地动，铜丸则落在同方向下面蹲着的铜蟾蜍嘴中，凭声音便知地震的方向。这是世界上公认最早的地震仪。张衡在数学上著《算罔论》，曾计算球的体积。

　　候风地动仪（复原模型）

　　又创圆周率π=92/29。张衡还擅长文学，撰写诗、赋、铭等三十余篇，其中《东京赋》、《西京赋》、《南都赋》为世人称道。存世的作品辑刻在《张河间集》内。

　　（严敦杰） 
　


    
张煌言
  　　张煌言

　　（1620～1664）　清初抗清领袖之一。字玄箸，号苍水。浙江鄞县（今浙江宁波）人。清兵渡江后，江南人民纷起反抗。顺治二年（1645）张煌言、张名振和钱肃乐等在浙江起义。张煌言到台州（今浙江临海）迎接南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并据守浙东山地和沿海一带。永历帝曾遣使册封张煌言为兵部尚书。

　　张煌言手迹

　　十二年，张名振病死。张煌言继续领导义师同郑成功并肩作战，还派人联系荆襄十三家军，共同抗清。十五年，配合郑成功北伐金陵（今江苏南京），与杨朝栋水师前镇上溯芜湖。当北伐失败郑成功南退时，张煌言派人劝阻未成，只得弃舟登岸，变服宵行，由安徽、浙江潜行两千余里回到浙东海滨。他坚持抗清斗争前后近二十年，至康熙三年（1664），见大势已去，遂遣散余部，隐居南田的悬岙岛（今浙江象山南）。不久，因降校出卖，被俘遇害。一生诗文、书札颇多。他的后代辑录整理成《张苍水集》。

　　（陈国强） 
　


    
张柬之
  　　张柬之

　　（625～706）　唐朝主谋迫使武则天退位的宰相。字孟将。襄州襄阳（今湖北襄樊襄阳）人。年轻时补太学生，登进士第。永昌元年（689），举贤良科，对策第一。武周朝历官监察御史、凤阁舍人（即中书舍人）、合州和蜀州刺史、荆州大都督府长史。狄仁杰推荐他堪为宰相，长安元年（701），内召为秋官（刑部）侍郎。四年，经姚崇又一次推荐，遂以夏官（兵部）侍郎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时，武则天已病，居长生殿，数十日不见宰相，唯宠臣张昌宗、张易之侍疾在侧，弄权用事。柬之与另一宰柏崔玄及朝臣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密谋除二张。柬之先引有志反周复唐的杨元琰为右羽林将军，随后又任命敬晖、桓彦范、李湛为左右羽林将军；并说动右羽林卫大将军李多祚参加密谋，掌握了守卫皇宫的北门禁军。先被废黜的唐中宗李显七年前已立为皇太子，这时，柬之等的密谋也征得太子的同意。神龙元年（705）正月，柬之等率羽林兵五百余人，迎太子由玄武门入宫，斩易之、昌宗，迫武则天传位太子。二月，恢复唐国号。柬之进位夏官尚书、中书令，与崔玄、敬晖、桓彦范、袁恕己并为宰相。

　　当时虽改周为唐，但武氏家族武三思等及其羽党仍当权用事，他们勾结韦皇后（见韦后之乱），谮毁柬之等。同年五月，封张柬之为汉阳王、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为博陵王（史称“五王”），同时罢相。柬之自请养病返襄州，乃出为襄州刺史。次年六月，贬新州司马。至新州，忧愤病死。敬晖等四人，亦先后外任，同贬岭南。崔玄先死，其他三人均被遣使杀害。

　　（乌廷玉） 
　


    
张謇
  　　张謇

　　（1853～1926）　中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立宪派首脑人物。字季直，号啬庵。

　　1853年7月1日（清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五）生。江苏南通人。从小读书勤奋，十六岁中秀才。1876年入庆军统领吴长庆军幕。1885年顺天府乡试中举。1894年中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时值中日甲午战争新败，张謇鉴于当时政治革新无望，决心投身兴办实业和教育。1896年，张在南通筹办大生纱厂，经克服诸多困难，始于1899年建成。其后陆续创办的重要企业有：大生第二、第三、第八纱厂和广生榨油公司、复兴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大达轮船公司，以及通海大有晋、大豫、大赉、大丰、华成等盐垦公司，并创设淮海实业银行，以为事业发展之助，形成了以张謇为首的大生资本集团，其鼎盛时期的总资本约为三四千万元。

　　张謇在经营实业的同时，重视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经营实业所获盈余之一部和劝募所得，在本地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通州女子师范学校和十余所职业学校以及图书馆、剧场、医院等；其中纺织学校、农业学校和医学学校成绩最好，后来三校扩充为专科，1920年又合并为南通大学。在外地，由张謇倡议或资助而设立的学校有：吴淞商船学校、水产专门学校、中国公学、复旦学院、南京高等师范等。张謇因创办实业、教育卓著成效而名噪东南，清末江苏学务处成立，张謇被推为议长，并任中央教育会会长，清廷曾给以三品衔聘为商部头等顾问官。

　　在清末的立宪运动中，张謇居于重要地位。1906年9月，与江、浙、闽立宪人士组织预备立宪公会任副会长。1909年江苏咨议局成立，任议长，他发动各省咨议局代表进京联合请愿，要求召开国会。1911年，清政府成立皇族内阁，使张謇大失所望。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张被任为实业总长。未就职。张支持袁世凯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篡夺政府大权。1913年出任北洋政府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次年衣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仍任总长。1915年，因不满袁世凯公然恢复帝制，辞职南归。返乡后继续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事业，均获得可观的进展。由于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外商对华倾销，加之沿海盐垦连年遭灾、花贵纱贱，使张謇所经营的大生资本集团各企业负债累累，陷于十分困难的境地。他曾一再呼吁取消不平等条约，要求国际税法平等，停止内战，实现国内和平，但都无法实现。1923年被迫将大生一厂向银行押款还债。1925年7月大生各厂及欠大生款项的各公司被债权人上海、金城等银行接管。1926年8月24日，张謇因病在南通逝世。著有《张季子九录》、《柳西草堂日记》和《啬翁自订年谱》等。

　　参考书目

　　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上海，1958。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附年谱年表》，中华书局，上海，1930。

　　（朱信泉） 
　


    
张九龄
  　　张九龄

　　（678～740）　唐玄宗开元时宰相。韶州曲江（今广东曲江北）人。一名博物，字子寿。少聪慧能文，弱冠登进士，为校书郎。又登“道侔伊吕”制科，为左拾遗。他曾上书唐玄宗李隆基，主张重视地方官人选，纠正重内轻外风气；选官应重贤能，不循资历。宰相张说重

　　张和龄墓志拓片　广东韶关出土

　　其文才，称为“后出词人之冠”。开元十一年（723）被任为中书舍人。及张说罢相，受累外迁。十九年，玄宗召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再迁中书侍郎。二十一年，以中书侍郎为相。他建议于河南屯田，引水种稻，遂兼河南稻田使。

　　时玄宗的宠妃武惠妃，谋废太子李瑛而立己子，遂命宫中官奴游说九龄，九龄叱退使者。玄宗欲以范阳（今北京）节度使张守珪为相，以朔方（今宁夏灵武南）节度使牛仙客为尚书，九龄都反对，玄宗不悦，李林甫更进谗言，玄宗遂于开元二十四年迁九龄为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不久又因他荐举的监察御史周子谅弹劾牛仙客，触怒玄宗，坐“举非其人”，贬为荆州长史。二十八年（740）卒。

　　初，安禄山讨奚、契丹，战败，被执送京师。九龄主张按军法处以极刑，玄宗不从。及安禄山反，玄宗奔蜀，思及此事，为之流涕，遣使至曲江祭九龄。

　　九龄才思敏捷，文章高雅，诗意超逸，其《感遇》、《望月怀远》等更为千古传颂之诗。有《曲江集》二十卷传世。

　　参考书目

　　何格恩：《张九龄年谱》，《岭南学报》第4卷第1期，广州，1935。

　　（杨志玖） 
　


    
张居正
  　　张居正

　　（1525～1582）　明朝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

　　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得徐阶等器重。二十八年改授编修。同年上《论时政疏》，抨击宗室骄恣、庶政旷废、吏治因循、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匮等时弊。后因不满严嵩专权而托病家居。在家三年，潜心研究当时的社会与政治问题。三十六年返京，仍供职翰林院，颇不得志。四十一年，严嵩罢，徐阶任首辅，得晋升。隆庆元年（1567）迁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总裁《世宗实录》，进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次年八月上《陈六事疏》，提出省议论、振纪纲、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事，力主改革。隆庆二年至五年间，他与高拱、王崇古、谭纶、戚继光等一起整顿北边武备，并在此基础上同以俺答为首汗的蒙古右翼诸部建立封贡互市关系，使北方边塞数十年得无事。累加柱国、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太子太师等职。

　　明神宗朱翊钧即位后，居正与太监冯保合谋，逐去高拱，自任首辅，掌握明廷大权，开始进行改革。万历元年（1573）六月，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同时注意任用支持改革的才俊之士。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提高了行政效率。居正又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整饬学政，禁止讲学，查禁私立书院，因此巩固中央集权。随后，他陆续实施清通欠、省驿递、惩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项改革措施。在此基础上，又开始改革赋役制度。支持庞尚鹏和白栋在福建、山东行一条鞭法；又调张学颜任户部尚书，使一条鞭法推行到湖广、河南、北直隶等地区。由于居正的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得以基本确定。为清查隐漏土地和推行一条鞭法，又在福建开始清丈田亩；并决定丈量南北直隶、山东、陕西各勋戚田庄。八年十一月，命户部拟订清丈条例八则，下令在全国实行。凡公开抗拒的勋戚，均夺爵革禄；凡迟缓怠工或册报多虚的官吏，均予夺俸。至万历十年末，在全国共丈出历年诡寄、隐漏及开垦未报的土地约一百四十七万余顷。与清丈并举的是查革冒免，即清查冒充优免的丁田，不许官僚假冒优免逃避赋役。居正还采取厚商措施，整顿钱法，严禁私铸，同时许银钱兼用，许商税纳钱；批准实施户部“速通关以甦商困”和“减税契，宽铺行，恤商人”之请，并任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减轻了黄、淮下游的水患，漕运畅通。对周边民族，居正“外示羁縻，内修战守”，整饬边防，改善了民族关系。他以戚继光等主持蓟州防务，以李成梁镇守辽东，边防败坏局面得到扭转。七年，他还通过俺答汗同西藏喇嘛教格鲁派首领达赖三世建立了封贡关系。

　　张居正曾镇压农民起义。他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矛盾加剧的情况下，为了挽救明王朝的危亡而从事的改革，只是地主阶级内部的改良运动，但改革对扫除积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强，减轻农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也有一定的好处。由于清丈土地和一条鞭法的实行，使政府收入增加，国家财政状况有很大好转，但改革也受到官僚豪强大地主势力的百般顽强阻挠。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遇父丧而未归里守制，官僚豪强即借“夺情”事劾，企图将其逐去，但未得逞。居正病卒后，除一条鞭法外，其他改革几乎全行废止。他居相位十余年，多有建树，死后赠上柱国，谥文忠。寻以言官诬劾，诏夺上柱国、太师，再夺谥，家被籍没。后因言者复攻不已，诏尽削居正官秩。其言论文章后由子懋编为《张太岳集》。清光绪年间重刊本称《张文忠公全集》，共四十五卷，传世较广。主要著作有《书经直解》、《帝鉴图说》等。

　　（黄时鉴） 
　


    
张珏
  　　张珏

　　（？～1280）　南宋末抗元名将。字君玉。凤州（今陕西凤县东北）人。十八岁在合州（今四川合川）钓鱼城从军。以战功递升中军都统制，人称为“四川■将”。开庆元年（1259），蒙哥汗率军围攻钓鱼城，张珏协同王坚率领军民屡败蒙古军，蒙哥被击伤致死（见钓鱼城之战）。景定四年（1263），张珏任兴元府驻扎御前诸军都统制兼知合州。他练士卒，精器械，饬军纪，明赏罚，以兵护耕，垦田积粟，加强城守。十二年之中，张珏屡拒元军招降，固守钓鱼城，还主动出击，收复大良平（今四川广安东北）等城。德祐元年（1275）五月，张珏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宋廷曾征其兵入卫，因路阻未行。时元军围重庆，又遣人招降，张珏不从，派兵解重庆围，且与泸州人民里外相应，俘杀叛将梅应春，收复沪州。景炎元年（1276）十二月，张珏到重庆，任四川制置使。他屡败元军，一度收复涪州（今四川涪陵），解大宁城围，支援泸州。次年，元军又围重庆，再次遣人招降，张珏奋力拒战。祥兴元年（1278）二月，部将赵安开城降元，张珏仍率兵巷战，终于难以支持，返家自杀未果，遂乘小舟东下，途中两次自杀，均被阻，至涪州被俘。至元十七年（1280）二月，张珏自刭于安西（今陕西西安）。

　　参考书目

　　胡昭曦：《略论南宋末年四川军民抗击蒙古贵族的斗争》，《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胡昭曦） 
　


    
张君励
  　　张君励

　　（1887～1969）　中国民主社会党主席。名嘉森，号立斋。1887年1月18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五）生于江苏宝山县（今属上海）。1906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加入政闻社，宣传君主立宪。1910年毕业回国，由清政府授予翰林院庶吉士。辛亥革命后，在上海参预组织共和建设讨论会，旋与国民协会等团体合并为民主党。1913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1915年底回国，先后任浙江交涉署长，《时事新报》总编辑。1923年在清华学校讲演人生观问题，宣扬生命主义哲学，引起科学与玄学之争。同年出任上海国立自治学院院长。1927年后与中国青年党李璜合办《新路》杂志，既反苏反共，又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29年被蒋拘禁，获释后赴德国耶拿大学任教。1931年回国，执教于燕京大学。1932年创建国家社会党，任中央总务委员会委员兼总秘书。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员。1939年代表国社党参加统一建国同志会，次年在云南大理创办民族文化学院，任院长。1941年参加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后改称中国民主同盟），任常务委员。1945年出席联合国会议，任联合国宪章大会组委员。1946年1月回国出席政治协商会议。8月将国社党与华侨中的民主宪政党合并为中国民主社会党。11月单独以民社党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民社党因此被民盟劝退。在1947年民社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主席。1949年11月赴印度，1951年移居美国。1969年2月23日在旧金山病逝。著有《立国之道》、《苏俄评论》、《国宪议》、《明日之中国文化》等书。

　　（江绍贞） 
　


    
张俊
  　　张俊

　　（1086～1154）　南宋武将。字伯英。成纪（今甘肃天水）人。十六岁时充当弓箭手。宋徽宗宣和年间（1119～1125）在与西夏作战及镇压山东、河北农民起义的战斗中，升为下级军官。北宋末，曾随种师中援太原。康王赵构任兵马大元帅，他即率部往从。宋高宗赵构即位后，建立御营司，任张俊为前军统制。南渡初，宋高宗被苗傅、刘正彦所废，他和韩世忠等受张俊节制，平定事变，因而升为御前右军都统制，拜节度使。绍兴初年（1131），出任江淮招讨使，镇压农民起义和叛将李成等部，并阻击伪齐刘豫南侵。后与岳飞、韩世忠合称三大将，所部称张家军。绍兴十年金军南侵，宋诸军迎击，都得胜利。张俊也派部将王德收复宿州（今安徽宿州）、亳州（今安徽亳州）。旋即撤兵，不支援岳飞。次年，他迎合朝廷对金议和的意向，自请解除兵权，授枢密使。又追随秦桧制造伪证，促成岳飞冤狱。后罢枢密使，进封清河郡王。张俊贪婪好财，大肆兼并土地，年收租米达六十万斛。宋高宗曾亲临其家，礼遇优厚，诸将都不能比。死后，追封循王。

　　（沈起炜） 
　


    
张浚
  　　张浚

　　（1097～1164） 南宋大臣。字德远。汉州绵竹（今属四川）人。宋徽宗赵佶时进士及第。宋高宗赵构初立，任御史，曾助权相黄潜善劾李纲专权。不久，升为礼部侍郎。建炎三年（1129），宋高宗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被将领苗傅、刘正彦所废。张浚在平江府（今江苏苏州），约文臣吕颐浩、武将张俊、韩世忠、刘光世等破苗傅、刘正彦，使宋高宗复位，被任知枢密院事。他提出经营川陕的建议，出任川陕宣抚处置使。建炎四年，张浚无视宿将曲端的正确意见，集结陕西五路军队，命刘锡为都统制，与金完颜宗辅、完颜宗弼、完颜娄室等在富平（今属陕西）会战。环庆经略使赵哲畏敌先逃，宋军溃败。浚得败报，自邠州（今陕西彬县）退驻兴州（今陕西略阳）；杀赵哲，贬刘锡；又杀曲端，以推卸败军之责；用吴玠等坚守秦岭北麓。绍兴四年（1134），被召至临安，后谪居福州。五年，出任宰相，督岳飞镇压杨么起义（见钟相、杨么起义）绍兴七年，张浚力主罢黜骄惰怯战的大将刘光世，却又反对岳飞并统刘光世军，招致刘光世部将郦琼叛降伪齐，张浚因而罢相。从此谪居二十余年，仍上疏反对和议。绍兴三十一年，金海陵王完颜亮南侵时，始再起用。宋孝宗时封为魏国公。隆兴元年（1163）任枢密使，都督江淮军马，派李显忠、邵宏渊率军渡淮北伐。宋军连克灵璧（今属安徽）、虹县（今安徽泗县）、宿州（今安徽宿州），旋即溃败。浚因此罢官，不久即死，谥忠献。著有《紫■易传》等。

　　（沈起炜） 
　


    
张澜
  　　张澜

　　（1872～1955）　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字表方。四川南充人。

　　1872年4月2日（清同治十一年二月二十五）生。其父张文倬是秀才，在乡村任塾师。张澜从小随父读书，1894年中秀才，不久补廪生。1902年入四川尊经书院深造。1903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书院师范科学习。次年因倡言慈禧太后应归政于光绪帝被押送回国。1909年起参加立宪运动。1911年任川汉铁路股东会副会长，参加并领导保路运动。武昌起义后，任四川军政府川北宣慰使。1913年4月，当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5年在川西参加讨袁斗争。1917年11月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四川省省长，次年离川留居北京。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澜支持新文化运动，鼓励和支持川籍学生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张澜回四川南充从事教育工作。1925年7月起，任成都大学校长。在校内提倡思想、学术研究自由，允许共产党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社、国家主义派的惕社、国民党的健行社同时并存。学校办有《科学思想》刊物，邀请进步人士撰稿，宣扬科学与民主。在他的支持下，进步力量迅速发展，影响日益扩大。1930年为抗议国民党压制思想和学术研究自由，辞职回南充，继续从事中小学教育。1934年受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的邀请，出任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四川，他同中国共产党人发生联系，促进地方实力派与红军达成联合反蒋协议，并同情和掩护共产党人的革命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澜受聘为国民参政员，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1939年11月他与黄炎培、章伯钧等在重庆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其宗旨是促进团结，共同抗日，实施宪政。1941年3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任主席。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继续担任主席。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为民主、团结、抗战的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43年他发表了《中国需要真正民主政治》一文，揭露国民党政府实行假民主、真独裁的实质。

　　抗战胜利后，张澜代表民盟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同共产党密切合作，坚持政协决议，反对国民党破坏政协的行为。1946年11月蒋介石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张澜带动民盟坚决抵制，拒绝出席。随后民盟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张澜等被迫在1947年11月发表《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次年初，沈钧儒等在香港决定恢复总部，同共产党合作，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张澜不仅在政治上予以支持，还在经济上给予资助。1949年春国民党当局将他软禁在上海虹桥疗养院，企图劫持，加以杀害，后经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设法营救方得脱险。1949年6月，张澜等由上海到北平，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2月20日，在民盟一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当选为主席。1954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同年还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著有《说仁说义》、《四勉一戒》和《墨子贵义》等。

　　（郑则民） 
　


    
张乐行
  　　张乐行

　　见捻军。 
　


    
张良
  　　张良

　　（？～前186）　 西汉初年的重要谋臣。字子房。先世为战国时韩国人。祖父开地、父平，曾五世相韩。

　　秦灭韩时，张良尚有家僮三百人。他倾全部家财寻求刺客，企图暗杀秦始皇，为韩报仇。后乘始皇东游之机，与客在博浪沙（今河南原阳东南）狙击未遂。于是变更姓名，亡匿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曾从圯上老人学《太公兵法》。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张良聚众响应。不久归属刘邦，此后成为刘邦的重要谋士。他协助刘邦制订作战方略，并在政治上、策略上提出许多重要建议。这些建议对刘邦夺取楚汉战争的胜利和建立西汉王朝起了重要作用。刘邦进据咸阳时，看到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很想留居宫中；张良说刚入秦就想贪图安乐，这是“助桀为虐”。刘邦听了，立即还军霸上，因此得到秦民的拥护。项羽进入关中后，刘、项之间关系紧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张良劝刘邦在鸿门宴上卑辞言和，保存实力，并疏通项羽的叔父项伯，使刘邦得以脱身。汉二年（前205），刘邦在彭城一战中遭到惨败，张良又建议刘邦争取英布、彭越和韩信起兵反楚，从而奠定了日后对项羽实行战略包围的基础。

　　楚汉相持于荥阳、成皋时，刘邦为了摆脱困境，曾一度想采纳郦食其的建议，复立六国之后，以牵制项羽。张良力陈其弊。刘邦顿时改变主意，这对楚汉战争以及此后的形势有重大影响。刘邦即帝位后，封张良为留侯。他劝说刘邦封旧有怨隙的雍齿，以安抚功臣的不满情绪；力主建都关中，拥立刘盈为太子等。这些建议有助于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关系，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惠帝六年病卒。谥号文成侯。

　　（田人隆） 
　


    
张留孙
  　　张留孙

　　（1248～1321）元朝道教领袖。字师汉。信州贵溪人。幼年入江西龙虎山，为正一道教掌教天师张宗演弟子。至元十三年（1276），南宋亡，张宗演应元世祖忽必烈召去大都，留孙从行。次年，宗演还龙虎山，留孙留大都，忽必烈授以江南诸路道教都提点之职。后来，他经历成宗、武宗、仁宗、英宗四朝，备受宠遇，历次加封为特进、上卿、玄教大宗师、开府仪同三司。张留孙对元代道教的复兴起过很大作用。蒙古进入中原之初，全真道受到重视，势力日盛，后与佛教发生冲突，在蒙古统治者主持下，两教先后举行三次辩论。统治者偏袒佛教，道教受挫。十八年，忽必烈下令禁道书，这对道教是个沉重打击。张留孙通过太子真金向忽必烈进谏，此事才得以缓和。元成宗铁穆耳即位，张留孙积极活动，使道教重新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张留孙地位的不断上升，正是道教在元代政治生活中重新活跃起来的一个标志。他出自正一道，地位提高后，自立门户，称为玄教，得到元朝统治者的承认。张留孙死后，其弟子吴全节继任玄教大宗师，总摄江淮荆襄等处道教、知集贤院道教事，继续受到优遇。元代中期以后，玄教成为道教中最显赫的一个派别。

　　（陈高华） 
　


    
张骞
  　　张骞

　　（？～前114） 西汉外交家。汉中成固（今陕西城固）人。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为郎。武帝想联合大月氏（即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于建元二年出陇西，经匈奴，被俘。在匈奴十年余，娶妻生子，但却始终秉持汉节。后逃脱，西行至大宛（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经康居（今苏联锡尔河中游地带），抵达大月氏。大月氏先为匈奴所迫，辗转西迁，这时已定居妫水（今阿姆河）北岸，又统领了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决定在此安居乐业，无意报复匈奴。张骞至大夏，停留了一年多才返回。在归途中，张骞改从南道，依傍南山，企图避免被匈奴发现，但仍为匈奴所得，又被拘留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内乱，张骞乘机逃回汉朝，向汉武帝刘彻详细报告了西域情况，武帝授以太中大夫。张骞在大夏时，得知由蜀（今四川盆地）西南取道身毒（今印度）可通大夏，因劝武帝开西南夷道，但为昆明夷所阻，未能通。元朔六年，张骞以校尉随大将军卫青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为卫尉，与李广出右北平（今河北东北部）击匈奴；张骞因迟误军期，当斩，用侯爵赎罪，得免为庶人。后张骞复劝武帝联合乌孙（在今伊犁河流域），武帝乃拜骞为中郎将，率三百人，牛羊金帛以万数，出使乌孙。张骞到乌孙，分遣副使往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旁国。乌孙遣使送张骞归汉，并献马报谢。元鼎二年（前115），张骞还，拜大行。翌年卒。他所遣副使后相继引西域诸国使者来汉；乌孙后来终于与汉通婚，共击破匈奴。汉能通西域，由张骞创立首功。因张骞在西域有威信，后来汉所遣使者多称博望侯以取信于诸国。相传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皆为张骞自西域传入中土，未必尽然；但张骞对开辟从中国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有卓越贡献，至今举世称道。

　　张骞通西域图

　　西域诸国当时无史籍记载，张骞所报道，备载于《史记》、《汉书》中，是治中亚史所根据的原始资料，具有重要价值。（参见彩图插页第25页）

　　（马雍） 
　


    
张全义
  　　张全义

　　（852～926）　唐末五代时洛阳地区的长官。原名言（一作居言），唐昭宗赐名全义，后梁太祖朱晃又改全义名为宗奭。字国维。濮州临濮（今山东鄄城西南）人。出身农家。唐末，参加黄巢领导的起义军。义军入长安，任其为大齐政权的吏部尚书、水运使。巢败，全义降于河阳（今河南孟县东南）节度使诸葛爽，授泽州（今山西晋城）刺史。光化二年（899）爽卒，孙儒、李罕之先后占领河阳，罕之以全义为河南尹，镇守洛阳。从此经历唐、后梁、后唐，除一个短暂时期外，长期任河南尹，旧史说他：“历守太师、太傅、太尉、中书令，封王（先封魏王，后封齐王），邑万三千户；凡领方镇洛、郓、陕、滑、宋，三莅河阳，再领许州，内外官历二十九任，尹正河洛凡四（应作三）十年。”后唐同光四年（926），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发生乱事，他保荐李嗣源进讨，嗣源为部下劫持，亦反。全义忧惧不食而卒。

　　张全义初至洛阳，值兵燹之后，居民不满百户，田野无人耕种。他推行屯垦，招集流散人民，奖励生产，知道那一家蚕麦好，就亲自去慰劳，奖赏酒食布帛。他亲自巡视田亩，发现田中没有草的，必加奖赏，有草的必责罚。这样，几年之后，洛阳一带没有闲田，编户五六万，促进了洛阳地区农业生产的恢复。

　　（卞孝萱） 
　


    
张群
  　　张群

　　（1889～）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西南军政长官。字岳军。四川华阳人。

　　1889年5月9日（清光绪十五年四月初十）生。少时入塾馆读经书，后肄业于华阳中学堂。1906年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1908年赴日留学入振武学校，在保定和日本均与蒋介石同学。同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爆发后，与蒋一起回国，参加光复上海之役。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讨袁失败后再去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917年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参军。1924年任河南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次年10月随蒋介石访日。1928年6月任国民政府军政部政务次长兼兵工署长。1929年3月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4月任上海特别市市长。“一·二八”事变后与日本帝国主义周旋，压制市民抗日运动。嗣后在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时，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兼政务指导委员会常务委员。1933年7月调任湖北省政府主席。1935年12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协助蒋介石与日本直接谈判。1937年2月改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兼外交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辅佐蒋介石处理中枢事务及外交大事。他是国民党内“新政学系”主要成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群任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38年任行政院副院长，并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主持抗战后方基地的筹设。1939年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翌年任成都行辕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1945年抗战胜利后，参加国共重庆谈判。次年1月为执行停战协定，代表国民党参加三人军事小组。1947年国民政府准备由“训政”过渡为“宪政”，张被蒋任命为行政院长。1948年蒋介石任总统后，张任总统府资政，曾以总统代表身分出访日本。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濒临倾覆，张奉命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嗣后改任西南军政长官，12月去台湾。

　　张群于1952年在台湾创设“中日文化经济协会”，是台湾当局与日本方面合作的代表人物。1954年起，出任蒋介石“总统府”秘书长。1972年改任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他长期居住在台北。著有《中日关系与美国》、《我与日本七十年》等书。

　　（严如平） 
　


    
张柔
  　　张柔

　　（1190～1268）　蒙古时期中原地方武装首领之一。字德刚。易州定兴（今河北定兴）人。1213年蒙古军南下中原，接着金都南迁，河北大乱。张柔聚集乡邻亲族数千家结寨自保，金任为定兴令，官至中都留守兼知大兴府事。1218年与蒙古军战于狼牙岭，兵败被俘，降于蒙古，复旧职，南下雄、易、安、保诸州。同年冬，徙治满城。次年又攻占深、冀以北，真定以东三十余城。1225年，任行军千户、保州等处都元帅。1227年移镇保州（今河北保定），重建遭兵火破坏的城池衙舍，使之成为燕南一大都会。1232年，奉调伐金，随速不台围汴京（今河南开封）。汴京守将降，张柔独至史馆运走《金实录》和秘府图书；又访耆旧望族，护送北归。1234年正月，从塔察儿攻克蔡州，金亡，于战俘中遇状元王鹗，将他接回保州礼养。同年，张柔入觐窝阔台汗，升万户，兼管军民，成为独据一方的汉军首领之一。1235年，蒙古军伐宋，张柔参与了枣阳、曹武（今湖北京山县东）、黄州、邳州等战役。1239年受命节制河南诸翼兵马征行事。1241年，保州升为顺天府，其辖地自成一路。1243年，大帅察罕调张柔镇杞县。1254年，移镇亳州。1259年从忽必烈攻鄂州。忽必烈北还，令张柔领蒙古汉军留驻白鹿矶待命。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即大汗位，诏班师。二年，张柔献《金实录》于朝廷，以年老致仕，受封为安肃公。至元三年（1266），又起用为判行工部事，营建大都。四年进封蔡国公，明年卒，子十一人。子弘略袭父职，任顺天路管民总管、行军万户，李璮叛乱后被解除兵权；九子弘范，领益都淄莱万户，伐宋有功，官至蒙古汉军都元帅。

　　（黄时鉴） 
　


    
张士诚
  　　张士诚

　　（1321～1367）　元末割据江浙一带的武装首领。小名九四。泰州白驹场（今江苏大丰西南白驹）人，出身盐户，以操舟运盐为业，平时多受富户欺凌。至正十三年（1353），在红巾军起义影响下，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及李伯升等十八人，杀富户，招集盐丁，起兵反元，攻克泰州，连克兴化、高邮，拥众万余。十四年正月，据高邮，称诚王，建国大周，改元天■。九月，元中书右丞相脱脱统大军出征高邮。十一月，高邮城破在即，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听信中书右丞哈麻等言，削脱脱兵权和官爵。由于临阵易将，元军大乱，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百万元军，一时四散，无所从者，多投红巾军。高邮战役是元末农民战争的重要转折。十五年，淮东大饥，张士诚决定渡江南下，遣士德率军取通州（今江苏南通）。十六年正月，渡江克常熟。二月，取平江（今江苏苏州）、松江、常州诸路。张士诚改平江为隆平府，据以为都。七月，克杭州。当时，朱元璋已克集庆（今江苏南京），张、朱两军开战，张士诚连败于龙湾、常州。十七年，张士德被朱元璋部俘于常熟。张士诚势穷力迫，投降元朝，封为太尉。此后继续与朱元璋争夺地盘，互有胜负。

　　张士诚骄侈淫逸，怠于政事，大权操纵在搜罗来的地主文人和旧官吏手中。

　　张士诚铸造的货币“天佑通宝”

　　文武官员，竞相积聚财富，生活极端腐朽。至正二十年至二十三年，每年运粮十余万石到大都以支持元朝统治。又乘北方红巾军失败、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之机，扩展地盘，势力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西达汝、颍、濠（在今安徽凤阳东北）、泗（在今江苏盱眙北），东至海，拥兵数十万。二十三年三月，遣吕珍袭击红巾军宋政权都城安丰（今安徽寿县），刘福通和小明王韩林儿被朱元璋救出。九月，张士诚自称吴王，以张士信为江浙行省左丞相，不再输粮至大都。

　　二十五年十月，朱元璋灭陈友谅汉政权后，开始全面进攻张士诚，其方针是先取长江以北通、泰诸郡县，剪其羽翼，然后转取浙西。二十六年十二月，平江被围。次年九月，城破，张士诚被俘至应天（今江苏南京），自缢死。

　　（邱树森） 
　


    
张世杰
  　　张世杰

　　（？～1279）　南宋末抗元名将。范阳（今河北涿县）人。少时在蒙古将张柔部下当兵，驻防杞县（今属河南），逃奔南宋。宋将吕文德用为小校，逐渐升至黄州武定诸军都统制。后调援襄、樊。宋度宗赵禥咸淳九年（1273年、元至元十年）襄、樊陷落。次年，元军从襄阳出兵，张世杰守郢州（今湖北钟祥），设防甚固，元军攻城不克，遂绕道，沿汉水而下，直取鄂州（今武汉市武昌）。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元至元十二年），张世杰经江西等地，入卫临安（今浙江杭州），受命总都督府诸军。他发兵收复浙西诸城，旋与刘师勇等率水军与元军在镇江焦山会战，失利。次年，元军迫临安，他和文天祥请背城决战，被宰相陈宜中所阻，乃提兵入海。临安陷落后，他在福建与陆秀夫、陈宜中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此后转战闽、粤沿海。景炎二年（1277年、元至元十四年），攻泉州不下。三年，帝昰死，又与陆秀夫等立卫王赵昺，改元祥兴，迁居崖山（今广东新会南海中）。祥兴二年（1279年、元至元十六年），率苏刘义等，与元张弘范决战海上，大败。他率十余舰突围，退至螺岛（今广东阳江县以南海中），因台风毁船溺死，葬岛上，后人因改螺岛称海陵山。

　　（沈起炜） 
　


    
张汤
  　　张汤

　　（？～前115）　汉武帝时负责刑法事务的权臣。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早年学习律令，曾任长安吏和茂陵尉，后由丞相田蚡推荐，补侍御史。因在审理陈皇后巫蛊狱和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事件中穷治根本，受到武帝赏识，累迁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

　　汉武帝刘彻为了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在政治、经济上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张汤是制订和实施这些改革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与赵禹共同编定法律，制订《越宫律》、《朝律》（见汉律）和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张汤用法苛刻严峻，又迎合武帝所好，以《春秋》古义治狱，审理案件完全以皇帝意旨为准绳。凡是武帝所欲加罪的，他就交给执法严苛的属吏去办，武帝想开释的则交给执法宽缓的属吏去审理；又把武帝对于疑难案件的批示制定为律令程式，作为以后办案的依据。他还协助武帝改革币制，实施盐铁官营，算缗告缗，打击富商大贾，诛锄豪强兼并之家。当时，“天下事皆决汤”，张汤权势隆贵远在丞相之上，因此受到统治集团内部的嫉恨。元鼎二年（前115）由于御史中丞李文、丞相长史朱买臣以及赵王等人告发和诬陷张汤与属吏鲁谒居关系暧昧，疑有大奸，又与富商大贾互相勾结牟利等，张汤被迫自杀。他死后，家产不过五百金，皆得自俸赐。武帝知道张汤被陷害，又尽诛朱买臣等丞相三长史，丞相庄青翟也因咎自杀。

　　（杨祖希） 
　


    
张廷玉
  　　张廷玉

　　（1672～1755）　清代大臣。字衡臣，号研斋。安徽桐城人。康熙三十九年（1700）进士。康熙时历官内阁学士、吏部侍郎。世宗继位，擢礼部尚书，入直南书房，任《圣祖实录》副总裁，纂修缮写实录及起居注，深合世宗之意，又任《明史》总裁。办事聪明练达，慎密周详，文思敏捷，才干出众，故为世宗所倚任。军国大事，多与参决，鸿典巨文，也多出其手。雍正四年（1726），晋大学士。七年，参赞军务。时为西北用兵，特设军机处，经制规划，多为其手定。世宗死，与鄂尔泰同受顾命，遗诏命其日后配享太庙。乾隆初为总理大臣辅政，任《世宗实录》总裁官。三年（1738），罢总理事务之名而以大学士掌机要如故。旋进封三等勒宣伯，与鄂尔泰同为三朝老臣，屡主顺天乡试及会试。姻亲子侄，门生故吏，布列中外，以此受高宗之忌，对其时加裁抑。朝中在事诸臣及言官也屡加参劾，高宗遂对其日渐疏远，兼之年老，乃于乾隆十三年自请致仕，并求按世宗遗诏，死后配享太庙。高宗许之。旋即以其未亲至宫门谢恩，严辞诘责，并削伯爵，罢配享之命。复以其姻亲犯法，追缴历来赏赐诸物。二十年三月卒，谥文和，仍命配享太庙。在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只张廷玉一人。

　　（罗明） 
　


    
张献忠起义
  　　张献忠起义

　　明末清初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张献忠（1606～1646）字秉吾，号敬轩，延安卫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家贫，曾在延安府（今属陕西）充捕快手，继投边营。崇祯三年（1630），陕北连年旱荒，农民纷起暴动。是年十月。农民军首领王嘉胤据府谷，破河曲。献忠率米脂十八寨农民应之，自号八大王，人称“黄虎”。翌年，献忠已成为农民军三十六营中的一营之首，转战陕豫。八年，东征皖北，众逾万人。九年闯王高迎祥被俘死，献忠一军称最强。同年秋，献忠义军自均州（今湖北均县）与老回回马守应等攻襄阳（今湖北襄樊），又联合罗汝才、刘国能等人东下，与久据皖中英山、霍山的贺一龙、贺锦合营，转战至淮阳。十年春，转战太湖、蕲州（今湖北蕲春西南）、黄州（今湖北黄冈）、安庆等地，破和州（今安徽和县）、含山、定远，众至二十万。同年秋，明军集中兵力，加强部署，进行反扑。起义军连遭失利，先走麻城，后西退至谷城。为保存实力，献忠于十一年五月伪降于明总理六省军务兼兵部尚书熊文灿。

　　献忠伪降后，名义上归明朝节制，实际惟向熊文灿催索饷银，屯兵数万于谷城，打造武器，训练士卒，为再举义旗进行准备。十二年五月，再起，夺取库藏，释放狱囚，诛杀地方官吏，谷城、房县所驻明军多投降起义军。七月于房县西之罗■山败明军左良玉部，斩获甚巨。熊文灿因此弃市，左良玉降秩三级。献忠军威名大震。十月，明兵部尚书杨嗣昌督师至襄阳，部领各路兵几十万，以“四正六隅”之策进剿起义军。十三年春，玛瑙山等役义军连败，退于兴归山区，收集散亡，后转战于湖广、四川、

　　张献忠起义

　　陕西三省交界地带，数月后连破新宁（今四川开江）、大竹、大昌（今四川巫山北）、开县，寻连克川东各州县。又针对杨嗣昌围剿战略，采取“以走致敌”之计，自十三年七月至十四年一月，北起广元，南至泸州、南溪；西起成都、东至巫山、夔门（今四川奉节），义军足迹几遍全蜀。明军疲于奔命，只得尾随其后，问其所向。十四年二月，献忠突然率军出川入楚，攻占襄阳，杀明襄王朱翊铭，发库藏银赈济饥民。杨嗣昌被迫自缢，其围剿战略彻底失败。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进入极盛时期；转战河南、湖北及皖中北部各州县。十六年，又在蕲黄一带号召农民参军，队伍迅速扩大，五月取武昌，执明楚王朱华奎以王府所存银钱散济贫民。改武昌为天授府，以为京都，称大西王。建制置官，开科取士，蕲、黄一带二十一州县悉附。八月，弃武昌西进，复南下蒲圻、嘉鱼，克长沙。又攻占常德、宝庆（今湖南邵阳）等府。分兵进攻江西。十月，连破永新、吉安、萍乡、袁州（今江西宜春）、安福、万载等城。十一月克建昌（今江西南城），继下抚州（今江西临川）、南丰。起义军在楚赣之间进兵神速，所至辄破，每使敌军猝不及防。当时，湖南大部、湖北中南部、江西中部、广东北部以及广西全州已皆在农民军控制之下。

　　农民军占领长沙后，于所克州县设置官吏，传檄远近，令所属州县民众照常营业，宣布钱粮三年免征。同时严肃军纪，严禁杀掠。农民军还在常德刑杀宗室贵族及横暴官绅，并将杨嗣昌家霸占的土地还给农民。故湖南、江西农民群起响应。

　　十六年岁末，张献忠决计入川建立基业，遂率军打进四川。十七年正月下夔州、万县、涪州（今四川涪陵）。继由江津顺流东下，六月克重庆，执杀明四川巡抚陈士奇。八月克成都后，分兵略地，先后下四川州县五六十。十月，以成都为西京，建立政权，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崇祯十七年为大顺元年，并设置内阁和六部，对前明投顺官吏加以任用。以汪兆龄为内阁大学士兼左丞相，严锡命为大学士兼右丞相。胡默为吏部尚书，王国宁为户部尚书，吴继善（一云江鼎镇）为礼部尚书，龚定敬为兵部尚书，李时英为刑部尚书，王应龙为工部尚书。还建置各院监寺科道，委派官吏。地方政权分府、州、县，分设知府、知州、知县等官。同时统一军制，共编一百二十营，营设总兵。最高武官为将军，有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等。次有都督多人。为收罗人材，还开科取士，所取进士举人分别选授中央及地方官吏。为吸取外国先进科学技术，聘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为“天学国师”，询问西方各国政事、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二人曾为献忠制作天球仪、地球仪和日晷等。

　　张献忠在四川严厉镇压横暴地方的官绅和地主，但措施过激，波及面过宽。起义军内部则严格约束士卒，不许淫掠。对违纪者有由“捆打”至“枭示”的处罚，但往往禁而不止。还释放狱囚，散府库金银赈济贫穷。在起义军占领时期，过去曾受官绅地主压迫的奴仆或纷起暴动响应献忠，或向起义军地方官府告发故主罪状，使其受到制裁。起义军尤注意团结少数民族，派人到各地招抚各少数民族，免其三年租赋。除个别部族外，四川少数民族多行归附。为保持过去内地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茶马贸易。献忠还任命雅州（今四川雅安）知州王国臣为茶马御史，以司其事。

　　献忠占据四川时期，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已在清军进攻下逐渐败亡（见李自成起义）。清军占领黄河流域各省后，分兵南下。清顺治二年，派人入川向献忠招降，献忠严加拒绝，并召集诸将计议征伐。三年八月，清兵逾剑阁（即剑门关）入阆中。献忠率军迎击，至西充的凤凰山，清兵猝至，因疏于防备，未及战斗，献忠已被清兵射死，起义军大败。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等率领，南下云贵，联合南明永明王共同抗清，康熙元年（1662）最后失败。

　　（李文治） 
　


    
张秀眉
  　　张秀眉

　　见苗民起义。 
　


    
张学良
  　　张学良

　　（1901～　 ）　爱国将领，西安事变发动者。字汉卿，号毅庵。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生。辽宁省海城县人。

　　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长子。1919年7月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授陆军炮兵上校衔。1920年6月升任奉军旅长。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协助张作霖整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镇威军第三军军长，在山海关一带作战。1925年春，率部进驻天津，升任陆军上将。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由奉系元老推为首领，继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他不顾日本的压力，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他被任为国民政府委员、东北军边防司令长官和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1930年6月受蒋介石任命为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9月通电反对阎锡山、冯玉祥，并派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的胜利（见蒋阎冯大战）。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使东北三省很快被日本关东军占领。11月任国民党四届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3年4月，被迫辞职，赴意大利考察。1934年2月回国，主张拥蒋介石为领袖以复兴中国，被任命为鄂豫皖三省“剿共”副总司令。1935年3月任军事委员长武昌行营主任。10月，任西北“剿共”副总司令。此时，日本侵华猖獗，蒋介石一再妥协，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面对既不能抗日复土，而“剿共”又屡遭失败的严峻现实，逐渐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有所觉悟，认识到联共抗日才是唯一出路。1936年4月他同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会晤，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到西安催逼张学良出兵“剿共”，否则将东北军调往福建，西北军调往安徽。张学良多次直言苦谏，要求蒋介石抗日，均被拒绝。12月12日，张学良联合西安绥靖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共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同时电请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到西安共商救国大计。14日，张、杨宣布撤销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调解并同宋子文、宋美龄等的谈判，于12月24日达成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协议。蒋介石承认六项协议，声称愿以人格担保。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被扣押软禁，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次年1月4日在蒋介石授意下虽宣布“特赦”，但“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过着无限期的软禁生活。先后囚禁于浙江奉化、贵州、重庆、台湾新竹等地。后移居台北。

　　参考书目

　　方正、俞兴茂等编：《张学良和东北军》，中国文史出版社，北京，1986。

　　（蔡钊珍） 
　


    
张勋复辟
  　　张勋复辟

　　1917年7月清废帝溥仪在北京复辟十二天的事件，由于此次事件是张勋一手策划，史称张勋复辟。张勋（1854～1923），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民国成立后，他和他的队伍仍然留着发辫，表示效忠清室。1913年，他因率军镇压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有“功”，被袁世凯提拔为长江巡阅使，统率两万军队驻扎在徐州一带。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后，政局动荡不已。张勋遂乘机联络前清遗老遗少及保皇党人康有为等，积极为复辟作准备。1917年5月，因是否解散国会问题，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持不下。黎下令解除段的职务。段到天津后，即策动北洋各省督军在徐州集会示威。会后，一些省宣布独立，不承认北京政府。黎元洪被迫召张勋入京调解。张勋便以调解黎、段冲突为名，带领三千军队于6月14日入京。经过一番秘密策划，于6月30日晚入清宫，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发动复辟，恢复清帝国。深夜，张勋派兵占据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地。同时派人劝黎元洪“奉还大政”。7月1日凌晨，张勋穿上清代的朝服朝冠，率领康有为等群党，拥十二岁的溥仪登极。当天发布八道上谕，把民国六年改为宣统九年，易五色旗为龙旗，恢复清末官制，封官受爵。张勋自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军政大权（参见彩图插页第129页）。复辟消息传出后，全国舆论一致声讨。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并命令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各大城市群众团体、社会名流，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坚决反对复辟，要求讨伐张勋。黎元洪拒绝与复辟分子合作，逃入日本使馆避难。握有军事实力的段祺瑞借助全国反对复辟的声势和日本政府的财政支援，于7月3日在天津附近的马厂组成“讨逆军”，誓师讨伐张勋。“讨逆军”很快攻入北京，张的军队一触即溃。7月12日，张勋仓皇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次宣布退位。段祺瑞于7月14日到北京，重掌政府大权。

　　（李宗一） 
　


    
张仪
  　　张仪

　　（？～前310）战国时著名的纵横家。张仪为魏人，于魏惠王时入秦。秦惠文君以为客卿。惠文君十年（前328），秦使张仪、公子华伐魏，魏割上郡（今陕西东部）于秦。当年，张仪为秦相。惠文君于十三年称王，并改次年为更元元年。更元二年，张仪与齐、楚、魏之执政大臣在齧桑相会，随即晚相。次年，张仪相于魏，更元八年，又相于秦。十二年，张仪相于楚，后又归秦。惠文王卒武王立，武王素与张仪有隙，仪于武王元年（魏襄王九年，前310）离秦去魏。据《竹书纪年》，张仪于此年五月卒于魏。

　　《战国策》记张仪与苏秦是相对立的一纵一横，互相著文攻讦对方，这和史实不符。后来司马迁受此影响，在《张仪列传》中将张仪和苏秦列为同时之人；甚至还说在苏秦发迹后，张仪受苏秦激励而入秦，又记张之卒在苏秦后，也均与史实不符。据考证张仪在前，苏秦在后。和张仪同时的是公孙衍、惠施、陈轸等人。苏秦是张仪死后才在政坛上初露头角的。在纵横家中张仪显然是苏秦的前辈。《史记》记张仪的年代基本正确，而把苏秦的经历提早了约三十年。张仪在当时名声颇大。《孟子·滕文公》引用景春之语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在有些人看来，张仪是能左右天下局势的大人物。《荀子·臣道》则认为他和苏秦皆巧敏佞说，善取宠于上。司马迁一方面称张仪有“言纵衡强奉”之功，一方面也说他是通于权变的“倾危之士”。

　　《汉书·艺文志》纵横家类有《张子》十篇，汇集了张仪的作品或和他有关的材料。此书汉以后已亡佚。在传世的战国铜兵器中，有一铜戈之上刻有“十三年相邦仪之造”和“咸阳工师”之类的铭文，当是秦惠王十三年张仪任相邦时所作。

　　（吴荣曾） 
　


    
张议潮
  　　张议潮

　　（799～872）　唐后期领导沙州等地人民摆脱吐蕃贵族统治的首领，沙州归义军节度使。一作张义潮。沙州燉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人。自安史之乱后，吐蕃贵族乘虚攻占河西、陇右地区，当地人民长期对吐蕃贵族的奴役进行反抗。唐后期，吐蕃统治集团内部连年发生乱事，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领沙州（今甘肃敦煌县城西）人民起义，驱逐吐蕃守将，自摄州事。此后一二年间，议潮修治兵甲，且耕且战，收复甘（今甘肃张掖）、肃（今甘肃酒泉）二州。三年，秦（今甘肃秦安北）、原（今宁夏固原）、安乐（今宁夏中宁东南）三州和石门（今宁夏海原东南）等七关人民，在唐军的配合下，也摆脱吐蕃统治，以其地归唐。五年正月，议潮所遣告捷的使者到达长安，宣宗任命议潮为沙州防御使。同年八月，议潮兄议谭入朝，献上沙、瓜（今甘肃安西东南）、伊（今新疆哈密）、肃、鄯（今青海乐都）、甘、河（令甘肃东乡西南）、西（今新疆吐鲁番东）、兰（今属甘肃）、岷（今甘肃岷县）、廓（今甘肃化隆西）十一州图籍。

　　张议潮出巡图　甘肃敦煌莫高窟唐第156窟

　　宣宗遂于沙州置归义军，领沙、瓜等十一州，以议潮为节度使。不久，加授左仆射。大中十一年，在议潮的影响下，吐蕃将领尚延心以河、渭二州蕃部归唐，唐以尚延心为河、渭等州都游奕使。懿宗咸通二年（861），议潮率蕃汉兵七千人收复凉州（今甘肃武威）；七年，北庭回鹘首领仆固俊战败吐蕃，以西州归议潮。八年，议潮入朝长安，诏授（检校）司徒、右神武大将军（一称统军），并赐庄宅。议潮既留居长安，即以族子淮深守归义军。咸通十三年（872），议潮卒。

　　参考书目

　　罗振玉：《补唐书张义潮传》，永丰乡人杂著本，1922。

　　向达：《罗叔言〈补唐书张义潮传〉补正》，三联书店，北京，1957。

　　（卞孝萱） 
　


    
张昭
  　　张昭

　　（156～236）　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字子布。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少习《左传》，博览群书，有声名。察孝廉，举茂才，均不就。汉末大乱，为避难渡江南下。孙策起事于江东，任为长史、抚军中郎将，文武之事全委他处理，比为管仲。孙策临终时嘱其辅佐弟孙权。孙策死，人心浮动，张昭率群僚竭诚拥立并辅佐策弟权，绥抚百姓，大局方定。张昭仍任长史，权每出征，留昭镇守，领幕府事。因系旧臣，待遇尤重。赤壁战前，张昭畏惧曹操力量，主张迎降，遭鲁肃、周瑜反对。孙权因此对昭不满，称帝后，不以其为相，拜辅吴将军。昭敢于直言谏诤，如辽东割据势力公孙渊向吴称藩，孙权派使臣去辽东拜渊为燕王，张昭疑渊无诚意，力谏，孙权大怒，按刀斥昭。不久，公孙渊果杀孙吴使臣，孙权悔之无及。张昭以辅吴将军、娄侯终。

　　（祝总斌） 
　


    
张之洞
  　　张之洞

　　（1837～1909）　清末重臣、洋务派首领。字孝达，号香涛，又号香严，晚年自号抱冰老人。

　　直隶南皮（今属河北）人。1863年（同治二年）中进士，后历任翰林院编修、教习、侍读、侍讲学士及内阁学士等职。其间，为清流派重要成员，与张佩纶、黄体芳、宝廷、陈宝琛、吴大澂、张观准、刘恩溥、吴可读、邓承修、何金寿等人一起，放言高论，纠弹时政，抨击奕䜣、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有“四谏”、“六君子”、“十朋”之称。

　　1881年（光绪七年），授山西巡抚，为任封疆大吏之始。以后政治态度一变，大力从事洋务活动，成为后期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1884年春，中法战争前夕，奉命署理旋又补授两广总督。任内力主抗法，筹饷备械，起用前广西提督老将冯子材等，为战事的进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在广东筹建官办新式企业，设立枪弹厂、铁厂、枪炮厂、铸钱厂、机器织布局、矿务局等；以新式装备和操法练兵，设立水师学堂。1889年，调湖广总督。以后十八年间，除两度暂署两江总督外，一直久于此任。他将在广东向外国订购的机器移设湖北，建立湖北铁路局、湖北枪炮厂、湖北纺织官局（包括织布、纺纱、缫丝、制麻四局）。并开办大冶铁矿、内河船运和电讯事业，力促兴筑芦汉、粤汉、川汉等铁路。1894～1895年署督两江时，仿德国营制，在江宁（今江苏南京）筹练江南自强军，后又以之为基础在湖北编练新军。为培养洋务人才，尤注重广办学校，在鄂、苏两地设武备、农工商、铁路、方言、普通教育、师范等类新式学堂，并多次派遣学生赴日、英、法、德等国留学。在举办洋务事业中，还大量举借外债，是为中国地方政府直接向外国订约借款之先。

　　在湖广、两江总督任上，张之洞颇得一部分具有维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好感，并任用其中一些人充当幕僚。戊戌变法时期，起先以支持维新活动的面目出现。1895年秋京师强学会成立时，捐金五千为助；未几上海强学分会成立，被推为会长，并派旧属汪康年助办《时务报》；同时对湖南南学会和《湘学新报》亦颇表赞助。但当维新运动日益发展、新旧斗争渐趋激化后，即表明与维新派的分歧，登报声明自除会长之名，对《时务报》的进步言论大加干涉，并严斥积极支持变法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学政徐仁铸等。1898年4月，撰《劝学篇》，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维护封建纲常，宣传洋务主张，攻击维新思想，反对变法运动。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后，主张“安内乃可攘外”，多次上书清廷，要求对义和团严加镇压。是年夏，八国联军进逼京津，清政府对外宣战，乃于地方拥兵自重，并在英国策动下，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鸿章联络东南各省督抚，同外国驻上海领事订立《东南互保章程》九条，规定上海租界由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治安秩序由各省督抚负责。8月间，在汉口通过英国领事，破获设于英租界的自立军机关，捕杀唐才常等人。随后又在鄂、湘、皖镇压了由维新派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联络长江中下游哥老会发动的自立军起义。

　　1901年清政府宣布实行“新政”，设督办政务处，命张之洞以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旋与刘坤一联衔合上“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兴学育才”办法四条，及调整中法关系十二事，采用西法十一事，为“新政”活动的重要蓝本。1903年，会同管理学务大臣商办学务，仿照日本学制拟定“癸卯学制”（即1903年经修改重颁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首采近代教育体制。1905年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在东南地区破坏革命组织，镇压革命派领导的武装起义，因此受到社会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1907年调京，任军机大臣，充体仁阁大学士，且兼管学部。次年清政府决定将全国铁路收归国有，受任督办粤汉铁路大臣，旋兼督办鄂境川汉铁路大臣。光绪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以顾命重臣晋太子太保。1909年（宣统元年）病故，谥文襄。遗著辑为《张文襄公全集》。

　　参考书目

　　胡钧：《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1939；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李文海） 
　


    
张治中
  　　张治中

　　（1890～1969）爱国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原名本尧，字文白。生于1890年10月27日（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安徽巢县人。

　　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

　　（蔡钊珍） 
　


    
张仲景
  　　张仲景

　　东汉后期的医学家。名机。著有《伤寒杂病论》十六卷。据该书自序题“汉长沙守南阳张机著”，知为南阳郡（今河南南阳）人。曾任长沙太守。他撰书时期在公元2世纪末以后。后人将《伤寒杂病论》改编成《伤寒论》及《金匮要略》两书。前者论伤寒诸症，后者论杂病。他在医学上的成就主要是奠定了辨证论治的基础，即根据病变的表、里、阴、阳、虚、实、寒、热八纲，决定治病原则的一些理论，世称八纲辨证。《伤寒论》与《金匮要略》记载了三百多方，方中列举了汤剂、丸剂、散剂等十余种做法，开后世方剂学的先河。

　　（严敦杰） 
　


    
张自忠
  　　张自忠

　　（1891～1940）　抗日名将。字荩忱。1891年8月11日（光绪十七年七月初七）生于山东省临清县唐园村。先后在天津法政学堂、济南法政学校肄业。

　　1914年在奉天从军，曾参加国民军起义及北伐诸战役，由排长升至西北军第二十五师师长，后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1933年长城抗战，任前敌总指挥，亲率所部在喜峰口抗击日军。1935年任察哈尔省（今划归内蒙古自治区及河北省）主席，次年5月任天津市长。

　　“七七”事变后，张自忠留北平与日军周旋，后乃设法脱离虎口，辗转到南京，任代理第五十九军军长。1938年率部参加徐州会战，2月增援淮北，与日军激战于淝水；3月临沂之役，与号称“铁军”的日军板垣师团鏖战，终获大胜，粉碎了板垣、矶谷两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受到国民政府传令嘉奖，升第二十七军团长，仍兼第五十九军军长。9月参加武汉保卫战，在潢川阻击日军十二天，后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转战豫南鄂北。1939年4月鄂西钟祥之战，截击日军于田家集，歼敌一部。1940年5月兼任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日军集重兵由信阳、随县、钟祥三路进攻襄樊，张亲率三个团由宜城渡过襄河（汉水），直趋枣阳截击日军。临行前，致第三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一信，说：“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下了死战的决心。渡河后，与日军奋战九昼夜，在追击中陷入重围，身负重伤，仍坚持作战，于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南瓜店壮烈殉国。国民政府明令追晋为陆军上将。

　　（齐福霖） 
　


    
张作霖
  　　张作霖

　　（1875～1928）　奉系军阀首领。字雨亭。奉天海城人。出身贫苦农家。少时曾入塾，后改学兽医，开小兽医庄医治马病。曾投身绿林，纠集数十人组织团练，号称保险队，在黑山南赵家庙一带劫掠。1902年经官府收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但仍时出掳掠。1906年任巡防营前路统领，驻防辽源一带。1911年武昌起义后，奉天仍效忠清廷，张应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之召，率部星夜兼程进省，任“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旋兼中路巡防统领，协同打击革命力量。嗣后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二十七师师长，统率前、中巡防营兵马，镇压反袁的国民党人。袁称帝时，被封为子爵、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袁死后，被北京政府任命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7年初因拥段祺瑞反黎元洪及助其武力统一政策有功，1918年9月被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在日本帮助下完全控制了辽吉黑三省，成为奉系首领。

　　此后，张作霖以东北为基地，向关内扩张势力。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即暗中与直系结成反皖八省联盟，接着率奉军入关助直倒皖，与直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府，1921年5月兼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都统。同年12月支持梁士诒组阁，竭力控制北京政府，与直系矛盾激化，次年4月爆发直奉战争。失败后撤回关外，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宣布东北三省“独立”、“自治”，锐意整军备战，并与孙中山、段祺瑞结成反直三角同盟，于1924年9月挑起第二次直奉战争。经过两年经营，奉军战斗力有所提高，又有日本出枪派兵，使吴佩孚陷于困境；10月冯玉祥回师北京发动政变，直军迅速溃败。张作霖成为北方最有势力的军阀。嗣后奉军大举入关，沿津浦线南下，占据山东，一度扩展到苏、皖，直至上海。1925年11月，所部郭松龄反戈，迅占锦州、新民等地，沈阳告急。张以牺牲南满、东蒙的权益换取了日本的出兵干涉，得以转危为安。事后与吴佩孚弃嫌修好，又联合阎锡山、张宗昌等，合力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重占天津、北京。

　　当吴佩孚、孙传芳遭到北伐军沉重打击，势颓力衰之时，张作霖在北方拥兵自重，于1926年12月任安国军总司令，宣言“反共讨赤”，镇压革命运动，封闭进步报馆，袭击苏联大使馆，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1927年6月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称陆海军大元帅，“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企图分化南方阵营，以黄河为界南北分治。

　　1928年初，蒋介石统率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各路军北上，在各条战线上对奉军展开了强大攻势，直逼京、津。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于5月30日下总退却令。由于张慑于东北人民维护民族权益的反日浪潮，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侵占满蒙权益、控制东北局势的种种要求，未予全部承诺；同时又同美国势力勾结，招致日本方面恼恨。6月4日清晨，张乘车由北京回奉天经过沈阳西郊皇姑屯车站附近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当日逝世。

　　（严如平） 
　


    
章炳麟
  　　章炳麟

　　（1869～1936）　近代民主革命思想家、学者。又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

　　1869年1月12日（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曾受过严格的中国传统的古典文化教育，在杭州西湖“诂经精舍”从朴学大师俞樾受业。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挽救民族危机，投身变法运动，并参加强学会，又到上海任《时务报》撰述。其政治思想倾向虽与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思想相似，但他不同意康有为神化孔子、建立孔教的言论，对时人称康为“教主”、“南海圣人”尤其不满；再加上在学术上他是古文经学派，康、梁是今文经学派，门户之见，有如冰炭，不久就分道扬镳。

　　1898年戊戌政变后，章炳麟遭通缉，避地台湾，任《台北日报》记者。1899年春，他把自己有关经学、史学、哲学、文学和音韵等方面的散论辑成《訄书》，成为近代文化思想的名著。同年夏，东渡日本，同孙中山相识。继而返回上海，参与《东亚日报》编务。1900年7月，在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张园国会”，因反对既“排满”又“勤王”的宗旨，当场“宣言脱社，割辫与绝”，从此脱离改良派，走上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道路。

　　1902年再次逃亡日本，与孙中山正式结交，讨论中国的土地、赋税以及革命成功以后的政治和建都等问题，受到很大鼓舞。为了宣传“排满”民族革命思想，和秦力山等人在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号召留日学生“雪涕来会，以志亡国”。1903年3月，重至上海，任教于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学社。同年6月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对康有为的言论逐条批驳，直斥光绪皇帝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对革命则大加赞颂，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改良派的大论战拉开了序幕。

　　《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发表后，清朝统治者和上海租界的工部局相勾结，查封《苏报》，逮捕章炳麟。章函告邹容，邹容不愿让章独遭迫害，亲到巡捕房投案，结果邹容被判监禁两年，章炳麟被判监禁三年。1904年章与狱外蔡元培等人联络，1904年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邹容在狱中病逝。1906年章刑满出狱，由孙中山派人接到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被委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主编，积极参加与改良派论战。1908年，《民报》被日本政府查禁，他严词抗议无效，乃专事讲学和著书。随着革命运动的不断发展，章炳麟和孙中山在思想上的分歧日益明显。他同意孙中山提出的民族主义政纲，但对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都有不同看法，很快就和孙中山发生了分裂。1910年他和陶成章在东京重组光复会，并担任会长，从此在组织上和同盟会脱离关系。

　　武昌起义爆发后归国，他与黎元洪及立宪官僚广通声气，其言论行动大都对革命不利。公然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要求解散同盟会，并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出任会长。1912年3月，中华民国联合会改为统一党，他任理事，表示拥护袁世凯当大总统，建都北京。他先后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高等顾问、东三省筹边使。直到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的案件发生后才南返，宣布辞职，参与筹划讨袁。从1913年8月起，章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1917年7月随孙中山南下护法，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他往来于香港、广州、云南、贵州等地，想争取西南军阀的支持。旋因护法军内部矛盾重重，失去信心，于1918年10月退隐上海，后迁苏州设国学讲习所。此时，章炳麟的思想日趋保守，他反对新文化运动，鼓吹“尊孔读经有千利而无一弊”；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更为一些军阀歌功颂德。章毕竟是个爱国主义者，“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坚决抵抗日本侵略，强烈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同时，他还拖着老病之躯，努力著书讲学，以肩荷民族文化为己任。1936年6月14日病逝于苏州。章炳麟一生著述甚丰，被尊为经学大师，著作版本繁多，后辑为《章太炎全集》，现已陆续出版。

　　（陈旭麓） 
　


    
章惇
  　　章惇

　　（1035～1105）　北宋改革家。字子厚。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举进士第，为商洛（今陕西丹凤西北）县令。神宗熙宁初，王安石变法，章惇任编修三司条例官，后历任知制诰、直学士院、判军器监等职。熙宁五年（1072）至七年，为荆湖路察访，开梅山，经制南、北江，籍户搜田，贷给牛种，设立郡县，妥善地调整了宋廷与该地区少数民族的关系。熙宁七年至八年，任三司使，是新法派中的一名重要人物。元丰三年（1080），任参知政事，后又出任地方官。五年，拜门下侍郎。

　　哲宗即位，章惇任知枢密院事。时高太后垂帘听政，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宰相，全部罢废新法，举朝无敢言者。章惇独自上疏，逐条分析免役、差役二法的利弊，驳斥司马光对免役法的攻击，并同司马光在帘前争论。守旧派在辩论失败后，利用台谏官对章惇进行攻击，章惇被贬官知汝州（今河南临汝）。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章惇以“绍述”为己任，恢复青苗、免役诸法，并起用新法派的蔡卞、曾布等人，对守旧派进行打击，使部分新法得以继续推行。他力主对西夏作战，筑堡开边，取得胜利。章惇任相期间，“不肯以官爵私所亲”，为世所称。哲宗死后，在皇位继承问题上，向太后主张立端王（即宋徽宗赵佶），章惇提出异议，认为赵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因此，在赵佶即位后，章惇被贬知越州（今浙江绍兴），接着又连遭贬逐，最后死于睦州（今浙江建德东）。

　　（周宝珠） 
　


    
章嘉呼图克图
  　　章嘉呼图克图

　　清代掌管内蒙古地区喇嘛教的大活佛。原出于青海廓隆寺，第一世名扎巴悦色，生于青海省互助县红崖子张家村，由此而得名“张家活佛”。后改“张家”为“章嘉”。第二世名阿旺罗桑曲丹，入藏学经，师事达赖五世，曾任哲蚌寺果莽扎仓堪布，著有全集。康熙三十二年（1693）受封为札萨克（jasak，旗主）喇嘛，四十四年封为呼图克图（长生不老之人）、大国师，颁金印，并委以总管内蒙古佛教事务，深得朝廷信用。第三世名茄贝多吉，八岁入京，驻梅■寺，移嵩祝寺，与诸王子同学。十八岁精通汉、满、蒙、藏文字，著有全集。清世宗封为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奉旨护送七世达赖返藏，后冬住北京，夏往多伦。其辖下有多伦汇宗、善因等寺，北京嵩祝、法渊等寺，西宁廓隆、广济等寺，五台镇海、普乐等寺。乾隆元年（1736）授以“管理京师寺庙喇嘛札萨克达喇嘛振兴黄教大慈大国师”名号，遂成定制。五十七年，清政府规定其转世须经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决定。四世名益西丹贝监参，五世名益西丹贝尼玛，六世名罗桑丹贝嘉错。七世名益西多吉，均以内蒙古喇嘛寺院为主要宣化对象，驻牧有年。

　　（王尧） 
　


    
章开沅
  　　章开沅

　　（1926～　）中国历史学家。浙江吴兴（今湖州市）人。1926年7月8日生于芜湖。

　　1946年10月入金陵大学历史系。后于该校肄业。1948年12月赴中原解放区，在中原大学政治研究室当研究生。1949年7月随校南下武汉，在教育学院历史系任助教、教员。1951年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讲师、副教授、教授等职。1984年3月任该校长兼历史学研究所所长。

　　1954年以来，他主要从事辛亥革命研究，兼及中国资产阶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近年则致力于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在研究中注意社会环境的剖析并形成自己的风格。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三卷本，与林增平共同主编）、《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并主编《辛亥革命史丛刊》、《中外近代化比较研究丛书》等。在从事科研及著述的同时，他亦致力于教学及各种社会活动。1980年参与创建中南地区辛亥革命研究会，任理事长。1984年任孙中山研究学会理事。1986年任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

　　（黄怀玉） 
　


    
章学诚
  　　章学诚

　　（1738～1801）　清代史学家。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字实斋。早年博涉史书，中年入京，遍览群籍。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官国子监典籍。后去职，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五十三岁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主修《湖北通志》。晚年目盲，著述不辍。身处乾嘉汉学鼎盛之世，力倡史学，独树一帜。

　　以“六经皆史”说纠正重经轻史偏失，反对“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的学风。主张“史学所以经世”，“作史贵知其意”。阐发史学义例，表彰通史撰述，重视方志编纂，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思想，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历史学和目录学理论。因其说与一时学术界好尚不合，直至晚清始得传播。所编和州、永清、亳州诸志，深受后世推重。代表作品为《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学术价值甚高。另有《方志略例》、《实斋文集》等。后人辑为《章氏遗书》刊行。曾辑《史籍考》，志愿宏大，惜未成书，稿亦散失。

　　（陈祖武） 
　


    
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

　　（？～659）　唐太宗和唐高宗时宰相。字辅机。河南洛阳人。其祖出自鲜卑拓跋部贵族。父晟，隋时名将；妹为太宗皇后。无忌虽出于军事世家，却好学，善于谋划。他从小就和李世民亲善，太原起兵后，常从世民征伐，参预机密。唐武德九年（626），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他是策划和组织者之一。贞观中，历任吏部尚书、尚书右仆射、司空，封赵国公，与房玄龄等同为宰相。太宗图画功臣像二十四人于凌烟阁，以无忌为首。贞观十一年（637），他谏止功臣世袭刺史的错误措施。十七年，太宗废太子承乾，但在魏王泰、晋王治、吴王恪之间立谁为太子问题上犹豫未定，无忌以母舅和元勋的地位决策立晋王。二十三年，太宗病危，他和褚遂良受遗命辅政。高宗李治即位后，他以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为朝廷首相，掌握大权。永徽四年（653），发生了房遗爱（太宗婿、房玄龄子）谋反案，无忌主持审案，他藉此杀死和流配诸王、公主、主婿等亲贵十余人，进一步巩固了高宗的统治。永徽六年他和褚遂良反对立武昭仪（见武则天）为皇后，未果。显庆四年（659），许敬宗迎合武后意旨，使人诬告无忌谋反，无忌被流放到黔州（今四川彭水），被迫自缢死。

　　贞观中，他和房玄龄主修《唐律》和《律疏》。永徽四年，《律疏》三十卷成，即现存的《唐律疏议》，由无忌领衔奏上，为东亚著称的封建法典。

　　（乌廷玉） 
　


    
招讨使
  　　招讨使

　　唐代开始设置的军事长官。唐贞元末，置招讨使，以大臣、将帅或地方行政长官兼任，兵罢即撤。五代时亦设有招讨使之职。宋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时，潘美任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康定元年（1040），前知枢密院事、武将夏守赟出任陕西马步军都部署、经略使、安抚使，后兼沿边招讨使，以对抗西夏；前执政、文臣夏竦继任，亦兼招讨使，武将夏随为招讨副使。后陕西四路、河东路帅臣亦都兼招讨使。庆历五年（1045），宋、西夏议和，乃罢陕西、河东诸路招讨使。熙宁八年（1075），赵卨任招讨使，宦官李宪为招讨副使；次年改任郭逵为招讨使，赵卨为副使以抗击交阯的内侵。建炎四年（1130），张俊为江南招讨使，讨伐李成。同时规定招讨使位在宣抚使之下，制置使之上，军中急事可以便宜行事。绍兴五年（1135），岳飞被任命为荆湖南北、襄阳府路招讨使时，还有任免州、县官之权。此后，南宋统兵官员在对金作战时期，常兼河南、河北、河东、陕西、京东等被金占领地区的招讨使，以示恢复之意。

　　辽代置西南路、西北路招讨司和西路招讨使司，以招讨使负责北部、西部边防及周边部族事务。金亦设西北、西南、东北三路招讨司，以招讨使领之，职掌与辽代同。元代招讨司多设于吐蕃及朵甘思，以招讨使统领地方军民事务。明代，招讨司只设于西南民族地区，由当地土官任招讨使。

　　（陈振） 
　


    
昭莫多之战
  　　昭莫多之战

　　见平定准噶尔。 
　


    
昭武九姓
  　　昭武九姓

　　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分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燉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alt&iuml;　■ub　soγdaq，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燉煌郡燉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昭武九姓胡的活动特点使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祆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胡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他们还在中原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

　　（张广达） 
　


    
召片领
  　　召片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的最高封建领主和统治者。召片领为傣语，意为“广大土地之主”。元明以来，召片领受封为世袭“彻（车）里路军民总管”及“车里宣慰使”。辖三十余“勐”（原意为“河谷平坝”，引申为“地方”，含平坝及四周山区），将其宗室亲信分封为各勐之“召勐”（意为“一片地方之主”），为该地世袭封君。召片领及召勐又把辖区以内的土地连同村社农民分封给自己的家臣属官。属官按照等级的高低来决定领有土地的多寡，其封地不能世袭，居官才能食禄。召片领还通过其权力机关——“议事庭”发布命令，分封召勐、属官，分派劳役贡赋，对所属农奴及境内各族人民进行统治和剥削。第一世召片领为叭真，其子孙世袭，到召孟罕勒（刀世勋）止，共传三十八代（一说四十四代），计七百七十六年（1180～1956）。随着民族区域自治的实施和民主改革的胜利，这一官职及其制度已不存在。

　　（高立士） 
　


    
兆惠
  　　兆惠

　　（1708～1764）　清乾隆时将领。满洲正黄旗人。吴雅氏，字和甫。

　　兆惠骑射图

　　雍正九年（1731），以笔帖式授军机章京。历任兵部郎中、内阁学士、盛京刑部侍郎、刑部右侍郎、正黄旗满洲副都统、镶红旗护军统领。乾隆十三年（1748），赴金川军营督办粮运。十五年，入值军机处。十八年，赴藏办理筹防准噶尔事宜。十九年，清廷出兵平定准噶尔时，受命协理北路军务并总理粮饷。二十一年，授定边右副将军，筹办伊犁善后事宜。二十二年，率师至乌鲁木齐，以功封一等武毅伯。阿睦尔撒纳叛后，配合北路军肃清准部叛乱势力。十二月，授定边将军。二十三年，由伊犁率师往天山南路平大小和卓之乱，连克南疆诸城，叛乱乃告平定。兆惠以功晋封一等武毅谋勇公。返京后授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

　　（张书才） 
　


    
赵
  　　赵

　　战国七雄之一。嬴姓，与秦同出于蜚廉之后。祖先造父，为周穆王御，有功，封于赵城（今山西洪洞北），因以赵为氏。赵氏的后代赵夙事晋献公，献公封赵夙于耿（今山西河津南）。赵夙子赵衰（赵成子）事晋文公，徙居原（今河南济源西北）。赵衰的后代赵盾（赵宣子）、赵朔（赵庄子）、赵武（赵文子）、赵鞅（赵简子）皆为晋卿。公元前453年，赵襄子与韩康子、魏桓子三分晋国。公元前403年，赵烈侯与魏文侯、韩景侯被周天子正式策命为诸侯。赵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山西中部。赵简子居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公元前475年，赵襄子灭代，将领土扩大到今山西东北部及河北蔚县一带。公元前425年，赵献子即位，徙居中牟（今河南鹤壁西）。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今河北邯郸）。其活动中心逐渐转移到今河北东南和河南北部。

　　邯郸故城平面图

　　1-3　炼铁遣址

　　4-7　陶窑址

　　8　石器作坊

　　9制骨作坊

　　战国初期，赵经常与韩、魏联合进攻别国，并向北方各少数民族地区（林胡、楼烦、代、中山等）扩展。它首先灭代，后又助魏进攻中山，取得过一些胜利。战国中期，赵与齐、魏争夺卫，连年大战。赵求救于楚，转败为胜。此后不久，被魏灭亡的中山复国。赵又与中山战于房子、中人。公元前354年，魏围赵都邯郸。次年，齐救赵，败魏于桂陵。公元前333年，赵为御北敌修筑长城。其间，中山强大起来，一度围攻赵的鄗地，对赵形成严重威胁。公元前325年，赵武灵王即位，他发奋图强，重新开启“胡、翟之乡”。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与老臣肥义不顾天下之议，实行军事改革，教民“胡服骑射”，图灭中山和北略胡地。是年，赵攻中山到房子，次年，到宁葭，攻略胡地到榆中。又次年，攻取中山的丹丘、华阳等七邑，中山献邑求和。公元前300～前296年，赵连续进攻中山，中山灭亡。

　　公元前299年，赵武灵王立太子何为王，是为惠文王，令其守国，而自号主父，率军西北攻略胡地。公元前295年，公子章与田不礼乘赵主父、惠文王出游沙丘之机发动叛乱。公子成、李兑起四邑兵平定叛乱，公子章逃入主父所住沙丘宫。公子成、李兑围沙丘宫，主父饿死。赵惠文王时，赵国实力比较强大。公元前287年，苏秦、李兑合赵、齐、楚、魏、韩五国攻秦，罢于成皋，秦归还部分赵、魏失地求和。其后，赵还不断进攻齐、魏，取得过一些土地。公元前273年，秦大败赵、魏于华阳，史载斩首十五万。公元前269年，赵大败秦于阏与。公元前260年，秦、赵激战于长平，秦军大破赵军，史载坑降卒四十余万，进围赵都邯郸。公元前257年，魏信陵君、楚春申君救赵败秦，解除邯郸之围。公元前251年，燕派栗腹、卿秦攻赵，为赵将廉颇、乐乘所败。公元前241年，赵庞煖率赵、楚、魏、燕、韩五国兵攻秦，至蕞。公元前236年，赵攻燕，秦乘机攻取赵的阏与、橑阳、邺、安阳等城，后又大举攻赵，遭到顽强抵抗。赵虽两次打败秦军，但兵力耗损殆尽。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辛胜破赵，虏赵王迁。赵公子嘉出奔代，自立为代王。公元前222年，秦将王贲攻取代，虏代王嘉，赵国灭亡。

　　（李零） 
　


    
赵秉文
  　　赵秉文

　　（1159～1232）　金朝著名学者。字周臣，号闲闲，晚年称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自幼聪颖好学，十七岁预乡试。大定二十五年（1185），登进士第。金章宗明昌初，任安塞主簿、邯郸令、唐山令等职。六年（1195），任翰林文字、同知制诰，因上书论宰相胥持国当罢，宗室完颜守贞可大用，获罪被捕，遂供出曾与王庭筠等私议，至使王庭筠等人入狱，士大夫以其攀人而不耻。后起为岢岚州事、北京路转运司支度判官等职。泰和二年（1202），入朝为户部主事、翰林修撰。同年十月，出为宁边州刺史。次年，改任平定州。卫绍王时任翰林直学士。金宣宗时累官礼部尚书。正大九年（1232）五月，病死。

　　赵秉文“历五朝，官六卿”，朝廷中的诏书、册文、表以及与宋、夏两国的国书等多出其手。他所草拟的《开兴改元诏》，当时闾巷间皆能传诵。他学识广博，著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文中子类说》、《南华略释》、《列子补注》等，且兼善诗文书画。金人刘祁称他“平日字画工夫最深，诗其次，又其次散文”。他的诗作多描写自然景物，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前后主文坛四十年之久，成为金朝末期“文士领袖”。晚年逢金朝衰乱，以禅学求慰藉。有《闲闲老人滏水文集》传世。

　　（韩志远） 
　


    
赵充国
  　　赵充国

　　（公元前137～前52） 西汉汉武帝时名将。字翁孙。原为陇西上邦（今甘肃天水）人，后徙金城令居（今甘肃永登西北）。早年为骑士，以六郡良家子善骑射补羽林。为人沉勇，有谋略，通晓兵法，熟悉周边各族事务。

　　武帝时，赵充国以假司马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为匈奴骑兵包围，赵充国率壮士百余人突击，身被二十余创，贰师大军以此解围。旋拜中郎，后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将兵击定武都氐人，又出击匈奴，获西祁王。历迁中郎将、水衡都尉和后将军兼水衡都尉。后与大将军霍光尊立宣帝，封营平侯。本始年间（前73～前70）又以蒲类将军击匈奴，还为后将军、少府。元康、神爵年间（前65～前58）成为西汉王朝处理羌族事务的主要人物。

　　汉武帝初置河西四郡时，为了隔绝羌与匈奴的通路，严禁诸羌居住湟中，并设护羌校尉监护诸羌。宣帝即位后，羌人与汉争夺湟水流域牧地，逐渐渡湟定居，郡县无力禁止。之后，先零羌与诸羌种豪两百余人解仇结盟，酿成边患。羌侯狼何又借助匈奴兵力，企图袭击鄯善、敦煌，隔绝汉朝往来西域的通道。神爵元年（前61），宣帝诏遣义渠安国行视镇压，诸降羌和归义羌侯杨玉等联络小种举兵反抗，攻城邑，杀长吏，义渠安国败退令居。当时赵充国已七十余岁，仍主动请兵，率万骑出金城郡击西羌。他远斥候，坚营壁，先计而后战。酒泉太守辛武贤向宣帝建议边郡屯兵并出酒泉、张掖，合击■、开诸羌。赵充国考虑大兵一出，转运烦费，徭役复发，同时，匈奴、乌桓也可能乘机骚扰北边，因此坚持集中力量先平定先零羌，而以威信招降■、开羌。宣帝终于采取了这一部署。先零羌被击溃后，■羌果然不烦兵而服。随即赵充国又奏罢骑兵屯田，条陈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振旅而还，复为后将军卫尉。神爵二年秋，若零、离留等共斩先零大豪犹非、杨玉，帅诸羌四千余人降，汉始置金城属国安顿降羌。后赵充国以年老请求辞职，但朝廷遇有关于少数族的重要事务，仍不时征询他的意见。甘露二年（前52）卒。

　　（田人隆） 
　


    
赵高
  　　赵高

　　（？～前207）　秦朝宦官、权臣。原为赵国宗族远支。其母在秦国服刑，故兄弟数人皆生隐宫。赵高为内官厮役，因精明强干，通晓法律，被秦王政提拔为中车府令。他私事公子胡亥，教以法律。后因犯罪，秦王命蒙毅审理，被蒙毅依法判以死罪。秦王惜其才干，下令赦免，并恢复原来官爵。后以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事。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赵高和胡亥随从秦始皇出游会稽。还至平原津，始皇病危，乃为玺书赐长子扶苏，命其将兵权交给蒙恬，返咸阳主持丧葬。赵高得幸于胡亥，又考虑到蒙氏兄弟掌权对自己不利，遂与秦二世胡亥、李斯合谋，秘不发丧，诈受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更为书赐扶苏和蒙恬死。胡亥还至咸阳，立为二世皇帝，赵高任郎中令，常居宫中参与决策。他指使胡亥更改法律，诛戮宗室、大臣。群臣、诸公子触犯秦二世意旨的，都交赵高审治。蒙恬、蒙毅兄弟等秦始皇所亲近的大臣和诸公子、公主皆被处死，相连坐者不可胜数。赵高惟恐大臣入朝奏事告发他，又劝二世深居禁中，不朝见大臣，以此进一步专擅朝政。

　　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吴广起义后，秦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加剧。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因谏说二世停止修造阿房宫，减省徭役赋税，结果被迫自杀。左丞相李斯则被赵高诬以谋反罪，腰斩于咸阳市。章邯也因受到猜忌，在巨鹿一战失败后投降项羽。此后赵高拜为中丞相，事无大小皆取决于其意旨。他为了巩固权位，故意在二世面前指鹿为马，凡是不随声附和的大臣，就捏造罪名加以迫害。秦二世三年八月，刘邦攻下武关后，赵高恐诛罚及身，与其婿阎乐等人密谋，乘二世在望夷宫斋戒之机，诈诏发兵围宫，逼令二世自杀。赵高企图篡位自立，但因左右百官不从，只好立二世兄子子婴为秦王。九月，赵高被子婴用计杀于斋宫，夷三族。

　　（田人隆） 
　


    
赵恒惕
  　　赵恒惕

　　（1880～1971）　1920～1926年湖南军政首领。字夷午、彝五，号炎午。湖南衡山人。1880年1月11日（清光绪五年十一月三十）生。湖北方言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1905年加入同盟会。

　　1909年回国，随蔡锷主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历任广西常备军协统、广西督练公所会办等职。辛亥革命爆发后，率新军拥广西巡抚沈秉堃宣布独立。旋率部北上，驰援武汉，任左翼军司令，驻孝感，与南下之清军对峙。民国成立后任第十六旅旅长，返湘协助湖南都督谭延闿整编军队。二次革命起，任总指挥率师攻鄂，旋被袁世凯派遣入湘之汤芗铭俘获，押解入京判刑十年。1915年因袁世凯欲称帝，颁赦令，经蔡锷等具保，获释出狱。次年袁死，赵回湖南，任湘军第一师师长，嗣后代督军。1920年11月被广州军政府任命为湘军总司令，后又任省长。赵倡议联省自治，创制省宪，名为自治，实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结甚紧。1921年4月通电反对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次年春反对北伐军入湘作战；1923年前后，镇压农民，破坏农会，压制民众运动，为湖南各阶层人民所反对，于1926年3月被迫去职，退居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官，1939年8月任湖南省临时参议会议长。抗战胜利后为省参议会主席。1949年去香港，后去台湾，1951年在台湾为“总统府资政”。1971年11月23日在台北病逝。

　　（严如平） 
　


    
赵孟頫
  　　赵孟頫

　　（1254～1322）　元朝文学家、艺术家。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湖州（今浙江吴兴）人。出身宋朝宗室。南宋末年，为真州（今江苏仪征）司户参军。元灭南宋后，闲居家中。至元二十三年（1286），元世祖忽必烈为了笼络南方地主阶级，派人寻访江南有声望的人物，赵孟頫应召

　　到大都，任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等职，后出任济南、汾州（今山西汾阳）、泰州等处地方官。至大三年（1310），复召入京，先后任翰林侍读学士、集贤侍讲学士等职。延祐三年（1316），为翰林学士承旨（从一品）。元朝实行四等人制，赵孟頫为南人而官至一品，在当时是极罕见的宠遇。但实际上，他长期担任的是一些闲散职务，在政治上并不起多大作用。

　　赵孟頫在诗文、音律、书法、绘画、古物鉴定等方面都有很高成就。他的诗清新自然，在元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书法上提倡复古，博采众长，自成一格，楷、行、草书无一不精，有“赵体”之称，对后代影响很大。在绘画方面，赵孟頫擅长山水、鞍马、花鸟、人物。他反对南宋的院体，开一代风气，成为元代画坛的领袖。

　　赵孟頫《浴马图》

　　他的诗文有《松雪斋文集》十卷；传世的书法作品有《仇锷墓碑铭》、《许熙载神道碑》等；绘画作品有《鹊华秋色图》、《秋郊饮马图》等。

　　参考书目

　　陈高华：《元代画家史料》，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0。

　　（陈高华） 
　


    
赵普
  　　赵普

　　（922～992）　北宋政治家。字则平。幽州蓟（今属天津）人。后周时即为赵匡胤亲信幕僚，是帮助赵匡胤策划陈桥兵变的主要人物之一。

　　北宋建立后，历任枢密使、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他针对五代军阀割据的情况，建议宋太祖赵匡胤“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不让名位已盛的大将掌握兵权。赵普的建议为宋太祖所采纳，对北宋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起了重要作用。宋太祖在统一战争中所执行的“先南后北”方略。赵普也曾参与制定。赵普原为村学究，无甚远见卓识，故宋初“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与赵普也有密切关系。赵普为相，刚毅果断，然亦颇专权，太祖末，罢相，出镇河阳三城（今河南孟县南）。太平兴国六年（981），他帮助宋太宗赵炅制造所谓“金匮之盟”的伪证，声称杜太后临死前，命宋太祖传位于其弟宋太宗，由赵普起草誓书，藏之金匮。赵普遂得以复相，并参与迫害宋太宗之弟秦王赵廷美，不久出镇邓州（今河南邓县）。后又入相，又出为西京留守。赵普罢相期间，仍不断向宋太宗上奏，对军政大事提出建议，淳化三年（992）三月，以太师、魏国公、给宰相俸禄的优异待遇致仕。不久病死。

　　（吴泰） 
　


    
折变
  　　折变

　　宋赋税输纳办法之一，实际上成为一种加税名目。征科赋税有固定物品，官府根据一时所需，变而取之，谓之折变。按照规定，折变并用平估，使其值轻重相当，且以纳月上旬时估中价准折，实际上却往往增取其值，亏损人户。如纳麦在六月，州县遂串通市司于五月中先减麦价，仅留三四分，待科折已定，即顿增价。大观二年（1108），京西路以盐钱、杂钱折变物料，孟州温县小麦实价每斗为钱一百二十文，而折变只作五十二文；颍州汝阴县（今安徽阜阳）实价一百一十二文，折变只作三十七文。陕西路粮价，大观四年已数倍于往昔，折变却仍用熙丰之价，致使税户陡增六七倍之赋。按照规定，折变物色数额，须于起纳前揭榜晓示，实际上却往往临时变更，反复纽折。如应纳现钱，即小估价值令纳绸绢，又以绸绢之值折纳丝绵，复将所纳丝绵回纳现钱；以绢较钱，绢倍于钱，以钱较绵，钱又倍于绵。反复纽折，辗转增加。南宋初，两淮州县一亩地的赋税，经过纽折竟高达四五斗，为正税的四五倍以上。

　　（梁太济） 
　


    
折帛
  　　折帛

　　南宋折纳绢帛的一项重赋。南宋初，在和买演变为定额税的同时，又将夏税与和买绢帛之类折纳钱币。广西路在北宋时已将夏税麻布改纳折布钱，南宋时又加重税额。川峡四路有两川（成都府路、潼川府路）畸零绢估钱、四川激赏绢（后利州路与夔州路减免，则称两川激赏绢）、两川绵估钱、西川（成都府路）布估钱，则将绢、绵、麻布等折铁钱与纸币钱引输纳。在江南、两浙等路，则有东南折帛钱。最初在建炎三年（1129），规定两浙路全部上供䌷绢，每匹折钱二贯。后又按夏税、和买䌷绢一半折钱的比例，推广于各路。

　　南宋东南各路各个时期的折帛比例不尽相同，如宋孝宗赵昚时曾规定䌷折二分，绢折三分，绵折五分，而各地官吏又往往不按规定比例征收折帛钱。东南折帛钱额最高曾达每匹十贯以上，绍兴十七年（1147），规定两浙路夏税䌷绢每匹折钱七贯，和买䌷绢每匹六贯五百文，绵每两四百文，江南路䌷绢每匹六贯，绵每两三百文。宋孝宗时，规定东南折帛钱以铜钱、东南会子中半输纳，南宋晚期，又改为以铜钱、关子中半输纳。在某些地区，官吏还迫令百姓折银输纳。据绍兴后期统计，东南折帛钱收入达六百万贯左右，为南宋极其沉重的一项赋税。

　　（王曾瑜） 
　


    
折冲府
  　　折冲府

　　唐代府兵基层组织的名称。府兵的基层组织泛称军府。西魏、北周时期军府的长官是开府，其副为仪同。隋初为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军府即改称骠骑府。隋炀帝改骠骑、车骑两将军为鹰扬郎将与副郎将（副郎将后改鹰击郎将），军府也改称鹰扬府。唐初恢复骠骑、车骑将军官称，各自置府。武德六年（623），车骑将军隶属骠骑府，次年又改骠骑为统军，车骑为别将。贞观十年（636）军府统称为折冲府，长官为折冲都尉，其副为果毅都尉。

　　折冲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一千二百人（有时增至一千五百人），中府一千人，下府八百人，所属的兵士通称卫士。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别将、长史、兵曹参军各一人，这是府一级的组织。府以下，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及旅帅；五十人为队，有队正、副；十人为火，有火长。

　　折冲府分布各地，随时置废，全国府数增减不恒，较多时为六百三十三（一作六百三十四）府，一说多达八百，少则不满六百。为了维护居中驭外的军事形势，唐代军府集中设置于关中，大致占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次为河东、河南，南方军府很少。诸府大都因所在地立名，每个府的管辖区域别有规定，称为“地团”，大小不等，折冲府和地方长官没有统属关系。但设置都督的州，都督多兼任州刺史，他对折冲府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力。

　　诸府分属十二卫及东宫六率（见十六卫）。每年，卫士分番上长安，于所属之卫承担宿卫任务。如调发府兵征防，须朝廷颁铜鱼符及敕书（合称鱼书），由刺史和折冲都尉会同勘对，才能差发。调发全府，即由折冲都尉率领；调发不尽，则由果毅或别将率领。每年冬天，折冲都尉主持教练军阵战斗之法。正月，折冲府造卫士名籍，名下具注三年来宿卫、征防及其他差遣情况，评定优劣，申送所属之卫。折冲府储备战马、帐幕和鍪、甲、弩、矟等武器，征行时配给兵士。府兵自备军资、衣装、轻武器和行粮。每府由国家给与公廨田四顷或公廨钱十万至二十万。公廨田大致采取租佃形式，收取地租；公廨钱以高利贷形式收取利息，这些收入作为本府公用和官员食料开支。

　　唐初，折冲府曾经在军事组织、教练、指挥各方面起过重大作用。唐高宗以后，特别是武则天统治的后期，由于战事频繁，兵士死伤以及逃亡的日益增多，缺额又难以补充，府属卫士空额越来越多。到了唐玄宗统治期间，折冲府逐渐成为空壳，番上宿卫由兵员寡弱而至于无兵可交。天宝八载（749），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标志着府兵制的彻底破坏。以后，折冲府只有兵额，却没有军士、武器、马匹，折冲、果毅等官员虽时见记载，那只是一种军官的虚衔而已。

　　参考书目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6章，中华书局，北京，1963。

　　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1，科学出版社，北京，1957。

　　（杨德炳） 
　


    
折估
  　　折估

　　唐朝后期财政收支上市价和官价的相互折算。南朝宋、齐在征收赋税时，往往把租折成绵绢。当绢布价廉时，又将折成绵绢的租和原来纳布的调都折成钱征收。南齐时钱贵物贱，布价大跌，而官价仍照宋初旧估，百姓负担加重若干倍。唐朝从前期开始，市场上的货物由政府估定牌价，按质好坏，分为上、中、下三等，是为官估。建中（780～783）以后，货轻钱重，物价下跌，各地的实际物价被称为时估，又称实估。两税中的户税，以钱定税。定税数额，皆用缗钱计算，纳税之时，又折为绫绢。由于物价下跌幅度太大，四十年间，绢一匹由四千文降为八百文，米一斗由二百文降到五十文以下，按原定税钱数额折纳实物，百姓负担无形中增长四五倍，大大超出了农民的负担能力。因此，中央政府又定出一个高于实估，接近建中元年初定两税时物价的价格，称为虚估。因为是尚书都省所定，所以又称省估。尚书省户部的度支司在接受各地的税物和把物资发给各政府部门时，都要增长本价，即按虚估折算，称为折估。官吏的俸禄，布帛部分也按虚估付给。地方官吏在把税物送交中央时均按照省估，而留州和送交节度使或观察使的税物则按照实估即时价征收。元和三年（808）裴垍为相，奏准留州、送使的钱物，一切令依省估征收，由此唐后期财赋主要基地江淮一带百姓的负担有所减轻。其后，唐政府又规定，两税中折纳的绢帛，按一定比例，一部分按虚估即省估征收，一部分按实估即实价征收。但事实上，各地官吏以实估征敛的情况一直没有停止。

　　参考书目

　　刘淑珍：《中晚唐之估法》，《史学集刊》1950年第6期。

　　（吴宗国）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清代喀尔喀蒙古地区最大的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活佛。17世纪初，西藏佛教觉南派（Jonang-pa）僧人多罗那他（Tāranātha）受请前往喀尔喀部传教近二十年，常驻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深得喀尔喀部统治阶级的信奉和支持，被尊为哲布尊丹巴（Rje-btsun-dam-pa），意为圣贤尊者。明崇祯七年（1634）多罗那他圆寂。次年，喀尔喀部土谢图汗衮布多尔济生次子札那巴札尔，喀尔喀部遂认定是多罗那他转世，即哲布尊丹巴一世（1635～1723）。清顺治六年（1649）哲布尊丹巴一世进藏学经，达赖五世迫令他改宗黄教，授给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呼图克图，意为长生不老之人）的尊号。从此哲布尊丹巴活佛系统由觉南派改属黄教。康熙二十七年（1688）准噶尔部进攻喀尔喀部，哲布尊丹巴一世劝说喀尔喀部归顺清朝。乾隆以后，其转世须经由清廷主持的金瓶掣签确定。1911年哲布尊丹巴八世在沙俄怂恿下宣布“独立”，成立“外蒙古自治政府”，称“大蒙古皇帝”。1919年11月撤销自治。1921年3月白俄军据库伦，拥哲布尊丹巴八世复辟。7月，蒙古人民革命党于库伦成立革命政府，以哲布尊丹巴八世为立宪君主。1924年3月哲布尊丹巴八世圆寂于库伦。11月蒙古取消君主政体，成立人民共和国。

　　（王辅仁） 
　


    
浙赣战役
  　　浙赣战役

　　1942年5月至9月，日军为破坏浙江沿海中国空军基地及打通浙赣线而发动的一次战役。1942年4月18日，美国飞机从航空母舰起飞，首次袭击日本后，在中国浙江省衢州空军机场降落。日本大本营为破坏美军飞机空袭日本，令日本中国派遣军击溃浙江省的中国军队，以摧毁主要空军基地。日军调集第十三、第十一军九个师团，约十四万余人，在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指挥下由杭州、南昌两个方面，沿浙赣线东西对进。国民政府令顾祝同第三战区、薛岳第九战区集结十四个军四十一个师，约三十万兵力抗击日军。5月15日，杭州方面日军分别由奉化、上虞、萧山、富阳等地，沿浙赣线及其两侧向西南进攻。中国军队在桐庐、诸暨、新昌一线进行抵抗后，主力向金华、兰溪一线转移。经激战于28日放弃金华、兰溪阵地；在金兰地区的防守战则使日军遭受严重损失，日军第十五师团长酒井直次被地雷炸死。此后，日军再发动攻势，于6月7日攻陷衢州，11日陷玉山，13日占广丰，24日又占丽水。而南昌方面日军于5月底沿浙赣路及其两侧向东进犯，连占临川、鹰潭、贵溪、南城等地。7月1日，日军东西对进之两部于横峰会合，打通了浙赣线。之后，转为对机场、铁路的破坏和对战略物资的掠夺。日军由于战线长兵力分散，处处遭到中国军队的反击，于8月中旬开始在浙赣战线缩短防线。至8月底，浙赣西段之日军全部撤回原防，浙江地区日军撤至新登、兰溪、金华、东阳、奉化之线，战役遂告结束。此役国民政府丢失大片土地，浙赣两省的机场被彻底破坏，二十余万居民及士兵惨遭日军杀害；但日军亦遭受严重损失，据日军战史记载，日军死伤官兵共二万八千九百五十五人。

　　（齐福霖） 
　


    
《贞观氏族志》
  　　《贞观氏族志》

　　唐太宗时期序列氏族高低的官修谱牒。一百卷。隋唐之际，山东士族已经沦落，但他们仍矜夸门第。崔、卢、李、郑、王等旧时大族彼此互结婚姻，自矜高贵；如果嫁女于一般族姓，往往要多求聘财。此种习俗曾引起一些非议，唐太宗对此深为不满，诏吏部尚书高士廉、御史大夫韦挺、中书侍郎岑文本、礼部侍郎令狐德棻，以及各地谙练族姓的文人，在全国普遍搜求谱牒，参照史传辨别真伪，评定各姓等第，书中以山东士族崔民幹列入第一等。书成以进，唐太宗仍不满意，认为全国统一后不应再以崔、卢、王、谢为重，应当重唐朝冠冕，根据当朝官职的高下确定等第。高士廉等依照皇帝的旨意重修，贞观十二年（638）成书，共收录二百九十三姓，一千六百五十一家，分为九等，颁于天下。在新修的《氏族志》中，崔民幹降为第三等。虽然《贞观氏族志》贬抑门阀士族，但在肯定氏族高卑、士庶有别的前提下，以当代官爵作为升降主要标准，改定氏族等第，实质上是建立以李氏皇室为首，以唐朝功臣（包括传统的关陇门阀和新贵）为核心的新的门阀体系，以取代南北朝时期的旧门阀体系。这对于巩固新统一王朝的统治具有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崇尚旧族望的习惯势力根深蒂固，太宗朝的功臣新贵房玄龄、魏徵及李勣等人，仍然力求与山东氏族联姻，《氏族志》所能起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

　　（胡如雷）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

　　记载唐太宗李世民政绩及君臣论政的史书。编纂者吴兢（约669～749），唐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大足元年（701），由宰相魏元忠、朱敬则等人荐举，被召入史馆，此后长期在国史馆任职。曾撰《唐书》九十八卷（一说六十五卷），《唐春秋》三十卷，均已散佚，唯此书存。

　　《贞观政要》系“随事载录”而成，凡十卷四十篇，约八万字。它以君道、政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等为篇目，分别采摘唐朝贞观年间（627～649）太宗李世民同大臣魏徵、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四十五人的政论、奏疏以及重大政治设施内容，赞颂唐太宗的德政与治术，告诫李唐后继人“克遵前轨，择善而从”，以永保唐朝基业。主要内容包括治国方针、选贤任能、精简机构、申明法制、崇尚儒术、评论历史得失等方面，同时强调统治者的自身修养，如敬贤纳谏、谦逊谨慎、防止奢惰等。全书简明扼要，具有独创性。

　　《政要》颇受唐朝统治者重视，被“书之屏帷，铭之几案”，列为皇家子孙的必读教本。由宋至清，历代封建统治者皆推崇此书。《贞观政要》约在9世纪传入朝鲜、日本等国，受到重视，也被列为皇家、幕府的政治教本。

　　《贞观政要》国内外现存的古写本有二十余种，其中日本所存的十八种，均属12世纪以前的写本。木版刻本有十二种。现存最早的刻本是中国明朝洪武三年（1370）王氏勤有堂本（北京图书馆藏）。元朝儒臣戈直校勘诸本，加写注释和按语，重新编辑，并搜集唐、宋儒臣柳芳、欧阳修、司马光等的有关评论，附于章末，于至顺四年（1333）刊行。通称为“戈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以涵芬楼影印明刊“戈本”为底本，删去书中评论，保留原注，重加标点印行。日本原田种成博士以日本古写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建治本”）为底本，就日本现存各种抄本、校本、刊本二十余种进行校勘，并参照《魏郑公谏录》等书加以核对，编成《贞观政要定本》，于1962年刊行。该本基本概括了日本现存各种版本的长处，其中有些内容为戈本所无。

　　（吴枫） 
　


    
贞观之治
  　　贞观之治

　　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封建统治比较稳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民族融洽，社会升平的局面。

　　唐太宗李世民亲历隋末的社会大动荡，他以隋炀帝杨广的破家亡国为戒，接受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出发，在政治上励精图治，实行一系列的开明政策和措施，政绩卓著。其主要表现是：太宗以隋炀帝拒谏饰非为鉴，虚怀博纳，从谏如流；魏徵、刘洎、岑文本及马周等谏臣盈廷，多能面折廷诤，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批评，因此皇帝能够较好地实行“君道”，避免和纠正了很多错误。太宗善辨君子、小人，根据举贤任能的原则，用贤良，退奸佞，因而忠贤满朝，人才济济，如房玄龄、杜如晦是贞观朝的著名贤相，虞世南是一人兼数善的名臣。太宗能举贤不避仇，以诚信待下，信赏必罚，调动臣下的积极性，政治生活相当正常。以变重为轻、务行宽简的精神立法，选择执法官吏，尽量避免枉滥；国君率先遵守法制，执法不避亲贵。重视地方政治，慎择刺史，吏治比较清明。释放宫女，纵放鹰犬，提倡节俭，避免不必要的战争，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发展生产，以缓和阶级矛盾。太宗贯彻“重今朝冠冕”的原则，令高士廉等修成《贞观氏族志》，并禁止山东大族卖婚求财，抑制了旧士族的势力。由于执行上述政策和措施，也由于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贞观时期出现了牛马布野，谷价低廉，社会升平的景象。唐太宗还采取开明的民族政策，平定东突厥后，广设羁縻府州（见羁縻州），安置降众，不仅消除了北方的边患，也缓和了民族矛盾，因而被北方各族尊为“天可汗”；太宗遣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汉藏两族间的友好交往开了先河，唐太宗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可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盛世。

　　唐太宗实行的政策和措施虽然具有进步性，但均服务于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贞观时期劳动人民仍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贞观后期，唐太宗逐渐走向奢靡，有时浪掷民财，纳谏、用人、执法等方面也不如以往；东征高丽的战争则给中朝人民带来了苦难。这说明“贞观之治”具有一定局限性。

　　（胡如雷） 
　


    
真腊
  　　真腊

　　7～15世纪印度支那吉蔑族所建王国名。唐代或以其当时的都城名之，称邑心国、伊赏那补罗国（■■āna-pura）；或又以其民族名之，称吉蔑、阁蔑（Khmer，今译高棉）。宋代亦作占腊。

　　该国原为扶南的北方属国，位于湄公河中下游，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6世纪中崛起，7世纪中期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邻接。唐神龙（705～707）后，分裂为陆真腊（又称文单，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和水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西南部）二部，9世纪时复归于统一。据《诸蕃志》载，宋时已都于禄兀（今柬埔寨吴哥），为其最繁荣的时期。13世纪时领有雉棍（一译西贡）等属郡九十余处。15世纪中期迁都金边。

　　自616年（隋大业十二年）至15世纪50年代（明景泰年间），和中国通贡频繁。623年（唐武德六年），真腊与唐廷建立联系，此后从628年（唐贞观二年）起，至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不断遣使来华。唐玄宗在位（712～756）时，陆真腊王子曾率属下二十六人来唐，被授予果毅都尉。《旧唐书·经籍志》有《真腊国事》一卷，当为记载该国史的第一部专著，惜已亡佚。元周达观曾亲历其地，目睹吴哥盛景，归国后撰《真腊风土记》一书。明郑和下西洋时也经过该国。约15世纪时，真腊趋于瓦解，今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版图方渐确定。元、明时期，中国古籍对今柬埔寨已开始采用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澉浦只、甘破蔗、柬埔寨等对音。

　　参考书目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1。

　　苏继庼：《岛夷志略校释》，中华书局，北京，1981。

　　（陈佳荣） 
　


    
《真腊风土记》
  　　《真腊风土记》

　　元朝有关柬埔寨情况的著作。一卷。撰者周达观，自号草庭逸民，温州永嘉人。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奉命随使赴真腊，次年至该国，居住一年许，至大德元年（1297）六月始返。该书即其返国后根据亲身见闻写成的。真腊即今柬埔寨，中国史籍中此名初见于《隋书》，唐宋时仍称真腊，元代又称为甘孛智、干不昔、甘不察，明万历后始译为柬埔寨。该书所记凡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面、蚕桑、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共四十条。前有总叙。书中城郭条之州城，即柬埔寨的古都吴哥城（Angkor　Thom，亦称大吴哥），《诸蕃志》作禄兀城，禄兀为吴哥之音译，意即“城”。城中有许多建筑和雕刻，为东南亚最著名的古迹之一。书中所记与今之遗址情况皆相合，足证撰者本人曾亲临其地，故确实可信。《元史·外国传》未列真腊，该书可补其缺。

　　该书是反映柬埔寨历史上文明极盛之吴哥时代（10～13世纪）最重要的文献，其所记吴哥城及当时柬埔寨人民的经济活动、日常生活各方面情况，是现存的同时人所写的唯一记载，故为研究柬埔寨历史的学者所重视。书中贸易、欲得唐货、器用诸条，皆记有真腊人与唐人通商往来情况，是研究中国与柬埔寨关系史的重要资料。由于时代的局限，撰者对于所谓“奇风异俗”的记述，有些地方夸大了落后的一面，并掺杂一些荒诞无稽的传闻。

　　《真腊风土记校注》封面

　　元末刻的陶宗仪《说郛》，收有该书，为其最早之刻本。后有明嘉靖刊《古今说海》本、隆庆万历间刊《历代小史》本、万历刊《古今逸史》本、明重辑《百川学海》本、清初重定陶氏重辑《说郛》本、《古今图书集成》本、《四库全书》本、清瑞安许氏刊巾箱本等。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以明刊本《古今逸史》为底本，对勘各本，并加注释，是目前最好的本子。国外有法、日、英等文字译本，以1951年出版的伯希和法文新译注本较善。

　　参考书目

　　夏鼐：《真腊风土记校注》，中华书局，北京，1981。

　　（陆峻岭） 
　


    
镇
  　　镇

　　宋以前指军事据点，后代有时沿袭，亦具有明显的军事意义；宋以后主要指县城以下乡村以上设有税收等机构的商业居住区。镇，有凭借威势以慑服之意。用于军事方面，则始于汉魏之际。曹操以诸将军使持节戍守方面，或称“屯”，或称“镇”。如建安中曹仁行征南将军，假节，屯樊（今湖北襄樊市），镇荆州。而后逐渐将出任都督者一概称之为“镇”或“出镇”。西晋重用宗室诸王，以诸王镇邺，许昌、长安等军事要冲，这些要冲又转称为“重镇”。但当时镇尚是泛称，并未成为独立的一级军事据点或行政区划。

　　北魏都于平城时，为抵御柔然侵扰，在北方沿边地区设置军镇，是为镇成为独立行政区划之始。北魏比较重要的镇有御夷、怀荒、柔玄、怀冥、武川、怀朔、沃野、薄骨律、高平、鄯善、敦煌、焉耆等。镇的最高长官为镇都大将，统兵防御，主管城隍、仓库等，秩品虽同于刺史，然因独领一方，兵权在握，故又重于刺史。北魏迁都洛阳后，柔然衰落，诸镇遂失去了抵御外敌、屏蔽京城的作用，不再为人所重。镇将、镇兵和镇民的地位急剧下降，最终爆发了反对北魏统治的六镇起义。镇亦旋即撤销。

　　唐初，在边地设置镇戍。镇戍兵力少，往往废置无常，不利于防边戍守。于是在镇戍的基础上逐渐出现了屯兵多且又有长期驻地的军镇，如安西四镇、范阳镇、平卢镇等。节度使辖制军镇，或一或二，多者达四镇，故又称“节镇”。后安禄山、史思明以节镇身分发动叛乱，唐王朝又在内地相继设镇，意在藩卫朝廷。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在平定安史之乱后又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北宋政局后，有鉴于藩镇之弊，遂去军镇，夺节度使兵权。有宋一代，镇已基本上不具备军事据点的意义，而主要是从事货物贸易的商业居民区。

　　（杨光辉）

　　宋代镇市激增，主要原因在于商品经济、乡村集市贸易的发展。宋代对于一些商业居民点，户口虽不及县，但能够征收商税和酒税，即可置镇。宋代各镇设置监官，谓之“监镇”，虽也掌管“巡逻盗窃及火禁之事”，但征税榷酤则是监镇的主要职责。北宋一代上升为镇的共一百零六个，绝大多数是来自拥有上千家或几千家的商业繁盛的村市、草市、墟市和在交通要道上的驿传。其中四十个又分布在京东东路、京东西路经济发展的地区。据《元丰九域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镇市达一千九百个以上，南方各路约一千三百个，其中以两浙、两淮、江东、福建等路较多，而梓州一路则有三百个以上。从这一方面也可以看到各地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及其间的差距。镇一般都设官征税，个别不设官的，则将税“卖扑”给私人承包。各镇之间的发展也很不平衡，有的镇在经济上、财政上的地位，还超过它所隶属的县。全国有十多个镇的税收超过万贯以上，高的达两万八千多贯。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华亭县青龙镇（今上海市青浦县境）为海舶会集的港口，北宋和南宋分别在这两个镇上设市舶司。少数的镇上升为县或监。镇和市的税收，在全国商税总收入中占不小的比重。它反映了宋代乡村居民同市场的联系较前代已大为加强。　（漆侠）

　　明清时期，沿袭宋制，“设官将防遏者谓之镇”。镇上一般驻有行政官吏，如巡检司、税课局、盐课司等。一些镇仍是以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和地主官僚的聚居而著称。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镇也进入了大发展的阶段。除宋、元时旧有的镇外，在江南、东南沿海、运河沿岸出现了一批新型的镇。这些镇既有直接设置的，也有从市上升而来的。明嘉靖年间，上海地区有三十四个镇，明末达到五十五个，清代前期，又新增加了三十三个镇。自明代就以工商业发达闻名的震泽镇，在清雍正二年（1724）升格为县。镇的规模也不断扩大。明末清初，吴江县盛泽镇有五六万户，湖州双林镇有一万六千余户。有几千户的镇更是不计其数。在新增加的城镇人口中，多数是外来商贾、小手工艺者和流民。有些流民已成为受雇于他人的手工业工人。明代中叶以后，镇的发展呈现专业化的倾向。一批以从事丝织业、棉纺织业、缫丝业、榨油业、制陶业、铁器业生产为主的市镇出现了。由于分工的关系，在镇与镇及镇与市之间建立了一定的联系，初步形成了较为发达的市镇体系和地区性的市场。镇成为地区性的商业、交通运输业和手工业的中心。店铺、作坊、牙行林立，各类服务性、娱乐性的行业也有较大发展，市镇生活的寄生性日趋明显。另一方面，镇的发展并不平衡，直到鸦片战争以前，在全国内地广大地区，镇的发展速度比较缓慢。

　　参考书目

　　李春棠：《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河南师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戴静华：《关于宋代镇市的几个问题》，《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4。

　　陈振：《关于宋代镇的几个问题》，《中州学刊》1983年第3期。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8章，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杜黎：《鸦片战争前苏松地区棉纺织生产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

　　樊树志：《明代江南市镇研究》，《明史研究论丛》第2辑，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1983。

　　（伍跃） 
　


    
镇海
  　　镇海

　　（■ingqai，1169～1252）13世纪蒙古国大臣。又译称海。克烈部人。早年投效成吉思汗，在成吉思汗统一漠北战争中立有战功。后随征金、征西夏。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命他留守后方，总领所俘汉民万人，辟地屯田，筑城阿不罕山北，此城因而得名镇海城（蒙古语作镇海八剌哈孙，今蒙古科布多之东）。道士丘处机应召赴西域，路经镇海城，镇海率百骑护送至大雪山行在所。成吉思汗问道于丘处机，命镇海入金帐，掌录奏对之言。蒙古进攻中原时，收燕京童男女、工匠置局于弘州（今河北省阳原），后西征中又掳得西域织金纹工三百人，灭金时得汴京（今河南开封）织毛褐工三百人，皆分隶弘州，设弘州人匠提举司，由镇海世领。窝阔台及贵由在位时期，镇海任大必阇赤，汉人称为中书丞相，为当时十七投下之一。镇海信奉基督教聂思脱里教派，通畏兀儿文字，蒙古、畏兀儿地区的文牍，均由他主持签发。蒙哥即位后，镇海被目为贵由之党而处死。

　　（张广达） 
　


    
争国本
  　　争国本

　　明万历年间围绕皇位继承展开的争论。国本即太子。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八月生子常洛，是为皇长子。郑妃于十四年正月生子常洵。神宗因宠爱郑妃，进其为皇贵妃，对王恭妃则不加封，且迁延不立常洛为太子，于是朝廷内外纷传神宗将废长而立爱。二月，户科给事中姜应麟首先抗争，主张“册立元嗣为东宫，以定天下之本”。因此而被贬为广昌典史。此后朝臣多次奏请，均被神宗以渎扰、激聒、离间、卖直等罪名加以贬斥。二十年，大学士王家屏等封还御批疏，请神宗采纳诸臣立储之请，被免职。次年正月，神宗以手诏示大学士王锡爵旨，拟把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日后再择其善者为太子。锡爵惧失上意而奉诏拟旨，又外虑公议，遂拟疏请令皇后抚育长子，则长子即为嫡子。神宗只以前谕下礼官，欲行三王并封之礼。朝臣大哗，纷纷指斥王锡爵委婉容悦。锡爵自劾三误，请辞职，神宗亦迫于众议而收回前命。此事一直争论不已，前后延续达十五年之久。二十九年十月，在孝定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常洛才被立为皇太子，同时封常洵为福王、常浩为瑞王、常润为惠王、常瀛为桂王。由于争国本的官僚多是后来的东林党人，因此它又是东林党议的一项内容。太子储位虽定，但福王一直逗留京师，廷臣请其之国者日众，礼部右侍郎孙慎行、大学士叶向高争之尤强，直到福王于万历四十二年之国后，群情始安。

　　（王天有） 
　


    
征辟
  　　征辟

　　汉代擢用人才的一种制度。征是指皇帝下诏聘召，有时也称为特诏或特征。汉武帝刘彻曾用安车去征聘枚乘，以后如贡禹、龚胜，都是被皇帝指名征聘至京师的。皇帝下诏指名征聘，往往是由于被征聘者在社会上颇负声望；或是出于大臣的推荐。辟是指公卿或州郡征调某人为掾属，汉时人也称为辟召、辟除。辟召制在东汉尤为盛行，公卿以能招致贤才为高，而俊才名士也以有所依凭为重。

　　皇帝下诏征聘或官府辟召，对被征辟的人并不具有强制力，而是一种礼请，故被征辟者可以应聘，也可托辞不就。东汉时严光、徐穉都是征而不至；黄琼是五府俱辟，连年不应。征辟不就的人，有的是因为不愿出仕，有的是借此博取声誉。

　　征辟制的推行，有利于破格擢用人才，但也产生严重的弊病。特别在东汉时，由于政治腐败，官僚利用辟召以徇私；又因被辟召者对辟主的感戴，形成两者间的隶属关系，助长了官僚中私人权势的增长。（吴荣曾）

　　魏晋南北朝主要以九品中正制取士，但征辟制并未废止，仍是士人特别是士族名士入仕的重要途径。皇帝征聘制不属常制，但辟召制却有进一步发展之势。中央王朝的诸公、位从公及开府仪同三司，地方的都督、开府将军、州郡长官，均可辟召长吏掾属。被辟而应召者是为辟召者的故吏，两者结成主从依附关系。在长期分裂动荡的形势下，辟召制对统治集团内各政治派系和地方割据势力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

　　隋统一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规定凡九品以上官吏皆由吏部任免，征辟作为一种制度自此消失。隋唐皇帝和朝廷大臣仍可征召名士大儒为官，地方长官也可自行辟聘，但不多见。宋代各路安抚司、转运司、知州等，可自选官员，称“奏辟”，或“辟差”、“辟置”，似为征辟制的变种。明清皇帝直接选任官吏，称为“特简”，形式上似乎仍是征辟制的遗存，实际上只是封建专制制度下无法消灭的一种特权现象。

　　（陈苏镇） 
　


    
征人
  　　征人

　　唐代召募出征的兵士。广义讲，凡被差点出征的兵士都可以称为征人。狭义讲，则仅指兵募，《唐律疏议》对此有明确说明：“征人谓非卫士（府兵），临时募行者。”唐玄宗以前，征人多从土户中征募。拣点之法，与卫士相同，即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则先取多丁，首先从富户多丁中征募。名为召募，实际是强制征发。开元二十五年（737）以后，征人改为从客户中召募，变为雇佣兵性质。

　　（唐耕耦） 
　


    
征实征借
  　　征实征借

　　抗日战争后国民政府为控制粮源与收缩通货，决定田赋由货币折征实物，同时以粮食库券或在田赋单上注明征借数的办法，强制收购和强借粮棉。抗战爆发后，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各省田赋加征赶不上粮价上涨速度，山西、福建两省率先于1939年和1940年将田赋改按战前粮价折征实物。其他有些省份也将田赋按抗战前一年的粮价折成粮额，再按开征时粮价折收法币。1940年7月，国民政府以保障军民粮食为由，规定各省田赋酌征实物。1941年6月，国民政府决定自该年下半年起各省田赋一律征收实物，以当年度田赋正附税总额每元折征稻谷二市斗，并规定田赋收归中央接管，同时发行粮食库券用以征购粮食。1943年又实行棉田征棉，每元折征皮棉五斤。1942年四川等省改征购为征借，不付现款；1944年国民政府将征购一律改为征借，废除粮食库券，只在田赋单上注明代作凭证。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虽然取消棉花、麦粉、糖类的征实，但实际上继续强制实行粮食征实征借，并进一步扩大征实征借的规模与数额。

　　田赋征实征借大大增加了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如将1941年的田赋金额按当时市价折成稻谷，只有一百多万市石，而征实稻谷额则达两千三百余万市石。根据国民政府粮食部统计，从1941～1945年全国田赋征实征购征借共得谷麦总数量达两亿六千万余市石。其中田赋征实约占总额52.5％，征购约占24.5％，征借约占23%。农民的负担越来越重。根据国民政府计算，征实粮额一般占土地收入的15％，但实际往往高达20％以上，再加上田赋征购、征借和带征县级公粮等，高者往往占土地收获量的50％以上。田赋征实征借名义上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地主往往把它转嫁到自耕农和佃农身上。

　　（齐福霖） 
　


    
正史
  　　正史

　　见中国史学史。 
　


    
郑
  　　郑

　　先秦姬姓诸侯国。西周末年，周宣王封其弟桓公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幽王时，桓公为王室司徒，见西周将亡，便东迁至虢、郐之间（今河南荥阳、新郑一带）。西周灭亡，桓公死难，其子武公拥戴平王有功，为王室卿士，遂在虢、郐间建立郑国，都于新郑。

　　河南新郑韩故城城墙遗迹

　　郑的势力不断发展，到庄公时（前743～前701），侵陈伐许，破息攻宋，大败北戎，又同周王交换质子，以至抗击周桓王统率的周、陈、蔡、卫诸国联军的进攻，大破王师并射伤桓王，成为春秋之初相当活跃的小霸主。后其内部争权夺位事件不断发生，发展受挫。但因地处中原，交通方便，商业活跃，兵力亦强，终春秋之世一直为大国争夺的中心，在政治上也占有显著地位。春秋晚期，贤臣子产执政，他团结贵族大臣，选贤举能，改革土地赋税制度，加强军备，公布成文法典，整顿内政，同时注意各国形势变化，利用各种机会维护本国权益，受到晋、楚诸国的尊重。进入战国后，郑国内有君臣的权力角逐，外受韩国的不断蚕食，力量日益削弱，到郑康公二十一年（前375），被韩吞灭。

　　（罗世烈） 
　


    
郑成功
  　　郑成功

　　（1624～1662）　明清之际抗清名将，民族英雄。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今福建南安东）石井乡人。本名森，字名俨，号大木。父郑芝龙到日本经商，娶田川氏（一作翁氏）为妻。郑成功于明天启四年（1624），在日本平户（今长崎县松浦郡）出生；七岁时返国，在安平（今福建晋江安海镇）从师学习。自幼才思敏捷，聪明过人。崇祯十七年（1644），在南京国子监读书。南明弘光覆亡前夕，郑成功回到福建。时南明唐王朱聿键建都福州，建元隆武。郑芝龙领郑成功晋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少年英俊，便赐姓朱，封忠孝伯，人称“国姓爷”。又令挂招讨大将军印，镇守仙霞关等军事重地。

　　郑成功于顺治五年（1648）四月率军攻克同安县。七年，计杀盘踞厦门的郑联，遂以厦门为抗清基地。八年，郑成功率兵南下广东，清兵乘虚偷袭厦门。郑成功星夜赶回，处死留守厦门失职的堂叔郑鹏，复踞厦门。十年五月，清军攻海澄，郑成功率军死守，击退清军。十一年二月，清廷遣使携“海澄公”印招抚郑成功；八月，又遣使者及其弟郑渡、郑荫前来劝降；郑成功均坚决拒绝。十四年，南明永历帝册封郑成功为延平王、招讨大将军。

　　郑成功手迹

　　十五年七月，郑成功率兵十余万，大小战船数十艘，联合鲁王部将张煌言的抗清队伍，开始北伐。八月间，船队在舟山以北的羊山海面遇风，回舟山修整。翌年五月，再率兵由舟山出发，连克瓜洲、镇江，进逼南京。张煌言和杨朝栋率领的水师前镇，还上溯芜湖。长江下游的太平、宁国、池州、徽州等四府三州二十二县纷纷归附，江南、皖南地区再次燃起抗清烽火。驻南京的清朝总督郎廷佐见势危，便利用郑成功屡胜后滋长麻痹轻敌思想，写信要求暂缓攻城，待一个月后自动开城投降。郑成功轻信答应，清军却暗中部署。七月下旬，清将梁化凤率精兵突然袭击，郑军大败，甘辉等将领阵亡。郑成功见大势已去，只好退出长江，回到厦门。十七年，清廷派达素为大将军，调集三省兵力，进攻厦门。郑成功奋起反击，守住厦门。此时，清朝在全国已逐渐形成统一局面，清廷可集中更多兵力围剿郑成功。面对这种局势，郑决定收复台湾，以作为长期的抗清基地。

　　台湾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和1626年先后遭到荷兰殖民者与西班牙殖民者入侵。1642年，荷兰打败西班牙，占领全岛，实行殖民统治。郑成功于顺治十八年三月，率领两万五千名官兵，大小战船数百艘，从福建金门料罗湾出发，经澎湖，到达台湾西南沿海。在赤嵌（今台湾台南）附近的禾寮港登陆。在海战中，郑军用火船击沉荷兰主要舰只赫克托号船；在陆战中；又击毙荷兰侵略军头目汤玛斯·贝德尔和一百一十余名官兵。郑成功挥师围攻赤嵌城，用断水办法逼迫荷军守将描难实可于五月四日率军出降。郑成功进而炮攻荷兰殖民者首府台湾城（今台湾安平）。荷兰殖民总督揆一利用城高炮烈顽抗，攻城未下。郑成功遂一面指挥军队围困台湾城，一面在已收复地区加强政治、经济建设。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长官和总评议会，得知郑成功率军在台登陆消息后，派遣一支由雅科布·考乌率领的援军，有十二艘战船和七百二十五名士兵，于九月驶靠台湾城，与该城荷军联合进攻台湾街和附近的中国战船。在郑军坚决反击下，荷军进攻失败，考乌借口配合清军打击大陆上郑成功军队，擅自折经暹罗（今泰国）逃回巴达维亚。郑成功在围困台湾城八个多月后，于顺治十八年十二月初，用火炮轰击台湾城东的乌特利支堡，占领该堡后，逼攻台湾城。十三日，揆一献城投降，荷兰殖民者终于签订有十八条款的投降书，不久即率残部离开台湾。郑成功收复了被荷兰殖民者盘踞近四十年的台湾岛。

　　郑成功到台湾后，按大陆政制，改赤嵌地方为东都，设立承天府和天兴县、万年县，分管南北路，改台湾城为安平镇，后又在澎湖设立安抚司。他在经济上实施屯垦，鼓励“寓兵于农”。注意发展对外贸易和民间贸易，并奖励大陆东南沿海人民迁台定居，以参加农业生产，推广先进农耕技术。由于军队和移民的开垦活动，不久后台湾西部出现了新建的村镇，文化教育也有了发展。

　　郑成功在收复台湾四个多月后，于康熙元年（1662）五月初八病逝。他在台湾一年又两个月的时间中，为收复台湾、建设台湾作出了巨大贡献。

　　（陈国强） 
　


    
郑观应
  　　郑观应

　　（1842～1922）　近代实业家，改良主义思想家。原名官应，字正翔，号陶斋，别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偫鹤山人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58年（咸丰八年）应童子试未中，乃到上海学商。

　　郑观应立像

　　由徐润等介绍，先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其间自营茶、盐等商务。1878年（光绪四年），又由李鸿章札委，兼任上海机器织布局襄办，后历任上海电报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帮办、总办，并在这些企业投资。此外，还主持招股创办造纸厂，联合盛宣怀禀请在山东、东北等处开采矿藏。在经营工商业的过程中，关心时政，留意西学，愤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占中国利权和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积极筹谋抵御之策。1884年，中法战争时，奉调赴广州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处办理营务，曾往暹罗（今泰国）、西贡、新加坡等地调查了解敌情，逐一绘图贴说。次年初，为援台湾防务途经香港，被太古轮船公司借故控追“赔款”而遭拘禁，经年始得解脱。后隐居澳门近六年。在此期间，撰成《盛世危言》一书，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论证中国必须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君主立宪制度，才能有效地抵御外侮，使中国富强。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培养具有近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实学人才。《盛世危言》阐述了较成熟的改良思想体系，刊印问世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危机严重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治运动兴起之时，受到各方面的重视。1892年后，与盛宣怀集团关系密切，由盛保举重入轮船招商局任帮办，后改会办。1896～1897年，兼任汉阳铁厂总办，致力企业内部整顿，颇有成效。1902年冬，袁世凯接替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盛宣怀手中夺去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郑观应对袁世凯此举不以为然，因此辞去招商局会办。次年，改任粤汉铁路购地局总办，兼办工程局事务。曾支持从美国合兴公司赎回粤汉铁路自办及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1906年，被举为粤汉铁路商办公司总办。1909年（宣统元年），乘袁世凯被迫返籍“养疴”之机，协助盛宣怀发起组织轮船招商局商办，获得成功，被选为董事，遂第三次入轮船招商局任会办。晚年政治表现落伍，当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时，与立宪派人士一样，对清王朝的“立宪”表示拥护，反对革命。但辛亥革命后，不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混战。1922年5月，病逝于上海招商公学宿舍。著有《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盛世危言后编》、《罗浮偫鹤山人诗草》等。

　　（夏东元） 
　


    
郑和
  　　郑和

　　见郑和下西洋。 
　


    
《郑和航海图》
  　　《郑和航海图》

　　明代航海图籍。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后人多简称为《郑和航海图》。约成于洪熙元年（1425）至宣德五年（1430）间。原图为自右而左展开的手卷式，茅元仪收入《武备志》卷二百四十后改为书本式，共二十四页，包括茅元仪序一页，图二十页，《过洋牵星图》二页（四幅），空白一页。

　　《武备志·郑和航海图》

　　该图制作于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之后，全体下洋官兵守备南京期间。其时正值明宣宗朱瞻基酝酿再下西洋之际，因将郑和船队历次下西洋航程综合整理，绘制成整幅下西洋全图，为郑和使团适应下西洋的需要而集体编制的不朽之作。全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至非洲东岸的慢八撒（今肯尼亚蒙巴萨）。图中标明了航线所经亚非各国的方位，航道远近、深度，以及航行的方向牵星高度；对何处有礁石或浅滩，也都一一注明。图中列举自太仓至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的针路（以指南针标明方向的航线）共五十六线，由忽鲁谟斯回太仓的针路共五十三线；往返针路全不相同，表明船队在远航中已灵活地采用多种针路，具有高超的航海技术和较高的海洋科学水平。在图中郑和船队所经之地，均有命名。图中的约五百个地名中，外国地名约三百，大大超过汪大渊《岛夷志略》一书所收的外国地名。

　　15世纪以前，中国关于亚非两洲的地理图籍，以《郑和航海图》最为详尽。受到当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该图仍采用传统的绘画方法，图中的地域大小、远近比例，都只是相对而言的，有些地方的方位甚至有错。但只要了解其绘制方法，结合所记针路及所附的《过洋牵星图》，并以今图对照，便可发现该图在描绘亚非沿海各地形势，以及在认识海洋和掌握航海术等方面，在当时都达到了较高的科学水平。该图不仅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图籍，在世界地图学、地理学史和航海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郑鹤声） 
　


    
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

　　1405～1433年，郑和奉明廷之命率领船队七次出使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中国航海史和外交史上的重大事件。郑和（1371～1433），云南昆阳（今云南晋宁）人，回族。本姓马，初名三宝，洪武时被阉入宫，又称三宝太监。十八年（1385）随军到北平，入燕王朱棣藩邸。永乐二年（1404），以靖难之役立功，明成祖朱棣赐姓郑，始名郑和。后升为内官监太监。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二十八年中，郑和七下西洋，从南京下关宝船厂出发，沿江、浙、闽、粤海岸南下复西行，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肯尼亚的蒙巴萨，访问了亚非沿岸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宣德八年，他在归途中客死古里（今印度南部西海岸之科泽科德）。

　　经过　明永乐时期，国家强盛统一，政治较为清明。政府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中国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开展大规模的外交和外贸活动，从而有郑和下西洋之举。前三次主要任务是在东南亚和南亚建立国际间和平安宁的局面，为明王朝树立“声威”，并为下一步向南亚以西更远的地方航行，建立中途候风转航的据点。后四次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通过开辟新航路，让自古罕通中国的海外国家，重泽而来，“宾服”于中国，为明王朝在海外建立前所未有的功绩和广泛联系。

　　永乐三年六月，郑和使团第一次下西洋，从江苏太仓刘家港出海，依次访问占城（今越南南部）、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巨港）、苏门答剌、南浡里（在今苏门答腊岛北部）、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古里等国。郑和使团对古里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并在此为船队建立了交通、贸易中心转运站。五年，经台湾作短期停留后，九月返回南京。继而二下西洋，统舟师前往爪哇、满剌加（今马六甲、锡兰山、古里、柯枝（今印度柯钦）、暹罗等国访问。

　　七年七月返国。九月又前往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阿鲁（今苏门答腊岛日里河流域）、南巫里（即南浡里）、锡兰山、小葛兰（在今印度柯钦南）、柯枝、甘巴里（今印度泰米尔纳德邦的科因巴托尔）、阿拔巴丹（今印度阿默达巴德附近）、古里等国访问。十年十一月，第四次下西洋，访问占城、爪哇、满剌加、苏门答剌、南浡里、彭亨（今属马来西亚）、急兰丹（今马来西亚的哥打巴鲁）、锡兰山、加异勒（今印度南部的卡异尔）、甘巴里、柯枝、古里、沙里湾泥（今地不详）、溜山（今马尔代夫首都马累）、忽鲁谟斯（今伊朗阿巴丹附近）、剌撒（今也门木卡拉附近）、木骨都束（今肯尼亚摩加迪沙）、不（卜）剌哇（今孛■的布腊瓦）、麻林迪（今肯尼亚的马林迪）、比剌（今非洲爪达富伊角外的阿卜德库里岛）、孙剌（今地不详）等亚非国家。这次出使开通了中非航路。同年十一月，麻林迪来中国献“麒麟”（长颈鹿），显示郑和使团对东非沿岸国家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成为明朝鼎盛时代在外交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标志。十四年四月，朱棣特立御制弘仁普济天妃宫之碑，以为纪念。同年十二月，第五次下西洋，于十七年七月回国。这次出使期间，明王朝已决定迁都北

　　郑和接爱外国土人贡礼

　　京，需要各种珍禽异兽来充实内苑，于是随郑和船队带回了忽鲁谟斯国的狮子、金钱豹、西马，阿丹国（今南也门首都亚丁）的麒麟、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的花福鹿、狮子，卜剌哇国的千里骆驼、驼鸡，爪哇、古里国的縻里羔兽等。这些珍贵礼品象征着亚非国家同中国的真挚友谊。十九年正月，第六次下西洋，护送忽鲁谟斯、阿丹、喃渤利、苏门答剌、阿鲁、满剌加、甘巴里等十六国使臣回国，对沿途所经国家和地区又进行了友好访问。郑和使团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也有了更深入的发展。宣德五年六月，郑和奉明宣宗朱瞻基之命，第七次下西洋。主要访问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木骨都束、苏门答剌、阿鲁、阿丹、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郑和在古里逝世后，船队由王景弘统领，于八年七月返回南京。

　　航海技术　郑和历次远航，随员均多达两万七八千人，包括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造工匠、一般管理人员和办理杂务的人员，以及通事（翻译）和医务人员。船队主体一般由六十三艘（一作六十二艘）大、中号宝船组成。

　　郑和宝船（模型）

　　大号宝船长四十四丈四尺，阔十八丈；中号宝船长三十七丈，阔十五丈；加上其他类型的船只，如座船、战船、粮船、水船等，每次出使，共乘巨舶百余艘，其中第一次乘二百零八艘，为七下西洋中动用船只最多的一次。

　　郑和船队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纵横驰骋近三十年，不仅开辟了横渡印度洋直达非洲，以及通往阿拉伯诸国的新航路，而且向南越过南纬4°以上，在印度洋和南洋的各个海域，分别开辟了多条新航线，对后代的印度洋和南洋航海所采取的航线有很大的影响。新航线的开辟有赖于郑和使团掌握的先进航海技术和所具有的海洋科学知识。其天文航海技术，已由以往海上对星象的占验，发展到牵星过洋，并配合以罗盘定向，测定针路，形成为一整套先进的航海术。《郑和航海图》中所注的过洋牵星数据及所附四幅“过洋牵星图”，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最早、最具体完备的关于牵星术的记载。过洋牵星图为方形，代表一水平方框，分为南、北、东、西四边，共四向，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基本上和今天地图的设计一致，四幅图各有名称和图文，对本图用于何段航程，所牵星座名称及其高度，作一扼要的说明。每边外方之星座位置，代表航行时所观测某星的高度及其方位，星座旁有简要的文字说明，即所谓图注。郑和船队在过洋牵星时，常南北或东西两星同时并用，互相核对。最常用的是通过观测北辰星的海平高度，来确定在南北方向上的相对船位，探知船舶所在位置与地点以及所过岛屿名称，以及礁险等情况；同时，又记下所经地点测定的罗盘所定方位和所取针路。郑和下西洋所用“针经图式”，就是船队在往返亚非诸国的路程中，不断探明海道而制定出来的。郑和船队以“过洋牵星图”和“针经图式”为依据，将航海天文学与地文航海技术相结合，大大提高了航行方位的精确程度。船队在驶往海外诸国途中，须穿越一些危险的海区，经认真的观察研究，已很好地掌握了印度洋上的季节风，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季节性海流流向的变化规律。船队一般在十月至翌年正月东北季风时节从国内启程；而在西南海洋季风到来的四月至六月从印度洋、南洋动身归国。因而船队往返皆处于顺风条件之下，可以最短的时间驶完预定的航程。

　　成就与影响郑和下西洋的壮举，建立了亚非国家间的和平关系，提高了当时中国在国际上的威望。郑和使团奉行与海外诸国“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外交方针，执行明成祖朱棣的对外开放政策，赢得了亚非许多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和友谊，两洲数十个国家沿着郑和所开辟的航路，不远万里，纷纷来宾，向明王朝赠送珍贵的礼品，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仅永乐六年至十八年中，亚非国家中就有渤泥（今加里曼丹岛）、满剌加、苏禄（今菲律宾群岛南部）、古麻剌朗（在今菲律宾）四个国家的国王亲自来华访问。郑和下西洋时期，明王朝声威远播，实为历代所罕有。另外，郑和下西洋使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海上丝绸之路得以畅通，把中国与亚非国家间的国际贸易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为了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以景德镇为中心的瓷器业，以苏州为中心的丝织业，以松江为

　　郑和下西洋图

　　中心的棉织业，以芜湖为中心的漂染业等，都有较快的发展，对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郑和下西洋既使亚非各国人民增进了对中国的了解，又使中国人民在认识亚非国家方面大大开阔了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海外的地理知识。郑和使团重要成员马欢著《瀛涯胜览》、费信著《星槎胜览》以及巩珍著《西洋番国志》三书中，对郑和下西洋所访问的主要国家的情况，都作了翔实而生动的记述。《郑和航海图》中，有关太平洋、印度洋地区的地理知识，也有集中的反映。

　　郑和下西洋规模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都是空前的。它不仅在航海活动上达到了当时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而且对发展中国与亚非国家间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友好关系，作出了巨大贡献，在15世纪初期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参考书目

　　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齐鲁书社，济南，1980～1983。

　　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海洋出版社，北京，1985。

　　（郑鹤声） 
　


    
郑樵
  　　郑樵

　　见《通志》。 
　


    
郑天挺
  　　郑天挺

　　（1899～1981）　 中国历史学家。原名庆甡，字毅生。福建长乐县人。1899年8月9日（清光绪二十五年七月初四）生于北京。1917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国文系，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及“五四”后的进步活动。1922年，在北大作研究生的同时，又在中国法权讨论会担任秘书。他曾利用该会的档案资料，在会长张耀曾指导下，撰写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列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志要》，揭露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罪行。次年以该会名义公开出版，获得社会上好评。

　　30年代，郑天挺任北大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兼学校秘书长。讲授《文论》、《古地理学》、《校勘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近三百年史》等课程，并撰写《多尔衮称皇父之臆测》、《墨勒根王考》、《多尔衮与九王爷》等清史及校勘学等一系列著名文章，一时饮誉史坛。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郑天挺以北大负责人身分亲赴警察局交涉，要求无条件释放被捕学生，并把他们接出监狱。“七七”事变时，北平沦陷，郑天挺不畏敌人强暴，保护师生安全离校，于是年12月与其他教授辗转至长沙临时大学（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受到师生欢迎。1938年，任昆明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次年，北大在昆明恢复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持该所日常事务。1940年开始兼任西南联大总务长。在此期间，他先后开设《隋唐史》、《明清史》、《清史研究》、《中国目录学史》等课程，并结合西南地区边疆研究，发表了《发羌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附国之地望与对音》、《隋书西域传薄缘夷之地望与对音》、《历史上的入滇通道》等论文，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针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而制造的“满洲独立论”，他写出了《清代皇室之氏族与血系》（1943）、《满洲入关前后几种礼俗的变迁》（1942）、《清史语解》（1943）等，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清代皇室包含有满、蒙、汉三族的血统，在入关前就和内地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入关后满、汉两族文化互相调融，相互影响，关系日益密切。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侵略者的谬说。他后来将这些论文辑为《清史探微》一书，于1946年在重庆出版，得到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抗战胜利后，郑天挺为北大的复校工作竭尽全力。这时他仍担任史学系教授、系主任，并任秘书长，还兼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明清史料整理室主任，主持校中明清档案的整理工作。1948年底，北平解放前夕，他尽力保护学校财产及师生的安全。时值北大五十周年校庆（12月17日），学生自治会以全体学生名义，赠给他“北大舵手”的锦旗，称赞他在北大几十年廉洁奉公，日夜操劳的业绩。1949年1月北平解放后，郑天挺任北大校务委员、史学系主任、秘书长，并主编《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宋景诗起义史料》两书出版。1952年，奉调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系主任，并在1963年任该校副校长。在南开大学期间，他先后讲授《明清史》、《明史专题》、《清史专题》、《史料学》、《明清土地制度》、《清史制度》等十几门课程，并创建明清史研究室，主持校点《明史》，历十数寒暑。1961年夏，郑天挺任教育部历史教材编写组副组长，与翦伯赞共同主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八册；主编《史学名著选读》六册，并担任清史资料的分册主编。1980年任天津市政治协商会议副主席。1979年受教育部委托，开办明清史进修班，主编《明清史资料》作为教材。1980年出版了他的学术著作《探微集》和《清史简述》。《探微集》中包括了他50年代以来撰写的《关于徐一夔〈织工对〉》、《清入关前满族的社会性质》、《关于丝绸之路》等论文共四十三篇。1980年，他在天津主持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宣读了《清代的幕府》论文，受到与会中外学者的重视。同年，中国史学会恢复活动，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主席团成员，并任执行主席。他在晚年还担任《中国历史大辞典》主编、国务院学位委负会历史组负责人、中国档案学会顾问等。198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81年12月20日病逝。

　　（郑克晟） 
　


    
郑畋
  　　郑畋

　　（825～883）　唐末积极组织镇压黄巢起义军的宰相。字台文。荥阳（今属河南）人。会昌二年（842）进士及第，任藩镇幕府。咸通五年（864）入朝，累迁为中书舍人。十年，以作诏称旨为同僚推服，迁户部侍郎。十一年，充翰林学士承旨。后因事被贬为梧州刺史。僖宗即位，郑畋先后内徙郴、绛二州，复入为右散骑常侍。乾符元年（874），以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五年，因反对招抚黄巢事与另一宰相卢携忿争，俱罢相。广明元年（880），郑畋任凤翔（今属陕西）节度使。同年冬，黄巢攻入长安，僖宗出奔蜀。郑畋招集畿内散兵，顽抗义军。中和元年（881），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败巢军于龙尾陂（今陕西岐山东），遂与京西北诸镇约盟，传檄天下，号召四方藩镇合兵围攻长安，为阻遏黄巢义军在关中的发展，竭尽气力。不久，部将李昌言发动兵变，逐郑畋，自为留后。郑畋被罢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洛阳。二年，召郑畋至成都（今属四川），复以司空、门下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主持军务。三年，黄巢起义军退出长安，僖宗将还京。当权宦官田令孜及其兄剑南西川节度使（今四川成都）陈敬瑄与郑畋不协；李昌言又因逐郑畋自代故，也不愿郑畋继续执政，三人合力排郑畋去位，郑畋赴其子彭州（今四川彭县）刺史任所。不久，病逝。

　　（卞孝萱） 
　


    
郑玄
  　　郑玄

　　（127～200）东汉时期著名经学家。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西）人。少为乡啬夫，后入太学肄业，师事第五元，学《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学《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等；最后从学马融三年。学成后辞归，在乡里讲学，学徒多至数百千人。因党事起被禁锢，不能出仕，遂专修经业。何休著《公羊墨守》、《左氏膏盲》、《谷梁废疾》，尊《公羊》而难二传，郑玄作《发墨守》、《箴膏盲》、《起废疾》以反驳，何休见后颇叹服。他遍注群经，混糅今古文家法，以“整百家之不齐”，贯通群经，结束两百余年的今古文的争辩（见经今古文学）。他的经注，后人毁誉不一，称誉者以为他“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是解释古代经书的津梁。驳毁者则说他“兼治众家，而必求通之，于是望文穿凿，惟凭秘臆，以为两全，徒成两败”，是强为混合的鄙见。他的训释集汉代经学之大成，为后人解释奠定了基础。虽然他的训释存在一些问题，如以《周官》为真周制，凡不合者皆归入殷制；又以《礼》释《诗》，造成许多附会；又常用谶纬之说以解经，有不少迂怪之谈。但这与他的成就相比，是次要的。他所注的书有《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等；又著《天文七政论》、《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等；还有他答诸弟子问五经语的《郑志》八篇，共百余万言。这些著作，除唐代撰《五经正义》采用的《毛诗》和《三礼》注外，其他均已散佚。清袁钧的《郑氏佚书》、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有辑本。孔广森的《通德遗书所见录》、黄奭的《高密遗书》也有辑载，王仁俊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补编》和《经籍佚文》续有增补。

　　（王煦华） 
　


    
政事堂唐
  　　政事堂唐

　　宋时期宰相议事的地方。政事堂会议是常设的，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最高决策机构。

　　唐初，为了便于宰相集议军国大事，设政事堂于门下省。参加政事堂会议的原仅三省长官（中书令、侍中）尚书左右仆射），他们是“当然宰相”。其后，皇帝又以他官参加政事堂会议，称为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以后逐渐统一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名），亦为宰相。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中宗即位，中书令裴炎以中书负责草拟诏令为由，奏请移政事堂于中书省。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中书令张说奏改政事堂名为“中书门下”，其政事堂印亦改为中书门下之印。但其后仍有称为中书政事堂或中书都堂。后晋时，又曾改名为政事厅。

　　“中书门下”虽设在中书省内，但自成为一个机构，为了便于处理政务，政事堂后分列五房：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以分理众事，供职者称为堂后官，虽都是吏员，但地位极为重要。

　　（陈仲安）

　　北宋前期沿唐制，以政事堂为宰相、参知政事议事办公处。正式名称为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俗称都堂或中书都堂，通常称为政事堂，设于禁中。政事堂囊括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的大部或主要职权，是最高行政机构。

　　政事堂下设舍人院，有知制诰或直舍人院，负责撰拟诏旨。还设孔目、吏、户、兵礼和刑等五房，分曹处理事务。设堂后官十五人，分主五房；淳化四年（993）减为六人，内一人任都提点五房公事，总领五房，余五人各分主一房。熙宁三年（1070）设检正五房公事（都检正），位在提点五房公事之上，各房设检正公事二人，位在各提点公事之上。

　　元丰改制，中书所辖职事，分属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宰相、执政的议事办公处，仍设在原政事堂正厅，改称三省都堂，通常只称为都堂。此后宰、执的办公处设于尚书省的都堂，有时也称之为中书或政事堂。

　　元、明、清三朝，不再设政事堂。民国建立后，袁世凯于1914年5月3日改国务院为政事堂，以国务总理为国务卿，从而废除责任内阁制（见内阁），使政事堂成为总统府的办事机构。1916年5月8日，袁世凯又改政事堂为国务院。

　　（陈振） 
　


    
政治协商会议
  　　政治协商会议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党派和社会贤达四方面的代表参加的协商国是的会议。简称“旧政协”。1945年《双十协定》公布后，国民党当局继续发动对解放区的进攻，但由于解放区军民的反击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展开反对内战的运动，以及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并派特使马歇尔来华调处国共争端（见马歇尔调处），使国民党在政

　　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图为会场外景

　　治上处于不利地位，被迫根据《双十协定》的规定，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31日闭幕。出席会议的代表共三十八人，其中国民党代表八人，以孙科为首；共产党代表七人，以周恩来为首；民主同盟代表九人，以张澜为首；青年党代表五人，以曾琦为首；无党派人士代表九人，有傅斯年、郭沫若、王云五等。会议就政府组织、军事问题、制定施政纲领、召开国民大会和修改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了《扩大政府组织方案》，主张将国府委员增加三分之一。国府委员得由主席提请选党外人士充任，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委员名额分配不作明文规定，但国民党必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其“履行领导的责任”。国府委员会没有对各部、会长官的任免权，而且要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政府主席有权否决国府委员会的决议。这个提案实质上仍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反对下，经过协商达成协议：规定国府委员会为政府最高国务机关，有对各部、会长官的任免权；国民政府主席对某一决议的否决，必须得到五分之三以上国府委员的同意。

　　关于军事问题。国民党坚持首先实行“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共产党提出，“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而且要等到宪政实施以后，划定驻地，中共部队始受政府的调动。“军队国家化”的问题，是政协会议上斗争最激烈的问题，最后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立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并由三人小组继续商定整编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区军队的办法。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国民党和青年党主张以《抗战建国纲领》作为制定施政纲领的蓝本。共产党则根据《双十协定》的精神，提出了《和平建国纲领（草案）》。最后，会议基本上依据共产党起草的方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坚持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资格有效。共产党和民盟都坚决主张旧国大代表无效，应重新选举。经过斗争和反复协商，最后达成协议：同意保留原有一千二百名代表，但要增加台湾、东北等地区代表一百五十名，以及各党各派、社会贤达代表七百名，总计两千零五十名。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提出以1936年5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的《五五宪草》作为制宪的依据，遭到共产党、民盟的一致反对。经过斗争，通过了《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确定了议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的政治制度。

　　政协会议期间，国共两党展开了激烈争论。周恩来积极与各方面人士交换意见，广泛团结中间力量，推动会议，终于通过了以上五项决议案。这些决议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与内战政策，确认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符合广大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在当时条件下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受到人民的欢迎。但会议成果很快遭到国民党的破坏，未能实施。

　　（齐福霖） 
　


    
支度使
  　　支度使

　　唐代军中主管军需的官职。“支度”一词始见于《三国志·徐邈传》，意为支付财用，调拨物资。唐代此职名出现甚早，武则天光宅元年（684），李孝逸为行军大总管讨徐敬业，其军中已见支度使薛克构。节度使设置后，支度使成为节度使的例行兼职。

　　唐河西支度营田使户口给粮计簿残卷　甘肃敦煌发现

　　其任务是主持军费开支，每年统计所耗军资、粮料、武器数量，向中央主管财政的度支使申报。元和十三年（818）唐宪宗诏停诸道支度、营田使，此后，支度使名遂废。

　　（陈仲安） 
　


    
支移
  　　支移

　　宋代赋税输纳方式之一，实际上是赋税与劳役相结合的又一种两税加税名目。赋税输纳有固定的地点、仓库；而以有余补不足，则移此输彼，移近输远，谓之支移。支移始行于河北、河东和陕西等路，以便充实边境军储。有些地区的支移，则是一州一县的“递趱”。如广南西路钦（今广西灵山）、横（今广西横县）二州每年支移苗米，纳于邕州（今广西南宁）太平寨诸寨，廉州（今广西合浦）再支移于钦州；白州（今广西博白）复支移于廉州。元丰七年（1084）规定，陕西沿边支移毋过三百里；元祐二年（1087）又规定，以户等高下区分支移的远近，第一、二等户三百里，第三、四等户二百里，第五等户一百里；不愿支移而愿纳道里脚钱的，也按三等折收。起初，税户因路远物重，多携现钱至支移所在籴粮米输纳，沿途税务要根据携带现钱多少征收过税。道里脚钱的办法颁布之后，对税户相当普遍地实行了这项办法，于是脚钱演变成为一项固定的附加税。元祐初，陕西斗输脚钱十八文；至崇宁中，一向不支移的京西路，所输脚钱每斗竟至五十六文，几乎相当于元丰年间所输正税之数。广德军（今安徽广德）苗税一石，贴纳脚钱为三斗七升，在建中靖国元年（1101）以前已随正税缴纳。脚钱也反复折变，不断加码。

　　（梁太济） 
　


    
知制诰
  　　知制诰

　　唐宋时期掌起草皇帝诏令的官员，亦为宋代翰林学士的加衔。南北朝时已有知诏诰、掌诏诰、典诏诰等名称出现，到唐代发展成为知制诰这一专门的职称。唐初草拟诏敕本由中书舍人专任，但也或以他官为学士撰作诏敕。如唐太宗时期的温大雅、魏徵，唐高宗时期的许敬宗、上官仪，武后时期的刘祎之、元万顷等。至唐玄宗开元时期，以他官掌诏、敕、策、命者称为兼知制诰，知制诰遂成为差遣职名，凡加此号者，即有撰作诏敕之责。于是中书舍人的诏令起草权逐渐为他官知制诰者所夺。玄宗时以翰林学士专掌内制，即由皇帝直接授意，下达如任免宰相、号令征伐以及其他重要诏令，因用白麻纸书写，亦称“白麻”，或称“内命”、“内旨”。此外，还经常委派其他官员去知制诰，代替中书舍人草拟一般官员的任免及其他制诏，是为外制，因制诏用黄麻纸书写，亦称“黄麻”。这种情况在唐代后期尤为盛行。

　　（陈仲安）

　　宋沿唐制，以翰林学士草拟“内制”，中书舍人草拟“外制”，称为“两制”。北宋前期的中书舍人，往往是寄禄官，不实任其职，而在中书的制敕院内设舍人院，另以他官任知制诰草拟外制。知制诰除宋初及特许外，需经召试制词后始能任职。以他官临时任职者，称为权知制诰。知制诰有时亦领他官或地方官，类同贴职，则不任草拟外制之职。宋太宗赵灵时曾以资浅者于舍人院草拟外制，称为直舍人院。熙宁间，复设直舍人院，是由于舍人院缺知制诰，任职者则因文词欠佳，而非资浅，明令候有知制诰即罢，带有临时代职之意。以他官兼任者，称为兼直舍人院。知制诰、直舍人院都是代行中书舍人草拟外制之职，故通常又以知制诰与翰林学士，并称为两制。

　　元丰改制，废草拟外制的知制诰及直舍人院，舍人院不久亦废。中书舍人实任其职，草拟外制，除特许外，亦例经召试制词后任职。改制之初，中书舍人为中书外省长官，不久中书外省改为中书后省，仍为长官。中书舍人缺官时，初以中书省官兼权，称为兼权中书舍人、权中书舍人。南宋时无舍人院，但若以资浅者任职草拟外制，也称为直舍人院。

　　（陈振） 
　


    
织室
  　　织室

　　宫中的丝织作坊。楚汉战争中，汉军虏魏王豹，输魏宫薄姬于织室，是为织室见于记载之始，可推知至秦已有织室的设置。西汉时，织室属少府，设在未央宫，为宫中织作缯帛和文绣郊庙之服。主管官吏有令、丞，属吏有令史等。织工多为官奴婢。贵族妇女犯罪，常被输作织室。宣帝时，织室已分为东织、西织。元帝时，东西织室岁费各达五千万，而产品远不及齐三服官（见服官）。成帝河平元年（前28）省东织，更名西织为织室。东汉时废织室令，设丞。章帝以后，由宦官充任。

　　（宁可） 
　


    
织造
  　　织造

　　明代官府经营的丝织染业。督管此业的职官亦称织造。明政府又直接以内官监督官局织造，称织造太监。

　　明代织造按经营管理体制，可分朝廷官局和地方官局。朝廷官局包括：设在南京的内织染局，又名南局，隶工部，料造进宫各色绢布；设在北京的外织染局，即工部织染所，以染练绢布为主；另在南京设有神帛堂（隶司礼监）和留京供应机房，前者专造神帛，后者备不时织造。地方官局为分设在浙江、南直隶等八省直各府州的二十二处织染局，嘉靖七年（1528）后约为四省直十九处。各地方织染局岁造段匹（包括纻丝、罗、绢等）的原料为本府州民间交纳的税丝；经费多出自里甲丁田税银。明代官局织造虽遍及各省，但其搜刮重心是江南地区。朝廷官局大半只从事织品染练，而皇帝所用赏赐各项段匹，主要由苏州、杭州等府地方织染局分别造解。岁造段匹虽有定额，但常在额造之外添派，且往往增造坐派远较常额为大。明代又以太监督管织造，最初督造上供段匹，后发展为兼管地方织局的岁造。这些人凭借威权，搜劫不已，奸弊日滋。

　　织造主要建立在各地染织手工业者无偿劳动的基础之上，一般采取局织形式，集中生产。这些供役工匠通过匠籍制度强制征发而来，并以不同的劳役形式编入各地织染局。两京织染局使用的工匠以住坐人匠为主；苏、杭等府地方织染局则以存留匠为主，属于轮班匠之类（见匠户）。

　　有明一代官营织造迭经演变。苏、杭织造曾因诏令停止织造而间行间止。各织染局的生产经营方式也有过多次变化。变化内容主要围绕局织、市买和领织三种形式交替实行。市买和领织通常是在局织产量不足或停顿的情况下，官局用以搜括岁解段匹的补充手段。到明代后期，江南苏、杭地区由于官局织造日趋衰落，机户包揽领织的生产有较大发展，领织成为官府对民间丝织业进行控制和掠夺的主要方式。

　　（彭泽益） 
　


    
执金吾
  　　执金吾

　　秦汉时率禁兵保卫京城和宫城的官员。本名中尉。其所属兵卒也称为北军（见南北军）。武帝太初元年（前104），改名为执金吾。王莽时改名奋武，东汉时复称执金吾。西汉时执金吾担负京城内的巡察、禁暴、督奸等任务，和守卫于宫禁之内的卫尉相为表里。执金吾秩为中二千石，有两丞及侯、司马、千人。属官有中垒、寺互、武库、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中侯及京辅都尉，也与执金吾有相属关系。武库为制造和贮存兵器的机构。中垒、寺互、都船之下皆有监狱。景帝时，中尉郅都曾拘捕有罪的临江王。主管武器及典司刑狱，也是执金吾的一项职责。东汉时执金吾属官只保留一武库，其余悉被减省，其职务主要是典司禁军和保卫京城、宫城的安全。执金吾每月要绕宫巡察三次，以预防和制止宫外水火之灾和其他非常事故。汉光武帝刘秀每到郡国巡视，便派执金吾留守京城；明帝东巡，还命执金吾守卫南宫。另外，有时皇帝出行，执金吾率领缇骑、步卒组成仪仗和警卫。章帝出巡，曾命执金吾随行宿卫。汉代执金吾有时也被委派为将帅而领兵远征。西汉昭帝时，执金吾马适建曾率军讨破羌人；东汉和帝时，执金吾耿秉还任主帅窦宪的副职而伐北匈奴。

　　（吴荣曾） 
　


    
直奉战争
  　　直奉战争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在中国北方进行的两次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0年直皖战争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并共推靳云鹏组阁。后来，张作霖又迫使靳云鹏辞职，支持亲日的梁士诒任国务总理。受日本支持的奉、皖两系开始重新合作，并联络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组成反直“三角同盟”。1922年1月，受英、美支持的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六省军阀，通电攻击梁士诒内阁媚日卖国，迫梁离职，直、奉矛盾日趋激化。4月上旬，奉军开入山海关与直军对峙，29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奉军以张作霖为总司令，率领四个师、九个旅，约十二万人，分东、西两路沿津浦、京汉铁路向直军发起进攻，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指挥七个师、五个旅约十万人迎战。两军在长辛店、琉璃河、固安、马厂等地展开激战。5月3日，吴佩孚出奇兵绕道攻击奉军后方，使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吴还分化奉军内部，使奉军第十六师临阵倒戈，造成全线溃退。5日，张作霖败退出关。后经英、美传教士调停，双方停战。此后，奉系在日本援助下重整军备，并与段祺瑞共同策动冯玉祥等直系将领倒直，伺机卷土重来。

　　直系取胜后，完全控制了北京政府，继续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其首领曹锟于1923年10月以贿选手段当上总统，曹遭到国人反对，加之内部各派争权夺利，财政濒于破产，陷入内外交困的局面。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15日，张作霖以反对直系发动江浙战争为由，出动六个军及海、空军一部，共计约十五万人，分两路向山海关、赤峰、承德发起进攻。曹锟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四个军及后援军、海、空军约二十万人应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奉军在热河战场进展顺利，到9月30日已连克朝阳、开鲁、建平、凌源，10月9日又占赤峰，战事重心移向山海关主战场。两军在山海关争夺激烈，伤亡惨重。10月7日奉军攻克九门口要塞，威胁直军侧翼。吴佩孚于11日亲赴山海关督战。14日奉军又克石门寨，山海关直军正面阵地动摇，吴佩孚被迫放弃自海路运兵攻击奉军后路的计划，临时抽调精锐部队增援山海关战场。

　　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已，开战后在古北口屯兵不前，并与直系将领胡景翼、孙岳密谋倒戈。10月23日，冯玉祥乘直系后方兵力空虚，星夜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宣布成立国民军。消息传到前线，直军士气一蹶不振，吴佩孚率兵一部回救北京，并急调江、浙、豫、鄂等省直军北上驰援。但奉军由冷口突入长城，占领滦县，直军后路被断，全线崩溃，山海关、秦皇岛均告失守，吴佩孚指挥的直军在杨村被国民军击败。山东督理郑士琦和山西督理阎锡山也出兵分别切断了津浦、京汉铁路，阻止直系援军北上。奉军大举入关，吴佩孚孤立无援，直军在华北的主力全部覆灭。11月3日，当奉军与国民军迫近天津时，吴率残部两千余人自塘沽登船南逃，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11月25日，张作霖、冯玉祥等共同拥戴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北京政权实际上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章立凡） 
　


    
直皖战争
  　　直皖战争

　　1920年7月，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的战争。

　　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掌握了北京政府的主要权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持下，极力扩张其武装力量。段祺瑞提出“武力统一”的口号，企图利用直系军队消灭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又达到削弱直系的目的。在政治上，段操纵非法的“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取代直系首领冯国璋为总统；在军事上，于1919年1月建立辖有三个师四个混成旅的参战军为其嫡系。直系不甘心皖系的扩张，提出“和平混一”，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段对抗。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6月成立定国军，段自任司令。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西线直军遭边防军进攻受挫，退出高碑店。东路边防军由徐树铮坐镇，进攻直军所据杨村，未决胜负。16日，日本开出一支护路队助西北边防军占领杨村。17日，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部分高级将领被迫投降。接着，直军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奉军也大军压境，作为直军的后盾。这次战争历时五日，皖军大败。7月19日，段祺瑞被迫辞职，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

　　（侯均初） 
　


    
直系军阀
  　　直系军阀

　　北洋军阀派系之一。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分裂出以直隶（今河北）人冯国璋为首领的一派。冯死后，曹锟、吴佩孚继起为其首领。主要人物有李纯、王占元、萧耀南、陈光远、蔡成勋、孙传芳等。主要地盘有江苏、江西、湖北三省。冯国璋原是袁世凯的亲信将领，1912年9月任直隶都督，次年被派南下镇压国民党人发动的二次革命，攻占南京，其部属驻守长江下游一带。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冯国璋到北京继任总统，其部下曹锟、李纯、陈光远、王占元分别任直隶、江苏、江西、湖北等省督军，构成了直系的基本势力。

　　直系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为争夺中央政府的权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918年8月，皖系操纵的安福国会选徐世昌为总统，取代了冯国璋的职权。次年12月冯病死，曹锟、吴佩孚成为直系首领。他们一面迎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愿望，反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内战政策；一面利用人民的爱国热情，揭露皖系的媚日卖国行动，赢得了舆论的支持。1920年7月同奉系首领联合发动了直皖战争，在京汉线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等地打败了皖系军队，与奉系一起控制北京政府。

　　直皖战争后，直奉之间在地盘和权力的分配上，矛盾日益尖锐，导致1922年4月爆发首次直奉战争。双方在北京附近开战，结果奉军战败，退出关外。直系控制北京政权后，仍采用消灭异己势力，推行武力统一的政策。先打起“恢复法统”的旗号，驱逐徐世昌，扶出黎元洪复任总统。继而策动广东的陈炯明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出广东。同时向外地伸张势力，派杨森督川，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1923年吴佩孚制造了屠杀京汉工人的“二七”惨案。6月曹锟在京驱逐黎元洪，10月经贿选窃踞总统职位。直系由此而声名狼藉，财政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

　　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兴起，孙中山同奉系和皖系势力的反直系“三角同盟”发挥一定的作用。直系内部四分五裂，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酝酿推倒曹锟统治，并同奉军秘密联结。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双方在山海关、热河激战。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吴佩孚腹背受敌，主力被歼灭，率残部仓皇南逃。11月3日，战争结束。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但奉系扶持段祺瑞出台主政。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北京政权实际上被奉系首领张作霖控制。

　　原属直系的浙江督军孙传芳，为抵制奉系控制长江下游，1925年10月和省长夏超、闽督周荫人发出反奉通电，并组织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派兵进攻上海，沿沪宁路击溃奉军，占领南京、徐州，从此以东南五省首领自居。吴佩孚乘孙传芳反奉机会，到汉口自称苏、浙、鄂、赣、川等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委任萧耀南为鄂军总司令，重新纠集直系势力。至1926年6月北伐战争前夕，吴佩孚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湖南、湖北、河南和陕西东部、河北南部，控制着京汉铁路。孙传芳拥有兵力约二十万人，占据着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等省。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在工农革命运动支援下，先在湖南、湖北消灭吴佩孚的主力，接着在江西、福建击溃孙传芳军队。不久，直系军队的残部也分别被消灭。

　　（郑则民） 
　


    
职田
  　　职田

　　中国古代按官职品级授与官吏作为俸禄的土地。施行于西晋至明初，其间亦曾称为菜田、禄田、职公田、职分田等。职田是国家掌握的公田，不属官吏私人所有，只以收获物或部分收获物充作俸禄的一部分，官吏离任时要把职田移交给下一任。这种土地严禁买卖，也不得换易。

　　东汉献帝时，曾将京畿三辅地区（今陕西中部）的公田按原俸禄等级给予百官，让他们自己收取租税，是职田制的萌芽。两晋时期，职田逐步形成固定的制度。西晋元康元年（291）正式规定中央官吏按一、二、三品授与菜田十、八、六顷。菜田的授受办法是：以每年立夏为断，立夏前到任的官吏，可收取当年的田租为俸禄；立夏后到任的，田租归前任，继任者另外领取一年的食俸。东晋时，始授予外官禄田，其数量大体上是都督二十顷，刺史十顷，郡守五顷，县令三顷。南朝刘宋各级官员所得禄田数量比西晋有所增加，禄田的授受也改以芒种为断。元嘉末年又一度改变为按官吏到职之月起，计月数而分其田禄。齐、梁、陈各代也都有禄田。北魏太和五年（481）对州刺史、郡太守等地方官依官品等差给以公田，是为北朝授职田之始，至太和九年颁布均田令时予以重申。隋给职分田，一品五顷，至五品则为三顷，其下每品以五十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唐代武德元年（618）诏令内外官各给职分田，数量亦以秩品高下为差。唐代的职田只授给职事官。未补正的内供奉和裹行官不给职田，只从太仓领取相当职田地租最低量的“地子”；员外官则既无职田也不给“地子”。

　　职田形成制度以后，历代政府都十分注意职田的管理，以保障百官的经济利益。唐代职田由尚书省工部屯田郎中主管，具体事务由朝廷委派使职官和州县长官处理。州县每年六月要勘造一次职田籍帐，申报尚书省。这种籍帐记载职田四至、田租标准等，称之为“白簿”。当年十月依据白簿征收地租，给付本官。在白簿的基础上，又有三年一造的职田“黄籍”，供长期保存。唐代前期，基本上实行了此种造籍制度，但也有例外。由于职田常常是侵夺农民的熟田，严重妨碍均田制的施行，以致政府不得不承认职田“侵渔百姓”，在贞观十一年（637）和开元十年（722）两次暂时停给职田，改给仓粟（每亩折合二斗）。唐代后期，职田管理日渐混乱，职田籍帐多不能按规定勘造，贪官污吏和地方豪强常常乘机用各种手段兼并职田，使之成为“形势庄园”；与此同时，又换易荒闲薄地充作职田，照旧征取高额地租。

　　从两晋至唐，职田的经营及其直接劳动者的身分都有所变化。两晋南北朝时期，禄田由官府使役驺卒、文武吏及僮耕种。这些劳动者往往是全家服役，世代相袭，人身依附极强，其身分十分卑微。他们在禄田上受到分成制的地租剥削，每年至少要将收获物的五成或六成交给官吏。所以此时期禄田上的劳动者实际上是农奴。唐代授予职田，不再同时授与田驺、吏、僮等作为劳动力，而由职田的管理当局“借民佃植”或受职田的本官“自佃”。法令规定职田租佃“并取情愿，不得抑配”。因此，唐代的职田一般是分成小块，由国家编户即普通称之为“百姓”的人（主要是自耕农）佃种。这些职田劳动者同两晋南北朝的驺卒等相比，有较“自由”的身分，对受职田的官员一般不存在人身依附关系，但他们同样承受残酷的剥削。唐代职田实行定额租制，其租额通常限定在二斗至六斗，实际上职田佃农所受的剥削远不止此数，他们在交租之外要另交职田草，又要变米雇车搬送（或交纳脚钱），甚至还要交纳别立名目的桑课等。职田差税如此苛重，农民不愿耕种，唐后期不得不在局部地区临时将职田田租分摊在两税地亩上，使之成为两税的附加税，由两税户交纳。此法并未久行，更通常的办法是州县逐年将职田强行摊派给百姓租佃，甚至强令身居城镇的人虚额出税，给百姓造成极大的苦难。当时有人就指出“疲人患苦，无过于斯”。其结果是造成职田佃农相继逃亡，而官府又变本加厉，捕系亲邻，征赔地租，把负担摊配在其他农户身上，从而加速了更多的农民破产、逃亡。

　　（李文澜）

　　北宋真宗咸平二年（999），沿唐制复置职田，以官庄及远年逃田充，然只授予外任官，中朝官不再享有。其数额：两京、大藩府四十顷，次藩镇三十五顷，防御、团练州三十顷，中、上刺史州二十顷，下州及军监十五顷，边远小州、上县十顷，中县八顷，下县七顷，转运使、副使十顷。其中州县长吏得百分之五十，以次官差减。仁宗庆历三年（1043）更定守令佐职田顷亩之限：大藩府长吏二十顷，通刺八顷，判官五顷，余并四顷。防、团、刺史州、小军监及上、中、下县，类此。陆田以三月底、水田以四月底、麦田以上年九月底为限，官员在限前到任者，才能享有当年的职田租入。元丰初诸路共约有职田二百三十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七亩。职田佃户召浮客（客户）充，每顷不得过三户；公人及主户不许租佃。稍后又规定，第四、第五等主户亦可租佃。地租有实物分成租，也有实物定额租，后者日占优势，以致北宋末年规定，职田租课并折纳现钱。职田免二税和沿纳，租入全归各外任官分享。贪官污吏往往非法多占职田，以重租、折变侵渔佃户，至有无田而令民纳租者。

　　（梁太济）

　　金循宋制授与外任官职田，按品秩和职事定其多寡，自正三品三十顷或二十五顷，下至从九品三顷或二顷。品同职异，所授职田有差别，如正五品刺史、知军监使十三顷，余官并十顷。猛安谋克、乌鲁古（群牧所）官等无职田。职田每亩取粟三斗，草一称，初就输于各官公宇，天德二年（1150）改送官仓，按月均数，随月俸支给。

　　元制，诸路、府、州、县、录事司官及按察司（肃政廉访司）、转运司官有职田，其余并无。路以下各级地方官职田定于世祖至元三年（1337），按察司官职田定于十四年。自上路达鲁花赤、总管、按察使（约正三品）十六顷，以下递减至主簿、县尉（正、从九品）二顷。各官职田从官田及荒闲地、户绝地内标拨，召募佃客耕种，依乡原例收租；将拨到顷亩、条段、四至造册申报户部，以后继任官员相沿交割。江南职田初依腹里体例给与，因荒闲地少，实得者无几。至元二十一年改为比腹里减半。至大二年（1309）拘收职田入官，改支禄米，自三品每年一百石依次减至七品以下四十石；四年，仍复旧制。初，前后任官交割，北方以施工布种、南方以芒种时节为限，限前归后官，限后归前官；皇庆元年（1312）改为按支俸月份收租入。元职田租为定额租，交纳实物或折钞，由佃户送纳各官衙门。官员多倚势增租，如袁州路原额每亩米二斗二升，江南湖北道三斗，都增至六斗，福建道廉访司职田租更高达三石。而且不论丰歉，多是全收，并加收斗面、鼠耗，索要他物。各地都有勒迫附近民户认种职田，或佃户逃亡则令民户包纳，或未拨到职田而按应得数额摊配民户纳租的现象。

　　明太祖洪武十年（1377），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后（年代不明）收职田，改为折俸钞颁给，职田制遂废。

　　（陈得芝） 
　


    
职役
  　　职役

　　宋代役法之一。也称吏役。封建国家按照户等高下，轮流征调乡村主户担任州县公吏和乡村基层组织某些职务，称差役。这些职务如由封建国家出钱雇人担任，则称“雇役”。差役、雇役、保役及义役都是实行职役的方法。

　　宋代官府按照税钱、物力等的多寡，将乡村民户划分为五等（见户等制），再按户等的高下及丁口多少轮差相应的色役。差役分为乡役、州县役两大类：①乡役，是指在乡村基层组织“乡”、“管”或“耆”中担任头目和一般办事人员。包括里正、耆长、户长、壮丁等。里正为一“乡”之长，负责催督赋税，在乡村第一等户中轮差，役满后，勾集去州衙担任衙前。乡书手隶属于里正，为文书会计，轮差第三或第四等户。耆长和户长是一“耆”或一“管”之长。耆长负责督捕盗贼和防止烟火，轮差第一、二等户。户长承受官府的符帖催税，轮差第二等户。壮丁隶属于耆长，轮差第四、五等户。②州县役，是指在州县官府中担任公吏，包括衙前、人吏、承符、散从、步奏官、弓手、手力、院虞候等，还有杂职、斗子、拣子、掏子、秤子、仓子、解子、拦头、医人、所由等。衙前在州衙管理府库，运输上供官物，筹办时节宴会，送迎官吏，管理馆驿；衙前有军将至左右押衙、都知兵马使等阶，任职日久，一般升至都知兵马使，可出职补官。人吏或吏人，主管文书等，州衙的人吏在雇募不足时，选差中、下户任职；县衙的人吏，有押司、录事等，选差有田产并谙熟公事的乡户任职。承符、散从、步奏官，分属州衙各曹，负责追催公事，选差乡村第三等以上户或坊郭户（有的地区实行雇募）。其下有人力当差。弓手，隶属于县尉，“专捉盗贼”，轮差第三等户。手力，在县衙负责追催公事和在城赋税，轮差第二、三等户。院虞候、杂职，依承符、散从官例，选差乡户。斗子、库子、秤子、拣子、掏子、仓子等，是州县仓库的下级管理人员，选差下户或中户“有行止人”充当。拦头在村店要津设卡收商税，差第五等户。

　　宋代的职役始终是差、雇两法兼行，但各代比重有所不同。宋太祖赵匡胤至宋真宗赵恒时期，差役法逐渐确立。此法规定，官户、坊郭户、未成丁户、单丁户、女户、寺观户免役，乡村下户的职役较少，上户的职役较多较重。对于乡村上户，差役使他们完全控制农村基层政权，并占据部分州县吏职，便于统治广大农民，这是封建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利；同时，又使他们承担官府规定的一些义务。对于乡村下户，差役是继唐中叶以来封建徭役的新形式，是封建国家对下户无偿劳动的直接掠夺。

　　从宋仁宗赵祯朝起，差役法的弊病日益显露。主要是许多乡村上户在担任衙前期间，因丢失官物或为官吏敲诈等而倾家荡产。因此，乡村上户普遍视衙前役为畏途，想方设法逃避。至和二年（1055），朝廷改行衙前“五则法”：废除里正衙前，只差乡户衙前，将上户按财力和衙前役按重难各分为五等，根据户等的高低轮差相应的衙前。但是，直到宋神宗赵顼朝前，乡户衙前依然是乡村上户的沉重负担。所以，从神宗熙宁四年（1071）开始，在全国范围实行新役法，改差法为雇法，以前的当役人户交纳免役钱，坊郭户、官户等以前无役者交纳助役钱。统称新役法为雇役法或募役法。在雇役的同时，也保留部分差役，如开封府界仍旧轮差下户充当壮丁，上户充当耆长。又如自熙宁七年起，恢复了乡役方面的差法，并与保甲法相结合，形成了“保役法”。这时，即废除户长和坊正，又轮差城乡保丁充当“甲头”，使之催纳赋税、青苗钱和役钱。不久，又废除壮丁、耆长、其职责归于都副保正、大保长；裁减各地弓手名额，用保丁补充原额的人数。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除衙前外，恢复差法，按五等丁产簿定差。接着，又逐步实行部分雇法。绍圣年间（1094～1097），改进免役法，同时兼行部分差设法：各地有不纳役钱而轮差壮丁者，依旧；仍以保正、保长代替耆长，甲头代替户长，承帖人代替壮丁，后又以保长取代甲头，负责催税。南宋时，兼行差雇二法，免役钱照旧征收，而大量地差乡户应役。保正承行文书，保长催税，不免赔累甚至破产，因而上户多将此役转嫁给中、下户。宋高宗赵构时，婺州金华县百姓结伙出田和米，帮助役户轮充，称为“义役”，各地陆续仿效。宋孝宗赵眘时，一度命官户跟民户一样，轮差保正。宋宁宗朝直至南宋末年，不少地区实行两浙路的义役，以保证差役的实行，但常遭猾胥奸吏的阻挠和破坏。

　　元代以后，职役通称为“差役”（见杂泛差役）。

　　参考书目

　　漆侠：《关于宋代差役法的几个问题》，《宋史论文集》，中州书画社，1983。

　　聂崇岐：《宋役法述》，《宋史丛考》，中华书局，北京，1980。

　　（朱瑞熙） 
　


    
指南针
  　　指南针

　　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利用磁铁在地球磁场中的南北指极性而制成的一种指向仪器，有多种形体。战国时期，已发现磁石吸铁的现象，并用天然磁石制造“司南之勺”，“其柄指南”。此后，经过长时期的实践，发现人工磁化的方法，造成更高一级的磁性指向仪器。宋代科学家沈括首先记载了地磁偏角，说用天然磁石摩擦钢针，使之磁化成为磁针，可以指南，而常微偏东，并介绍了四种支挂磁针的方法：一是浮于水面，二是放在指甲上，三是放在碗沿上，四是线缕悬挂（参见彩图插页第75页）。宋军中配备指南鱼，是将薄铁叶剪成鱼形而磁化，用于阴

　　战国时代的司南（模型）

　　天和黑夜判断行军方向。后来又发展成磁针和方位盘联成一体的罗经盘，即罗盘。曾三异在《因话录》中记载当时有“地螺”，“或有子午正针，或用子午、丙壬间缝针”。这种地罗还是一种水罗盘。当时，阴阳家用地罗看风水。在清丈田地和判决土地诉讼时，也使用地罗。据《萍洲可谈》、《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诸蕃志》和《梦粱录》记载，至晚在北宋后期，指南针已用于航海，南宋时，使用“针盘”导航。这种针盘还使用“浮针”，这对于海上交通的发展，中外经济文化交流，起了极大作用。

　　参考书目

　　胡道静：《梦溪笔谈校证》卷24，第437条，上海出版公司，1956。

　　张怀礼：《指南针，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光明日报》，1951年9月8日。

　　（王曾瑜） 
　


    
制钱
  　　制钱

　　明清两代按其本朝定制，由官炉所铸的铜钱。以别于前朝旧钱和本朝的私铸钱。

　　明代制钱　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朱元璋即位前七年，于应天（今江苏南京）设宝源局，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旧钱兼行。洪武元年（1368）在各行省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洪武通宝”钱，严禁私铸。以后各代也多铸钱。

　　明代钱币

　　洪武通宝钱分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共五等。“当十”钱重一两，“当五”钱重五钱，余递减。洪武四年改铸大中通宝和洪武通宝为小钱，重一钱，制钱形状亦为圆形，方孔。小平钱背面孔右有“一钱”两字；当十钱背面除“一两”两字外，孔上还有一“十”字，表示“当十”之意。各行省所铸钱，背面还镌有重量和局名。

　　由于铜产量减少和受白银流通的影响，明代铸钱多于元代，但不及宋朝。洪武二十六年，北平、江西、陕西、广东、四川、山东、山西、河南、浙江、广西等十行省共设铸炉三百二十五座，年可铸钱十八万九千余贯，约及北宋铸钱的百分之三。明初以铜产地江西、陕西、山西三省铸钱较多，仅江西即有铸炉一百一十五座，铸钱数占十行省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各省只是强迫民间毁坏铜器缴给官府充作铸钱原料。

　　洪武以后，永乐九年（1411）铸永乐钱，宣德九年（1434）铸宣德钱，弘治十六年（1503）后铸治钱。当时朝廷滥发宝钞（见钞）以搜刮民财，并不重视铸钱，铸钱数量不多且多积储不用。官钱不行，导致私铸私贩猖獗。市用新钱多苏、松、常、镇、杭州、临清人私铸。伪钱滥恶不堪。京师流行的一种伪钱，字迹莫辨，触手可碎；有的不用铜而用铅铁，不以铸而以剪裁。每三百文仅值银一钱，致使物价腾涌。嘉靖六年（1527）大规模铸嘉靖钱，且补铸累朝未铸者，三十二年补铸洪武至正德九号钱，每号百万锭，并铸嘉靖钱千万锭，一锭五千文。以后，隆庆、万历、天启、崇祯均铸有本朝年号钱。时铜价上涨，钱中混入大量铅沙。天启、崇祯新钱，含铜只二三成，质脆薄，落地即碎，民间拒绝使用。

　　（从翰香）

　　清代制钱　清入关前已开始铸造制钱，名“天命通宝”。顺治元年（1644）定都北京，正式设置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铸造“顺治通宝”钱。同年颁布钱式命令各省、镇开局鼓铸。此后，京省各钱局铸额卯数、钱文重量、用料规定时有改变，铸局设置的地点和数量也有变更。但终清之世一直是代有鼓铸。

　　清代制钱基本形制仍为圆形方孔。钱文正面铸有“某朝通宝”字样（咸丰以后因铸当十、当百大钱，有改铸“某朝重宝”、“某朝元宝”）。制钱背面一般铸有钱局简称，文字为汉字或满汉文并用。雍正以后，以背面铸两个满文字为通例。

　　清代钱币左上为努尔哈尔称帝时所铸“天命钱”（满文）

　　制钱成分一般以铜六铅四的比例配铸。但配铸比率往往受原料短缺或价格波动等影响而有变动。“顺治通宝”规定七成红铜三成白铅，康熙朝按铜六铅四配铸，雍正朝改为铜铅各半；乾隆五年（1740）以后又加入百分之二左右的锡，铸成青钱。其重量也常有变动。雍正十一年（1733）以前，清廷把控制制钱重量作为稳定银一钱千的官定比价的主要调节手段，每枚制钱的重量规定在一钱至一钱四分之间变动。雍正十一年以后，限定以一钱二分为铸钱的标准重量。嘉庆（1796～1820）以后，尤其是咸丰（1851～1861）开铸大钱后，钱制混乱，制钱的重量也不断减轻。

　　制钱以文为单位，法定一千文为一串，合银一两。但在实际流通中，银钱比价波动频繁。在清代不完整的银钱平行制度下，制钱名义上具有无限法偿能力，但实际上其职能受到各种限制。一般大额、远途交易往往用银，小额、近程交易用钱。乾隆以前币制相对稳定时，制钱基本上具备作为货币应有的价值尺度、流通、储藏、支付手段的职能。嘉庆朝以后，随着币制的紊乱，钱文减重，用料粗劣，制钱的名义值与实际值差距扩大，逐渐丧失了金属足值货币的性质；其储藏手段职能也随之减弱。鸦片战争以后，制钱制度日益崩溃，至清末机制铜元出现，制钱遂最终被逐出流通领域，不复行使。

　　（谢杭生） 
　


    
制置三司条例司
  　　制置三司条例司

　　熙宁变法开始时的决策机构。变法以前，宰相枢密使不得与闻财政大计，造成兵、财、民三权的脱节，问题丛生。为改变这种情况，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任参知政事的同时，即创建了这个机构，以“经画邦计，议变旧法，以通天下之利”。创建以后，原拟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和王安石兼领。但陈升之在改任宰相之后，以耻言财利为借口，拒不接受。王安石则认为，财利是宰相大臣的真正职任。在他的建议下，改由枢密副使韩绛同领。为使变法付诸实现，这个机构一方面吸收一些有志改革之士参加，议论各项问题，另一方面让三司判官、发运使、转运使及内外官员，以及“诸色人”等，陈述意见。又选派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和王广廉等八人，到各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以便从对现实情况的了解中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以兴利除弊，变而通之。于是，在这个机构积极努力下，于熙宁二年七月之后连续发布了由吕惠卿拟就的均输、青苗（常平法）、农田利害条约等法，对役法的变革也确定了“使民出钱雇役”的基本原则，从而使改革事业蓬勃展开，取得非常明显的效果。变法激起了反变法派的激烈反对。他们指责条例司聚集了一些儇薄无行、只知言利的年轻官员，变乱祖宗旧章，误民害国。其中三朝元老韩琦，在熙宁三年奏疏中称，“制置三司条例司虽大臣主领，然终是定夺之所”，“不关中书、枢密院，不奉圣旨直可施行者，如此则是中书外又有一中书也”。这些反对意见，反映了条例司在变法初始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变法派在朝廷上逐步占了上风后，条例司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于熙宁三年五月废去，其权归于中书。在王安石直接领导下，中书五房和司农寺成为变法的决策机构，新法通过司农寺名义予以发布。

　　参考书目

　　邓广铭：《王安石》，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

　　漆侠：《王安石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車一夫：《王安石新法の研究》，日本風间盡房，1970。

　　（漆侠） 
　


    
制置使
  　　制置使

　　北宋边疆地区临时性的军事统帅。如太平兴国四年（979）灭北汉时，潘美曾任北路都招讨制置使。元丰五年（1082），宋夏战争期间，陕西各路原已设有经略安抚使，作为常设的军事长官。此时，宋政府拟由泾原路进攻西夏，任命宦官李宪为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授以节制陕西各路军队之权。后因宋政府的计划改变，制置使亦随而撤销。后又任命李宪为熙河、秦凤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不久又罢。崇宁四年（1105），为夺取河湟地区，曾任命宦官童贯为熙河兰湟、秦凤路经略安抚制置使。北宋末，曾以种师道为京畿、河北制置使，作为抗金的军事统帅。南宋初，常设制置使为方面军统帅，以抗金或镇压叛乱。辖区内的安抚使及地方官吏并受节制，后改为只节制军事，其他归地方政府。建炎四年（1130）定位在招讨使之下，后又规定安抚使不再带制置使，制置使只作统兵文武官员的官衔，也不常置。只有四川安抚使仍带制置使，职权略同于宣抚使，但不管财政。官高者或称制置大使。此外，还设沿江制置使、制置副使、沿海制置使。

　　（陈振） 
　


    
质库
  　　质库

　　中国古代进行押物放款收息的商铺。亦称质舍、解库、解典铺、解典库等。即后来典当的前身。在南朝时僧寺经营的质库已见于文献记载。唐宋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质库亦随之发达。富商大贾、官府、军队、寺院、大地主纷纷经营这种以物品作抵押的放款业务，同时还从事信用放款。明代质库的经营者多为徽商，他们遍及许多城市，“每以质库居积自润”。明嘉靖间，礼部尚书董某“富冠三吴”，除田产外，“有质舍百余处，名以大商主之，岁得子钱数百万”。送入质库抵押的物品，除一般的金银珠玉钱货外，有时甚至还包括奴婢、牛马等。普通劳动人民则多以生活用品作抵押。质库放款时期限很短，利息甚高，往往任意压低质物的价格，借款如到期不能偿还，则没收质物，因此经常导致许多人家破产。

　　（关履权　王棣） 
　


    
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强化运动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为巩固和加强在华北的统治，强迫推行的一种屠杀与怀柔（奴化）相结合的政策和措施。1938年7月，日军华北方面军根据日本大本营关于确保华北占领地区安定的命令，制定了《军占据地区治安肃正纲要》。接着于1939年1月至1940年3月，进行了三期肃正作战。1941年，华北方面军又把治安肃正扩大为治安强化运动，并于2月制定了《治安强化运动实施计划》。3月30日，在日军操纵下，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开始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到1942年底共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

　　日军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和措施。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加强保甲制度，严密施行身分证办法和户口调查，实行连坐法，扩大自卫团、警备队，加强特务活动，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各种欺骗宣传，宣扬“王道乐土”，以强化奴化统治。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兼施，制造无人区，广修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以推广其占领面，封锁抗日根据地。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日军所到之处，人、畜、财、物、田产一扫而光，无一幸免，致使许多村镇成为废墟。日军以极其残酷的破坏，企图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但在八路军和华北人民顽强斗争下，治安强化运动最后以失败告终。

　　（齐福霖） 
　


    
秩品
  　　秩品

　　从先秦至清末官僚制度中各级官吏政治地位及俸禄的标志。秩，意为次、序，又通职、禄；品，亦有等级差次的含义。汉以前官无品，等级由“秩”而定。曹魏设九品之制，秩与品并行。后虽逐渐废止秩而专用官品，但习惯上仍将品、秩并称，以表示官僚的等级高下。

　　夏、商官吏等级，史阙无载。西周之制，据《周礼》等文献资料，官自一命至九命，命数多者为高，如天子之三公八命，下士一命。是否确切如此，有待地下发现证实。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官僚制度的发展，“秩”始与官吏等级相连。当时“秩”或指官吏的禄，如《荀子·彊国》：“官人益秩，庶人益禄”，注：“皆谓廪食也。”或指职，如《左传》文公六年：“委之常秩。”后专指官吏等级，以计俸禄。如官僚制度相对完备的秦，官吏的秩就有中二千石、比二千石、四百石、二百石等。“石”，是谷物的计量单位。秩二千石，并非食禄二千石，而是借用“石”字来标明等级。

　　汉制，仍以“石”之数目多少确定官吏等级。汉官吏秩等为万石、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八百石、比八百石、六百石、比六百石、五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百石，百石之下，再加县斗食佐史之秩，共十八等。官吏的“秩”，既决定禄之多少，也标明等级身分的尊卑。官秩有别，则所佩印绶及礼遇迥异。但官秩高低却不完全表示政治权力的大小。以刺史为例，官秩仅六百石，较郡守（二千石）、县令（高则千石）为低，却“周行郡国，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断治冤狱”，权力极大。又如尚书令，秩千石，在东汉出纳王命，操持朝权，权力较形同虚设的三公（秩万石）为大。

　　曹魏设官品九品之制，一品为高，九品为低。“品”与“秩”并行，官吏皆品、秩兼备。西晋至南朝，沿用此制。如晋三品将军，秩中二千石；光禄大夫，品第三，秩中二千石。又如梁武帝定官品，“于品下注一品秩为万石，第二第三为中二千石，第四第五为二千石”。但品似比秩更为重要，西晋占田、荫客、荫亲属等经济权益，皆以品之高低为准。

　　北魏官无秩，仅有品。孝文帝改制，九品中每品分上、中、下，共九品二十七级。太和二十三年（499），始将九品中每品分为正从，自正一品至从九品，凡十八级；自正四品以下，每一级中又分上、下两阶，共计九品三十级。史称“前世职次皆无从品，魏氏始置之，亦一代之别制也”。天监七年（508），南朝梁武帝亦创十八班之制，以班多者为贵，均士流居官；十八班之外有流外七班，为寒微士人居官；又有三品蕴位、三品勋位，以安排冗散之人。隋唐以后，九品分为正从，不入九品者为流外之官成为定制，历代因循，至清亡而废止。

　　九品之制制定以后，在九品中逐渐出现划分等级尊卑的界限。而晋命五品以上官的子弟入国子学（见国子监），五品以下子弟只能入太学，以别贵贱。北魏定族姓，最低的官品界限是第五。北齐礼仪之制，三、五、九品礼数有所不同。隋唐职官三品以上为贵，五品以上为“通贵”，故有“九品以上官卑”、“五品以上官贵”之别。唐高宗撰姓氏录，规定官品第五以上者得为士族。就文献和考古资料看，唐代三、五、九品官在服饰、乘舆、丧葬、授田、减罪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这几个等级界限在宋以后仍然存在，但仅限于礼遇方面的区别。

　　九品之制，包括职事官、散官、勋级和封爵。除职事官外，其他三者均不具备行政职能和权力。散官（分文散与武散），又称阶官或散阶，“凡九品以上职事，皆带散位；谓之本品。职事则随才录用，或从闲入剧，去高就卑，迁徙出入，参差不定。散位则一切以门荫结品，然后劳考晋叙”。这一原则，萌芽于魏晋南北朝，确定于隋唐，为后代所沿用。本品与职事官品，不必相符。本品高的固然可以下行低级职务，本品低而任高职者也往往有之。如宋有官、职分离的差遣制度（见官、职、差遣）；明代有以本官翰林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清亦有差使、实职、官阶之别，官品仅具有决定服色、俸禄数额的作用。

　　（杨光辉） 
　


    
中常侍
  　　中常侍

　　西汉时皇帝近臣，给事左右，职掌顾问应对。中常侍是仅有虚衔的加官。西汉前期只有常侍之名，或称常侍郎，为郎官之一，获此号者多为皇帝爱幸之臣，武帝时东方朔曾为常侍郎。中常侍之名出现于西汉晚期，元帝时有中常侍许嘉。

　　东汉时中常侍已非加官，而成为有具体职掌的官职。其秩为千石，后又增为比二千石，本无员数，明帝时定为四人。东汉初改变西汉制度，多以宦者担任此职，如章帝、和帝时，郑众、蔡伦都从小黄门迁为中常侍。安帝时，和熹邓皇后临朝，中常侍都任用宦官，并授以重任。从此以后，居此位的宦官竟可权倾人主，员数也从四人增加到十人，东汉末增加到十二人。这个官职对东汉末中央政权走向衰乱产生过较大影响。

　　（吴荣曾） 
　


    
《中俄改订条约》
  　　《中俄改订条约》

　　1881年（光绪七年）沙皇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亦称中俄《伊犁条约》。1864年（同治三年）新疆少数民族举行反清起义，浩罕汗国（今苏联乌兹别克境内）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机侵入新疆，数年间建立“哲德沙尔国”（七城之国），控制了南疆和北疆的部分地区。由于新疆局势的变化，俄、英两国在中亚地区的争夺更加激烈。为扩大侵占中国西部领土，并预防阿古柏在伊犁建立亲英统治，沙俄派遣军队于1871年7月强占伊犁地区，并将该地区划归七河省管辖。

　　1876年春至1877年冬，清政府派左宗棠率军西征，摧毁了阿古柏的统治，收复新疆大部分地区。1878年6月22日，决定以崇厚为钦差大臣，前往俄国谈判归还伊犁问题。次年10月2日，崇厚在沙俄的威逼愚弄下，于克里米亚半岛的里瓦机亚擅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俄国驻华公使布策签订《里瓦机亚条约》及《陆路通商章程》。主要内容为：俄国将伊犁九城一带交还中国，中国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特克斯河流域以及沟通天山南北的穆素尔山口一带割让俄国；将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及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两处边界作有利于俄国的修改；俄商可在中国蒙古地方和新疆全境进行免税贸易；增辟两条至汉口和天津的陆路通商新线；中国赔偿俄国“代收代守伊犁”兵费和“补恤”俄民费共五百万银卢布（约合二百八十万两白银）；俄国得在嘉峪关、科布多（今蒙古境内）、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境内）、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今新疆奇台）增设领事。根据此约，伊犁名义上归还了中国，但其西境南境均被沙俄割去，从而处于北、西、南三面被围的境地。

　　《里瓦机亚条约》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纷纷指责崇厚误国。清廷许多重臣也认为此约丧权太多，无法接受。在各方面的影响下，1880年1月，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拿问，旋又定为“斩监候”。2月19日，清政府正式照会俄国，声明崇厚所议条约“多有违训越权之处”，“窒碍难行”；同时任命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希望在对俄酌量让步的基础上改订《里瓦机亚条约》，挽回一部分主权。对清政府拒绝批准条约和惩处崇厚，沙俄一方面通过外交途径提出抗议，一方面在伊犁等地区集结大批兵力，并向远东海面派出庞大舰队，进行军事威胁。7月，曾纪泽抵达圣彼得堡，与沙俄代表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俄方恣意敲诈勒索，并多次以中断谈判和对华开战相恫吓。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中俄双方于1881年2月24日签订《中俄改订条约》及《改定陆路通商章程》。新约章的主要内容为：①根据条约规定的国界，俄国割占霍尔果斯河以西一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②中国赔款增至九百万银卢布（约合五百零九万两白银）。③俄商在蒙古地区贸易免税，在新疆“暂不纳税”；可前往肃州（今甘肃酒泉）贸易。④俄国在肃州、吐鲁番两处增设领事。⑤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国籍者，均听其便。该约与《里瓦机亚条约》相比，在界务方面中国收回了特克斯河流域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但需以加付俄国四百万银卢布为代价；该约还保留了原条约其他许多不利于中国的规定，因此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条约。

　　根据《中俄改订条约》的规定，1882～1884年间，沙俄又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续勘喀什噶尔界约》。通过《中俄改订条约》及这五个子约，沙俄共割占了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此外，从1881～1884年，沙俄还掳去中国边民十万多人。

　　（刘蜀永）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

　　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掠夺中国西北领土的条约。中国的西部疆界原在巴勒喀什池（今苏联巴尔喀什湖）。自18世纪初叶起，沙俄不断进窥该地以东以南地区。1860年（咸丰十年），它通过《北京条约》，强行规定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把清朝设

　　沙俄侵占中国西北部分领土图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部分）

　　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指为分界标志，把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今苏联伊塞克湖）指为界湖。根据该条约，自1862年8月（同治元年七月）起，清朝勘界大臣明谊和沙俄政府全权代表巴布科夫、扎哈罗夫等，在塔尔巴哈台（今新疆塔城）开始勘分边界的谈判。谈判前，俄方出兵强占中国境内山隘、要津，垒石立界，制造既成事实。谈判过程中，俄方态度蛮横，硬要清政府接受常驻卡伦外中国领土归俄国的划界方案，并多次出动军队袭击博罗胡吉尔等卡伦，甚至扬言攻取喀什噶尔和伊犁，致使谈判长期中断。1864年10月，中俄双方在原地重开谈判。在俄方武力威逼下，10月7日明谊代表清政府签订勘界议定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该约共十条，具体划定了从沙宾达巴哈山口（今苏联境内）起至浩罕边界为止的中俄西段边界。据此，沙俄割占了中国西北边疆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包括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等广大地区。

　　（徐曰彪） 
　


    
《中俄密约》
  　　《中俄密约》

　　俄国与清政府订立的秘密条约。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沙俄利用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战败的困境，借口“共同防御”日本，诱迫清政府派遣特使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财政大臣维特在莫斯科签订《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防御同盟条约》。一般称为《中俄密约》。全约共六条，内容是：①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土地，中俄两国应以全部海、陆军互相援助；②非两国共商，缔约国一方不得单独与敌方议和；③开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④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中国允于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该事交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经理；⑤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通过该路运送军队军需品；⑥此约自铁路合同批准日起，有效期十五年。根据《密约》第四条，同年9月8日由中国驻德、俄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合同规定成立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其章程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办理。至此，俄国获得了使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过中国领土直达海参崴的特权。《密约》的签订和筑路权的攫取，为沙俄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和控制中国东北三省提供了各种方便，大大加强了沙俄在远东争夺霸权的地位。

　　（黄纪莲） 
　


    
中法汉学研究所
  　　中法汉学研究所　法国在中国开设的学术研究机构。1941年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前身为《法文研究月刊》出版委员会。经费主要来自中法庚子赔款余额。由法国驻京使馆聘请汉学家铎尔孟任所长，使馆秘书杜伯秋主管行政。珍珠港事变后，燕京大学停办，该所乃扩大编制，除原有研究员杨堃（社会学）、曾觉之（法国文学）、傅惜华（俗文学）及法国青年汉学家施来麦、甘茂德外，增聘燕大教授高名凯（语言学）、聂崇歧（历史学）及原燕大引得编纂处职员多人。所址设在东皇城根原中法大学校舍。1945年前，该所设有通检（引得）组、民族研究组、历史考古组、翻译组、《法文研究》组，图书馆，附设法语夜校（由原中法大学教师任教）。抗战胜利后，原燕京、中法大学教职工回校，杜伯秋调回巴黎，工作一度停顿。1947年该所隶属巴黎大学，改名“北平汉学研究所”，由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院长戴密微任所长，汉学家韩百诗主管行政，青年汉学家李嘉乐、于儒伯等来华参加工作。经费由法国外交部文化司拨付。1949年后实际上停止工作，1953年正式停办。

　　该所出版物有：①通检丛刊。出版《论衡》、《吕氏春秋》、《风俗通义》、《春秋繁露》、《淮南子》等十余种通检。②《汉学》学报。共出三辑（1942、1947、1948）。③展览会目录三种：民间新年神像（1942），18～19世纪之法国汉学（1943），明代版画书籍（1944）。④图书馆馆刊。⑤《法文研究》。自1933～1945年共出三十六期。⑥《艺文萃译》（1945）。在通检编纂、民俗研究及中法学术交流方面作出了一定的成绩。

　　该所图书馆收藏有中国民俗、方志、笔记、小说、汉代壁画拓片等珍贵书籍。

　　（张芝联） 
　


    
《中法新约》
  　　《中法新约》

　　见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
  　　中法战争

　　1883年12月至1885年4月（光绪九年十一月至十一年二月），由于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而引起的一次战争。第一阶段战场在越南北部；第二阶段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战争双方在军事上互有胜负，由于清朝统治者的腐朽昏庸，最后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人称：“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

　　法国侵略越南与凯觎中国中国与越南山川相连，唇齿相依，自古以来关系密切。19世纪以前法国天主教势力已侵入越南。英法对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法国

　　法国画家笔下的黑旗军士兵

　　开始武力侵占越南南部（南圻，西方人称为交阯支那），使越南南部六省沦为法国殖民地。接着就由西贡出发探测沿湄公河通往中国的航路，在发现湄公河的上游澜沧江不适于航行后，即转向越南北部（北圻，西方人称为东京），企图利用红河作为入侵中国云南的通道。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十月），法国派安邺率军百余人侵袭并攻陷河内及其附近各地。越南国王阮福时请求当时驻扎在中越边境保胜地方（今老街）的中国人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协助抵抗法军侵略。同年12月，黑旗军在河内城郊大败法军，击毙安邺，法军被迫退回越南南部。1874年3月15日，越南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向法国开放红河，并给予法国在越南北部通商等多种权益。1875年5月25日，法国照会清政府，通告该约内容，意在争取清政府的承认，从而排除在历史上形成已久的中国在越南的影响。6月15日清政府复照，对该条约不予承认。

　　1882年3月，法国政府命交阯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4月，侵占河内城砦，进而以兵船溯红河进行侦察，直到河内西北的山西附近。次年3月，又攻占产煤基地鸿基和军事要地南定。越南朝廷一再要求清政府速派军应援。清政府鉴于形势变化，命令滇桂两省当局督饬边外防军扼要进扎，但强调“衅端不可自我而开”。5月19日，刘永福率黑旗军在怀德府纸桥进行决战，李维业及副司令卢眉以下三十余名军官、两百余名士兵被击毙。法军被迫退回河内。法国利用李维业之死，竭力煽动全面的侵越战争，除增援陆军外，成立北越舰队，调兵遣将，积极部署。8月间，法军一面在北越加紧攻击黑旗军，一面以军舰进攻越南中部，直逼越南都城顺化。8月25日，迫使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法国侵略者为实现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及早达到据越南而侵入中国西南的目的，开始以全力来对付中国。中法之间正面冲突的危机日益逼近。

　　中法两国的直接对峙越南向法国屈服的《顺化条约》签订后，中国成为法国占有越南的唯一障碍，法国决定消除这一障碍，立即禁绝了越南与中国的一切关系，并强迫越南撤退包括黑旗军在内的抗法军。于是造成了与中国直接对峙的形势。

　　法国首先想用外交方式达到其目的。9月15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提出一个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即以划出一个狭小的中立区的办法使中国撤出驻越军队，承认法国对整个越南的殖民统治，并向法国开放云南的蛮耗为商埠，为法国打开云南门户。方案为清政府拒绝，谈判毫无结果。这时，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举棋不定，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侵略越南，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达成妥协。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10月25日，法国东京海域分舰队司令孤拔受命为北越法军统帅。12月初，决定向红河三角洲中国军队防地发动攻击。

　　战争的爆发　中法战争是从1883年12月的山西之战开始的。法国的军事行动第一个目标确定为山西。山西的防军主要是黑旗军，同时也有七个营正规的桂军和滇军。法军于14日发起攻击，中国驻军被迫实行了军事抵抗。法军依靠优势的装备，16日占领山西。

　　1884年2月，米乐继孤拔为法军统帅，兵力增至一万六千人，图谋侵犯北宁，筹划给中国军队更大的打击，从而迫使清统治者完全屈服。时清政府在北宁一带驻军约四十营，但由于将帅昏庸、怯懦，互不协调，军纪废弛，兵无斗志。3月12日，法军来攻，北宁失守；19日，太原失陷；4月12日，法军进驻兴化。法国利用军事胜利的形势，对越南和中国都展开了进一步的政治胁迫。6月，法国政府与越南订立最后的保护条约。

　　黑旗军镇守北宁图

　　清廷得悉前线军事挫败的消息后，以撤换大批疆吏廷臣掩饰败绩。全面改组军机处，恭亲王奕䜣等被黜退，以礼亲王世铎代之。贝勒（后为庆亲王）奕劻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而实际大权操在醇亲王奕譞（光绪帝生父）的手中。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举行和谈。5月11日，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约》（又称《李福协定》）。主要内容是：①中国同意法国与越南之间“所有已定与未定各条约”一概不加过问，亦即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②法国约明“应保全助护”中国与越南毗连的边界，中国约明“将所驻北圻各防营即行调回边界”；③中国同意中越边界开放通商，并约明将来与法国议定有关的商约税则时，应使之“于法国商务极为有利”；④本约签订后三个月内双方派代表会议详细条款。17日，福禄诺交给李鸿章一份节略，通告法国已派巴德诺为全权公使来华会议详细条款，并单方面规定在越南北部全境向中国军队原驻地分期“接防”的日期。李鸿章没有肯定同意这个规定，又没有明确反对，亦未上报清朝中央政府。

　　6月23日，法军突然到谅山附近的北黎（中国当时称为观音桥）地区“接防”，无理要求清军立即退回中国境内。中国驻军没有接到撤军命令，要求法军稍事等待，法军恃强前进，开枪打死清军代表，炮击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两日交锋，法军死伤近百人，清军伤亡尤重。这次事件史称“北黎冲突”或“观音桥事变”。法国以此为扩大战争的借口，照会清政府要求通饬驻越军队火速撤退，并赔偿军费两亿五千万法郎（约合白银三千八百万两），并威胁说，法国将占领中国一两个海口当作赔款的抵押。清政府虽然认为这是无理勒索，但仍派两江总督曾国荃于7月下旬在上海与巴德诺谈判，以求解决争端。谈判未有结果，法国重新诉诸武力。

　　法国将战火扩大到中国东南沿海　法国派巴德诺与曾国荃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制造事端，再次挑起战争。从1884年5月《简明条约》签订前后法军攻击基隆起，到1884年8月马尾海战结束为止，为中法战争第二阶段，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越南北部陆上战争也在继续。

　　法国将它在中国和越南的舰队合成远东舰队，任命孤拔为统帅，乘机分别开进福州和基隆，一方面胁迫中国接受法国条件，一方面准备随时发动攻击，占领这些口岸。8月5日，法舰轰击基隆，强行登陆，中国军队在督办台湾事务大臣刘铭传统率下顽强抵抗，使法军不得不退回海上待机再举。随后，法国议会授权政府“使用各种必要方法”使中国屈服，法国政府拟定新条件向中国勒索，要求赔款八千万法郎，十年付清。清政府没有接受。中法外交关系正式破裂。23日，法国以先期驶入福州马江以内的优势兵舰向中国船舰猛烈攻击，中国水师仓卒应战，顷刻间，战舰十一艘或沉或伤，官兵殉难者近八百人。法舰又炮轰马尾船厂（福州船政局），将其击毁，并连日对马尾至海口间的岸防设施大肆破坏后驶出闽江口，集结于马祖澳。

　　自此战火延至中国本土，8月26日，清廷颁发上谕，谴责法国“横索无名兵费，恣意要求”，“先启兵端”，令陆路各军迅速进兵，沿海各地严防法军侵入。这道上谕实际上是对法国侵略者的宣战书。

　　10月初，法舰分头进犯台湾基隆和淡水，刘铭传鉴于兵力不足，放弃基隆，坚守淡水。法军在基隆登陆后，再犯淡水，一度抵滩上陆，但很快被击退。法军占领基隆一隅，无法深入，转而从10月23日起对台湾实行海上封锁。1885年初，法军接连从基隆向台北进攻；法舰骚扰浙江镇海，截击由上海往援福建的五艘中国军舰，在浙江石浦击沉其中两艘。3月底，法军占领澎湖岛及渔翁岛。镇海之战，法舰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奋勇还击，孤拔的座舰也被击中，孤拔身受重伤，6月11日死于澎湖岛。

　　中法战争中广西镇南清军布防图

　　镇南关大捷中法之间的陆上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1884年2月，法军进攻谅山，广西巡抚潘鼎新不战而退。十天以后，法军侵占镇南关（今友谊关），因兵力不足、补给困难，焚关而去，退至文渊（今越南同登）、谅山，伺机再犯。时老将冯子材受命帮办广西关外军务，驰赴镇南关整顿部队，部署战守。得悉法军将犯镇南关，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高七尺、长三里、底宽一丈的长墙，墙外深掘堑壕，筑成了较完整的防御阵地。3月23日，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扑向镇南关，24日越墙进犯，冯子材率士卒冲出墙外，激励将士猛烈搏斗，终将法军击退，遏阻了法军对中国边境的窥伺。清军乘胜追击，连破文渊、谅山，将法军逐至郎甲以南，重伤东部法军统帅尼格里。法军陷入困境。镇南关大捷使清军在中法战争中转败为胜。法军战败的消息传至巴黎后，导致茹费理内阁倒台。（参见彩图插页第114页）

　　中法双方议和　法国发动侵华战争后，各方面围绕和战问题的外交活动和秘密谈判几乎没有停止过。镇南关大捷本来使中国在军事上、外交上都处于有利地位，但清政府在整个中法战争期间，即使在被迫宣战以后，也担心“兵连祸结”会激起“民变”、“兵变”，因此始终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向法国侵略者进行求和活动。李鸿章等人主张“乘胜即收”，把镇南关大捷当作寻求妥协的绝好机

　　中法战争图

　　会，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1885年2月，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清政府同意下，派其僚属英籍中国海关驻伦敦办事处税务司金登干赴巴黎促进中法和议。4月4日，金登干和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在巴黎匆促签订停战协定（《巴黎协定书》）。之后，清政府明令批准李福天津《简明条约》，并下令北越驻军分期撤退回国；法国解除对台湾和北海的封锁。中法战争至此停止，慈禧太后颁发了停战诏令。

　　1885年5月13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6月9日，在天津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共十款，主要内容是：①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②中越陆路交界开放贸易，中国边界内开辟两个通商口岸，“所运货物，进出云南、广西边界应纳各税，照现在通商税则较减”；③日后中国修筑铁路，“应向法国业者之人商办”；④此约签字后六个月内，中法两国派员到中越边界“会同勘定界限”；⑤法军退出台湾、澎湖。11月28日，此条约在北京交换批准。

　　中国在这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懦弱、妥协，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1886～1888年，清政府又被迫与法国签订了《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中法续议商务专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法国又得到很多权益。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以印度支那为基地，长驱直入云南、广西和广州湾，并使之一度变成法国的势力范围。

　　参考书目

　　丁名楠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1。

　　（张振鹍） 
　


    
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

　　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人民军队。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发动清党反共事件后，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的屠杀和镇压，举行了南昌、湘赣边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和其他地方的武装起义，建立了若干工农革命军，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创立革命根据地。192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建立之军队正式定名为红军。1930年后，统称中国工农红军。红军多次打破敌人的一省或数省的“进剿”和“会剿”，逐步探索到一套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到1930年夏，主力红军约七万余人，拥有十多个军的番号，相继组成军团和方面军。这时出现的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调动弱小的红军进攻中心城市，造成了不小的损失。

　　从1930年11月起，各地红军陆续投入了大规模的反“围剿”战争。到1931年9月，朱德、毛泽东领导的红一方面军接连粉碎了敌人对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围剿”，1542至此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基本形成。徐向前、陈昌浩领

　　1932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指战员在福建漳州合影

　　导的红四方面军和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二军团（后与任弼时、萧克领导的红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也多次打破了敌人对鄂豫皖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围剿”。到1931年底，主力红军发展到约十五万人，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接着由于执行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路线，红军遭到严重挫折。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正确指挥下，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但在随后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因“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领导，招致失败，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根据地进行长征。其他的主力红军亦先后撤出根据地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红军战胜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和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克服了无数艰难险阻，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同谢子长、刘志丹领导的陕北红军及先期由鄂豫皖根据地转移来的红二十五军会合。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主力红军由第五次反“围剿”前约三十万人缩小到三万余人。留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梁尚贤）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1934～1936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从长江南北各苏区向陕甘革命根据地（亦称陕甘苏区）的战略转移。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以及敌强我弱，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遭到失败，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同时留下部分红军就地坚持游击战争。8月，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给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探索道路，命令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六军团与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会合，并创建了湘鄂川苏区。

　　10月上旬，中央红军主力各军团分别集结陆续出发，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及直属纵队离开江西瑞金就途。10月21日，中央红军从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新田间突破国民党军第一道封锁线，沿粤赣边、湘粤边、湘桂边西行，至11月15日突破了国民党军第二、三道封锁线。然而博古、李德等领导人一味退却，消极避战，使红军继续处于不利地位。中央军委决定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经浴血奋战，于12月1日渡过湘江（即第四道封锁线），由于连续苦战，红军锐减。12月中旬，抵达湘黔边时，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进入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开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向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地区前进，使红军避免了覆亡的危险。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1月15～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制定了红军尔后的战略方针，从而在最危险的关头挽救了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历史上一个伟大的转折点。3月，组成了实际上以毛泽东为首，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他们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名义指挥红军的行动。

　　遵义会议后，鉴于川敌布防严密，中央红军确定撤离遵义后，在川黔滇边和贵州省内迂回穿插。特别是在四渡赤水的过程中，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随后出敌不意，主力南渡乌江，直逼贵阳，迅即西进，4月下旬以一部在翼侧策应。5月初，抢渡金沙江，摆脱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于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红军顺利通过大凉山彝族区。接着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

　　红四方面军原在川陕根据地，为向川甘边发展，1935年3月28日至4月28日取得强渡嘉陵江战役的重大胜利。然而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等擅自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亦称川陕苏区）向西转移。5月初，共八万余人开始长征，中旬占领了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以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为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将两个方面军混合编为左、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

　　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时的留影

　　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中共中央随右路军跨过草地，抵达班佑、巴西地区。8月底，右路军一部在包座全歼国民党军第四十九师约五千余人，打开了向甘南前进的门户。9月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拒绝执行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并要挟中共中央和右路军南下。毛泽东等于9月10日急率第一、第三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夺取腊子口，突破国民党军渭河封锁线，翻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县城），先期结束了长征。11月21～24日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党中央和红军扎根在陕北奠定了基础。

　　在国民党重兵对鄂豫皖根据地围攻的情况下，红二十五军和鄂豫皖省委按照中共中央指示，于1934年11月从河南罗山县开始西移，在鄂豫陕边建立根据地，粉碎国民党军两次“围剿”。次年7月过陇东，9月与陕甘根据地的第二十六、二十七军会师，合编为第十五军团。第一、三军团到达后，与之合编为红一方面军。

　　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红军二、六军团，于1935年11月从湖南桑植出发，转战湖南、贵州、云南三省，击溃国民党军的拦截，渡过金沙江，经西康、四川，于1936年6月底至甘孜，与张国焘率领的南下受挫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二、六军团合组为二方面军。7月，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在红一方面军接应下，　10月先后在甘肃省会宁县城和静宁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长征结束。（参见彩图插页第134页）

　　红军长征转战十四个省，历经曲折，战胜了重重艰难险阻，保存和锻炼了革命的基干力量，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转移到了西北，为开展抗日战争和发展中国革命事业创造了条件。

　　参考书目

　　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北京，1987。

　　力平、余熙山、志咸：《红军长征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武汉，1986。

　　（曾景忠） 
　


    
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

　　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1921年建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于1949年推翻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的创立与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和工人斗争的新发展，为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奠定了阶级基础。1917年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取得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先进分子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选择改造中国的道路。在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的推动下，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逐步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陈独秀、李大钊等开始酝酿组织中国共产党。1920年8月至1921年上半年，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以及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和侨民中，相继建立起共产主义小组。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受全国五十多名党员的重托，在上海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参见彩图插页第130页）。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规定：①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②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③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④联合第三国际。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和李达分别负责组织和宣传工作。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开展组织和宣传工作，设立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等机构，发动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和群众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民众中的政治影响，并开始对于时局提出正确的主张。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指出中国的出路在于：通过民主革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中国的独立、统一和民主；并进而转入社会主义。1923年6月10～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了实行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同时坚持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共产党人的直接推动和帮助下，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1924年1月，孙中山主持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主张，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主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国共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式，加强对于工农革命运动的组织和领导，努力拓展自己的活动范围。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规模空前的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迅速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有备革命阶级参加的反帝反军阀的大革命风暴。

　　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后，积极帮助国民党建立各地方党部，发展组织，加速国民党革命化的进程。在统一战线内部，联合国民党左派开展了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斗争。在军事上，帮助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组建国民革命军，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推动并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平定商团和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两次征讨军阀陈炯明，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进而与国民党共同进行北伐战争，迅速消灭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占领长江以南的半个中国，取得了重大胜利。北伐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和组织全国民众以各种斗争方式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它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村大革命迅猛发展；支持汉口、九江工人及其他革命群众先后收回两地英租界（见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还于1927年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3月的第三次武装起义一举打败军阀部队，解放上海除租界以外的全部地区，建立起上海市民政权（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然而，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却没有能够领导全党巩固革命的胜利。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方面都缺乏经验，由于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从根本上放弃对统一战线、对农民、特别是对军队的领导权，以致当同盟者国民党内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在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相继发动“四·一二”政变与“七·一五”政变，公开背叛孙中山所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向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突然袭击时，中国共产党无力组织有效的反击，遂使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强大敌人的联合进攻下归于失败。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发生急剧变化。国民党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党，在南京建立起一党专政的国民政府，对全国进行独裁统治。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于1927年8月1日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撤换了他的领导职务，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先后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和其他地区的多次起义。同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经过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城市转入农村。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军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井冈山，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清算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同时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十大政治纲领，其核心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十几个省区发动百余次武装起义，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至1930年，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开辟了大小十余块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朱德等指挥下，多次粉碎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军事“围剿”，并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整套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都取得了很大胜利。

　　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白区，共产党的组织和工人运动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也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左翼文化工作者以左联等组织为核心，开展了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的斗争，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文化革命战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及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号召人民进行抗日反蒋斗争，开展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但是，由于王明推行“左”倾政策，从而丧失了组织全国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有利形势。1933年10月，蒋介石继续举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集一百万大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全面贯彻，造成中央红军反“围剿”的失败，被迫于1934年10月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中央的结果，使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革命力量遭到极大损失，红军从三十万人减少到三万余人，共产党员从三十万人减少到四万人左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使党中央和红军得以转危为安，开始步入它的成熟时期。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甩开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历尽艰难险阻，跋涉两万余里，胜利到达陕北。1936年10月，先后由各革命根据地长征北上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胜利结束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1935年，在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严重关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领导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和由此兴起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主张，在全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派周恩来等赴西安参加谈判，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使国共两党再度合作，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日本侵略者制造“七七”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立即通电号召实行全民族的抗战。8月，中共中央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作为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指针。9月，以国共合作为主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根据国共双方协议，西北红军主力和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八路军和陆军新编第四军，分别开赴华北和华中前线抗击日军。武装深入敌后，发动广大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开展广泛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形成广大的敌后解放区战场，钳制了大量侵华日军，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针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倾向，实行又团结又斗争和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制造的反共摩擦，中国共产党坚决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反“摩擦”斗争，屡次击败顽固派的进攻。1941年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坚持革命原则并执行正确的政策，既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这一大规模的反共活动，又维持了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大局。在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三三制”的民主政权，实行减租减息等民主改革措施；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团结中间阶级，对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进行大量的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接着，领导解放区军民进行顽强的反“扫荡”、反“蚕食”、反“清乡”斗争，开展大生产运动，实行精兵简政。从1942年起，开展整风运动，对全党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使全党统一了认识，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军民，抗击了半数以上的日军和绝大部分伪军，并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人民军队和各抗日根据地。

　　1944年，中国共产党代表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全国各阶层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系统总结党成立二十四年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8月，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对日、伪军发动全面反攻，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相配合，迫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经过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成长为拥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的全国性大党，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

　　全国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关系急剧变化，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历史性抉择。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领导全国人民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团结的道路。1945年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　1946年1月，国民党被迫与中共代表签署停战协定；接着，在重庆举行有各党派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上，通过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五项协议。但不久国民党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于1946年6月底，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挑起了中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内战。

　　中国共产党决心以自卫战争打败国民党的进攻，争取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为此，制定了以建立最广泛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为核心内容的军事原则。战争初期，在人民革命力量暂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领导解放区军民采取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主动撤离一些城市和地方，以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用“小米加步枪”相继粉碎了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对陕甘宁边区及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与人民解放军的胜利相呼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也日趋高涨，形成反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二条战线，使国民党当局陷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整党运动和新式整军运动，有力地推动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在进行革命战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多方面的争取和团结工作，并引导其中的一些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逐步抛弃企图走“中间路线”的幻想。1948年5月，中国共产党在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提出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等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战略决战，至1949年1月，接连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基本上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1949年元旦，中国共产党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针对蒋介石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发表的“求和”声明，1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宣布八项和平条件，作为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拥护。同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全会制定了全国胜利后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并规定了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和主要途径。4月20日，国民党当局拒绝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23日，占领南京，结束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9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北平主持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而斗争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制定并执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以及一系列的具体政策，从而日趋成熟，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长期革命经验形成的适合中国情况的科学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不仅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记录，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同时，实行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加强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陆续解放全国大陆和沿海岛屿，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实现了全国范围（除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香港、澳门外）的国家统一和各族人民的大团结，接收帝国主义在华资产，没收官僚资本，进行土地改革及其他社会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在此基础上，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领导全国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转变，并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书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人民出版社，北京，1987。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北京，1951。

　　郝梦笔、段浩然主编：《中国共产党六十年》，解放军出版社，北京，1984。

　　（覃艺）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郭沫若1928～1930年间流亡日本时，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研究方法为向导，撰写的一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学术专著。全书分为六个部分：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追论及补遗。其中，《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曾发表于《思想》1928年第四期，关于《诗》《书》《易》的研究，曾化名杜衎，在1928年9、10月间《东方杂志》上连载。该书提出商代和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公社制社会，西周为奴隶制社会，春秋战国时代奴隶制已在崩溃的观点。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封面

　　1940年7月18日，作者为纠正过去研究中的失误，又撰写《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一文（收入《十批判书》），提出殷商也是奴隶制社会的观点。该书初版于1930年，上海联合书店印行；以后多次修订重印。1982年人民出版社据1977年重印本编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该书自1930年初版发行以来，在中国学术界独树一帜，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现代中国史学主要流派之一的代表作。（参见彩图插页第144页）

　　（白钢） 
　


    
中国国民党
  　　中国国民党

　　中国主要的政党之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性质和特点有不同的变化。

　　产生　中国国民党是由孙中山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政党演变而来。1894年孙中山组织兴中会，从事革命。1905年以兴中会和黄兴为首的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组成同盟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纲领，由孙中山任总理。同盟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朝政府，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南京临时政府。不久，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妥协，政权落入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手中。同盟会内部分化，1912年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党派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不少官僚政客加入，在参众两院中占多数席位，但党的组织松散无力。孙中山为维护民主共和的成果，于1913年发动了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于1914年在日本召集一部分国民党员组成中华革命党。袁世凯死后，孙中山回国，于1916年7月发出通知准备重组国民党。1917年7月孙中山为反对北洋政府的独裁统治，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广东建立了护法军政府，开展护法斗争。但由于党组织松散，桂系军阀乘机改组军政府，排挤孙中山，造成护法战争失败。五四运动后，孙中山进一步认识到革命政党的重要性，于1919年10月10日正式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新公布的《中国国民党规约》规定以巩固共和，实行三民主义为宗旨。孙中山被举为总理。本部设于上海，下设总支部、支部、分部。总部组织机构设总务部、党务部、财政部，孙中山委居正为总务主任，谢持为党务主任、廖仲恺为财政主任。中国国民党虽然改变了中华革命党的组织方式，但没有一个使政党与群众相结合的组织路线。

　　1920年8月驻在福建的粤军，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回师广东讨伐桂系军阀。孙中山回广州恢复了军政府。1921年4月举行的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成立中华民国政府，继续以护法为号召，颁布了一系列改革吏治和维护人民权利的法令。这个政府的成员以国民党人为主体，但实权操纵在政府内政总长兼陆军总长陈炯明手里。陈宣布粤军集体加入国民党，但实际上反对孙中山的基本政策。由于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松弛，又混进了许多军阀、地主、买办官僚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不能发挥革命作用。当孙中山发动北伐军从粤北进攻江西直系军队时，陈炯明在英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支持唆使下，授命部下叶举等在6月16日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孙中山于8月9日离粤赴沪，至此第二次护法战争彻底失败。孙中山和国民党遭到严重挫折。

　　国民党改组后的发展与变化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总结以往革命的经验教训，开始进行联俄、联共和改组国民党的工作；同时展开军事斗争，集中力量驱逐陈炯明，恢复广东革命政权和革命基地。1922年8月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等人多次访问孙中山，共同商谈“振兴国民党以便进而振兴中国”的问题。9月起孙中山召开一系列有共产党人参加的重要会议，商讨国民党的改组事宜。1923年元旦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并公布党纲、总章，提出一系列革命政策。孙中山与苏联特命全权代表越飞进行会谈后，于1月26日在上海发表《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正式确立了联俄政策。孙中山主张吸收革命分子，欢迎共产党人大批加入国民党；而把混在国民党内的军阀、地主、买办、官僚清除出去。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决议案》，正式决定与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10月苏联政府派鲍罗廷为驻广州代表，随后被孙中山委任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高等顾问。10月24日孙中山委派胡汉民、廖仲恺、谭平山等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改组和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11月6日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党纲和党章草案。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

　　1924年1月20～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大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求得各民族平等；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以平均地权（会后不久孙中山提出实行耕者有其田）和节制资本为中心。大会通过了党纲、党章，并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毛泽东等十人。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党部也大都进行了改组，积极发展组织，开展以工农为主体的国民革命运动。经过改组的国民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资产阶级政党，而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成为当时革命政权和革命战争的核心骨干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参加下，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加强军事建设，筹建革命军队。1924年5月在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　10月设立军校教导团，建立军队政治工作制度，自连以上设立党代表，在此基础上建立了革命军队。经过平定商团叛乱，进行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黄埔军和各地方军统一编成国民革命军。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国民党内的右派势力大肆活动，并于1925年11月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反对三大革命政策，进行分裂党的活动。1926年1月1日至19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重申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处分了西山会议派的主要成员。蒋介石取得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国民革命军总监等要职。但是，他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忌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一起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利用国民党内不同派别的争执和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人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并在5月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对共产党进行种种限制和排挤，致使共产党员被迫辞去他们担任的国民党中央部长的职务。蒋介石先后攫取了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组织部长、军人部长，以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掌握了领导大权。由于蒋介石当时的力量不足，未敢使国共合作彻底破裂，革命仍能继续进行。

　　1926年6月5日，国民党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通过“出师北伐，以扫除军阀，统一全国”议案。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其主力以第四军两个师和叶挺独立团为先锋，偕同第七、第八军，在湖南、湖北工农运动配合下，迅速打败吴佩孚的北洋军，10月攻克武昌。随后国民革命军又在江西和福建击败孙传芳主力。12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3月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坚持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反对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但是正当国民革命军胜利进军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北洋军阀的统治即将垮台时，蒋介石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进行反共清党，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不久汪精卫在武汉也步蒋介石的后尘，于7月15日实行“分共”，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使大革命遭受失败。

　　国民党成为统治全中国的执政党后的蜕变　国共合作破裂后，国民党虽然在口头上还喊着三民主义，但实际上已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它已经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统一战线组织，而蜕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1928年2月3～7日，在蒋介石主持下，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篡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内容，抛弃了革命的三大政策，重新确定国民党的理论纲领，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指导监督”，政府委员人选由中央委员会推举；蒋介石被选举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政治会议主席。经过国民党几个军事实力派联合对奉军的作战，并争取张学良实行东北易帜成功，1928年底实现了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国民党宣称全国进入“训政”时期，公布了《训政纲领》和《国民政府组织法》，改组国民政府，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推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1929年3月15～28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追认《训政纲领》有“法律上确定之效力”，实施国民党一党专政。

　　在国民党“指导监督”下的国民政府，依附于帝国主义，奉行屈辱妥协的对外政策；对内则采取独裁专制的反动政策，扼杀民主自由，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蒋介石的操纵下，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曾作出决议：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国民政府一再发令“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屠杀共产党人、爱国人士和无辜人民。对于与蒋介石争夺权势的各军事实力派，国民政府也先后发令讨伐，其中1930年的蒋阎冯大战延续七个多月，死伤官兵三十余万。蒋介石对于国民党内反对自己独裁统治的政治派别，加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邓演达为首的第三党，以胡汉民、孙科为首的“再造派”，以李济深为首的“生产人民党”等也加以打击和排斥。蒋介石还在国民党内建立以CC系和黄埔系分子为骨干的中统和军统两支特务势力，专事镇压和破坏共产党及革命组织的爱国民主活动，并对付反蒋派系的争夺。

　　国民政府在其统治的初期，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和财政措施，在经济上有缓慢的断断续续的发展。但外国资本发展速度超过民族资本，而且加速发展官僚资本，逐渐形成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主体的官僚资本集团（见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国民党政权将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弃置不顾，没有改革封建土地所有制，农村土地关系继续恶化。

　　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严重时刻，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集团仍然奉行对内镇压和对外妥协的反动政策，集中几十万大军“围剿”红军。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蒋介石命令不抵抗，使东北三省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广大学生和各阶层人民掀起抗日爱国运动，国民党政府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同时，蒋介石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调集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一年鏖战后红军撤离南方根据地进行长征，蒋介石又调集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

　　日本帝国主义于1935年策动华北五省“联合自治”，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对此，1935年11月12～23日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调整内外政策的表示，宣言要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蒋介石仍然企图消灭经过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经中共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答应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共同抗日。1937年2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和共产党重新合作的方针。国民党和共产党代表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国民党向着联共抗日的方向转变，从而初步形成了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准备抗战的自卫方针。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南下进攻上海，严重威胁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之。”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正式达成协议，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军民团结御敌，并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一些反动条例，召开国防会议，承认中国共产党和抗日爱国团体的合法地位。国内出现了民族团结、一致抗日的新气象。

　　在全国军民奋起御敌的推动下，国民党在抗日战争初期采取了积极抗战的方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国民党调动上百万军队，负责正面战场的防御战，以持久消耗战略进行了淞沪、忻口、徐州、武汉四大会战。广大爱国官兵同仇敌忾、英勇作战，阻击了日本侵略军主力，打乱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速战速决的战略计划，为中国的持久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一定贡献。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并在宣言中宣称：“抗战之目的，在于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以救国家民族于垂亡”，“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大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取代抗战初期的国防参议会，由国民党、共产党、其他抗日党派和民主人士两百人组成。大会选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并决定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但大会鼓吹“一个信仰、一个领袖、一个政府”的谬论，表明国民党要坚持一党专政。在实际上，他们始终不肯改革腐败的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坚持独裁统治政策，不让群众积极行动起来参加抗战。他们还幻想并等待英美等国“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之下，一年多时间，华北、华东、华中和沿海的重要地区相继沦陷。国民党军队主力撤到西南和西北地区，而以四川重庆为大本营。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以后，中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并竭力寻找其代理人，以实行“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人，屈从于日本的压力，公开叛国投敌，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傀儡。蒋介石国民党虽继续抗战，但由抗战初期的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消极抗日。1939年1月21～30日，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部署对日继续防御和对部队的整训，同时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全会还决定设立“国防最高委员会”，统一　党政军指挥，由蒋介石任委员长。此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长期进行包围封锁，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941年初发动对新四军的包围袭击，制造了皖南事变，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军民的愤怒谴责和国际舆论的反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得到了美英更多的财政和物资援助。中国派出远征军去缅甸，协同英美盟军作战。中国军民的英勇抗击日本侵略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发起国之一。与此同时，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强化专制统治。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利用政治经济特权，得到迅猛发展。他们垄断货币发行权，对工矿业、交通运输、对外贸易和农业进行控制，牟取大量财富。官僚资本的比重急剧上升，民族工商业受到极严重的排挤和打击，濒临破产。广大人民的生活，因苛捐杂税繁重、法币贬值、物价飞涨而困苦不堪，引起各阶层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1945年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坚持独裁统治、准备内战的路线和政策，蒋介石号召“建立与中共斗争的体系”，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的强烈愿望，拒绝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表示要在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实质上是继续其一党专政。

　　国民党对中国大陆统治的终结　抗日战争胜利之际，国民党鉴于解放区的强大，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不敢立即大规模发动内战。同时，蒋介石还需要时间，把美械装备的中央军从西南大后方运到前线去，部署兵力，抢占战略要地。在发动大规模内战的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邀请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等到重庆谈判。经过双方代表四十三天的磋商，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三天后蒋介石即指挥八十万军队进攻解放区。1946年1月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以及政府改组等协议。但是3月1日在重庆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却推翻政协决议，坚持“军令政令统一”，为发动内战制造舆论。与此同时，国民党派出了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受敌伪资产，大量掠夺人民的财富，化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财产，致使民族工商业倍受摧残。为了取得美援，不惜损害国家主权，与美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和协定。支持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压迫，并且进行横征暴敛，强化保甲制度，强拉壮丁充当炮灰等，激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

　　1946年7月蒋介石及国民党在美国支持下，悍然撕毁《双十协定》、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同年11月悍然在南京召开所谓制宪“国民大会”，制订了“宪法”，宣称要“实施宪政”，实际上仍实行一党独裁统治。国民党军队虽在战争初期占领了解放区的部分城镇和交通线，但有生力量不断被歼，在战争的第一年便在几个战场上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退，被歼一百一十二万人。1947年7月，国民党政府发布“戡乱建国”总动员令，加强了各个方面的内战部署。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反攻下，恨快被迫转入防御地位，在第二年中又被歼一百五十二万人。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消耗了国民党政府的巨大财力，军费开支达到总开支的80％以上，财政赤字达到总开支的90％，造成通货恶性膨胀，后来还发行金圆券以代替法币，限期收兑金银、外币，大量掠夺人民资财，加速了财政经济的全面崩溃。国民党在总崩溃的前夕，仍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于1948年3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李宗仁为正副总统，至1948年6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降至三百六十万，可用于战争的只有一百七十多万，且兵无斗志。1948年1月，国民党内的反蒋人士和爱国民主派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行列。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间，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了辽沈、淮侮、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结果国民党军队被歼一百五十四万余人。蒋介石及国民党赖以发动内战、维护独裁统治的有生力量丧失殆尽。蒋介石被迫于1949年1月21日引退，但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操纵党政军大权。国民党政府以李宗仁为代总统，派出代表与中共代表和谈，但又拒绝在《国共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导致国共和谈破裂。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1日胜利渡过长江，于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解放上海，继而先后解放中南、西北和西南广大地区。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标志着蒋介石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终结。同年12月蒋介石将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往台北。蒋介石退到台湾后，继续沿用“中华民国”的称号，以“反共复国”、“光复大陆”和“三民主义建设台湾”为号召，阻挠祖国统一。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复任“总统”，并继续担任国民党总裁，1975军4月病逝。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88年1月蒋经国逝世后，这个职务由李登辉继任。

　　参考书目

　　荣孟源等：《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北京，　198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江苏古籍出版社，南京，1986。

　　朱建华等：《中国近现代政党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84。

　　（郑则民）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国民党于1924年1月20～30日在广州召开的对党进行全面改组、实现国共合作的会议（参见彩图插页第131页）。由于辛亥革命和以后历次斗争的失败，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

　　孙中山与大会代表步出会场

　　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认真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决定学习俄国革命的经验和方法，改组国民党，以振兴国民党进而振兴国家。从1922年8月起，他采取一系列具体步骤进行准备。1923年10月指派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等五人为改组委员，并设立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筹备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大会代表以地方党部推选和孙中山指派相结合的方法产生，海内外代表共两百人，出席开幕式的代表有一百六十五人。代表中有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瞿秋白、

　　孙中山手书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名单

　　谭平山等二十四人。孙中山以总理身分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组成大会主席团，苏联顾问鲍罗廷也出席了大会。孙中山在报告中，阐明大会主旨是改组国民党成为有力量的政党，以此去改造国家，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为党为国，争取革命成功。他总结了国民党的历史经验，提出改组的组织原则是淘汰不纯分子，吸取革命分子。大会听取了谭平山代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所作的工作报告扣柏文蔚所作的军事报告；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出版及宣传问题案》等议案；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四十一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祖涵等十人，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大会通过了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的具体办法，在保留总理的名义下，强调“国民党之组织原则，当为民主主义的集中制度”。领导机构采取委员制。大会还通过了接受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即反对帝国主义，“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即废除国内的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实行民主政治；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反对“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反对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经过此次大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的基本政策。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的施政纲领，提出了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和实行新三民主义的具体方针。对外政策包括废除清政府及军阀政府同帝国主义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的特权，争取国家独立自主等。对内政策规定各项政治经济制度，以反对封建主义保障民权民生主义的实施，规定“实行普通选举制，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之生活状况，保障劳工团体，并扶助其发展”等等。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改组后的国民党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民主革命联盟。这次大会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具有重大意义，成为新的革命高潮的起点。

　　（郑则民）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1924年1月23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性文件。这个宣言是在孙中山的组织指导下，由国共两党的代表共同制订的，既反映了与会者的集体意志，也体现了孙中山晚年思想的发展。

　　宣言的内容分三部分：①“中国之现状”。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指出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生路”，并对某些错误的和反动的政治流派如立宪派、联省自治派、和平会议派和商人政府派，进行了分折和批判。②“国民党之主义”。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的精神，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关于民族主义，主张“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革命任务。号召各民族共同努力，争取革命成功，废除民族压迫，组织自由平等统一的国家。关于民权主义，主张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实行民主政治。指出国家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得而私也”。表明要发展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共和制度。关于民生主义，其原则，一是平均地权，即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

　　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二是节制资本，即将本国人和外国人在华举办的独占性或规模过大的企业改为国家经营管理，使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计民生；“工人之失业者，国家为之谋救济之道”。在分析农民、工人的状况后提出：“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规定要全力帮助农夫、工人运动，注意吸收农夫、工人参加国民党组织等。③“国民党之政纲”。规定了国民党对外和对内的基本政策。对外提出废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及军阀政府所订立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取消其在华攫取的特权；对军阀政府损害人民利益所借外债不负偿还之责。对内政策规定实施三民主义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如规定“废除以资产为标准之阶级选举”，保障人民集会、结社筹各项自由权利，改良农工劳动者的生活，及其组织团体，“并扶助发展”等。宣言包含了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精神，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因而成为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

　　（郑则民）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革。民革的成立，经历了长期的孕育过程。早在1927年“四·一二”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大革命被破坏以后，国民党内坚持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的爱国民主分子，就同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党内的爱国将领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抵抗政策，坚决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国共第二次合作，反对国民党内部的对日妥协投降倾向。1943年，一部分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酝酿组成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另一部分酝酿组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开展抗日民主活动。1945年秋、1946年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重庆、广州成立，并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参加了反内战、反独裁的活动。1947年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会议在香港举行。1948年1月1日，会议宣布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陈铭枢、柳亚子、蔡廷锴、李章达、陈其瑗、陈劭先、王葆真、朱蕴山、朱学范、郭春涛、李民欣、张文、何公敢、邓初民等被选入民革中央领导机构。民革的成立，使国民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为争取民主革命的胜利而斗争。1948年5月，民革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民革领导人李济深等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民革和民联、民促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了《共同纲领》的制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民革、民联、民促的许多领导人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工作。

　　1948年民革部分领导人在香港集会后合影，

　　前排左起第三人是李济深，第四人为何香凝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二次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决定将民革、民联、民促及其他国民党爱国民主分子进一步统一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联、民促宣告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革成为由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组成的一个民主党派，是它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是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实现中国统一事业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革的历届主席为李济深、何香凝、朱蕴山、王昆仑、屈武。现任名誉主席屈武，主席朱学范。

　　（左步青） 
　


    
中国教育会
  　　中国教育会

　　清末资产阶级教育团体。1902年4月（光绪二十八年三月），由蔡元培、黄宗仰（乌目山僧）、叶瀚（浩吾）、蒋智由（观云）、林獬（广泉）等发起，是年秋冬间正式成立。其间，推蔡元培为会长，设本部于上海泥城桥福源里，并定“置支部于各地”。“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设教育、出版、实业三部，拟集合力量，编订教科书。时驻日公使蔡钧禁止各省私费留日学生学习陆军，率众到使馆请愿的吴敬恒（稚晖）、孙揆均被押解回国。8月13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开会欢迎吴、孙，他们在会上报告东京留学风潮经过。22日，继续开会时提出“此后留学生由中国教育会报送，不归公使主办”，和自设学堂，不必赴日留学。11月14日，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因受校方压迫而集体退学。16日，请求中国教育会协助。21日，开特别会议，决定建立共和学校，由蔡元培任学校总理，吴敬恒为学监，黄炎培、蒋智由、蒋维乔等为义务教员，后定名为爱国学社。不久，又办爱国女学校。此外，常熟支部办有塔后小学，吴江支部创办同里自治学社，吴县创办吴中公学社，杭州创办杭州公学社，还拟设绍兴教育会，规模悉仿爱国学社。会员还为《苏报》撰文，对“振兴学务”、“救国保种”的革命宣传起过作用。1907年该会活动停止。

　　（汤志钧）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

　　1932年北京社会调查所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经济史学刊物。1935年第三卷起改由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出版。以研究经济问题，带动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为宗旨。每年出版一卷两期。自第一卷第一期（1932年11月出版）至第四卷第一期（1936年5月出版）由陶孟和、汤象龙主编。第五卷第一期（1937年3月出版）起改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编辑委员会由朱庆永、谷霁光、吴晗、吴铎、夏鼐、孙毓棠、张荫麟、梁方仲、汤象龙、刘隽、罗尔纲组成。强调注重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的专门研究。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沦陷，社会科学研究所内迁四川南溪。第六卷于1939年6月和12月在昆明出版。自第七卷第一期（1944年6月出版）起，编辑事宜改由社会科学研究所负责，主编陶孟和、梁方仲，重申注重经济史、社会史、政治史方面的专门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后，社会科学研究所迁回南京，出版了第七卷第二期（1946年7月）和第八卷第一期（1949年1月）。此后该刊停办。

　　（魏金玉） 
　


    
《中国历史学年鉴》
  　　《中国历史学年鉴》

　　历史学资料性工具书。1980年2月创办于北京，每年一册。初由三联书店出版，继改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创办初期由林言椒、王庆成、叶青谷等负责编辑。1981年以后由中国史学会编辑，李侃任主编，林言椒任副主编。主要反映中国大陆历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和活动情况，包括一年中史学理论、专题史、各断代史、国别史的研究情况介绍，历史著作、资料书出版的评论，各种专题的学术讨论会、中外学术交流、考古文物发现的消息，历史新书书目和报刊历史论文目录，以及现代已故史学家传记和其他资料附录。学术性、资料性、知识性兼备，出版后颇受海内外史学界人士重视。每册八十至一百万字，分精装和平装两种版本。

　　（潘振平）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

　　梁启超1921～1927年间发表的两部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专著。《中国历史研究法》是1921年梁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的讲稿。内分《史之意义及其范围》、《过去之中国史学界》、《史之改造》、《说史料》、《史料之搜集与鉴别》、《史迹之论次》等六章。阐述史学研究的意义、对象和任务，总结中国过去的史学，分析史料的种类，论述史料的搜集、鉴别和整理的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是1926年10月至1927年5月梁在北京清华学校演讲的讲稿，为《中国历史研究法》的补充，内分《总论》、《分论》两部。《总论》注重理论的说明；《分论》注重专史的研究，尤偏重于各种专史的作法。主张抛弃“因果律”，否定原先承认的历史发展有规律可寻的观点。

　　《中国历史研究法》单行本出版前，曾于1921年11月15日起在《改造》杂志上陆续刊布。1922年1月以《中国文化史稿》第一编为副题，由商务印书馆初版发行，至1947年共印七版，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3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至1947年共印六版，收入《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九十九。1987年9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新标点整理，合印出版。因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在20年代有一定的代表性，两书问世以来，流传颇广，影响甚大，被誉为治国史者的指南针。

　　（曾业英）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促进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进。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其主要创始人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等大多是上海文化教育界的进步知识分子。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就在敌伪统治下坚持抗日救亡斗争。抗战胜利后，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救国总方针，积极投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反对出卖国家主权的爱国民主运动。经过多次酝酿协商，他们发起成立“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现”为其宗旨的政治组织，并定名为中国民主促进会。

　　民进成立后，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件。主要领导人经常在《民主》、《周报》等进步报刊上发表文章，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为了扩大和平民主力量，民进联络和团结了上海六十几个主要群众团体组织，组成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946年6月，民进参与发起组织了上海人民反内战大会。民进领导人马叙伦、雷洁琼还参加了赴南京请愿的和平代表团，在“六·二三下关事件”中被国民党特务暴徒围攻殴打，身受重伤。但中国民主促进会不畏强暴，继续推进爱国民主运动。

　　1948年，中国共产党发出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民进立即表示拥护和响应，主要领导人也先后由上海及香港转入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1949年1月22日，民进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支持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并诚恳表示：“我们希望中国共产党坚强地领导全国人民造成一个新的、美的、快乐的、和平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我们决定一致的合作完成这次革命的任务。”1949年9月，该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了《共同纲领》，为新中国的诞生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进是从事教育、文化、出版、科学和其他工作的知识分子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进中央历届主席为马叙伦、周建人、叶圣陶。现任中央名誉主席为谢冰心，主席为雷洁琼。

　　（左步青）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建。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成员主要是爱国的民族工商企业家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创始人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民建成立后，积极参加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1948年，该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派代表赴解放区参加筹备工作。1949年1月，民建负责人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同其他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早日建立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9月，民建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建确定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是主要由经济界人士以及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为黄炎培，第三届中央委员会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胡厥文，现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为孙起孟。

　　（左步青）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同盟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民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参加的党派有：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后改称民主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及其他人士，推举黄炎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同年10月10日在香港《光明报》发表成立宣言和“十大纲领”。后黄炎培辞去主席职务，推举张澜担任主席。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至此，有“三党三派”之称。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组织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名称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由团体会员制改为个人参加。同年10月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1945年10月，民盟在重庆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规程》，产生了第一届中央委员会，推选张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会议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

　　1946年1月，民盟参加了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议和国共两党和谈的过程中，该盟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力促和谈成功。与此同时，参加和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和广大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优秀盟员李公朴、闻一多、杜斌丞、杨伯恺、于邦齐等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斗争中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见李闻血案）。在反对国民党非法召开“国民大会”的斗争中，民盟与中国共产党行动一致，拒绝出席，并先后把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的青年党和民社党清除出民盟。

　　民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及工作人员合影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该盟地方组织和盟员转入地下斗争；其海外组织积极开展活动，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成立临时总部，公开宣布同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为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5月，民盟与各民主党派一道，通电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3月，民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9月，民盟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以中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民盟历届中央委员会主席为黄炎培、张澜、沈钧儒、杨明轩、史良、胡愈之（代主席）、楚图南。现任主席费孝通，名誉主席楚图南。

　　（左步青）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农工民主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农工党。1927年5月，国民党左派领导人邓演达鉴于武汉中央决心背叛革命，为了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酝酿组织新的政党。1930年8月9日，他在上海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反帝反封建反蒋的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选举了中央干部会，由邓演达任总干事，在华东、华北、华南一些省市开展组织活动和政治活动，准备武装夺取政权。1931年11月底，邓演达被蒋介石派人杀害。为适应“九·一八”以后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该委员会提出了“倒蒋抗日”的行动纲领，先后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抗战和福建人民政府。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首先响应，于同年11月10日在九龙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反蒋联共抗日为总方针，通过了《临时行动纲领》，主张团结全国，对日作战，土地革命，实行民主。推选黄琪翔为总书记。会后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为推动抗日而努力。

　　1941年3月，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盟内的爱国民主力量一起，坚持争取民主宪政、团结抗日的斗争。抗日战争胜利后，积极参加了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爱国民主运动，坚决反对并拒绝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

　　1947年2月3日，在上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易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选举章伯钧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彭泽民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会后，配合解放战争，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和开展军事活动。1948年5月，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农工民主党领导人和其他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人士，联名发表了《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参加了筹备新政协的工作。同年9月，该党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于1949年11月在北京召开了第五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制定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路线。其后，成为主要由医药卫生和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所组成，具有政治联盟的特点，致力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现任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周谷城，中央委员会主席卢嘉锡。

　　（左步青） 
　


    
中国农民银行
  　　中国农民银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其前身是蒋介石于1932年11月为筹集反共军事经费之需要，由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在汉口所设的农村金融救济处。翌年改组，于4月起改名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资本定额一千万元，用军用票与特税（鸦片税）五百万元为基金开业，郭外峰任总经理。总行设汉口，于南昌、芜湖设分行和办事处。由“剿匪”总司令部通令在四省境内发行一角、二角、三角、五角之流通券，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流通。主要业务为农贷、衣仓、抵押土地、农产运销、农村合作社，以高利贷盘剥农民。1934年7月郭外峰病故，徐继庄接任总经理，翌年春以该行业务扩展于全国，陆续设立分行十五处、支行四处，办事处、分理处及农贷所数十处，4月更名中国农民银行，总行由汉口迁至南京。6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国农民银行条例》，经营业务未变。1936年1月增设储蓄部，奉准发行钞票，并积极向川、黔、陕、甘等地发展。翌年3月徐辞职，由叶琢堂继任，孔祥熙任董事长，4月将总行迁沪。各地分支机构增加到八十七处。抗日战争时期，其总行迁渝，1938年资本定额两千万元。1940年由顾翊群接任总经理，并成立信托部，开展有关农业信托业务，曾一度受中央银行委托经营黄金买卖。1942年7月，国民政府实行国家银行专业化后，该行发行业务移交中央银行，并接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央信托局农贷业务，成为当时特许设立的唯一的农业金融机构。1945年该行由孔系转入CC系之手，陈果夫出任董事长，李叔明任总经理。战后迁总行于南京，资本总额增至六千万元，于上海设分行，松江、太仓分设农贷通讯处，全国分行增达二十三处，支行十五处，办事处及分理处两百余处。1949年，各地机构分别为人民政府接管，清理结束。

　　（熊尚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诞生于1927年8月1日。

　　1927年国民党内以蒋介石、汪精卫为首的两集团先后背叛革命，使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教训，从失败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同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革命军两万余人，在江西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见南昌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简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9月11日，毛泽东等领导的由农民、工人和革命官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后到井冈山地区，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及优待俘虏等政策。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官兵举行广州起义。至次年6月，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了海陆丰、洪湖、黄麻、弋横、湘南、桑植、渭华等地区的近百次起义。以后又领导了平江、左右江和其他起义。1928年4月，毛泽东率部接应朱德、陈毅带领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到井冈山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同年5月，各地起义建立的武装陆续称为红军。1929年初，红四军进军赣南、闽西，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12月，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1930年后，各地红军均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到1933年，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约三十万人，创建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许多块革命根据地（亦称苏区），并多次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会剿”和“围剿”。后来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战略指导，中央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围剿”，于1934年10月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湘鄂西、鄂豫皖等地红军主力，也先后被迫撤出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1935年1月遵义会议后，红军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战胜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追击堵截，三大主力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省会宁和静宁将台堡地区会师，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于8月25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彭德怀改称正、副总司令），辖——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10月，坚持在南方八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辖四个支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先后创建了陕甘宁边区等十八个抗日民主根据地，深入敌后战场，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八年抗战中，同日伪军作战十二万五千余次，毙伤俘日伪军一百七十一万四千余人，并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多次反共摩擦，在十九个省、区内形成了拥有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和一亿二千万人口的解放区，部队发展到一百三十余万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为独占胜利果实，蓄谋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竭力争取和平民主，同时调整战略部署，对部队进行整编，编组了野战兵团，并划分了战略区，组建了军区和野战军。全部野战军约六十万人，地方军六十余万人，民兵二百二十余万人。在此期间，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队的挑衅和进攻进行了坚决自卫还击。6月下旬，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以重兵进攻中原解放区，接着将战火扩展到其他解放区，挑起全面内战。人民解放军进行自卫反击，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此后，各解放区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通过一年的积极防御作战，相继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对陕北、山东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底，以主力出击外线，挺进中原为起点，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和进攻。1948年9月开始，与国民党军进行战略决战，先后发起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大量精锐部队，解放了东北、华北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四百万人。为适应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48年冬全军统一编制序列和部队番号。1949年春部队整编：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华北军区的三个兵团，连同由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的铁道兵团，直属解放军总部指挥。原有的五个一级军区除中原军区同第四野战军合并成华中军区外，西北、东北、华北、华东军区不变。4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3日解放南京，5月17日解放武汉，27日解放上海。随后各野战军分别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进军，追剿残存的国民党军。至1950年5月，结束大规模军事行动。在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八百零七万人，解放了全国大陆（1951年5月和平解放西藏）和大部分岛屿，人民解放军发展到五百三十余万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实现祖国统一，抵制外来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任务，取得了保卫边防、海防、空防作战的胜利。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同时，不断加强自身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由单一军种逐步发展成为一支由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等诸军兵种合成的强大军队，并组建了国防科工委，创建了各类军事院校和科研单位等。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981年6月，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领导人民解放军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1985年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作出在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并决定人民解放军减员一百万，同时部队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人民解放军还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1988年，颁布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89年11月，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同意邓小平辞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职务，决定江泽民为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杨尚昆为第一副主席，刘华清为副主席，杨白冰为秘书长。1990年4月，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接受邓小平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主席，经军委主席提名，决定杨尚昆、刘华清为副主席。

　　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一定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将一贯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永远是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成为保卫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刘培一）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分别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进军，对残余国民党军进行远距离追击围歼的战略行动。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解放军开始渡江作战，解放南京、上海等地。渡江战役后，国民党尚有残余部队一百五十万人，分布在大陆广大地区以及沿海岛屿。中共中央指示人民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向一切尚被国民党军占领的地方进军，同时提出以政治解决作为战斗解决的辅助方式，加速战争的进程。中央军委依据全国战场的形势，统一区分部署了进军方向和作战任务。

　　东南地区，第三野战军一部于1949年7月上旬进军福建，经两个半月作战，歼敌十万余人，解放了除金门、马祖等岛屿外的福建全省。浙东地区解放后，三野另一部渡海作战，至1950年5月解放了舟山群岛等一批岛屿。

　　中南地区，第四野战军附二野一部于1949年6月底自武汉、南昌等地南下，进军鄂、湘、赣各省。国民党湖南省主席程潜，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于8月在长沙率部起义。南进解放军于9月中旬分三路迂回追击白崇禧、余汉谋集团，于10月14日解放广州，11月22日解放桂林，12月4日解放南宁，先后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余万。1950年4月，四野一部在琼崖纵队接应下渡海占领海南岛，中南全境解放。西南地区，第二野战军附四野一部于1949年9月初从芜湖、上饶等地出发，11月分路向贵州、川南进军，解放贵阳、重庆。12月上旬，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西康省主席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部起义。入川部队向成都急进，形成袋形包围，守军五个兵团相继起义，成都解放。胡宗南集团及川境其他部队除起义外，全被消灭。1950年初，解放军进军滇南，先后解放西昌、昌都。二野进军西南，共歼灭国民党军九十余万人。1951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西藏和平解放。西北地区，第一野战军于1949年6月结束陕中战役后，采取抗马（马步芳、马鸿逵）打胡（胡宗南）、先胡后马的方针，挥师西进。7月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部四个军，并解放宝鸡。然后乘胜分路向甘肃、青海、宁夏进军，追歼“二马”，相继解放兰州、西宁、银川等地。一野主力继续向河西走廊挺进，先头部队9月底抵达新疆边境。9月下旬，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新疆省主席包尔汉宣布起义。1950年3月，解放军进驻全疆。一野经半年作战，歼灭国民党军三十余万人，解放了西北全境。各路解放大军在进军中克服了重重困难，英勇善战，歼灭了大陆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辽阔的国土，完成了统一祖国大陆的伟大事业。

　　（邵维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的政治宣言。亦称《双十宣言》。毛泽东起草，朱德、彭德怀署名。刊于当日《人民日报》，后收入《毛泽东选集》。

　　1947年7月，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转入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为了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加倍努力夺取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重申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目的“是为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解放”，并提出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惩办内战罪犯；实行人民民主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废除封建剥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承认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废除一切卖国条约等八项基本政策。

　　《宣言》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阶段的基本任务和奋斗目标，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愿望。

　　（齐福霖）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广泛代表性的爱国统一战线组织。简称“政协”。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发布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中，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对于政治协商会议，后来称之为新政治协商会议，是为了区别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正式成立。9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把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1949年9月21～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六百三十四人，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界民主人士、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27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并决议以北京为首都，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以五星红旗为国旗。29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少数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并规定了政权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化教育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总原则。30日，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并选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五十六人。会议还选出一百八十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并推举毛泽东为政协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上，新当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其他副主席登上主席台

　　会议最后一致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郑重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政协全体会议闭幕后，设立政协全国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政协会务，召集全国委员会会议。在全国各地亦设立政协地方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195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就不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此后，政协是团结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和群众生活的重要问题进行协商，并发挥民主监督的作用。

　　（齐福霖）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中国经济史学科专业杂志。1982年5月创刊，由厦门大学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每年四期（首年仅出三期）。1988年起，改由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主办。该刊创始人是中国社会经济史学家傅衣凌，1982～1984年任主编。1985年起，由杨国桢任主编。韩国磐、陈诗启任顾问。该刊以刊登中国社会经济史理论研究和专题研究论文为主，也发表一些罕见的或新发现的史料和调查报告、中外史坛动态及书评。每年均有一定篇幅刊载外国学者的来稿。创刊以来到1988年，发表了四百多篇文章，体现了从经济剖析社会，从社会剖析经济的社会经济史学风格和注重发掘民间文献和区域研究、细部研究的学术特色，受到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夏历）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

　　1930年5月20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团体。简称“社联”。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一个翻译、研究、宣传和出版发行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著作的社会科学运动热潮。为了加强对这一新兴运动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决定建立社会科学界的统一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5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在上海举行成立大会，邓初民、吴黎平等三十余人出席，推举宁敦伍为主席。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宣布其任务为：①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促进中国革命；②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③批驳一切非马克思主义思想；④领导新兴社会科学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⑤参加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社联”最高权力机关为全体会员大会，由会员大会推举执行委员会。内设党团组织，首由朱镜我任书记。其上级领导机关为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先后成立分盟组织的有北平（今北京）、广州、日本东京等地。

　　“社联”除创办机关刊物《社会科学战线》外，先后创办了由会员柯柏年、王学文、许涤新、何干之等人分任主编的《研究》、《新思潮》、《社会现象》、《时代论坛》等刊物。并由吴黎平、杨贤江、李一氓、艾思奇等人翻译出版和编写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与《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论文选译》和《哲学讲话》（即后来出版的《大众哲学》）等著作。还开展书报评论，推荐优秀的社会科学著作，介绍正确的学习研究方法；撰文著书和利用大中学校、假期补习班等讲坛宣传马克思主义，批驳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论。

　　社联培养了大批有造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1936年，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空前高涨，多数会员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参加了各界救国会的工作，社联自行宣布解散。

　　（曾业英）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要研究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至1949年间中国历史的国家专业研究机构。1950年5月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正式创建。初属中国科学院。1954年至1959年一度称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改称现名。

　　中国历史学家范文澜是近代史研究所创建者、第一任所长。1978年后，刘大年任所长，黎澍、李新等任副所长。1982年余绳武任所长，李宗一等任副所长。1988年王庆成任所长，张海鹏、张友坤等任副所长。

　　该所初建时人数不多，60年代发展到一百五十人。“文化大革命”中工作被迫停顿。1978年后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人员扩充至两百余人。现有专业人员一百五十五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有七十多人。50年代，研究工作主要围绕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进行。1978年前，所内基本研究单位为研究组，设置多次变更。1978年后，改组为研究室，至1988年，设有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中华民国史、现代史、中国通史、国外史学动态等研究室及《近代史资料》编辑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图书资料室藏书五十万册，以收藏近代报刊及档案资料最具特色。

　　近代史研究所结合国家、社会和学科发展的需要确定研究课题，同时鼓励学者根据个人专长选题进行研究。大型研究项目采取分工合作的集体写书方式。重点研究项目有：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史、十九世纪香港史、沙俄侵华史、中苏国家关系史、1937～1949年的中美关系、中国近代史学理论的发展、近代中国华北农村社会经济研究、清末新政与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中国通史等，主持编纂的大型资料书有《太平天国资料续编》、《中法战争资料续编》、《北洋军阀统治时期资料丛刊》、《中俄关系史料丛刊》等。以上项目中，《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稿》、《中华民国史》、《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已有部分或大部分成果出版。个人著作及编、译的书籍甚多，不备列。

　　该所主办的学术刊物有《近代史研究》双月刊。此外，还定期连续出版《近代史资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创刊于1979年，是史学界较有影响的专门学术刊物之一。《近代史资料》创刊于1954年，至1988年已出版七十期，刊载了大量珍贵史料。《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创刊于1980年，至1988年已出版十二辑，以翻译介绍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论文为主。

　　（冠伟）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主要研究1840年前中国历史的专业学术机构。由原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和第二所合并而成。中国科学院第一所、第二所成立于1954年。第一所主要研究对象为中国的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魏晋南北朝以前封建社会的历史，所长由郭沫若兼任，尹达任副所长。第二所主要研究隋唐以后到1840年（清道光二十年）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所长由陈垣兼任，副所长为侯外庐、向达、熊德基。1958年，合并为历史研究所，所长仍由郭沫若兼任，尹达、侯外庐、熊德基任副所长。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历史研究所成为社会科学院的下属机构之一。侯外庐任所长，尹达、梁寒冰、熊德基、林甘泉任副所长。1982年，所长为林甘泉，副所长为李学勤、陈高华、周年昌。1988年起，所长为陈高华，副所长为周年昌、李祖德、张弓。现有专业人员一百七十四人，其中高级研究人员八十八人。

　　历史研究所现设先秦史室、秦汉史室、魏晋隋唐史室、宋辽金元史室、明史室、清史室、思想史室、中外关系史室、史学史室、历史地理室、服饰史室。在魏晋隋唐史室设敦煌文书研究组，明史室设明清徽州土地文书研究组，史学史室设西方史学研究组。该所还设《中国史研究》季刊、《中国史研究动态》两个杂志编辑部及中国历史大辞典编写组。《中国史研究》是刊载中国古代史研究成果的专门性学术刊物，《动态》反映中外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信息和文章。图书馆拥有各类图书杂志六十二万册，其中善本书有一千多部，两万余册。在藏书中有已故明清史专家谢国桢的赠书，包括线装古籍近一万册，碑帖、画像石、古砖、瓦当拓片一千二百多种。古籍中以明清杂史、笔记、小说占多数。馆藏线装古籍包括经、史、子、集、丛等部类，基本能满足古代史研究工作的需要。馆藏的徽州地区文书、契约和簿册，有官方和私人两类，是一宗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

　　该所目前主要进行中国古代经济史断代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研究，中国历史文物图集、中国古代服饰图录、徽州文书、敦煌文书的整理与研究等重要课题，这些项目都是国家和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在深入研究基础上，该所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其中《甲骨文合集》、《中国史稿》、《中国思想通史》、《宋明理学史》、《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深受国内外史学界的重视。

　　（刘景莲）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
  　　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

　　中国文化思想界20世纪30年代初就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等问题展开的论战。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形势的发展要求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有较为透彻的了解，以解决中国革命的若干理论和实践问题，为此，导致了这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

　　此次论战开始于1930年，延续了几年时间。论战一方以王学文、潘东周、刘梦云（张闻天）、李一氓、吴黎平（吴亮平）、杜鲁人（何干之）等为代表，因主要在《新思潮》杂志发表文章，故名“新思潮派”。另一方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以严灵峰、任曙等为代表，因文章多登于《动力》杂志，故名“动力派”；另一部分以陶希圣、周佛海等为代表，因文章多发表于《新生命》月刊，故名“新生命派”。

　　论战的焦点是当时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思潮派”认为，帝国主义入侵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也维护着封建生产关系，中国社会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动力派”否定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认为帝国主义入侵破坏了封建经济，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新生命派”同样是否定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论战的结果，更多的人接受了“新思潮派”的观点。这对革命者检讨革命失败的原因，明确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等基本问题都起了重要作用。

　　继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之后，1932～1933年期间，又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论战的问题主要有三：①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争论的焦点是：什么是“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是否经历过这样的阶段？②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③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及其发生、发展和没落的过程问题。其实质是：中国历史的发展是否与人类一般的历史发展规律基本相同，马克思主义是否适用于中国。进步的历史学家以具有创见的论著对这场争论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郭沫若在研究大量卜辞金石文字等文献和考古学资料的基础上，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肯定西周是中国的奴隶制时代，春秋到鸦片战争是封建制时代。吕振羽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对殷代的奴隶制社会及其以前的原始社会作了有意义的探讨，他肯定秦汉以后是封建制时代，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些问题的争论没有形成统一认识。直到80年代，历史学界仍在进行激烈的争论。但争论的性质已迥然不同，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是和关系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的政治论战紧密交织在一起的；80年代则是从学术上进行科学的研讨。

　　（汪朝光） 
　


    
中国史学会
  　　中国史学会

　　中国历史学工作者的群众性学术团体。1950年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提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发扬学术民主，以促进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成立以来，举办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推动历史知识的普及工作并编印与本会任务有关的出版物。

　　中国史学会首任会长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会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活动，1980年恢复活动，同年10月召开中国史学界第二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邓广铭、白寿彝、刘大年、郑天挺、周谷城组成的主席团，梁寒冰任秘书长。1983年4月举行中国史学界第三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刘大年、吴于廑、林甘泉、胡绳、戴逸组成的主席团，李侃任秘书长。1988年7月举行中国史学界第四次代表大会，选举戴逸为会长，丁伟志、李侃、张岂之、张椿年、金冲及、齐世荣为副会长，王庆成任秘书长。

　　50～60年代，中国史学会组织一批历史学家编辑出版了一部由十二个专题组成的、大型多卷本《中国近代史资料丛书》，对推进中国近代史研究、培养科研、教学人才起了重要的作用。1981年，与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合作，举办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1983年举行学术年会，讨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科学；历史遗产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1984年举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6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4年与中国出版者协会联合举办评选爱国主义优秀通俗历史读物活动。1978年12月以来，全国出版了有关爱国主义通俗历史读物近两千种。这次获奖的二十八种，是专家们在五十三家出版社推荐的两百三十三种中，认真评选出来的。1985年与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合作，举办林则徐诞辰20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6年与浙江省政协等单位联合举办纪念章太炎逝世50周年学术讨论会。1987年与北京市历史学会联合举办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爆发50周年学术讨论会。

　　在国际交往方面，1980年8月中国史学会以非正式会员应邀派出代表团出席在罗马尼亚举行的第15届世界历史学家大会。1982年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接纳中国史学会为该会会员。1984年7月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秘书长、法国著名学者埃莱娜·阿维勒教授应中国史学会邀请访华，同中国史学界进行学术交流，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1985年8月派出代表团出席在联邦德国举行的第十六届世界历史学家大会。这次大会的主题之一是世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提交了专门为这次大会撰写出版的论文集。1987年7月派代表团出席了在日本举行的“卢沟桥事变50周年日中学术讨论会”。

　　中国史学会的出版物有：《中国历史学年鉴》，自1980年起每年出版一册、九十万字左右，主要栏目有史学研究，新书选介，史学界动态，考古文物新发现，研究、教学机构简介，已故历史学家介绍，中外学术交流简讯等。内容较丰富，信息量较大，得到国内外学者的较高评价。《史学情报》（季刊）每期十四万字，是《中国历史学年鉴》的辅助性刊物。主要栏目有文摘、学术动态、国内外书讯等；1982年创刊，共出版二十八期，1988年停刊。

　　（王玉璞）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史

　　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中国史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段落。

　　古代史学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包括先秦、秦汉至唐初、中唐至乾嘉三个时期。

　　先秦时期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如，孟子“言必称尧、舜”，提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等观点。商鞅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为变法造舆论。邹衍讲历史，驰骋想象，大大扩展时空概念，并提出了“五德终始”说，以投合君主专制的需要。李斯以秦史论秦政，韩非的“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以及是今非古论，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的影响。

　　秦汉至唐初时期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宗旨，开创了综合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等于一书的纪传体通史体例。《史记》一百三十卷、五十二万余字，记事起于传说时期的黄帝，迄于汉武帝刘彻，跨朝越代首尾三千余年。班固编写了《汉书》一百卷，八十万字，“文赡而事详”，仅记述西汉一代史事，开创了纪传体断代史的先例。《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　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其中除《史记》外，皆是以朝代为断限的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的形成经过了二千年，前后变化很大，水平不一，但这套史书，仍是今天研究中国长期封建社会历史的主要依据。

　　与正史相对应的史书是野史、杂史和别史。野史、杂史、别史的共同特点是成于私人之手而非官修，故又称“私史”。三者又有所不同。野史体例不一，或编年，或纪传，或杂记一代史事，其内容多奇闻异事、闾巷风俗、统治者的秘事，故往往被封建王朝视为禁书；杂史体例一般是只记一事始末、一时见闻或一家私记；别史内容往往限于杂记历代或一代史事。野史、杂史、别史虽有史实不确之弊，但往往亦可补正史之阙遗，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杜佑著《通典》，旨在“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强调人事应当适应时势，“随时立制，遇弊则变”。

　　《通典》中华书局校点本

　　《通典》内封

　　《文献通考》目录

　　全书两百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自上古叙到唐中叶，是中国第一部典制通史。

　　郑樵所撰《通志》二百卷，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二十略占全书四分之一，是全书的精华。郑樵主张“会通”，即“会”各种学术文化，“通”古今之变。他提倡“实学”，强调“核实”，反对任情褒贬，指斥五行相应说。

　　马端临所撰的《文献通考》，是继《通典》之后又一部典制通史。全书三百四十八卷，分为二十四考，自上古叙至宋嘉定末，分类较细，内容丰富。但马端临旨在通古今的典制，而不涉时政。因以汇集考核典制为特点，故以后凡与此同类之书均称通考。

　　上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既是《通鉴》的一个支流，又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

　　中唐以来，出现了不少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等等。虽然唐之前已产生一些专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后才有所发展。

　　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见《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论史几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上有一定贡献。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十七史商榷》目录

　　《廿二史劄记校证》封面

　　顾炎武的文集中有一些出色的史论与政治结合的文章。他针对明代空言心性而讲究考据，但考据只是作为手段。其代表作《日知录》，考古而证今，目的仍在经世致用。

　　黄宗羲除《明儒学案》等学术史专著外，还著有史论专著《明夷待访录》。这部书尖锐地批判封建政体的腐败，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缺点，主张对君权严加限制。王夫之提出了“理势合一”和“趋时更新”的进步历史观，又强调以史为鉴，以“求治之资”。他的代表作《读通鉴论》和《宋论》，往往以辩证的思想评论历史，史论中寓有政论。

　　明清之际史学著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唐甄的《潜书》等。

　　清朝统治者强化封建专制、笼络知识分子，大量地编书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为其统治服务。不少学者钻进考据圈子里去。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但当时史学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论理，考史之功虽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代表，而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历史考据的最高水平，《札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不及钱赵二家。

　　中唐以来，有关史学的议论不断出现。韩愈、柳宗元、欧阳修、万斯同等评论史官修史之利弊，宋人议论史学中义理与史实孰重，明末学者评论明代史学与学风。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要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与《文史通义》。清朝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评论古代各种史书体例和得失，提倡历史考证，抬高本朝官修史书，鼓吹“归正斥邪”。意图在于以官史压私史，以官方评论左右舆论，诱导学者好古而不问今，以加强其思想文化专制。史学理论家章学诚所著《文史通义》，对古代史学作了尖锐批评，提出了自己的史学见解。他既反对“务考索”，又反对“腾空言”，并讥刺官史之弊端。他在史学理论上，提出了“史学所以经世”，史贵于“义”，史文“质以传真”，志为史体等看法，推崇独断与家学，强调“史德”，在史学理论方面作出了中国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建树。

　　近代史学史　中国近代史学史，包括鸦片战争至1949年之间，又可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近代前期面对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的民族危机，近代学者及史学家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等思想武器，讲究“经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国史，兴起了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龚自珍批判“衰世”，主张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实开一代新的学风。魏源重在研究当代史，编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寻求反抗侵略、变法图强的办法。有些学者深感民族危机，注意研究边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这时西方史学著作也传来中国。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唐才常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否定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史观，大力宣传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是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尤为用力。他的理论根据是其历史进化观，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所阐述的“公羊三世说”。但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和革命，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陈天华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之必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作用。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常常引证和论述一些历史事实，以宣传革命学说。

　　这时的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当时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旧史学已日益受到冲击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活跃起来。

　　旧史学指编撰史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仍属陈旧格调，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学。如仍然编纂清朝实录，甚至入民国后在编修《清史稿》时，借歌颂“大清”，诋毁革命。这种史学，在“五四”以后未完全绝迹。

　　新史学主要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具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资产阶级史学。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等都对封建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梁启超还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以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对提创新史学起了作用。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与《新史学》两文，指出封建的旧史学有“四弊”（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铺叙而不能别裁；因袭而不能创作）；批判旧史学的封建性与保守性；同时提出新史学的任务，在于“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史书应当“为国民而作”。章太炎对旧学有很深的造诣，最早倡言编写新的中国通史，并拟出了通史体例。他在《致梁启超书》中提到写通史的主旨，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为主”，“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为主”，惜未能完成新编中国通史的工作。夏曾佑用章节体和浅显的文字撰写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后改称《中国古代史》），是中国第一部新式的历史教科书。其史观主要是历史进化论，以及文化史观和英雄史观。20世纪初的方兴未艾的新史学，虽然各家著作中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有高低优劣之分，但比之封建性的旧史学，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出了进步性和优越性。近代后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中国史学中存在着两种历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包括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两种史观的斗争，促使中国史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逐步走向科学化。五四运动以后，唯物史观伴随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在中国传播开来。李大利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要论”等课程，发表了不少史学论文，出版了重要的史学论著《史学要论》。在其论著中，李大钊阐释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与人生观的重要意义，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初的奠基人。此外，蔡和森亦写成中国第一部用唯物史观和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发展史《社会进化史》。这个时期，西方资产阶级的史学理论和方法也介绍进来，如何炳松讲授和翻译了鲁宾逊的《新史学》。梁启超晚年致力于史学，讲授并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论述了中国政治史和清代学术史。梁启超的学风失于浅尝多变，晚年关于史学的议论，甚至有倒退到以前所抨击的封建史学“四弊”的倾向。胡适把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用于历史学，反对马克思主义及唯物史观，认为“历史是一个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任你怎样擦抹和装饰”。在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的严峻形势下，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论战，其实质是，是否承认马克思主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论战才告休止。在抗战时期及战后，很多进步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运用唯物史观，对种种唯心史观如“民主史观”及“意志哲学”等，进行了严正的批判。他们写出了一些历史科学专著，也注意到历史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如翦伯赞的《历史哲学教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时，毛泽东发表了很多关于史学工作和中国历史的言论。他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他还提出了研究历史的正确态度与方法，强调对待历史遗产要批判地继承。

　　“五四”以后，中国史学在资料搜集、整理、刊布与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自20世纪初以来，陆续发现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史料，经过整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这些史料包括：①考古学方面发现了“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等；②自发现甲骨文以来，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郭沫若等作了深入研究，商代历史以从来所未知晓的崭新面貌出现；③汉晋竹木简的发现，为当时边疆的开发、军事的设施、民族关系与中外关系等，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珍贵史料；④敦煌宝藏的发现——几万卷写本和大量壁画、雕塑等，为中古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提供了丰富多采的历史资料。此外还有明清档案的整理，太平天国史料的发现，等等。这些都是近代史学中意义重大、成绩卓著的工作。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昔日以帝王将相和某些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开始扩大到研究社会各方面，撰写的史书有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史和专题论著。论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节体的著述和专篇的论文。同时出现不少专门性的历史刊物，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学的学报等。这些成绩，很多都为以后史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蒋廷黻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王国维在文学和史学方面，都有精湛造诣。他治史的特点，是把新发现的史料与古籍记载结合起来，以考证古史，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他十分重视和大力整理新发现的材料，并以甲骨文、金文、汉晋简牍、敦煌遗书等印证和解释古史，使新史料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了作用，为古史研究开拓了一条新的途径。在先秦史与甲骨文字的阐释方面，贡献尤为突出。但他的“二重证据法”限于“以事实决事实”的实证法，不作理论阐释。他的学术论著主要结集为《观堂集林》。

　　陈寅恪学识渊博，思想敏锐，通晓多种东西方文字，治学严谨，很有史识。他重视民族与文化史的研究，治史强调通识，把握民族与文化史的发展变化，每用相反相成的思想说明问题，具有朴素的辩证法。他注意史料真中有伪、伪中存真的特点和诗文的史料价值，善于以史注诗文和以诗文证史，著有《秦妇吟校笺》、《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除隋唐史方面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之外，在魏晋南北朝史、中国佛教史、蒙古史、敦煌学等领域，都有不少精辟论述，起了开创的作用。

　　陈垣在中国宗教史和历史文献学方面有很大贡献，著作很多。有关于古代几种外国宗教传入中国的研究《古教四考》，以及与宗教有关的《元西域人华化考》等。这些著作填补了中国古代宗教史的空白。关于佛教史和道教史，他也留下了极为有用、裨益后人的著作。在历史文献学方面，有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方面的专著。《通鉴胡注表微》则是以考史形式寄托爱国热情。他治史重史源，讲类例即分类列举之法，优点是条理清晰，缺点在平列事例，不利于历史地分析问题。

　　顾颉刚最先以“疑古”著称，所编著的《古史辨》是以此观点考辨古史的集体著作。他以疑古为手段而以考信为目的，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对一些古史的荒谬传说起了廓清作用。他对历史地理也有研究倡导之功，创办了《禹贡》半月刊，同时也重视少数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的研究。

　　不少学者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在通史、断代史、专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邓之诚撰写的《中华二千年史》，以王朝为序，叙述各朝政治经济文化因革递嬗之迹，是一部具有通识的力著。周谷城的《中国通史》、岑仲勉的《隋唐史》、郑天挺的《清史探微》、孙毓棠的《中国古代经济史论丛》，皆各具特色，不同程度地填补了中国历史研究的空白。

　　由于唯物史观的广泛传播，涌现出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史学界产生影响。郭沫若自1928年旅居日本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史和古代文献，在史学上不断地辛勤著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写出了第一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后又写了《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在文献学方面，运用唯物辩证法对甲骨文和金文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并利用甲骨文和金文研究中国古代史，取得显著成就。

　　在30、40年代，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范书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地研究和叙述中国古代史的名作，在历史思想和编撰方法上很有特色，夹叙夹议，文字简洁，深受读者欢迎。在社会史方面，吕振羽写了《中国社会史诸问题》等著作，邓初民写了《社会史简明教程》（后改称《社会进化史纲》）和《中国社会史教程》，侯外庐写了《中国古代社会史》（后改称《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何干之写了《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等等。在思想史方面，吕振羽首先著有《中国政治思想史》；侯外庐建树最多，著有《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等；郭沫若、杜国庠等也有关于思想史的著作。在近代史方面，有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上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著作问世。范书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在占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叙述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过程，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指出中国人民与统治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热情地歌颂了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标志着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道路。胡书是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史专著中的代表作，阐述了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中国人民与中国反动势力对待帝国主义的不同态度。这个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具有两个鲜明的特点：一是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占有材料，总结中国历史；二是为革命而从事历史研究和著述，也就是贯彻了史学的科学性和现实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史学工作者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严谨学风，不断开拓进取，虽然先后经历了形而上学的极“左”思潮、教条主义、狭隘地“为政治服务”以及影射史学等的干扰，中国历史学仍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史学论著、发掘和鉴定史料、考古、对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无论是数量和质量，广度和深度，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是旧中国史学界所做不到的。

　　参考书目

　　尹达主编：《中国史学发展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85。

　　白寿彝：《中国史学史》第1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施丁：《中国史学简史》，中州古籍出版社，郑州，1987。

　　（施丁） 
　


    
《中国史研究》
  　　《中国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季刊。1979年2月由林甘泉主持创刊。该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问题，坚持历史学的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提倡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鼓励和支持创造性的理论探索及不同学派、不同学术观点的自由讨论，以促进历史学的繁荣和发展。该刊内容包括：史学理论的探讨，重要史实的考辨，历史人物的评价，史学论著评介等。创刊以来，以其严谨的风格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编辑人员有：李祖德、彭卫、杜婉言、许敏、席康元。

　　（曲鸣丽） 
　


    
《中国通史简编》
  　　《中国通史简编》

　　范文澜1940～1942年在陕西延安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和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期间，组织撰写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叙述中国历史的著作。

　　《中国历史简编》初出上、中两册，上册叙述上古到五代的历史，中册叙述宋、辽至清代中叶的历史。其取材与观点，都不同于一切旧史书，不同之处有以下五点：①肯定历史的主人是劳动人民，否定旧史书以帝王将相为主人的观点。②按照一般社会发展规律，划分中国历史的段落。③分封建社会为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从西周起到秦统一为初级封建社会；自秦到南北朝为封建社会第二阶段；隋唐到鸦片战争为封建社会第三阶段。④重点写统治阶级压迫农民、农民被迫起义以及民族英雄与人民群众英勇抵抗外族入侵，说明中国人民具有反抗压迫，反对侵略，敢于斗争的传统。⑤注意反映古代科学技术发明及有关农业、手工业生产等史实。该书自1951年起开始增订重写，先后完成第一至三编，篇幅扩大四倍。第一编一册，自远古到秦统一；第二编一册，自秦到南北朝；第三编分一、二两册，包括隋、唐、五代。宋以后部分因范文澜病逝，未能亲自完成。

　　《中国通史简编》上、中册分别初版于1941、1942年，由延安新华出版社出版；1948年由上海新知书店出版修订本，取消上、中册名称；195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1957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196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第一、二册。该书在写法上夹叙夹议，文字简洁生动，深入浅出。自1941年问世后，在国民党统治区遭到严禁，但深受读者欢迎。几经修订再版，累计印数达数百万册，成为中国近五十年来一部主要的历史读物。（参见彩图插页第144页）

　　（曾业英）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

　　清末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团体，中国同盟会的分支机构。1911年7月31日（宣统三年闰六月初六）在上海成立。总务会议长为谭人凤。职员有谭人凤、陈其美、宋教仁、潘祖彝、杨谱生五人。谭人凤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认为同盟会本部只注意南方各省的武装起义，而对长江流域各省的革命活动重视不够。1910年夏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上，他们就主张积极推进长江流域的工作，并酝酿成立中部总会。次年，四月二十七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一些领导人意气消沉，谭人凤等遂在上海正式成立中部总会，并在南京等地设立分会。其《宣言》和《章程》中规定：“本会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定名同盟会中部总会者，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而以中部别之，名义上自可无冲突也。”他们曾派吕志伊到香港，敦促黄兴北上主持湖北起义的工作，还曾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湖北、湖南等省联络。中部总会的成立事先没有取得本部的同意，但它仍是依据同盟会的奋斗目标，并在其组织内从事活动。它的成立对武昌起义和江、浙、皖等省的响应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后，同盟会本部自日本迁回国内，中部总会的活动自行结束。

　　（金冲及） 
　


    
中国银行
  　　中国银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前身是1904年清政府创办的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大清银行营业困难，于次年2月由上海大清银行改组成立中国银行，委派孙多森为总裁。1913年4月，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中国银行则例》，定名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中国银行发行的五百元纸币（1942年）

　　为银元六千万元，官股商股各半。总裁为汤睿。总行设北京，上海中国银行改为分行，各省在原大清银行基础上亦陆续成立中国银行分行。1916年3月由于袁世凯称帝失败，5月北京政府下令中国、交通两行停兑，中国银行沪行正副经理宋汉章、张嘉璈，抗拒停兑命令，筹集资金照常兑现，数日后即将上海金融风潮平息，中国银行信誉大著。1917～1927年张嘉璈升任该行副总裁，掌握大权。1923年，北京政府财政支绌，将所持官股五百万元出售，于是中行摆脱了北京政府的控制，成为江浙财阀的金融机关，与交通银行共掌全国金融的牛耳。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总管理处移设上海，1928年10月该行改组，加入官股五百万元，商股仍维持两千万元，定为国际汇兑专业银行，设总管理处于上海，以李铭为董事长、张嘉璈任总经理，该行成为国民党政权的主要经济支柱之一。1935年6月，国民政府利用金融危机，修改中行条例，规定资本总额四千万元，由财政部发行金融公债两千万元作为官股，改派孔祥熙为董事长，宋汉章任总经理，从此，四大家族官僚资本控制了中国银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银行总管理处迁重庆。1942年财政部再拨官股两千万元加入，资本额增至六千万元，官僚资本占股三分之二；并规定该行为发展国际贸易银行。战后该行迁回上海，国内外分支机构增至两百二十余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人民政府分别接管，其总管理处迁至北京，成为专营外汇业务的专业银行。

　　（熊尚厚） 
　


    
中国远征军
  　　中国远征军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应英国政府请求而组织的一支远征缅甸的抗日部队。

　　远征军由云南搬运重炮赴前线作战

　　日军于1941年12月袭击美国海空基地珍珠港，并进而占领了东南亚部分地区之后，于1942年1月发动了侵缅战争。中国政府根据1941年12月《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应英国政府请求遂以第五、六、六十六军，共十万余人组成远征军。由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和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指挥，于1942年2月先后入缅作战。

　　从3月至4月，远征军在同古、仁安羌、腊戍等地与日军激战。其中仁安羌一战援救被围英军七千余人。远征军在缅北的抗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但由于中英美战略目标的不一致，使远征军陷于被动的态势，至4月底被迫后撤。8月，远征军大部退至怒江东岸，一部西撤印度。人员仅剩四万人左右。退入印度的部队改称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统辖郑洞国的新一军和廖耀湘的新六军。退入滇西的部队，连同后续部队，于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由陈诚任司令长官、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统辖第十一、二十集团军及第八军。

　　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为掩护中印公路，沿公路向缅北推进，经十个月的苦战，于1944年8月攻占缅北重镇密支那。1944年5月，滇西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沿滇缅路向缅北实施反攻。1945年1月27日，远征军与驻印军会师于缅甸芒友，打通中印公路，至3月遂将日军全部赶出缅北和滇西。此后，中国远征军返回国内。

　　1944年9月，中国远征军向缅甸境内的日军腾越守备队发起冲击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的国际运输线，有力地配合了盟军在太平洋的反攻，为盟军在缅甸的最后胜利作出了贡献。

　　（齐福霖） 
　


    
《中国之命运》
  　　《中国之命运》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按照蒋介石的授意撰写，以蒋介石的名义于1943年3月出版的论著。该书分八章：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②国耻的由来与革命的起源；③不平等条约影响之深刻化；④由北伐到抗战；⑤平等互惠新约的内容与今后建国工作的重心；⑥革命建国的根本问题；⑦中国革命建国的动脉及其命运决定的关头；⑧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前途。最后是“结论”。共十万余字。该书在回顾中国历史之后，提出“中国从前的命运在外交……而今后的命运，则全在内政”，在抗日战争期间，认为“攘外必先安内”，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

　　《中国之命运》封面

　　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中，着力地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把三民主义说成是“国民革命永远不变的最高原则”，“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的路线”，“汇萃我整个民族意识之思想”，“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三民主义的伟大，在其容纳各种的思想而冶于一炉”。根据这一说法，其他党派应当放弃各自的主义。蒋介石还强调，中国国民党是“领导革命建设国家的总机关”，“永为中国唯一的革命政党”，是“为整个民族的生存而组织的，亦是为全体国民的利益而革命”，要“全国一致集合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他要求“成年的国民务必加入国民党，青年的国民，只有加入青年团，才可以顾全全民族全体的幸福，保障国家整个的利益，筹划国家民族永久的安危”。

　　该书公开提出反对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认为“五四以后，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思想，流行国内。他们对于中国文化，都是只求其变而不知其常”，“是与我们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共产主义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蒋介石暗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新式封建与变相军阀”。

　　《中国之命运》的出版，是蒋介石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动新的反共摩擦的舆论准备。国民党政府通令各级政府机关、党部、社会团体、大中学校及军队全体官兵都要阅读，以加强其思想统治。中国共产党对其从政治上与理论上进行了系统的剖析与批判。

　　（严如平　左步青） 
　


    
中国致公党
  　　中国致公党

　　中国民主党派之一。简称致公党。由华侨社团美洲致公堂发起，于1925年10月在美国旧金山成立。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号召党员参加抗日，并通过致公堂等团体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实行改组，发表宣言和告海外侨胞书，宣言提出联合一切民主力量，建立新中国的政治主张，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1948年5月，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五一”号召，与各民主党派联名通电表示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并发表宣言，号召广大侨胞积极支援祖国的革命，为即将成立的新中国贡献力量。1949年，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致公党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定《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形势的变化，该党的组织和活动，从海外转移到国内，在国内的归侨、侨眷有代表性的中上层人士中发展党员。1950年4月，致公党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确认以《共同纲领》作为致公党的政治纲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后，致公党成为以归侨、侨眷和与海外有联系的代表性人士、专家学者组成的，具有政治联盟特点的，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政党，是与中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的一个参政党。1952年起，致公党的历届主席为陈其尤、黄鼎臣。1988年12月，致公党召开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董寅初为主席，推举黄鼎臣为名誉主席。

　　（左步青） 
　


    
中国自办银行
  　　中国自办银行

　　继外国在华银行创立半个世纪后，自19世纪末起由中国自办的经营货币资本，从事存款、放款、汇款、兑换等业务的金融机构。由于外国在华银行所获优厚利润的刺激、清政府财政上的需要、帝国主义在华贸易的扩大以及中国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和社会货币资本的一定积累等因素，中国新式银行遂得以兴起。1897年5月27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中国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由太常寺少卿、全国督办铁路事务大臣盛宣怀“奉特旨开设”，总行在上海。在该行二百五十万两实收资本中，由招商局和电报局分别投资八十万两和二十万两；盛宣怀名下包括他本人和代其他官僚出面投资的达七十三万两。另有户部拨存、分五年还清的生息存款一百万两。中国通商银行是在清统治集团倾轧争吵、各帝国主义觊觎之下，几经波折才得以建立的资本主义银行，它虽受到封建势力的一定支配，但毕竟是中国近代信贷事业的肇始。继中国通商银行后，在20世纪初，清政府又在法律上承认民营银行的开设。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各地先后建立了十余家银行，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金融业有所发展。这些银行是：户部银行（1905，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北京）、浚川源银行（1905，成都）、信成银行（1906，北京）、信义银行（1906，镇江）、浙江兴业银行（1907，总行原在杭州，旋移上海）、交通银行（1908，北京）、四明商业储蓄银行（1908，上海）、浙江银行（1909，杭州。后改称浙江实业银行，总行移设上海）、北洋保商银行（1910，北京）、直隶省银行（1910，天津，由直隶省银号改组而成）。殖业银行（1911，天津）、福建银行（1911，福州）、四川银行（1911，成都）。在这十几家银行中，不仅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信成银行、信义银行等完全是商股（后者还专门注重吸收储蓄存款），而且官办的户部（大清）银行、交通银行，除了官股以外也吸收了相当比重的商股。其他以省名命名的几家银行，也普遍招收商股。除一般存款、放款、汇款等业务外，中国通商银行、户部（大清）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北洋保商银行等还发行了钞券。

　　辛亥革命前，中国自办的银行虽有一定发展，有的还有分支行，但不论资力与业务总额与外国在华银行相比，都相差甚远。不仅洋商企业的款项往来，都由外国在华银行办理，而且有些华商企业的大宗款项往来，也通过外国在华银行。中国自办的银行资本并不雄厚，它们的兴起主要不是由于工业生产发展的结果，经营管理又十分落后，一遇时局变动剧烈，社会经济发生急剧变化，便会陷于资金调度失灵，以至倒闭。存在较久的只有中国通商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四明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五家，它们在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了公私合营。

　　（洪葭管） 
　


    
中华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8日，孙中山为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而在日本东京成立的资产阶级政党。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到日本。他从二次革命的失败中深切感到：国民党组织严重不纯，人心涣散，已不能领导革命继续前进。于是，他决心从整顿党务入手，重组新党，拯救革命。9月27日，孙中山亲自拟定入党誓约，规定入党者须绝对服从其领导，无论资格多老，皆须重立誓约，加按指印；并接受遵约履行手续的王统等人为新党首批党员。至1914年四五月，先后入党者达四五百人。5月10日，孙中山创办《民国》杂志，作为新党机关刊物。7月8日，在东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中华革命党成立。

　　中华革命党设本部于东京，推选孙中山为总理。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成立时合影

　　本拟举黄兴为协理，因黄反对立约按指印，并在策略上与孙中山存在分歧，拒绝入党而虚其位。本部设总务、党务、军务、政治、财政五部，由陈其美、居正、许崇智、胡汉民、张人杰分任部长。其支部总计五十七个，大多建于海外各埠，国内各省仅占十八个。其分部则全部在海外。党员总计万余人。中华革命党以实现民权、民生主义为宗旨，以推翻袁世凯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因此，它把武装讨袁放在首位。自1914年6月至1915年12月，在湖南、江苏、广东、江西、上海等省市先后发动大小武装起义四十多次，进行刺杀龙济光、郑汝成等四次暗杀活动。护国战争爆发后，在广东、四川、湖南、湖北、江苏、安徽、山东等省全面展开军事讨袁活动，在全国范围内牵制了袁世凯的军事力量。1916年7月护国战争结束后，中华革命党宣告停止一切党务。1919年10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中华革命党是二次革命失败后长期坚持武装讨袁斗争的唯一政党，但由于它忽视民族主义，未提出反帝要求，组织上又采取个人绝对服从主义，军事上实行脱离人民群众的冒险主义，终于没有取得护国战争的领导权。

　　（尹俊春）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从清王朝灭亡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简称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终结阶段。

　　中华民国的创立民国不同于此前中国的君主王朝，它是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斗争而建立的共和国家。19世纪末年，由于清王朝腐败不堪和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深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陷入严重的民族危机。先进的中国人纷纷探求救亡图存的办法。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和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传播，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以孙中山为首的一批志士仁人首先选择革命救国的道路。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成兴中会，提出推翻清王朝，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兴中会的活动一开始便和传统的王朝更替模式区别开来，而具有新时代的特点。但孙中山的创举当时还不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追随他的志士，只有百余人。1898年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维新变法的失败和随之发生的义和团运动以及八国联军的入侵，极大地刺激了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推翻清政府。于是，孙中山倡导的反清革命迅速地发展成为广泛的社会运动。20世纪初年，一批公开或秘密反清的革命小团体在国内出现。湖南有黄兴组织的华兴会，江浙地区有以蔡元培为会长的光复会，湖北有科学补习所，四川有公强会，安徽有岳王会，广东有群智社等。包括兴中会在内的这些小团体，在组织形式上大都受传统秘密结社的影响，彼此缺少联系。它们发动的反清起义或斗争相继失败，其领导人纷纷逃往国外。

　　革命的挫折并没有使小团体的领导人沮丧，相反却给了他们反思、改组和大联合的机会。由于孙中山和黄兴的联合倡导，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于1905年8月20日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会员包括十余省的革命党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黄兴负责执行部。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建立起来的同盟会，以激进的民主主义纲领把小团体参差不齐的政治水平提到新的高度。这个纲领就是孙中山提出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由此进一步阐发为以民族、民权、民生为内容的三民主义。同盟会还宣布在未来的民国：“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个共和国的蓝图，对长期受封建君主专制压迫的中国人民有巨大的吸引力。

　　同盟会成立后，发行《民报》等多种书刊报纸，揭露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祸国殃民的罪行，抨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宣扬的君主立宪主张，鼓动人民加入革命行列。经过与康、梁论战，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与此同时，同盟会在南方一些省区不断组织会党和新军起义。以武装起义推翻清王朝，是同盟会推进革命运动的基本战略。从1906年萍浏醴起义至1911年4月黄花岗起义，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共发动十余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给清王朝一次次打击，显示出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但由于起义有脱离广大群众的单纯军事冒险倾向，没能从根本上威胁清政府的统治。而起义的连续失败，却使一些革命党人产生消极情绪，成为此后同盟会上层涣散的重要原因。

　　一场真正的下层革命，从来不单纯是少数英雄的业绩，而必然伴随着广大人民的普遍觉醒。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社会正处在剧烈动荡之中，城乡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如波涛相逐，一浪高过一浪。北方各省民变迭起。长江中下游各省连年发生灾荒，饥民成群流入城市，抢米骚动时有发生。为了抵制革命、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清政府举办多种新政：练新军、兴学堂、成立各省咨议局、实行预备立宪，等等。1908年底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三岁的小皇帝溥仪继位，其父载沣监国。处于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内部倾轧日益激烈。载沣放逐北洋新军首领袁世凯，组织皇族内阁，企图把军政大权收揽到满族亲贵集团手中，从而引起立宪派士绅官吏和北洋军将领的普遍不满。1911年5月清政府下令实行“铁路国有”。所谓国有，就是夺取民办铁路权力，转卖给列强，而拒不归还商民已集的股金。这一掠夺措施激起普遍的民愤。在与铁路权益有密切关系的立宪派士绅和革命党人的鼓动下，很快形成全国性的保路风潮，以川汉铁路经过的四川最为激烈（见四川保路运动）。当清政府由湖北抽调新军入川镇压民众时，武昌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乘机于1911年10月10日起义，一举攻占总督衙门，并迅速光复汉口和汉阳。新军协统黎元洪和立宪派首领汤化龙等都归附革命。黎元洪被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军政府宣布中国为中华民国，主权属于人民；号召各省响应革命，推翻清政府。

　　武昌起义震动全国。各省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会党或商会起义。本来反对革命的各地立宪派绅商多顺风驶舵，转向共和，把他们控制的省咨议局变为鼓动独立的机关。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有的弃职逃命，有的被迫表示拥护独立。武昌起义后一个多月，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安徽、浙江、广西、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区先后宣布独立，清王朝的统治呈现土崩瓦解之势。12月2日革命军攻占南京，长江上下游革命势力联为一气，南方各省均告光复。湖北和上海军政府都倡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汉口英租界召开，决定在临时政府未能成立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并通过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代表会议还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在南京召开大总统选举会。经过反复协商，革命党领导人多主张推举刚刚从海外归来的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选举临时大总统，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当选。黎元洪当选为副总统，仍留在武昌。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职，定国号为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为民国元年，以五色旗为国旗。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

　　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按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府三权分立的精神建立起来的。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总统府秘书长为胡汉民。政府成员有陆军总长兼总参谋长黄兴、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等同盟会会员，也有实业部长张謇、交通总长汤寿潜等江浙立宪派名流，但张謇、汤寿潜等均未就职。掌握政府实权的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一批同盟会员。同时，各省代表会议改组扩充为临时参议院，行使立法权，推举同盟会员林森为议长。临时政府成立之后，颁布了不少除

　　中华民国形势图

　　孙中山与临时大总统府官员合影

　　旧布新的法令。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具有宪法效力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一般原则，使共和国的方案具体化和法律化。南京临时政府的主要成员及其所推行的政策，说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政府。它的成立结束了绵延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受到多方面的重大压力，存在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尽管临时政府声明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及革命前清政府所借的外债，企图取得列强的承认和财政援助，但列强不仅始终未予承认，而且以政治经济手段压迫临时政府与袁世凯举行南北和谈。先是，武昌起义后北方政局发生巨大变化，以载沣为首的清政府被迫起用北洋军首领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取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和各地立宪派的拥护，掌握了清政府的军政大权。他所统率的装备精良的北洋军牢牢地控制着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并南下攻占了汉口、汉阳。在北洋军的武力威胁下，湖北都督黎元洪及革命党的不少领导人都主张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让给袁世凯，以换取他推翻清王朝，支持共和国。袁世凯也不断表示他的出山是为了救国拯民，一面命令北洋军停止进攻，一面派唐绍仪为代表南下谈判。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前谈判已经开始，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通过南方总代表伍廷芳继续和谈。经过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终于达成协议。清帝于2月12日宣布退位。次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誓效忠共和。

　　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北洋将领合影

　　孙中山辞职，并推荐袁世凯继任。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借口北方发生兵变和列强干涉，拒绝到南京就职。孙中山等人被迫让步，允许袁氏在北京宣誓就职，并将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北方各省的巡抚、总督一律改称都督。中华民国在形式上接收了北方的统治权，完成了国家统一。

　　北洋军阀的统治及混战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迁后，依据《临时约法》规定，由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国家的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人员结构却有重大调整。原来在政府中起主导作用的、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员，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人和官僚所代替。凭借北洋军的实力掌握中央政权，他们改变了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施政方针，在解决重大政治难题时，常常直接以军队作工具，镇压人民，排除异己，实行军事独裁统治，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但是，北京临时政府开始还不是北洋派独占的政府，同盟会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容忽视的政治和军事力量。除总统府由袁世凯直接控制外，唐绍仪内阁阁员大致是北洋派和同盟会平分秋色，宋教仁、蔡元培等同盟会员参加了政府工作。在北迁后的参议院，同盟会仍占优势。所以这是一个以北洋派占主导地位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的不稳定性是十分明显的。

　　由于临时政府的存在，封建专制势力的政治思想统治已不可能象前清那样严密，而有了某些松动。民国元、二年间，全国出现了上百个党会团体，其中有政治纲领并企图竞争政权的就有三十多个。同盟会是最激进、最庞大的政党。1912年8月，它联合四个小党改组为国民党。这个党虽然有少数人关注议会以外的斗争和保存地方实力，但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试图通过议会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为了清除革命势力独揽统治权，他逼迫主张调和南北矛盾的唐绍仪辞职，换上心腹赵秉钧。接着派人暗杀了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镇压了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使资产阶级推行政党政治的计划破产。孙中山、黄兴被迫逃亡国外，继续坚持反袁斗争。袁世凯还联合梁启超、汤化龙等组织进步党，与由同盟会改组的国民党对抗。1913年10月袁动员军警强迫国会选举他为正式大总统，接着便下令解散国会，另行组织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和参政院等机构。这些机构的基础不是人民，而是官僚，议员均由政府指定，选举只是形式。它们是此后民国史上一切类似机构的滥觞。1914年5月，袁世凯废除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公布了《中华民国约法》，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成立政事堂和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集军政大权于一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大隅内阁乘机向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经过五个月的交涉，1915年5月袁世凯承认了“二十一条”的大部分条款，希图以此换取日本政府对其帝制自为计划的支持。同年12月，袁世凯公然称帝，改称中华帝国，以“洪宪”为年号。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激起社会各阶层的愤怒，全国群起而攻之。蔡锷奉梁启超之命，潜赴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发难。贵州、广西、广东、浙江、湖南、四川先后宣布独立。北洋派也酝酿倒袁。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布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6月6日忧惧而死。

　　袁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冯国璋为副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握政府实权，极力主张对德国宣战。1917年，坚决反对参战的黎元洪解除了段的总理职务。段策动北洋派军人宣布独立。驻扎徐州的张勋乘机率兵进入北京，于7月1日拥清废帝溥仪复辟，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见张勋复辟）。在天津进行幕后策划的段祺瑞，立即组织过逆军，攻入北京。于7月12日赶走张勋，重掌北洋政府大权，迎冯国璋代理大总统，并于8月14日对德宣战。段以“再造共和”自居，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1918年2月纠集官僚政客组成新国会（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为恢复《临时约法》及国会，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他率领宣布脱离北洋政府的海军于1917年7月由上海到广州，联合两广、云贵地方实力派，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于9月组成中华民国军政府。孙中山任海陆军大元帅，云南督军唐继尧和两广巡按使陆荣廷为元帅。护法政府拟由湖南进军北伐。段祺瑞为了实现武力统一，于10月派兵进入湖南，陆荣廷等为了和北洋军妥协，操纵非常国会于1918年5月改组并控制了军政府，迫使孙中山辞去大元帅，离粤赴沪。

　　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失去统帅，内部权利之争日趋激烈，逐渐形成皖、直、奉三大系，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虽然把持中央政权，从日本得到大量借款，编练参战军，显示出比较雄厚的实力，但他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北洋派，追随段的地方实力派只有安徽、山东、浙江、福建等省。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主要在直隶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江苏、江西、湖北），这一地区是英国的势力范围，直系得到英、美的支持。1919年冯国璋病死，曹锟和吴佩孚继承了首领地位。奉系首领张作霖则割据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在南方则有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此外，还有许多割据一省或一地的小军阀。除南北之间长期对峙的冲突外，军阀内部为争夺政权或扩大地盘而连年混战。为争夺中央政府控制权的大规模战争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1920年7月发生的直皖战争。1918年段祺瑞对南方用兵，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加剧了直皖两系的对立，使双方矛盾公开化。段企图利用直系军队进攻湖南，坐收渔利。而攻入衡阳的吴佩孚则暗中与南方桂系首领陆荣廷谈判。1918年8月通电主和，指责皖系亲日卖国。次年秋，鉴于皖系扩军备战，直系遂联络奉系组织八省同盟。陆荣廷等也决定“联直倒皖”，秘密向吴佩孚提供物资，促其北撤。1920年5月吴自衡阳领兵北上，直达保定。1920年7月，段祺瑞组成“安国军”与直系军在直隶北部兵戎相见。奉军入关助直，皖军一败涂地。直奉两系控制了北京政府。直鲁豫巡阅使曹锟坐镇保定，以胜利者自居，俨然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对此，张作霖不甘心，双方为争夺地盘和北京政府的支配权，很快产生了矛盾。1922年发生了第一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是以亲直的靳云鹏内阁倒台，亲奉的梁士诒组阁为导火线。吴佩孚指斥梁士诒亲日卖国，矛头指向奉系。张作霖指挥奉军入关，双方在京津和京汉两铁路线展开激战，后因奉军一部倒戈，全线崩溃，张作霖败退关外，宣布东北“自治”。与此同时，两广发生粤桂战争。滇、黔、川地方军阀出现内讧，谁也不再打“护法”的旗帜。南北政治对峙虽然存在，但南与南战，北与北战，南北都失去了统一全国的力量。此时联省自治的政治思潮应运而生。湖南军阀首先挂起自治的招牌，制定省宪法，希图自保的地方军阀如云南、四川、贵州纷纷效尤。控制北洋政府的直系军阀则依恃其庞大的军队，高唱“武力统一”和中央集权。

　　直系战胜奉系后，独占北京政权。它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推黎元洪复任总统，把徐世昌赶下台；接着便高价收买国会议员，操纵选举，于1923年10月抬出贿选大总统曹锟。这次“选举”使国会声名狼藉，议员被称为猪仔。从此在人们的心目中，国会彻底破产，曹、吴派兵南征北讨，军阀混战更加剧烈。

　　曹锟贿选后，全国各阶层代表人物纷纷表示反对，北方政局也发生变化。浙江督军卢永祥通电断绝与北京政府往来，浙、沪一带成为反直的中心。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建立了联系，形成反直三角同盟。吴佩孚派孙传芳进入福建，又支持江苏督军齐燮元，以威胁卢永祥。1924年9月3日发生齐卢战争（又称江浙战争），10月15日卢永祥战败。齐卢战争爆发时，张作霖趁势率十七万奉军攻入关内。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吴统率二十五万直军迎战，于是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正当两军在山海关激战时，与吴佩孚素有矛盾的直军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回师，发动政变，软禁曹锟，吴佩孚在山海关一带被奉军战败率残部自塘沽仓惶南逃。11月，张作霖、冯玉祥推戴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奉系重新控制北京政权后，势力扩张到河北、山东、安徽、江苏等省及上海，与地方军阀产生矛盾。军阀间的混战状态仍然没有结束。

　　国民革命的兴起和失败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的变化及其发展，孕育了新的革命因素，为国民革命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民国期间，中国仍处于落后的农业社会，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农业工具落后，耕作几乎全部依靠畜力和人力，生产力低下。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加上频繁的战乱，造成农村极端贫困，动荡不安。与农村相比，城市经济较为稳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较前清有所发展。这一方面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洋政府都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法令，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无需再用金钱去捐官，刺激了他们发展实业的积极性；另方面，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对中国的经济压迫，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造成有利时机。从1912～1920年，新建厂六百余家，新增资本总额约一亿六千多万元，超过1912年前五十年的投资。其中轻工业的发展比较迅速，1913～1920年间新增纺织工厂五十四家，资本总额五千五百余万元。除上海外，天津、青岛、武汉、芜湖等地成为新的纺织工业中心。在世界大战期间，新建面粉厂约一百家。中国由面粉输入国变为输出国。其他如蒸气动力、采矿、电力、交通运输、卷烟、榨油、造纸等工业也有较大的发展。工业厂矿的分布，有从沿海通商口岸城市向内地扩展的趋势。但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很小，没有形成独立的经济体系，对帝国主义经济有很大的依赖性。与此同时，中国工人阶级迅速成长壮大。1918年在中外企业里工作的产业工人达两百余万人，此外还有一千多万手工业工人和店员。为了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自发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次数逐年增加。1916年罢工十七次，1917年增至二十五次，1919年三十一次，1920年四十六次。参加罢工的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动辄数千人，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内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

　　袁世凯的专横统治和其后形成的军阀混战局面，使一部分先进的知识分子深为不满。为了改变假共和的局面，从改造社会入手，发动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后改名《新青年》）杂志为起点。为该刊物撰稿的是一批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他们提倡“民主”和“科学”，批判封建主义，树立积极进取的科学精神。同时他们主张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们提倡白话文，在文学领域进行一场革命，向“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旧文学挑战。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促进了人民大众的觉醒，但是这场运动局限在知识分子的范围内，没有与正在成长壮大起来的新社会力量相结合。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府宣布废除帝俄政府同外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的消息，很快传到中国，给发动护法战争失败的孙中山及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很大的鼓舞。李大钊率先著文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宣传十月革命的划时代意义。他指出，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先声”。一些参加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要改变中国的现状，只有发动工农群众进行革命斗争，走俄国革命的路。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战败而结束，受十月革命的影响，德奥等国也发生了革命运动。次年1月，英、法、日等在法国凡尔赛宫举行和平会议（见巴黎和会）。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派代表出席会议。但会议拒绝了中国代表团关于收回山东主权的合理要求，而决定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益转让给日本。这个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激愤，舆论鼎沸。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破灭了。

　　5月4日，北京大学等大专院校的学生三千多人于天安门广场集会和游行示威，要求“拒绝和约签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求罢免亲日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并放火烧了曹汝霖的住宅。北京政府逮捕学生三十二人，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罢课，通电全国各地表示抗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见五四运动）。天津、长沙等城市学生纷纷集会游行，声援北京学生。

　　“五四”运动时，示威学生散发的传单

　　6月初，北京政府下令查禁学生联合会，逮捕上街讲演的学生近千人。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上海人民首先行动起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六七万工人联合举行了政治大罢工。上海的“三罢”斗争，很快波及全国二十多个省、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形成了全国性的声势浩大的爱国运动，终于迫使北京政府释放了全部被捕学生，免去曹、章、陆的官职，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爱国运动的直接目标得以实现。在这次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此后，宣传各种新思潮的各种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于1920年先后在各地组成共产主义小组。次年7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各小组代表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李达、张国焘、毛泽东、董必武、王烬美、陈公博等十三人，大会通过的纲领规定：党的奋斗目标是，领导工人、农民、士兵进行社会革命，废除私有制，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直到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大会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他们三人组成中央局，作为党中央的领导机关。次年又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组织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组织工人运动，1922年由香港海员工人罢工开始掀起了全国工人罢工的高潮。但次年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镇压，从此工人运动转入低潮。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的教训，加速了中国共产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过程。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确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参加国民党，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同时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这次代表大会对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和后来国民革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展开革命活动的同时，共产国际的代表和孙中山也建立了联系。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从广州来到上海。五四运动使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开始注意俄国革命的经验。他深感中华革命党和旧国民党的组织形式都不能适应革命需要，在1919年10月，进行了一次整顿，更名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粤桂战争之后，孙中山于11月重返广州，一度恢复军政府再揭护法旗帜。次年4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建立正式政府。孙中山积极准备出师北伐。但平定桂系军阀后，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于1922年4月在广州发动政变。孙中山于8月被迫离开广州到上海。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向孙中山提出改组国民党的建议，李大钊也多次拜访孙中山，商谈国共合作。孙中山接受了改组国民党的建议，于9月召开国民党在沪各省负责人会议，拟定改组宣言及党纲党章。李大钊、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等共产党领导人，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到达上海，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共同发表了《孙文越飞联合宣言》。随后，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去日本热海与在那里的越飞继续会谈。同时孙中山策动滇军和桂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2月孙中山回到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就任大元帅。继又聘苏联代表鲍罗廷为政治顾问，协助改组国民党。10月，孙中山指示召开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委任廖仲恺、许崇智、谭平山等九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代表一百九十六人，其中共产党员二十四人。孙中山以总理身分担任大会主席，并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五人组成主席团。大会通过了《国民党章程》和《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的重点为摆脱帝国主义压迫，以求中华民族的解放；民权主义是要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民主政治；民生主义则提出“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原则。这样解释的新三民主义，其主要内容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纲领基本是相同的，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共同政治基础。大会选出新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后，一届一中全会组建了中央党部，设立秘书处及组织、宣传、青年、工人、农民、妇女、海外、军事等八部，共产党员也参加了中央党部的工作。中国国民党“一大”确立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从此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组织和领导下，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南部广泛展开，并迅速扩展到北方。

　　在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的帮助下，孙中山总结了历次失败的教训，决心建立一支革命军队。1924年6月，新创立的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正式开学，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至1926年北伐战争前，军校招收学生五期，共约七千四百人，成为广东革命政权的重要支柱。1924年10月，孙中山依靠军校学生组成的革命武装，在工农群众组织的支持下，平定了以陈廉伯为首的商团叛乱，巩固了广东革命政府。与此同时，孙中山率军北伐，拟出韶关攻赣南，支援江浙卢永祥的反直战争。

　　这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卢永祥和奉天的张作霖及广东的孙中山结成了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卢永祥与齐燮元发生战争，张作霖趁势率奉军攻入关内，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10月中旬冯玉祥乘机发动北京政变，结束了直系军阀的统治。在国共合作领导下，北方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日趋高涨。受到国民革命影响的冯玉祥将所部改称国民军，组成以黄郛为代理国务总理的临时混合内阁，并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时为了联络皖系军阀，缓和与张作霖的矛盾，又请段祺瑞出山。段祺瑞于11月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执政。应段、冯、张等人的邀请，孙中山决定北上。孙中山在北上途中，一再声明北上的目的在于求和平统一，召开由人民团体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并废除不平等条约。全国各地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并分别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等群众组织，帝国主义列强和段祺瑞政府对孙中山的北上十分恐惧。段上台后立即宣布，尊重不平等条约，以此换取列强承认，并于1925年初召集由军阀官僚参加的善后会议，下令查禁北京国民会议促成会等团体。孙中山由于旅途辛劳和对段政府的痛恨，肝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临终遗嘱唤醒民众，将革命进行到底。

　　同年4、5月间，日、英、美等帝国主义在华势力连续制造了几起屠杀中国人民的惨案，继福州惨案和青岛惨案之后，又在上海枪杀工人及学生六十多人，造成五卅惨案。惨案引起了全国性的五卅运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上海的罢工、罢课、罢市斗争，迅速波及全国。香港工人大罢工坚持一年多（见省港大罢工）。在政治上、经济上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五卅运动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形成。

　　孙中山北上后，广东政府为肃清两广境内的军阀势力，先后举行两次东征，肃清了盘踞潮州及东江一带的陈炯明残部，又平定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进一步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7月1日，改组大元帅府，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议制，以汪精卫为主席，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分别担任财政、外交、军事部长。所属军队一律改组为国民革命军。1926年3月，广西李宗仁、黄绍竑接受国民政府领导，其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自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右翼集团妄图改变孙中山三大政策，猖狂进行反共活动。坚持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在广州被刺杀，谢持、邹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提出“弹劾共产党书”。接着在上海另立所谓中央党部，与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宣布北京西山会议为非法（见西山会议派）。1926年1月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重申接受孙中山遗嘱，完成国民革命的决心，对右派分子给予党纪处分。新成立的中央常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蒋介石、谭延闿、胡汉民、林祖涵、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等九人组成。担任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也被选为中央委员。在反击国民党右派的过程中他一跃而成为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但蒋介石随着地位的上升，暗中加紧了反共夺权活动。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他削弱了共产党人在军内的力量，并将共产党人排斥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汪精卫被迫出国之后，他出任军事委员会主席，掌握了军政大权。1926年6月，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9日誓师北伐。

　　当时，北方军阀混战加剧，北京政变后奉系军力膨胀，总兵力达三十五万人。奉军入关，并南下控制了江苏、上海一带。孙传芳联络长江下游直系军阀驱逐奉军，拥兵二十万，割据于苏、浙、皖、赣、闽五省。吴佩孚乘东南战争之机于两湖东山再起，并攻入河南，拥有总兵力约二十万。在京津地区，奉军与国民军矛盾激化。郭松龄发动反奉战争失败被杀。国民军乘机控制了直隶全境。由于国民军的革命倾向日趋明显，1926年初，奉、直两系在讨赤的名义下勾结在一起，从南北夹击国民军。吴佩孚沿京汉路北上，奉军占领天津。冯玉祥被迫通电引退。北京发生段祺瑞政府枪杀请愿群众的“三·一八”惨案。至4月中旬，段政府垮台。国民军由北京向南口撤退，直、奉军占领北京后，攻击南口，双方激战达四个月之久。

　　正当南口激战时，广州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分三路北进。北伐军主力四、七、八军担任湖南、湖北正面主攻。由于工农群众运动的有力支援，北伐军节节取胜。10月攻占武昌，消灭了吴佩孚的主力部队。前此，盘踞江西一带的孙传芳决定袭击北伐军。北伐军乃于9月初命二、三、六军进攻江西，11月初，四、七两军东下增援，北伐军于南昌一带歼灭孙军主力十余万。12月北伐军第一军由福建经浙江北上，次年3月中旬抵上海附近。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21日占领上海。与此同时，沿江东下的北伐军于24日占领南京。长江以南广大地区全为北伐军占有。同时在北方，退到绥远的国民军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五原绕道宁夏、甘肃攻入陕西、河南，有力地配合了北伐进军。

　　北伐军之所以能取得迅速胜利，与国共合作领导这次战争是密不可分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工农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北伐胜利进军，党的组织也随之发展，1927年初全国共产党员已达五万七千多人。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潮，使帝国主义列强十分恐慌。他们一面推行炮舰政策，在各地制造惨案，屠杀中国民众；另一方面则加紧在革命队伍内部寻找代理人。1926年12月，广州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迁武汉。武汉政府初期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领导下，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提高了党权。这引起蒋介石的不满，他由南昌到达上海后，便与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势力勾结在一起，在国民党右派的支持下发动“四·一二”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进行血腥大屠杀。宁、汉两个政府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和谈判，至7月中旬武汉政府主席汪精卫公开宣布“分共”，解散工农团体，镇压共产党人。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发表声明，揭露蒋、汪背叛革命，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合作至此破裂，国民革命宣告失败。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国民革命失败后，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和张作霖的北京安国军政府各霸一方，互相对峙。冯玉祥则控制着陕西、甘肃、河南三省。山西的阎锡山、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与刘文辉、广东的李济深等都各占一方，处于实际独立状态。经过清党后的国民党，已不再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并分裂为许多派系，各派系在反共态度方面虽然一致，但在争夺党权、政权、军权方面却互不相让。

　　1927年9月，南京政府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联合汪精卫集团，逼迫蒋介石下野。武汉政府宣布并入南京政府。南京、上海和武汉的国民党各派系合组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南京政府，以谭延闿、汪精卫、胡汉民、蔡元培、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但蒋介石依靠其掌握的军事实力，于1928年1月东山再起。通过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虽然掌握了中央政权，但还没有力量控制地方，不得不于广州、武汉、开封、太原设立四个政治分会，分别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主席，表示承认地方实力派的地位。

　　当南方政局陷入混乱之际，盘踞北方的张作霖及孙传芳乘机反攻，对国民党实力派构成严重威胁。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决定继续北伐。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分别由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担任。1928年4月，北伐军沿津浦、京汉两铁路向北推进。张作霖的安国军节节败退。5月3日，北伐军攻入济南，日本军队悍然进行武装干涉，制造惨案（见济南惨案）。北伐军绕道北进，6月初逼近京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便退回关外，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于撤退途中被日军炸死（见皇姑屯事件），其子张学良继任“东北保安司令”。经过半年的谈判，张学良于12月29日通电服从南京国民政府，改易旗帜（见东北易帜）。至此，中国南北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南京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各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以巩固其统治。蒋介石以实现孙中山的《建国大纲》为名，颁布“训政纲领”，推行“以党治国”：由国民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政府总揽治权”。政府由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五院组成。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1929年3月，蒋介石通过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使汪精卫的改组派等一切反蒋派别都受到打击和削弱，蒋进一步控制了党权。为了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镇压和对其内部的控制，蒋介石授意陈立夫、陈果夫、贺衷寒、戴笠等人建立特务组织，于20年代末组成CC集团，于30年代初组成“力行社”（其外围组织称“中华民族复兴社”）。这两个组织后来分别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同时还在各省市推行保甲制度，加强对城乡人民的控制和压迫。

　　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国民政府声明对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外债，一般均予承认。在关于帝国主义炮击南京事件和济南“五·三”惨案的交涉中，采取了“忍让”的方针。同时，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了“关于重订新条约之宣言”，否认列强协定关税和领事裁判权的合法性。经过谈判，列强承认了中国关税自主，但仍附有一些不平等条件。

　　得到江浙一带大资产阶级支持的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政策和财政措施，以促使经济发展和增加政府收入。由于连年用兵，政府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军费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为了增加收入，稳定财政，在先后担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和孔祥熙主持下，提高了关税，对盐税大加整顿，又裁撤厘金，对工业产品统一征收统税。关税、盐税和统税逐年增加，在国民党统治初期，约占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同时整理金融外债，成立了中央银行，享有经营国库、发行钞票和办理内外债的特权。此外，进行币制改革，统一全国货币，逐步确立了政府对金融的垄断地位。随着国民政府一系列经济措施的实行，到30年代，中国开始出现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最重视的是军事。整顿财政、增加税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支持蒋介石掌握的军事实力。1929年初，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企图裁减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的军队。这就激化了他与地方实力派之间的矛盾。同年3月，首先爆发的是蒋桂战争，以桂系失败告终。接着发生蒋冯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和蒋唐（生智）战争。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讨伐令”的蒋介石在这次战争中都取得了胜利。1930年发生的蒋阎冯大战，历时七个月，双方死伤三十多万人，这是民国史上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战争期间，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反蒋派别在北平联合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了以阎锡山为首的国民政府。随着阎、冯在战场上的失败，张学良指挥东北军入关支持蒋介石，阎、冯和桂系反蒋联合战线倾刻瓦解了。蒋阎冯大战结束后，蒋介石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制定《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企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蒋的主张遭到立法院长胡汉民的激烈抨击。蒋于1931年2月将胡扣押，并于5月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通过了《训政时期约法》。于是，国民党各派要人集中到广州召开非常会议，通电要求释放胡汉民、罢免蒋介石，并于5月28日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担任主席，与南京国民政府对抗。陈济棠指挥粤军北上，宁粤战争爆发。正当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各阶层人民要求抗日，国民党各派系也不得不停止混战。12月，蒋介石被迫辞职。宁、沪、粤三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在南京联合召开会议，改组南京政府，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广州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孙科无力应付日益混乱的局面和财政危机，于次年1月辞职。蒋介石重新上台，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汪精卫担任行政院长，从此开始蒋汪合作的局面。

　　当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在南方农村蓬勃展开。为了反击国民党背叛革命和对工农的屠杀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两万余人，由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指挥，于1927年8月1日举行南昌起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并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趁秋收时节发动农民暴动。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的身分到湖南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2月，张太雷、叶挺等发动广州起义。由于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各地起义均遭失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撤退到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此后，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部队先后到达井冈山，壮大了革命队伍。1928年夏，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展开土地革命，创建工农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统治。此后，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都有很大发展。以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四军主力，开辟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包括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赣和闽浙赣等几个地区。此外，还有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陕北等十几块根据地。各根据地先后开展了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变封建地主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使红色政权获得深厚的群众基础。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任主席。对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斗争，特别是红色根据地的发展，国民党十分恐慌。从1930年蒋阎冯大战结束后，一方面在其统治区内加强对文化教育事业的控制，发动新生活运动，对进步文化实行文化“围剿”。一方面抽调庞大兵力，由蒋介石指挥，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四次军事“围剿”。工农红军打破了蒋介石的四次军事“围剿”，发展到三十万人，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蒋介石下令不抵抗，张学良的东北军不战而退。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见“一·二八”事变），国民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定《淞沪停战协定》，将十九路军调往江西、福建反共战场。同年2～3月，日本公然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于长春成立“满洲国”。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上半年大举进攻热河。驻守长城一线的国民党驻军奋起抵抗，在喜峰口、冷口及古北口等处，屡败日军（见长城抗战）。冯玉祥同共产党人合作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对日作战，收复察哈尔失地。11月，十九路军在福建发动反蒋抗日，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见福建事变）。这些抗日活动先后被南京国民政府取消或镇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被迫从察北和冀东撤退。1934年，日本侵略势力深入华北，收买汉奸，制造“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接受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提出的种种苛刻要求（即“何梅协定”），取消河北、北平、天津的国民党党部，禁止人民“排日”，撤退在河北境内的中央军。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又屈从日本的压力，撤销北平军分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使冀、察两省特殊化。

　　对日本侵略者奉行退让政策的蒋介石，对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却不断发动军事“围剿”。1933年7月，他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见庐山军官训练团），聘请德国军事顾问和教官，训练了大批军事人员；并于9月集中了一百万军队、两百架飞机，向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军事“围剿”。其中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就有五十万。当时，由于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致使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3年初，中共临时中央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为了全面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他们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借此排斥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路线，终于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及中央机关共八万余人，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出发，开始长征。同时长征的还有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1936年7月，湘西的二方面军也开始长征。1935年1月中央红军攻占贵州遵义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指挥下，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抵达陕北根据地的吴起镇。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从而彻底粉碎了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胜利地结束了两万五千里长征（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引起了中国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同时共产国际针对世界法西斯势力扩张的情况，号召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因此，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八一宣言》，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北平开始的“一二·九”运动，使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全国。国民党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在1935年底召开的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坚持不承认“满洲国”的立场，对日态度转趋强硬。中日谈判陷入僵局。国民政府在经济和军事方面开始作了一些抗日准备，但对内仍坚持反共方针。当时奉命在西北“围剿”红军的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他们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并同共产党建立了抗日合作关系。1936年12月12日他们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实行“兵谏”，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经过谈判，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后被释放。他一回到南京就扣押了张学良，并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西北。但迫于全国要求抗日的政治形势，他不得不在实际上改变十年来的内战政策，开始与共产党谈判。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民族和解的起点。

　　中华民族团结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征服中国的计划，于1937年7月7日在北平西南的卢沟桥武装挑衅，并由此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见“七七”事变）。日本的侵略激起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促使爱国的各种政治势力团结御侮，共赴国难。驻守平津的中国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抗战。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号召“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一面密令军队北上增援，一面在庐山发表谈话，表示事变的任何解决，都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否则只有抗战到底。国民政府的抗日决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政府虽表明应战决心，但仍幻想英、美列强出面干涉。二十九军因孤军奋战失利，平津终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又于8月13日侵犯上海（见淞沪会战）。蒋介石下达全国总动员令。淞沪地区的七十余万中国军队奋勇抵抗达三个月之久。日军以死伤五万人的代价于11月初攻占上海。中国军民损失惨重，但使日本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梦想破灭。

　　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迅速扩大，造成中华民族的严重危机。国民政府召开国防最高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蒋介石出任陆海空军大元帅。另设国防参议会，以各党派的领导人和社会名流为参议员。军事委员会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颁布战争指导及作战指导计划。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何应钦、李宗仁分别担任各战区司令长官。经过国共两党谈判，国民党在政治方面作出若干改革的许诺，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并释放了政治犯。抗战开始不久，中国共产党即公布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阐明动员全国人民实行全面抗战的主张，并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人参加国防最高会议和国防参议会。为了表示共御外侮的决心和诚意，共产党宣布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名称和停止土地革命，成立陕甘宁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下辖三个师，共四万余人）和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相继奔赴抗日前线。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对抗日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纪元。

　　平津陷落后，日本增兵华北，总兵力约三十万，分别沿平绥、平汉、津浦三条铁路线扩大侵华战争。沿平绥线进犯的日军占领张家口、大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奉命在山西组织抵抗日军，卫立煌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及晋军在忻口一带阻击日军，激战二十余日。八路军也参加忻口会战，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首战告捷（见平型关战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与此同时，沿平汉线南犯之敌于占领石家庄之后，分兵西犯。国民党中央军及晋军纷纷南撤，11月9日日军占领太原。由石家庄南犯的日军11月5日陷安阳，刘峙统率的国民党中央军不战而溃。防守津浦路方面的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弃黄河天险不守，逃到鲁西南。日军12月27日攻陷济南。从此华北战场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防御战争基本结束。

　　日本的工业水平和军事装备都远居中国之上。在强敌进攻面前，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于1937年11月决定迁都重庆。由于蒋介石及政府中枢主要人员迁往武汉，所以1938年10月以前，武汉是中国抗战、内政及外交活动的中心。中国的工业主要集中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沿海大城市。战争爆发后沿海工业遭到浩劫。为了发展战时生产，支援抗战，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及私营工厂约六百余家在政府的协助下迁往内地，为战时西南和西北大后方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还有一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大中学校师生也陆续内迁。国民党军队从上海撤退后，蒋介石部署了南京保卫战。唐生智奉命统率十余万军队保卫南京。南线日军攻占上海后分三路进犯南京。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约有三十万中国人被杀害（见南京大屠杀）。此后，日军一部沿津浦路北上，企图与从华北进入鲁南的日军合围徐州，但被中国军队阻止在淮河一线。同时在李宗仁指挥下，集结在鲁南地区的十二万中国军队与三万日军展开会战，取得台儿庄大捷，消灭日军万余人（见台儿庄战役）。

　　日本一面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一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中国政府提出“和平谈判条件”，期望中国政府在其武力打击下屈服，但中国政府拒绝接受日本的苛刻条件，日本近卫内阁遂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中国爱国政治力量以团结抗日回答了日本的恫吓。1938年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及宣言，表示抗战不达目的，决不中止。对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工作都加以改善。在军事委员会内设立政治部，以陈诚为部长，邀请周恩来担任副部长，郭沫若担任主管宣传的第三厅厅长。文化艺术界成立了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在宣传抗日及振奋民族精神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组成有国民党、共产党、国社党、青年党、救国会等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取代了国防参议会。中国共产党支持国民党当局的抗战活动，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的讲演，驳斥了“亡国论”及“速胜论”等错误思想，阐明了抗日战争的总方针。但国民党当局仍拒绝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主张，继续实行其片面抗战方针。国民党决定强化其组织，实行总裁制，以蒋介石、汪精卫为正副总裁，继续坚持一党专制和独裁政策，又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作为国民党控制和训练青年的组织。

　　日军在台儿庄受挫后，便增派援军，重新部署兵力，从南北夹击徐州，企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在徐州一带的六十万中国军队奉命避免决战，向豫南和鄂北转移。日军占领徐州后，在合肥、芜湖、南京等地集结，沿大别山山麓和长江两岸西犯，目标是攻占武汉。为了保卫武汉，中国调集约一百万军队，组成四个作战兵团进行防御堵截，大小战斗数百次，历时四个月，但终未能阻止日军的进攻，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于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见武汉会战）。与此同时，日军在广东沿海登陆，国民党军队撤离广州，退至粤北山区固守。武汉撤退后，国民党军政机关迁到长沙。11月底，蒋介石主持在湖南南岳召开的军事会议，制定了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战略方针，提出以整训部队、强化战力为中心。会议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强调的游击战略，抽调部队进入敌后。还重新部署军事力量和调整战区，简化了指挥层次，军委会下辖十个战区。

　　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的方针和战略战役上指挥失误等因素，抗战仅一年余，国民政府退到西南一隅，大片国土遭到日军蹂躏。但中国军队的抵抗和战略退却，消耗了日军的力量，使日本速战速决的计划彻底破产，并为持久抗战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从1938年底起，日本暂时停止了对正面战场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推行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并竭力寻找其代理人，以实现“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企图。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屈从日本的压力，散布“再战必亡”的谬论，主张与日本帝国主义“妥协”。经日本特务机关秘密策动，汪精卫一伙于1938年12月从重庆逃往上海敌占区，先组成伪国民党中央，接着于1940年3月在南京组成傀儡政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前此，日本制造的北平“华北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均并入汪伪政权。日本侵略军在沦陷区进行残暴的殖民统治，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汪伪政权和“满洲国”一样，都是侵华日军的工具，随着1945年日军战败而垮台。

　　与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败退的同时，坚持全面抗战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迅速地开辟了敌后战场，建立了大小十余块抗日民主根据地，其中著名的有聂荣臻统率八路军一一五师创建的晋察冀边区，贺龙、关向应领导的八路军一二○师建立的晋绥边区，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统率的一二九师建立的晋冀鲁豫边区，及叶挺、项英、陈毅等率领的新四军开创的江南、江北根据地。此外，还有东北抗日联军和广东华南抗日游击队建立的根据地或游击区。从1938年7月至1941年5月，八路军和新四军对敌作战三万余次，毙伤日军十二万人，伪军八万余人。其中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作战三个半月，毙伤敌伪军两万五千余人。至1940年，抗日根据地人口发展到一亿，军队近五十万。因此，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吸引了侵华日军的主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了全国抗日的中心。共产党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由抗战初期的约四万党员，增加到八十万，成为完全成熟的全国性的大党。1941年和1942年，由于日伪军的反复“扫荡”和华北地区严重的自然灾害，根据地范围缩小，人口和军队都有所减少。在极端困难的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动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普遍展开反扫荡斗争。至1943年底，根据地又恢复到1940年的规模，为实行战略反攻打下了基础。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力量的发展，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慌。1939年初，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除表示要继续抗战外，最重要的议题是制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政策。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开始推行消极抗战和积极反共的方针。会后，国民党不仅公开叫嚷“取消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政府”，还多次制造反共军事摩擦。1941年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袭击新四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对于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共活动，中国共产党人作了有力的回击，揭露其内战阴谋，迎击其军事进攻，但为了民族的利益，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博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同情，许多国家的人民自愿捐款或来华支援中国抗战。中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争取欧美国家的财政和军事援助，但在1938年底之前，援助中国的只有苏联政府，美英等国政府主要是道义上的支援。1939年，美国政府废除《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后，开始向中国提供贷款。处境困难的中国基本上是独自抗击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对日正式宣战，中国战场与世界反法西斯战场联为一体，美、英与中国正式结盟，在重庆召开了“东亚军事会议”。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美国将军史迪威为总参谋长。中国远征军进入缅甸配合盟军作战，给日军以重创。1942年，中国从美、英国家得到大量贷款和军火物资援助。次年经过谈判，中国政府与美英等国签订新约，废除了不平等条款，取消了领事裁判权。中美英三国首脑举行开罗会议，商定了联合对日作战计划。此后作为世界四大国（美苏中英）之一的中国，积极参加组建联合国的活动。

　　抗战以来，国民党统治集团始终拒绝实行民主改革，顽固地坚持腐败的独裁制度。1943年8月林森逝世后，蒋介石接任国民政府主席，并兼行政院长，直接掌握党、政、军大权。他借口适应抗战需要，大力强化独裁统治，加紧反共宣传，鼓吹封建专制主义，摧残进步文化，广设集中营，迫害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同时，由于政府实行对金融和工业的垄断，对农民横征暴敛，使民族工业凋敝，农业经济衰败，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日益困苦。这一切引起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普遍不满。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4年改为中国民主同盟）等党派团体不断要求结束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派驻重庆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积极领导和支持国民党统治区人民要求民主的斗争，发展壮大了抗日民主力量。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日本与南洋的海上交通线被美国切断。侵华日军集中五十一万兵力，发动豫湘桂战役，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并摧毁中国西南部的空军基地。在豫中、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诸会战中，各地中国陆军在中美空军的支援下，大都进行英勇抵抗，战况激烈，日军伤亡惨重。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企图保存实力，对抗战趋于消极，对日军冒险进攻的严重性估计不足，使中国损失兵力六七十万。至1944年底，日军侵占了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大部和贵州、福建省的一部分领土。日军虽一度打通大陆交通线，但兵力更加分散，战线更加延长。1945年春，中国陆军在西南各战区开始反攻，取得湘西战役的重大胜利，并收复南宁、柳州、桂林等地。与此同时，乘大批日军南下之际，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向日伪军展开全面攻势作战。1944年初至1945年春共毙伤日伪军三十八万余人，俘日伪军九万余人，收复县城七十七座。抗日主力部队发展到九十余万人，民兵两百多万。在华北、华中、

　　抗日根据地军民进行地道战(1944)

　　华南建立了十九个大解放区，使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重要交通线都处在抗日军队的威胁之下。

　　在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国共两党都在考虑战后中国的命运。为了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党的路线，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章程，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总结了抗战中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条不同的路线，指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时局的出路。5月5～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政纲、政策及有关措施，虽也宣布将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以“实施宪政”，但拒绝成立联合政府。这实际上是坚持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在这次大会上，国民党还为发动反共内战作了准备。蒋介石连任总裁。国共两党代表大会的召开，表明在战后建立什么样国家的问题上斗争日益尖锐。在此之前，国共两党就对解决国内政治问题进行多次会谈，由于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妄图限制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政权，使谈判陷于僵局。美国为了利用中国抗战力量战胜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统帅部总参谋长。他与国共两党都保持合作的关系，但1944年10月史迪威被调回国（见史迪威事件），美国派赫尔利和魏德迈来华，美国对华政策即从联共抗日向扶蒋反共转变。美国对华政策的重大变化，扩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欧洲战场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1945年7月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促令日本投降，但日本拒绝接受。8月，以外交部长王世杰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前往莫斯科，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国被迫承认有损中国主权的《雅尔塔协定》。同时，美国在日本掷下两枚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一百万红军进入中国东北。中国军队在各地向日军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国土。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包括中国本土（东北三省由苏军受降）、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共有日军一百二十八万，伪军一百四十六万。9月9日，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在南京接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投降，历时八年的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与中华民国的终结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急剧变化。国共两党在对日受降及国内政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尖锐的冲突。蒋介石把全国划为十五个受降区，各区受降长官都委派了国民党系统的战区司令长官或方面军司令官，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大都远在西南、西北，调动需时。而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却大都在华北、华东地区，这一带正是日军主要占领区。为了阻止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受降，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的部队照计划推进，而命令共产党的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勿“擅自行动”。由于美国陆海空军直接帮助运送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南京、北平、天津、广州、长沙、武汉、南昌、太原等大城市及许多战略要地，收编伪军数十万人，并将各大城市敌伪经营的庞大的工商业资产变为所谓“国有”企事业，从而使官僚资本恶性膨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控制了中国经济的命脉。中国共产党坚决拒绝蒋介石“驻防待命”的命令，并声明国民党不能代表解放区接受日伪投降。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夺取并解除日军武装，迫使敌伪无条件投降，并配合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作战。各地解放军收复威海卫、烟台、张家口、邢台、邯郸、焦作等中小城市近两百座。对此蒋介石惶恐不安，除以“维持治安”为名命令各地日伪军抗拒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外，还借口“恢复铁路交通”派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造成严重的内战危机。

　　当时，饱受战争苦难的中国各阶层人民迫切需要国内和平，休养生息，强烈反对内战。国际进步舆论也认为中国应该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于1945年8月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会谈的中心是政权和军队问题。共产党要求国民党承认解放区政权和军队，以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而蒋介石则坚持所谓“军令、政令统一”，其目的是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政权。蒋介石一边谈判一边派兵进攻华北各地解放区，施加军事压力。共产党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实行自卫反击，于绥远、上党及邯郸等地接连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合影

　　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事。10月10日发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见重庆谈判和《双十协定》），但在解放区政权和军队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11月，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辞职，美国政府派马歇尔为特使来华（见马歇尔调处），调解国共争端，促成“中国之统一”，其目的是企图在中国组成一个以蒋介石国民党为核心的联合政府。12月，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重庆，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谈判，1946年元月5日国共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0日，国共双方发布停战令，由张群、周恩来和马歇尔组成三人小组，负责调处国共军事冲突，执行停战令。在停战令颁布的当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在此以前，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人士积极为国内和平奔走，主张通过政治革新，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他们反对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要求民主，在促进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等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政协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问题、宪法草案及国民大会等五个方面进行讨论。斗争的焦点是政权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问题。经过激烈争辩，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等五项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规定全国团结一致建立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化，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和平发展，等等。

　　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有利于人民的决议，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国民党虽然也宣布批准政协决议，但提出许多保留条件。接着，在3月间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则公然不承认政协会议的约束力，继续鼓吹一党专政。同时对全国人民要求遵守政协决议和反对内战的活动横加破坏镇压，制造了“较场口事件”、“李闻血案”及“下关惨案”等流血事件。国民党为独占东北三省，蛮横地拒绝与共产党谈判有关东北问题。苏联军队自东北撤退后，由美国飞机、军舰运送国民党部队十余万人到达东北，进驻长春、沈阳等城市。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频繁进犯，造成“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对于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种种行径，共产党进行了坚决斗争，一方面坚持与国民党谈判，在马歇尔的斡旋下，2月完成国共整军方案，3月达成东北停战协议；另一方面积极准备自卫战争。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从关内各地调集军队和干部约十五万人到东北，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使国民党未能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同时在各解放区普遍开展练兵运动、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增强了解放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1946年5月，国民政府从重庆还都南京，国共谈判也转到南京举行。蒋介石借口共产党拒绝从苏北、皖北等地撤退，公然调集二十万军队，于6月大举围攻以宣化店为中心的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

　　全面内战爆发时，国共双方实力对比甚为悬殊，国民党兵力为四百三十万，其中正规军约两百万，拥有现代武器装备，控制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占据着大城市和交通干线，拥有现代工业技术和丰富的资源，在军事物资和财政上得到美国政府的大量援助，与国民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及经济实力方面都处于劣势。解放军只有一百二十多万人，装备简陋，没有空军和海军。解放区只有一亿多人口，现代工业甚少，经济上没有外援，但在国内外得到道义上的声援。国民党依恃其军事优势，把一百六十万军队用于内战第一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方针。计划一举全歼中原解放军之后，攻占苏北，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关内解放军，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战争初期，国民党军攻占了解放区的一些城市，1946年11月11日攻占张家口时，达到了国民党进攻解放区的高峰。

　　占领张家口后，国民党当局以为胜利在望，便不顾共产党、民主同盟等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的反对，公然践踏政协决议，在南京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由于内战日趋剧烈，1947年1月马歇尔宣布调解失败回国，美国退出军调部；中共驻南京、上海等地军调处的代表被迫撤回延安。国民党一意孤行，于同年3月又召开“行宪国民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统、李宗仁为副总统。在民主宪政的幌子下，继续实行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

　　对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的方针，主要目标在于歼灭敌军有生力量，而不是保守或夺取城市。因此，人民解放军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经过中原突围的胜利、苏中战役、定陶战役、晋北战役、新开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等十几个战役，挫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至1947年2月，解放军以二十四万人的损失，歼灭国民党军队七十一万人。由于兵力不足，蒋介石自1947年3月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对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等战场转取守势，集中兵力对南部战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实施重点进攻。到同年夏天，经过青化砭、羊马河、蟠龙、孟良崮等战役，陕甘宁和山东两解放区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进攻。6月底，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大军约十三万人渡过黄河，挺进大别山，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大反攻的序幕。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华北；抗日战争胜利后依靠华北，夺取东北。1947年，共产党向全国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开始全力开辟中原地区。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南下，八九月陈赓、谢富治率领另一支晋冀鲁豫野战军八万余人，由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十八万余人越过陇海路，辗转于豫皖苏地区。三支大军互为犄角，逐鹿中原。这一胜利，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围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

　　同时，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在国民党统治区，由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和美国垄断资本控制了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破产。财政经济急骤恶化，民不聊生。在京、沪、平、津等大城市里接连发生以学生为主体的抗暴运动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形成反美、反蒋的第二条战线，抢米风潮席卷全国。广大中间阶层迅速觉悟。1947年7月，蒋介石发布“戡乱总动员令”，解散了民主同盟。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抛弃了中间路线，拥护中共的主张。国民党进一步分化，一些地方实力派开始与中共联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政策。

　　在全面防御计划破产后，蒋介石被迫采取分区防御。为此，1947年底至1948年夏在华北（北平）、东北（沈阳）、华中（汉口）、华东（徐州）、西北（西安）分别设立了“剿匪”总司令部，并提出军事、政治、经济三位一体的总体战方针。但这并未能改变国民党的败局。各地解放军经过清风店战役、石家庄战役、运城战役、临汾战役、盐城战役、豫东战役、西府陇东战役、洛阳战役、襄樊战役、胶济路中段战役及东北解放军的秋季和冬季攻势作战等，从1947年7月至1948年6月，共歼灭国民党军一百五十二万人，收复或攻克石家庄、四平、吉林、沈阳、开封、潍县、临汾、延安、宝鸡等县城以上大小城市一百六十四座，使解放区联成一片，并开辟了新的中原解放区。1947年，在解放区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消灭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数百万农民子弟参加了解放军，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在新解放的城市里，积极执行保护工商业、学校、教堂的城市政策，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1948年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到达晋察冀解放区的平山县西柏坡村，与前此到这里的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会合。面对日益有利的战争形势，中共中央及时抓住战略决战的有利时机，连续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

　　为了挽救危局，1948年7月底8月初，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将“分区防御”改为“重点防御”，即裁撤绥靖区，收缩战线，集中兵力于沈阳、北平、西安、汉口、徐州五大战略要地，以卫立煌、傅作义、刘峙、胡宗南、白崇禧分别担任总司令，掌握各战区的军政大权。各“剿总”企图依托大城市坚固的阵地进行防御。同时抽调精锐部队组编机动兵团，加强应援能力。蒋介石还计划把东北的国民党军撤至关内，以便集中兵力。中共中央毅然决定在蒋介石尚未决策从东北逃跑以前，首先发动辽沈战役。为了就地歼灭国民党军，东北野战军七十万人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连续作战五十二天（9月12日至11月2日），以伤亡六万九千人的代价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七万，攻克长春、锦州、沈阳，东北全境宣告解放。

　　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

　　同时，华东野战军在粟裕、谭震林指挥下攻克济南，歼灭国民党军十余万人。华东野战军及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等指挥下，发起淮海战役。以徐州地区为中心的这次战役，是国共两党进行的空前规模的决战。国民党军集结近八十余万人，解放军六十余万人，经过六十六天（1948年11月6日至次年1月10日）的激战，解放军以伤亡十三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五十五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淮海战役接近结束时，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合，发起平津战役，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指挥包围平津。经过六十多天战斗和谈判，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五十二万，攻占天津、张家口等城市。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在三大战役中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支援解放军，各地支前民工达五百四十万人，支前粮食近十亿斤，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同年春，解放军实行统一整编，西北、中原、华东、东北各野战军相继改称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大大提高了正规化程度和机动作战能力。3月5～13日，中共在平山县西柏坡村举行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报告。全会制定了迅速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方针。全会认为，全国胜利后必须“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胜利后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会后，中共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

　　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主力部队几乎损失殆尽。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已濒临绝境。国民党的总兵力下降到二百零四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只有一百四十六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经济情况迅速恶化，金圆券急剧贬值，物价飞涨，从1948年8月到1949年3月，上海的物价上涨了八万多倍。政府财政枯竭，赤字高达九百万亿元。翁文灏内阁无法维持政局宣告垮台。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愈演愈烈，四分五裂，南京政府已陷入“一国三公”的境地。蒋介石派宋美龄赴美乞求援助，未能成功。美国政府不得不承认众叛亲离的蒋介石政府已很难挽救了。但蒋介石不甘心失败，一方面在长江以南及西北地区继续拼凑军事力量，准备抵抗；另一方面于1949年元旦发表文告乞求“和平”，并提出以保存“宪法”、“法统”和国民党军队作为国内和平的前提，其真正的目的是企图取得喘息的时间。中国共产党提出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一切反动军队、没收官僚资本、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卖国条约、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条件，作为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蒋介石求和的阴谋被揭露以后，被迫于1月21日宣布引退。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蒋氏退到浙江奉化家乡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分操纵南京政府。

　　李宗仁上台后表示愿意以八项条件作为和谈的基础，派遣以张治中为首的和谈代表到北平谈判。中国共产党也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4月1日双方举行谈判，南京代表团要求人民解放军不渡长江，妄图造成隔江分治的局面，以维持国民党在江南地区的统治。中共拒绝了南京代表团的要求，于4月15日提出《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在惩办战犯和改编军队等方面对国民党作了一些让步，限定以4月20日为签定日期。李宗仁拒绝签字，声明撤销谈判代表，和谈破裂。国民政府行政院迁往广州，准备作最后挣扎。

　　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百万雄师强渡长江，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防线，于23日解放南京。中华民国在大陆最后一届反动政府垮台，宣告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统治的结束。接着，解放军攻占上海、杭州、南昌、武汉等城市，共歼灭国民党军四十三万余人，取得了渡江战役的胜利。残余的国民党军队纷纷退向两广、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前台，在广州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后又退到四川，企图负隅顽抗。为了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人民解放军分路展开追歼战，席卷两广、福建、西南及西北地区。在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形势下，绥远、新疆、湖南、云南等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通电起义。蒋介石带领余部逃往台湾省，仍沿用“中华民国”。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1949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等重要文献；会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改名北京，采用公元纪年，

　　1949年10月1日《人民日报》报道在政协一届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

　　人民政府主席的消息

　　以五星红旗为国旗；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华民国时代结束，开始社会主义中国的新纪元。（参见彩图插页第152页）

　　参考书目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中华书局，北京，1982。

　　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1、2卷，中华书局，北京，1987。

　　张宪文主编：《中华民国史纲》，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5。

　　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哈尔滨，1980。

　　（李宗一）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献。1912年3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11日公布施行。计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等七章，共五十六条。①临时约法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②临时约法体现了民主主义精神。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同时规定，人民有纳税、服役等义务。③在政府的组织形式上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规定全国的立法权属于临时参议院，参议院有权议决一切法律、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准则，募集公债，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重要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官员等，但行使职权时，须有国务员副署。受参议院弹劾时，由最高法院组成特别法庭审判；法官有独立审判的权利，它否定了集大权于一身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此外，还规定了“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

　　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胜利的重要成果，是一个具有历史性的进步。1914年5月废除，由《中华民国约法》取代。（参见彩图插页第128页）

　　（郑则民）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中华民国时期蒋介石为使国民党一党专政与个人独裁统治合法化而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1931年5月12日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通过，6月1日公布施行。计有八章八十九条。其实质主要是：①文件虽然采用某些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形式，但本质上是以国家根本法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国民政府主席、委员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约法”的解释权也由国民党中央行使。②它虽在一些条文上允许人民有各种权利和自由，但后来又立了不少“法”，限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③关于国计民生问题，除一些空洞条文外，没有给人民实际利益，连孙中山倡导的平均地权也只字不提，却规定以“国家”和“中央”的名义兴办工矿企业和垄断专利、专卖事业，为官僚资本的发展提供便利条件。此外，蒋介石为获得反对派以及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在不妨碍建立个人独裁统治的前提下，作了某些妥协和让步，如暂时承认党权仍高于政府主席，不提出“总统问题”，也规定“民营”事业“予以奖励及保护”等，致使这个约法有较长时间的稳定性，从1931年公布到1948年5月举行“国民大会”后结束，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共施行十八年。

　　（郑则民） 
　


    
《中华民国约法》
  　　《中华民国约法》

　　1914年5月1日公布，由袁世凯一手操纵的“约法会议”所制定，具有宪法性质。又称“新约法”，以示区别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该法分十章六十八条。以确认袁世凯专制独裁制度为基本特征，取消了国会制。它虽然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但在关于人民权利的各项规定中，都附加了“于法律范围内”的限制条件。而法律的制订，人民是无权过问的，实际上否定了主权在民的原则。虽在条文上也保留了人民享有言论、结社等项自由权利，事实上却被剥夺殆尽。这个约法修改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内阁制原则，把总统的权力提高到如同封建皇帝一样。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大总统有权制定官制、官规、任免文武职官、宣战、媾和，“发布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等。同时，否定“三权分立”原则，把制宪大权集中于大总统。参议院的职能改为“应大总统之咨询，审议重要政务”。宪法草案经参议院审定后，“由大总统提出，于国民会议决定之”。“国民会议由大总统召集并解散之”。另外，这个约法对民权严加抑制。虽规定了立法院的组成和职权，但对选举人和被选举人都有严格的限制，而且始终没有设立，另搞一个参政院代行职权。袁世凯企图利用这个约法，把个人独裁以法律形式加以肯定，为复辟封建帝制作准备，但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中华民国约法》随着袁世凯的垮台而被废止。

　　（郑则民）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

　　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的出版机构之一。1912年1月1日在上海创立，创办人为陆费逵。初系合资经营，资本二万五千元，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913年设编辑所，陆续编辑出版《中华教育界》、《中华小说界》、《中华童子界》等杂志和大型汉语工具书《中华大字典》。1915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增设发行所；翌年资本增至一百六十万元，职工达千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17年，因资金周转不灵，几至停业。经多方设法，营业重获发展。此后，除编印出版教科书和各种图书杂志外，还于1929年创办中华教育用具制造厂，制造教学文具仪器；1932年扩充印刷所，1933年在九龙新建印刷分厂，1935年在上海澳门路建成印刷总厂，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壳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

　　中华书局南京分局

　　1932年中华书局庆祝成立20周年时的店堂内景

　　到1937年春，资本扩充至四百万元，在全国各地和香港、新加坡开设四十余个分局，年营业额约一千万元，进入全盛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陆费逵赴香港，成立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设在公共租界的印刷总厂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九龙病逝。随后太平洋战争爆发，领导核心内迁，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抗战胜利后，总管理处迁回上海，印制教科书的业务虽迅速恢复，但图书杂志出版业务逐渐陷入困境。

　　从创立至1949年的三十七年间，先后编印出版了《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辞海》、《饮冰室合集》等重要书籍，卢梭《社会契约论》、达尔文《物种原始》等重要译著，以及几十种杂志，在学术界颇有声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华书局于1954年5月迁址北京，1958年改为以整理古籍为主的专业出版社，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更有长足的进展，从而享誉海内外。

　　（吴广义）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官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官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官制

　　基本照搬苏联模式，由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兼行立法权和行政权。其法律根据是1931年11月18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为最高政权机关，由各省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直属市、县苏维埃代表大会及红军所选代表组成，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开幕。

　　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情景

　　大会闭幕期间，由不超过五百八十五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负责任。中央执行委员会闭幕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不超过二十五人的主席团代负责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至四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产生。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除有制定、修改和颁布宪法的专权外，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共同行使对外宣战，制定、修改和颁布法律，决定内政外交大政方针，组织指导陆海空军等权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钢印

　　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最高法院和审计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行政机关，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人民委员（得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视工作需要随时增加）和工农检察委员会主席组成，负责指挥全国政务。其下设外交、劳动、土地、军事、财政、国民经济、粮食教育、内务、司法各人民委员部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工农检察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4年10月撤离江西苏区，1935年10月转移至陕甘苏区，1937年9月22日宣布取消，此制遂自行中止。

　　（曾业英） 
　


    
《中华文史论丛》
  　　《中华文史论丛》

　　专门发表研究中国文学、历史、哲学等学科论文的学术刊物。季刊。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62年创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前身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编辑出版，罗竹风、李俊民和陈向平主持领导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被迫停刊。1978年复刊，由朱东润、李俊民、罗竹风任主编。以言之有物、不尚空论为宗旨，倡导理论与考据相结合，重视把文史哲作贯通研究，注意发表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的论文。内容涉及从先秦到五四时期的文学、史学、哲学、语言文字学、版本目录学、中国古代科技、敦煌学、民俗学和中外关系、文化交流等领域。该刊专业性较强、有较高的学术水平。

　　（郑学勤） 
　


    
《中美续增条约》
  　　《中美续增条约》

　　见《蒲安臣条约》。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1946年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的一个包括通商航海设领等内容的条约。简称《中美商约》。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为了在内战中取得美国更大的支持和援助，于同年11月4日，由外交部长王世杰与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该条约。条约共三十条，六十八款。主要内容是：①缔约此方之国民有在彼方“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与从事商业、工业、文化教育、宗教等各种职业的权利，以及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的权利；并且在经济上享受国民待遇。②此方商品在彼方享有不低于任何第三国和彼方本国商品的待遇，此方对彼方任何物品的输入，以及由此方运往彼方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③此方船舶可以在彼方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其人员和物品有经由“最便捷之途径”通过彼方领土的自由；此方船舶包括军舰在内，可以在遇到“任何危难”时，开入彼方“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条约表面上双方享有对等权利，而实际上由于当时中国的远洋运输不发达及生产落后，根本无法与美国平等地实现其中规定的权利。通过条约，全中国领土均向美国开放。美国企业在华享有种种特许的待遇，使中国部分地丧失了关税自主权、沿海及内河航行权。

　　（齐福霖）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

　　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有关东三省的不平等条约。在日俄《朴茨茅斯和约》签订后不久，日本于1905年11月派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来北京，与清政府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直隶总督袁世凯交涉“东三省善后事宜”。1905年12月22日（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包括《正约》和《附约》。会议一开始，日本提出“大纲”十一款作为讨论基础，并宣称日本与俄国开战是“为了整个东亚的安全”。日本以巨大的牺牲阻止了俄国占有满洲，中国应报答日本，不仅应无条件地同意将俄国在东三省南部的权益让与日本，而且要给日本以《日俄和约》规定之外的其他特权。双方争执激烈，会议屡陷僵局。小村以日本在东北驻有重兵的强权地位施加压力，终于迫使清政府接受日方的要求而签约。

　　《正约》三款，主要内容为：清政府“将俄国按照《日俄和约》第五款及第六款允让日本国之一切概行允诺”，即同意将俄国政府在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领土、领水的租借权和长春至旅顺口的铁路以及附属的一切权利财产和煤矿转让给日本政府。《附约》十二款，规定日本政府取得的新特权，主要有：①中国允将东三省十六个地方开埠通商：凤凰城（今辽宁凤城）、辽阳、新民屯（今辽宁新民）、铁岭、通江子（今辽宁通江口）、法库门（今辽宁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今黑龙江宁安）、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今黑龙江爱辉）和满洲里。②如俄国允将护路兵撤退，日本才可照办（实际上则长期在沿线驻扎“护路”军队）。③中国允许日本政府继续经营安东（今辽宁丹东）至奉天（今沈阳）铁路，以十五年为限。④在营口、安东、奉天划定日本租界。⑤中日合营公司采伐鸭绿江右岸地方森林。同年12月29日双方在北京互换条约批准书。这项不平等条约使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获得了立脚点。从此，它以依约攫取到的权益为依托向中国东北地区大肆扩张侵略。

　　（沈子）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1915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无理要求，企图把中国的领土、政治、军事及财政等都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这场历经五个月的交涉，是日本侵华史上重要的一页。

　　1914年，日本政府趁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机，借口对德国宣战，派兵攻占中国的胶州湾和胶济铁路，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次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奉日本政府之命，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了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袁政府“绝对保密，尽速答复”。二十一条共分五大项：①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山东省不得让与或租借他国。②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等项特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限并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均延展至九十九年为限。③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附近矿山不准公司以外的人开采。④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租借或让给他国。⑤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武昌至南昌、南昌至杭州、南昌至潮州之间各铁路建筑权让与日本。日本在福建省有开矿、建筑海港和船厂及筑路的优先权。日本人在中国有宣教权，等等。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与日本代表日置益秘密谈判。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消息一经传开，立即激起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无比愤慨，反日舆论沸腾。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在举国一致反对的声浪中开始。谈判秘密进行，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袁世凯便将二十一条加以修改，提出修正案。但日置益寸步不让，谈判一度陷于僵局。与此同时，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它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中国人民的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又发出最后通牒，限四十八小时之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怕得罪日本，皇帝做不成，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参见彩图插页第129页）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完全违背了国际关系的根本准则，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下，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日本最后通谍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

　　（李宗一） 
　


    
中日甲午战争
  　　中日甲午战争

　　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1894年（光绪二十年）爆发，按中国干支纪年，是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日本挑起战争　日本蓄谋吞并朝鲜、西侵中国由来已久。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兵协助镇压。日本政府同时也诱使清政府派兵，为自己出兵朝鲜制造借口，清政府接到朝鲜政府请求后，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两千五百人分批赴朝，屯驻牙山，并电告驻日公使汪凤藻，令其根据1885年的《中日天津条约》，知照日本外务省。其时，日本内阁见阴谋得逞，一面派兵入朝，占据汉城附近各战略要地，一面设立有参谋总长、参谋次长、陆军大臣、海军军令部长等参加的大本营，作为指挥侵略战争的最高领导机关。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训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得施行认为适当之临机处分”，授权大鸟挑起衅端，发动侵略战争。

　　当中日两国向朝鲜出兵时，朝鲜政府已接受东学党起义军提出的要求，双方签订休战和约，起义军退出全州。朝鲜内战实际上已经停止，清军并未与东学党起义军交战。朝鲜政府为消除日本出兵借口，6月13日请求中国撤兵。叶志超部准备从牙山订期内渡，清政府要求日本同时撤兵。日本虽已失去出兵朝鲜的借口，但仍决心扩大事端，促成中日关系破裂，它不仅拒绝撤兵，反而继续向朝鲜增派军队，并提出所谓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以达到既使日军赖在朝鲜不走又能拖住中国军队的双重目的。7月12日，陆奥电令大鸟：“目前有采取断然处置之必要”，“不妨利用任何借口，立即开始实际行动”。大鸟接训令后，于19日和20日连续提出强硬要求，胁迫朝鲜政府废除中朝通商条约，并驱逐中国军队出境。23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拘禁国王李熙，成立以大院君李昰应为首的傀儡政府。25日，大鸟指令大院君宣布废除中朝两国间的一切商约，并“授权”日军驱逐屯驻牙山的清军。当天，日本不宣而战，在丰岛海面对中国海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同时日本陆军向驻牙山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终于挑起了这场侵略战争。8月1日（七月初一），中日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开始。

　　战争过程　中日甲午战争的整个过程，包括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894年7月25日到9月17日。这时在清廷内部，以光绪帝为首的主战派占上风。是年慈禧太后六十岁，她盼望从速结束战争，以免耽误她大办庆典，

　　因此倾向和议，但迫于清议，一时尚不敢公然主和。在此阶段中，战争是在朝鲜半岛及海上进行，陆战主要是平壤之战，海战主要是黄海之战。

　　平壤之战发生于9月15日，是双方陆军首次大规模作战。当时驻守平壤的清军共三十五营，一万七千人；进攻平壤的日军有一万六千多人，双方兵力旗鼓相当。战斗在三个战场同时展开：其一为大同江南岸战场。晨三时，日军第九混成旅团在大岛义昌少将的指挥下，首先向大同江南岸清军发起进攻。太原镇总兵马玉崐督队英勇抗击，日军官兵死伤惨重，无力再战，大岛义昌负伤，只得下令退却，午后二时全部撤离战场。其二为玄武门外战场。玄武门为日军的主攻方向，因此集中了优势兵力，由立见尚文少将的第十旅团（又称朔宁支队）和佐藤正大佐的第十八联队（又称元山支队）担任主攻。高州镇总兵左宝贵登玄武门指挥，亲燃大炮轰敌，官兵感奋，英勇杀敌。激战中，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其部下三位营官也先后阵亡，午后二时玄武门遂被日军攻陷。日军企图向城内推进，遭到清军阻击，只得退守玄武门。其三为城西南战场。晨七时，野津道贯中将亲率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从平壤西南用炮火掩护步兵冲锋，清军马队进行反击。至中午，野津道贯见难以得手，下令暂停攻击，退回驻地。此时对清军来说，战事尚有可为，但清军总统（总指挥）叶志超贪生怕死，于午后四时树白旗停止抵抗，并下令全军撤退。六天里，清军狂奔五百里，于21日渡鸭绿江回国。日军占领朝鲜全境。

　　黄海之战发生于9月17日，是中日双方海军的一次主力决战。因这次海战发生于鸭绿江口大东沟（今辽宁东沟）附近海面，亦称大东沟海战。北洋舰队参加战斗的军舰为十艘，日本海军投入战斗的军舰则有十二艘。从航速、火力等方面看，日方也占优势。中午十二时五十分开战，日本舰队先绕攻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北洋舰队将其拦腰截断，重创比叡、赤城、西京丸诸舰，使之丧失战斗力西逃出战场。日本舰队继而采取背腹夹击的战术，北洋舰队势大不利。其中致远舰已受重伤，管带邓世昌为保护旗舰，下令向敌先锋舰吉野猛冲，以求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舰身爆裂，全舰两百五十人中除十六人遇救外，其余壮烈牺牲。下午三时许，北洋舰队十舰中，沉四、逃二、伤二，只余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依然奋勇搏战，并重创日本旗舰松岛，使之丧失战斗力。战至下午五时半，日本舰队气衰力竭，不敢恋战，向西南方向逃遁。海战中，提督丁汝昌受伤不退，激励将士；致远管带邓世昌、经远管带林永升冲锋于前，誓死搏敌；定远管带刘步蟾、镇远管带林春曾苦战于后，终于出现转机，粉碎了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

　　平壤、黄海战后，日本方面广造舆论，大肆渲染胜利，更加刺激了其扩大侵略战争的野心。而在清朝方面，身负军事指挥重任的李鸿章则夸大失败，以进一步推行其消极避战方针，同时慈禧太后的主和也渐趋明朗化。

　　第二阶段，从1894年9月17日到11月22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辽东半岛进行，有鸭绿江防之战和金旅之战。

　　鸭绿江防之战开始于10月24日，是清军抗击日军入侵中国国土的首次保卫战。当时部署在鸭绿江北岸的清军共八十二营，约两万八千人。清政府任命宋庆为诸军总统，节制各军。日军进攻部队是山县有朋大将统率的第一军，包括桂太郎中将的第三师团和野津道贯中将的第五师团，共三万人。双方兵力不相上下。但是，宋庆虽负节制诸军之名，各军实则不服调度，而且士气不振，将领多无抗敌决心。是日午前十一时，日军先于九连城上游的安平河口泅水过江成功。当夜，日军又在虎山附近的鸭绿江中流架起浮桥，清军竟未觉察。25日晨六时，日军越过浮桥，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率部奋勇还击，因势单力孤，伤亡重大，被迫撤出阵地。日军遂占领虎山。其他清军各部闻虎山失陷，不战而逃。26日，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九连城和安东县（今丹东）。在不到三天内，清朝重兵近三万驻守的鸭绿江防线竟全线崩溃。

　　金旅之战也开始于10月24日，至11月22日旅顺口陷落，这是甲午战争期间中日双方的关键一战。日本第一军进攻鸭绿江清军防线的同一天，大山岩大将指挥的

　　日军在辽东花园口登陆

　　第二军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旅顺后路上的花园口登陆。日军的登陆活动历时十二天，清军竟坐视不问。11月6日，日军进占金州（今辽宁金县）。7日，日军分三路向大连湾进攻，发现清军早已溃散，不战而得大连湾。日军在大连湾休整十天后，开始向旅顺进逼。当时旅顺地区清军有七统领，道员龚照璵为前敌营务处总办，有“隐帅”之称，共辖三十三营，约一万三千人。18日，日军前锋进犯土城子，徐邦道指挥拱卫军奋勇抗御，将日军击退。是日，龚照璵竟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艇逃往烟台。19日，黄仕林、赵怀业、卫汝成三统领也先后潜逃。21日，日军向旅顺口发起总攻。22日占领旅顺口并血洗全城。

　　中日甲午战争图

　　随着清军节节败退，在清廷内部，主和派已占上风，大肆进行投降活动。旅顺口失陷后，日本海军在渤海湾获得重要的根据地，从此北洋门户洞开，北洋舰队深藏威海卫港内，战局更加急转直下。

　　第三阶段，从1894年11月22日到1895年4月17日。在此阶段中，战争在山东半岛和辽东两个战场进行，有威海卫之战和辽东之战。

　　威海卫之战是保卫北洋海军根据地的防御战，也是北洋舰队对日的最后一战。其时，威海卫港内尚有北洋海军各种舰艇二十六艘。1895年1月20日，大山岩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二军，包括佐久间左马太中将的第二师团和黑木为桢中将的第六师团，共两万五千人，在日舰掩护下开始在荣成龙须岛登陆，23日全部登陆完毕。30日，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威海卫南帮炮台。驻守南帮炮台的清军仅六营三千人。营官周家恩守卫摩天岭阵地，英勇抵御，壮烈牺牲。日军也死伤累累，其左翼司令官大寺安纯少将中弹毙命。由于敌我兵力众寡悬殊，南帮炮台终被日军攻占。2月3日日军占领威海卫城。威海陆地悉被敌人占据，丁汝昌坐镇指挥的刘公岛成为孤岛。连日来，日军水陆两路配合，先后向刘公岛和威海港内北洋舰队发动八次进攻，均被击退。在此期间，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伊东祐亨曾致书丁汝昌劝降，遭丁汝昌拒绝。5日凌晨，旗舰定远中雷搁浅，仍做“水炮台”使用，继续搏战。10日，定远弹药告罄，刘步蟾下令将舰炸沉，以免资敌，并毅然自杀与舰共亡。11日，丁汝昌在洋员和威海营务处提调牛昶昞等主降将领的胁迫下，拒降自杀。洋员和牛昶昞等又推署镇远管带杨用霖，出面主持投降事宜。杨用霖拒不从命，自杀殉国。12日，由美籍洋员浩威起草投降书，伪托丁汝昌的名义，派广丙管带程壁光送至日本旗舰。14日牛昶昞与伊东祐亨签订《刘公岛降约》，规定将威海卫港内舰只、刘公岛炮台及岛上所有军械物资，悉数交给日军。17日，日军在刘公岛登陆，威海卫海军基地陷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参见彩图插页第116页）

　　辽东之战持续的时间很长。自日军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后，连占凤凰城、岫岩、海城等地。清政府调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授以指挥关内外军事的全权，并任命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宋庆为帮办，以期挽回颓势。从1895年1月17日，清军先后四次发动收复海城之战，皆遭挫败。2月28日，日军从海城分路进犯，3 月4日攻占牛庄，7日不战而取营口，9日又攻陷田庄台。仅十天时间，清朝百余营六万多大军便从辽河东岸全线溃退。

　　《马关条约》的签订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进一步加紧了乞降活动。2月11日，决定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赴日议和。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傅文及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在马关春帆楼签订《马关条约》，包括《讲和条约》十一款，《另约》三款，《议订专条》三款，以及《停战展期专条》两款。

　　条约的主要内容为：①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实则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②中国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③中国“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二万万两；④开放沙市、

　　日本台湾总督发布占领台湾的通告

　　重庆、苏州、杭州四地为通商口岸，日本政府得派遣领事官在以上各口岸驻扎，日本轮船得驶入以上各口岸搭客装货；⑤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其产品免征一切杂税，享有在内地设栈存货的便利；⑥日本军队暂行占领威海卫，由中国政府每年付占领费库平银五十万两，在未经交清末次赔款之前日本不撤退占领军；⑦本约批准互换之后，两国将战俘尽数交还，中国政府不得处分战俘中的降敌分子，立即释放在押的为日本军队效劳的间谍分子，并一概赦免在战争中为日本军队服务的汉奸分子，免予追究。

　　该条约的签订，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同时它也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觉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戚其章） 
　


    
中山
  　　中山

　　春秋战国时国名。春秋时称鲜虞，属白狄，为子姓部族，但也有人以为是姬姓。在《左传》中，关于晋伐鲜虞的记载颇多。中山之名始见于《左传》定公四年。战国时，中山在今滹沱河流域的灵寿、平山、晋县一带。

　　中山的史料流传下来者甚少，仅见于《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清王先谦已将这些史料编成《鲜虞中山国事表》。1974年，河北平山发现中山王墓，出土带有铭文的鼎、壶、钺和兆域图等物，提供了不少重要史料。

　　中山侯銊

　　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都于顾（今河北晋县）。魏文侯三十八年（前408），魏伐中山，派公子击驻守其地。《史记》说中山后来又复国。前人或认为复国后之中山君为魏人，但据铜器铭文所记，战国晚期之中山君确为武公后裔。战国时，中山和宋都是仅次于七雄的强国。《史记》说中山建造过长城，中山君曾受周王册命为侯，公元前323年，中山与韩、燕等国共称王。因与赵相邻，但结齐以为援，中山成为赵的腹心之患。公元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子之之乱攻燕，中山也出兵相随，乘机攻占大片土地。从公元前307年起，赵武灵王连年向中山进攻，中山由此削弱。公元前301年，中山君受赵威胁而奔齐。赵惠文王四年（前295），赵乘齐南攻楚之机，一举灭掉中山。中山复国后，传五世而亡。

　　（吴荣曾） 
　


    
中书省
  　　中书省

　　中国古代中央最高政府机构之一。它和汉代尚书有渊源关系。

　　汉武帝时进一步强化君权，以主管文书的尚书掌握机密要政。为便于出入后宫，用宦者担任，称为中尚书，简称中书，又因兼谒者之职，故又名中书谒者。其长官有令、仆射。宣帝末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仆射；元帝时石显为中书令，牢梁为仆射，均专权用事，为朝臣所恶。成帝时废除由宦者担任中书之制，此后至东汉末，改以士人为尚书。尚书台独掌枢要，地位日益崇重。但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者总要防止臣下的权力过大，以免威胁到自身。东汉末，曹操受封为魏王后，在建置魏国百官时，便设立秘书令，典尚书奏事。魏文帝曹丕即位后，改秘书为中书，设监、令各一人，监、令之下置中书郎若干人，于是中书省正式成立，其官员由士人充任，与西汉时用宦者充任的中书不同。从此以后，中书省与尚书台并立。原来由尚书郎担任的诏令文书起草之责，转由中书省官员担任。中书监、令的品秩虽低于尚书令、仆射，但与皇帝的近密程度过于尚书，故机要之权逐渐移于中书省，尚书台的地位因之削弱。三国除曹魏外，孙吴亦设中书，置令、郎，但其制与魏制稍有不同。蜀汉不详。西晋以后，历代都沿袭曹魏立中书省，只有北周实行六官制，无中书之名。但其春官府有内史中大夫、下大夫等职，即相当于中书令、侍郎的职务。隋代废六官制，置内史省，即中书省。炀帝末又曾改名内书省。唐初亦名内史省，武德三年（620）始复名中书省。高宗龙朔二年（662）改称西台，咸亨（670～674）初复旧；武后光宅元年（684）改名凤阁，中宗神龙（705～707）初复旧；玄宗开元元年（713）改名紫微省，五年，复旧。自魏晋以后，中书省是与尚书省、门下省鼎立的三省之一。

　　中书省的组织，历代均有变化。自魏晋至隋初，以监、令各一人为其长官。后隋又废监，置令两人。唐承隋制，中书令曾改称为右相、内史令、紫微令等，均不久即复旧称。监、令之下，有中书侍郎（魏晋时也有单称郎或通事郎的；晋宋以后，概称侍郎），为中书监、令之副，它与监、令的职责都是答复皇帝的咨询，负责起草诏敕及阅读臣下的表章。自晋至隋初，侍郎员额四人，后改为二人，唐因之。侍郎之下，有中书舍人，初称中书通事舍人，后去通事之名。中书舍人初掌呈进章奏，后掌撰作诏诰及受皇帝委任出使，宣旨劳问，受纳诉讼。其员额历代不同，唐时置六人。中书舍人之下，复有通事舍人（一度改称通事谒者）若干人，掌朝见引纳，殿庭通奏。此外，又有右补阙、右拾遗，掌谏诤，唐代所置；起居舍人，掌修起居注，隋代所置。

　　中书省最重要的职权是撰作诏令文书。魏晋之初，监、令、侍郎多亲自起草，如曹魏时刘放为中书监，善为书檄，三祖（魏武、魏文、魏明）诏命多出自刘放。西晋张华为中书令，当时诏诰皆张华草定。其后，担任监、令的高门士族，崇尚清谈，厌亲细务，起草诏诰文书，多委之于舍人，于是机要之权逐渐下移。南朝时，草拟诏诰成为中书舍人的专职，其时皇帝为了便于驱使，多以低级士族或寒人充任舍人，“入直阁内，出宣诏命，凡有陈奏，皆舍人持入”，这样，他们就有机会参预决策。南齐永明（483～493）中，中书通事舍人权倾天下。梁武帝信任周舍、朱异，两人先后任中书舍人，专掌机密，虽官位多次升转，但不离舍人之职。陈时，“国之政事并由中书省。省有中书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当尚书诸曹，并为上司，总国内机要，而尚书唯听受而已”，形成中书舍人专政的局面，监、令、侍郎反而成为虚位。这种情况在陈亡以后才有所改变。北朝的中书监、令仍然掌握诏命起草权，如北魏高允、高闾均以能文为中书监、令，诏令书檄，多出其手；北齐邢邵、魏收亦曾为中书监、令，亲作诏诰，与南朝由舍人起草诏诰的情况不同。隋代内史令与门下省的纳言、尚书省的仆射并为宰相之任，地位尊崇。下置内史舍人（即中书舍人）八员，专掌诏诰。唐朝也沿袭隋代，置中书舍人六员，以撰作诏制为其主要职责，又分押尚书六部，佐宰相判案。故舍人之职在唐代颇为显赫。

　　中书令在唐朝前期与侍中、仆射同为真宰相。宰相集议朝政的政事堂，初设于门下省，高宗死后，移至中书省。此后，中书令执政事之笔，有出令之权，遂居宰相之首。其以同中书门下三品及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者，多以中书侍郎、门下侍郎为本官。至唐中叶以后，势力强大的藩镇和勋高望重的武臣常被加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等官衔，以示荣宠。于是，中书令也逐渐成为虚衔。与此同时，以他官掌诏命敕策的制度也发展起来，翰林学士逐渐成为重要诏令的起草者，中书舍人的职权渐被侵夺，只能草拟一些例行敕书，变得无足轻重。所以中书省到了唐代后期也大权旁落。

　　（陈仲安）

　　北宋前期，中书省仅存空名，与门下省并列于皇城外两庑，所掌只是册文、覆奏、考帐等例行公事。宰相办公处称中书门下，简称中书（习称政事堂），置于皇城之内，不再设于中书省。中书令不真拜。中书舍人亦为寄禄官，不起草诏命，而另设舍人院，置知制诰或直舍人院以掌外制。元丰官制改革，将中书门下职权分属三省，恢复“中书取旨、门下覆奏、尚书施行”的唐制，并任命实职省官。同时废舍人院，建为中书后省。中书令仍虚位，而以右仆射兼中书侍郎行中书令之职，与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并为宰相；别置中书侍郎一人为副，与门下侍郎、尚书左、右丞并为执政。然因三省分权制影响行政决策效率，实行中改变为由宰、执事先共议于政事堂，奏准后以“三省同奉圣旨”行下。南宋时，中书省与门下省合并为中书门下省，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改称右丞相，中书侍郎改称参知政事。

　　辽以南面官治汉人，其南面朝官亦沿唐制有三省之名。中书省初称政事省，兴宗时改。其官见于记载者中书令、中书侍郎、中书舍人等，然未必皆有实职，大抵多用以招徕汉人或示荣宠。金熙宗完颜亶官制改革，参用唐、宋之制建立三省，然中书令以尚书右丞相兼任，位在丞相下，亦不置实职之侍郎、舍人，掌诏敕者为翰林院，故中书省徒有虚名。完颜亮废中书、门下二省，仅存尚书省为最高政府机构。

　　元世祖忽必烈以前，大蒙古国以札鲁忽赤掌政务，大札鲁忽赤是最高行政官。此外，大汗的怯薛组织中有必阇赤（bi■ike■i，意为掌文书者）一职，掌写发诏令及其他宫廷文书事务，设有分掌畏兀儿文、汉文、波斯文等各种文书的必阇赤。随着蒙古统治地域的扩大，在中原和西域各地区颁布政令以及征收贡赋、任免官吏等事，都需要行用文书，必阇赤机构在行政事务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必阇赤长得以参预管理政务，成为次于大札鲁忽赤的辅相之臣。1231年，窝阔台南征驻跸云中（今山西大同）时，仿照中原官称，必阇赤长耶律楚材、粘合重山、镇海三人分别称中书令和中书左丞相、右丞相，同时将必阇赤机构称为中书省。但这只为适应统治中原汉地的需要而权宜使用中原官名，并未成为蒙古国的定制。

　　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始采用中原官制，设立中书省以总理全国政务，为最高行政机构。其设官沿袭金尚书省之制，长官中书令由皇太子兼任，未立皇太子时则缺。实际长官为右丞相、左丞相（元制尚右，故右在左上），各一员，或仅置右丞相，总领省事，统率百司。平章政事四员，为丞相之副贰；右丞、左丞各一员，参知政事两员，为执政官；统称为宰执。又置参议中书省事四员，掌左司、右司文牍，参决军国重事。左司、右司，各置郎中、员外郎、都事等官。中书省领六部。中统元年初置左三部（吏、户、礼）、右三部（兵、刑、工），至元元年（1264）分为吏礼、户、兵刑、工四部，七年始分立六部。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各地区相继分立行中书省，总隶于中书省；山东、山西、河北及内蒙古部分地区，则由中书省直辖，称为“腹里”，即内地的意思。至元七年至八年，二十四年至二十九年，至大二年（1309）至四年三次设立尚书省分理财赋，亦置丞相及平章、右丞、左丞、参政等宰执官。在这期间，行政权实际上归尚书省，各行中书省亦相应改为行尚书省。尚书省罢，权力复归中书省。

　　明初沿袭元制，置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领辖六部，职权甚重。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朱元璋杀丞相胡惟庸，乘机废中书省，以六部分掌庶政，直接受命于皇帝，中央集权空前加强（见胡惟庸案）。

　　（陈得芝）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中国政府与苏联政府就对日作战后期及战争结束后解决双方某些争议问题的一个文件。根据美、英、苏三国于1945年2月达成的《雅尔塔协定》，同年6～8月，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和苏联政府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谈判，于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等附件，并互换了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照会等。条约共八条。主要内容是：两国在对日战争中，“彼此互给一切必要之军事及其他援助与支持”，“不与日本单独谈判”或“缔结停战协定或和约”，战后“共同密切友好合作”，“彼此给予一切可能之经济援助”，“不缔结反对对方的任何同盟”，“不参加反对对方的任何集团”。同时，苏联政府声明，一切援助给予国民政府，并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的完整。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的愿望，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另外，条约还规定：中苏共管长春铁路三十年，旅顺为共用海军基地三十年，大连为自由港，苏军进入东北后，收复区内由中国派员设立行政机构并派军事代表和苏联联系，日本投降后最迟三个月内苏军全部撤出东三省。条约有效期为三十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根据1950年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的换文规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失效。

　　（齐福霖） 
　


    
中统
  　　中统

　　国民党CC系陈果夫、陈立夫控制的全国性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它正式成立于1938年8月，其前身是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1935年扩大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1937年曾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为第一处，长期在陈果夫、陈立夫的直接控制之下，是CC系的重要阵地。中统局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兼任局长，实际由副局长负责。陈立夫、朱家骅先后任局长，徐恩曾、叶秀峰先后任副局长。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都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特务活动遍及全国。他们以维护国民党蒋介石的专制统治为己任，从中央党务学校、政治学校等处选派一批骨干，并采取“渗透和招抚”的策略，招纳堕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队伍中的叛徒为爪牙，伪装进步，混进共产党和革命团体进行阴谋破坏活动，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对于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派系以及不满蒋介石统治的人士，他们也秘密调查、监视，进行迫害。在抗日战争中，他们奉行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破坏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要求实现和平、民主，反对国民党独裁专政，中统制造了一系列政治事件，破坏和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在中统的“反省院”、“感化院”和“调查室”，被迫害致死的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青年不计其数。中统局于1947年改名为“党员通讯局”，1949年改名为”内政部调查局”。

　　（严如平） 
　


    
中外朝
  　　中外朝

　　中朝即内朝，由皇帝左右的亲信和宾客所构成；外朝也称外廷，指公卿大夫。中外朝之分出现于武帝时。西汉早期，皇帝处理国家大事，丞相也参与谋议。武帝为了加强集权而削弱丞相的权势，对于重要政事，依靠一些亲信在官廷之内作出决策，中朝由此而得以形成。有了中朝，自然会有和它相区别的外朝。外朝是指属于丞相、御史大夫和九卿所构成的官僚体制。

　　西汉时的中朝，由以下几种人所组成：

　　①将军：将军又分大将军、骠骑将军、卫将军和前、后、左、右将军等。汉代兵权由皇帝亲自掌握，各种率兵的军将都由皇帝任命和指挥。由于将军和皇帝关系十分亲近，所以将军也参与机要的谋议。有些皇帝的亲信大臣，皇帝也给他们加上将军的称号，以示尊显，如萧望之本为文臣，因受遗诏辅政而拜为前将军。

　　②近臣：包括侍中、左曹、右曹、诸吏、散骑、常侍、给事中。皇帝对所亲信的九卿或其他官员、儒生，在他们原职之外再给予侍中、常侍之类的名号，当时人称这类官名为加官。所谓加官，是一种头衔，并无具体的职掌，但获得此号者，可出入禁中，并参与机密的商议。有时他们还可根据皇帝旨意去批驳外朝大臣。西汉的近臣，实际上是皇帝的宾客和幕僚。

　　③尚书：尚书本为皇帝身边掌司笔札的小官。中朝出现后，它的地位逐渐重要。它和仅仅参与议论的加官不同，尚书既有官署、官属，又有具体的职司，成为皇帝的秘书机关，在中朝已渐居核心地位。昭帝时（前86～前74），霍光秉政兼领尚书事，以后辅政大臣都援此先例而领尚书事。

　　自从中外朝分立之后，中朝决策，支配外朝，丞相的权力日益转移到中朝。和皇帝最为亲密的宦官、外戚，很容易变为中朝的主宰。元帝时，宦官弘恭、石显，即以中书的身份专断国政；哀帝、平帝之世（前6～公元5），外戚王氏相继把持中朝，终于酿成新莽代汉的结局。

　　东汉文献中已不大提到中外朝，但中外朝仍然存在，而且还有所变化。汉光武帝刘秀、汉明帝刘庄吸取西汉覆亡的教训，对功臣、外戚防范甚严，不许他们进入宫禁，竭力把权势揽在自己手中。外朝的三公成为备员，中朝的尚书的地位便更加重要。章帝以后，在位者多为女主、幼君，依靠外戚、宦官治理朝政，他们逐渐取代尚书而成为中朝的支柱。

　　（吴荣曾） 
　


    
中外文化交流
  　　中外文化交流

　　有史以来中国与东西方各国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及产生的结果。位于亚洲大陆东部的中国，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逐渐由近及远地与别国接触联系，进行文化交流。它包括人员的往来，物产的移植，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风俗习惯的相互影响，思想、宗教、文学、艺术等的传播。交流的途径多种多样，如政府使节、留学学生、宗教、商业与商人、手工工匠等，甚至战争与俘虏，也曾为文化交流提供渠道。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的深度广度各有不同，彼此所受对方影响深浅及产生的结果，也因国家与时代而异。但中国与各国之间文化交流是历史的必然，而在与各国交光互影的漫长过程中，总的来看是中外双方相互受益。

　　秦代及秦以前，和外国的接触很少，文化交流今天所知者不多。相传殷朝灭亡后箕子曾入朝鲜，传播了中国的教化。统一的秦王朝声名远播，古代印度称中国为秦，至今西方许多国家的语言里，中国的名称来源于秦字。

　　1-2世纪传到意大利的中国战国时期表铜器

　　汉朝国势强盛，张骞、班超先后活跃于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使远在更西的各国与中国的文化交流成为可能。葡萄、石榴、胡麻、苜蓿等植物移植到中国，大宛（苏联中亚费尔干纳）的名马得以引进，黎轩（当时属罗马帝国的埃及亚历山大里亚）的杂技魔术在汉武帝刘彻（前157～前87）朝廷上表演。中国的丝绸成为罗马贵族衣着所用的奢侈品，备受珍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称谓之一即来自丝字。中国的丝、纸和钢传入印度。印度的佛教在东汉时通过不同渠道传入中国。有的学者认为，江苏孔望山摩崖石刻，是中国最早的佛教石刻。佛教在中国历经盛衰，延续至今两千年。朝鲜北部和越南北部，在汉代都已不同程度地濡染了汉文化，奠定了以后与中国进一步交流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分裂时期。各个政权需要巩固与发展，海上及陆路交通条件也有改善，这四百年间与外国的文化交流远较秦汉时期发达，而佛教成为中国与许多外国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在中国南北广泛传播，鸠摩罗什、真谛（499～569）等印度、中亚、南亚的僧人来华并译出许多重要经典。法显到印度求得经律回国。道安（312～385）用中国目录学方法，综理编译佛教经典，提出初步的译经理论。随着佛教的传播，渊源于印度以至犍陀罗的开凿石窟、绘制壁画、雕塑佛像等佛教艺术，自西而东传入，在新疆、甘肃、山西、河南等地逐渐与中国传统艺术相溶合，成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佛教从中国向东传入高句丽、百济，由高句丽传入新罗，又经由百济传入日本。在朝鲜、日本流行千余年的佛教，许多方面都有中国烙印。大批自称秦人、汉人后裔的中国人，经过朝鲜移入日本，带去了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各项技术，促进了日本社会经济的发展。日本、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文作为记录工具，而日本这时开始用汉字表达日语的声音，以后发展成沿用至今的两套假名。孙吴致力于海外交通，遣使朱应、康泰到扶南（今柬埔寨）。扶南僧人不断携带佛经佛像来到南朝。北朝经陆路与经济文化繁荣的萨珊朝波斯相联系，波斯人东来经商，陕西、河南、山西、河北、青海、内蒙古、新疆以及广东等地，都曾发现不少萨珊钱币。中国织锦采用了萨珊朝流行的联珠圈内对禽对兽图案。波斯商人信仰的祆教，也传入中国，建立寺庙。据传波斯僧侣曾用空心竹杖把蚕卵偷运到东罗马，从此蚕丝业传入欧洲。朱应、康泰和法显留下了中国人关于海外国家的最早记录。

　　经过政治上的大分裂和各民族的大融合之后，隋和唐又建立起中央集权的统一的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对境内诸少数族采取兼容并包政策，成为前代汉族帝王所未有过的“天可汗”，而且对境外各国采取开放政策，极为有利于中外文化交流。有唐一代和外国在文化上的交流与相互影响，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以至于首都长安成为国际性城市。唐朝接受不少外国青年来长安学习，他们回国后传播唐文化，推动了本国各方面的发展，如日本的南渊请安、吉备真备（693～775）等。有的学生长期留在中国，出仕朝廷，如日本的朝衡（698～770）、新罗的崔致远等。留居唐朝的外国人后裔，如印度人后代瞿昙氏一族供职于司天台，大食人李彦升进士及第，四川“土生波斯”李■作品被选入《花间集》并以词人著称，堪称文化交流的■灿成果。来自缅甸的骠国乐舞，来自中亚石国、康国的胡腾舞、胡旋舞、柘枝舞等，都曾在长安表演。唐代僧人所制三十六字母，画家所用凹凸法，敦煌的壁画，唐代兴起的新文学体裁变文，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看出印度的影响。印度医药著作和医术，在唐代也颇为流行。唐代中外贸易空前繁荣，横贯东西的陆上“丝绸之路”以外，海上“丝绸之路”也兴起。广州设有市舶司，不少波斯和大食商人聚集于广州、泉州和江浙沿海港口，山东沿海一带则多新罗商人活跃其间。宗教上的交流广泛而深入，尤其体现唐代对外的开放性。有名的高僧玄奘和义净到印度和南海诸国求法，翻译携回的经典，从事传播。他们的游方记录，成为研究这些国家的重要史料。印度僧人不空（705～774）等传入密宗，一度颇为兴盛，其影响遗留在后来的西藏与蒙古的佛教中。唐以后佛教在中国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各种宗派，号称南朝时传入而实为中国本土形成的禅宗，也在这时繁荣起来。唐代在长安、洛阳等地有波斯及中亚商人信奉的祆祠，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各种不同信仰，也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入中国。公元751年，高仙芝在怛逻斯战役中为大食所败，唐的战俘把造纸术传入撒马尔罕，以后经由大食传入欧洲，广泛流行，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公元770年日本以雕版印刷佛教陀罗尼的作法，当亦源于中国（见雕版印刷术）。印刷术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的又一贡献。中国的绫锦纺织技术，也于唐代传入阿拉伯国家。在大食留居十年的杜环，返国后留下了中国人最早关于伊斯兰教的记录。

　　北宋政权的北面有辽，西北有西夏；南宋则北方先后有金及蒙古，中原与西域的丝绸之路交通不象唐代那样畅通无阻。但宋代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海上贸易兴盛，自印度支那半岛、南洋群岛，远及阿拉伯半岛。广州、泉州、明州、杭州、扬州等城市设市舶司，对进出口商船检查抽税，市舶所入在国库所占比重很大。南宋偏安，对外贸易的兴旺过于北宋。11世纪末，宋人航海已使用水针罗盘，可能不久即为阿拉伯航海家所仿效采用，又传入欧洲（见指南针）。以后日本制旱针盘，16世纪其法传进中国。有宋一代制瓷业发达，瓷器继丝织品之后成为对外贸易交流的主要商品，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马来亚都曾有许多地方出土过南宋瓷器残片，印度、波斯湾沿岸远至非洲的埃及、索马里海岸，也都出土过宋瓷，11世纪埃及工匠还曾仿制中国瓷器。宋代印刷术已大为发达，印本书籍广泛销行于使用汉文的日本、朝鲜、越南。北宋时，中国毕升发明木活字，受其启发影响，到南宋时，朝鲜开始制造金属活字（见活字印刷）。宋朝的铜钱，在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地流通。海外输入的货物，以香料、象牙、犀角、珠宝等为主。日本的木材颇受欢迎。越南的占城稻种耐旱易长，在宋代中国由南而北从福建到河南得到推广。这时番商以大食人为多，他们之中有的久居中国，广州、泉州、扬州都建有清真寺，泉州还有大食人公墓。宋代有僧人赴印度求法，也有印度僧人来华，但当时所译经典国内外影响都不大。宋代流行的禅宗与理学，对外发生了重大影响。南宋僧人东渡日本，传播了禅宗，以后在日本兴盛起来。程朱理学也于宋代传入朝鲜，产生了深远影响。朝鲜还在五代末接受中国科举制，以选拔官吏。

　　元代中外文化交流呈现出新局面。大蒙古国地跨欧亚，不仅经过中亚通往波斯、阿拉伯各地的陆路交通得到恢复，来往更频繁，而且范围更加扩大，向西直达欧洲。联系南海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在宋代基础上更繁荣活跃起来。蒙古国及元朝统治者对于宗教只求其为大汗降福，采取兼收并蓄政策。教皇为防止蒙古向西侵略，又想联合蒙古抗击伊斯兰势力，1245～1342年，一百年中多次派遣教士东来，要求结好，并设教堂布教。1307年，孟特戈维诺被教皇任命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接受其洗礼者达六千人左右。欧洲教士也兼营商业，从事贸易，波斯、阿拉伯以及欧洲的商人更是接踵而来，马可·波罗一家最为有名。他们大都留下了游历记录，有助于欧洲人了解东方，马可·波罗的书对以后欧洲人东行

　　13-14世纪时，中国运往埃及的蓝色锦缎，其花纹图案带有阿拉伯特色　埃及阿扎姆墓地出土

　　探险启发尤大。中国与波斯、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交流，通过伊利汗国广泛开展。中国的天文历法、医药之学、钞法及雕版印刷术、驿传之制，以及算盘，都传入伊利汗国，有的更向西传播到欧洲，而印刷术可能在此以前已从其他途径传入阿拉伯国家。中国的火药于13世纪传进伊斯兰国家，火药的主要成分硝，波斯人称为”中国盐”，阿拉伯人称为“中国雪”。西方语言中的茶字译音，一是从福建方音传去，另一则由蒙古西传的北方读音。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知识等，也随着大批东来的波斯人、阿拉伯人传进中国，相互起了促进作用。蒙古统治者虽与周边诸国有过战争，但高丽、日本、缅甸、暹国、爪哇等国商船贸易从未中断。元朝原在七处港口设市舶司，后经裁并，只留庆元（今浙江宁波）、泉州、广州三处。中国与高丽之间文士的往来，与日本之间禅僧的往来，都极为频繁密切。制瓷技术也在此时传入暹国。中国旅行家周达观（见《真腊风土记》）到了柬埔寨，汪大渊（见《岛夷志略》）泛海直抵非洲东岸，这时关于非洲的知识又胜于宋代。非洲摩洛哥人伊本·拔图塔到过泉州、广州。他们的游记，成为元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宝贵史料。

　　中外文化交流到了明代，就方位而言，东方日本、朝鲜，南方南亚、东南亚诸国，西方远达西欧国家，或官方，或民间，都有交往，远远超过昔日。政治使节、商业贸易、学习、传教、移民以至战争，各种渠道无不起过作用。明代的交流涉及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的许多方面，中外双方都大有受益。朝鲜、越南长期使用汉字作为记录和表达的工具，这时开始创制表达本国语言的标记。而他们的标记符号，都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结果。朝鲜1446年颁布字母“谚文”，沿用至今。创制者参考了中国音韵之学，创制过程中还曾请教过明朝学者。13、14世纪之交，越南以汉字为素材，运用其造字方式，创造出自己的文字“字喃”，一直沿用到被拉丁字母所代替。同时，朝越两国仍用汉文修撰史书，汉文文学依旧为两国文人所喜爱。朝鲜古典文学作品《春香传》中脍炙人口的讥刺朝贵的四句话，就来自明人诗句。明代中日禅僧往来频繁，有的僧人充任使节团长。雪舟（1420～1506）入明学画，遨游山水，作品取得极高成就。明末朱舜水（1600～1682）东渡，促进了儒学的传播和水户学的形成。中日两国通过频繁贸易而互相交流的具有各自特色的物品，极为丰富多采。丰臣秀吉发动的侵朝战争，意外地为中朝日三国某些方面的文化交流提供了渠道。南海方面，菲律宾、马来亚、印度尼西亚在明代都曾有国王率宫眷朝臣来华，而这些地区又移住了大量中国人，皆前代所未有。郑和七次率船队下“西洋”，直抵非洲东岸，更是中外贸易往来与文化交流的盛事（见郑和下西洋）。欧洲耶稣会士东来，目的在于传播天主教，但同时带来了西方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以及测绘、机械等技术。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1577～1628）从西欧各国募集的七千余部西文著作，为中国提供了新的知识来源。利玛窦在传授西方科学知识的同时，还向西方初步介绍了中国的儒家学说。

　　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国与各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进展。清朝政府在鸦片战争之前基本上采取锁国政策，并未能阻挡交流的势头。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越南三国与清朝的文人学者之间在文字上的往来与友谊，留下了不少佳话。清朝的医生、画家们东渡日本，日本人的汉诗和有关中国古典的研究，受到清朝学者称赞。越南著名文学家阮攸（1765～1820）长于汉诗，他用字喃所著、至今家弦户诵的长诗《金云翘传》渊源于同名的中国小说。大批华侨把中国的种植和手工业技术以及生活习俗等带到东南亚，在那里生根开花。《三国演义》等著名古典小说，经华侨传入泰国，译成泰语，至今受到泰国人民的广泛喜爱。东来的传教士汤若望、南怀仁等，受到清廷重视，以外国人管理钦天监。他们根据科学测算，改订历法，传播天文历算等科学知识，继承了明末耶稣会士的交流活动。还有的教士从事绘画、园林建筑等，圆明园是他们融会了法国、意大利及东方园林艺术特征的精心之作，其“万园之园”之称，象征着东西文化交流的最高结晶。在欧洲，启蒙运动者们初步接触儒家学说，对于孔子伦理道德的主张和重视教育的思想，以及儒家的自然观和政治理想如大一统及仁君统治，等等，都感到巨大吸引力，极为推崇，并力求为其所用。伏尔泰（1694～1778）曾赞美科举考试制度。早已为朝鲜、越南所仿效的以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18世纪末法国开始采用，以后英国继之，成为沿袭至今的文官考试制度。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瓷器、漆器、壁纸等，中国式的园林、家具，都很流行。画家仿效中国画的风格与题材，皇室从中国订购特制图案的瓷器，“中国风”蔚为风尚，盛极一时。歌德（1749～1832）接触过极其有限的中国文学作品，便颇为倾倒，说“他们开始创作的时候，我们的祖先还在树林里生活呢”。

　　鸦片战争（1840）至1949年，中国国际地位沦落，与外国的交往也不如过去之自由、平等而广泛。但由于振兴中国的需要，近百年来，中国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化交流不论主动或被动，仍然颇为密切、广泛而深入，超过以往各个时期。日本明治维新后，中国曾有学习日本的高潮。康有为变法，即以日本为蓝本。1905年废科举后，全国各地设立学堂，大都聘任日本人任教习，而赴日留学的青年更不计其数。他们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以及各种社会政治学说，马克思主义最早就是通过日本刊物得知的。20世纪初中国的先进人物，几乎都在日本受过教育，回国后在各领域发生很大影响。19世纪中国设立了同文馆教授外文，翻译西书。以后严复和林纾（1852～1924）所译西方社会科学与文学名著风靡一时。西方基督教教士来华，布教之外也传播西方文化。19世纪时，中国已有少数留学生派往美国，但赴欧美国家留学的高潮，是在进入20世纪以后。留学生学习内容，比以前赴日所学远为广泛，政治、经济、法律和理工农医之外，不少人去学文学、哲学、历史、教育以及绘画、雕刻、戏剧、音乐等等，从欧美各国全面吸取西方文化。中国各级学校制度仿效西方，西方教会也在中国创办各类学校，文化交流渗透社会的许多方面。五四运动提出“民主”“科学”后，欧风美雨铺天盖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日益扩大。若以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与百年前鸦片战争前后相比较，思想、宗教、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婚丧礼俗，等等，几乎社会一切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这些变化有利或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都是与外国（主要是西方，先是通过日本，以后则直接）文化交流的结果。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对中国的观感虽有变化，但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则逐渐深入，对中国艺术的爱好不减当年。这一百年中外文化交流中占主导的，却始终是中国接受西方的影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外文化交流进入了新的阶段。

　　（周一良） 
　


    
中央军
  　　中央军

　　见国民革命军。 
　


    
中央社
  　　中央社

　　中国国民党中央所属通讯社。1924年4月1日在广州成立，初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主办，首任主任梅恕曾，主要任务为报道党务消息。后报道内容扩大至国内外新闻，并向全国各地报纸供稿，成为国民政府的舆论机关，对北伐战争起过一定宣传作用。

　　1928年5月，中央社迁至南京。1932年春进行改组，由隶属国民党中宣部改为独立经营，首任社长萧同兹。此时，它已在全国各地设分社及发稿电台，并陆续取得外国在华通讯社的独占发稿权。1936年1月，总社扩大为编辑、采访等六部，并于当年6月设立第一个国外分社——东京分社。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社总社先后迁至汉口、重庆，向国内外提供中国战场、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的战讯及其他新闻。1939年1月开始设立总编辑，负责新闻编采业务，首任总编辑陈博生。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社接收了日本同盟社及汪伪政权中央电讯社在各地的机构。1946年4月中央社迁回南京，将人工发报机发稿改为用自动发报机发稿，每天发稿量一万五千至两万字。1948年极盛时，有分支机构（包括分社、办事处、特派员）国内五十二处，国外二十五处，员工两千六百五十三人。这时，它已完全是国民党反共宣传的工具。随着国民党军队在大陆的溃败，1949年11月迁往台北。

　　（汪朝光）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民国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下属的研究历史、语言的学术机构。1928年，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命傅斯年等三人负责筹建，同年于广州成立，傅斯年任所长。次年迁北平（今北京），所址在北海静心斋。1936年迁至南京鸡鸣寺。

　　傅斯年主张历史、语言的研究要运用新材料，发现新问题，采取新方法。他认为近代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应当用自然科学提供的一切方法、手段来整理现存的所有史料；唯有发现和扩充史料，直接研究史料的工作才具有学术意义。因此该所成立后，工作重点放在：①安阳殷墟发掘和甲骨文的研究整理；②西南少数民族语言、习俗的调查；③西北考古。目的在于扩大历史、语言研究材料，该所先后设历史组、语言组、考古组、人类学四个组。设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等职称。图书设备、出土文物资料都很齐全。该所集中了当时一批著名学者，如陈寅恪、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李济、董作宾等，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治学精神，一方面汲取了包括西方近代新史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内的研究方法，在历史、语言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著贡献，十年间组织殷墟发掘十五次，取得了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重要出版物有《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28年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至1949年共出版二十一本（每本四分册）。此外，还有《专刊》、《单刊》、《集刊外编》、《史料丛刊》、《田野考古报告》、《人类学集刊》、《中国人类学报告》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所辗转于长沙、昆明，1940年迁四川南溪李庄，1946年迁回南京。所长始终由傅斯年担任。1949年迁至台湾。 （何兹全） 
　


    
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的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条例》，11月1日正式成立，资本额两千万元，以金融公债款充之。特命财政部长宋子文兼任总裁，陈行任副总裁。总行设于上海，全国各省市设有分支机构。它拥有发行纸币、代理国库、经办公债、管理外汇和黄金等特权，在全国银行界形成了独占的优势。1933年4月，宋子文辞去总裁之职，由孔祥熙接任。翌年1月成立国库局；4月利用发行公债增资为一亿元。1935年颁布《中央银行法》，并增设副总裁一人，简任张嘉■为副总裁（未就任）。同年8月增设中央信托局，专办购料、储蓄、保险等业务，11月实行“法币政策”，该行奉准发行法币。到1937年，中央银行在全国各地设有分行达四十七处。抗日战争爆发后，该行先迁南京、武汉，后于1938年8月迁至重庆。1939年10月被委代理国库，又握国库经管权。1942年7月，该行奉命接收中国、交通、农业三行钞票及准备金，并集中办理法币之发行，所有外汇、黄金均集中于中央银行。战时各地分行达一百一十余处。1945年7月，孔祥熙辞职，由俞鸿钧接任总裁。抗战胜利后，总行迁回上海。1946年2月，俞鸿钧辞职，由贝祖诒接任总裁。战后各地分支行有九十余处。从1946～1949年三年间，该行无限制地滥发纸币，至1948年8月发行法币达六百六十三万亿元；至1949年5月发行金圆券六十七万九千多亿元，对于业务的经营、资金的调拨、外汇的统筹、金融市场的管理与调剂，该行均穷于应付，日趋没落。继贝祖诒任总裁的有张嘉璈、俞鸿钧、刘攻芸等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行及各地分支行均由人民政府接管，清理结束。

　　（熊尚厚） 
　


    
《中英藏印条约》及续约
  　　《中英藏印条约》及续约

　　《中英藏印条约》为英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第一次侵藏战争的不平等条约。1888年（光绪十四年）英国发动第一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清政府屈辱求和。1890年3月17日，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升泰与英国印度总督兰斯敦在加尔各答签订，共八款。主要内容为：确认哲孟雄（今锡金）归英国保护；划定中国和哲孟雄边界；并规定通商、游牧等问题随后另议。

　　《中英藏印续约》，又称《藏印议订附约》，或《中英藏印条款》。为英国根据《中英藏印条约》的规定强迫清政府续订的不平等条约。1893年12月5日清政府代表何长荣与英政府代表保尔在大吉岭（Darjeeling）签订，共十二款。主要内容为：开放亚东为商埠；准许英国在亚东设商务公所一处派员驻扎；藏印来往贸易免税五年；限制中国西藏人民在哲孟雄的传统游牧权利，若仍在哲孟雄游牧，依英国所定游牧章程办理。

　　英国依据《中英藏印条约》及续约侵占了哲孟雄，并在中国西藏地方开始取得开埠通商的特权。

　　（金宗英） 
　


    
中原大战
  　　中原大战

　　见蒋阎冯大战。 
　


    
钟会
  　　钟会

　　（225～264）　三国时期魏国谋士、将领。字士季。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出身名门，父钟繇位三公。钟会有才干，精通玄学。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8），由秘书郎迁中书侍郎。正元二年（255），毋丘俭作乱，钟会从大将军司马师东征，迁黄门侍郎。甘露二年（257），都督扬州诸军事诸葛诞反于寿春，又从大将军司马昭讨之，被委以腹心之任。出谋划策居多，时人比为张良。迁司隶校尉，仍参与朝廷重大决策。名士嵇康被杀，便是他的主意。景元三年（262），司马昭欲大举伐蜀，朝臣多以为不可，会独赞成。被任为镇西将军，都督关中诸军事，四年，统十余万人，与邓艾、诸葛绪分三路进军。蜀将姜维等合兵守剑阁，钟会攻之不克，拟撤军还。赖邓艾取道阴平，先攻下成都，蜀亡，会乃得继续前进。蜀主将姜维归降。钟会进位司徒，忌邓艾功名，密告邓艾有反状。咸熙元年（264），艾被收捕。钟会独统大军，威震西土。钟会谋反，欲倚姜维割据蜀地，但部将不愿反者发动兵变。兵变中，钟会被乱兵所杀。（祝总斌） 
　


    
钟明亮
  　　钟明亮

　　（？～1290）　元代前期农民起义领袖。元朝统一全国以后，忽必烈自以为统治已经巩固，便接连发动了对占城、日本、交趾等邻国的战争。与此同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化，西北、东北的蒙古贵族不断举兵，反对忽必烈。元廷为应付内外战争的需要，在民间征发大量人力和物力，肆意榨取，各级官吏乘机从中渔利，各族人民被迫起来反抗。当时，江南人民所受压迫最重，因而反抗也最烈。13世纪80年代，相继起事的有广东陈良臣、黎德、欧南喜和福建黄华等。至元二十四年（1287）冬，福建汀州（今福建长汀）钟明亮起义，把斗争推向高潮。汀州一带，山深林密，广东、江西许多失去土地的农民，千百成群，移居到此，开荒种地，称为畲民。钟明亮就是畲民之一。他发动起义后，义军很快发展到十万人，活跃于福建、江西、广东三省边界地区。在他的影响下，广东董贤举、江西丘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纷纷起义，互相呼应，对元朝统治形成很大的威胁。元朝政府集中大批军队围攻，钟明亮采用流动作战的方法，出没无常，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逸，使元军疲于奔命。为了在军事上取得主动，他曾两次假降，但一当形势有利，便重新举事。元军围剿数年，始终未能取胜。至元二十七年，钟明亮病逝，起义趋于失败。（陈高华） 
　


    
钟相、杨么起义
  　　钟相、杨么起义

　　南宋初在洞庭湖地区的一次农民起义。北宋末，鼎州武陵（今湖南常德）人钟相（？～1130），在家乡利用宗教活动组织群众，凡加入他的组织——乡社的农民要交一点钱粮，社内实行互助共济，因此都能“田蚕兴旺，生理丰富”。他宣称：“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这代表了农民要求财富上平均、社会地位平等而提出的政治主张，比北宋初王小波“均贫富”的思想又进了一步（见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以此深受群众拥护，被称为“老爷”或“天大圣”。周围数百里的贫苦农民加入乡社的不计其数。如此二十余年，其影响扩大到洞庭湖周围各县。

　　靖康二年（1127）初，钟相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这支队伍未与金兵接触，就被刚即位的宋高宗赵构命令遣返。钟相便以这支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金兵渡江南犯，所过残破，官兵和溃兵到处烧杀抢劫，南宋统治者横征暴敛，“政烦赋重”，南方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江西、福建、荆湖各路先后爆发了农民起义。建炎四年（1130）二月，钟相在金人屠潭州（今湖南长沙）、孔彦舟军队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鼎州危急之时，率众起义，保卫家乡。建国号楚，年号为天载（一作天战），钟相称楚王，立子钟子昂为太子，设立官属。起义军“焚宫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及有仇隙之人，”并占据地主的土地，归为己有。他们把杀官吏等称为“行法”，把平分这些人的财产称为“均平”，斥宋朝国法为“邪法”，对于“执耒之夫”和“渔樵之人”，则加以保护。凡是参加起义军的，一律免除赋税差科，不受官司法令的束缚。这些主张和行动受到人民的热烈拥护，认为是“天理当然”。起义军攻占了鼎、澧、荆南（今湖北江陵）、潭、峡（今湖北宜昌附近）、岳（今湖南岳阳）、辰（今湖南沅陵）等州十九县。

　　农民起义军的浩大声势，使鼎州的地主豪绅十分恐

　　钟相、杨么起义图

　　惧，他们勾结孔彦舟军队进驻鼎州，镇压农民起义。孔彦舟在屡遭失败之后，派奸细混入起义军作内应，于三月末偷袭攻破钟相营寨，钟相及钟子昂被俘遇害。

　　钟相牺牲后，部众在杨么等领导下，仍继续坚持斗争。杨么（？～1135）名太，在诸首领中最年轻，楚语称幼为么，故称他为“么郎”或“杨么”，逐渐成为起义军共同拥护的领袖。

　　杨么在洞庭湖周围建水寨，造战船，实行兵农相兼，“陆耕水战”的战略方针，使起义军得到迅速发展。他们平时从事生产，战时则登舟作战。从武陵、龙阳到沅江县的沅水西侧建立水寨二三十所，尤以上沚江（沅水支流，在今汉寿县内）的夏诚、刘衡两寨最为险要。他们还充分利用河港交错的地形和自己善于操舟的特长，采用水陆两栖的战术与敌军周旋。

　　绍兴元年（1131），俘获南宋官军车船和工匠后，又大造车船。车船是大型战船，用脚踏动车轮，即可击水前进，其行如飞，四周装有打击敌船的拍竿。故杨么水军更加强大，在与南宋官军的水战中一直保持优势。绍兴三年四月，起义军重建楚政权，立钟子仪为太子，称杨么为大圣天王。这时起义军控制了北达公安，西及鼎、澧，东至岳阳，南抵长沙之界的广大地区。

　　绍兴三年以来，南宋多次派遣程昌寓、王■、折彦质等前往镇压，都大败而归。绍兴三年冬，禁军将领王■又率兵前往镇压。他从上游的鼎州水陆并进，对沅水沿岸的起义军水寨发动攻击，并在下游埋伏大量水军，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杨么早已将上游的主力及家属转移，使官军扑空。杨么又发车船数只，偃旗息鼓，交横顺流而下。埋伏在下游的崔增、吴全水军以为是起义军败下的空船，全队争先入湖，大小数百只舟船都被起义军的车船撞沉，崔、吴二人也葬身湖底。一日之内，起义军歼灭南宋水军上万人。同时，起义军还多次挫败南宋朝廷“招安”的阴谋。

　　绍兴五年春，宋高宗调岳飞前往镇压起义军，又派宰相张浚亲临督战。他们在湖区各要道屯驻重兵，缩小包围圈，加紧经济封锁，并在夏季进兵，蹂践禾稼，造成起义地区严重的经济困难；同时大力开展政治诱降活动。黄佐、杨钦叛变投敌，起义军内部分化瓦解，杨么力战不屈，被俘牺牲。

　　杨么死后，黄诚、周伦等力屈投降，夏诚继续抵抗，小寨亦被攻破。澧州的起义军则在雷德进、雷德通兄弟率领下，固守小寨，又坚持了一年多才最后失败。这次起义前后共持续六年半之久。

　　参考书目

　　何竹淇：《两宋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北京，1976。

　　（李涵） 
　


    
众
  　　众

　　商代农业生产者。或称众人，文献上又称“小人”。众人大多原为殷商本族的成员，其中有些最初即是劳动群众，有些则源于因各种原因而地位下降的贵族。他们一般都从事农业生产劳动，地位处于社会下层。在商代甲骨文中，常见众人耕作、参与田猎活动的记载。

　　殷商时期，众、众人亦经常被征作战，接受军事训练，成为国家武装力量的主要部分。商王对他们非常重视，甲骨文中就累见“米众”一词。“米”读作“敉”或是“侎”，《说文》云：“敉，抚也。”即恤抚众人之意。《尚书·盘庚》三篇，第一篇即是记载盘庚迁殷时召集众来王庭，对之训话。从甲骨文中用词语气来看，商王对众常用“令”“乎”，与差遣某地奴隶主时用言有相似之处，而不同于奴隶。甲骨文中亦不见有用众作人牲的记载。甲骨文的“丧众”、“丧众

　　“王大令从人曰劦田”卜辞拓片

　　人”等，应视为众逃避劳役、兵役，或其他原因造成的亡失。可见，众与奴隶有所差别，仍具有一定的地位，应是介于奴隶主贵族与奴隶之间的一个阶层。

　　在殷墟发现的近千座平民墓地中，大多数墓都有葬具和数量不等的随葬品，如农具、兵器及狗等，可知其墓主应是从事农业生产，有一定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同时又参与作战的人。这些人同甲骨文与先秦文献中所记载的众的身分相符，由此可知这些小墓即众的墓葬。

　　关于众和众人的身分问题，虽经多年争论，仍有许多不同见解，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意见：

　　①认为是自由平民。持此观点的学者及代表作有：徐喜辰《商殷奴隶制特征的探讨》、斯维至《关于殷周土地所有制问题》。

　　②认为是家长制家庭公社成员。持此观点的学者及代表作有：赵锡元《试论殷代的主要生产者“众”和“众人”的社会身分》。

　　③认为是奴隶主。束世澂《夏代和商代的奴隶制》认为，甲骨文中“众”和“众人”有别，前者属于统治阶级，后者是自由的公社成员、商代基本生产者。陈福林《试论殷代的众、众人与羌的社会地位》认为，“众”和“众人”虽同属奴隶主阶级，但前者是奴隶主阶级中上层基本力量，后者则是奴隶主阶级的基层全体成员。

　　④认为是奴隶。持此观点的学者及代表作有：郭沫若《奴隶制时代》及李亚农《殷代社会生活》、陈梦家《西周金文中的殷人身分》、王承祒《试论殷代的直接生产者——释羌释众》、《对于〈试论殷代的直接生产者——释羌释众『凸业男纬伞贰*

　　⑤认为是族众。持此观点的学者及代表作有：杨棫《论殷末周初的社会性质》、张政烺《卜辞裒田及其相关诸问题》。

　　上述五种意见最大的分歧在于众和众人的身分是否为奴隶。这一问题的解决，还有待于对古代史料，包括甲骨、金文、考古及古文献等的深入研究。据目前研究的情况来看，第一种意见较可信从。（胡厚宣） 
　


    
州郡县掾属
  　　州郡县掾属

　　州、郡、县各级地方机构中长官之下的属吏。魏晋南北朝时期，其设置大致沿袭汉末之制，但在人员编制、名称、职权等方面各朝又有增减变易。各级掾属的选授，一般由地方自置；北齐开始有吏部除授之例，隋文帝开皇（581～600）中期以后，一律由吏部除授。

　　州掾属，各朝常置掾属有：①别驾，随刺史巡察各郡，掌管众务，职权甚重，居州掾属之首。②治中，助理众务，亦为上佐。③主簿，掌管文书事务。④功曹，掌管掾属的选用与考核。晋以后称西曹书佐，北齐称功曹参军。⑤文学，经学教官。魏晋及南朝梁均有文学从事，隋称博士。

　　郡掾属，各朝常置掾属有：①主簿，职与州主簿同。②功曹，职与州功曹同。③仓曹，掌仓库、租赋、市场、度量衡等事务。④户曹，掌户籍、田宅等事务。⑤兵曹，掌军事。⑥法曹，掌刑法。⑦士曹，掌交通、建筑。⑧参军事，无常职，有事则出使。

　　县掾属，有主簿、功曹及诸曹掾。

　　（赵凯球） 
　


    
周勃
  　　周勃

　　（？～前169） 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祖先为卷（今河南原阳西南）人，后徙居沛（今江苏沛县）。出身贫苦，早年以织薄曲为生，常以吹箫助人料理丧事。秦二世元年（前209）九月，随同刘邦起兵于沛，为中涓。在推翻秦王朝、楚汉战争和汉初平定异姓诸侯王叛乱（见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周勃所统率的部队一直担任主力，经常被配置为禁旅前锋，功勋卓著。刘邦称帝后，周勃受封为绛侯，食邑八千一百八十户，先后任太尉、相国。

　　周勃为人质朴，不善言词。汉高祖刘邦临死前，吕后询问丞相人选。高祖曾说，周勃重厚少文，将来安定刘氏天下的一定是他，可以任为太尉。高祖死后，周勃以列侯事惠帝。惠帝六年（前189）任为太尉。吕后死后，诸吕秉权，危及刘姓统治。周勃与丞相陈平合谋，联络朱虚侯刘章等宗室重臣，先用计谋解除了吕禄的兵权，争取了北军；又消灭了掌握南军、占据未央宫作乱的吕产，平定了诸吕之乱，并迎立代王为帝（即汉文帝刘恒），对汉初政治的安定起了重大作用。

　　文帝即位后，周勃为右丞相，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但他不熟悉丞相职守，文帝曾询问全国一岁决狱和钱谷出入的数目，他无言以对。文帝很不满意，周勃只好称病辞职，由陈平专为丞相。不久，陈平死，周勃复为丞相。岁余，又被罢免，遣归封国。周勃怕文帝杀他，在封国时经常身穿甲胄，令家人执持兵器。有人告发他企图谋反，结果被廷尉逮捕下狱。因周勃长子胜之的妻子是文帝的女儿，加以薄昭在薄太后处疏通，才得以赦免，虽复爵邑就国，但未再受重用。文帝十一年死，谥武侯。（田人隆） 
　


    
周忱
  　　周忱

　　（1381～1453） 明前期大臣。以善理财知名。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补翰林院庶吉士。翌年进学文渊阁，寻擢刑部主事，进员外郎。洪熙元年（1425）迁越府长史。宣德五年（1430）授工部右侍郎，奉命巡抚江南，总督税粮。他有经世之才，在巡抚任上，厘奸革弊，抑制豪右，进行了一些有益于社会生产的赋役改革。主要有，创“平米法”，均平官、民田耗米；请官铸铁斛，统一征粮斗式，防止粮长利用职权，从中牟利；设“水次仓”，由民迳往交纳，官为监收，杜绝粮长贮粮私家，为奸作弊；核减苏州等府税粮，以苏民困；置“济农仓”，储粮备荒；立兑军解运之制，使不误农时，节省漕费；折征改纳金花银，每两当米四石，解京兑俸，民出甚少而官俸常足。故当时言理财者，无出忱右。正统五年（1440），进工部左侍郎。六年命兼理湖州、嘉兴二府税粮。十四年迁户部尚书，后改工部。景泰二年（1451）致仕。四年十月卒于家。著有《双崖集》等传世。

　　（林金树） 
　


    
周恩来
  　　周恩来

　　（1898～1976） 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字翔宇。原籍浙江绍兴。1898年3月5日（清光绪二十四年二月十三）出生于江苏淮安一个破落的封建家庭。1910年秋于奉天府（今沈阳市）入小学。1913年8月进天津南开学校，1917年6月以优良的成绩毕业，并以“国文最佳者”获特别奖。9月赴日本求学，参加留日学生中的爱国团体——新中学会。

　　1919年回国后即投身五四运动，成为天津学生界的领导人，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参与组织进步团体——觉悟社，此时周恩来是南开大学的第一期学生。1920年1月因领导爱国学生运动被天津反动当局逮捕，7月出狱，在狱中增强了革命意识，从此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6月和赵世炎等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任支部书记。1924年8月回国，10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负责领导广东、广西、厦门和香港等地的党的工作。周恩来在三个月的任期内，曾商得孙中山同意，筹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这是第一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掌握的武装力量，即叶挺独立团的前身。11月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加强了军校的政治工作。1925年8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少将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1926年1月被任命为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担任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的职务，对于国共两党的合作；建立新的革命武装；以及推进北伐都起了重要作用。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后，周恩来退出黄埔军校和第一军。1926年12月调到上海，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任中央军委委员，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五届一中全会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后代理中央常委工作。国共两党全面分裂后，以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的身分，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一起于8月1日领导南昌起义。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又称紧急会议），周恩来增补为常务委员。1928年1月任中央组织局主任，担负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28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周恩来任主席团成员和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基本正确的“六大”路线做了很多工作。六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后又任中央军委书记。7月，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年11月周恩来回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在白区坚持工作三年，这段时期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的主要负责人，他的主要贡献是恢复并发展了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秘密工作；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努力扩大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领导保卫工作，保证了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进行了反对“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

　　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到达位于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等职，对红军建设和作战方针都提出过重要意见。1933年春和朱德一起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取得胜利，创造了大兵团伏击战的成功经验。此时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同苏区中央局合并为中共中央局，1934年1月，六届五中全会上周恩来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7月，和毛泽东、朱德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再次表示愿“同全中国武装队伍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参与领导中央红军长征，1934年12月长征途中，周恩来在黎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否决了去湘西的错误主张，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使中央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1935年1月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冒险主义，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会后继续担任中央主要军事领导职务，和毛泽东一起指挥红军胜利完成长征。

　　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此，周恩来负责这方面工作，在贯彻执行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作了重要贡献。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半年时间就在西北基本形成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大联合的局面。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任中共中央全权代表，并和秦邦宪、叶剑英等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一起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了团结抗日的局面。1937年上半年，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和蒋介石举行多次谈判，他正确把握局势、恰当地处理两党关系中的复杂问题，终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日战争开始后的前三个月，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达山西，与阎锡山商议八路军入晋后的作战原则、活动地区；发动平型关战斗并获大捷；促使国共合作进行忻口会战；并及时部署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做了很多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等组成中共长江中央局，领导中国南方的共产党组织。中央还决定由周恩来、王明、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中共外交代表团同国民党谈判。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由于国共合作的需要，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领导第三厅开展深入人心的抗日宣传工作，大大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并且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长江局恢复和建立河南等十三个省的共产党省委或省工委，开辟了中国南方的共产党工作。在和国民党的多次谈判中，由于蒋介石的反共立场，国共关系没有实质性的突破。国民党的五中全会后，开始了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共活动。为了加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需要在重庆设立中央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管辖华南、西南各省党的工作。周恩来还是中共中央驻国统区的代表。他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起起反共事件，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进行斗争，坚持了国共合作，制止了反共逆流，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对日投降的危险。他广泛团结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国际友好人士，坚持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针对国统区的险恶环境，周恩来及时转变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法，并提出一套坚持隐蔽精干方针的原则、方法，在使中共地下党成为坚强的战斗的组织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后，周恩来本着反内战、争民主、求和平的方针，继续和国民党谈判；团结民主人士，开好政治协商会议；作为中共代表，与国民党代表、美国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进行军事调处。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的部分著作和讲话

　　经过一系列工作，使国统区广大人民认清国民党撕毁政协决议，蓄意发动内战的面目，巩固和发展了革命统一战线。解放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代总参谋长，在和毛泽东一起转战陕北，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全国战场；指导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发展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民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等方面都作出重要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任政务院总理，后为国务院总理，直至1976年逝世。这期间，曾兼任外交部长，并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的繁重任务。他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了精心的规划和巨大的组织工作。中国发展国民经济的头几个五年计划都是他主持制定和组织实施的。他对统一战线工作、知识分子工作和科学文化工作给予特殊的关注，指导这些工作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他参与制定和亲自执行重大的外交决策。1954年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1955年在亚非二十九国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万隆会议上，主张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推动历史性的万隆会议为亚非人民团结反帝事业开辟了一个新纪元；万隆精神显示了伟大的生命力。他先后访问过欧、亚、非几十个国家，接待过大量来自世界各国的领导人和友好人士，增进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友谊。他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

　　“文化大革命”中，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使党和国家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尽量减少各条战线的损失，保护了大批党内外干部和其他人士。1972年他患膀胱癌后，仍然坚持工作，在1975年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在本世纪内中国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号召。1976年1月8日在北京逝世。他的逝世受到广泛的悼念，到4月上旬（清明节前后）发展成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全国范围的反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抗议运动，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他的主要著作收入《周恩来选集》。

　　（熊华源　李坤） 
　


    
周公
  　　周公

　　周初政治家。名旦。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因采邑在周（今陕西宝鸡东北），称为周公。

　　文王死后二年，周公佐武王东伐殷至孟津。四年，他和太公望、召公奭佐武王灭殷杀纣，三分商王畿地。封纣子武庚于邶以续殷祀，封文王子管叔于鄘、蔡叔于卫，防范之。名义上合称三监，以监殷民。

　　克殷二年后武王重病，遗命周公继位。但周公告天请代武王死，告天策文藏于金滕箱内。武王死后，“天下闻武王崩而叛”。周公为应付危难，立武王年幼之子诵为周成王，又自己执政称王，以致引起内部争权斗争。管、蔡也乘机散布流言，引起成王对周公的怀疑。最后成王开金滕箱，看见策文，周公才获得信任。于是管、蔡勾结武庚起兵反周。

　　武庚利用时机，联络东（鄘）、奄、薄姑、徐戎、淮夷、熊（祝融）、盈（赢）诸族共图复国，声势远比新起而内部分裂的周强大。周公和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经过三年东征，平定了三监叛乱。《逸周书·作雒》说武庚北奔，管叔自杀，蔡叔被囚；周公征服熊、盈之族十七国，俘维（淮夷之族）九邑。《孟子·滕文公》则说其灭国五十。地居河汾之东的唐也起事策应武庚的叛乱，后为周公诛灭。这次战事是武王灭殷后周公为彻底征服殷族及其同盟作出的最大功绩，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奠定下来。

　　周公于第四年回到宗周即采取两方面政策：一是分治殷民，一是分封诸侯。《荀子·儒效》说周公“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大抵姬、姜两族进占已开化膏腴或要冲之地，殷及其联盟各族则被赶至落后偏僻地区，造成了周初的一次民族大迁移。

　　为实现武王遗志，周公又于执政五年以大量殷遗民营洛邑，建东都成周，至七年告成。他请成王到新都举行首次祀典，并开始亲政，成王则请他留守洛邑。此后周公归政成王，自己留守成周，与留在宗周的召公形成“分陕而治”的局面，自陕（指陕原，即陕陌，今河南陕县西南）以东广大疆域都归周公治理。三年之后，周公老于丰，成王任命其子明保到成周负责“三事四方”。周公遗言死后愿归葬成周，但成王尊其功，留葬于宗周附近毕地与文王墓相邻。

　　《尚书大传》说：“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除了把制礼作乐叙在六年有失牵强外，其余大抵是正确的。所谓制礼作乐，是指周公在整个执政期间对有关各种典章制度及文化教育诸方面的建树。《左传》文公十八年说“先君周公制周礼”，说明周公的制礼工作在历史上很有名。

　　参考书目

　　顾颉刚：《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公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

　　顾颉刚：《周公东征史事考证》，《文史》第22、23、26、27辑。

　　（刘起釪） 
　


    
周谷城
  　　周谷城

　　（1898～ ） 中国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1898年9月13日（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湖口的农民家庭。1917～1921年就读于北京高等师范英语部。毕业后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担任英文、伦理学教员。1927～1930年在上海暨南大学附中、中国公学任教。1930～1933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32～1942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系主任。自1942年秋起，一直在复旦大学执教，曾任历史系主任、教务长等职，后为该校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

　　早在湖南第一师范执教时，同徐特立等组织教育工作者协会，并与当时担任该校小学部主事的毛泽东结识，积极参加农民运动，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顾问、湖南省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接受毛泽东的委托，担任全国农民协会宣传干事。1942年执教于复旦大学以后，从事民主进步活动，受聘为民主政团同盟顾问，与陶行知等人发表拥护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主张的共同宣言，与张志让等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和翦伯赞等一起起草反蒋宣言。由于经常支持学生反迫害、反扶日、反饥饿等活动，被撤去系主任职务，并遭逮捕。1952年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先后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科教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组织领导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一所学术委员会委员，创建上海历史学会，曾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兼主席团成员以及首任执行主席、中国太平洋历史学会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在大学任教期间，除开设《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等课程外，并于建国后首先开设《世界文化史》课程。讲授《中国通史》时，强调“历史完形论”，着意阐明各个历史事件组成为整体历史过程的必要性，提出了见解独特的中国历史分期法；讲授《世界通史》时，主张着眼全局、统一整体，反对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并相继发表过《史学上的全局观念》（1959）、《论西亚古史的重要性》（1960）、《评没有世界性的世界史》（1961）、《迷惑人们的“欧洲中心论”》（1961）等论文，对推动国内世界史的教学和研究影响深远。他视野宽阔，主张微观与宏观结合，对比中外，撰文《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1981），对历史研究提出了新看法。

　　他的教学和研究，涉及史学、哲学、美学、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学科；纵述古今、横论中外。六十多年来，著述数百万字，出版专著十余部，发表论文两百余篇。如：《生活系统》（1924）、《农村社会新论》（1927）、《中国社会史论》三卷（1931）、《中国通史》两卷（1939）、《中国政治史》（1940）、《中国史学之进化》（1947）、《世界通史》三卷（1949）、《黑格尔逻辑大纲》（1951年译）、《古史零证》（1956）、《形式逻辑与辩证法》（1960）、《史学与美学》（1980）、《诗词小集》（1985）等。史学方面的论文已汇编出版了《周谷城史学论文选集》（1983）。在年已九旬时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于80年代末期陆续出版。

　　（赵建民） 
　


    
《周礼》
  　　《周礼》

　　周代后期根据周王朝系统曾有过的官制加工整理的王朝设官分职的书。汉代原称《周官》，又称《周官经》。西汉末刘歆始称《周礼》。全书六篇分载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天官冢宰，称为治官，管理朝廷大政及宫中事项，有属官六十三；地官司徒，称为教官，管理土地方域及王畿内人民教养，有属官七十八；春官宗伯，称为礼官，管理宗教及文化，有属官七十；夏官司马，称为政官，管理军制、步骑、兵甲、交通及各方诸侯有关事项，有属官六十九；秋官司寇，称为刑官，管理刑狱、司法政务，兼掌礼宾等，有属官六十六；冬官司马，称为事官，管理工程建设兼及沟洫、土地、水利等，这一部分在汉代发现时已缺，当时取《考工记》抵充，有属官三十。旧时常约言共有官三百六十，实为三百七十六，每一官职皆有不少属员，合计数万人。《周礼》以官制的职掌联系各种制度，目的在于富国强兵，组织民户，广征贡赋，充实府库，为治理统一的大国提供设计蓝图。

　　当西汉立“五经”于学官时，其中没有《周官》。据说最初由河间献王获得一部先秦古文写的《周官》，献于汉王朝。王莽时，刘歆把它立于学官。王莽失败而书亦废，刘歆学生杜子春保存该书并为之作注，后传给郑兴、郑众、贾逵等。郑兴等曾作《周官解诂》。马融又作《周官传》，传至郑玄，作了集大成的《周官礼注》，和他的《礼经郑氏学》（即今文《仪礼》）及《礼记注》（即《小戴礼记》兼有今古文）合称“三礼”，列为儒家经典。为此今文家则加反对，临孝存以为《周官》为“末世渎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以为该书是“六国阴谋之书”。郑玄据理力争，以为该书“乃周公致太平之迹”，作《答临孝存〈周礼〉难》。因郑玄作的注很完备，《周礼》遂被认为是周公的著作大行于世。唐贾公彦撰《周礼义疏》四十二卷，至宋时与郑注合刻为《周礼注疏》。清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征引繁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宋代王安石变法时，曾效法《周礼》中的理财精神兴行各种新法，引起反对者对该书的反感。苏辙首先写了长篇论辨，指出《周礼》之不可信处有三点，借以反对王安石。《朱子语类》中提到胡安国父子以为《周官》是王莽托刘歆伪撰的。

　　《周礼》宋乾道南监本

　　宋代还有司马光、张载、程颐、洪迈、魏了翁、包恢等知名学者持类似的批评态度。到清代，万斯同《周官辨非》又指出其伪处五十余节。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说它“出于西汉之末”，毛奇龄《经问》说：“《周礼》自非圣经，不特非周公所作，且并非孔孟以前之书。”方苞《周官辨伪》则以为《周官》原有其书，其决不可信之处则是王莽、刘歆窜入。此外还有江永《周礼疑义举要》、杨椿《周礼考》等书亦致疑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极力宣扬刘歆伪造之说，据《王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一语，遂定为“刘歆所伪传也”，以为其本文原出《管子》及《戴记》。《管子·五行篇》以为天子有六相，以天地四方为名，即《周官》六官所自出。此说流传后，使不少人相信《周礼》果出刘歆伪造。

　　但毛奇龄《经问》已据《汉书·艺文志》汉文帝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献《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又武帝时河间献王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以作《乐记》，以证该书原出战国。其后汪中撰《周官徵文》，也举出《周官》成于先秦时的六条证据。除上引窦公所献者外，尚有《逸周书·职方》、《大戴礼记·朝士篇》、《礼记·燕义》、《内则》、《诗·生民》传等所引《周官》各官职文。王国维又补充了《礼记·玉藻》所引《春官·占人》职文。有这些证据，知《周官》为春秋战国时已有之书无疑。

　　战国时，儒家如孟子、荀子均未提及该书，两人所谈许多制度亦与该书有异。如孟子的井田与《周官》沟洫制不同；荀子的《王制篇》所举官名与《周官》亦有别；两人都主张关市不征，与《周官》之苛敛尤不同。可知此非儒家之书。《周官》的六官取天、地、春、夏、秋、冬为名，虽是受了《管子》的影响，但它不配成五官而为六官，应是在战国五行说盛行之前，仍循周世六卿成规。

　　《周礼》中各个官职的职掌，有不少出于战国制度。最主要的有：①春官祭五帝、祭天、地、日、月之礼。②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③天、地、夏、秋四官都要在正月公布法律；法家所制的什伍相连坐见于地官；作内政寄军令亦见于地官及夏官。④江永指出地官载师及司稼已非八家同井之法；又地官司徒有不易之地、一易之地、再易之地；与《汉书·地理志》爱田下孟康所云“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同；地官遂人的沟洫之制亦为开阡陌后之事，又授田“余夫亦如之”，不再依春秋以前宗法制财产由长子继承之制，今余夫（庶子）与长兄所得一样，亦即商鞅之法，等等。其他属于战国之制者尚多。

　　大致可以这样认定，《周礼》只是一部官制汇编，成于春秋时代。后来给每一官职填写职掌时，除录存了春秋资料外，还录进了很多战国资料，所以全书的补充写定当在战国时期。虽然后来还有极小部分汉代资料掺杂进去，如九服之制、昊天上帝高于五帝之制、南北郊之制、五岳之制等等，但不影响这部书原是先秦旧籍。

　　参考书目

　　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11期。

　　（刘起釪） 
　


    
周玘
  　　周玘

　　（258～313） 西晋末年对南渡之初的司马氏政权起重要作用的江南士族首脑。字宣佩。义兴阳羡（今江苏宜兴）人。周玘出身江东士族，名重一方。太安二年（303）张昌起义军将领石冰攻陷扬州、江州等地。他联络江东士族，共推吴兴太守顾秘为都督扬州九郡诸军事，动员江东大族的武装，配合晋广陵度支陈敏消灭了起义军（见张昌、石冰起义）。永兴二年（305）寒人出身的陈敏乘八王内讧（见八王之乱），自称扬州刺史起兵，拉拢江东首望顾荣、贺循等四十多人为将军、郡守，企图建立割据政权，陈敏任玘为安丰太守，加四品将军。玘称疾不行，继而联结顾荣、甘卓与晋军，攻杀陈敏。永嘉四年（310）吴兴人钱■起兵广陵，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并立孙晧之子孙充为吴王，进寇阳羡。西晋政府遣将郭逸、宋典讨之，玘配合晋军率领乡里武装讨平钱■。周玘的“三定江南”，稳定了江东局面，为南北士族支持下的东晋政权的建立铺平了道路。因此司马睿（即晋元帝司马睿）以周玘为建威将军、吴兴太守、封乌程县侯。但北方士族相继渡江，喧宾夺主，又形成南北士族的矛盾。司马睿对于宗族强盛，人情所归的义兴周玘怀疑恐惧。而周玘也内怀怨望，又受到刁协的轻视，即与戴渊等江东人士密谋发动政变，事泄忧愤而死。临终对其子勰说：“杀我者诸伧（伧指中原人士）子，能复之，乃吾子也。”周勰利用江东士族对东晋政权的不满，纠集地方武装力量，以讨王导、刁协为名准备起兵，事未成。司马睿以周氏族望，为吴人所宗，不敢追究。

　　（杨廷福） 
　


    
《周书》
  　　《周书》

　　叙述北朝宇文周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唐令狐德棻等撰。含本纪八卷，列传四十二卷，共五十卷。该书北宋时已残缺不全。今本每卷纪传都有史臣论，而第十八、二十四、二十六、三十一、三十二共五卷缺，大约不是令狐德棻的原本。其中三十一、三十二两卷全用《北史》补。二十四、二十六两卷大约是用高峻《小史》所补，而第二十四卷脱漏尤多。

　　令狐德棻（583～666），宜州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在唐初颇有文名，多次参加官书的编写。武德五年（622），任秘书丞，向唐高祖李渊提出：梁陈和北齐还有记载保存，而由于隋末战乱，周隋文献多有遗缺。现在耳目所及，还能得到可以凭信的史料。唐因隋继承北周历数，唐朝祖先建立功业都在周时。因此令狐德棻建议，修梁、陈、齐、周、隋五朝之史。高祖采纳其意见，并给每一史都委派了主持人。时过数年，修史事业未能成就。贞观三年（629），唐太宗李世民又下令修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周史由令狐德棻和秘书郎岑文本负责，德棻又推荐殿中侍御史崔仁师协助。贞观十年成书。北周诏令文书多仿先秦文体，《周书》如实照录。但书中叙事纪言，也往往过于文雅，华而失实，不能恰当反映北周当时风气，因而《周书》在《史通》中多处受到刘知几的批评。

　　（周一良） 
　


    
周文王
  　　周文王

　　商末西方诸侯之长。姬姓，名昌。公亶父之孙，季历之子。传说公亶父见少子季历和昌贤德，想传位给他们，季历的两兄太伯、仲雍为让位奔于荆蛮。公亶父死，季历继位，后又传位于昌。昌即位后，礼贤下士，得太颠、闳夭、散宜生、鬻熊、辛甲等臣，周国势日强。昌和九侯（或作鬼侯）、鄂侯（或作邘侯）一起，任商朝三公。商王纣杀九侯、鄂侯，昌不满，为崇侯虎所谮，被囚于羑里（今河南汤阴北）。得释后，昌向商献洛西之地，请除炮格酷刑，得任西伯即西方诸侯之长。

　　当时商朝内部矛盾剧增，政事日非，诸侯逐渐归附于周。西伯昌曾使虞（在今山西平陆北）、芮（在今陕西大荔南）两国争论和解，更提高了威望。他在位时曾多次用兵，先伐犬戎获胜，继因密须（在今甘肃灵台西南）侵犯阮（今甘肃泾川东南）、共（今甘肃泾川北）一带，出兵灭密须，使周的西北方得到巩固。随后又向东发展，战胜黎（或作■、耆、饥、■）国，引起商贤臣祖伊的恐慌，告纣，但纣未加警惕。不久，周又伐邘（在今河南沁阳西北），逼近商王畿边境。最后，攻克崇国（在今陕西长安西北），并在其地修建了新都丰。西伯昌自岐邑迁都于丰，后卒于程（今陕西咸阳东北），葬在毕（今陕西咸阳东北），相传在位五十年。

　　西伯昌晚年，周的势力已非常强盛，所谓“三分天下有其二”，但他终身没有称王。其子武王（见周武王）伐商后，始追称他为文王。

　　古书记载文王在被囚羑里时，因困于忧思，“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近年在岐邑所在周原发现的周人甲骨上，发现有与《易》卦有关的数字。由此看来，文王演卦之说也许有所根据。（李学勤） 
　


    
周武帝宇文邕
  　　周武帝宇文邕

　　（543～578） 北周皇帝。小字祢罗突。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宇文泰第四子，生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在位十九年。武成二年（560），权臣宇文护毒死明帝宇文毓，护立时为大司空、鲁国公的宇文邕为帝，仍掌朝政。建德元年（572），宇文邕诛杀宇文护，始亲自处理国务。宇文邕生活俭朴，诸事希求超越古人，对宇文护及北齐所修过于华丽的宫殿一律焚毁，对下严酷少恩，但果断明决，耐劳苦，征伐时躬亲行阵，得士卒死力。四年，他独与齐王宇文宪等少数人划策，力排众议，决定伐齐并亲自统军，围攻金墉城（今河南洛阳），因病还师。次年又率大军伐齐，几路并进，攻克平阳（今山西临汾）。围晋阳（今山西太原西南）军事失利，自己仅而得免。其后听从宇文忻“死中求生，败中取胜”的建议，终于攻克晋阳。六年，入邺，灭北齐。齐境有北魏所俘河西人世为厮役的杂户，周境有从东魏及南朝梁江陵俘虏的良人没为奴婢，他都豁免为良人。建德二年，宇文邕确决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次之，佛教最后。次年禁佛、道二教，沙门、道士并令还俗，为历史上废佛“三武”之一。突厥强盛，目北齐、北周为在南两儿。宇文邕不得不娶突厥公主为后，灭齐之后，宣政元年（578）宇文邕率军分五道伐突厥，未成行而病死。两三年之后，杨坚灭周。（参见彩图插页第37页）

　　（周一良） 
　


    
周武王
  　　周武王

　　周朝第一代王。姬姓，名发，周文王子。文王长子伯邑考为商王纣杀害，立发为太子。文王死后，太子发继位，将周都从丰迁到镐，即宗周（今陕西长安西北）。

　　武王继承文王事业，用太公、周公、召公、散宜生、太颠、闳夭等为大臣。即位第二年，观兵于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孟津）。传有八百诸侯不期而会，要求伐纣，但武王认为时机尚未成熟，还师归周。随后，纣继续淫乱。大臣微子劝谏无效，不得已出走；比干强谏，被惨杀；箕子也被囚为奴。商朝统治阶层分崩离析。于是，武王起兵，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西方及西南方国部落，渡过盟津，与诸侯相会，并作《太誓》，谴责纣的罪恶。甲子日凌晨，周师与诸侯兵陈师于商郊牧野（今河南淇县南），又作《牧誓》，号召决战。这时纣也发兵抵抗，进行会战。武王命太公率先犯敌，大军随即冲击，纣军纷纷倒戈叛纣。纣见大势已去，逃登鹿台（一称南单之台）自焚而死。武王进入商都，商朝灭亡（见牧野之战）。

　　武王灭商后，分其王畿为邶、鄘、卫，设三监（纣子禄父、管叔、蔡叔，一说管叔、蔡叔、霍叔）加以治理。继而派兵征讨商朝各地残余力量。据记载，当时共讨伐了九十九国，有六百五十二国向武王臣服。武王分封了一批宗室功臣，如太公封于齐，周公封于鲁，召公封于燕等；还封了一些前王之后，如焦、祝、蓟、陈、杞等。

　　为了巩固周朝的统治，武王在返周后选定伊水、洛水一带夏人的故居地，准备建立新的都邑，但不久病逝，未能实现计划。其子成王继位，周公辅佐，终于和召公一起建成了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

　　（李学勤） 
　


    
周宣王
  　　周宣王

　　周朝第十一位王。姬姓，名静（一作靖），厉王之子。厉王时国人起义，大臣召穆公虎将太子静隐藏在自己家中，被国人包围。召公以己子代替太子，使太子得以脱身。共和十四年（前828），厉王死于流放地彘（今山西霍县），大臣拥立静为王（见共和）。宣王即位后，任用召穆公、周定公、尹吉甫等大臣，整顿朝政，使已衰落的周朝一时复兴。

　　宣王的主要功业，是讨伐侵扰周朝的戎、狄和淮夷。宣王四年（前824），秦仲为大夫，攻西戎，被杀。宣王又命其子秦庄公兄弟五人伐西戎，得胜。五年，宣王还曾与尹吉甫（金文作兮伯吉父）一起伐狁（即西戎）于彭衙（今陕西澄城西北）。尹吉甫在征狁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率师直攻至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迫使狁向西北退走。

　　对于侵犯江汉地区的淮夷，宣王命召穆公及卿士南仲、大师皇父、大司马程伯休父等率军讨伐，沿淮水东行，使当地大小方国中最强大的徐国服从，向周朝见。十八年，南仲派驹父、高父前往淮夷地域，各方国都迎接王命，并进献贡物。这一时期，宣王还曾命方叔率师征伐荆蛮（即楚国）。

　　为了巩固对南土的统治，宣王将其舅申伯徙封于谢（今河南南阳）。宣王二十二年，还继续西周早年的分封，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华县东）。

　　宣王中兴，为时短暂。三十一年，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六年，伐条戎、奔戎，又归失败。三年后，伐申戎，虽取得胜利，同年却在千亩之战中败于姜氏之戎，丧失了调遣的南国之师。由于控制兵力的需要，宣王不得不在太原“料民”，即检数丁壮的数目。同时，周朝的内政也有所松弛。宣王在位共四十六年（前827～前782），子幽王继位，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终于导致西周的覆亡。

　　（李学勤） 
　


    
周学熙
  　　周学熙

　　（1866～1947） 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实业家。字缉之，别号止庵。安徽东至人。生于1866年1月12日（清同治四年十一月二十六）。其父周馥清末曾任山东巡抚、两江总督、两广总督等职。周学熙十六岁中秀才，1893年中举人。

　　1898年报捐候补道，派为开平矿务局会办，次年升总办。1901年任山东大学堂总办，次年转往直隶候补，7月经直隶总督袁世凯委派总办银元局。1903年赴日本考察工商业，归国后任直隶工艺总局督办。1906年创办启新洋灰公司、滦州煤矿公司，获利颇丰。因振兴工艺有功，由候补道、直隶通永道、天津道、盐运使历官至按察使。1908年创办京师自来水公司。袁世凯窃国后，于1912年和1915年两次任财政总长，参加签订善后借款合同。1918年任华新纺织公司总理，先后创办华新所属的天津、青岛、唐山、卫辉四家纱厂。1919年创办中国实业银行，任总经理。1922年与比利时商人合办耀华玻璃公司。1924年成立实业总汇处，任理事长，管理所属各企业。周以兴办实

　　启新洋灰公司厂房

　　业成绩卓著，与南方实业家张謇齐名，有“南张北周”之说。1927年周学熙以年高引退，晚年以读经、赋诗和唸佛自遣。1947年9月26日卒于北平寓所。

　　（朱信泉） 
　


    
周亚夫
  　　周亚夫

　　（？～公元前143） 汉文、景之世名将。周勃次子，因兄胜之杀人被处死，故得嗣爵，封为条侯。文帝后元六年（前158），匈奴大举侵扰上郡、云中，京城长安告警。

　　周亚夫以河内太守被任为将军，驻屯细柳。因治军谨严有方，不久迁中尉，负责京城治安。汉景帝刘庄即位后，任亚夫为车骑将军。三年（前154）吴楚七国发动叛乱（见吴楚七国之乱），周亚夫以太尉率军平叛。他会兵荥阳，固守昌邑，待机以轻骑断绝吴军粮道。最后以精兵出击，不到三个月，就平定了叛乱。五年后，周亚夫迁为丞相，很受景帝器重。不久，因不同意废栗太子，又在王皇后兄王信和匈奴降王徐卢五人封侯等政事上与景帝旨意相左，加以梁孝王的挑拨和诬陷，受到景帝猜忌，中元三年（前147）被免除丞相职务。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周亚夫子私买工官尚方甲盾五百具，备作其父葬器，被人告发，事连周亚夫。廷尉召亚夫对质，并逼其供认谋反。周亚夫不服，绝食五日，呕血而死。

　　（田人隆） 
　


    
周一良
  　　周一良

　　（1913～ ）　中国历史学家。早年曾用字太初。安徽东至人，1913年1月19日生于山东青岛。民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1930年入北平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1931年入北平辅仁大学历史系，1932年转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5年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研究院肄业一年。1936～1937年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1939年到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入远东语文系，主修日本语言文学，并学梵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兼在哈佛大学陆军特别训练班教日语。

　　1944年获博士学位，1944～1946年任哈佛大学日语教员。1946～1947年回国任燕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1947～194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1949～1952年转任历史系教授，并曾兼系主任。1952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亚洲史（后改亚非史）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主任。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人类科学文化史》第三卷编委会编委、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周一良通晓数种外语，甚笃汉学，学贯中西。30、40年代在魏晋南北朝史领域用功颇深，50年代以后由于任务多歧，研究涉及诸多方面，70年代末以后重理旧业，为推进和深入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论著已结集者有《魏晋南北朝史论集》（1963）及《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985）。《论集》包括关于这一时期的社会、政治、民族、典制、史学等方面问题的论述，《札记》则重在诠释史料。两书皆立论严谨，富于创见，往往从对具体问题的精当考辨中揭示出重要的历史问题，并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而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普遍推重，如《乞活考》等文每为有关论著所援引。此外，他在40年代就留意于中国佛教史及敦煌文献。博士论文《唐代印度来华密宗三僧考》（英文）在欧美佛教史学界颇受重视。还探讨了《牟子理惑论》的著作时代，提出独到之见，研究并讲授佛典翻译文学。敦煌研究方面，参加了关于变文俗讲的讨论，考订了若干写本文献和敦煌文学作品中词语，并曾协助《敦煌变文集》的编校工作。又研究敦煌写本书仪，撰写关于书仪的分类、源流及其对日本的影响等论文。

　　周一良对日本史和亚洲史造诣尤深，1949年以前曾讲授日本史。建国后，创设亚洲各国史课程，培养了一批亚洲史及日本史的教学和研究人才。这个领域的著述有《东学党——朝鲜的反封建反帝斗争》、《日本明治维新前后的农民运动》、《关于明治维新的几个问题》和高校教材《亚洲各国古代史》。50、60年代撰写中国与朝鲜等亚洲国家关系史文章多篇，对发展中国和亚洲各国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对中日文化关系史上的问题，以及两国文化的异同及其原因也有深入探讨。80年代主编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狭义、广义和深义文化的论点，使文化问题的讨论达到了新的高度。周一良曾多次到亚洲、非洲、欧洲国家及美国讲学和进行学术文化交流。

　　60年代周一良主持过世界现代史教材的编写，又与武汉大学教授吴于廑共同主编了四卷本《世界通史》（负责东方及中外关系部分）。该书1988年获得国家教委高校优秀教材一等奖。

　　1981年，周一良以近古稀之年应聘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编辑委员会委员，后任常务副主任，并兼任分支学科三国两晋南北朝史主编。

　　（杨光辉） 
　


    
《周易》
  　　《周易》

　　儒家重要经典之一。一名《易》，又称《易经》，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本是占筮书，其基本因素为阳爻（一）、阴爻（■），把三爻重叠起来，构成八卦，即■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再重叠起来，构成六十四卦，如■泰，■否，每卦均有六爻。经包括六十四卦的卦象、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卦辞是解释全卦的含义，爻辞是解释每一爻的意义。《易经》分为上下两篇，上经从乾到离，凡三十卦；下经从咸到未济，凡三十四卦，熹平石经《周易》即如此划分，知汉以来传本未变。

　　《易经》中传的部分称为《易传》，司马迁称为《易大传》，以区别于汉代其他各家易传。《易大传》是最早解释《易经》的著作。《易传》包括《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七部分共十篇，称为《十翼》。翼者羽翼，辅助之意，表明《十翼》旨在解释阐述《易经》。《彖传》是以卦象爻象来判断每一卦的意义。《象传》是解释卦象和卦辞爻辞的，分为《大象》和《小象》。解释卦象和卦义的称为《大象》，解释爻象和爻义的称为《小象》，因其以卦象、爻象为根据，故曰《象传》。《系辞传》是《易经》的通论，以阐述《易》理及其作用为主，系于经之后，故曰系辞。《文言传》是解说乾坤二卦的卦辞和爻辞的，有《乾文言》一章，《坤文言》一章。《说卦传》的前一部分很简要地说明《易》的卦爻为观变穷理，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后一部分解说八卦所象的事物。《序卦传》说明六十四卦排列的顺序和意义。

　　帛书《易经》

　　《杂卦传》将性质相对或其义相近的卦组合起来说明其卦义，因不按照《易经》六十四卦的顺序，错杂而述之，故名。

　　由八卦到六十四卦，由《易经》到《十翼》，源远流长。旧说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易》，重之为六十四卦，孔子作《十翼》。虽未可尽信，但并非毫无根据。一般认为八卦大体起于上古，卦辞爻辞形成于西周初期。至于《易传》，虽与孔子有密切关系，但传统的说法认为《十翼》皆孔子之作，则欠确切。一些学者经过研究，认为《易传》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导源于孔子而由儒家后学在战国时写成。因其成书于战国，所以其中虽以儒家思想为主，但也受到了道家、阴阳家的影响。大体上说，《彖传》成书较早，《象传》次之，《系辞》、《说卦》、《文言》又晚于《象传》，《序卦》、《杂卦》最晚，可能成于战国末。《易》的经与传原来各自别行，不相杂厕。郑玄注《易》将《彖传》和《象传》分隶于各卦之下，王弼注《易》又将《文言》分隶于乾、坤二卦之后，以便于阅读，今皆从王弼本。

　　关于《易》学的传授，据《史记》、《汉书》、《儒林传》说：孔子授《易》于商瞿，六传而至田何，田何授丁宽，丁宽授田王孙，田王孙授施雠、孟喜、梁丘贺。汉代《易》学有施、孟、梁丘、京氏立于学官。费氏《易》以《十翼》解说上下经，流传于民间。施氏、梁丘氏衰而孟京《易》盛行，孟京《易》衰而郑玄、王弼之《易》盛行。施氏、梁丘氏《易》亡于西晋。孟京《易》无传者，清代郑氏《易》微而王弼注盛行。唐朝修《五经正义》，《易》宋王弼、韩康伯注而郑氏《易》衰，王氏独盛。

　　历来注释解说《易经》的书，不下千种，在群经中是最多的，大致可以分为象数和义理两派。汉代《易》学偏重象数，孟京《易》学以卦气阴阳灾变讲《易》，宋代刘牧作《易数钩隐图》，邵雍以图书数理解《易》，都属于象数派。汉代《易》学遗存者有《易纬》、《京氏易传》。清代治汉《易》的如惠栋之《易汉学》、《周易述》，江藩《周易述补》，张惠言之《周易虞氏义》、《易义别录》等，都是讲汉《易》的重要著作。《易》本卜筮之书，但孔子、荀子皆不重占筮而注重义理。魏王弼注《易》，晋韩康伯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一扫汉《易》象数之学，《易》、《老》结合，以玄言解《易》，宋代程颐的《程氏易传》摒斥象数，皆属义理一派。也有兼取象数、义理的，如孔颖达《周易正义》以玄学义理为主，但不完全排斥象数。唐李鼎祚《周易集解》以象数为主，但对玄学义理亦有所扬弃，其中采集汉魏南北朝《易》注三十余家，荀爽、虞翻等汉《易》遗说赖以保存，颇为难得。朱熹的《周易本义》以义理为主，但亦不排斥象数。宋代杨万里作《诚斋易传》参证史事以解《易》。现代学者以《易》考史，以史证《易》，郭沫若引《周易》卦爻辞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闻一多撰《周易义证类纂》，胡朴安著《周易古史观》，亦为近世治《易》学的新流派。

　　《易》一名而含三义：变易、不易、简易。变易说明运动变化是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不易是说事物相对的稳定性，简易是以一持万，执简驭繁之道。《易》以道阴阳，推天道以明人事，故《易》理贯通天人，富于辩证法思想。《易》道广大，无所不包，除哲学外还涉及天文、地理、历数、乐律、兵法、炉火炼丹、医卜星相、堪舆数术，甚至现代的科学均援《易》为说。凡此皆可视为《易》外别传，《易》学旁支。

　　（钟肇鹏） 
　


    
《周易参同契》
  　　《周易参同契》

　　中国古代方士的经典著作，被视为“丹经之祖”。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列入道家类。作者魏伯阳，东汉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该书假借《周易》爻象论述作丹之意，研究养性延年，强己益身。所谓“丹”，据近人研究，是指人身体内部的能量流。作者曾得到古人的《龙虎经》，经过锻炼，掌握了能量流产生和变化规律。书中关于能量流的论述，即是根据作者自己的体验记录下来的。该书表达方式比较奇特，采用符号作为表意手段，如坎离、乾坤、日月、阴阳、五行、铅汞、父母、夫妻、男女，以及中国古代天文学上的名词术语等，都与其本义毫无关系，只是一些表意的符号。书中以烧炼外丹者使用的炉鼎象征人身，以炉鼎中变化的药物象征人体内的能量流。表示药物的符号则有坎■、离■、水、火、铅、汞、兔、乌、金蛤蟆、玉老鸦等，符号虽异，其义无殊。由于采取象征或借喻的方法，因此文义隐晦难通，易生误解。注释该书的不乏其人，比较有影响的是宋朱熹的《周易参同契考异》一卷。（吴树平） 
　


    
周瑜
  　　周瑜

　　（175～210）东汉末孙策、孙权的重要将领。字公瑾。庐江舒县（今安徽庐江西南）人。家世官宦，与孙策同年，少相友善。

　　建安三年（198），隶属袁术为居巢县长，后投孙策，时年二十四，人称周郎，为建威中郎将。孙策欲攻取荆州，任他为中护军，领江夏太守。从此，跟随孙策征讨，助其奠定割据江东基础，深得信任。与孙策分娶桥公二女，策娶大桥，瑜娶小桥。建安五年，孙策卒，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辅佐孙权。不久，曹操挟新破袁绍之势，要孙权送子为质，群臣犹豫不决。唯周瑜分析江东有利条件，坚主勿遣，并建议占据江南，拥兵观变，则可争取主动，以免受制于人。建安十三年，刘琮以荆州降曹操，操率大军由江陵顺流东下，群臣震恐，多主归降。周瑜却列举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粮足，臣下用命，又分析曹军存在的种种矛盾和弱点，同鲁肃一起，力排众议，坚主抵抗，为孙权所采纳。与程普分任左、右督，率军三万，联合刘备，共同抗曹。此时，南来曹军已染疫病，初战即小败，曹军遂屯军江北乌林，隔江对阵。周瑜部将黄盖献火攻计，假降曹军，率满装柴草、膏油并饰以帷幕的蒙冲斗舰十艘，接近曹营顺风放火，曹军战舰与岸上营砦俱遭火焚。周瑜率主力擂鼓前进，曹操遂败而北归。周瑜被拜为偏将军，领南郡太守。后建议攻取益州刘璋，而后并汉中张鲁，再联合凉州势力，共同讨伐曹操，以统一北方。获采纳，未及行，病卒。周瑜精于音乐，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

　　（祝总斌） 
　


    
周则天皇帝武曌
  　　周则天皇帝武曌

　　见武则天。 
　


    
酎金
  　　酎金

　　汉时诸侯于宗庙祭祀时随同酎酒所献的黄金。酎是一种自一月至八月分三次追加原料，反复酿成的优质酒。汉文帝时规定，每年八月在首都长安祭高祖庙献酎饮酎时，诸侯王和列侯都要按封国人口数献黄金助祭，每千口俸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的也是四两，由少府验收。酎金之制即由此产生。另外，在九真、交趾、日南等南方诸地有食邑者，以犀角、玳瑁、象牙、翡翠等代替黄金。诸侯献酎金时，皇帝亲临受金。所献黄金如分量或成色不足，王削县，侯免国。汉武帝刘彻即曾借检查献酎金不足为名，削弱和打击诸侯王及列侯势力。元鼎五年（前112），由于列侯无人响应号召从军赴南越，到九月即借酎金不如法夺去一百零六名列侯的爵位。丞相赵周也以知情不举的罪名下狱，被迫自杀。此后，也时见坐酎金失律免侯的记载。有关酎金的法令在西汉名为“酎金律”。

　　（宁可） 
　


    
朱葆三
  　　朱葆三

　　（1848～1926） 近代银行保险业资本家。名佩珍，以字行。1848年3月11日（清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初七）生于浙江定海。十四岁到沪在五金店当学徒，十七岁任总帐房和营业主任，三年后升经理。

　　1878年他自设慎裕五金店，同年，开设新裕商行，经营进出口贸易。后在上海日商平和洋行当买办，并纳捐二品衔候补道。1895～1911年，创办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又投资于英商鸿源纱厂、大生轮船公司、浙江银行、立大面粉厂、广州自来水公司及上海《新闻报》等企业，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上海商务总会协理等职，成为上海工商界显赫一时的人物。

　　辛亥革命后，任沪军都督府财政部长。任职期间，为筹措军饷政费，尽了不少力。此后，趁当时兴办民族工业的热潮，又先后投资于上海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上海中华商业储蓄银行、龙华造纸厂、舟山电灯公司、河北柳江煤矿及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成为全国闻名的大资本家。其间又历任上海总商会协理及总商会会长、全国商会联合会副会长、上海慈善救济协会会长等职。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上海总商会的名义发电支持段祺瑞政府，反对上海工商学界罢工、罢市、罢课的爱国行动，受到舆论的谴责，被迫辞职。晚年曾创办上海时疫医院，从事慈善事业。1926年9月2日病故于上海。

　　（熊尚厚） 
　


    
朱泚
  　　朱泚

　　（742～784）唐德宗时叛将。幽州昌平（今北京昌平西南）人。朱泚初为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怀仙部将。朱希彩取代李怀仙后，朱泚又得朱希彩的信任。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希彩为部下所杀，众推朱泚为留后，朝廷即授他为幽州卢龙节度使。九年，他入朝以示恭顺。自安史之乱后，河北诸帅皆拥兵不朝，故朱泚至长安时，士民观者如堵。朱泚赴京师，以其弟朱滔留管州务。不久，他察觉朱滔有自立野心，遂上表请留京师，代宗命他统领汴宋、淄青防秋兵以防吐蕃（吐蕃多乘秋高马肥的时候，出兵进扰唐朝边地，这时藩镇多遣兵助防，名防秋兵）。十一年，朱泚加同平章事，出屯奉天（今陕西乾县）。十二年，代李抱玉为陇右（今青海乐都）节度使。德宗建中元年（780），泾州（今甘肃泾川北）将刘文喜叛，唐以朱泚兼四镇北庭行营泾原节度使讨平之，以功加太尉。

　　建中三年，其弟朱滔谋反，使人携带密书与朱泚计议，中途被获，朱泚被软禁在京城。时淮西（今河南汝南）节度使李希烈叛，攻襄城（今属河南）。四年十月，泾原军奉命往救襄城，路经长安，因赏赐菲薄，军士遂挟持节度使姚令言哗变。德宗仓皇逃往奉天，叛军迎朱泚为主，史称“泾卒之变”。朱泚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次年正月，又改国号为汉，改元天皇。朱泚亲率军队围攻奉天，未下，而唐将领李怀光、李晟等救援朝廷的军队已逼长安，朱泚被迫解围，退守长安。不久，李怀光亦叛，与朱泚联兵，乱事扩大，德宗复奔梁州（今陕西汉中）。直至兴元元年（784）五月，李晟等军才攻克长安，朱泚逃往宁州彭原县（今甘肃庆阳西南），六月，为部将梁廷芬等所杀。贞元元年（785）六月，朱滔病死；八月，李怀光亦兵败自缢。

　　（胡守为） 
　


    
朱德
  　　朱德

　　（1886～1976） 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原名代珍，后曾改名建德，字玉阶。

　　1886年12月1日（清光绪十二年十一月初六）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幼年入私塾，一面读书，一面劳动。1905年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学习。1907年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1909年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1915年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7年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护法战争，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统治。

　　1937-1939年，朱德撰写的部分军画著作

　　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为寻求革命真理，抛弃高官厚禄到德国学习。11月，在柏林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后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朱德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失败后，他率领余部坚持斗争，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1月，发动席卷十余县的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同年4月，率部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5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1929年，和毛泽东率部向赣南、闽西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同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总指挥，率领和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5月从前线返回延安。同年冬，提出“南泥湾政策”，推动了大生产运动，为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作出了重大贡献。1945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战争中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曾亲临华北前线指导解放石家庄等作战。在战略决战阶段，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见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1949年4月，和毛泽东一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并参加指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南下作战以及解放西南、解放西北的几大战役，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统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和中央副主席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终生从事革命军事活动，而且参与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为增进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十年动乱中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侮辱，但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与之进行坚决斗争。1976年7月6日在北京逝世。主要著作

　　收入《朱德选集》。

　　（卢创坚） 
　


    
朱三太子秦
  　　朱三太子秦

　　清康熙时发生的反清事件。清初，流传明崇祯帝第三子尚在民间，一些人即以“朱三太子”为号召，举兵抗清，清廷大力搜捕，史称“朱三太子案”。康熙十二年冬（1674年1月），北京有杨起隆者，诈称朱三太子，组织旗下奴仆、佃户，密谋起事。因事机漏泄，为清廷镇压，起隆逃走。十九年，在陕西汉中捕获自称朱三太子慈璊的反清者，讯即起隆，然清廷指其假冒，在京磔死。三藩乱时，福建蔡寅亦诈称朱三太子，拥众数万，与台湾郑经勾通反清，被清军击败于天宝山。康熙四十年后，江苏太仓、浙江大岚山等处反清力量均称拥立朱三太子。四十七年正月，捕获在浙江大岚山起兵抗清的张念一（念一和尚），四月，清廷根据他的口供在山东汶上县捉获张姓父子，指为起义军所拥立之朱三，押解至浙审问。张供认本名朱慈焕，系崇祯帝四子，长期流落河南、浙江等地，先后改姓王、张，以课读糊口，时年已七十五岁，与江南、浙江等处反清力量并无关系。但清廷指其伪冒明裔，以“通贼”罪仍将朱氏父子解京处死。朱三太子一案从此遂寝。

　　（史志宏） 
　


    
朱思本
  　　朱思本

　　（1273～？） 元朝地理学家。字本初，号贞一。临川（今江西抚州）人。祖父以科举仕宋，故思本自幼熟读经史。后因“厌世溷浊”，入龙虎山为道士。大德年间至大都，初师事玄教大宗师张留孙，留孙死后，助玄教大宗师吴全节管理江南道教。至大四年至延祐七年（1311～1320）十年间，利用奉命代天子祀五岳四渎等名山大川的机会，周游南北，足迹遍及今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地，进行实地考察，访问当地父老，寻求故迹遗址，考察郡邑沿革，核实山河名称，验证《要迹图》、《樵川混一六合郡邑图》等古地图。历十年，著《舆地图》两卷。朱思本采用裴秀、贾耽“计里画方”法，先制成各地区分图，再合而为广长各七尺的大图。其精确程度超过前人，是中国制图史上的杰出创造。明罗洪先据该图增补为《广舆图》，基本上保留了《舆地图》的面貌。至治元年（1321），朱思本主持江西玉隆万寿宫。后来又至大都助吴全节管理道教事务。他还善诗文，与文坛名流虞集、范梈、柳贯、袁桷、许有王等交往甚密。著有《贞一斋诗文稿》两卷。约死于元统、至元年间。

　　参考书目

　　内藤虎次郎著，吴晗译：《地理学家朱思本》，《北平图书馆馆刊》第7卷，第2期，1933。

　　（邱树森） 
　


    
朱纨
  　　朱纨

　　（1494～1549）明朝大臣。字子纯。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正德十六年（1521）进士。历官景州知州、开州知州。嘉靖初迁南京刑部员外郎。历四川兵备副使，屡迁至广东左布政使。嘉靖二十五年（1546）擢右副都御史，巡抚南赣。次年改提督浙、闽海防军务，巡抚浙江，防御倭寇。当时，倭寇大肆侵扰东南沿海。浙闽海防废坏不堪，战船、哨船十存一二。海盗商人、浙闽豪门势家多与倭寇勾结，假济渡为名，造双桅大船，运载违禁货物。将吏不敢诘。朱纨到任后，采纳佥事项高和当地士民的建议，革渡船，严保甲，搜捕通倭奸民，整顿海防，严禁商民下海。二十七年四月，他指派都司卢镗率福清兵由海门进兵，攻克倭寇巢穴双屿港，活捉日本人稽天和中国海盗许栋等，并筑塞双屿，堵击倭寇。又将捕获之通倭罪犯统统处死。朱纨的行动触犯了闽浙地主豪绅的利益，又因在日本贡使周良的处置问题上，与主客司、福建籍的林懋和发生矛盾，招致闽人官僚仇恨。二十七年七月，吏部采御史、闽人周亮及给事中叶镗言，奏改纨为巡视，以弱其权。纨愤而于次年春上疏争之，并陈明国是、正宪体、定纪纲、扼要害、除祸本、重断决六事。次年三月，俘获海盗李光头等九十六人，亦尽诛之。而御史陈九德却劾其擅杀。朝廷遂革纨职，纨愤而自杀，朝野为之叹息。但自此明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不敢言海禁事，海防废弛，倭寇更加猖獗，荼毒东南沿海十余年。朱纨有《甓余录》十二卷传世。

　　（许大龄） 
　


    
朱温
  　　朱温

　　见后梁太祖朱晃。 
　


    
朱熹
  　　朱熹

　　（1130～1200）宋代理学家。字元晦，后改为仲晦，号晦庵，又号晦翁、遯翁。祖籍歙州婺源县（今属江西），生于南剑州尤溪县，曾寓居建州崇安和建阳（以上今皆属福建）两县。绍兴十八年（1148），登进士第。二十一年，铨试及格，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县主簿。任满归乡，被差监潭州南岳庙，拜李侗为师。一再辞去官职，专心著书讲学。宋孝宗淳熙间（1174～1189），历任知江西南康军、提举江西常平茶盐公事、提举浙东常平茶盐公事等。宋光宗时，历任知漳川、秘阁修撰、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宋宁宗初，升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庆元二年（1196），被反对派弹劾，落职罢祠。庆元六年，病死。嘉定元年（1208）谥“文”。

　　朱熹最初积极主张北伐抗金，后来变为“合战、守之计以为一”，最后成为坚定的主守派。做地方官时，在福建、浙东实行社仓法，在漳州推行经界法，企图补救时弊。朱熹早年研习儒家经典外，还学佛教禅学、道经、文学、兵法等，无所不学。追随李侗后，遂为程颢、程颐之四传弟子，专心攻求义理之学。同时，又汲取了周敦颐、张载等人以及禅学的部分学说。在宋孝宗赵眘时，集北宋以来各派理学的大成，逐步建立起完整而系统的理学体系。朱熹的理学主要包括哲学义理和伦理道德学说。朱熹以“理”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基本范畴，明确阐述“理”与“气”的关系，认为“理”产生于天地万物之先，即“理”先于“气”，“气”依“理”而存在。万物有万理，万理的总和就是“太极”，太极即“天理”。跟天理对立的是“人欲”。“圣人之教”是要人们“存天理，灭人欲”。人的天性本来都是善的，只因各人禀受的“气”有所差别，所以气质的性有善恶、贤愚的不同。由此提出了“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居敬”等一系列理论。朱熹还把传统的纲常学说加以理论化和通俗化，把三纲五常当作当时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认为纲常伦理是永远存在、“不可磨灭”的。朱熹知识渊博，著述丰富，涉及各个领域，主要有《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诗集传》、《资治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以及由门人编纂而成的《朱子语类》、《朱文公文集》等。朱熹生前在政治上并未取得较高的权位，但在社会上讲学授徒、著书立说，影响广泛。死后，其学说和著作得到宋理宗赵昀的推崇。从此，朱熹的学说成为理学的正统，理学成为官方哲学，朱熹也被后代统治阶级尊为“大贤”，其学说对后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书目

　　钱穆：《朱子新学案》，台北三民书局，1971。

　　张立文：《朱熹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1981。

　　（朱瑞熙） 
　


    
朱应、康泰
  　　朱应、康泰

　　三国时吴国出使南海的官员。吴多江湖，东南又沿海，为适应水战和江海交通贸易，造船业较发达。建安郡侯官（今福建福州）是造船中心。选自闽、粤的航海水手经常驾海船北航辽东，南通南海。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论从海道经交趾来到建业（即建康，今江苏南京），谒见孙权，谈及大秦风土民俗，到嘉禾年间（232～238）返回本国。约在黄武五年，交州刺史吕岱派中郎将康泰（生卒年不详）和宣化从事朱应（生卒年不详）出使南海诸国，进行外交活动。他们远至林邑（今越南中南部）、扶南诸国，是中国古代有历史记载的、最早航海到东南亚、南亚的旅行家。据说他们经历和传闻的国家有一百几十个，在扶南遇到中天竺的使臣陈宋，“具问天竺土俗”。回国后，朱应写下了《扶南异物志》一卷，记述他出使扶南等国的见闻，《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有著录，今已失传。康泰著《吴时外国传》（一作《吴时外国志》或《扶南记》、《扶南传》），已亡佚。《水经注》、《艺文类聚》、《梁书》、《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有所征引，为研究中国和南海诸国早期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文献。

　　（杨廷福） 
　


    
朱执信
  　　朱执信

　　（1885～1920） 中国民主革命活动家和理论家。原名大符，字执信，号秋谷，笔名蛰伸、去非等，以字行。广东番禺（今广州）人。

　　1885年10月12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初五）生于广州。早年在私塾读儒书，后进新型学校教忠学堂读书。1904年赴日留学，入法政大学法政科。其间结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立志反清。1905年7月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曾多次在《民报》上撰文，宣传革命，反对改良。1906年1月他写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片断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内容。同年归国，先后在广东高等学堂、政治学堂及方言学堂任教。同时，积极从事联络和发动民军，策划武装起义。1910年2月的广州新军之役，他负责发动顺德民军起来支援。1911年4月的广州“黄花岗之役”，他是进攻督署的敢死队员之一。武昌起义爆发后，在广东发动民军起义。全省光复后任广东军政府总参议，着手编练军队，准备北伐。南北和议达成后任广东审计院院长等职。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朱执信流亡日本，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斗争。1914年他奉命返粤，在广州及东莞、阳江、雷州等处，陆续发动了一系列讨袁的武装起义，同时进行理论宣传活动。1917年后的护法运动期间，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军事联络及掌管机要文书。1918年夏后，在上海协助孙中山撰写《建国方略》，任《民国日报》附刊《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编辑，坚持革命，参加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扬俄国十月革命。其间在1919年秋至1920年夏，他曾多次到福建漳州等地同有关部队进行策划，积极从事驱逐桂系军阀的军事活动。1920年9月21日，朱到虎门调停桂军与东莞民军冲突，被桂系军阀杀害。牺牲时年仅三十五岁。他一生写了近百篇政论文章，主要著作编为《朱执信集》。

　　（尚明轩） 
　


    
《诸蕃志》
  　　《诸蕃志》

　　宋代海外地理名著。作者赵汝适（生卒年不详），南宋宗室，宋太宗赵炅八世孙，宋宁宗嘉定（1208～1224）末至理宗宝庆（1225～1227）初，曾提举福

　　《诸蓄志》书影

　　建路市舶司。《诸蕃志》成书于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分上下卷。上卷记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下卷记海外诸国物产资源。为研究宋代海外交通的重要文献。它记载了东自日本，西至东非索马里、北非摩洛哥及地中海东岸中世纪诸国的风土物产，并记有自中国沿海至海外各国的里程及所需日月，内容丰富而具体。该书有关海外诸国风土人情多采自周去非《岭外代答》的记载，有关各国物产资源则多采访于外国商人。其中虽然不免有错讹，但就全书史料价值来说，仍不失为记述古代中外交通的佳作，并经常为后来的史地学家所引用。原书久已佚亡，今本自《永乐大典》卷四二六二“蕃”字韵下辑出。旧刻本有《函海》本和《学津讨原》本。近人冯承钧著《诸蕃志校注》，对该书考订甚详。20世纪初，《诸蕃志》即被译成外文。

　　参考书目

　　冯承钧：《诸蕃志校注》，商务印书馆，上海，1940。

　　（关履权　王棣） 
　


    
诸葛亮
  　　诸葛亮

　　（181～234）三国时期蜀国大臣，杰出的政治家。字孔明。琅邪阳都（今山东沂南南）人，家世二千石。东汉末，牧守混战，随叔父诸葛玄往依荆州刘表。

　　隐居南阳隆中（今湖北襄樊西），躬耕陇亩，自比管仲、乐毅。建安十二年（207）刘备闻其名，三顾草庐。亮拟定东联孙吴，西据荆、益，南和夷、越，北抗曹氏，待机进图中原的隆中对策，为以后的蜀汉制定了总的战略。诸葛亮成为刘备主要辅佐。次年曹操南伐，他和江东周瑜、鲁肃共同努力，并亲至东吴游说，促成孙权、刘备的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随后，辅助刘备取荆州四郡，出任军师中郎将。后从荆州率军溯江入蜀助刘备包围成都，推翻刘璋统治，夺得益州。迁军师将军。刘备出征，常镇守成都，稳定后方，保证供给。刘备称帝，任丞相、录尚书事。章武三年（223），刘备病笃，临终托孤于诸葛亮。当年刘禅继位，他以丞相辅政，又领益州牧，封武乡侯。刘禅暗弱，朝政无论巨细，都取决于亮。

　　诸葛亮当政期间，主要依靠从荆州带来的旧属，同时注意笼络原来刘璋部下和益州豪强大族。对出身贫寒而有才干的士人，也大力拔擢，被称赞为“能尽时人之器用”。他信奉申、韩法术，法令严明，赏罚必信。不论何人犯法，都严惩不贷。参军马谡极受器重，北伐中马谡为先锋，违反节度，为魏将所败，亮流涕处死，并以用人失察自请贬官。益州豪强大族自刘璋统治以来，长期专权自恣，蔑视君臣之道，诸葛亮对他们的不法行为，也毫不容情。这些措施保证了蜀国政治上一定程度的清明和统一。

　　诸葛亮对西南少数族采取了恩威并用的政策。建兴三年（225），南中（主要当今云南、贵州地区）发生大族叛乱，即亲率大军，深入不毛，进行讨伐，打击为首分子，同时尽量争取当地上层大姓，有的被起用为地方长官。从此这些地区的统治得以基本稳固，为蜀国提供了物质财富和兵力。

　　诸葛亮坚持与孙吴的联盟，并多次进行北伐，虽苦心筹谋，企图消灭曹魏，恢复汉室，但都因力量相差悬殊，屡遭挫败，未能成功。建兴十二年，最后一次北伐中，病卒于前方，谥忠武侯，被后代封建统治者推为“鞠躬尽力，死而后已”的忠君典型。著有《诸葛亮集》二十四篇，十万余言。

　　（祝总斌） 
　


    
术赤
  　　术赤

　　（■o■i，？～1227？）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所生长子。又译拙赤、约直等。成吉思汗微时，蔑里乞部人以报仇袭击其家，将孛儿台掳走，配与其部人为妻。后因得王汗的帮助，孛儿台得救。她在回家的路上生术赤，因此，当时人对术赤的血统有所怀疑。成吉思汗建国后，以蒙古百姓分封子弟，术赤得分民九千户。1211年，随成吉思汗伐金，与察合台、窝阔台攻掠云内、东胜、武、朔等州。1213年，再次大举分道伐金，与察合台、窝阔台率右军残破太行山东西两侧诸州郡。1217年，吉利吉思部反抗蒙古征兵，术赤奉命出征，征服了吉利吉思及谦河（今苏联叶尼塞河上游）西至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的森林中百姓诸部。成吉思汗便以西北诸部赐归他领有。1219年，从父西征，受命与察合台、窝阔台留军围讹答剌。城破后，术赤进至撒麻耳干与成吉思汗会合。成吉思汗又命他与察合台、窝阔台进攻花剌子模，围玉龙杰赤城。因与察合台素不和，各行其是，城久攻不下。成吉思汗乃命窝阔台总领军事，协调行动，终于取胜。玉龙杰赤城陷后，察合台与窝阔台前赴呼罗珊，与成吉思汗合军，术赤则径返其在也儿的石河旁辎重所在的驻地。成吉思汗分封诸子，术赤作为长子，封地最西，所有海押立以西征服地区均属于他（见钦察汗国）。1223年，成吉思汗东还时，术赤称病，未入觐。有人告发他正在围猎，成吉思汗怀疑他背叛，准备发兵亲征。此时，传来术赤死讯。术赤死的确切日期不清。稍后的穆斯林作家说他先成吉思汗六个月去世。有子甚多，知名者十四人。次子拔都承袭汗位。

　　参考书目

　　J.A.Boyle，TheSuccessors　of Genghis-khan，trans.fromRashīd　al-Dīn：the　Jāmi‘al-Tāwārīkh，New York，1971.

　　（周良霄） 
　


    
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

　　魏晋之际代表一种特殊风格和思想的名士团体。其中以嵇康、阮籍为骨干，包括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他们以庄子精神为寄托，常寄情于竹林幽泉之乡，以纵酒谈玄，高尚其志著称于世。

　　竹林七贤生活在司马氏集团与曹魏集团斗争激烈的时期。司马氏集团权势日重，先后诛杀曹爽、何晏、丁谧、邓飏、毕轨、李胜、李丰、夏侯玄等曹魏集团的重要成员。不少名士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部分名士对自己的前途丧失信心，对掩饰司马氏集团统治的名教也发生怀疑。于是便酣饮为常，放浪形骸，企图以此逃避严酷的社会现实。竹林七贤就是这种社会环境的产物。

　　七贤所处的时代相同，其思想的主要趋向是崇尚老庄，高谈玄理（见玄学）。但由于每个人的政治立场、气质品格以及个人遭遇不尽相同，因而也表现出不同的政治倾向和思想风貌。从思想品格方面说，嵇康、阮籍相类；山涛、向秀相类；刘伶、阮咸、王戎相类。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父瑀，建安七子之一。为蔡邕弟子，阮氏是经学世家。籍却博览群籍，尤好老庄。官至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敌，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纵酒谈玄，蔑视礼法，与嵇康友善，同为竹林之游。他发言玄远，放荡无羁，口不臧否人物。在哲学自然观上，认为“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一切皆以“自然”为本，否认在自然界之外有精神性的主宰。其政治思想，表现为调和“自然”与“名教”的拆衷主义。他认为“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但又主张“守尊卑之制”，“上不凌下，卑不犯贵”，并不真正主张废弃名教。这种矛盾的政治观点导致追求一种消极避世的人生观。他的文学造诣较深，诗长于五言。有《咏怀》八十二首，表现了怀才不遇、苦闷徬徨，希慕隐退和超脱世俗的心情。后人辑有《阮步兵集》，其中《乐论》、《通易论》、《通老论》、《达庄论》、《大人先生传》是其哲学思想的代表作。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曹魏宗室婿。官至中散大夫，世称“嵇中散”。好老庄，学无师受，与阮籍齐名。其人不满时政，不堪流俗，毁弃礼法，“非汤、武而薄周、孔”。以东平人吕安系狱所牵，遭钟会构陷，为司马昭所杀。嵇康在哲学自然观上，主张元气自然论，认为“元气陶铄，众生禀焉”。他在代表作之一的《声无哀乐论》中，认为音乐和人的思想感情是不相关的。

　　竹林七贤画像砖拓本（部分）

　　江苏南京西善桥晋末宋初墓出土

　　政治思想上，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毁儒家的繁琐礼教。但他的真实思想仍在于维持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其著名的《戒子书》便是明证。他向往“崇尚简易之教，御无为之治，君静于上，臣顺于下”的无为政治，认为这样便可“玄化潜通，天人交泰”。诗长于四言，风格清峻，其《幽愤诗》尤有名。通乐理，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称于时。其著作有《嵇中散集》十卷，已散佚，经鲁迅辑校的《嵇康集》较为详备。

　　山涛（205～283）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涉西南）人。好老庄，常隐居不问世务。后依附司马氏，历任尚书吏部郎、大将军从事中郎、相国左长史等官。入晋为大鸿胪，出为冀州刺史，入朝任吏部尚书，后拜司徒。他主持吏部多年，举无失才。每选用人物，亲作评论，世称“山公启事”。

　　向秀（约227～272）字子期，河内怀县人。少为山涛所知。清悟有远识，雅好老庄之学，官至散骑常侍。曾作《庄子隐解》，早佚。现存《庄子注》乃郭象在向秀注基础上“述而广之”之作。向秀在哲学上，提出与贵无论不同的主张，强调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否认有一生生者作为万物的主宰。但他又承认有一个“不生不化”的“生化之本”，表现仍未摆脱贵无论的影响。在自然与名教的关系上，主张顺应“自然之理”，同时要“节之以礼”，反映了“以儒道为一”的思想倾向。擅诗赋，其中以哀吊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最为有名。

　　阮咸　字仲容，生卒年不详。陈留尉氏人。阮籍之侄。晋武帝时，曾任散骑侍郎，后出补始平太守。纵酒放荡，不拘礼法。曾与诸阮聚饮，以大盆盛酒，时有群猪来，他便与之共饮。妙解音律，善弹琵琶。

　　刘伶（约221～300）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沛县）人。初仕魏，晋泰始初对策，强调无为而治，被黜免。放情肆志，性尤嗜酒，放浪形骸，无所用心。常乘鹿车携酒，使人荷锹相随，嘱曰“死便埋我”。蔑视礼法，纵意所如。著有《酒德颂》，宣扬“无思无虑”，“行无辙迹”的虚无主义人生观。

　　王戎（234～305）字濬冲，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人。晋武帝时历任散骑常侍、豫州刺史、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尚书令。性简要，善清谈。常委事僚属，不躬庶务。贪吝好利，广有庄园，聚敛无已。家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遂钻破李核出售，以此获讥于世。时人谓为“膏肓之疾”，阮籍亦称其为“俗物”。

　　（李中华）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参考书目

　　方诗铭、王修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朱希祖：《汲冢书考》，中华书局，北京，1960。

　　（方诗铭） 
　


    
主父偃
  　　主父偃

　　（？～公元前126） 汉武帝时大臣。临淄（今山东临淄）人。出身贫寒，早年学长短纵横之术，后学《易》、《春秋》和百家之言。在齐受到儒生的排挤，于是北游燕、赵、中山等诸侯王国，但都未受到礼遇。元光元年（前134），主父偃抵长安。后直接上书汉武帝刘彻，当天就被召见，与徐乐、严安同时拜为郎中。不久又迁为谒者、中郎、中大夫，一年中升迁四次，得到武帝的破格任用。

　　汉武帝为了加强皇帝的专制权力，在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僚机构之外，另在宫中设立内朝（见中外朝）。主父偃在内朝备武帝顾问，对当时的政治颇有影响。几次上疏，都能切中时弊。他认为，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他向武帝建议，令诸侯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见推恩令），这样王国自析，诸侯王的权力也随之削弱。他还提出，徙天下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内实京师，外销奸猾，以达到强干弱枝的目的；以及设置朔方郡，以省内地转输戍漕，加强防御匈奴等建议。这些建议迎合了汉武帝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需要，因此多被采纳。元朔二年（前127）主义偃被拜为齐相，揭发齐王奸事，齐王畏罪自杀。武帝以为主父偃曾胁迫齐王，加之赵王也使人告发其接受诸侯贿金，遂下令逮捕主父偃。后被族诛。（田人隆）Zhuhu主户　宋代户口中的一类。凡属有常产的税户，都划为主户。其中一小部分居住于城镇，称为坊郭主户，根据房产等的多少区分为十等。乡村主户根据常产的多少划分为五等。第一、二、三等户也称上三等户或上户。一等户一般占田三、四顷以上，多至数十、百顷，南宋晚期的民户有的收租达到百万斛。他们同部分官户及坊郭户中的大商人组成大地主阶层。第二、三等户，也称中户，占田一般自一顷到三四顷之间，属中小地主阶层。在宋代，整个地主阶级约占总人口不过百分之六七，但所占有的土地，约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五十至六七十。而其中占总人口不过千分之二三的大地主，占田达全部垦田的百分之四五十左右。被称为下户的第四、五等户和客户，为农民阶级。其中，第四等户以及部分三等户，一般占田三四十亩至五七十亩，属于自耕农民阶层，较为富裕的则属于自耕农民上层或富农。第五等户占田一二亩至二三十亩，所纳税钱在五百文以下，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靠租佃部分土地为生，构成半自耕农民阶层。在宋代，自耕农民、半自耕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而所占土地仅占全部垦田的百分之三四十。按照国家规定，根据占田多少、户等高低承担国家的赋役；占田越多、户等越高，承担的赋役也就越重。可是由于大地主隐田漏税，规避差役，大部分赋役落在中下层地主，特别是广大自耕农民、半自耕农民身上。因此，自北宋晚期到南宋，中下户的产业日益缩小，其中不少第五等户变成了没有产业却承担赋税的无产税户，而大地主阶层则在土地兼并过程中更加膨胀起来。

　　参考书目

　　梁太济：《宋代五等下户的经济地位和所占比例》，《杭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

　　（漆侠） 
　


    
驻藏大臣
  　　驻藏大臣

　　清代中央政府派驻西藏地方的行政长官。全称是“钦差驻藏办事大臣”，又称“钦命总理西藏事务大臣”。设正副各一员，副职称“帮办大臣”。雍正五年（1727）始置，至宣统三年（1911）、历一百八十四年驻藏大臣共八十三任，计五十七人（内有再任及三任者）。帮办大臣共五十二任，计四十九人。由帮办大臣升任办事大臣者九人。驻藏大臣代表中央政府会同达赖监理西藏地方事务，诸如高级僧俗官员的任免，财政收支的稽核，地方军队的指挥，涉外事务的处理，司法、户口、差役等项政务的督察等。此外，并专司监督有关达赖喇嘛、班禅及其他大呼图克图（活佛）转世的金瓶掣签、拈定灵童、主持坐床典礼等事宜。

　　创建之始，驻藏大臣仅统领驻藏官兵，督导藏王颇罗鼐总理西藏事务。乾隆十五年（1750），驻藏大臣傅清、帮办大臣拉布敦为叛酋珠尔墨特那木扎勒所害。事平，据策楞等所奏《西藏善后章程》（即十三条），遂废王爵，设噶厦（地方政府），任命四噶伦（三俗一僧）以分权，在驻藏大臣以及达赖喇嘛统驭下协办藏务。

　　驻藏大臣衙门

　　五十八年，在平定廓尔喀入侵后，清廷颁行福康安所奏《藏内善后章程》（即《钦定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并对其职权作了明确规定。此后遂成定制。

　　驻藏大臣之设立是自唐宋以来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理制度的重大发展。虽入选良莠不齐，明庸互见，但这一制度对于加强祖国统一，巩固边防，促进民族团结均起过积极作用。

　　（王尧） 
　


    
专史
  　　专史

　　见中国史学史。 
　


    
转运使
  　　转运使

　　唐以后各王朝主管运输事务的中央或地方官职。首见于唐，是主管漕运的使职，后与盐铁使合并为盐铁转运使。唐代建都长安，因关中地狭，产粮不敷食用，需仰给于盛产粮食的江淮。唐初，洛阳以东租粟先输纳洛阳含嘉仓，然后转运至长安以充太仓。其时中央职官较少，禄廪不多。每年转运一二十万石便足。唐高宗以后，官员激增，加以军需民食，漕运成为迫切问题，于是有设专使以负责漕运的必要。唐玄宗先天二年（713），以李杰为陕州水陆发运使，此为专门设使之始。开元二年（714），又以李杰为河南水陆发运使，改进洛阳至长安间的运输。以后河南尹常带此使，直到元和六年（811）始废。开元二十二年，以裴耀卿为江淮转运使，并增置副使。耀卿改进自江淮直至长安的全线漕运方法，变过去由江南租船直达洛阳的旷年长运法为沿线置仓、节级搬运法，以避免因江、淮、汴、河、洛水情不同而导致的船舶停滞和沉船损失；又改进黄河上的三门峡运道，于三门峡东西各置粮仓，凿三门北山十八里为陆运以避滩险，缩短了洛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市西）间的陆运路程，使漕运量激增，基本解决了关中缺粮问题。自裴耀卿为使后，江淮转运使遂为常设使职。安史之乱后，北方遭到战事破坏，社会生产衰落，不少藩镇赋税不再上缴，朝廷财政几乎全恃江淮赋税盐利来支持，江淮转运更为重要。唐代宗时刘晏为盐铁、转运二使，又在裴耀卿任江淮转运使时所采诸法的基础上改进漕运，增设和改建沿线转运仓，以盐利作漕运经费，雇用专门漕卒，建造适合各段水情的船只，节级转运，岁转粟一百十一万石，无升斗沉溺，运输量又大大提高。自刘晏后，盐铁、转运逐渐合为一使，称盐铁转运使。继任者皆循刘晏之法。

　　转运、盐铁合为一使后，原转运使下属的巡院及仓吏，即与盐铁使下属的场、监、巡院并职，另于扬州之扬子及江陵各设留后院，以盐铁转运副使主之，称为扬子留后、江陵留后，主持漕务盐利。唐宪宗元和五年（810），曾以江陵留后充荆、衡、汉、沔以南两税使。扬子留后充江、淮以南两税使，使盐铁转运使的权力扩大到征收正税的范围。又盐铁转运各巡院之院官多带御史衔，宣宗大中四年（850），御史中丞魏謩奏请以此种院官推勘府州百姓诉事，则盐铁转运使有了处理诉讼之权。

　　盐铁转运使常兼宰相衔，或由重臣兼领；有时则以浙西观察使或淮南节度使领之。本使若在扬州，则以副使留长安，称为上都留后。盐铁转运之职，又曾按地区分为二使，如代宗永泰二年（766），刘晏充东畿、淮南、浙江东西、山南东道盐铁转运使，第五琦充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盐铁转运使；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包佶充汴东盐铁水陆运使，崔纵充汴西盐铁水陆运使。自贞元以后，不复分区置使。此外，转运使亦有全国性和局部地区之分，如天宝末魏少游为朔方水陆运使，主持朔方六城的漕运。

　　（陈仲安）

　　宋初，曾派若干转运使赴各地供办军需，事毕即撤。宋太宗时，为削夺节度使的权力，于各路设转运使，称“某路诸州水陆转运使”，其官衙称“转运使司”，俗称“漕司”。转运使除掌握一路或数路财赋外，还兼领考察地方官吏、维持治安、清点刑狱、举贤荐能等职责。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以前，转运使职掌扩大实际上已成为一路之最高行政长官。以后，陆续设立了提点刑狱司、安抚司等机构分割转运使的权力。若以两省五品以上官任，或需兼领数路财赋者，称“都转运使”。随军转运使则因事而设。

　　西夏有都转运司，设转运使等官。辽、金两朝于各路设转运司，金中都转运司称都转运司，各以使领之，掌管征解钱谷、仓库出纳、权衡度量等事务。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以阿合马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转运使，专理财赋，改各路监榷课税所为转运司。后废，以各路总管府兼领课税。至元十二年（1275）阿合马以军兴国用不足，奏准复立十一处转运司。元在产盐各省区设“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简称“运司”，又称“转盐运使”，专司盐运。明、清亦有转盐运使，是专管盐务的长官。民国时期在产盐区仍设有盐运使。

　　（伍跃） 
　


    
《庄子》
  　　《庄子》

　　庄周学派的著作总集。庄周是战国时的隐士，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人，约生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死于公元前3世纪初叶。

　　庄周像

　　《庄子》曾经汉朝刘向编定，为五十二篇。今本《庄子》仅三十三篇，分三部分，其中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是晋人郭象的定本。《庄子》内篇思想比较系统，文字风格比较一致，外、杂篇内容较为丰富，风格则有差别。书中思想接近《老子》，是道家重要经典之一。到唐代，《庄子》被尊为《南华真经》。《庄子》注本很多，其中郭象的《庄子注》最为有名，唐代有成玄英疏。清人郭庆藩有《庄子集释》，便于研读参考。

　　庄周比他人更为深切地感受到当时的社会变革以及连年战争给社会带来的痛苦和灾难。他认为，痛苦的原因是圣人们制定了礼乐，引起了竞争；提倡仁义，造成了虚伪。故仁义礼乐伤害了人的天性。和老子一样，庄周也认为上古时人性朴实，没有竞争，没有流血，人们无忧无虑。因此，要使人适其本性，就应弃礼乐，绝仁义，“绝圣弃知”，甚至也不要机械和工具。因为使用机械会启发人的智慧，而智慧将使人丧失纯朴的本性。基于这一认识，庄周坚决不与当时的统治者合作。他宁可忍受贫穷。也不愿在朝廷上享受富贵，丧失人格自由。《庄子》书中塑造了许多视治天下为束缚自己的隐士形象。但庄周又不主张遁入山林，而主张在现实生活中保持心灵的超脱。他鄙弃追名逐利，认为世上的一切事物及其差别皆无意义。只有道使天地万物相通为一，知道它们相通为一，就是得道。得道者不必贪生恶死。所以庄周在妻子死后，即“鼓盆而歌”，认为这样才是通达死生的道理。《庄子》认为，以有限的生命和智慧去追随无限的事物，精疲力竭而一事无成。最好的办法是保存自己的精神，也就保全了自己的天性。

　　《庄子》鞭挞了贪竞，揭露了虚伪，在似乎悖理的议论中间包含着深刻的认识和智慧，也包含了对人生对社会的极大悲哀。它希望找到一个应付无穷事变的万能原则，但事实上又没有这样的原则，所以不得不寄希望于心灵的纯净，追求逍遥的境界。然而心灵上的逍遥，在现实中不过是无可奈何地安之若命。《庄子》的作者常常陷入这种矛盾之中。对魏晋玄学，《庄子》有特别大的影响。

　　《庄子》一书，借寓言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哲学见解，创造了许多优美动人的故事，又是一部优美的文学著作。它的《天下篇》还保存了当时诸子学说的许多材料，极为宝贵。

　　（李申） 
　


    
壮族
  　　壮族

　　自称“布壮”，“壮”是“健壮”的意思，“布壮”就是“健壮的人”。“布壮”古称“猗撞”或“撞丁”，见于南宋人李曾伯的《可斋杂稿》卷十七《帅广条陈五事》，意思就是“强健的土丁”。此称原指宜州一带的“溪峒土丁”，后来它的意义扩大了，形成一个代表全族的名称。1965年，经国务院批准，定名为壮族。

　　壮族的先民原是岭南西部百越的一支，名为骆越，他们定居在今岭南西部、滇东南和邻国越南北部。两汉以后，骆越这个名称消失了，六朝时，有乌浒、俚、僚等称。隋唐以来，又有西原、广源和侬、沙等称出现在岭南西部壮族先民骆越的居地。骆越和此后这些族称之间，保持着明确的继承关系。

　　定居在岭南西部的壮族先民骆越，秦汉时，已统一在中原王朝版图之内，在经济文化等方面，与汉族关系密切。秦朝修建灵渠，把长江流域同珠江流域沟通了，使中原和骆越的关系更加密切。从此来自中原的先进的经济文化，如铜器、铁器、牛耕等等，源源不断地传入岭南西部，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岭南西部的名贵产品，如麻布以及稍晚时期的棉布，输入中原。今天壮族中保留着不少古代汉语借辞，也说明汉族和壮族在文化上的交流。

　　壮族经历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阶段。壮族原始公社历时甚长，当时的一些社会习俗依然保留到很晚的时期，如“祖业口分田”、“插头秧”等，就是原始公社时期土地公有制的遗俗。唐宋以来，壮族进入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阶段，在文献和传说中，仍可找到不少资证，并与中原古代的封建土地制度，颇有相同之处。至于汉唐之间壮族是否经过奴隶占有制阶段，学术界的看法尚不一致。由于资料和研究的不足，一时难于作出确切的论断，但从一些文献上看，当时使用、买卖和掠夺奴隶的事实，确不容否认。

　　壮族封建领主土地占有制及其劳役制，同政治上的土官制度，互相纠结，密切联系。土官制度保护着领主土地占有制，而领主土地占有制又是土官制度的统治基础。壮族人民在这种土地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双重压榨下，至晚从公元7世纪起，经历了一千余年。隶农附着于土地，饱受剥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各方面的情况都比较落后。

　　由于中央王朝官吏贪残暴虐，人民灾难无穷；加之部落首领势力强大，公开分裂，建制称王，8世纪西原大部落、11世纪广源部落曾经发动了反抗唐宋王朝的战争。特别是西原发动的战争，是由羁縻土官的分裂活动，中原王朝的民族压迫及王朝官吏的残暴压榨所引起，所以战争的性质就包括了这两方面，其一是地方政权的分裂性质，另一是中央王朝的压榨和民族压迫性质。

　　侬智高是桂西广源土州的首领。广源州地处邕州之西，界于中国和交阯王朝之间，隶属于邕州管辖，从来是中国领土。交阯王朝企图并吞此地，胁迫侬智高归顺，遭到侬智高的坚决拒绝。侬智高曾请求归属宋朝，岁供方物，因为宋朝一味姑息，懦弱畏事，予以拒绝。“［侬］智高既不得请，又与交阯为仇”，遂于皇祐四年（1052），建制称“南天国”，发动了反抗宋朝的战争。首先攻下邕州，继而沿邕江东下，沿江宋军，望风溃退。侬军经苍梧，沿西江，直逼广州。广州久围不下，侬智高撤军西还。归途掳掠妇女人口。次年，在宾州昆仑关一战，被宋军名将狄青打败，全军覆没，侬智高逃奔大理国。在宋朝遣使迫索下，大理国“函首”送于宋朝知邕州萧注。

　　参考书目

　　漆侠：《宋代的瑶族和壮族》，《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

　　（石钟健） 
　


    
准噶尔部
  　　准噶尔部

　　见厄鲁特蒙古。 
　


    
资课
  　　资课

　　唐代散官、勋官、品子及各种色役所纳的代役金。资课在唐初还没有形成制度。四品以下、九品以上文武散官、勋官、三卫等所纳代役金称为资，品子及课户白丁服色役所纳代役金称为课。到开元年间始统称为资课。资课按照色役者的身份和色役的种类而定其数额。开元时散官四品、五品每年纳资六百文，六品以下的纳资一千文；品子充任的亲事、帐内纳课一千五百文。而由一般白丁充当的防阁、庶仆、白直、士力等则纳课两千五百文上下。中男充当的执衣每年纳课不超过一千文，中男及残废充当的门夫则需纳课八百五十文至一千文。资课一般纳钱，也有折交实物的。

　　开元时期，由于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官府所需手工业品大量通过和市取得，官府作坊的劳动者也普遍使用和雇的工匠，因此，隶属官府具有特殊身分的工匠，也由原来不役时输庸改为普遍纳资代役。由于手工业、商业的发展，官僚对货币的需要增加，官吏俸料中的色役如防阁、庶仆等也普遍转化为资课钱。据开元二十四年（736）俸料钱制度，文武职事官俸料钱中资课所占的比例是，六品以上官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以上，九至七品官占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四十以上。

　　充当色役例免征行和杂差科，玄宗时色役普遍资课化，不少地主、商人以及其他较富裕的人为了避役便充当纳课的色役。开元九年，曾令宇文融检查色役伪滥。中叶以后，纳课避役更为流行，朝廷屡次下诏限制诸军、诸使影庇人户，这些影庇人户包括了纳课充当色役的人。在色役大部分转化为资课的情况下，开元二十二年七月玄宗敕，自今以后，京兆府、关内诸州应征庸调及资课，并限十月三十日纳毕。此后诏令中也常将资课和庸调并提。这说明到开元后期，资课已经和庸调并列而成为封建国家的经常税收。天宝初年唐政府还停止了约计十万白丁充当的白直，把应向白直征收的资课，加税于一般民户以充用，反映了资课和其他赋税合并的趋势。

　　中叶以后，资课增加了新的含义，被称作“资课”的有时不是国家的收入项目，而是支出项目。陆贽在德宗时曾说国家经费（支出）有三大项，一是军食，二是军衣，三是俸料和资课。见于记载的有手力资课、杂职课和工价资课，都是支出项目。这是因为配给官员役使的手力、地方机构的杂役、官府所属工匠，通过纳资化，便将其所交纳的资课钱给与应配手力、杂职的官员以及和雇的工匠。中叶以后，制度混乱，影庇人户的资课大都归于本使，不入国库。但是原来以资课钱支付的官员手力钱、工匠的工资，仍须由国家支付，这笔支出本来出于资课，所以称为某项资课。

　　参考书目

　　李春润：《唐开元以前的纳资纳课初探》，《中国史研究》1983年第3期。

　　李春润：《略论唐代的资课》，《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吴宗国王宏志） 
　


    
资源委员会
  　　资源委员会

　　国民政府统制工矿企业的主要机关。其前身是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于1932年11月，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会址设于南京。1935年4月易名为资源委员会，隶属于军事委员会，1938年3月，改属国民政府经济部。1946年3月改隶于国民政府行政院。蒋介石一度兼任委员长，由正副秘书长（后改称正副主任委员）翁文灏、钱昌照负实际责任，其成员为军政、财经、工商文教各界的知名人士。主要任务为：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和资源的动员开发，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重工业的主管部门。

　　1935年初起，资源委员会负责统制全国钨、锑等战略矿产品的出口运销事宜；1936年起，在湖南、江西等地筹建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湘潭煤矿、龙溪河水电厂等二十余家重工业厂矿。抗日战争爆发后，负责主持上海等地工矿企业的内迁，并购储大量汽油等战略物资。抗战期间，在四川、甘肃、云南等地创办电厂、煤矿、油矿和机械、化工、冶炼等厂矿共一百一十九个，大量生产后方急需的汽油、电力、机器、煤炭等产品。缓和了后方物资紧缺的危机，同时向美、苏等国输出价值数千万美元的钨、锑、锡等矿产品，换回大量军火和重要物资，并培养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和技术人才，为坚持抗战作出重要贡献。抗战胜利后，该会接收日伪在东北、台湾和关内各地的主要工矿企业，价值约达十八亿美元。在东北设立鞍山钢铁公司、东北电力局、抚顺矿务局等二十余家企业，在台湾设立台湾糖业有限公司、台湾电力局等十大公司，在关内各地设立中国石油公司、冀北电力局、华北钢铁公司等数十家企业。此时，资源委员会已成为国营生产事业专管机构，到1947年底，该会已拥有电力、钢铁、机械、电工、化工、金属矿业、煤业、石油、水泥、制糖、造纸等十一个行业的大中型企业九十六家，职工总数二十六万余人，其中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技术管理人员约两万余人。主要产品产量在全国总产量中所占比例：钨、锑、石油为100％、电力为50％、锑为80％、煤为32.5％、水泥为40％。钢铁机械、电工、化工等业在全国也占有重要地位。这一时期为资源委员会的全盛时期。此后，由于国民党扩大内战，致使在战后大规模发展工矿事业的计划完全破产。从1948年底起，该会主要负责人以及广大职工秘密策划脱离国民政府，与中共地下党组织保持联系，积极开展护厂护矿斗争，保护了大量工矿企业资材。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资源委员会在大陆的各厂矿为中央人民政府接收，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性质的企业。其职工包括绝大部分高级技术管理专家均留在大陆，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52年8月，台湾当局宣布撤销资源委员会。

　　参考书目

　　国史馆：《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俊人印刷事业有限公司，台湾，1984。

　　（程麟荪）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

　　中国古代史学巨著。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另有《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通鉴》自《周纪》迄《五代纪》，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进士。学识渊博，尤精于史。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编年史。初成《通志》八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赵曙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赵顼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熙宁三年（1070），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出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不久又退居西京洛阳。历任闲职，以书局自随，专志修史。元丰七年（1084）书成，历时十九年。（参见彩图插页第73页）

　　《通鉴》虽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实际上是一部集体编写的著作。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三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鉴》的编写分作三步：第一步把收集的史料，标明事目，按照时间顺序加以排列，力求完备，叫做丛目。第二步把丛目中的史料进行考辨，择其记述详尽者，重新编写，叫做长编。这两步工作都由协修人员担任，抄录则另有书吏。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同异，删其繁冗，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于唐五代史事，甄采书籍最多，史传文集之外，还有实录、谱牒、家传、行状、小说等各种史料。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

　　《资治通鉴》书影

　　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但书中在叙述历代统治阶级活动的同时，也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通鉴》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九十七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一百一十八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

　　《通鉴》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近年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最好的版本。

　　注释《通鉴》的有南宋史炤《通鉴释文》和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而以胡三省《通鉴音注》最为详备。明末严衍著《资治通鉴补》，对《通鉴》和胡注都有所订正。

　　参考书目

　　张须：《通鉴学》，上海开明书店，1948。

　　陈光崇：《资治通鉴述论》，《历史研究》1978年第11期。

　　《资治通鉴丛论》，河南人民出版社，郑州，1985。

　　（陈光崇） 
　


    
菑、新、畲
  　　菑、新、畲

　　周代称初垦之田为菑，次年、第三年者为新、畲。从西周早期到周末这类名称一直存在。

　　《尔雅·释地》说：“田一岁曰菑，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毛诗、鲁诗及马融的说法与此相同。《说文解字》对畲之解释是“三岁治田也”，而《易释文》引《说文》则作“二岁”。《诗正义》引郑玄《易注》，说法同《尔雅》。唯《礼记·坊记》郑注作“田一岁曰菑，二岁曰畲，三岁曰新田”。由于后人引用许、郑说法时产生讹误，现无法判断其是非。

　　菑为一岁田，各家无分歧。孙炎《尔雅注》和郭璞《尔雅注》认为菑的本义指除草木。《诗经》中常见的菑字，是指拔除草木、整治田亩、开荒耕种。《尚书》也认为，周人的除草木和耕种是一种连续性的工作。《说文解字》对菑的解释是“不耕田也”，则与《诗》、《书》所记不合。但清代学者王念孙、陈鳣等都认为“不”是“才”之误。“才”有开始之意，“才耕田”即初耕田，这种解释和古制相符。《淮南子·本经》有：“菑棒秽，聚埒亩，芟野菼（莽），长苗秀。”汉朝人对太古农耕情况的这种描述，也适用于周代。菑杀草木确是周人农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据《周礼》、《礼记》，周人将草木除去后，待其干枯即用火焚烧，这既能起到清除田中秽莽的作用，又能为作物提供灰肥，和后世所说的“刀耕火种”颇有相似之处。

　　周人称菑以后一年和再一年之田为新、畲，而前人对新、畲的解释甚少。孙炎《尔雅注》云：“畲，和也，田舒缓也。”“新田，新成柔田也”。《易》董遇注以为“悉耨曰畲”。清代毕沅、陈奂等人受其影响，认为第一、二年之田刚杀除草木，到第三年才开始耕种。这种原理和魏晋南北朝时开生荒的情况相合。《齐民要术·耕田》说，当时“开荒山泽田”需要三四年治理，“乃中为谷田”。但《诗》、《书》中所说的菑亩是指轮番抛荒的熟荒地，这种地经过菑杀草木后即可播种。《诗经》中提到的菑亩、新田都是指正在生长作物的田地，若是抛荒之地则应称莱。由于当时还不能精耕细作并缺乏较好的施肥条件，新开的菑亩经过几年种植，便地力耗竭，不能种植。这和后世开生荒经过数年才成为熟田的情况正相反，而和唐宋时今四川、广东有些地方的菑田较相似。

　　畲田属于刀耕火种。在田中先把草木除去，晒干后以火焚之，等天雨时再播种。类似的情况在后来的有些少数民族中也能见到，如清人黄叔璥的《台湾使槎录》说，当时台湾“土性浮松，三年后即力薄少收，人多弃旧业，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蠲其所弃而增其新垦，以为定法”。这和周代的情况很相象。人们对田地经过菑、新、畲后，便放弃原来的耕地另择他土，即古书上所说的“爰田易居”。田地一般连续耕种三年，故每隔三年要换土和进行相应的调整，如《诗·魏风·硕鼠》：“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郑玄以为“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在《周礼注》中他对“大比”的解释是：“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大比以三年为期，这和田地连续耕作三年有关。在三年的种植过程中，地力发挥的作用年与年之间各不相同，周人为了有所区别而给予所种田地相异的名称。

　　西周以后，农作技术发展，菑、新、畲之制随之消失。春秋或以后的文献中不复有这方面的记载。

　　（吴荣曾） 
　


    
滋主人丁永不加赋
  　　滋主人丁永不加赋

　　清代康熙朝（1662～1722）对赋役制度的改革措施。规定以康熙五十年全国的丁数为准，此后溢出之丁不再承担丁役。

　　明初徭役由各地官衙按照户丁向民户直接金派，征发实物，课征货币的极少。明中叶以后，各地差役陆续改为雇役，实物征发也改为货币缴纳；徭役正在逐渐转化为赋税。清代继续这种改革，到康熙未年，州县基本上已不再佥派经常性差徭。所征代役银两，称为徭银或丁银，按照人丁征课。但所谓人丁各地并不一致，有的地方以地亩折算人丁，丁银按地亩计征。因此，丁银既不是徭役，也不是真正的人头税。

　　五十一年二月二十九，康熙帝向大学士、九卿等宣布将丁银税额固定、不再增收的主张，准备命令各省督抚将现行钱粮册内有名丁数永远作为定额，不再增减。对以后新生入丁（即“盛世滋生人丁”）不征钱粮；而丁银并不按丁计算，丁多人户也只交纳一丁钱粮。经大学士、九卿等议定，此后编审人丁依照五十年征粮丁册，定为常额，新增者永不加征赋税。五十二年又颁布诏谕加以说明。这一改革表明丁银税额业已固定，其征收也不以人丁数量为根据。因此，丁银是和人头税迥然不同的另一种赋税。然而原来以户丁为对象的征收方式并没有改变。五十五年户部在研究编审新增人丁补足旧缺额时，除“照地派丁”外，仍实行“按人派丁”，即一户之内，如果减少一丁，又新添一丁，以新添抵补减少；倘若减少的有二三丁，新添的不够抵补，则以亲族中丁多人户抵补；如果还不够，以同甲同图中粮多人户顶补。抵补之后的余丁才归入滋生人丁册内造报，所以“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办法施行后，又出现了新增人丁不征税，旧额人丁不减税的矛盾；而且，斩增人丁很多，用谁来补充旧丁缺额，也很难做到苦乐平均。此后不久，雍正朝（1723～1735）就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了摊丁入地的改革。这样，丁银才成为消除了徭役性质和人丁关系的、并且以土地为征收对象的赋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上为雍正朝实行“摊丁入地”奠定了基础，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徭役向赋税转化的重要标志。

　　（伍丹戈） 
　


    
子产
  　　子产

　　（？～前522）　春秋后期政治家，郑国执政。郑穆公之孙，名侨，亦称公孙侨。青年时即表现出远见卓识。郑简公元年（前565），其父公子发率军攻蔡，大胜，郑人皆喜。他却指出这将导致楚国来攻和晋国反击，而使夹在中间的郑国饱受战祸。两年后，公子发在贵族内讧导致的政变中被杀，郑简公亦被劫持到北宫。子产沉着机智，布署周密后始率家兵攻打北官，遂在国人支援下平息变乱。新任执政公子嘉制订盟书，强调维护个人特权，引起贵族大臣反对。公子嘉打算强制推行，子产又力劝他焚毁盟书，平息众怒，以稳定政局。郑简公十二年，公子嘉终因专权被杀，子产得立为卿，任少正。在同霸主晋国的一系列交涉中，他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尽量维护郑国的权益。简公十八年，他随执政公孙舍之攻打陈国，也能注意军纪，遵守传统礼制。事后在向晋国献捷时，又有理有据地驳回了晋人的责难，迫使其承认郑国的战绩。为此郑简公给予子产重赏，他却只接受了与其地位相称的部分。次年，楚康王为慰抚许国率军伐郑，子产主张坚守不战，让楚军获取小利后满意而归，以换取较长期的和平。郑人照此办理，果然促成了“弭兵之盟”。简公二十三年，郑国大臣内讧，执政伯有被杀。子产严守中立，以其卓越的才能受到多数人的尊重，遂在显贵首领罕虎的支持下，出任执政。子产治国特别注意策略，他一方面照顾大贵族的利益，团结依靠多数；一方面对个别贪暴过度的贵族断然给以惩处，以维护政府威信。他不毁乡校，允许国人议论政事，并愿从中吸取有益建议。而对自认为有利于国家的改革，却不顾舆论反对，强制推行，对于晋、楚两霸，他既遵照传统礼制谨慎奉事，不给对方寻衅的借口，又在有条件时大胆抗争，驳斥其无理苛求。他宣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反对迷信鬼神星象，却又承认贵族横死能为厉鬼，而要将其子孙立为大夫加以安抚。他被孔子称为仁人、惠人，是守旧的士大夫景仰的人物，却又“铸刑书”，公布成文法典，执行严格统制人民的“猛政”，创立加重剥削的“田洫”、“丘赋”等新制以“救世”。这说明子产是一位务实的政治家，他虽然力图维护传统的旧制，却不能不适应形势的变化而从事必要的改革。子产曾指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就是说，治国必须照顾多数人的愿望和要求，一意孤行则不能成功。他又说：”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即遇事应胸有成竹，执行中要坚持既定规划而不轻易越轨。他还注意搜罗人才，用其所长，并能广泛听取建议，择善而从。子产执政之初，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广泛斥责，但他不为所动，坚决推行。其后改革成效显著，人们又普遍歌颂他的政绩，甚至担心后继乏人。

　　（罗世烈） 
　


    
子口税
  　　子口税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30年代进口洋货运销中国内地及自内地运送土货至通商口岸出口时所纳的抵代通过税的一种税款。这种抵代税相当于进出口税的一半，故又称子口半税，这是帝国主义破坏中国内地说主权的一种税制。其目的在于保证低水平的协定关税充分发挥作用，把进出口商品的内地税也纳入协定范围的一种税制。子口税的由来早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者已干预中国内地税的动向。《南京条约》中规定：“英国货物自在某港按例纳税之后，即准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而路所经过税关，不得加重税例”，后来英方得知当时中国“国内关税定例本轻”，便协议“洋货各税，一切照旧轻纳，不得加增”，并未具体确定税率。

　　50年代初叶，江南各省地方政府为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创设厘金制度，内地税课大为增加。因此，英国政府迫切要求修改《南京条约》的有关条款，使清政府“不得对外国进口的货物，和为向外国出口而购买的货物，课征内地税或通过税”。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八款便有了相应的规定，大意是英商贩运洋货入内地销售，和自内地运土货出口，所经内地各卡，倘愿一次缴纳，以免各卡重征，土货可在首经子口上税，洋货可在海口完纳，“所征若干，综算货价为率，每百两征银二两五钱”。这就是后来所说的子口税。同年中英《通商章程》第七款又规定：①出口土货的子口税改在出口海关缴纳；②子口税率定为进出口税率之半，称子口半税。1861年10月清政府和各国公使会商以后，颁布了一个《通商各口统共章程》，于是各国商人都得享受英商的同样特权。

　　比较《南京条约》和《天津条约》关于子口税的规定，可看出子口税制演进的一些特点：①《南京条约》仅规定洋货入内地子口税，《天津条约》则进而规定土货出口的子口税，并且确定子口税税率为进出口税率的一半，或从价2.5％；②《南京条约》规定华商运洋货入内地，可以享受缴纳子口税以代替缴纳内地税，而《天津条约》则规定外商始能享受缴纳子口税的特权；③《南京条约》未明确规定商人在内地税和子口税之间的选择权，《天津条约》则明确赋与外商这种选择权。缴纳子口税的具体办法是：凡洋货运入内地，应向起运口岸的海关缴纳子口税，海关发给凭单，通称子口单，即可免除常关厘卡的重征。外商在内地购置土货外运，应在首经子口呈验三联单，注明货物种类、数量以及装船口岸，换得运照，在沿途所经子口呈验盖戳时，可免各项征课，直到运抵最后子口，完清子口税后，方准过卡。

　　子口税实施的情况子口税制有利于西方侵略者推销洋货和搜刮土产，例如1869年（同治八年）福州关领有子口单运经内地的洋标布计两千八百二十匹，1871年增至九万七千三百二十四匹，又如1866年华商自内地贩运生丝到上海，每包负担内地税三十两以上，在三联单掩护下的外商，却只负担五两，两者相差六七倍。

　　子口税是由海关征收报解中央政府的一种税收，至于常关厘卡等内地通过税，则是由地方政府自行加派、自行支销的收入。缴纳子口税以后的商品既免纳其他内地税，地方政府的税收遂被压缩。面对这种情况，地方政府采取了两种对策：一是降低内地税率，以与子口税相竞争。二是采取加重土货厘金，以补偿实行子口税而短少的财政收入。这个办法直接破坏土货的流通和生产，削弱了土货对洋货的竞争力。

　　在此期间，由洋税务司控制的中国海关是根据货物启运地点区别其生产国籍，因此，凡从香港启运的货物，都被当作洋货并享受洋货内销的子口税待遇。于是便有不少国产土货特地绕道香港以取得洋货身分，然后运销内地，这样，仅在出口时纳一出口正税，内销时再纳一进口正税与子口半税，即可免纳一切厘金，其中最突出的是内销长江流域及华北一带的广东和台湾的蔗糖。1871年镇江这种“洋糖”的进口比1870年增加十二万四千担。

　　子口税制的后果洋货内销的子口税单和土货外销的三联单、运照制度，给予洋商以深入穷乡僻壤控制中国国内贸易的极其优越地位，同时也导致华商假冒洋商名义，悬挂外国旗帜，百般依附洋商。华商往往向外商非法购买子口单，以免内地税盘剥。1879年英国驻汉口领事报告说：上海内销洋货的99.9％都由购得子口单的华商所经营，至于在土货外销方面，据1866和1867年的《海关报告》说，自内地运棉花到宁波，内地税高出子口税一倍，因此华商就以每包五角的代价向外商购买三联单去护运棉花，其结果竟使三联单的买卖本身“成为一种交易”。

　　不仅如此，外销土货的子口税是向出口口岸的海关交纳的。如果外商和依附外商的华商自内地贩买土货，在到达出口口岸之前即行出卖，就不仅逃避了内地税，也逃避了子口税；如运到口岸而不出口，则他们在国内贸易上也享受用交纳子口税的方式代替内地税。如1872年镇江出口的土货价值只占到三联单护运流入的土货的25％，其余75％都销于镇江及其附近地区，并未出口。

　　1871年两江总督曾国藩许华商贩运洋货也可请领子口单，但事实上仅宁波、九江二埠见诸施行。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规定，洋货内销，华洋商人都可请领子口单。但这一规定在1880年实行后，华商因与外商存在事实上的身分不平等，所以宁可依附外商经销进后的洋货，而独自申领子口单者寥寥无几。至于申领土货外销三联单亦如此。总理衙门于1896年准许华商亦可享受同样权利。可是法令颁布了一年多，华商之请领土货外销三联单者“并无一人”，其原因在于地方官把试图请领三联单者指为“奸商市侩”，因而“群相裹足”。19世纪末叶，洋货内销和土货外销的子口税待遇，依然是外商所独有的特权，与华商相较，“洋商入内地，执半税之运照，连樯满载，卡闸悉与放行，而华商候关卡之稽查，倒箧翻箱，负累不堪言状”。最后终于造成这样的局面：“倚洋人则生，否则死；冒洋人则安，否则危。”因此子口税制度不但破坏中国主权，而且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直到1931年1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废除厘金及由厘金变名之各种税捐以及常关税等，子口税制度遂失其存在的根据，被同时废除。

　　（姚贤镐） 
　


    
自立会和自立军
  　　自立会和自立军

　　清末由唐才常组织发起，由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和会党群众所组成的政治组织和武装起事组织。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维新运动失败后，维新派谭嗣同挚友唐才常誓继谭未竟之志，并为谭复仇，东渡日本，先后会晤梁启超、康有为和孙中山，从两方面承受影响，获得支持。他于1899年冬回国密谋武装起事。次年在上海成立“正气会”，旋易名为“自立会”，联络长江中下游会党，设富有山堂，发富有票，入会者达十余万人。又邀结社会名流和会党首领开“国会”（亦名“中国议会”）于上海张园，以容闳和严复为正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

　　唐才常像

　　同时，唐才常遣林圭在汉口设立机关，组织自立军。兴中会亦派吴禄贞、戢元丞、傅慈祥等参与建军。自立军由新军士兵和会党群众组成，凡七军、两万人。安徽大通为前军，秦力山、吴禄贞统之；安庆为后军，陈犹龙统之；湖南常德为左军，田邦璿统之；湖北新堤为右军，沈荩统之；汉口为中军，林圭、傅慈祥统之。另设总会亲军和先锋营，由唐才常直接指挥。唐并节制全军，兼任总粮台。

　　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政治纲领具有两重性，既以“勤王”为帜，拥光绪帝亲政；又“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要求废止“清国专制法律”。其根本目的则欲“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纲领中这种矛盾，反映了戊戌变法后各种社会力量的政治动向。处于矛盾中的唐才常本身则是一个从激进维新派向资产阶级革命派转化型人物，他既是参加自立会各派政治力量的组织者，又是各派政治观点的调和人。

　　1900年夏，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西逃。自立军拟运动张之洞在两湖独立，并乘机发动武装起事。起事日期原定8月9日（七月十五），因康有为失约，拒不从海外汇款，造成饷糈困难，只好展期。秦力山等在大通未得通知，仍杀牲祭旗，如期发难，激战七昼夜，败退九华山。汉口则延至8月22日起事，拟先夺汉阳兵工厂，再战武昌，然后北伐幽燕。此时，北方政局发生变化，在帝国主义首肯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中枢在屈膝投降中趋向稳定，原先对自立军持观望态度的张之洞和英帝国主义相勾结，转而残酷镇压自立军。8月21日晚，张派兵包围设于英租界及其附近的自立会机关，捕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二十多人，次日晚加以杀害。稍后，新堤部分自立军亦起事，转战至临湘一带，不久失败。在此期间，两湖及安徽、江苏等省，追缴富有票，捕拿自立会员，查封“国会”，并株连亲族，前后捕杀达千人。自立军起事遂演成为一次比戊戌变法更大的流血事件。

　　自立会和自立军的失败基因于其政治主张自相矛盾，组织基础不牢固（以会党为基础），以及康有为在经费上的掣肘和对张之洞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次起事虽有其保守方面（勤王），但所表露出来的某种反清要求及依靠下层会党和采取武装起事的手段，则具有进步意义。在起事中，特别是起事失败的教训，使维新派，保皇派发生分化，许多自立会参加者很快步上革命道路，资产阶级革命派力量得到迅速发展。自立会和自立军的活动，一方面继戊戌变法的余绪，另一方面又表露出革命的新机。在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成为戊戌变法时期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皮明庥） 
　


    
宗法
  　　宗法

　　中国古代社会中凭借血缘关系对族人进行管辖和处置的制度。亦称宗法制度。这种制度与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宗族组织相配合，是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

　　根据文献记载，中国至迟在周初已经出现了“宗子”、“大宗”等名称。《诗经·大雅·板》中有：“大宗维翰。……宗子维城”，这里所说的“大宗”和“宗子”均指周代贵族中根据血缘关系对族人拥有管辖和处置权的人。这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宗法制度。有的学者认为，在有关商代历史的文献中，也可发现类似的记载。如《左传》所记的周初商朝遗民的“宗氏”和“分族”，可能就是指宗法制度下的血缘团体。但迄今对中国早期宗法制度的了解，主要还是关于周代的。

　　对周代宗法内容比较完整的记载，还保存在先秦时期的两部礼书——《仪礼》和《礼记》中，并且能在先秦其他典籍中得到印证。其中《礼记》的《大传》和《丧服小记》中两段内容大致相同的记载，是了解周代宗法制度基本内容的主要依据。

　　根据礼书的记载，周代天子或诸侯的子辈男性后裔中，除继承君位的一人外，其他人（称为群公子）都将成立以其自身为始祖的宗族，表示在血缘关系上与代表国家权力的天子或诸侯有所隔断。这些宗族以专属自己所有的氏为标志，因而在礼书中群公子被称为“别子”。在以别子为始祖的宗族中，别子的继承人拥有对整个宗族的管辖和统率权，是整个宗族的首领，被称为大宗或宗子。在理论上，无论经过多少世代，大宗都对别子的所有后裔拥有管辖和处置权，以此将别子的后裔始终联结成一个具有实体性的宗族团体，故而大宗被说成是“百世不迁之宗”。宗族的每个成员除对大宗有尊奉和服从的关系外，还对一定近亲范围内的某些亲属有尊奉和服从关系。《礼记》指出，一个因不是嫡长子而不能作为其继承人者，须尊奉父亲的继承人为小宗，即“继祢者为小宗”（祢，意为先父）。如果这个人的父亲也不是祖父的继承人，则这个人还要尊奉其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如果祖父也不是曾祖父的继承人，则要尊奉其曾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如果曾祖父也不是高祖父的继承人，则要尊奉高祖父的继承人为小宗。按《礼记》的记述，继承高祖父的小宗，即五世祖的继承人，是距一个人亲属关系最远的小宗。六世祖的继承人就不再被奉为小宗了。这就是所谓的“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因为有对小宗的尊奉关系，以大宗为首的宗族又划分为许多较小而更具凝聚力的近亲集团。从礼书的这些记述中可以看出，周代宗法关系的基本内容，就是大宗或小宗对不同范围内，包括直系与旁系亲属族人的统辖和管理。若在同代亲属中，就是大宗和小宗对兄弟、从兄弟、再从兄弟等旁系亲属的统辖和管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代经学家程瑶田指出：“宗之道，兄道也。”

　　宗子权力的象征是他们所主持的宗庙。在周代，大宗是宗族成员共同宗庙的宗庙主。小宗也是各自范围内近亲的共同宗庙的宗庙主。普通族人祭祀祖先，一般须在大宗或小宗所主持的各级宗庙中进行，并由大宗或小宗主持祭祀仪式。祖先祭祀在中国古代的社会与精神生活中非常重要。除祭祀外，许多日常礼仪活动和社会活动也要在宗庙里进行。如冠礼（男子成丁礼）、婚礼、宗族成员的盟誓等。因此，宗庙的存在被视为宗族存在的象征，宗子的宗庙主身分成了他们在族人中拥有宗族首领地位的保证。甚至宗子的名称也来自他们的宗庙主身分。

　　作为宗族首领，宗子拥有高居于普通族人之上的地位。在周代伦理中，宗族成员间只论宗子与普通人的关系，普通族人“虽富贵，不敢以富贵入宗子之家”。表现在丧葬制度中，大宗死亡，族人即使无“五服”之亲，也须为之服“齐衰三月”，与“庶人为国君”之服同（见丧服）。由于周代人把宗子看作祖先的化身，故认为尊奉宗子也就是尊敬祖先。

　　宗子对各自范围内的族人还拥有统率、处置和庇护之权。周代宗族有自己的武装，统帅就是各宗族的宗子。这些武装常常与国家军队一起对外作战。如春秋鄢陵之战中与楚军作战的晋军，就以栾氏、范氏、中行氏、郤氏等的宗族武装为主力。在国内政治斗争中，宗族武装也往往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宋文公“使戴、庄、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马子伯之馆”，就是诸侯利用某些宗族武装翦灭另一些宗族势力的事例。宗子对族人的财产和人身也有处置权。春秋时晋国赵氏的大宗赵鞅曾强令族人赵午交出其所有的“卫贡五百家”。后因赵午怠慢，竟至将其杀戮。这种对族人的杀戮，在周代宗法制下被视为合理的行为。《左传》中就有晋国贵族知■被俘获释时表示甘受宗子死刑处罚的记载。宗子对族人的人身处理还包括放逐，晋国赵婴曾因通奸被大宗赵同等“放于齐”。国家承认并尊重宗子对族人的处置权，对宗族成员实行处罚时，往往先向宗子咨询。郑国放逐游楚，执政子产就先“咨于大叔（游吉，游氏大宗）”。国家还承认宗子对族人的庇护权。宗子的庇护，包括给族人以各种照顾及在讼事中袒护族人。《左传》记载了一个梗阳人“有狱”，“其大宗赂以女乐”之事。

　　宗子是族人依赖和服从的主要权威，也是国家借以管辖宗族人口的中介。宗子在宗族内部的广泛权力，实质上已具有国家基层行政与司法权的性质。周代宗子普遍拥有家臣。家臣包括掌管宗族内部事务的室老和宗老（亦称宗人或宗），掌管治理宗族所辖地区人民的家宰和邑宰，以及隶属于宰的诸有司。如司徒（掌管土地、财政）、司马（掌管军事和军赋）、工师（掌管营造）等。宗子的这一套家臣组织，实质上就是国家的一种基层政权。但是，宗族在本质上仍然是以血缘为基础的私人性质的团体，故宗族与国家间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上的冲突。周代人们称宗族为家，意为与“国”相对立的私人团体。宗族成员常常只知效忠于“家”，而不知有“国”。宗族与国家之间的这种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关系，是引起古代社会关系变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宗法关系在先秦社会中所涉及的是有氏的居民，其中包括为数众多的卿大夫、士，也包括天子和各诸侯国的国君。但是由于天子和诸侯是国家和公共权力的代表，因而在他们与王室和公室亲属之间，宗法关系受到很大的限制。即使是天子和诸侯的亲属也“不得以其戚戚君位”。尤其是已立氏的王室和公室后裔，对于天子或诸侯只能以君臣关系对待，而不能以亲属关系对待，即所谓“弟兄不得以属通”。天子和诸侯所受到的宗法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某些仪式中对相同血缘或近亲血缘的诸侯给以优待和尊重。如《左传》记载有“周之宗盟，异姓为后”，“凡诸侯之丧，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等。此外，天子和诸侯还经常举行“合族之食”的典礼，和在一些仪式的末尾安排“燕饮”，用来特别款待臣属中的亲属。这些做法含有道义和政治的意义，与宗子对族人凭借血缘关系进行的具有行政与司法意义的管辖和处置有很大不同。天子对诸侯的管辖，以及诸侯与诸侯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主要是依据他们各自的政治地位。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周代的天子和诸侯同时也是包括一般贵族在内的宗族的宗子，并且认为天子是“天下大宗”，诸侯“相对于天子是小宗”，而在其诸侯国内又是“一国的大宗”。这种观点往往导致将周代国家看成是宗族或家族的扩大。对此学术界尚在进行讨论。

　　先秦时期，广大庶人与奴隶是没有氏的，他们不属于任何宗族集团。社会地位也低于有氏的居民。宗族成员因血缘就能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而他们是古代社会的贵族。春秋时期中国社会开始发生剧烈的变动，旧有贵族、平民、奴隶的界限开始趋向崩溃。自战国始，平民和奴隶获得姓氏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先秦宗法制度亦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秦汉以后出现的封建宗族便广泛地包括了不同阶级的居民，从而使宗族和宗法关系明显地带上了阶级关系的痕迹。

　　（谢维扬） 
　


    
宗喀巴
  　　宗喀巴

　　（1357～1419）　西藏佛教（喇嘛教）格鲁派创始人。本名罗桑扎巴，因系青海宗喀（今湟中）人，故藏族人民尊称为宗喀巴。宗喀巴三岁时从噶玛噶举派黑帽四世乳必多吉受近事戒。七岁在西宁甲琼寺出家，从寺主、噶当派名僧人顿珠仁钦学佛学九年。十六岁进藏，遍学各教派显密教法，二十九岁受比丘戒，经常进行讲经活动，卓有声誉。当时，各教派僧人戒律松弛，不得人心，宗喀巴因而决意进行宗教改革。约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他开始改戴桃形长顶的黄色僧帽，以重视戒律作为号召。以后弟子们也随戴黄帽，因此被称为黄帽派。建文二年（1400）春，在拉萨西郊噶瓦栋寺宣讲大乘戒律，要求一切僧人都须严守戒律，按照严格的制度，循序渐进地学经，对寺院的组织也作了改革和调整。四年写出阐明个人宗教观点的第一部重要著作《菩提道次第广论》。永乐四年（1406）又写成《密宗道次第广论》，力求纠正各教派的流弊。进行的宗教改革，得到被明朝封为阐化王的帕主·札巴坚赞及其属下贵族的大力支持。永乐七年初，宗喀巴在拉萨发起大祈愿法会（藏语为默浪钦摩，汉语又称为传大召或传召大会），并在拉萨东北的汪古日山修建了甘丹寺，以噶当派教义为基础，正式建立格鲁派。十二年，明成祖朱棣派人进藏召请其进京，宗喀巴派弟子释迦也失代替自己到北京朝贡。宣德九年（1434），释迦也失被明宣宗封为大慈法王，在中原传教。宗喀巴的弟子先后于永乐十四年和十六年在拉萨城郊修建哲蚌、色拉两座寺院，连同宗喀巴自建的甘丹寺，合称三大寺，十七年，宗喀巴圆寂于甘丹寺。（参见彩图插页第97页）

　　（王辅仁） 
　


    
宗泽
  　　宗泽

　　（1059～1128）　北宋末、南宋初抗金名臣。字汝霖。婺州义乌人（今属浙江）。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同进士出身。从元祐八年起，他先后任大名府馆陶县尉、衢州龙游县（今浙江衢州东）令、晋州赵城县（今山西洪洞县北）令、知莱州掖县、登州（今山东蓬莱）通判、巴州（今四川巴中）通判等地方官。

　　靖康元年（1126）金兵第一次围攻开封撤退后，宗泽入京任台谏之职。八月，金兵再次南侵，他出知磁州（今河北磁县），并任河北义兵都总管。他不仅在磁州击退金兵，还主动出击，获得一些战果，使磁州军势声震河朔。其时，宋钦宗赵桓依然想用屈膝求和的办法求得金兵再次后撤，派康王赵构出使金营。当赵构一行到达磁州时，宗泽劝阻赵构使金，使他得以免被金兵俘虏。金兵再围开封后，宋钦宗任命宗泽为河北兵马副元帅，协同兵马大元帅赵构等人救援京城。他力主向开封进军，并不顾元帅府中赵构、汪伯彦等人的阻挠，率兵奋战，多次挫败金兵，虽然由于势孤力单，未能解京师之围，但却打击了金兵的气焰。

　　南宋政权建立，宗泽因坚持抗金，反对投降活动，遭到排斥。由李纲的推荐，于建炎元年（1127）六月任知开封府，后又升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

　　宗泽在开封修建防御设施，加强治安，整顿秩序，同时联络北方抗金义军。各地农民起义军，还有若干支溃兵游勇，在金军南侵的情况下，也都先后归附宗泽，共同抗金。因此，宗泽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开封这个经过金兵洗劫，残破不堪的城市，整顿成抗金前线的坚强堡垒，击退金完颜宗翰等发动的猛烈进攻。为了收复河东、河北失地，宗泽在巩固开封防务的同时，还积极作渡河准备。他先后给宋高宗赵构上了二十四份奏疏，恳求他“回銮”开封，向宋朝军民表示坚决抗金的决心，并以开封为中心，号令全国军民进行抗金斗争。

　　宗泽对宋朝的一片忠心，丝毫未能改变宋高宗等人屈膝投降的立场。宋高宗等不仅不支持宗泽的抗金部署，还一再加以破坏。建炎二年，宗泽终于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入问疾，他勉励诸将：“汝等能歼敌，则我死无恨。”诸将出，宗泽悲愤地吟诵杜诗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连呼三声“过河”，遂于七月与世长辞。谥忠简，有《宗忠简公集》传世。

　　参考书目

　　吴泰：《宗泽》，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

　　（吴泰） 
　


    
宗正
  　　宗正

　　秦至东晋朝廷掌管皇帝亲族或外戚勋贵等有关事务之官。宗正为秦官。汉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改名宗伯。新莽时又把它并入秩宗。东汉时复称宗正。

　　汉“宗正丞印”封泥

　　宗正的具体职务是掌握皇族的名籍簿，分别他们的嫡庶身分或与皇帝在血缘上的亲疏关系，每年排出同姓诸侯王世谱。按汉代八议制的规定，宗室亲贵有罪要先请，即先向宗正申述，宗正再上报皇帝，而后便可得到从轻处置。同姓王犯法，宗正也可参预审理，如西汉时衡山王、江都王等有罪，皇帝曾派宗正协同其他官吏承办这些案件。

　　宗正秩为二千石，有丞。宗正及丞皆由皇族充任。属官有都司空令、丞，内官长、丞。都司空为狱官，还负责关押服苦役的犯人，也常拘系宗族或外戚有罪者。东汉省去都司空官。

　　魏晋设宗正，东晋省并于太常，南朝宋、齐亦不设，明、清改称宗人令或宗令。历代职掌大抵相同。

　　（吴荣曾） 
　


    
宗周
  　　宗周

　　西周时期王都，即镐京。周自公亶父居于岐邑，文王灭崇，迁都于丰（今陕西长安西北，沣河西），到武王时再迁居镐，又称宗周。《长安志》卷三引皇甫谧《帝王世纪》载：“武王自酆居镐，诸侯宗之，是为宗周，今沣水之东、长安之南三十里、去酆二十五里镐池，即其故都也。”

　　据近年考古材料所知，镐京遗址位于陕西长安西北，沣河中游东岸，北至洛水村，南至斗门镇，东到昆明池故址，西到鄗水故道，面积约四平方公里，可能相当一部分已为昆明池破坏。在洛水村北发现有建筑遗迹，在普渡村发现有西周墓葬群。

　　镐京遗址

　　因记有宗周的青铜器在周原出土，有的金文研究者怀疑宗周并非镐京而是岐邑。但金文作册■卣载公大史见服于宗周，“■四月既生霸庚午，王遣公大史，公大史在丰”，是公大史在一日之内由宗周到丰，两地临近。这与镐京的情形相符。

　　周成王时，虽兴建了东都洛邑，即成周，而王仍常居宗周。如穆王居郑（今陕西华县东），懿王徙犬丘（今陕西兴平东南），都是暂时的。直到幽王覆灭，周都仍在宗周，故《诗·正月》云：“赫赫宗周，褒姒灭之。”

　　周平王东迁后，也有沿袭西周旧称，把洛邑叫作宗周的，如《礼记·祭统》：“成公乃命庄叔随难于汉阳，即宫于宗周。”郑注：“周既去镐京，犹名王城为宗周也。”西晋初年汲冢发现的战国作品《穆天子传》，记穆王事迹，而所说宗周实际上是洛邑，即晚周时这种观念的反映。

　　（李学勤） 
　


    
宗主督护
  　　宗主督护

　　北魏前期地方基层组织的一种形式。西晋末年以后，北方长期战乱，十六国时期，诸少数族政权频繁更迭，地方基层行政机构实际已不复存在，各地豪强地主聚族而居，纷纷以宗族乡党的形式，占据有利地势筑坞立壁（见坞壁），割据一方，武装自卫，从事生产，维持生存。晋末，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人庾衮带领他的宗族乡党迁到禹山（今河南邓县西南），修筑坞堡，维持上下有礼，少长有仪的封建秩序。这些豪强地主称为宗主，坞堡里的农民实际上是坞堡主控制的依附程度不等的农民，向坞堡主交纳地租，承担劳役和兵役。

　　魏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政权时，拓跋鲜卑处于农村公社继续解体，奴隶生产极不成熟的阶段。他们缺乏封建统治的经验，按照公社结构来认识这些宗族坞堡组织，为了取得各地宗主的支持，建立联合统治，承认“宗主”在地方上的势力和他们的政治经济权利，利用他们代替北魏政府“督护”地方。宗主为政府收纳地方租税，征发兵役、徭役。这一以宗族主为乡官的制度是北方的社会实际与拓跋统治者的需要相结合的产物。在魏孝文帝元宏改革以前，北魏政府在中原地区一直采用这一制度。赵郡（今河北赵县）李显甫集族人数千家于殷州西山（今河北隆尧东），开李鱼川方五六十里而居之，李显甫就是宗主，李鱼川就是一个宗主督护区域。在宗主督护制下，各地宗主实际分割了国家大量的劳动力，构成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基础。孝文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于太和十年（486）实行三长制，取代了宗主督护制。

　　（卢开万） 
　


    
总兵官
  　　总兵官

　　明朝武职官名。明朝建立后，从京师至地方，皆立卫所（见都司卫所）。遇有征伐，则任命将领担任总兵官，调卫所军，由其统率，战事结束后，交回所佩将印，军队各回卫所。故总兵官属临时差遣，无品级，无定员，多由公、侯、伯、都督充任。正统（1436～1449）以后，边境战事时起，总兵官逐渐成为常设武职官员。其挂印称将军者，云南曰征南将军，大同曰征西前将军，湖广曰平蛮将军，两广曰征蛮将军，辽东曰征虏前将军，宣府曰镇朔将军，甘肃曰平羌将军，宁夏曰征西将军，交阯曰副将军，延绥曰镇西将军。但其在蓟镇、贵州、湖广、四川及儹运淮安者，不得称将军挂印。宣德年间（1426～1435），又设山西、陕西两总兵；嘉靖年间（1522～1566）分设广东、广西、贵州、湖广两总兵为四，改设福建、保定副总兵为总兵，又增设浙江总兵；万历年间（1573～1619）又增设于临洮、山海；天启年间（1621～1627），增设登莱；至崇祯时益纷不可纪。总兵所统之军称正兵，与副总兵分领之奇兵、游击分领之游兵、参将分领之援兵配合作战。明初至明中叶，文武并重，总兵官颇有权势。但明末以文制武，重文官，轻武职，总兵官地位显著下降。

　　（王春瑜） 
　


    
总督
  　　总督

　　明清地方军政大员之一。一名总制。明朝始设，分专务和地方两种。专务总督有总督粮储、总督河道、总督漕运等名，各以所辖专务为职，提督军务为辅。地方总督多因防边或镇压人民而设，以所辖地区军务为主，但亦有带管某处专务者。正统六年（1441）正月，明廷用兵麓川（今云南陇川西南），兵部尚书王骥主其事，首次以总督军务入衔。正统末至景泰初，除于谦、王骥先后以兵部尚书、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京师、南京军务外，地方亦多派总督。这些总督因事而设，事毕即撤。自成化五年（1469）两广再设总督后，其职始专，近于定制，但终非地方正式军政长官。其中比较重要的总督有：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一员，弘治十年（1497）置；总督四川、陕西、河南、湖广等处军务一员，正德五年（1510）置；总督宣大、山西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正德八年置；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一员，嘉靖二十九年（1550）置；总督浙江、福建、江南兼制江西军务一员，嘉靖三十三年置，等等。

　　总督与巡抚皆为地方军政大员，合称督抚。但总督权力较巡抚大，多数地区巡抚位于总督之下，亦有总督兼巡抚者；总督辖区较巡抚广，一般都在一省以上，明末时有管辖五省、七省者；总督级别较巡抚高，地方总督多由部院正官中推选，以尚书、侍郎任者，亦加都察院正官（都御史、副都御史、佥都御史）职衔。专务总督除部院正官外有寺卿至其位者，加官如尚书、侍郎制。正德十四年，武宗自称“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遂改总督为总制。嘉靖三十年，又以“制”字非臣子所用，复名总督，但习惯上仍尊总督为制台。在明朝政治中，总督举足轻重，入则为朝廷显官，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巡抚、总兵官俱听节制，故时人称“文帅第一重任”。总督的作用是，以文臣钳制武臣；协调各省、各镇关系；统一事权，防止各省、各镇互不相属，互相推诿。体现了中央对地方军事控制权的加强。（王天有）

　　总督在清代为地方最高级之长官，总管一省或二三省，位在巡抚之上，秩为正二品。清初总督额数及辖区并不固定，乾隆以后成为定制，全国设有八个总督官缺，计直隶总督、两江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两湖总督（即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总督一般均带兵部侍郎（或尚书）、右都御史衔，其职掌综理军民事务、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为一方面军民高级长官，世称封疆大吏。另有漕运及东河、南河总督三员，负责漕运及河工事宜。光绪三十二年（1906）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建行省，改将军为总督，名曰东三省总督。

　　（单士魁） 
　


    
总管府
  　　总管府

　　北周开始设置的区域性军事管理机构。魏晋以来，逐渐形成一些军事指挥区域，即都督区。其长官称都督，都督例兼所驻某州的刺史，兼治军民。大区都督常兼管数州，称为“都督诸州军事”。东晋王敦为江州刺史，镇武昌，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即以长江中游为中心，直至岭南地区均归其指挥。南北朝承魏晋之制，均有都督之设。如北魏有都督中外军事、都督府州诸军事、都督三州诸军事等。北周明帝武成元年（559），始改都督诸州军事（疑为都督州诸军事）为总管，总管兼任所驻州刺史，并统辖邻近各州。诸州都督府改称总管府。偶有以一般总管身分辖数州总管之例。北周总管府大部分置于武帝时。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于北齐旧地增置一批总管府。总管府的设置，或在都会之地，或处守御之要。北周总管府中，洛州、并州、相州最重要。北周武帝平齐后，于相、并两州总管府各置行宫及六府官，即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府，取代北齐之大行台（见行台）。后废并州六府。大象元年（579），移相州六府于洛州，称东京六府。河阳、幽、相、豫、兖、青、徐七总管，皆受东京六府统辖。

　　隋代总管府分上、中、下三等置于诸州。其中统辖数州及至数十州的俗称大总管，如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后改授汉王杨谅。杨俊转任扬州总管，镇广陵，管四十四州军事。蜀王杨秀为益州总管，管二十四州诸军事。大业元年（605），鉴于汉王杨谅以并州总管起兵，炀帝下诏废除诸州总管。唐初于缘边及襟要地区的一些州治置总管府，领军出征者为行军总管或大总管。武德七年（624）改称都督府，而行军总管及大总管不变。

　　（王仲荦刘统）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晚清主管外交事务、派出驻外国使节，并兼管通商、海防、关税、路矿、邮电、军工、同文馆、派遣留学生等事务的中央机构。初称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或译署。1860年（咸丰十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北京条约》后，对外交涉事务增多。次年1月，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奏请为“通商夷务全局”，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旋经咸丰帝正式批准，该机构于1862年3月（同治元年二月）成立。

　　总理衙门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特简，或由军机大臣兼任，无定额）、总理大臣上行走（特简）、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初设时，奕䜣、桂良、文祥三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其中奕䜣任职时间长达二十八年之久。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十人）、额外章京（满汉各八人）。以下设司员、供事等若干人，帮助办理文案。

　　总理衙门的编制设置分：英国股（主办与英国、奥地利交涉事务，兼办与各国通商及各关税务等事）、法国股（主办与法国、荷兰、西班牙、巴西交涉事务，兼办管理保护民教及招工等事）、俄国股（主办与俄国、日本交涉事务，兼办陆路通商、边防疆界、外交礼仪、本衙门官员的考试任免、经费开支等事）、美国股（主办与美国、德国、秘鲁、意大利、瑞典、挪威、比利时、丹麦、葡萄牙交涉事务，兼管设埔保工等事）、海防股（主办南北洋海防，包括长江水师、北洋海军、沿海炮台、船厂以及购置轮船、枪械、制造机器和置办电线、铁路、矿务等事务。中日甲午战争后改名日本股）、司务厅（主管收发文件、呈递折件等秘书性质的事务工作）、清档房（主管缮写文件及保管档案等工作）、电报处（主管翻译电报等工作）、银库。此外，直属总理衙门的机构还有同文馆和海关总税务司署。

　　总理衙门三大臣

　　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时，又在其下设三口通商大臣，驻天津，管理天津、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三口与外通商事务。1870年改为北洋通商大臣，管理直隶（约今河北）、山东、奉天三省对外通商、交涉事务，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另外，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设立的五口通商大臣（曾驻广州、上海，管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对外通商、交涉事务），1861年也列于总理衙门之下，并逐渐扩大职权，增管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兼办海防和其他洋务，实际成为南洋通商大臣。但是，北洋通商大臣、南洋通商大臣与总理衙门在业务上的关系是平行的，只是在遇到疑难问题时，可与总理衙门咨商，由总理衙门备顾问和代奏朝廷。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北京被八国联军攻占，次年清政府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并依约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列为六部之首，分设四司（和会司、考工司、算司、庶务司）、一厅（司务厅）、五处（俄国处、德国处、法国处、英国处、日本处）。

　　参考书目

　　单士元：《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年表》，自行刊印，1934。

　　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三联书店，北京，1959。

　　（何双生）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总理海军事务衙门

　　清末政府管理全国海军的机构。通称海军衙门，或称海署。中法战争后，1885年（光绪十一年）10月设立。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大臣，庆郡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为帮办。设立海军衙门旨在统一全国海军的行政管理，按1874年（同治十三年）清政府海防决策，先练北洋海军，由李鸿章负责。因此海军衙门的实际权力掌握在李鸿章手中。并且由于大部分经费拨给北洋，也使北洋海军的地位远居南洋海军之上。但海军衙门总经费拮据，不仅各省应解海军专款多数不能如期缴纳，而且尚需从有限的经费中经常拨支奉献内务府，作为修缮颐和园等皇家宫苑的费用。1888年北洋舰队建成，制订《北洋海军章程》，规定每三年特派大臣会同北洋大臣出海校阅一次。以后，1891年和1894年均按例举行。1889年光绪帝亲政后，奕譞仍总理海军事务，但衙门章奏不会衔。1891年1月奕譞病死，奕劻继为总理。帮办善庆、曾纪泽也在此前故去，遗缺一度由台湾巡抚刘铭传补任，后又由正白旗汉军都统定安、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继任。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于1895年2月在山东威海卫覆灭，次月海军衙门即裁撤。

　　（张寄谦） 
　


    
邹容
  　　邹容

　　（1885～1905）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宣传家。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出身于富商家庭。自幼熟读经书史籍。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应巴县童子试，因愤于考题生僻而罢考，从此厌恶科举八股。父亲强迫他入重庆经书书院学习，因“非尧舜，薄周孔”，蔑视旧学而被开除。于是，从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日语，浏览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新书时报，逐渐向往变法维新。听到谭嗣同遇难的消息后把他的遗像立于座右，赋诗悼唁。1901年7月1日，离重庆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成绩优秀，却因思想倾向维新，在临行时被取消资格，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

　　1902年秋，到达东京，入同文书院。饱览《民约论》、《法意》等西方启蒙名著及《国民报》等进步刊物，仰慕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始撰《革命军》初稿。他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03年1月29日在东京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会时，公开倡言反清革命。此后，凡出席留学生集会时必争先演说。3月31日，因愤于清政府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的丑行，他与同学一起强行剪了此人的发辫，揭露其压迫学生的劣迹。为了避免清政府迫害，他于4月返回上海，住入爱国学社，结识章炳麟，约为莫逆之交。这时，恰逢拒俄运动发生。4月27日，他在张园拒俄集会上登台演讲，言辞激越。30日，张园再次集会时，又痛斥冯镜如借设“四民总会”鼓吹改良保皇的谬论，明辩拒俄宗旨，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5月，为团结全国学生，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

　　在此期间，邹容完成《革命军》一书的写作，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印行，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请章炳麟作序。全书凡七章，约两万字。通篇以犀利明快的语言颂扬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号召推翻卖国的清王朝，模拟美国革命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被《苏报》刊文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

　　邹容著《革命军》

　　《革命军》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制造《苏报》案后，章炳麟被捕，邹容闻讯，于7月1日至巡捕房投案，被囚于租界监狱。在法庭上，他义正辞严地自比卢梭；在监狱里，与章炳麟赋诗明志，相互砥励。邹容被租界当局判监禁两年，折磨致病。1905年4月3日死于狱中，年仅二十岁。遗骸葬上海华泾乡。1912年3月29日，经孙中山批准，由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遗著辑有《邹容文集》。

　　（隗瀛涛） 
　


    
邹韬奋
  　　邹韬奋

　　（1895～1944）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记者、政治家、出版家。原名思润，祖籍江西余江县。1895年11月5日（清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出生于福建永安县一个官僚家庭。早年入上海南洋公学。

　　1919年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1921年毕业后，于次年春到中华职业教育社主编《教育与职业》月刊，并编译《职业教育丛书》。1926年接办该社《生活》周刊，因其锐意革新，销数逐年增加，影响不断扩大。“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逐渐抛弃了对国民党的幻想，开始把抗日救国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1932年7月，他创办生活书店，次年1月参加宋庆龄等人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被选为执行委员。后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迫害，于1933年7月流亡海外。在国外旅居期间，写了《萍踪寄语》三集，记述了在欧洲和苏联的见闻。1935年8月回国。11月在上海创办《大众生活》周刊，12月被上海各界救国会选为执行委员。他大力宣传抗日救国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36年7月，与沈钧儒、陶行知等人联名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同年11月22日，他与沈钧儒等七人一起被捕，是为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出狱，先后在沪、汉、渝三地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宣传全民一致抵御外侮，同时被聘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由于他主张民主自由，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因而遭到国民党的打击迫害，各地生活书店也相继被封。邹韬奋愤而辞去参政员职，于1941年2月潜赴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在1942年1月到达中国共产党创立的东江抗日民主根据地，10月又辗转赴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他不断著文，赞颂根据地的新气象，揭露国民党统治的腐败。

　　1943年初，邹韬奋因癌症秘密赴沪治疗，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不治逝世。临终遗言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28日，中共中央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邹韬奋一生著述甚多，编为《韬奋文集》三卷。

　　（汪朝光） 
　


    
奏销案
  　　奏销案

　　清初发生于江南地区的政治事件。顺治十八年（1661），清廷将上年奏销有未完钱粮的江南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四府并溧阳一县的官绅士子全部黜革，史称“奏销案”。

　　清入关后，为支持统一全国的战争，在富庶的江南地区实行了比明代更为严厉的催科。经征之官皆以十分为考成，不足额者往往要被参罚。但江南缙绅豪强却依然凭借昔日的权势交通官府，贿买书吏，隐混和拖欠钱粮，致使积逋常达数十万。而在政治上他们也还未完全忘怀朱明王朝。清政府为了裁抑缙绅特权和从政治上进一步压服江南地主，便借口“抗粮”，制造了奏销案。此案初只限于无锡、嘉定两县，至十八年夏乃通行于四府一县。根据江宁巡抚朱国治的造册上报，清廷将欠粮者，不问是否大僚，亦不分欠数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秀才、举人、进士，凡钱粮未完者，皆被革去功名出身；现任官概行降两级调用，计共黜降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人。其中不少人被逮捕，械送刑部议处。甚至某探花只欠银一厘亦被黜。吴伟业、徐乾学、徐元文、韩炎、汪琬等江南缙绅著名人物几乎全部罗织在内，一时“仕籍、学校为之一空”。继之，又乘大创之后十年并征，“押吏势同狼虎，士子不异俘囚”，使江南缙绅豪强受到沉重打击。直至三藩叛乱时，为了争取江南地主的支持，清廷才放松禁令，允许在奏销案中被黜降的官绅士子分别纳银开复。以后清廷讳言此事，官书绝不记载。

　　（史志宏） 
　


    
奏折制度
  　　奏折制度

　　清代高级官员向皇帝奏事进言的文书制度。奏折是重要官文书之一，也称折子、奏帖或折奏。它始用于康熙年间，雍正以后普遍采用，乾隆年间形成固定制度。至清亡废止，历时两百余年。

　　奏折之称最早见于顺治十三年（1656），因是孤证，而且实物至今尚未发现，故史学界对此有所怀疑。比较确切的是始于康熙朝。因康熙帝常令其亲信官员及部分督抚大员密奏见闻，以便互相监视和探听民情，遂有密折文书的出现。密折就是奏折的一种，故史学界大都认为奏折制度起源于康熙朝。目前所见世存最早的奏折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二月二十七日大学士伊桑阿的“奏谢温谕赐问平安折”。康熙四十年以后，奏折的使用就比较广泛。至五十年前后，内而王公大臣，外而督抚提镇均可使用奏折。雍正帝继位以后，更进一步扩大奏折的使用范围，规定内外诸臣，对凡属宜守机密或应速递上闻的国家庶政，都可以用密折先行奏闻，然后再用题本正式奏请批示遵行。于是，奏折作为机密文书遂被普遍使用，成为定制。乾隆十三年（1784），清廷又谕令停止奏本的使用，从而使奏折与题本并重。但实际上许多机密要务都是用奏折先行上达，而题本则成了例行公事。因此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终于取消题本而专用奏折。

　　清初文书制度原来基本因袭明代，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而题奏本章都不能直达皇帝，须先送内阁阅览票拟后再进呈皇帝裁夺，既费时又易泄密，不利于皇权的加强。奏折则一扫此弊，具奏人可派遣专人或通过驿站直接送入内宫，由皇帝亲自折阅并用朱笔批示，然后再交来人或通过驿站发回原奏人遵行，中间不必经过任何机构或个人转手。既速且密，有利于皇帝个人的专制独裁，故得到普遍推广使用。

　　奏折按其内容可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及贺折四类，其公文程式各有不同。最初主要用作请安致贺，以后逐渐用作奏事、谢恩，尤以奏事折为最多。它在康熙时

　　乾隆二十年(1755)汉文录副奏折

　　及雍正初年，原无一定规则与程式，也未列入国家的正式官文书之内。京内外官员，不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主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和谢恩。但到雍正后期，尤其是在乾隆时期，因奏折成了国家的正式官文书，就逐渐形成一套严格的制度。首先是只有高级官员，如文官的京官三四品京堂以上或翰詹科道官员；地方官按察使以上或负有特殊使命的钦差官员；武官须总兵以上等员始有资格用奏折奏事。其次在公文程式、运转关系以及缮写的字体等方面，也都有繁琐的规定，违者就会受到处分。

　　奏折送达皇宫，由皇帝用朱笔批示后，即称“朱批奏折”。雍正朝以后，奏折经朱批后，在发还具奏人遵行之前，照例要由军机处抄录一份，以供有关衙门传抄执行和存案备查，称为“录副奏折”，简称“录副”。也有少数奏折（如言官风闻奏事之折）皇帝不加批示，即以原折交军机处存档，不再录副传抄。还有个别事关机密之件，或因具奏人的请求，或皇帝认为不宜公开，即留在宫中，不发交军机处抄录，称作“留中”。雍正帝继位不久，还下令凡康熙帝的朱批奏折及他本人批过之折，在发还具奏人遵行后，必须于年终汇总缴还皇宫保存，个人不得私自留存和抄录，并且从此成为定制。此前，康熙帝在位期间，也曾有过缴回“御批”的规定，但未严格执行。

　　由于奏折是清代雍正以后最重要的官文书，其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概括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所以目前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及其他一些单位的七十多万件朱批奏折和百万件录副奏折，已成为研究清代历史最重要的原始资料。（参见彩图插页第107页）

　　（朱金甫） 
　


    
租佃
  　　租佃

　　中国历史上地主向农民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一种土地经营制度。租佃制度产生的历史前提是：一方面，地主占有了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另一方面，广大农民不占有土地，但占有在实际上或法律上属于他们的部分其他生产资料，他们利用这些生产资料租种地主的土地，独立经营农业以及家庭手工业，而把剩余劳动甚至部分必要劳动作为地租交纳给地主。相比于没有独立人格的奴隶，租佃农民的身分是自由的。但同时，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又必然形成租佃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地租的实现，也必须有赖于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

　　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经营方式是租佃制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租佃制度呈现各种不同的形态。其产生和发展，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约公元前6、5世纪至公元6世纪），租佃制度产生并初步发展。

　　租佃制度产生于春秋、战国时代。春秋后期，周天子对土地的最高支配权丧失，“公田不治”，土地关系逐渐走向私有化，井田制破坏，封建依附关系开始产生、发展起来。新兴的地主阶级改变旧的剥削方式，招徕逃亡奴隶和破产平民，作为自己的“私属徒”，把土地分给他们耕种，从中收取地租，租佃制度于此产生。这就是董仲舒说的自商鞅变法后，土地得以买卖，小民破产者无以为生，“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的情况。所以中国古代的地租，从租佃关系产生之日起，就由实物地租占支配地位。而实物地租的基本形态是分成租制，主佃分成的比例通常是“见税什五”。

　　在秦汉时期，租佃制度得到初步发展。由于土地兼并，越来越多的小农丧失土地，沦为大土地所有者的佃农。同时，专制国家为解决流民问题，也将大量的封建国有土地出租给农民，即“假民公田”。西汉宣、元二帝时（前86～前50），前后凡八次下诏，“假民公田”。承租官田地者向国家纳租，租率一般在收成的四五成之间，称作“假税”。据居延汉简的记载，西汉官田租中已出现个别定额租的情况。另外，当时也有一定数量的官田地被权家、豪民所揽租，他们或驱奴耕种，或转手再出租给小农，以致“公家有障假之名，而利归公家也”。这说明在官田地的租佃关系中已经出现了“二地主”的现象。

　　从东汉末年起，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豪强地主势力的膨胀，并进而形成士族地主集团，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也进入了一个人身依附关系特别严重的阶段。

　　这一时期依附于世家大族的租佃农民来源略有不同，主要来自由破产小农转化而成的徒附，此外还有宾客、宗人及被放免的奴隶。这些依附农民承租庄田，进行耕作，向主家纳粮完租，“输太半之赋”。除实物地租外，他们要无偿地为田庄主服劳役，如破伐林木、修治陂渠、营造院宇、担任运输等。田庄主还把他们编制起来，组成私人武装，平时为主人看家护院、巡警守卫，战时则跟随出征，由此逐渐形成部曲、家兵制度。他们一般都脱离了专制国家的控制，系世家大族的私属。从曹魏的“给公卿以下租牛客户，数各有差”的措施，到西晋的官吏依品级占田、荫客、荫亲属制的规定，以及东晋的给客制，说明专制国家已逐渐对世家大族荫占人口的现象予以法律确认。所以当时的依附农民没有自己独立的户籍，而附注于主家之籍。他们只有通过自赎或田庄主的放遣，才能脱离依附关系，获得自由。

　　曹魏初年，曾广泛推行屯田，把民田的租佃制度应用于官田，因此民屯中的屯田客及军屯中的士家身分地位，明显地带有时代的特征，受国家的严格控制。

　　不过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大田庄普遍存在依附性很强的租佃关系的同时，一般民田的租佃中已经出现个别的缔结契约关系的现象，新的租佃形式正在悄然形成。

　　第二阶段从隋朝至元朝（公元6世纪后期至14世纪），立契租佃制度普遍流行。

　　唐朝前期，立契租佃制已经相当盛行。唐朝中叶，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大土地所有制迅速发展，均田制终于破坏，多数自耕小农丧失土地，沦为封建地主的佃农。租佃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比例遂迅速扩大，并进而占据主导地位。

　　唐朝前期，除了封建贵族及其从属的部曲与奴隶外，其余都是编户百姓。唐律明确禁止百姓浮浪他所。中央曾多次遣使搜括浮逃户（见括户）。中期以后，政府推行使浮逃户著籍的政策，著籍者称为客户。虽然这时客户中的多数是佃食客作者，但它却只是与“土户”对称的“客籍户”的简称。客户的含义到宋朝才发生重大变化，成了“无产而侨寓”的佃户的代称，而与主户（税户）相对称。根据宋朝户籍资料分析，当时客户约占全部户数的三分之一；同时，主户中的第五等下户也普遍租种地主的土地。所以宋朝以后，佃农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由于租佃制度的流行，秦汉以来对大土地所有者带有贬意的称呼如“豪民”、“兼并之徒”等，逐渐废弃不用。在唐宋文书中，已公然称其为“田主”了。

　　普遍实行立契租佃制，是这一时期租佃关系发展的主要特征。据出土唐代文书证明，在西州的土地租佃中，契约关系十分流行，以致重要的生产工具例如耕牛的租赁，亦需缔结契约。入宋以后，缔结契约成为形成租佃关系的基本形式。官田的租佃，一般也订立契约文书。

　　这一时期的租佃契约，从本质上说虽然仍是封建地主剥削农民的凭据，但它毕竟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主佃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都作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当时的租佃契约，一般都分画疆畎，写明田主、租田人和见知人，并规定地租的数量、交纳形式，以及租佃的期限等。对佃农来说，契约基本保证了他们在一定时期内对土地的耕作权，以及当契约限满之后退佃“起移”的自由。北宋天圣五年（1027），宋廷明确规定：今后“私下分田客”当每年收田毕日，可不必取得主家的凭由，商量去住，各取稳便。立契租佃制的普遍化，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

　　隋唐以后租佃制度的发展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首先，地租形式发生局部变化。唐宋时期，除个别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劳役地租的成分还比较高外，一般地区广泛实行产品地租，其中实物定额租的比例有了扩大。

　　在实物分成租下，因收成与地租额直接相关，所以地主往往监督、干预生产，他们对佃农的超经济强制也较为严重。定额租是从分成租发展而来的。在定额租下，不管收成多少，农民都得按契约规定交足地租，所以地主已不再直接干预佃农的生产，这有利于佃农的独立经营。同时，由于在定额租下增产部分可由佃农支配，所以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因此提高。据文书分析，唐朝前期西州地方的土地租佃中，已主要流行定额租，宋朝两浙、江南等经济比较发达区域民田的租佃，也已较多地实行定额租制。租佃的官田，更是大多交纳定额租。

　　产品地租的租额，仍普遍实行“中分其利”的分成租，若佃户租借了主家的耕牛，还需另加牛租一二成。定额租视田地的肥瘠不同而相差很大，但一般仍为产量的一半。除正租外，地主们无不巧立名目征收各种额外地租，如耗米、斛面、佃鸡、麦租等。中国古代额外地租的各种名目，绝大部分宋朝都已出现。此外，地主还用“划佃”等手法，不断提高征收的地租额。

　　在普遍实行产品租的同时，货币关系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地租形式。在唐朝的西州，租佃“常田”的预付租，大多为货币。宋朝的官田租大量采用货币形式，不过这主要是出于财政的需要。比较有意义的是当时民田桑麻地的地租普遍交纳钱租，以及一些侨居城镇的遥佃户收折钱租，这反映了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

　　其次，在宋朝官田的租佃经营中，出现了大量的由形势户包佃的现象，形势户包占官田，已不再象两汉豪民将其部分直接经营，驱奴耕作，而是全部转手再租给小农，充当二地主，从而形成业主、田主和种户的三层关系，使租佃关系更加复杂化。此外，部分官田佃户已经取得了实际上的永佃权，他们常常子孙相承，视官田“如同永业”。因此，宋朝的法律又规定租佃官田的佃户可以将佃权转移让渡。在转让中，新佃户须向旧佃户支付一定的代价，这就是所谓酬价交佃或随价得佃。不过土地的所有权与使用权（佃权）分离的现象，当时在民田中尚未发现，说明永佃权还处在萌芽状态。

　　最后，佃户的法律地位逐渐明确。

　　秦汉以来，佃农一直是世家大族的私属。直至唐朝，佃种大地主庄田的农民仍多“王役不供，簿籍不挂”。赵宋立国后，把客户登录簿籍，从而成了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他们的户籍权得到了承认，同别的编户齐民有了平等的关系。

　　尽管如此，佃客与主人的关系，在法律地位上却始终存在着主仆名分，是不平等的。而同罪异罚，则是主客法律地位不平等的主要表现。只是在宋初，佃客与田主在服刑上，封建法律尚未作出不平等的明确规定。仁宗嘉祐七年（1062），宋廷才规定，地主殴杀佃农，地方官可以奏申朝廷，“取赦原情”。到了神宗元丰七年（1084），又进一步规定田主殴杀佃客，可减罪一等，即将佃客的法律地位比平民降低了一等。此后，直至元代，主客这种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日趋扩大，佃客甚至低于平民三到四等。此外，在这一时期，有关佃农的其他各项法律条文，也日臻明确。

　　封建法律上的主佃关系是根据宗法家长制（见宗法）下不同关系来规范的，这表明中国的主佃关系具有家长制度的形式。

　　宋元间佃农法律地位低下的事实，说明自唐宋以来租佃制度虽普遍流行，但佃农对地主仍存在较严重的人身依附关系，租佃关系的发展还没有进入完全成熟的阶段。

　　第三阶段自明朝到中华民国时期（14世纪末至1949年），单纯纳租关系的租佃制度逐步发展。

　　明清以后，封建租佃关系发展的主要标志是主佃之间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的衰落，宋元以来关于贬抑佃农地位的法律条文已被废弃。明清时期各地此起彼伏的佃农反抗斗争，既是导致人身依附关系削弱的重要原因，又是这种削弱的反映。洪武五年（1372），明太祖朱元璋下诏规定：“佃户见田主不论齿序，并行以少长之礼；若在亲属，不拘主佃，止行亲属礼。”主佃间虽仍有少长之别，但封建礼仪毕竟不同于法律条文，它更多地属于社会道德的范畴。这一诏书第一次使中国历史上的佃农在同田主的关系上也享有了平民的法律地位。到了清朝雍正五年（1727）颁定新制，进一步禁止“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当然，明清佃户还远没争得与田主完全平等的地位，地主们还可以利用政权、族权、神权来压迫他们，但封建法典的更改毕竟反映了租佃关系的深刻变化。

　　明清时期，局部地区还存在着一种依附关系较强的租佃制，即佃仆制，它靠习惯和文约来维持，是宋元以来某些落后生产关系的残存，但它的延续，又与明清时期绅衿地主集团的发展有关。佃仆制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皖南的徽州地区尤为盛行。不同地区对佃仆的称谓也有差异，如世仆、庄奴、庄仆、火佃、细民、伴余、伴等。佃仆制度的主要特征是佃仆比一般佃农更为穷苦，处于与奴婢或雇工人相似的地位。他们除土地以外的主要生产资料均需由地主提供，与地主之间有严格的终身及子孙相继的主仆名分关系。即使退佃，名分永存。

　　不过明清的佃仆制已处于不断衰落的过程中，尤其是清中叶以后，佃仆对主家的隶属关系出现了松弛的趋向。如服役范围从无休止的“分外之征”趋向相对固定化，并需支付一定的酒资、小费。佃仆的数量日益减少。部分佃仆用赎身的办法，解除了与地主的主仆名分。同时，封建法律也有所变化。清雍正五年上谕，要将皖南伴、世仆中“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开豁为良，开始了一个在法律上缩小世仆范围的过程。嘉庆十四年（1809），皖南被开豁为良的世仆达数万人。道光五年（1825），又下达过类似的上谕。清末，佃仆一般只存在于一些强宗大族和缙绅地主的宗族内；民国年间，则多为封建宗法势力强固的宗族之祠堂所拥有，私人占有者已属罕见。

　　明清时期，地租形式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实物分成租仍流行于全国，但已经开始了从分成租向定额租的全面转化。定额租制下的主佃关系，一般只是一种单纯的纳租关系。这是当时租佃制度的主流。劳动地租只在个别地区残存。有的地方，地主欲求佃农送租上门，已须支付一定的“脚力钱”。地主不再指挥生产或关心生产的好坏，以致出现了“惟知租之入而不知田之处者”的现象。在商品货币经济的刺激下，从定额租转化而来的由以折纳实物的货币租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当时的货币租仍属于封建地租的范畴，在各类地租形式中所占比例也不大。至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比较发达的江苏省，货币租约占地租的百分之十六；浙江、安徽均为百分之十。

　　商品经济发展、人身依附关系削弱和定额租的流行，带来了押租制与永佃权的发展。

　　押租制就是佃客在开始承佃田地之时向地主交纳一定数量押金的制度。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福建的个别地区已有实行押租的记载，清初，押租制渐次流行，至乾、嘉年间（1736～1820），已遍及十八个行省。押租一般具有两种涵义，其一，它代表一定的地权，故又称“顶首”、“基脚”等；其二就是作为地租的保证金，所以有的地区称之为“信钱”、“押脚”、“垫金”等。“若有欠租，便可扣抵”，就这一点说，押租制的性质与当时流行的预租制相近。押租制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佃农抗租斗争激化，租佃间人身依附关系松弛化，使单纯靠超经济强制实现地租遭到了严重困难，因而需要经济关系作保证。押租额一般都视地租额为高低，但各地区并不一致，有的地方押租额高出地租许多。押租一般交纳货币。由于交纳押租使佃农损失了一定的利息，以及地主常常抑勒佃农加押，或当佃农退佃时拒绝退还押金，即所谓“烂押”，押租制使佃农所受的经济剥削加重了。民国年间，押租制仍在各地普遍流行。

　　所谓永佃权，就是对同一块土地，在地主对它拥有田底权（所有权）的同时，由佃农拥有它的田面权（使用权）。地主在买卖田底时，不能随意更换这块土地上的佃农，而佃农对土地的使用，以及在转让田面时，也不应受地主的干预。永佃权出现于宋代，元代也有个别的记载，但它的普遍发展，并形成一种较为广泛流行的制度，还是在明中叶以后，清代在南方经济较为发达的江苏、江西、福建、广东、浙江、安徽等省盛行此制。民国时期，永佃权更为发达。1936年，江苏省永佃农占佃农总数的百分之四十，浙江占百分之三十，安徽占百分之四十四。各地对永佃权称谓不一，如称之为田面、田皮、田脚、水苗、水租等等。永佃权的形成是通过买卖田皮、田面、佃业、质业，向地主交纳押金，及农民典押或出卖田底而保留田面等等而来。有少数富农为了扩大经营，也常常通过价买获得大批土地的永佃权，雇工经营，榨取剩余劳动。另有一些人，甚至包括绅监土豪，他们买取永佃权，是为了将土地转手出租，从事地祖再剥削，这就是典型的二地主了。但多数贫苦佃农争取永佃权，是为了维持简单再生产，发展个体经济。永佃权的发展，虽然并未减轻佃农所受的经济剥削，却使他们基本摆脱了地主对生产过程的干预，争得了较为稳固的耕作权，在地权集中、佃权竞争激烈的情况下，有了反对地主增租划佃的手段，从而也就赢得了更多的人身自由。

　　明清以来，随着佃农队伍的扩大和自由租佃关系的发展，封建政府逐渐介入、干预租佃关系，代表地主阶级集中行使对佃农的控制权。一方面，早在元朝，封建政府就曾诏令私人地主蠲减地租。在清初，类似的蠲减地租的诏书颁发次数更多，意在推行与民休息政策，防止私人地主竭泽而渔，激化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行使保障私人地主经济利益的政策。南宋末年的法令中，已有“十月初一已后，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县受理田主词诉，取索佃户欠租之日”的规定。雍正五年清廷在禁止地主责打佃农的同时，又以法律形式规定了佃农欠租的刑事处分条文。此后各地方政府发布禁止佃农拖欠、拒交地租的告示，用政权的力量协助私人地主催租的现象日渐普遍。太平天国失败后，苏浙地区出现一种叫做“租栈”的组织，有的为官私合办，有的由豪商地主出面，官府为幕后支持者，联合某一地区的地主，置田业公会，设收祖总栈，统一向农民收租。每年从租粮中抽出一部分上交地方政权，作为他们协助收租的报酬。民国时期，租栈组织仍是苏浙地区向农民实行超经济强制的主要工具。这是政权力量介入租佃关系的一种具体形式。

　　从总体看，1949年以前，中国的租佃制度并没有全面进入单纯纳租关系阶段，资本主义性质的租佃关系尚未发生。土地改革运动后，中国大陆的封建租佃制度被取消。

　　参考书目

　　驷铁：《秦汉时期租佃关系的发生与发展》，《历史研究》1959年第12期。

　　胡如雷：《几件新疆出土文物所反映的十六国时期租佃契约关系》，《文物》1978年第6期。

　　孔祥星：《唐代前期的土地租佃关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朱瑞熙：《宋代佃客法律地位再探索》，《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

　　刘永成：《清代前期的农业租佃关系》，《清史论丛》第2辑，中华书局，北京，1980。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安徽人民出版社，合肥，1983。

　　乌廷玉：《旧中国苏浙皖三省的租佃关系》，《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

　　（包伟民） 
　


    
租界
  　　租界

　　帝国主义列强根据和清政府缔结的不平等条约，以居住和经商为名，在中国一些通商口岸和城市永久或长期占用的地段。它不同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勒索的“租借地”和割让地，其领土主权仍属中国，只是在外国领事或公使和中国地方官议订租地或租界章程后，缴纳一定租金，享有永租或以三十年为限的租地权。在界内，由于领事裁判权规定的不断扩大，因此设立警察、法院、市政管理和税收机关；外国人不仅开设商行，建筑栈房、码头、工厂，走私贩毒等活动亦时有发生，以至租界成为“国中之国”及帝国主义势力侵略中国的重要据点。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第二条里仅规定允许英国商人同眷属在五处通商口岸寄居。1843年7月广州重新开放，外商寄居在十三行街的“夷馆”中。“夷馆”或称商馆，属中国行商产业，仅由外商出资租用。在其他新开放的商埠，外商最初都是散居在县城内外的民房或寺院内，没有一定的居住范围。不久因受到当地人民的反对，不准进城居住，他们才移出城外，通过私人订立租赁契约并经地方官府认可的形式，租居、寄居或租地盖屋。后英国领事巴富尔借口不平等条约的规定向上海道宫慕久欺骗讹诈，要求一块专供英商占有的居留地，

　　上海英美租界碑

　　1845年11月29日，由上海道公布的《上海租地章程》明文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庄（今北京路）以南之地准租与英国人为建筑房屋及居住之用。次年9月，又议定以边路（今河南路）为西界；这块面积约八百三十亩的地段后来就称做“英租界”。1848年10月间，英国领事阿礼国又借口所谓“青浦事件”，和上海道麟桂议定把地界向西伸到泥城浜（今西藏路），向北开拓到苏州河边，整个租界面积达两千八百二十亩。

　　上海租地章程规定，土地仍属中国业主所有，原业主与租户的出租、承租各字据，均须经上海道查核钤印，中国业主无权停止出租或增加租银。在由英国领事专管的地界内，他国商人租地建房或赁宅居住，都须先得到英国领事许可。界内造桥铺路，树立路灯，设立灭火机，植树护路，挖沟排水，雇佣更夫等事，经各租主请求，由英国领事召集“租地人会”，共同商议摊派以上各项所需经费。租地人会实为雏型的市政机关。

　　此后，法国于1849年，美国于1863年（同治二年）在上海正式划定了租界。1863年9月21日（八月初九）英美租界又合并为“公共租界”，即由英美领事为首的几国共同管理的区域。

　　太平军占领南京后，1853年（咸丰三年）英、美驻沪领事在“武装中立”的名义下，于租界内成立由英国军官担任队长的“上海义勇队”（或称上海商团）和包括法、美领事在内的“协防委员会”，建筑租界永久性“防御”工程，挖掘护城河，准备抵抗太平军。9月7日（八月初五）上海小刀会起义后，他们宣布上海租界“中立”，声称无论小刀会或清军一律不得利用租界进行军事进攻或防御。随后，清朝官员明确承认“租界不可侵犯”的原则，用出卖中国主权谋求同外国侵略者的合作。从此，中国在租界内所保有的权益逐渐受到侵犯和排斥。

　　1854年，英、美、法三国公使擅自片面修改上海租地章程，经租界“租地人会”通过后，并不和上海道会商决定，即公布施行。新章程规定租界内设立警察代替以前的更夫，并抽收税捐。7月间，上海工部局成立，由各国领事等兼任董事，下设若干委员会，如道路码头委员会、防卫委员会等。巡捕房执行拘捕罪犯，搜查军火，解除中国人武装以及协助收税等。工部局用巡捕捐名义按房租8％，向租界内居住的中国人抽税，以后又陆续增添新税。英、美等领事乘机擅自将其裁判权范围伸展到界内中国人的违禁事件和较轻的民刑诉讼。工部局董事充当法官，每周轮流审讯，拒绝中国政府在租界内直接行使司法权。到1869年4月上海道和英、美、法三国领事签订了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后，租界内设立会审公堂，由上海道委派委员，审理中国人相互间民刑案件。若外国人为原告，中国人为被告时，外国领事可以观审；当任何一方不服判决时，得上诉于上海道，与外国领事会同处理。

　　从此，上海租界就成为主要商埠设立租界的模式。1857年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强占沙面，于1859年7月与粤督黄宗汉议定以沙面西部地二百一十一亩为英租界，东部地五十三亩为法租界。天津也在英法联军占领下于1860年10月和1861年5月先后强迫崇厚划定紫竹林地带八百余亩土地为英、法租界。英国在《北京条约》订立后，在1861年间，于镇江、厦门、汉口、九江都开辟了租界。1866年4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虽与英、美、法、德、日等国商定烟台公共租界地段，然未成立工程局，界内警察治安由中国与各领事馆共同负责。

　　日本在天津的租界

　　芜湖于1877年（光绪三年）4月间在西门外大江间设立英租界，后也改为公共租界，界内工程巡警则由中国自办。

　　1886～1887年间中法通商章程及互换照会中明确规定，中国边境商埠不得设立租界，而在沿海沿江的商埠依然继续划定和扩展各国租界。从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先后在重庆（1896年4月）、杭州（1896年9月27日）、苏州（1897年3月5日）、汉口（1898年7月16日）、沙市（1898年8月18日）和天津（1898年8月29日）等埠设立日租界。德、俄、法等国乘干涉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事件（见三国干涉还辽），获得满足他们设立和扩展专管租界的要求。德国在汉口（1895年10月勘定，1898年扩展）、天津（1895年12月），沙俄在汉口（1896年5月21日）设立了专管租界。法国扩展了汉口（1896年10月）和上海（1899年12月28日）的租界区域。美国在划定厦门（1899年）和天津（1902年）的专管区域后，归并于英租界为公共租界。英国也扩展了天津（1897年3月）和汉口（1898年）的专管地区。义和团运动被镇压后，天津在八国联军占领下，沙俄（1900年12月22日）、比利时（1902年2月）、意大利（1902年6月）和奥匈（1902年6月）等国都先后划定各自的专管地区；日本（1900年11月）、法（1900年12月）、英（1902年10月）和德（1905年6月）各租界都获得扩展。法国（1900年12月）和日本（1907年2月）还扩展了在汉口的专管租界。美国领事要求开辟鼓浪屿后，于1902年5月间设定为公共租界。

　　到清代末年，这些散布在沿海、沿江十六个商埠的租界，共计四十三处，其中五处为公共租界，三十八处为专管租界，以英租界为最多，计十一处。在一个商埠里尚有设立数处租界的，如天津的八国租界、汉口的五国租界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投资，除路矿和政治借款外，工厂、商行、银行、船坞、码头以及市政水电工程，大都集中在租界区域内。同时在租界里也集聚了新生的无产阶级，为即将来临的革命准备力量。

　　中国自1919年陆续收回各国租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人民首先于1919年收回天津德、奥租界和汉口德租界。1924年收回苏联政府放弃的一切前俄租界。1927年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1929年收回天津的比租界和镇江的英租界。1930年收回厦门的英租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废除天津和广州的英租界及英、美、比三国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废除了中国各地的日租界。1946年收回上海、天津、汉口和广州的法租界及法国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1947年收回天津意租界和意在上海及厦门公共租界的权利。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租界至此全部由中国收回。

　　（徐义生） 
　


    
租借地
  　　租借地

　　清末以来，在帝国主义强占下，由外国实行直接统治的中国沿海几个重要海港地区。1894年（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腐败和中国的积弱彻底暴露。帝国主义各国除夺取路矿特权，强迫清政府接受政治性借款等外，纷纷强占海港，划分势力范围，企图取先分割中国。

　　德国首先于1897年11月借口两名德国教士在山东被杀，派军队在胶州湾登陆，驱逐当地中国驻军，加以强占。清政府要求德军撤走，遭到拒绝。1898年3月，德国强迫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将胶州湾及湾内各岛总面积五百五十余平方公里土地租与德国，为期九十九年，限期内归德国管理，德有权制定章程，管理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进出口船只。由此开创了以“租借”名义强占中国海港的先例。条约还规定胶州湾潮平一百里内划为“中立区”，德军有权自由通过，清政府在此地驻兵，需先与德国商议，致使此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的地区实为两国共管。

　　帝国主义在华租借地图

　　德国占领胶州湾刻石

　　俄国在德军强占胶州湾后，伪装支援清政府促使德军撤退，把俄舰驶入旅顺港内，提出租借旅顺、大连的要求。它强迫清政府限期订约，用重金贿赂李鸿章等，于1898年3月，签订《中俄旅大租地条约》。两个月后又签《续约》。这两个条约规定，旅顺、大连及其附近水域租与俄国，为期二十五年。租地北划出一段“隙地”，未经俄方许可，中国军队不得进入，清政府不得将“隙地”土地、口岸和路矿权利让与他国。俄国为缓和日本对强占旅大的反对，答应收缩俄国在朝鲜的势力，撤走它在那里的军事和财政顾问，不阻挠日本在朝鲜发展工商业等。

　　英、俄长期在远东争雄。俄占旅大后，英国为抵制俄国势力的扩展，提出租借威海卫，以与俄国对抗。当时威海卫在日本占领下，清政府同意对日赔款付清后，将威海卫租与英国。因威海卫位于山东德国势力范围内，英国声明不在山东修筑铁路，不与德国争利，承认德国对山东的权利。1898年5月，清政府付清对日赔款，日军撤出威海卫。7月（五月），中英订立《租借威海卫专条》，规定威海卫及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等湾内十英里地方租与英国，期限二十五年。旅顺和威海卫曾是北洋海军根据地，隔海相望，分据南北入口，是拱卫北京和华北的门户，这时分别落到俄、英手里，成为它们的军事基地。

　　德、俄提出要求租借北方海港后，法国也要求在华南沿海建立煤栈，俄国对法国表示支持。1898年4月，法公使向清政府递交最后通牒，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被迫接受，同意将广州湾（雷州半岛）租与法国，为期九十九年，租借地范围随后划定。

　　英国针对法国要求，提出扩展香港界址，以抵制法国势力深入广东。1898年6月中英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北九龙半岛（包括大鹏湾、深圳湾）以及香港附近大小岛屿两百余个（总称“新界”）租与英国，期限为九十九年。“新界”比英国原已强占的香港岛和南九龙半岛的总面积大十一倍。

　　英占“新界”，法国又要求在广州湾取得同等面积的地域作为租借地。它擅自派军舰登陆，占据炮台，力图扩大范围。由于法国故意牵延，中法双方于1899年11月才正式订立《广州湾租界条约》，规定租期为九十九年。法国由此在华南取得一个重要基地，与香港遥遥相对，出现两国互相抗衡的局面。

　　德、俄、英、法等国在1897～1899年期间，分别强占中国沿海重要港口，设治、驻军，建立独立的管理体系，对当地实行殖民统治。完全脱离中国的行政系统，并以此作为向中国扩张势力的基地。例如德国把胶州与德属非洲殖民地同样看待，设立总督府，颁布一系列的法令，到1912年，共有一百八十八种，内容无所不包，从军事、经济、文化一直到居民的婚丧嫁娶及日常生活细节，都加以管制，并征收名目繁多的税捐。胶州湾还是德国远东舰队的重要基地。

　　旅顺、大连于日俄战争后，由日本自俄国手中夺得，改为关东州，设置都督府，驻扎重兵，成为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内蒙古和华北的大本营。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规定大连成为自由港，苏联取得在该港的“优越权益”，旅顺成为中苏共同使用的海军根据地。50年代初期，苏联陆续将旅顺、大连等权益归还给中国。

　　胶州湾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日本自德国手中攻占，经过中国人民的斗争，1922年收回。威海卫于1923年租借期满，1930年由英国交还中国。广州湾于1945年由法国退还中国。“新界”通过中英双方于1984年达成的协议，定于1997年同香港其他地区一起归还中国。

　　（陶文钊） 
　


    
租庸调
  　　租庸调

　　唐朝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北魏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租调制度，规定以一夫一妇作为交纳租调的单位，但对徭役的规定不详。北齐对租调和服役年龄都作了具体规定。

　　隋朝建立后，开皇二年（582）新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或布一端（五丈）、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部曲、客女依半床交纳；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

　　开皇三年又令：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为二十一岁，中男由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每年服役期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匹改为二丈。开皇十年又规定丁年五十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

　　隋炀帝即位后，“除妇人及部曲、奴婢之课”。租调徭役完全按丁征收。

　　李渊建立唐朝后，武德二年（619）二月制，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此外不得横有调敛。武德七年四月，又颁新的赋役令，规定：每丁纳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每年交纳绫（或绢、絁）二丈、绵三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折绢三尺。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皆免，正役和加役总数最多不能超过五十天。赋役令还规定：遇有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十分损六以上免调。十分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这就是租庸调制的主要内容。以后虽不断修订，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但上述基本内容一直未变。（参见彩图插页第48页）

　　唐朝赋役令还规定，五品以上高级官僚及王公的亲属都可以按照品级在规定范围内免除赋役。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吏只免除其本人的课役。征发课役的原则是，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唐律禁止官吏在征发课役时违法及不均平。

　　租庸调由县尉负责征收。庸调绢每年八月开始收敛，九月从州运往京城和指定地点，租则根据各地收获的早晚进行征收，十一月开始运送。一般是物之精和地之近者运往京城，送交司农、太府、将作、少府等寺监。物之固者与地之远者则送交边军及都护府以供军用。

　　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唐高宗、武则天以后，直到唐玄宗统治期间，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土地，按丁征收的租庸调逐步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的佃户。租庸调制与当时的土地占有情况日益不相适应。到了玄宗天宝（742～756）年间“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甚至戍边死亡者也不为之除籍，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时，正式宣布废上租庸调制。

　　（吴宗国） 
　


    
族田义庄
  　　族田义庄

　　宋以后属于某一宗族所共有的土地。族田分两种，一种是由一个家族拨出一部分土地，征收地租，专作该家族祭祖开支的祭祀田，也叫祭产、祀田。这种祭祀田一般数量不大，但极为普遍。一种是由族内为官者、殷富者捐置或合伙捐置，用以接济贫穷，赈恤孤寡及协济族人读书应试的赡族田。这类族田又称义田、义庄。义庄原指掌管族田及租米分配的机构，后来不加区别，义庄和赡族田成为一个族姓土地的通称。

　　族田义庄创始于北宋范仲淹。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范仲淹在苏州长洲、吴县置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供给各房族人衣食、婚嫁和丧葬之用，始称“义庄”。范仲淹亲定规矩十三条，规定各房五岁以下男女，每人每天给白米一升；冬衣每人一匹，五到十岁减半。族人嫁娶、丧葬，则分等发给现钱。在以后续定规矩中，又规定义庄的经济管理有相对的独立性：尊长不得干预义庄掌管人依规办事；族人不得借用义庄的人力、车、船和器用，不得租佃义田，不得私自将义宅屋舍兑赁典当，不得占居会聚义仓。义庄不得典买本族族人土地。南宋时，范氏义庄田产逐渐增多。宋宁宗时，族人购置田产，另置“小庄”，以补义庄的不足。宋理宗赵昀时，义庄田产达三千多亩。

　　范氏义庄为宋代宗族置田开创了先例，各地官员竞相仿效。北宋吴奎、刘辉、李师中、韩贽、何执中，南宋史浩、楼、张浚、刘渊、熊庆胄及陈德高等，无不购置义庄。义庄田产的用途不仅在赡养本族族人，而且扩大到培养本族士人和赈济本地贫苦百姓。从此，建立义庄成为地主阶级维护宗族统治的一种手段。宋代以后，义庄更为盛行。（朱瑞熙）

　　族田义庄在元明时有所增加，但为数不多。清代两百多年间发展比较迅速，各省都有关于族田义庄的记载。江苏省以江南最多，如官僚地主聚居的吴县，见诸记载的义庄，明代以前只有数处，有田不超过万亩；清代已达五十九族姓，共有田六万三千七百一十九亩。江南五府一州数十县厅，族田义庄田额从低估计也有数十万亩。江西省族田义庄也很多，据乾隆二十九年（1704）调查，全省宗祠凡八千零九十三处，其中置有族田的六千七百三十九姓，从低估算每族姓按两百亩计，也达一百三十四万多亩。安徽省皖南族田最多，以徽州府而论，据1949年统计，全府耕地一百一十八万三千四百七十七亩，其中族田为十六万九千四百三十一亩，占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四还多，清代后期族田额与此当相去不远。据此估计，皖南四府一州二十余县，族田可能达数十万亩。广西族田，或谓道光末年平均每县有三万亩。广西共有八十多个州县厅，从低估计，全省族田也在百万亩以上。族田占比重最大的为广东省，清代前期，大户族田数千亩，小户数百亩。清代后期有所增加，光绪年间，或谓有的府县族田“粮额实占其邑之半”，所说可能夸大，但仍不失为族田数额巨大的具体反映。

　　族田义庄创建人多系“累世仕宦之家”，即官僚地主，也有少数富商。这类土地因系私人捐献，地权基本操在地主富户之手，他们凭借族田，通过租佃关系，操纵族众。剥削穷苦族人。这类族田相对稳定，一般不准买卖，并受到国家法令保护。清乾隆二十二年制定律例，盗卖族田照“盗卖官田律治罪”。

　　官绅地主创建族田义庄的目的是为了通过经济权力维护宗法关系，以巩固封建统治，因此受到封建政权的维护。明清时尤其是清代，伴随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宗法关系趋向松懈，或谓“自宗法不行，士大夫无以收其族，昭穆既远，视为路人”。针对上述变化，官绅地主建祠修谱，加强宗法关系，同时建置族田义庄，用经济手段约束族众。清人大倡“祠堂敬宗”、“义田收族”之说，即源于此。方苞在论述吴县范氏义庄时曾明确指出：范氏族姓宗法之所以长期持续不坠者，“盖以文正置义田，贫者皆赖以养，故教法可得而行也”。乾隆年间，章学诚谓创建义庄可以“补王政所穷”，即通过族田义庄强化宗法关系，起稳定封建秩序的作用。直到清代后期，冯桂芬说：“千百族有义庄，即千百族无穷民”，他的设想是推广族田义庄制，使“亿万户皆有庄可隶”，这样，广大农民都被控制在官绅地主所操纵的义庄之下，则“奸宄邪慝，无自而作”。所以，有清一代，在封建宗法关系趋向松懈、农村阶级分化加剧、社会秩序日益动荡的条件下，族田义庄曾成为地方行政的辅助，对封建统治起着一定维护作用。

　　（李文治） 
　


    
祖冲之
  　　祖冲之

　　（429～500）　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字文远。祖籍范阳逎县（今河北涞水），先世迁居江南。父祖皆谙熟天算，学识渊博，为时人所敬重。冲之少传家业，青年时代入华林学省，从事学术研究。此后，历仕刘宋、南齐，官至长水校尉。他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等方面都有重大成就。

　　在数学方面，祖冲之推算出圆周率π的不足近似值（朒数）3.1415926和过剩近似值（盈数）3.1415927，指出π的真值在盈、朒两限之间，即3.1415926＜π＜3.1415927，并用以校算新莽嘉量斛的容积。这个圆周率值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数学成就，直到15世纪阿拉伯数学家阿尔·卡西（al-Kāshī）和16世纪法国数学家韦达（1540～1603）才得到更精确的结果。祖冲之还确定了两个分数形式的圆周率值，约率π=22/7（≈3.14），密率π=355/113（≈3.1415929），其中密率是在分母小于1000条件下圆周率的最佳近似分数。密率为祖冲之首创，直到16世纪才被德国数学家奥托（1550～1605）和荷兰工程师安托尼兹（1543～1620）重新得到。在西方数学史上，这个圆周率值常被称为安托尼兹率。祖冲之和其子祖暅，在刘徽工作的基础上圆满解决了球体积计算问题。他们得到下列结果：“牟合方盖”（底径相等的两圆柱直交之公共部分）的体积等

　　推算过程中提出了“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二立体等高处截面积恒相等，则二立体体积相等）”原理。这个原理，直到17世纪才为意大利数学家卡瓦列利（1598～1647）重新提出，而被称为卡瓦列利原理，中国现在一般称为祖暅公理。据《隋书·律历志》记载，祖冲之对于二次方程和三次方程也有所研究。所著《缀术》一书，是著名的《算经十书》之一，曾被唐代国子监和朝鲜、日本用做算学课本，惜已失传。

　　在天文历法方面，祖冲之在长期观测、精确计算和对历史文献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创制了《大明历》。他最早把岁差引进历法，提高历法精确性，这是中国历法史上的重大进步。他还采用了391年有144个闰月的新闰周，突破了沿袭很久的19年7闰的传统方法。《大明历》中使用的数据，大多依据长期实测的结果，相当精确。按照祖冲之的数据计算，一个回归年的日数为365.24281481平太阳日。一个交点月的日数为27.21223平太阳日，关于木星（当时称岁星）每84年超辰一次的结论，相当于求出木星公转周期为11.858年。这些都非常接近现测数值。所推算的五大行星会合周期，也是当时最好的结果。他还发明用圭表测量冬至前后若干天的正午太阳影长以定冬至时刻的方法。这个方法也为后世长期采用。宋孝武帝大明六年（462），祖冲之上书刘宋朝廷，请求颁行《大明历》，但遭到皇帝宠臣戴法兴的反对。戴法兴指责引进岁差和改革闰周等违背了儒家经典，是“诬天背经”。祖冲之据理力争，针锋相对地写了一篇辩驳的奏章。他表示“愿闻显据，以核理实”，并引用历史文献和天象观测的大量事实，逐条批驳了戴法兴的论点。他明确指出天体运行“有形可检，有数可推”，是有规律的。科学在不断进步，人们不能“信古而疑今”，充分体现了一位科学家坚持真理，革旧创新的可贵精神。但是，祖冲之生前《大明历》未能颁行。后经祖暅三次上书朝廷，推荐《大明历》，终于在梁武帝天监九年（510）被采用颁行，前后行用八十年，对后世历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祖冲之是一位博学多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对于机械原理也很有研究。他曾设计制造水碓磨（利用水力加工粮食的工具）、铜制机件传动的指南车、一天能走百里的“千里船”和“木牛流马”等水陆运输工具。还设计制造过漏壶（古代计时器）和巧妙的欹器，并精通音律。他的著述很多，《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长水校尉祖冲之集》五十一卷，散见于各种史籍记载的有《缀术》、《九章算术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安边论》、《述异记》、《易老庄义》、《论语孝经释》等。其中大部分已失传，现在仅能见到《上大明历表》、《大明历》、《驳戴法兴奏章》、《开立圆术》等有限的几篇。其子祖暅、孙祖皓也都是南朝有名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为了纪念和表彰祖冲之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人们建议把密率355/113称为“祖率”，紫金山天文台已把该台发现的一颗小行星命名为“祖冲之”，在月球背面也已有了以祖冲之名字命名的环形山。（何绍庚） 
　


    
祖逖
  　　祖逖

　　（266～321） 东晋初有志于恢复中原而致力北伐的大将。字士稚。范阳逎县（今河北涞水）人，士族出身。少轻财好侠，后折节读书，与刘琨友好。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曾为齐王冏大司马掾，累官太子中舍人，东海王司马越任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母丧不赴。永嘉五年（311）匈奴族刘曜率汉军攻陷洛阳，晋怀帝被俘，中原大乱，祖逖率亲邻几百家避难南下，甘苦与共，被推为流徒的首领——行主。至泗口（今江苏清江北），镇东大将军司马睿任命他为徐州刺史，不久征为军咨祭酒，移居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书司马睿，力请北伐。建兴元年（313），司马睿以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只予一千人的粮食和三千匹布作为北伐物资，由其自募战士，自造兵器。他带着随他南下的部曲百余家北渡长江，中流击楫宣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至淮阴后，一面冶铸兵器。一面招募流散，得两千多人，进屯雍丘（今河南杞县）。当时，河南坞主（堡壁首领）各拥部曲自重，相互攻击，依违于石勒和晋朝之间，他派人招抚，共御石勒，进克谯城（今安徽亳州）。蓬陂坞主陈川势力较大，大掠豫州诸郡，被祖逖设伏击溃，将所掠子女财物各归原主，深得民心。陈川投石勒，祖逖率军伐陈，勒遣石虎领兵五万救援，祖逖数以奇兵击退进犯。石勒统治的镇戍多归附祖逖，北方晋室将领李矩、郭默、上官巳、赵固等也愿听从指挥，九年即收复黄河以南的大部土地。祖逖军纪严明；自奉俭约，不畜资产，劝督农桑，发展生产，深得百姓爱戴。历经丧乱的中原父老说：“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黄河北岸坞壁群众向祖逖密报石勒的活动，迫使不敢南犯。石勒遣书求互市，他虽不答，却任凭通商贸易，收利十倍。正当他营缮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秣马厉兵，积蓄力量，准备向北岸推进时，东晋王朝内部矛盾激化，王敦擅政。太兴四年（321），晋元帝司马睿派遣戴渊为征西将军、都督司、兖、豫、并、雍、冀六州诸军事、司州刺史，以监督祖逖。祖逖忧虑王敦和东晋政权对立，内乱爆发，北伐难成，当年，忧愤死于雍丘。他收复的土地又被石勒攻占。（杨廷福） 
　


    
《罪惟录》
  　　《罪惟录》

　　统记明代史事的纪传体史书。明末清初史学家查继佐（1601～1676）撰。查氏字伊璜，一字敬修，号兴斋，人称东山先生或朴园先生。浙江海宁人。明末举人。明亡后更名省，又隐姓名为左尹非人，坚持反清立场，谓必明室再兴之后，始恢复原姓名。曾参加南浔庄廷■纂修明崇祯十六年（1644）起作明史，到清康熙十一年（1672）易稿数十次，毕一生之力成书。原名《明书》，后因遭庄氏史狱（见文字狱）牵连，以“获罪惟录书”而署书名，故名《罪惟录》。原书分帝纪二十二卷，志三十二卷，列传三十六卷，次序纷乱，后由张宗祥、姜佐禹等人整理，分别部居，编次前后，写成目录，定为一百零二卷。与《明史》相比，该书多南明诸帝纪；志的部分也较细，设有《土田志》、《贡赋志》、《屯田志》等；传的部分为以事立传，不以人立传，与传统写法不同。另外还列有台湾专目。该书所记，始于洪武迄于南明弘光、隆武、永历、鲁王以海、韩本铉各代，记农民起义之事尤较他书为详。是研究明代，包括南明历史的比较有系统的资料。

　　该书写成后，即复壁深藏，秘不示人，冀以免祸。原稿涂抹殆遍，不可卒读。辛亥革命后，始见于世，藏于吴兴刘氏嘉业堂。1936年，商务印书馆据该藏本影印出版，收于《四部丛刻》三编中。

　　（谢国桢　韦祖辉） 
　


    
遵化铁冶
  　　遵化铁冶

　　明代官营铁冶规模最大，投产时间最长的铁厂，位于北直隶蓟州境内遵化县（今属河北）西八十里。隶工部，先后设工部主事和郎中主管厂务。

　　永乐迁都后，铁的需求量增加，遵化铁冶得到长足发展。宣德（1426～1435）时工部造军器，即命取遵化铁二十万斤。正统年间（1436～1449）“略足供工部之用”。成化十九年（1483）起，岁运北京三十万斤。正德四年（1509），炼钢铁共计七十余万斤。嘉靖八年（1529）以后，每年炼生熟铁四十余万斤。其铁炉深一丈二尺，日出铁四次，产品除生熟铁，还有钢铁。

　　冶铁厂所用劳力称“夫”、“匠”，包括征召的民夫民匠和蓟州六卫所属军夫军匠以及少量囚犯。永乐年间，各类夫匠达二千五百六十余人。其中民夫一千三百名，民匠两百名，军夫九百二十四名，军匠七十名。弘治以后，夫匠显著减少，嘉靖七年，夫匠减至一千五百名，其中轮班匠四百一十名。各类匠夫待遇和参加劳动时间不等。军夫军匠全年劳动，月支口粮六斗，行粮三斗，外加少量衣着；轮班匠按季轮流备办柴炭铁砂；民夫民匠系未完全脱离生产的农民，则于当年十月上工，次年四月放工。劳动期间月支口粮三斗，放工期间停付。铁厂所需柴炭，原由蓟州等州县山场供给；嘉靖五年后，采柴山场租给民间，改征收银两，买炭使用。万历元年（1573），开始大量裁减夫匠。民夫民匠改征价银。九年正式宣布封闭遵化山场，并裁革官员，额设民夫民匠价银和柴炭山场地租银，均征收解部，买铁支用。官营铁冶业至此基本结束。此后明朝政府买铁制造铁器。

　　（从翰香） 
　


    
左联
  　　左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通称。现代文学艺术团体。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要求成立联合团体，以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左联遂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其宗旨是联合一切进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和推动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先后担任过左联领导的有鲁迅、夏衍、田汉、茅盾、冯雪峰、丁玲、胡风等。左联在组织上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内有中共组织的“党团”，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先后担任过党团书记。左联盟员起初有五十多人，后发展到数百人，包括作家、教师、学生、职员等。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文学》、《文学月报》等。左联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批评各种错误文艺观点，批判国民党的反动文艺政策。因此，它一成立，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镇压，从取缔组织、查禁书刊，直到通缉、拘捕、杀害盟员和革命文艺工作者。1931年2月7日，左联成员柔石、胡也频、殷夫、冯铿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当局秘密处决。其后，不断有左联成员被逮捕、杀害。但左联仍顽强战斗，并陆续建立了北平左联、东京分盟、天津支部及各地小组等分支机构。左联成员在创作上取得了很大成就，体现了鲜明的时代色彩，尤以茅盾、丁玲的小说，田汉、夏衍的剧作产生了广泛影响。左联还培养了一批文学新人，如沙丁、艾芜、艾青等。在中共领导下，左联与其他革命团体一起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培养了一支革命文艺大军，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但由于受到中共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左联工作中也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错误倾向，创作上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点。1936年春，为适应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左联自行解散。

　　（汪朝光） 
　


    
左丘明
  　　左丘明

　　见《左传》。 
　


    
《左传》
  　　《左传》

　　旧说与《公羊传》、《谷梁传》同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实为记载春秋历史的重要史学名著。亦称《左氏春秋》、《春秋左氏传》、《春秋内传》。传为春秋末鲁人左丘明作，实际成书时间当在战国中期。春秋时中国已有专职史官用简练的文字记录重要史事的纲目，《春秋》就是流传下来的一种。另有称为瞽矇的盲史官，记诵、讲述有关这些题目的具体内容及远古传说，口耳相传以补充和丰富文字的记载，左丘明即为瞽矇之一。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魏国的孔门后学以《春秋》为纲，依据瞽矇的讲史记录《国语》和当时尚能见到的其他典籍《夏训》、《商书》、《周志》、《郑书》等，编成了《左传》这部丰富多采的中国古代编年史。从内容来看，该书应属战国中期作品，不可能成于比孔子尚早的左丘明之手，但其主体可能是左丘明讲述的史事，因而最后的编订者才以他主名。

　　《左传》是通过叙述春秋时的具体史事来说明《春秋》所记录的纲目的。如在《春秋》鲁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的题目下，《左传》就用五百多字介绍了郑伯（即郑庄公），他的父亲郑武公、母亲武姜、弟弟共叔段，以及他们相互间的感情纠葛和权力斗争；反映了春秋初期宗法制败坏，贵族内部大宗同旁支的较量；突出了武姜的溺爱纵容、共叔段的骄横扩张，以及郑伯的深沉有谋、颇得臣民拥戴，所以能一举挫败共叔段经营多年的叛乱活动，迫使他逃亡，从而加强了君权，为其后郑国的强盛和庄公的小霸打下基础。从而解释了《春秋》中这六个字所包含的褒贬。很显然，只有通过《左传》介绍的史事，才能真正理解《春秋》这些标题目录的全部意义。所以说“《左氏传》于《经》，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

　　《左传》不仅记载了春秋时代许多重要史事，还保存了前此的若干传说古史。有些记述已反映出某些进步的思想，如轻视鬼神而注重人事，强调君主忠于人民管好国家等。同时，它也显示出春秋时政治思想的一些特点，如不承认统一的专制君权，宣扬君臣为共同的国家利益而结合，双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主张臣民绝对效忠于君主。

　　《左传》在西汉时属“古文经”，并成为“古文经”中的主要经典。由于汉代经学家的门户之见，它长期不能立于官学，未取得设置博士的合法地位。但由于它本身的学术价值，却能在民间广泛流行，并得到不少著名学者的研习和赞赏（见经今古文学）。西晋杜预作《春秋经传集解》，始将《春秋》与《左传》合编为一书，博采汉儒解说，考订异同，自成专门之学。其后《左传》的地位逐渐超过《公羊传》和《谷梁传》。唐人孔颖达作疏，一遵杜注。清人洪亮吉作《春秋左传诂》，则对杜注多所指摘。又有刘文淇等作《春秋左传旧注疏证》，搜罗前人注释最富，惜未完成。近人杨伯峻作《春秋左传注》，简明适用。

　　参考书目

　　徐中舒：《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左传选》后序，中华书局，北京，1963。

　　珂罗倔伦著，陆侃如译：《左传真伪考》，新月书店，上海，1927。

　　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罗世烈） 
　


    
左宗棠
  　　左宗棠

　　（1812～1885） 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重要首领。字季高，一字朴存，号湘上农人。湖南湘阴人。1832年（道光十二年）中举。后屡次会试不第，遂绝意仕进，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

　　1851年（咸丰元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后又加四品卿衔。

　　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五千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同治元年），以衢州（今浙江衢县）为基地进攻浙地。同时，联络入浙外国侵略军，组成中法混合军，称“常捷军”，并扩充中英混合军。次年，命为闽浙总督，仍兼巡抚事。1864年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论功，封一等恪靖伯。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1866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今梅县）。

　　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加给练兵，尤以为海禁开，非制备船械不能图自强。1864年，在浙江仿造小轮船。1866年上疏奏请设局监造轮船，获准试行，即于福州马尾择址办船厂，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派员出国购买机器、船槽，并创办求是堂艺局（亦称船政学堂），培养造船技术和海军人才。旋改任陕甘总督，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一年后，福州船政局（亦称马尾船政局）正式开工，成为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1867年，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次年，追击西捻军至直隶（约今河北）、山东，会同李鸿章军全部平灭之。后再返西北，五年间先后攻破宁州（今甘肃宁县）董志原、灵州（今宁夏灵武）金积堡、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肃州（今甘肃酒泉）等回军重要据点，残酷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1873年，命以陕甘总督协办大学士，晋东阁大学士。陕甘任间，继续从事洋务，创办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后者为我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

　　1875年（光绪元年），清政府内部发生“海防”和“塞防”的争论。时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侵占新疆大部分地区，俄国占据伊犁地区，日本派兵窥伺台湾，西北边塞和东南沿海防务均告危急；李鸿章等认为两者“力难兼顾”，主张放弃塞防，将“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力表异议，指出西北“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尤其招致英、俄渗透。是年5月，奉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1876年，驻肃州指挥多路军讨伐阿古柏，确定“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7月克乌鲁木齐，次年1月占和阗（今和田），收复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因功晋封二等侯。随即上疏建议新疆改设行省，以收长治久安之效。1879年中俄伊犁交涉时，抨击崇厚一任俄国要求，轻率定议约章，丧权失地，主张“先之以议论”，“决之于战阵”。1880年春，在新疆部署兵事，出肃州抵哈密。1881年初，中俄《伊犁条约》签定，应诏至北京任军机大臣兼在总理衙门行走，管理兵部事务。同年夏，调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1884年3月，因目疾辞免两江总督职。6月，奉召入京，再任军机大臣。时值中法战争，法国舰队在福州马尾击溃福建水师，遂奉命以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11月抵福州后，积极布防，并组成“恪靖援台军”东渡台湾。1885年病故于福州，赠太傅，谥文襄。著有《楚军营制》（附条规），其奏稿、文牍等辑为《左文襄公全集》。

　　参考书目

　　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岳麓书社，长沙，1982。

　　（陈铮）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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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杂户
 杂史
 杂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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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布
 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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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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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赤
 站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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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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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士诚
 张世杰
 张汤
 张廷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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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秀眉
 张学良
 张勋复辟
 张仪
 张议潮
 张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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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惇
 章嘉呼图克图
 章开沅
 章学诚
 长孙无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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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昭武九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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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
 赵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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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高
 赵恒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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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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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惟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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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联
 左丘明
 《左传》
 左宗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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